你在今天還在昨天 正文 感 激
    有一種情愫叫做感激。

    有一句話是「謝謝」。

    在年頭臨近年尾將終的日子裡,最是人忙於做事的時候。彷彿有些事不加緊做完,便是一年的遺憾似的。

    而在如此這般的日子裡,我卻往往心思難定,什麼事也做不下去。什麼事也做不下去我就索性什麼事也不做。惟有一件事是不由自主的,那就是回憶。朋友們都說這可不好。這就是懷舊呀。懷舊更是老年人的心態呀!

    我卻總覺得自己的回憶與懷舊是不太一樣的。總覺得自己的回憶中有某種重要的東西。它們影響著我的人生,決定著我的人生的方方面面是現在的形態,而不是另外的形態。

    有一天我忽然明白了,我之所以頻頻回憶,實在是因為我內心裡漸漸充滿了感激。這感激是人間的溫情從前播在一個少年心田的種子。我由少年而青年而中年,那些種子就悄悄地如春草般在我心田上生長……

    我感激父母給我以生命。我將孝而未來得及更周到地盡孝的年齡,他們先後故去,在我內心造成很大的兩片空白。這是任什麼別的事物都無法填補的空白。這使我那麼哀傷。

    我感激我少年記憶中的陳大娘。她常使我覺得自己的少年時期曾有兩位母親。在我們那個大院裡,我們兩家住在最裡邊,是隔壁鄰居。她年輕時就守寡,靠賣冰棍拉扯兩個女兒一個兒子長大成人。童年的我甚至沒有陳大娘家和我家是兩戶人家的意識區別。經常的,我闖入她家進門便說:「大娘,我媽不在家,家裡也沒吃的,快,我還要去上學呢!」

    於是大娘一聲不響放下手裡的活,掀開鍋蓋說:「喏,就有倆窩窩頭,你吃一個,給正子留一個。」——正子是他的兒子,比我大四五歲,飯量也比我大得多。那正是飢餓的年代。而我卻每每吃得心安理得。

    後來我們那個大院被動遷,我們兩家分開了。那時我已是中學生,下午班每提前上學,去大娘家。大娘一看我臉色,便主動說:「又跟你媽賭氣了是不是?準沒在家吃飯!稍等會兒,我給你弄口吃的。」

    仍是飢餓的年代。

    我照例吃得心安理得。

    少不更事,從不曾對大娘說過一個謝字。甚至,心中也從未生出過感激。

    有次,在路口看見賣冰棍的大娘受惡青年欺辱,我一條兇猛的狼狗似的撲上去和他們打,咬他們手。我心中當時憤怒到極點,彷彿自己的母親受欺辱……

    那便算是感激的另一種方式。也僅那麼一次。

    我下鄉後再未見到過陳大娘。

    我落戶北京後她已去世。

    我寫過一篇小說是《長相憶》——可我多願我表達感激的方式不是小說,不是曾為她和力不能抵的惡青年們打架,而是執手當面地告訴她——大娘……

    由陳大娘於是自然而然地憶起淑琴姐。她是大娘的二女兒,是我們那條街上頂漂亮的大姑娘。起碼在我眼裡是這樣。我沒姐姐,視她為姐姐。她關愛我,也像關愛一個弟弟。甚至,她談戀愛,去公園幽會,最初幾次也帶上我,充當她的小伴郎。淑琴姐之於我的人生的意義,在於使我對於女性從小培養起了自認為良好的心態。我一向懷疑「男人越壞,女人越愛」這種男人的邏輯真的有什麼道理。淑琴姐每對少年的我說:「不許學那些專愛在大姑娘面前說下流話的壞小子啊!你要變那樣,我就不喜歡你了!」——男人對女人的終生的態度,據我想來,取決於他能不能有幸在少年時代就得到種種非血緣甚至也非親緣的女人那一種長姐般的有益於感情質地形成的呵護和關愛。以及從她們那兒獲得怎樣的潛移默化的教育。我這個希望自己有姐姐而並沒有的少年,從陳大娘的漂亮的二女兒那兒幸運地都獲得過。似姐非姐的淑琴姐當年使我明白——男人對於女人,有時僅僅心懷愛意是不夠的,而加入幾分敬意是必要的。我對女性的情感形成過程,從小是比較自然飽滿的,也幾乎是完全自由的。這不僅是幸運,何嘗不是幸福?

    細細想來,我怎能不感激淑琴姐?

