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杜阿姨給我帶來一個驚喜——胡蘭,肚裡還懷了個孩子呢!我哭了,看到她好高興啊。她也哭了,到監獄裡來與我相見,心裡難受極了。這是1949年2月,這時我已經在獄中待了一年多了。
我們通過幾次信,我給她寫過五次,可她大概只給我寫過三次。她老是為自己找借口,說家國去世後,怕自己寫不好。我想起了杜阿姨跟我講過胡蘭的痛苦,也就不怪她信來得少,寫得語無倫次了。在她最近的一封信裡,她說她有重要的事要告訴我——她沒說是什麼事——只說她很開心,要讓我也開心。
那麼這就是她的新聞了:她又結婚了,嫁了個好男人,匡安。這是你亨利舅舅以前的名字,後來他才改為亨利·匡。呵,他那時的相貌和現在相比簡直跟換了個人似的:他那會兒瘦得皮包骨頭,哪像現在挺著個大肚子;一頭濃黑的頭髮,眼鏡片也沒現在這麼厚。他雖說不上英俊,但看上去還是蠻討人喜歡的,說話彬彬有禮。海倫會告訴你他們是怎麼相識的。當時家國去世才半年,她會告訴你這是一見鍾情。或許他是這樣的,可我覺得她考慮得很實際。她看準了機會,就抓住了,一點也不錯過。
我這麼說只是因為我知道胡蘭是多麼愛家國。她對他可真算得上一往情深,就像我和你父親一樣。我想她只有一點遺憾,就是家國沒有同樣對待她。她對他一見鍾情,他對她彬彬有禮。
但匡安愛胡蘭愛得神魂顛倒!無論她要什麼,他馬上就給辦。她要他幫我出獄。他本來是個什麼軍官,駐紮在東北。共產黨解放東北後,把所有的舊軍人都趕出去了,於是他和胡蘭就到了天津。後來這個城市也被攻佔了,他們又跑到上海。他在上海有個同學,大有來頭,是全市教育界的頭。這個人跟律師、法官和警察搞得很熟。胡蘭說,匡安只要跟這個教育部長說一句話,一個個傳過去,最後我就能出獄了。
我相信她。我沒問,匡安真有那麼大能耐嗎?他的朋友會聽嗎?蹲監獄的時候,只要有人給你一點點希望,你就會抓住不放,不管它是哪兒來的。
我在獄中大概又待了兩個月,一天,有人來叫我了,說,"江雯麗,可以出獄了。"就這麼簡單。我什麼也沒問,也沒人給我作解釋。我和難友一一握了手,祝她們過上好日子。我還想再說什麼,她們把我噓出來了,叫我趕快走,免得機會失掉。
出大門前,一個獄警給我一份文件,要我簽字,說我自由了。在這份文件的"因何出獄"欄上,已經有人寫了:"錯判"。你能想像我當時的心情嗎?就因為一個錯誤,讓我在監獄中待了一年多!終於自由了,我高興得哭了起來,但同時心裡又很氣。
杜阿姨等在監獄外面,我們上了公共汽車。我們回到我和吉米一塊住過的那個套房。一路上我發現這個城市變了樣子:銀行、商店、學校和飯店,那麼多地方全都關了門;大街上小轎車開來開去,裡面擠滿了人和東西,包裹塞得滿滿的,從車窗裡擠出來了。
人們總是說,每天有十萬人在逛南京路。我出獄的那天,肯定有十萬人推著手拉車,車裡塞滿了各種各樣奇怪的東西,大米啦,貂皮大衣啦,諸如此類的東西。杜阿姨說,他們都是去火車站和輪船碼頭的,想趕在共產黨來之前逃到廣東和香港去。
我到家的時候,胡蘭正在做飯。她衝上來,捏捏我的瘦臉說:"或許我做菜的手藝從來就比不上你,可今天,我想你的胃口會比平時更好。"她的新丈夫把我引到沙發上,叫我把頭靠在靠背上,把腳擱起來舒服些。我真心地感謝他。
