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已經跟你講過我結婚開頭那些日子，這樣你就能夠明白為什麼我既軟弱又堅強了。或許，在你們美國人心目中，一個人是不可能同時具有這兩種矛盾的東西的。但從我自己的生活來看，我不得不具備這兩者，只有這樣我才能活下去。
情況是這樣的：在戰爭後期，我過著一種沒有希望的生活。但雖然沒有希望，我卻不再絕望。我不再反抗我的婚姻，但我也不順從。這就是我的生活，一切總是徘徊著——沒有希望，也沒有絕望；沒有反抗，但也沒有順從。所以，你瞧，就是這樣，既軟弱又堅強。
我不要你欣賞我。這不是與自然合為一體，沒這回事。我說這話的意思是只不過要你明白，我就像一隻關在籠中的母雞，無知無黨，不再夢想自由，但也從來不擔心什麼時候脖子被砍斷。
但是，當然，哪怕是最笨的雞也會趁籠子破的時候飛出去。現在我就要告訴你，這事最後是怎麼發生的。
我不得不等到1945年的仲夏。我還記得那一天，我吃了些什麼，杜阿姨說了些什麼，胡蘭穿了件什麼樣的衣服。我不知道是怎麼回事，打那以後，一切都變了，可為什麼我對那個時刻的瑣事還記得這麼清楚。總之，我們擠在小方桌邊——胡蘭和家國、文福和杜阿姨，還有淡若，坐在我身邊的一隻小凳子上。我們在吃早飯，很平常的一頓早飯，——用小米煮的稀飯，一種像小蝸牛那樣的醬菜，冷萵苣，是前一天晚上的剩菜，很粘的臭豆腐，還有像小孩牙齒般大小的炒紅豆。我們的早飯很平常，我們對飯菜的好壞也不費口舌加以評論，只有在菜豐盛的時候，我們才會評論哪道菜做得好，哪道菜做得不好。
當然，現在我一想起這些飯菜，就要讚美這些美味——所有這些味道你在美國都是嘗不到的，真可惜。比方說，萵苣，像蘿蔔那麼粗，又脆又甜，很好吃。還有臭豆腐，每天早上總有一個人推車從我們家門口經過，口中喊著，"臭豆腐！臭豆腐！"我們就是從他那兒買的。它的表皮是脆的，你一把它咬破，就會發現裡面像奶酪那樣軟乎乎的，一股好聞的粘乎乎的味道直衝你的鼻子。
但是就像我說的，當時這些東西都是家常菜，每天都能吃到，就像你在商店裡買的麥片一樣。不管怎麼說，因為是在夏天——你們這兒是八月——我們吃東西沒什麼胃口。
我還記得那天早飯桌上另外一些事情。胡蘭吃了一顆紅豆，吃得很慢，就像這樣。她從盤子裡搛起一顆，然後在空中抖動一下，好像是一顆蒼蠅卵，搖搖晃晃送進嘴裡。當時她已經發福了，穿的衣服又太小，就是我送她的那件桃紅色衣服，把她的胸部都繃緊了。
"我當姑娘那會兒，"她說，"村子裡只有我一個能一下子搛起一百粒豆子，一粒都不會掉下。"她又把一粒豆子丟入嘴裡。
當然，我明白她說的意思，這是一種古老的風俗，當著未來婆家的面表演你有多麼文雅，多麼有教養。你得用最不像樣的筷子搛起最小的食物，不留下一點垃圾。"在你的村子裡，"我取笑她，"難道女人沒事好做，光會數吃進嘴巴裡的豆子有幾顆？"
"你不信？"她說著，又嫌起一顆，嚥了下去。
"我不是不相信你，"我說，"只是沒時間來數你到底吃了幾顆。說不定才五十顆——"
"我告訴你，是一百顆！"她又吃了一顆，然後一顆接一顆，好像要證明自己沒說謊。
杜阿姨責備我們兩個。"你們倆爭這個有什麼意思呢？或許有兩百顆。不管怎麼說，幹嗎要用筷子搛豆子來試驗一個姑娘的身份呢？"
就在這當兒，我們聽到了一陣急促的敲門聲。我們還沒來得及放下筷子，敲門聲又響起來了。這次敲得更響，更急。一個男人衝進了我們的屋子，是三班的一個飛行員。他大笑著，喊道，"結束了！結束了！"即使這樣，我們還是無法想像——因為我們多次聽說不要指望在明年能夠聽到這消息——所以當他說中國勝利了，永遠把日本帝國主義趕出去了的時候，我們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每個人都高興得哭了——胡蘭、杜阿姨、廚師，甚至我們的丈夫。你真該看看那些快樂的眼淚，聽聽那些快樂的喊聲。我們無法坐下去，也無法站著不動。我們跺著腳，跳上跳下。胡蘭把手臂伸向空中，感謝上帝，當然，就在這當兒，她的衣服撕開了，可她一點兒也沒察覺。過了一會兒，又有一個飛行員衝進我們的屋子，接著，又是一個，又是二個。每次有人衝進屋，我們就叫第一個飛行員重複一遍他聽來的消息——是誰告訴他的，開頭他怎麼不相信，後來又怎麼信了。