    她使當年是少年的我對於女性情感呵護和關愛的需要,有了溫馨、美好又健康的獲得。

    六二年我的家加入到另一個區另一條街上的另一個大院。一個在五八年由女工們草草建成的大院。房屋的質量極其簡陋。九戶人家中七戶是新鄰居。

    那是那一條街上鄰里關係非常和睦的大院。

    這一點不唯是少年的我的又一種幸運,也是我家的又一種幸運。鄰里關係的和睦,即或在後來的「文革」時期,也絲毫不曾受外界騷亂的滋擾和破壞。我的家受眾鄰居們幫助多多。尤其在我的哥哥精神分裂以後,倘我的家不是處在那一種和睦的互幫互助的鄰里關係中,日子就不堪設想了。

    我永遠感激我家當年的眾鄰居們!

    後來,我下鄉了。

    我感激我的同班同學楊志松。他現在是《大眾健康》的主編。在班裡他不是和我關係最好的同學,只不過是關係比較好的同學。我們是全班下鄉的第一批。而且這第一批只我二人。我沒帶褥子,與他合鋪一條褥子半年之久。親密的關係是在北大荒建立的。有他和我在一個連隊,使我有了最能過心最可信賴的知青夥伴。當人明白自己有一個在任何情況之下都絕不會出賣自己的朋友的時候,他便會覺得自己有了一份特殊的財富。實際上他年齡比我小幾個月。我那時是班長。我不習慣更不喜歡管理別人。小小的權力和職責反而使我變得似乎軟弱可欺。因為我必須學會容忍制怒。故每當我受到挑釁,他便往往會挺身上前,厲喝一句——「幹什麼?想打架嗎?!」

    我也感激我另外的三名同班同學王嵩山、王玉剛、張雲河。他們是「文革」中的「散兵游勇」,半點兒也不關心當年的「國家大事」。下鄉前我為全班同學做政治鑒定,我力陳他們其實都是政治上多麼「關心國家大事」的同學,惟恐一句半句不利於肯定他們「政治表現」的評語影響他們今後的人生。為此我和原則性極強的年輕的軍宣隊班長爭執得面紅耳赤。他們下鄉時本可選擇離哈爾濱近些的師團。但他們專執一念,願望只有一個——我和楊志松在哪兒,他們去哪兒。結果在深夜被卡車載到了兵團最偏遠的山溝裡。見了我和楊志松的面,還都歡天喜地得忘乎所以。

    他們的到來,使我在知青的大群體中,擁有了感情的保險箱。而且,是絕對保險的。在我們之間,友情高於一切。時常,我腳穿的是楊志松的鞋;頭上戴的是王嵩山的帽子;棉襖可能是王玉剛的;而褲子,真的,我曾將張雲河的一條新棉褲和一條新單褲都穿成舊的了。當年我知道,在某些知青眼裡,我也許是個喜歡佔便宜的傢伙。但我的好同學們明白,我根本不是那樣的人。他們格外體恤我捨不得花錢買衣服的真正原因——為了治好哥哥的病,我每月盡量往家裡多寄點兒錢……

    後來楊志松調到團部去了。分別那一天他鄭重囑咐另外三名同學:「多提醒曉聲,不許他寫日記,開會你們坐一塊兒,限制他發言的衝動。」

    再後來王嵩山和王玉剛調到別的師去了。

    張雲河調到別的連當衛生員去了。

    一年後楊志松上大學去了……我陷入了空前的孤獨……

    此時我有三個可以過心的朋友——一個叫吳志忠,是二班長;一個叫李鴻元,是司務長;還有一個叫王振東,是木匠。都是哈爾濱知青。

    他們對我的友情,及時填補了由於同班同學先後離開我而對我的情感世界造成的嚴重塌方……

    對於我,僅僅有友情是不夠的。我是那類非常渴望思想交流的知青。思想交流在當年是很冒險的事。我要感激我們連隊的某些高中知青。和他們的思想交流使我明白——我頭腦中對當年現實的某些質疑,並不證明我思想反動,或瘋了。如果他們中僅僅有一人出賣了我,我的人生將肯定是另外的樣子。然而我不曾被出賣過。這是很特殊的一種人際關係。因為我與他們,並不像與我的四名同班同學一樣,彼此有著極深的感情作為關係的前提和基礎。在我,近乎人性的分裂——感情給我的同班同學,思想卻大膽地向高中知青們坦言。他們起初都有些吃驚,也很謹慎。但是漸漸的,都不對我設防了。「九?一三」事件以後,我和他們交流過許多對國家,當然也是對我們自身命運的看法。

    真的,我很感激他們——他們使我在思想上不陷於封閉的苦悶……

    我還感激我的另外兩名好同學——一個叫劉樹起,一個叫徐彥。劉樹起在我下鄉後去了黑龍江省的饒河縣插隊;徐彥因母親去世,妹妹有病,受照顧留城。一般而言,再好的中學同學,一旦天南地北,城裡農村,感情也就漸漸淡了。即或夫妻,兩地分居久了,還會發生感情的變異呢!