"匡安,"我說,"要沒有你的幫助……"
他打斷了我的感謝話,"不要再提起了。"
"真的,"我說,"要再在那兒待下去我連六個月都活不到了。"
"你已經出來了,"他說,"就好了嘛。一切都過去了。"
真的,他真是太客氣了。於是我也很可笑地變得客氣起來。"我知道這事得費多大周折呀,"我說,"說不定你還得花些錢呢。不管怎麼說,我永遠欠你們的情。有朝一日你用得著你們的朋友江雯麗,儘管開口。每次只要我能辦到,只會增加我的快樂。"
他的臉紅了。我想,他那麼謙虛。
胡蘭像只百舌鳥似的嘰嘰喳喳說個不停,"我不早告訴過你嗎?只要一句話,匡安不過說了一句話嘛。好多大人物他全認識。當然我也跟在他後面跑了好幾次。我說,幹嗎要拖那麼久呢,讓她快點出來嘛。"
"不要再說話了,"杜阿姨說,"瞧這可憐的小人都瘦得什麼樣了,風一吹就能倒。"這倒是真的,我大概比一年前輕了十磅,後來就一直很瘦。
我回家後吃的第一頓飯很簡單:菠菜炒香菇片,雞蛋蒸肉餅,油煎黃魚,外加一碗魚頭湯。三菜一湯,四個人吃,份量也很少。我覺得杜阿姨看到我在打量最後一個菜,明白我在驚訝沒菜上來了。
"這頓飯很難得。"她解釋說。
"哦!"我附和了一句,"一切好得不能再好了。"
"是的,可你該知道,我們已經好幾個月沒吃這種東西了。"
"新幣又貶值了,"胡蘭說,"買一袋米,要六百萬新幣哪。真荒唐!錢比米還重!"
"那麼今晚這頓你是怎麼付的呢?"我問。
"我賣掉一隻小玉鐲,"杜阿姨說,見我一臉愕然,她又加了一句,"只能如此了。全靠這些東西了,只有這些東西還值錢。要是他們發現你在大街上賣金子或美元,就把你斃了。國民黨會對準你的腦袋開槍。"
"我們沒錢了?"我問杜阿姨。
"我不能說這話。我說他們不讓你在大街上賣金子或美元。我們還有一根小金條,是從你的銀行戶頭兌出來的,還有吉米寄給我們的大約兩百美元。另外還有你的金手鐲、金戒指、耳環什麼的一些小東西。所以說實在的,我們算是相當運氣了。"
然後我想起來了。"或許我們的運氣還要好些呢,"我說,"我的皮箱在哪兒?"我們進了房間。我打開皮箱,翻了個底朝天。我把它們藏在這裡都快忘了,可它們還在:十雙銀筷子,銀鏈條還串在一起呢。
眼下胡蘭和匡安跟我們住在一起——就在我和吉米住過的那套房間裡。他們住客廳。我和杜阿姨合睡一張床。這第一個晚上,我想肯定會睡不著的。我想起了兩年前我和吉米、淡若在一起生活的情景,那時多開心啊!但我覺得才睡了一會,杜阿姨就把我搖醒了。原來已經是早上了,她笑了,因為我靠在牆上縮成一團,我在獄中已經習慣這樣睡了。
吃完早飯,我送給胡蘭一件禮物:一對耳環。我把耳環放進她的盤裡,她丈夫想替她推辭。
"不,不!"他說,"沒必要再謝了。把耳環收回去吧,不要再爭來爭去了。"
我假裝沒聽見。"戴上試試看,"我對胡蘭說,"我就想看看你戴上耳環是什麼樣的。"她猶豫了一下——大概有五秒鐘吧——就戴了一隻上去,接著又是一隻。
你知道我說的耳環嗎?就是你海倫舅媽整天戴著炫耀的那一副,樣子很好看,兩個很厚的半圓,每端都有個金環,我們管這叫翡翠。這種顏色的玉非常難得,眼下貴得不得了。我送她這個,感謝她幫我出獄。
然後你猜我發現了什麼?那天杜阿姨和我一起出門去市場的時候,她對我說,"別再送禮物給胡蘭了,匡安不想讓你提醒他幫過你。"
