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從小是一個敏感的孩子。這主要體現在自尊心方面。但我又是一個在自尊心方面容易並且經常受傷的孩子。一個窮孩子要維護住自己的自尊心，像一隻麻雀要孵化成功一枚孔雀蛋一樣難。
青少年時期我漸漸明白了一個道理，每一個人都能夠以自己的方式擁有友情。明白了這一個道理之後我便是一個不乏友情的少年了。我少年時期的友情都是用友善換來的。它的一部分牢固地延綿至今。
我感激文學。文學對中學時期的我最重要最有益的影響那便是——在潛移默化的熏陶之中接受了人性教育。我的中學的最後一年發生「文革」。我對自己較為滿意的是——我雖是「紅五類」、「紅衛兵」，但我在「文革」中與任何「紅衛兵」的劣跡無涉。我沒有以「革命」的名義歧視過任何人，更沒有以「革命」的名義傷害過任何人。恰恰相反，我以我當年僅能表現的方式，暗中有時甚至是公開地同情過遭到這樣那樣政治厄運的人。
「文革」對我最大的也最深刻的影響是——促使我以中學生的頭腦思考政治。無論是知青的六年多裡，亦或是「工農兵學員」的三年多裡，我都是一名對「四人幫」的專制採取抵牾態度的青年。這一點使我那樣一名默默無聞的知識青年，竟有幸與一些「另冊」知識分子建立了友情。這也同時是成為作家的我，後來為什麼不能成為「純粹為文學」的作家，某些作品總難免具有政治色彩的原因。
成為作家的我依然是敏感的。我曾相信成為作家的我，是足以有能力來朝自認為更好的方面培養自己的人格了。我曾說過——人格非人的外衣，也非人的皮膚，而是人的質量的一方面。
我承認我對關乎自己人格的事，以及別人對自己人格的評價是敏感的。正因為這樣，我承認——我常常以犧牲「自我」的方式，來換取別人對我的人格的讚許和肯定。這一點從好的方面講，漸漸形成了我做人的某些原則。那些原則本身絕對沒什麼問題；從不好的方面講，任何人刻意而求任何東西，其實都是不自然的。
我承認，我對文學和作家這一職業，曾一度心懷相當神聖的理解。因為文學曾對我有過那麼良好的影響。這一種越來越不切實際的理解，很費了一番「思想周折」才歸於客觀的「平常心」。
我承認，恰恰是在我成為作家以後，所受的傷害是最多的。從一九八二年我獲全國短篇小說獎以後，我幾乎不間斷地在友情和人格兩方面受傷。原因諸多，有時因我的筆；有時因我的性格；有時那原因完完全全起於別人方面。我也冒犯過別人，故我對因此而受的傷害甘願承擔。
我承認，每當我被嚴重地誤解時，我總會產生辯白的念頭……
我承認，每當我受了過分的傷害，我總會產生「以牙還牙」的衝動……
我承認，每當我遭到辱罵和攻擊時，即使表面不以為然，心頭已積隱恨……
我承認，我很自慰地承認，後來我漸漸具有了相當強的「免疫力」……
我承認，即使具有了相當強的「免疫力」的我，也很難真的無動於衷……因為我具有了相當強的「免疫力」，並不等於我的妻兒、親友，以及一切關愛著我的人也同時具有。一想到他們和她們也許同時受到傷害，我常打算做出激烈的反應。我的筆使我不無這種能力。它在作為武器時也肯定是夠銳利的……
但是近來我逐漸形成了另一種決心，那就是——從我寫這篇文章的此時此刻起，我要求自己對於一切公開的辱罵、攻擊、蓄意的合謀的傷害，不再做絲毫的反應。不再敏感，而要遲鈍，而要麻木。這也是一種刻意。這一種對自己的要求也是不太自然的。這與所謂表現氣度無關，而與珍惜所剩的生命有關。所以即使也是一種刻意，即使也是不太自然的，卻是必須如此的。
