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以為自己是缺少父愛情感的男人。
結婚後，我很怕過早負起父親的責任。因為我太愛安靜了。一想到我那十一平方米的家中，響起孩子的哭聲，有個三四歲的男孩兒或女孩兒滿地爬，我就覺得簡直等於受折磨，有點兒毛骨悚然。
妻子初孕，我堅決主張「人流」。為此她備感委屈，大哭一場——那時我剛開始熱衷於寫作。哭歸哭，她妥協了。
妻子第二次懷孕，我鄭重地聲明：三十五歲之前決不做父親。她不但委屈而且憤怒了，我們大吵一架——結果是我妥協了。
兒子還沒出生，我早說了無窮無盡的抱怨話。倘他在母腹中就知道，說不定會不想出生了。妻臨產的那些日子，我們都惴惴不安，日夜緊張。
那時，妻總在半夜三更覺得要生了。已記不清我們度過了幾個不眠之夜，也記不清半夜三更，我攙扶著她去了幾次醫院。馬路上不見人影，從北影到積水潭醫院，一往一返慢慢地小小心心地走，大約三小時。
每次醫生都說：「來早了，回家等著吧！」
妻子哭，我急，一塊兒哀求。哀求也沒用。
始終是那麼一句話——「回家等著，沒床位。」
有一夜，妻看上去很痛苦，但她咬緊牙關，一聲不吭。她大概因為自己老沒個準兒，覺得一次次地折騰我，有點兒對不住我。可我看出的確是「刻不容緩」了——妻已不能走。我用自行車將她推到醫院。
醫生又訓斥我：「怎麼這時候才來？你以為這是出門旅行，提前五分鐘登上火車就行呀！」
反正你要當父親了，當然是沒理可講的事了。
總算妻子生產順利，一個胖墩墩的兒子出世了。
而我是半點兒喜悅也沒有的，只感到舒了口氣，卸下了一種重負。好比一個人的頭被按在水盆裡，連嗆幾口之後，終於抬了起來……
兒子一回家，便被移交給一位老阿姨了。我和妻住辦公室。一轉眼就是兩年。兩年中我沒怎麼照看過兒子。待他會叫「爸爸」後，我也發自內心地喜愛過他，時時逗他玩一陣。但是從所謂潛意識來講是很自私的——為著解悶兒。心裡總是有種積怨，因為他的出生，使我有家不能歸，不得不棲息在辦公室。
夏天，我們住的那幢筒子樓，周圍環境骯髒。一到晚上，蚊子多得不得了。點蚊香，噴藥，也是起不了多大作用的。蚊子似乎對蚊香和蚊藥有了很強的抵抗力。
有天早晨我回家吃早飯，老阿姨說：「幾次叫你買蚊帳，你總拖，你看孩子被叮成什麼樣了？你真就那麼忙？」
我俯身看兒子，見兒子遍身被叮起至少三四十個包，臉腫著。可他還衝我笑，叫「爸……」我正趕寫一篇小說，突然我認識到自己太自私了。我抱起兒子落淚了……
當天我去買了一頂五十多元的尼龍蚊帳。上海文藝出版社的編輯修曉林初次到我家，沒找到我。又到了辦公室，才見著我。我挺興奮地和他談起我正在構思的一篇小說，他打斷我說：「你放下筆，先回家看看你兒子吧，他發高燒呢！」
我一愣，這才想起——我已在辦公室廢寢忘食地寫了兩天。兩天內吃妻子送來的飯，沒回過家門——
從這些方面講，我真不是一位好父親。如今兒子已經五歲了。我也已經三十九歲半了。人們都說兒子是個好兒子。許多人非常喜歡他。我的生活中，已不能沒有他了。我欠兒子的責任和義務太多。至今我覺得對兒子很內疚。我覺得我太自私。但正是在那一兩年內，我艱難地一步步地向文壇邁進。對兒子的責任和自己的責任，於我，當年確是難以兩全之事。
兒子愛畫畫，我從未指導過他。儘管我也曾愛畫畫，指導一個五歲多的孩子，那點兒基礎還是夠用的。
兒子愛下象棋。我給他買了一副象棋，卻難得認真陪他「殺一盤」。他常常哀求：「爸爸，和我殺一盤行不行啊？」結果他養成了自己和自己下象棋的習慣。
記得我有一次到幼兒園去接兒子，阿姨對我說：「你還是作家呢，你兒子連『一』都寫不直，回家好好下功夫輔導他吧！」
從那以後，我總算對兒子的作業較為關心。但要輔導他每天寫完幼兒園的兩頁作業，差不多也得佔去晚上的兩個小時。而我尤視晚上的時間更為寶貴——白天難得安靜，讀書寫作，全指望晚上的時間。
兒子曾有段時間不願去幼兒園。每天早晨撒嬌耍賴，哭哭啼啼，想留在家裡。我終於弄明白，原來他不敢在幼兒園做早操。他太自卑，太難為情。以為他的動作，定是極古怪的，定會引起哄笑。
我便答應他，做早操時，到幼兒園去看他。我說話算話。他在院內做操，我在院外做操。有了我的奉陪，他的膽量壯了。
事後我問他：「如果你連當眾伸伸胳膊踢踢腿都不敢，將來你還敢幹什麼？比如看見一個小偷在公共汽車上扒人家腰包，你敢抓住他的手腕嗎？」