我對杜阿姨說:"他真是個好人,大好人,我知道。可我想我送耳環給胡蘭,他該感到驕傲才是。"
"不要送了。"杜阿姨嚴肅地說。
"阿姨,"我說,"他們只是出於客氣推辭一番。"
"或許胡蘭是這樣,可匡安不是的。"然後她告訴我,匡安一個月前來找她,當時我還在監獄裡。他很慌亂,很不好意思,原來他的那位同學不想見他,連走出辦公室打個招呼也不肯。他不敢告訴胡蘭,他的朋友嫌他來頭不大,不想見他;他無法幫她的朋友出獄。
"我不好意思告訴我太太。"他對杜阿姨說。
於是杜阿姨就說:"不要再想這件事了。"
"他沒幫我?"我問。
杜阿姨搖搖頭。"他當然想幫。可結果,是我自己跑到衙門去的,"她說,"這也沒什麼大不了,只不過花了幾天工夫想一想。你瞧,現在上海亂糟糟的,誰在那兒管事呢?我就告訴牢頭,你有個在共產黨裡當大官的親戚——名字嘛,不能告訴你。可我跟他們說了,-下個月要是共產黨進城,發現江雯麗還在坐牢——哎喲!-"
"你是這麼說的?"
杜阿姨笑了,"你瞧什麼是權力,不就是把別人的害怕捏在自己手中,給他們瞧瞧!再說,興許還真有此事哩。說不定花生和小俞她媽現在已經成了大共產黨了,誰說不是呢?"
杜阿姨要我答應不告訴胡蘭。你瞧她是位多好的老太太啊!她要胡蘭為匡安感到驕傲。她說,不管怎樣,匡安也費了心。她不想讓大家知道她是真正的大英雄。只有我知道,對她來說這就夠了。
儘管如此,還是有好多次,我不得不咬住舌頭。海倫老是說,"現在我要你報恩了。"我明白她說的報恩是什麼。亨利也知道,但方式不一樣。可我也知道——又是另外一種方式。有時她要得很多,就像那一次,她要我把她弄到美國去,那是在1953年,當時她和你亨利舅舅已經逃到台灣。她向你父親和我要了好多錢。我怎麼說呢?——"我其實不想送你耳環,還我吧。"
不管怎麼說,大多數時間我還是很高興她在這兒,亨利也在這兒。他們的心是好的。我氣的是海倫好像什麼都知道的樣子。現在你明白了吧,其實她什麼也不知道。
出獄後第二天,我給吉米寫了封信。我說我在等他給我回音。我該來呢?還是等他來帶我?我把信讀了一遍,又撕了。
我想起這半年來他信裡的口氣變了。他還是管我叫他的小夫人,可他不再為了對我的偉大愛情寫上滿滿的三大張了。好像兩張是寫對我的愛的,還有一張是寫對上帝的愛。過了幾個月,一張寫給我,兩張寫給上帝。
所以我寫了一封短信。我說我已經從監獄裡放出來了。我說,上海大變樣了,比你想像的還要大。我說共產黨要來了,國民黨已經撤了。
我把這封信寄出了。我決定等。我把我的打算告訴杜阿姨。她馬上說,"什麼?你打算什麼也不幹,就這麼等下去?難道你只學會了站水泥地?眼下有機會走的人都在拚命地抓住這種機會。!,
她把我從椅子里拉起來。"我們這就上電報局去,"她說,"要不然,你這信要過半年才能到他手中。到那時他再回信又有什麼用?你所有的機會全失去了。"
我們到了電報局,好不容易才在排著的長隊裡擠了一個位置。好像人人都在發加急電報,都是十萬火急。我們等了三四個鐘頭,總算挨到了前面。我手裡拿著吉米的地址和電文紙:"已出獄。準備來。請回電。妻,江雯麗。"
我把紙遞給發報員。她看了一下,然後說,"不,不能這麼寫,不夠急。你必須說,快,我們馬上要來了。"
我尋思,什麼人會跟我說,我得在電報上再加幾個字呢?我仔細瞧瞧這個微笑著的發報員。你猜她是誰?王貝蒂!漂亮貝蒂!