我覺得，一個人的敏感，和一個人血管裡的血，大腦中的腦細胞，和一個人的所有生命能動性一樣，也是有限量的。生命像煙一樣，不可能活一天附加一天。生命是一個一直到零的減法過程。
我覺得，我的敏感已大不如前。我的精力狀況和身體狀況也大不如前。
我的精力正在一天天變得頹萎。
我的敏感「水平」正在一天天下降。
我只能而且必須極其「節省」地運用它。
故我要公開地發一個毒誓，從此時此刻起直至我死，我堅決地對一切傷害不再做出絲毫的反應。我也堅決地對一切誤解不再做出任何辯白——今天以前的反應不包括在內。比如對吳戈其人的攻擊所做的反應。它可能在今天以後見諸報刊，已無法撤消。
如果我竟不能做到這一點——那麼讓我死於非命——患癌的可能性不包括在內。我們都知道，癌症是與遺傳基因有關的。
我既發此毒誓，那麼恭請一切報刊，萬勿再就辱罵和攻擊性、貶低性內容對我進行採訪；倘明知我發此毒誓還一味企圖從我口中討個說法，顯然便是不人道的了。
我既發此毒誓，那麼恭請一切報刊放心，凡登載涉及我的文章，無論攻擊性多麼強，無論辱罵的話語多麼惡劣，皆可毫無顧慮。我將一概地保持絕對沉默。近一時期我深受被採訪之苦，遠比對我的文字傷害更使我身心受損。而實際上，我的誓言其實早已悄悄生效——我基本做到了無論怎樣「啟發」，堅決地不對任何誤解進行辯白；堅決地不對任何攻擊、辱罵、貶低和人格侵犯說出一句反擊性的話——今日《光明日報》一名女記者對我進行的採訪又當例外。其中有對一件事的辯白，我經考慮認為是必要的。
那麼，以後，我的敏感將僅僅體現在如下方面：
對感情的敏感反應——包括親情、友情、同情。
對社會和時代現象的敏感反應……
對想像與虛構能力的職業性的敏感反應……
對駕馭文字的能力和對修辭之職業水平的敏感反應……
對自己責無旁貸的種種義務的敏感反應……
我真的認為我的敏感將漸成我生命的微量元素，它是必須節省使用的了。倘在以上方面我仍能保持著它，我覺得對於我就已經是不容易之事了。
我預先做一個與魯迅先生截然相反的聲明：我死之際將不帶走對一個世人的嫌惡和憎恨。因為歸根結底，我們人類也只不過是地球上的一種動物。我們既然公認每一種動物的習性都有其必然性、合理性，那麼自己的同類也何妨如此？
我將嚴格恪守我的誓言至死不悔。倘我竟不能，我甘願遭世人唾棄和嘲笑！
我的第一位責任編輯
他死十幾年了。
一個解放前就參加了革命軍隊的人。一個解放後兢兢業業從事文學編輯工作的人。一個默默無聞的人。一個「右派」。一個至死也未得到「平反」的人。一個至死虔誠地認為自己可能對黨對人民有罪，並且毫無怨言地接受改造和懲罰的人——儘管他也許根本不知那「罪」到底是什麼。
上帝說：人都是有罪的。
所以相信上帝的人無可辯白。
因為上帝是不會錯的——人的辯白則是罪上之罪。
大概正是基於這種宗教邏輯，他從不替自己辯白。
如果他活到了「平反」那一日，他定會震驚於上帝也會犯錯誤的吧？
他是我接近過的第一個「社會主義的敵人」。
「右派」分子是「社會主義的敵人，他們要推翻社會主義」——我的中學政治課本上是這麼寫著的。我的中學政治老師也是這麼教育我的。