    但我和他們二人之間的感情,卻相當不可思議,因為分離而感情更深。凡三十餘年間,彷彿在感情上根本就不曾被分開過,故我每每形容,這是我人生的一份永不貶值的「不動產」。

    我感激我們連隊小學校的魏老師夫妻。魏老師是六六年轉業北大荒的老戰士,吉林人。他妻子也是吉林人。當年他們夫妻待我如兄嫂,說對我關懷備至絲毫也不誇大其詞。離開北大荒後我再未見到過他們。魏老師九五年已經病故,我每年春節與嫂子通長途問安……

    七一年我調到了團部。

    我感激宣傳股的股長王喜樓。他是現役軍人,十年前病故。他使宣傳股像一個家,使我們一些知青報導員和幹事如兄弟姐妹。在宣傳股的一年半對我而言幾乎每天都是愉快的。如果不每每憂慮家事,簡直可以說很幸福。宣傳股的姑娘們個個都是品貌俱佳的好姑娘,對我也格外友好。友好中包含著幾分真摯的友愛。不知為什麼,股裡的同志都拿我當大孩子。彷彿我年齡最小,彷彿我感情最脆弱,彷彿我最需要時時予以安慰。這可能由於我天性裡的憂鬱,還可能由於我在個人生活方面一向瞎湊合。實事求是地說,我受到幾位姑娘更多的友愛。友愛不是愛,友愛是親情之一種。當年,那親情營養過我的心靈,教會我怎樣善待他人……

    我感激當年兵團宣傳部的崔幹事。他培養我成為兵團的文學創作員。他對於改變我的人生軌跡起重要的作用。他就是我的小說《又是中秋》中的「老隋」。

    他現因經濟案被關押在哈爾濱市的監獄中。

    雖然他是犯人,我是作家——但我對他的感激此生難忘。如果他的案件所涉及的僅是幾萬,或十幾萬,我一定替他還上。但據說兩三百萬,也許還要多。超出了我的能力。每憶起他,心為之愴然。

    我感激木材加工廠的知青們——當我被懲處性地「精簡」到那裡,他們以友愛容納了我。在勞動中盡可能地照顧我。僅半年內,就推薦我上大學。一年後,第二次推薦我。而且,兩次推薦,選票居前。對於從團機關被「精簡」到一個幾乎陌生的知青群體的知青,這一般情況下是根本沒指望的。若非他們對我如此關照,我後來上大學就沒了前提。那時我已患了肝炎,自己不知道,只覺身體虛弱,但仍每天堅持在勞動最辛苦的出料流水線上。若非上大學及時解脫了我,我的身體某一天肯定會被超體能的強勞動壓垮……

    我感激復旦大學的陳老師。這位生物系抑或物理系的老師的名字我至今不知。實際上我只見過他兩面。第一次在團招待所他住的房間,我們之間進行了一個多小時的談話,算是「面試」。第二次在復旦大學。我一入學就住進了復旦醫務室的臨時肝炎病房。我站在二樓平台上,他站在樓下,仰臉安慰我……

    任何一位招生老師,當年都有最簡單乾脆的原則和理由,取消一名公然嘲笑當年文藝現狀的知青入學的資格。陳老師沒那麼做。正因為他沒那麼做,我才有幸終於成了復旦大學的「工農兵學員」——而這個機會,對我的人生,對我的人生和文學的關係,幾乎是決定性的。

    如果說,我的母親用講故事的古老方式無意中影響了我對故事的愛好,那麼——崔幹事、木材加工廠的知青們、復旦大學的陳老師,這三方面的綜合因素,將我直接送到了與文學最近的人生路口。他們都是那麼理解我愛文學的心。他們都是那麼無私地成全我。如果說,在所謂人生的緊要處其實只有幾步路這句話是正確的,那麼他們是推我跨過那幾步路的恩人。

    我感激當年復旦大學創作專業的全體老師。七四年至七七年,是中國政治風雲變幻莫測的三年。我在這樣的三年裡讀大學,自然會覺壓抑。但於今回想,創作專業的任何一位老師其實都是愛護我的。翁世榮老師、秦耕老師、袁越老師又簡直可以說對我有點庇護。教導員徐天德老師在具體一兩件事上對我曾有誤解。但誤解一經澄清,他對我仍一如既往地友愛誠懇。這也是很令我感激的……