她沒死在南京。她解釋說就在我離開的那天,我的四百元錢匯到了。她不能把它退回去,於是她就用這筆錢跑到上海來了。現在她有個兒子,已經有十一個月了,又聰明又漂亮。
我們不能老在嘈雜的辦公室裡談話。於是她就跟我說,電報她會給我發的——加上她建議的那些話,叫吉米馬上回電。
"他的回電一到,我馬上就送到你家裡去。"她說。
過了兩夜,她來了。我拿起電報進了房間,關上門。我在發抖,然後我的顫抖又消失了。我有一種預感,我根本不需要打開電報知道答覆。我知道我的命運,我的劫數,上帝的旨意。
電報說:"讚美上帝。美國公民吉米·路易的妻子江雯麗(雯妮·路易)的手續已辦妥,匯出文件和七百美元。速離。"
第二天我們去黑市變賣了我的一些金銀首飾,然後我和杜阿姨就去辦簽證。沒想到那地方比電報局還糟!人們都擠在一起,口中大喊著,手裡揮舞著鈔票,衝到前面去打聽消息。傳聞是一個接著一個。離境的規定在不斷變更。要是你回不了中國,得有三個國家擔保。我有一個擔保國美國,但還得再有兩個。那天有人說,有點鬆動了,或許再有個法國就行了,我記不清了。不管怎麼說,我付兩百美元買了一個第二國的擔保。現在我只要再找一個就行了。第二天我再去,要我的文件。那個男人告訴我,"這個第二國可以擔保只是個謠言。很抱歉,現在這謠言已沒有了。"這樣我就白白丟了兩百美元。
我記不清等了多久才又找到一個第二國,接著再找第三國,前前後後加起來大概花了兩星期。這段時間裡,我真是緊張得要命,出了一身疹子,大腿肌肉也開始上下跳動,好像有個小蜘蛛想出來似的。漂亮貝蒂不得不發了許多電報給吉米,說明滯留的原因。最後我的文件總算全辦妥了。但我還是需要一條出去的路子。
我買了三張票。第一張是黑市的機票,在十天後的5月15日飛舊金山的,第二和第三張是合法票,一張是5月27日到香港的,另一張是6月3日到新加坡的。我有三個機會。
我告訴杜阿姨,不管哪張票留下來了,她都可以去賣掉或用掉。杜阿姨說,以後再說吧。胡蘭已經說過她不想離開,她想把孩子生在中國。你也許會認為這是個傻主意,可我知道其他人也都是這麼想的:生在中國或埋在中國,這是很重要的。胡蘭認為,只要有孩子,她總有時間決定去留,沒有問題。當然她想錯了,她後來費了不少周折。要不我幹嗎還得幫她呢?