所以在「文革」中，仍戴著「右派」帽子或已被摘了「右派」帽子的人遭到嚴酷批鬥時，我雖常常不免被那種種批鬥方式的嚴酷所驚悸，卻隱藏起一個少年的仁慈，絲毫也不流露。
我第一次見到他，是在北大荒。是在兵團舉辦的一次創作學習班上。
一天，吃早飯時，我發現多了一位形銷骨立、面容枯槁憔悴的老者，奇怪地問坐在身旁的人：「那是誰？」
「楊方。」
「也是參加創作學習班的？」
「嗯。」
「老作家？」
「老右派。」
「那……」
「他當過編輯，讓他來幫著看看稿，邊改造邊利用嘛！」
我不由得又朝他多看幾眼。創作學習班，成員大多數是知青，飯桌上也在高談闊論小說之類。楊方一言不發，連目光也不旁視，瞅定一部分桌面，默默地吃飯。滿口牙殘缺不全，吃得極慢極慢。他那一張刀條臉，瘦得不能再瘦。兩腮塌陷，顴骨高突，一雙眼睛深深地隱蔽在眼窩裡。面色青綠。每一嚼動，青綠的皺紋縱橫的面皮便一緊一弛。給我印象最強烈的是他的眉毛，左右眉峰各有長長的兩束，無羈地飛揚著，箭豎著。彷彿除了剪斷，是別無他法使其倒順的。
我離開飯堂時，見他那一桌只剩了他自己，仍極慢極慢地吃著，仍瞅定一部分桌面，目不旁視。分明由於牙齒不健，連一個燒餅還未吃完。他不但吃得極慢，也吃得極小心，一手顫抖地端著碗接在口下，可能惟恐燒餅掉下的酥皮兒落在桌上，被人指責浪費農民血汗。
回到宿舍，聽別人講，我才知道，他原是解放軍文藝出版社的編輯。由於在「反右」鬥爭中說了些「錯話」，被打成了「右派」。即使在當時，那些「錯話」的性質也並不很嚴重。但他的家庭成分是地主，結果不嚴重也便嚴重了。「右派」的帽子不給他戴上給誰戴上呢？成了「右派」，自然也就被從革命軍隊中「清洗」而出，發配到了哈爾濱，後來據說改造得好，表現「老實」，調到了黑龍江出版社。「文革」中，遭第二次清洗，又被從黑龍江出版社逐出，發配到北大荒，在四師接受第二番改造，當一名注「另冊」的農場職工。
別人還告訴我，他是好幾本書的責任編輯，其中包括《苦菜花》和《迎春花》。當年這兩本書是「大毒草」。所以那與其說是他的成績，莫如說更是他的「罪行」。後來我曾特意重翻那兩本書，卻見印在書上的責任編輯並不是他。或者是人云亦云，造成誤傳；或者因為他成了「右派」，在那兩本書還不是「大毒草」的年月，不便印上他的名字。
他一個人住在我們隔壁的小房間。不是出於照顧，而是因為他通宵達旦地咳嗽。和他住在一個房間的人，是根本無法睡覺的。除了每天吃三頓飯的時候，我幾乎見不到他的影子。而在吃飯時見到的他，一如第一次見到他時的樣子。他患有肺氣腫，正值嚴冬，從住處到食堂，一兩分鐘的路，他也不得不戴著口罩。還患有神經性顫抖症，使人總擔心他吃飯時端不住碗。還患有胃潰瘍——都是「改造」的成果。
有天吃午飯，半個饅頭從他手中掉到地上，被他撿起，已粘了不少土。他想剝皮，剛剝下一小塊，卻不敢往桌上放，不知如何是好。拿著半個髒饅頭，吃不得，不吃又不行的樣子。
我恰巧坐在他身旁，從他手中奪下了那半個髒饅頭，又掰了半個饅頭給他。
「不，不，我……還是吃了那半個髒的吧……」
我隨手將那半個髒饅頭拋進了剩飯桶。
同桌的夥伴們的目光都是讚許的。
惟他自己，滿臉惴惴不安的神色。
我們同屋的三個知青，將自己關在房間裡寫作時，常聽到他在隔壁一陣陣劇烈的咳嗽。那咳嗽之聲劇烈得連我們都替他喘不上氣來。白天能聽到，晚上也能聽到。只要他在咳嗽，我們便知他在看我們的稿子。而一到夜晚，他每每咳嗽得更劇烈。