所以你瞧，大家都七嘴八舌地說開了——只有我除外。我一會哭一會笑的，假裝在聽這些談話。可實際上，我的心跳得很快，我的頭有點暈，我的腳底癢癢的。因為我想起好像一個舊夢又重現了。我心想，現在我可以選擇了。我可以回上海去。我要給我父親寫封信。我要請叔叔，或老阿嬸，或花生幫助。總會有人幫助我的，我敢肯定。我馬上就能離婚，開始一種新的生活。
到下午，一切都決定了。第二天一早，我們就離開昆明。我們連多花一天賣掉舊傢俱的時間都捨不得。最好把一切全扔了！你瞧我們有多興奮！我們在昆明待了整整七年，而我則被我的婚姻束縛了整整八年哪！
所以那天我們開始打點行裝，把我們的東西分門別類，什麼該丟，什麼該留，說得快，做得也快，"要這個，不要那個。"淡著已經五歲了。呵，當我說我們不能把那張他從小睡到大的小吊床帶走的時候，他哭得好傷心啊！
"別哭了！"文福吼道。淡若是那麼怕他的父親，馬上就安靜下來了。但是文福心情很好，這次他沒有再責備淡若。只是說，"到上海後，我給你買張更好的床，不但買床，還買一輛木頭做的小汽車。好了，笑吧。"於是淡若盡可能把嘴咧得大大的。可憐的小淡若！
第二天早上，我們離開了昆明。這次我們沒有坐在後面的拖車裡。我們和胡蘭、家國還有其他飛行員一起坐上了公共汽車。當時沒幾個飛行員離開昆明，所以汽車不擠。我和文福坐在長椅上。我坐在窗口，淡若坐在我的膝蓋上。這次我們帶了很多箱子、盒子，不像剛到的那會兒，只有一隻箱子。我們甚至把擋雨用的油布也帶上了，以防萬一過夜的地方沒有合適的被褥時用得上。
汽車上了路，大家都回頭最後望了一眼我們住過的屋子。只有我沒回過頭去。我幹嗎要看那個使我失落了希望的地方？我已經二十七了，我只想忘掉我生活中發生過的一切。我只想朝前看。
我看到街上很擁擠，到處是汽車、卡車和搬運東西的人們。我們開出城門，來到了郊區，沿途經過幾個小村子，然後爬上了山。我的心在激烈跳動著，充滿了擔憂和急促感。這種感情和我曾經以為我們會被日本人追上的感情是一樣的。只不過這次我怕的是，要是我們不快些走，突然會有人說，"全搞錯了，戰爭並沒有結束，我們還得回去。"
這時有個飛行員喊道，"停車！"然後跑過過道，對司機吩咐了幾句，指指路邊。真的，車子大吼了一聲，停下來了。我咬住自己的手，免得大聲哭出來。三個飛行員跳了下來。我以為我們遇到搶劫了。我站起來，朝窗外望去。我一見他們的樣子，馬上就笑出來了——原來他們在拍照！
其中一個站著，做出一副傻乎乎的樣子，很驕傲地指著藍天——好像這兒的天跟別的地方的天有什麼不同似的。我想笑了。然後我又抬頭看了看天。我記得當時我心中產生了一種非常奇怪的感情，就像你剛從一場亂七八糟的夢中醒來一般。就好像我以前從來沒有見過昆明似的。因為我看到的不是平常的天，平常的雲。天色是那麼亮，那麼藍，就像藍寶石似的，直逼你的眼睛。雲共有三朵，一朵接一朵，形狀就像專門為天上的神仙做的巨大的坐墊。然後我看到了一隻鳥，一隻大鳥，它的翅膀像彩虹一般閃閃發光。我看到了森林覆蓋的青山，樹木的手臂揮舞著，拂動著大地。大地上鮮花盛開，各種各樣的野花爭相鬥艷。在這後面我看到了古老的城市，安靜的彎曲的街道，白色的牆壁，從遠處望去更加明亮整潔。
我第一次看到了這一切，我並不快樂，反而覺得痛苦，因為我意識到我從來沒有感受過這種美景，現在已經晚了。