他沉吟許久，很嚴肅地回答：「要是小偷沒帶刀，我就敢。」
我笑了，先有這點兒膽量也行。
我又對他說：「只要你認為你是對的，誰也別怕。什麼也別怕！」
我希望我的兒子在這一點將來像我一樣。誰知道呢？
總而言之，我不是位盡職的父親。兒子天天在長大，今年就該上學了。我深知我對他的責任，將更大了。我要學會做一位好父親，去掉些自私，少寫幾篇作品，多在他身上花些精力。歸根到底，我的作品，也許都微不足道。但我教育出怎樣一個人交給社會，那不僅是我對兒子的責任，也是我對社會的責任。
我不希望他多麼有出息——這超出我的努力及我的願望。
我開始告訴兒子……
兒子九歲。明年上四年級。
我想，我有責任告訴他一些事情。
其實我早已這樣做了。
兒子愛畫。於是有朋友送來各種紙。兒子若自認為畫得不好，哪怕僅僅畫一筆，一張紙便作廢了。這使我想起童年時的許多往事。有一天我命他坐在對面，鄭重地嚴肅地告訴他——爸爸讀小學三年級的時候，從來沒見過一張這麼好的紙。爸爸小時候也愛畫。但所用的紙，是到商店去撿回來的，包裝過東西的，皺巴巴的紙。裁了。自己訂了。便是那樣的紙，也捨不得畫一筆就作廢的。因為並不容易撿到。那一種紙是很黑很粗糙的。鉛筆道畫上看不清。因為那叫「馬糞紙」……
「怎麼叫『馬糞紙』呢？……」
於是我給他講那是一個怎樣的年代。在那樣的一個年代，幾乎整整一代共和國的孩子們，都用「馬糞紙」。一流大學裡的教授們的講義，也是印在「馬糞紙」上的。還有書包，還有文具盒，還有彩色筆……哪一位像我這種年齡的父母，當年不得書包補了又補，文具盒一用幾年乃至十幾年呢？
……
「爸爸，我拿幾毛錢好嗎？」
「幹什麼？」
「想買一支雪糕吃。」
我同意了。幾毛錢就是七毛錢。因為一支雪糕七毛錢。
於是兒子接連每天吃一支雪糕。
有一天我又命他坐在對面，鄭重地嚴肅地告訴他——七毛錢等於爸爸或媽媽每天工資的一半。爸爸從小學一年級到六年級，總共吃了還不到三四十支——當然並非雪糕，而是「冰棍」。且是三分錢一支的。捨不得吃五分一支的。更不敢奢望一毛一支的。只能在春遊或開運動會時，才認為自己有理由向媽媽要三分錢或六分錢……
我對兒子進行類似的教育，被友人們碰到過幾次。當著我兒子的面，友人們自然是不好說什麼的。但背過兒子，皆對我大不以為然。覺得我這樣做父親，未免的煞有介事。甚至挖苦我是借用「憶苦思甜」的方法。
友人們的「批判」，我是極認真地想過的。然而那很過時的，可能被認為相當迂腐的方法，卻至今仍在我家裡沿用著。也許要一直沿用到兒子長大成人。打算在他乾脆將我的話當耳旁風的時候打住。
所幸現今我告訴了他的，竟對他起到了一定的影響。
一次，兒子把作業本拿給我看，虔誠地問：「爸爸，這一頁我沒撕掉。我貼得好嗎？」
那是跟我學的方法——從舊作業本上剪下一條格子，貼在了寫錯字的一頁上。
我是從來捨不得浪費一頁稿紙的，儘管是從公家領的。
那一刻我內心裡竟十分的激動。情不自禁地抱住他親了一下。
「爸爸，你為什麼哭呀？」
兒子困惑了。
我說：「兒子啊，你學會這樣，你不知爸爸多高興呢！」
我常常想，我們這一代人中的絕大多數，都是拉扯著我們父母的破衣襟，跟著共和國趔趄的步子走過來的。怎麼，我們的下一代消費起任何東西時的那種似乎理所當然和毫不吝惜的損棄之風，竟比西方富有之國富有之家的孩子們要甚得多呢？彷彿我們是他們的富有得不得了的爸爸媽媽似的。難道我們自己也荒誕到這麼認為了嗎？如果不，我們為什麼不告訴他們一些他們應該知道的事呢？
我的兒子當然可以用上等的複印紙習畫，可以有許多彩色筆，可以不必背補過的書包，可以想吃「紫雪糕」時就吃一支……
但他必須明白，這一切的確便是所謂「幸福」之一種了！
我可不希望培養出一個從小似乎什麼也不缺少，長大了卻認為這世界什麼什麼都沒為他準備齊全，因而只會抱怨乃至憎惡的人。
無憂無慮和基本上無所不缺，既可向將來的社會提供一個起碼身心健康的人，也可「造就」成一批少爺。
而這個國家這個民族，是再也養不起那麼多少爺的。現有的已經夠多的了！
難道不是嗎？
少爺小姐型的一代，是對任何一個國家一個民族最大的報應。而對一個窮國一個正在覺醒的民族，則簡直無異於是報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