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分鐘後，第二次打來電話，說：「既然你似乎有很多意見，那一天你未開口，我想當面聽你談談。」
我說：「我的意見，和我們副主任那天談的意見是一致的。」
他沉默了一會兒，說：「我還是想同你談談。」我說：「我不到你家去談了，路遠，要談你就到北影來談吧！」
他又沉默了一會兒，說：「我明天就去。」
我說：「請上午來。」因下午廠內放「觀摩影片」，屬於藝術學習，我不願錯過機會。
他說：「上午不行。我上午有事。」
我說：「那你就改天來。下星期內哪一天都可以，上下午也請便。」
他說：「除了明天下午，我再哪一天也沒有時間。」
我火了，答：「哪一天都行，就是明天下午不行！」我啪地掛上了電話，罵一句：「你他媽的！」
真夠矯情的！第二天下午，我便去看電影。原以為只放一部影片，卻放了兩部。
五天後，政治部主任拿著厚厚一封掛號信，找到我的辦公室，說：「小梁，有人寫信告你。」
我吃一驚，暗想我沒作什麼違法犯科的事呀？也沒搞過什麼不正當的男女關係，誰告我什麼呢？因問：「張冠李戴了吧？」
政治部主任說：「沒錯，告的就是你梁曉聲，你看看這封信。」
我接過信一看，是那位非同一般的青年改編者寫來的，歷數我的罪狀。不算洋洋萬言的一封信，起碼也有八九千字。
我真有些「怒髮衝冠」了，就要將那封信撕個粉碎。政治部主任手疾眼快，奪過信去，說：「別發火，講講，怎麼回事？」
我強按怒火，將事情來龍去脈，一五一十，述說一遍。正述說時，當時的一位廠黨委負責人也找到了編輯部，由主任陪著，將編輯們召集一起，詢問近期處理稿件中，誰可有什麼瀆職行為？
眾編輯回答：絕無。
這位廠黨委負責人說：肯定有。
原來，他剛參加過一個會。一位負責同志在會上點了北影，說：「你們北影要熱情對待業餘作者嘛，不要將業餘作者拒之門外嘛，不要像『四人幫』時期一樣，搞得像個獨立王國，針插不入，水潑不進嘛！」
眾編輯聽了，面面相覷，不知這話從何說起。
只有我心中明白。
因為在告我的那封信中寫道：「我一無靠山，二無『後門』（噫！與辛欣語同出一轍），全憑一片關心中國電影事業的熱忱，寫了這個電影劇本，竟受到種種刁難，被拒於北影大門之外。你們對一位業餘作者是什麼態度？！你們這種冷漠無情的態度，又如何能使中國的電影事業得以繁榮？！……」他的話同那位負責同志的話何其相似乃爾？
「拒之門外」——確屬事實。
他下午來時，門衛沒放他進廠。告訴他下午編導部門正進行藝術觀摩研討，請他改日再來。
故他信中還寫到：「我在淒風苦雨中徘徊於北影門外近一小時才離去。回家後感冒了，發燒三十九度。我的父親和母親，不得不放棄·非·常·重·要·的·革·命·工·作，精心照料我……」是否真實，不得而知。
我對大家說：「負責同志對北影的批評，並非『莫須有』，肯定是因我而發的。」
政治部主任也說：「肯定是。」
於是當即，我、政治部主任、編輯部主任和副主任，那位廠黨委領導，一齊走到二樓小會議室，研究如何妥善對待來自上面的尖銳批評。
廠長同志很重視這件事，也參加研究。
那位廠黨委領導說：「我看就讓小梁寫份檢討，由廠黨委轉給上級。」
我不禁拍案而起，吼道：「刀擱在脖子上，我也不檢討！我沒什麼可檢討的，要檢討你們自己檢討！」
編輯部主任說：「讓小梁檢討，莫如讓我檢討。」副主任問：「檢討什麼？我作為編輯部副主任，親自到一個並不成熟的劇本的改編者家中，認認真真地談過意見，還要我們怎麼樣？」
政治部主任說：「我認為有的同志因為這件事而對北影作的批評，是言過其實的。」
廠長最後說：「不必檢討，誰也不必檢討。要是這也值得檢討的話，莫如我檢討了！因為我是廠長嘛！」轉臉看著我，又說，「小梁，我要求你給領導同志寫封信解釋一下，你不覺得過分吧？解釋，而不是檢討。」
我說：「這可以。」
回到辦公室，鋪開信紙，就欲寫。忽而想到，並沒指名道姓地批評我，我對他解釋得著嗎？決定不給那位負責人寫信，而給他的兒子寫信。
握著筆，我想到了兩件事。