在去武昌的路上，我看到了戰爭造成的破壞。幾乎每一個村子，看上去都只剩下一排排的泥巴壘起來的平房，要麼是中間塌掉了，要麼是屋頂被掀掉了，要麼是一邊的牆壁倒掉了。有些房子已經算是修過了，這兒那兒的牆洞，用破桌子或床上的草褥或破汽車門擋住了。一次我望見一個綠色的山谷，高高的茅草叢中散落著幾處黑洞洞的屋子。遠遠望去就像幾個被人隨便扔掉的破煤球。我一直認不出這是一個村子，直到我們差不多要走過這地方的時候，才辨認出那些黑洞洞的東西原來是小屋，好多年前就被燒掉了，沒有一個倖存者留下來修復它們。
但是我見得最多的是那些可憐的飢餓的面孔，一路上那麼多面孔，年輕的，年老的，全都是同樣的憔悴和痛苦。他們在瓦礫堆中扒拉著，把廢品扔進薄薄的口袋中。他們一聽到我們的汽車聲，就扔下袋子，雙手合成討飯碗的樣子，哀求著，"小姐，瞧我們可憐的樣子，行行好吧！"他們的哭泣的嗓音，隨著我們汽車的遠去而漸漸消失。一看到他們我的胃就痛。
我們這些坐在車子裡的人也有自己的擔憂。我們早就聽說許多窮人已經成了土匪，成群結隊地流竄在中國的大地上，山區特別多。我們坐船過洞庭湖時，有人警告我們，土匪已經扣住了許多船隻，他們會毫不猶豫地割斷我們的脖子。國民黨說這些事是共產黨干的。而杜阿姨偷偷告訴我們，這不是真的。她的女兒寫信給她，現在有人把中國發生的一切壞事都怪到共產黨身上。所以你瞧，戰爭結束了，可鬥爭並沒有停止。
就在我們安全到達武昌的時候——我們只在那兒的一家旅館裡過了一夜——我和胡蘭都以為這輩子我們無法再相見了。她和杜阿姨還要往北走到哈爾濱去，家國也被派到那兒去。文福、淡若和我要乘火車向東到南京去，然後再從那兒坐船到上海。
不錯，八年來我和胡蘭有過多次爭吵。但現在真的要分手，大家都有點依依不捨。在旅館的最後一個晚上，我們談了好幾個鐘頭，直到眼皮撐不住為止。第二天早上我們又在一起吃了早飯，我們吃得很慢，吃的是平常的簡單的早飯，就是我已經跟你講過的，同樣的小米粥和小紅豆。吃完後，我們互相交換了地址。我寫下了我父親的和崇明島上的叔叔的地址。她把家國寫給她的哈爾濱的地址依樣畫葫蘆地寫給我。然後我們回到各自的房間，從箱子裡找些互相送別的禮物。
胡蘭送我兩副鉤針，一副大的，一副小的。我把我最好的一件毛衣送了她，那是我自己精心編織的。然後我們兩人都笑了，我們都猜中了對方的心思，一個需要織的工具，另一個需要織好的成品。家國送文福一枝自來水筆，文福送他一瓶美國威士忌。
這時我見杜阿姨在和淡著玩。她對我的兒子就像一個奶奶似的。我又回房間去翻箱子，想送她一樣特別的東西。我想起來了，她很喜歡我有時讓談若玩的藍色的香水瓶。我又一次把香水瓶舉起來對著陽光，然後就出去送給了她。杜阿姨大聲推辭，連聲說，"我要這玩藝兒幹嗎？"我把瓶子硬塞在她手中，她哭起來了，告訴我她拿這東西是多麼不好意思。"我沒東西回送你呀。"她說。
於是我告訴她，"我給你的也不算什麼，只是好看罷了，這樣你就能記得一個傻女人和她的兒子。"
分手前，胡蘭和我握了手。我很想為我們這些年來的爭吵說聲道歉。但我不知道怎麼說好。於是我說，"我想確確實實是一百顆紅豆。"她馬上就明白，我指的是我們離開昆明前的最後一次爭吵。
胡蘭搖搖頭，又哭又笑，"不，或許是你對，只有五十顆，沒有更多了。"
"一百。"我堅持說。
"五十，或許還要少。"她堅決地說。然後她又不好意思地加了句，"當時我們家很窮。我只得每天早上把數量不多的豆子，一五一十地數成兩堆，一堆給我妹妹，一堆給自己。所以你瞧，我只是希望有一百顆豆子。"
我們到了上海碼頭後，沒有馬上去看文福的父母。本來這是慣例。但因為日本人一佔領上海，他的父母就搬到內地去了，這樣我們就得再坐一天火車才能到達他父母親那兒。所以文福就堅持說我們應該先到我父親家去。我知道他也在夢想我們可以住在那幢高級住宅裡。他還有個打算，在上海比在小島上更能做好生意。什麼樣的生意，他沒說，我也沒問。
"你父親當然會要你和他住在一起，你是他的女兒嘛。"他說著，把他的空軍制服套上去，我猜他是想要大家高興看到他，一個勝利歸來的戰鬥英雄。