    我感激我的大學同學杜靜安、劉金鳴、周進祥。因為思想上的壓抑,因為在某些事上受了點兒冤屈,我竟產生過收拾行李一走了之的念頭。他們當年都曾那麼善意又那麼耐心地勸慰過我。所謂「良言令人三月暖」。他們對我的友愛,當年確實使我備感溫暖。我和小周,又同時是入黨的培養對象。而且,據說二取一。這樣的兩個人,往往容易離心離德,終成對頭。但幸虧他是那麼明事明理的人,從未視我為妨礙他重要利益的人。記得有一天傍晚,我們相約在校園外散步,走了很久,談了很多。從父母談到兄弟姐妹談到我們自己。最後我們達成了這樣的共識——我們天南地北走到一起,實在是一種人生的緣分。我們都要珍惜這緣分。至於其他,那非我們自己探臂以求的,我們才不在乎!從那以後到畢業,我們對入黨之事超之度外,彼此真誠,友情倍深。

    我感激北影。我在北影的十年,北影文學部對我任職於電影廠而埋頭文學創作,一向理解和支持,從未有過異議。

    我感激北影十九號樓的眾鄰居。那是一幢走廊骯髒的筒子樓。我在那樓裡只有十三平米的一間背陰住房。但鄰居們的關係和睦又熱鬧,給我留下許多溫馨的記憶……

    我也感激童影。童影分配給了我寬敞的住房,這使我總覺為它做的工作太少太少……

    我感激王姨——她是母親的乾姊妹。在我家生活最艱難的時日,她以女人對女人的同情和善良,給予過母親許多世間溫情,也給予過我家許多幫助……

    我感激北影衛生所的張姐——在父親患癌症的半年裡,她次次到我家為父親打針,並細心囑我怎樣照料父親……

    我感激北影工會的鮑嬸、老放映員金師傅、文學部的老主任高振河——父親逝世後,我已調到童影,但他們卻仍為父親的喪事操了許多心……

    我也要感激我所住的四號樓的幾位老阿姨們。母親在北京時,她們和母親之間建立了很深的感情,給了母親許多愉快的時光……

    我還要感激我母親的乾兒女單雁文、遲淑珍、王辰鐸、小李、秉坤等等。他們帶給母親的愉快,細細想來,只怕比我帶給母親的更多……

    我還要感激我哥哥的初中班主任王鳴歧老師。她對哥哥像母親對兒子一樣。哥哥患精神病後,其母愛般的老師感情依然。凡三十餘年間不變。每與人談及我的哥哥,必大動容。王老師已於兩年前病逝……

    我還要感激我的班主任孫淑珍老師,以及她的丈夫趙老師——當年她是我們的老師時才二十二三歲。她對我曾有所厚望。但哥哥生病後,我開始厭學,總想為家庭早日工作。這使她一度對我特別失望。然恰恰是在「文革」中,她開始認識到我是她的一名較有獨立思想的學生,因而我又成了她最為關心的幾個學生之一……

    我還要感激我哥哥的高中同學楊文超大哥。他現在是哈爾濱一所大學的教授。我給弟弟的一封信家鄉的報轉載了。文超大哥看後說——「這肯定是我最好的高中同學的弟弟無疑!」於是主動四處探問我三弟的住址,親自登門,為我三弟解決了工作問題——事實上,楊文超、張萬林、滕賓生,加上我的哥哥,當年也確是最要好的四同學。曾使他們的學校和老師引以為榮。同學情深若此,不枉同學二字矣!

    我甚至要感激我家當年所屬派出所的兩名年輕警員——一姓巽,一姓童。說不清究竟是什麼原因,他們做片警時,一直對母親操勞支撐的這個破家,給予著溫暖的關懷……

    還有許許多多我應該感激的人,真是不能細想,越憶越多。比如哈爾濱市委前宣傳部長陳鳳琿,比如已故東北作家林予,都既不但有恩德於我,也有恩德於我的家。

    在一九九八年底,我回頭向自己的人生望過去,不禁訝然,繼而肅然,繼而內心裡充滿一大片感動!怎麼,原來在我的人生中,竟有那麼多那麼多善良的好人幫助過我,關懷過我,給予過我持久的或終身難忘的世間友愛和溫情嗎?

    我此前怎麼竟沒意識到?

    這一點怎可被我漠視?

    沒有那些好人,我將是誰?我的人生將會怎樣?我的家當年又會怎樣?

    我這個人的一生,卻實際上是被眾多的好人是被種種的世間溫情簇擁著走到今天的啊!

    我憑什麼獲得著如此大的幸運而長久以來麻木地似乎渾然不覺呢?

    虧我今天還能頓悟到這一點!

    這頓悟使我心田生長一派感激的茵綠草地!

    生活,我感激你賜我如此這般的人生大幸運!

    我向我人生中的一切好人三鞠躬!

    讓我借歌中的一句話,在一九九八年底祝好人一生平安!

    我想——心有感激,心有感動,多好!因為這樣一來,人生中的另外一面,比如嫌惡、憎怨、敵意、細碎芥蒂,就顯得非常小氣、淺薄和庸人自擾了……

    再祝好人一生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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