一件事是：曾有一位山西農村的二十一歲的青年，某日來到編輯部，由我接待。他隨身帶來三個電影劇本，請求我在兩天內看完，並當面向他談意見。我問他為何給我的時間這樣短？他說他是自費來京的，專程送稿。不得花錢住宿，在火車站過夜。問何以不寄來？說·希·望·當·面聽到意見。問年終「分紅」多少？說一百餘元。問豈不是路費就用去了一半麼？說值得。大受感到，留他在我宿舍同住了一夜（那時我已分到一間十平方米左右的小房間）。第二天，就集中時間和精力將三個劇本全部看完。那三個劇本實在不值得談什麼意見，但唯恐刺傷那農村青年的自尊心，與之委婉地談了一個上午……
另一件事是：某日有一精神病患者糾纏在傳達室，要求與編輯當面談構思。傳達室為難，組長也為難。傳達室說，編輯部若無人出面，便只好找保衛科了。我便自告奮勇，前去進行安撫。我的哥哥也患精神病，我自信頗善安撫精神病人。
走入傳達室，但見一個四十歲左右男子，像待審的犯人似的，雙腿緊緊併攏，雙手放在膝蓋上，坐得那麼規矩。規矩得可憐。他留中分頭，一張瘦臉刮得乾淨。穿件新藍幹部服，連領鉤也扣著。雖舊卻熨出褲線的灰褲子。一雙黃色塑料涼鞋，赤腳。表情安靜。
瞧他那樣，並不像精神病人。
可傳達室內除了他再無別人。
我問傳達師傅：「精神病在哪兒？」
傳達師傅朝那人努嘴。
我不禁轉身詫異地再次打量那人。
他緩緩站起，文質彬彬地說：「我不是精神病，我是來送劇本的。」
表情依然如故。
我說：「我找的不是你啊。你誤會了。我是編輯室的編輯，你帶來的劇本可以交給我啊。」
他打量著我說：「我看你不是編輯。」
我問：「那你看我像幹什麼的？」
他一字一句地說：「我看你像保衛股的。」
我說：「你錯了。」掏出工作證遞給他看。
他看了，似乎信了。還給我，從一個黃色的學生書包中掏出劇本，雙手捧著，鄭重其事地交我。那表情，彷彿將千金至誠相托。
我接過劇本，問：「你的姓名。」
他從傳達室的長椅下拖出一個口大底小的白鐵桶，自內取出一卷紅綢，默默展開來——紅稠上，梅花篆體赫然醒目地寫著四個毛筆字——齊天大聖。
我惑然。
他說：「這就是我的名字。」
我問：「你住哪兒啊？」
他指桶——桶內一條毯子，說：「蓋天鋪地」。那時他臉上才顯出一種怪異的笑。
我說：「外邊在下雨啊，蓋天鋪地哪成？」
他說：「行者苦中求樂。」
我便斷定，他是屬於那類主觀狂想型精神病患者，一忽兒明白，一忽兒糊塗。這會兒是糊塗了。
傳達師傅便上前替我「解圍」道：「你是『齊天大聖』，這裡可不是花果山，也不是天宮，劇本留下，你快走，快走。」他瞪目道：「你把我當成瘋子？」
我趕緊說：「你若是精神病人，我便也是精神病人了！」又轉對傳達師傅說：「讓我帶他入廠，我要和他談談。」傳達師傅愕然地問我：「帶他到辦公室？」
我說：「帶他到我宿舍。」
傳達師傅不放心地看著我，低聲說：「小梁，你何必？」我說：「不會發生什麼事的。」見他還不放心，又說，「我哥哥也是精神病。」
我帶「齊天大聖」到我宿舍，待之為客，與之攀談。他糊塗勁過了，又明白起來，談吐很是文雅。
攀談中，我知他是北大畢業生，五七年打成右派，勞改六年。現雖已平反，重新分配了工作，單位卻不要求他上班。無所事事，便寫電影劇本。
我心中對他充滿了同情。
當晚，留宿我處。
第二天，送至火車站，替他買了回河北的火車票。送入站內，又送至車上，與乘務員特別交待了一番，望著火車開走才返……
想起這兩件事，我覺得，自己算得上一個有責任感的編輯。尤其對業餘作者，從未劣待過，即使對方是一個精神病患者。
於是倍感大有回一封信的必要。
我在信中寫道：「你的父親是高級幹部，你的靠山可謂固矣。你的劇本由各級負責人推薦，你的『後門』可謂大矣。像大作這種水平的劇本，北影廠每年收到數千份。我廠委派了一位編輯副主任和我這位編輯加以扶植，對你可謂另眼看待矣！你乃三十多歲人，感冒發燒，區區小病，你的父母便『放棄非常重要的革命工作，精心照料』也忒嬌貴忒寶貝你了吧？老實講，按一般稿件處理，你只能得到一張退稿箋罷了，而且將在三個月後……」
寫完，裝入信封，填了地址，怕自己忽然產生什麼顧慮，立刻寄走。
之後，靜坐片刻，想到文化部成立了一個什麼「劇本委員會」，在部長同志直接領導之下，遂生一智，便又給「劇本委員會」寫了一封信。
大意是：該劇本系某負責人之子改編，且有文化部及電影局領導同志肯定之評語。我廠拍攝任務已滿，現寄你們，你們指示其他兄弟廠拍攝，似更加順理成章，成人之美……附在劇本之內，一併寄走。