這樣一切都辦妥了,只有一件事,這是我幹的最後一件傻事,我還想和文福離婚。這是我的驕傲,我不知道幹嗎老是去不掉這念頭。人都要去美國了,幹嗎不能把一切全忘了?但當時,我認定,不把這最後一件事了結,我心裡是永遠不會舒坦的。
我認為我不是在意氣用事。我有證明我被錯判的文件,我有簽證和電報,證明我是吉米·路易的妻子。再說我還有一個計劃,一個謹慎的計劃。事情就這麼進行了。
王貝蒂發了個急電給文福:"文福先生和太太:今有貴重包裹一個,需您兩人簽收。請於5月10日下午兩點,隨帶電報和印章到廣西路電報局包裹處認領。"
你想這個貪婪的傢伙肯放過這個機會嗎?兩點鐘,他果然準時到了,還帶著他的新女人,兩人急急忙忙衝過排著的長隊。我和胡蘭、杜阿姨就站在後面的辦公室裡瞧著。王貝蒂拿著紙條,轉身去找包裹的時候,朝我眨眨眼。她把包裹放在櫃檯上,要他們在回單上簽字。可他剛想簽,她猛地把回單抽回,看了一下名字。"文福?"她用一種懷疑的口氣說,"好些年前我不是在南京認識你的嗎?你不是已經和江雯麗結婚了嗎?"
文福眼睛盯在包裹上。"現在不是了。"他說。
"那麼,這是你的太太嗎?"王貝蒂問,看看站在文福身邊那個看上去很霸道的胖女人,"我不能把這包裹給任何人,除了文福和他的合法妻子。"
"這就是我的妻子。"他不耐煩地說,"我已經和那個人離了。"
"當然,我是他的妻子!"胖女人說,"你是誰,有什麼資格向我們提這個問題?"
這當兒,我衝了出來,杜阿姨和胡蘭也跟在後面。"你承認了!"我大吼道,"現在我們有證人了。"這間擁擠的辦公室裡的每個人都轉過頭來張望。
文福盯住我,好像活見了鬼。
我把離婚證書遞給他簽字。一切都寫得清清楚楚,我和文福從1941年起就已經離婚,是在昆明辦的。他聲明我不是他的妻子,我聲明他不是我的丈夫。底下是三個簽章:我的、胡蘭的、杜阿姨的。
"你簽這兒。"我說。
那胖女人不高興見我,我看得出。她說,"你們玩什麼花招?"
"不是花招,"我說,"他簽不簽,我無所謂。我手頭有張法院文件,證明我是被錯判的。再過一個星期,我就去美國,做另一個人的妻子了。但沒這張紙,你在中國就沒有合法地位,你只能做他的小老婆,永遠沒有地位。"
電報局裡的人全都笑了。這女人氣得要命!
"簽了,和她一刀兩斷吧。"她對文福說。他一動不動,一直沒跟我說話,一直用他那副醜態盯著我。但隨後他笑了,笑得越來越響,越來越難看。他狂笑著簽了字,蓋上他的印章。
他攤開雙手說,"好了,一切都了斷了。"他把紙遞回來,然後他看看四周,管自己一個人笑。那女人哼了一聲,抓起櫃檯上的包裹,兩人走了。
你瞧他的新女人多傻呀!那包裹裡裝的是我早上撿來的干驢糞蛋。
就這樣,我終於離了婚。你能怪我一定要這個嗎?你能為隨後發生的事怪我嗎?