還有點人味兒的人，誰能不心疼這樣一位為我們做「嫁衣裳」的老者呢？其實他當年還不算老，也許才五十五六歲，可看上去已衰弱得像七十來歲的人了。
他看稿極認真，從不在任何人的稿上亂勾亂畫。連個符號也不記。連一頁紙的紙角也不折。稿旁放一個小本，一切都記在小本上。如——P多少多少，第幾行，有一個什麼什麼字錯了……
一視同仁。
對於那些稿面非常清潔的稿子，他更是格外顯出一份兒對作者的尊重。看前，總是要用濕毛巾擦擦手，怕將稿面弄髒，或留下他的指印。
他談稿子更認真。對一個不恰當的詞，一個不真實的情節，一個概念化的細節，一句不符合人物性格的對話，他總要預先替你設想出幾種修改方案，與你談時，極謙恭地說：「我覺得這個地方，也許改一改更好。我想出了幾種改法，咱們共同商量，看確定哪一種方案更好？」
其實他心中早已有了最佳修改方案。他並不希望你立刻接受，而希望你在經過比較之後，自己選擇那最佳的方案。你一時沒有理解他的良苦用心，他也不急。更不和你爭辯。耐心地聽你談完自己的想法，然後婉言勸你再去多聽聽別人的意見。
他的意見，十之八九也被大多數人認為是正確的。
他的謙恭，常常使我們在他面前，更加心疼他那體弱多病的身體。而在他，那絕非虛偽。那是發自內心裡的虔誠。因為他彷彿一分鐘也不能忘記，自己是一個「右派」，一個確乎有「罪」的人，一個被「改造」著的人，一個不過被臨時「利用」一下的人。而這種「利用」，又彷彿對他意味著是一種抬舉，一種恩典，一次「贖罪」的小小的機會。他以他的全部虔誠，搭上他那衰弱之極的身體，回報這種抬舉，這種恩典，這一次小小的「贖罪」的機會……
他是我的第一位責任編輯。
我當年發表在《兵團戰士報》上的第一篇小說《嚮導》，是在他與我長談了三次之後才定稿的。
那一次創作學習班上，有個驕傲的小子，和他大吵大嚷，罵他「臭右派，裝模作樣假充內行」！他一言不發，默默地挨罵。我們大家氣壞了，將那小子騙到郊野，狠揍了一頓。
我們都從內心裡開始尊敬他。
有天夜裡，同屋的一個夥伴醒了，把我們也都捅醒，說：「老楊怎麼不咳嗽了？」
在那個年月，我們不能像如今一樣，對我們所尊敬的文學界長者稱「老師」一樣，稱他「楊老師」——這樣的稱呼也會使他自己驚恐的。我們只能叫他「老楊」。
我們都匆匆披上衣服闖入他的屋裡——椅子翻在地上，他倒在地上，桌上是稿子，手中是筆……
他臉色鐵灰……
那是凌晨三四點鐘的時候，我們立即將他背往師部衛生院……
那一次，如若不是我們發現得早，他便死了。
後來我再沒見過他。
後來每年一次的創作學習班上，只要他的身體能撐得住，總會前去輔導。像輔導我們那一期學員一樣虔誠……
如今，許多經他輔導過的當年的知青，都走上了文學道路。
一九七五年，我在復旦大學，得知他病故了。
我們離開了北大荒。
他埋在了北大荒。
我是沒法兒忘了他的。
一緬懷起他，我對那過去了的歷史充滿悸怖——它使好人無端變成「罪人」，竟是那麼隨便！那麼輕而易舉！並且連同無罪之人的無罪的意識，都一塊兒姦污了！
是以追記此文，寄托我對我的第一位責任編輯的大的哀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