僅僅五六日後，「完璧歸趙」。劇本被「劇本委員會」退回，附函曰：「該劇本既然已經你們扶植，你們還是扶植到底吧！恕不提意見。」
碰上了和我一樣不具慧眼，也無伯樂精神的編輯！走投無路，不再猶豫，不再顧慮，草草填了信封，便退。我想，主任要我來當這個劇本的責編，還真是選對了人。我自以為「不辱使命」。
我想，權力之與文學藝術，恰如鐵樹之與菊花，本非同科木，「嫁接」也難活。偏若移花接木，何類「狗扯羊皮」？
現今有種說法：一等智商者經商，二等智商者從政，三等智商者才從文。「文」的經濟基礎，在「倒爺」們之下；「文」的社會地位，在「政府官員」之下，因此某些幹部子女，便經商，便從政。「三等智商」的，便往什麼電影製片廠啦，電視台啦，以及其他與「文學藝術」有關的單位或部門擠。果有「文學藝術」才華的，自當別論。並無「文學藝術」細胞的，豈非授柄於人，傳詬於世麼？且「文」假以權，權佐以「文」，結果必然是「文」腐蝕了權，權褻瀆了「文」。那才是悲夫哉！
我頂討厭文學藝術領域內現今種種假權勢而壓「文」、而欺「文」的風氣。
動輒：「這個電影劇本某某領導同志看過，給予肯定了！」「這個電視劇本某某領導同志非常欣賞。」
「這篇小說某某領導希望發表並配合評論。」
文學藝術的圈子裡，也真真有些俗不可耐之人。
某某領導「看過了」，「給予肯定」了又怎樣？某某領導「非常欣賞」又怎樣？
某某領導的「希望」便一定要「照辦」麼？
某某領導究竟是「領導」，還是文學藝術工作者？
你是市長，我是公民，公民該盡哪些公民義務，我聽你的。
我是編輯，你是市長，市長寫電影劇本，或寫小說，寫詩，寫話劇什麼的，對不起，你聽我的。
這才對勁。
否則，大不對勁。
這叫「社會分工不同」，應該彼此尊重彼此的分工。也是我們的老祖宗馬克思所設想的共產主義的社會原則之一。
一九七九年春，全國第四次高等教育會議在北京西苑召開。各新聞和文藝單位派代表列席參加。
我作為北影廠代表，參加了華南大組學習討論。
會議最初幾天，討論內容是肅清「四人幫」極左教育路線的流毒，發言踴躍熱烈。
「工農兵學員」——這建國三十年來「高教」大樹上結下的「異果」，令每一位代表當時都難以為它說半句好話。而每一位發言者，無論從什麼角度什麼命題開始，最終都歸結到對「工農兵學員」的評價方面。不，似乎不存在評價問題——它處於被缺席審判的地位。如果當時有另外一個「工農兵學員」在場的話，他或她也許會逃走，再沒有勇氣進入會議室。
我有意在每次開會前先於別人進入會議室，坐在了更準確說是隱蔽在一排長沙發後不易被人發現的角落。我負有向編輯部傳達會議情況和信息的使命。我必須記錄代表們的發言。
我是多麼後悔我接受了這樣一個使命啊！然而我沒有充分的理由，要求領導改換他人參加會議。
第三天下午，還有半個鐘點散會，討論氣氛沉悶了。幾乎每個人都至少發過兩次言了。
主持討論者時間觀念很強，不想提前宣佈散會，也不想讓半個鐘點在沉悶中流逝。他用目光掃視著大家，企圖鼓勵什麼人作短暫發言。
他的目光掃視到了我。我偏偏在那時偶然抬起了頭。於是我品質中卑俗的部分，一瞬間籠罩了我的心靈，促使我扮演了一次可鄙而可憐的角色。
「你怎麼不發言啊？也談談嘛！」主持者目光牢牢盯住我。
多數人彷彿此刻才注意到我的存在，紛紛向我投來猜測的目光。
大家的目光使我很尷尬。
坐在我前面的人，都轉過身瞧著我，分明都沒想到沙發後還隱藏著我這麼個人。
我訥訥地說：「我……我不是工農兵學員……」幾乎是不由自主的這麼說了。
這是我以列席代表身份參加討論三天來說的第一句話，當著許多白髮蒼蒼的老教授們說的第一句話，當著華南大組全體代表說的第一句話。
謊話，是語言的惡性裂變現象。說一顆紐扣是一顆鑽石，並欲使眾人相信，就得編出一個專門經營此種「鑽石」的珠寶店的牌號，就得進一步編出珠寶店所在的街道和老闆或經理的姓名……
我說，我是電影學院導演系「·文·革」·前的畢業生。我說，某某著名電影導演曾是我的老師。
我說，如果不發生「十年動亂」，我也許拍出至少兩部影片了……
為了使代表們不懷疑，我給自己長了五歲。
散會後，許多人對我點頭微笑。「·文·革」·前的畢業生，無論畢業於文、理、工學院，還是畢業於什麼藝術院校，代表們都認為是·他·們·的學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