他肯定在我們的住處盯了好幾個鐘頭,也許有好幾天了,因為他一直等到家裡只有我一個人才敲。我聽見有人敲門,我沒想到,咳,我真太大意了,我去開了門。他推開門,把我按倒在地上,用槍對準我的腦袋。
他罵我,說我永遠也別想逃出他的手掌,哪怕我跑到天涯海角。他看到我收拾好的箱子,就把它扔到房間對面,我的衣服、車票,還有我的重要文件全掉出來了。他從一個長圓筒裡抽出一筒捲起來的紙,拉掉上面纏著的絲線。那就是我的離婚證書,就是這東西使他丟盡了臉。他把它撕得粉碎,告訴我,"現在你就跟以前一樣,成了婊子了。"
他又撿起一張紙,這是你父親的電報。他怪腔怪調地念了一遍,也把它撕了,還說吉米的諾言就像空氣那樣空洞。
然後他發現了我的護照和機票,其中有一張是第二天飛往美國的。我叫了起來。我求他不要撕我的機票。他把機票拿在手上掂掂份量,好像它們是金子似的,"我怎麼會撕呢?我要去賣個好價錢。"
我哭了,我求他放我走。他把護照和機票放在我們旁邊的桌子上,然後拉住我的頭髮把我的頭拎起來,說,"求我,求我,說你要做我的老婆。"他揮舞著手槍。我身邊是那張放著機票的桌子,我這輩子的機會全在那兒了。我面前是手槍,我的生命馬上就會離開我。我知道他在撒謊,我要是服從了,他還會把機票拿走,他還會要我的命。
我該怎麼辦?我軟弱,我堅強。我有希望,我有希望。我不能放棄我的希望。於是我求他。
結果,我猜對了,他撤了謊。他說他要把我的機票拿走。他把機票放進了褲子口袋。然後他進了浴室,讓我一個人躺在地上哭。可就在這當兒,我看到了桌上的手槍。我伸出手去,用雙手緊緊地把它握住。然後我叫他出來。
他一見我握著槍,眼睛就睜大了;然後他皺皺眉頭,嘲笑我,"你不知道怎麼開槍。"
"我會學了殺你。"我說。
"我是裝裝樣子的,"他說,"槍裡沒子彈。我只想嚇嚇你。"
"既然這樣,你怕什麼?"我說,還是拿槍對著他,我的心激烈跳動著。我真想殺了他。我不想辯解,也不想監獄,或怎麼逃跑,我只想殺了他。要不是胡蘭進門把我從著魔狀態中喚醒,說不定我已經這麼做了。
"哎喲!"她喊起來了,"怎麼回事呀?"
"他偷了我的機票。"我說。我沒說他強姦了我,但明眼人從我的頭髮,我的被撕破的衣服,文福正在緊皮帶的樣子都看得出這一點。
"機票在哪兒?"胡蘭問。
"在他的褲袋裡。"我說。這時我有了主意,我對文福揮揮槍,"把褲子脫下來給胡蘭。"
文福盯著我。我拉開扳機,想對地板開一槍,嚇嚇他。但沒想到槍響得這麼快,一下子從我手中滑脫,子彈從文福的頭上飛過,打在他身後的牆上。
"你瘋了?"他和胡蘭兩個都叫了起來。
"是的,"我吼道,"脫褲子。"
我又扣動了扳機,這一次打在了地板上。他馬上脫下褲子,扔給胡蘭。胡蘭摸出機票,高高地舉起來交給我,一臉得意。
"現在把褲子扔到窗外去。"我對胡蘭說。她猶豫了一秒鐘,然後,也許是怕我朝她開槍,很快走到我身後的窗前,打開窗子,把褲子扔出去了。
"現在找你的髒褲子去吧!"我對文福說。他罵罵咧咧地跑到門外,聲稱我逃不了他的手心。他一走,胡蘭就哈哈大笑起來。
胡蘭老跟我講起那天的事,直到我告訴她不要再提起。我幹嗎要回憶起來呢?我幹嗎要聽她講那天發生的事,好像只不過是個有趣的故事似的?
"嘿,"她老是說,"還記得文福想偷你的機票的事嗎?還記得你用槍對著他,要他把機票還你嗎?但槍走火了,好可怕呀!把他嚇個半死。呵,我還能想起他的臉——他幾乎是拎著褲子從窗口跳出去的!第二天早上你已經上了飛機。你真運氣呀。"
的確。我是運氣的。六天後,我和你父親在一起了。
到了美國,我看到你父親和我都變了,但我們的心沒變,我們的愛情還是一如既往,但他又有了對上帝的愛。他總是講英語,可我不會。
晚上,他把我抱在懷裡,像在上海一樣,我們多高興啊,永遠不會分開了。但我經常在夢裡哭出聲來,"他找到我了,他把我抓住了!"
於是你父親就說,"寶貝啊,噓一噓,不要再想這個了,你現在已經在美國了。"
所以我從來沒告訴他,也從來沒告訴任何人,我懷孕了。九個月後,或許更早些,我有了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