我沒和他爭論。我也想先看到我父親。我不想得到他的幫助，我只希望我父親見到我會很高興。
我們從碼頭上租了輛小車，直接開回去。一路上，文福獨自哼著一支快樂的小調。淡若忙著看窗外的風景，他的頭不停地朝各個方向轉來轉去，想抓住這奇怪的大城市的景象。
"媽媽，瞧！"他喊道，我見他指著一個頭纏紅布的印度人，在給來往車輛打手勢。我小時候一見這些印度交通警就要哭。這是因為我父親的一位太太告訴我，如果我不聽話，她就要把我交給這些"紅頭阿三"，他們會用他們的大鬍子戳我。
"不要怕，"我告訴淡若，"你見他頭上戴的帽子了嗎？不過是濕衣服纏起來晾晾乾的。"淡若想從座位上爬起來看得更清楚點。
"不要對孩子胡說八道。"文福說。淡若馬上就爬下去了。
真不可思議，這個城市還是那麼忙碌那麼擁擠，好像什麼也沒毀壞，什麼也沒改變——至少在大馬路上是如此。小車和出租車喇叭嗚嗚作響，自行車穿梭而過，人行道上熙熙攘攘，穿著燕尾服的商人，推著裝滿蔬菜的手拉車的農民，手拉手走路的女學生，戴著最新式的帽子、穿著跟最高的皮鞋的時髦女郎。她們知道大家都在看著她們，都在羨慕她們。當然那兒也有外國人，但是沒有我記憶中那麼多了，事實上，沒幾個。我看這些人沒以前那麼威風了，步子也沒以前那麼自信了，他們穿馬路的時候很小心，現在他們明白這個世界不會停下來讓他們慢慢走。
車子離我父親的住宅越來越近了，我竭力想，我怎麼把我的婚姻狀況以及為什麼我必須離婚的原因告訴他。
我強迫自己又一次想起發生在怡苦身上的事。"父親，"我要哭著告訴他，"他說即使她死了，他也管不著。他就這樣讓她死了！"我想起文福怎樣把我的陪嫁錢賭光的。"當他從我這裡再也偷不到錢後，他就把我的身體當本錢，他笑著告訴那些男人，要是他失蹤了，隨便哪個都可以和我睡覺！"我想起那麼多個晚上，他在和別的女人睡過覺後，又來折騰我的身體，"他還把一個女人帶到我們的床上來，叫我看。當然，我沒看，但我不能摀住我的耳朵。"
越想起這些往事，我的呼吸就越快，仇恨充滿了我的胸膛。我父親怎麼會拒絕幫我的忙呢？他當然會幫我的！哪個家庭會要這麼一個可惡的女婿？——沒有感情，沒有道德，沒有廉恥。這就是我在到達巨鹿路我父親家時的想法。但我沒考慮到這一點：如果我的生活在這八年中有了那麼大的變化，那麼也許我父親也同樣。
我一穿過門廊，馬上就發現這屋子出奇地靜。朝外的百葉窗關得緊緊的，好像整個冬天都一直關著似的。可現在才九月呀，天氣還相當熱呢。
"這麼大的房子，誰住在這兒呀？"淡若問。
"安靜。"文福說。
因為我對我父親的屋子不是很熟悉，也沒注意到其他的變化，直到後來我才發現：前門破了，隨便修了一下。院子裡的扶梯已經塌下來了，然後又改了個方向。屋子下部的牆壁很匆忙地重新油漆了一下，色彩與原先的很不協調。下面的百葉窗已經破了，還沒有換過。
等了很久，才有一個傭人出來開門。她用懷疑的目光打量我們，我趕緊告訴她我們是江少炎的女兒、女婿和外孫。
"阿姨。"我客氣地叫她，因為我不知道這傭人在家中的地位，"我是來看我父親的。"這女人長得矮小肥胖，年紀已經不輕，穿一件普通的工作服，看上去一點也不像那種替大戶人家看門的傭人，倒是更像那種沒人見的時候掃垃圾的清潔工。
"哦！"她說，"請進！請進！"
但她沒有叫一個管家出來迎接我們，而是自己把我帶到我父親的書房裡了，我見父親坐在黑暗中，兩眼茫然地凝視著前面。
我父親從安樂椅上轉過身來。他的目光從我身上，從談若身上移到文福身上。他一邊的眉毛立刻抬起來了，但不是出於高興，而是出於恐懼，就像一個被抓獲的人。他很快從椅子上站起來，我見他的背駝了。呵，這八年來，他老了這麼多！我等他歡迎我們，但他一言不發。他只是盯住文福不放。
"父親。"我終於喊道。我捅捅淡若的胳膊，他向前走了一步，輕聲說，"外公，您好。"
我父親很快看了看淡若，然後又看看我，然後又看看文福，然後再看看我。他的眉毛又恢復了原狀。他臉上露出放心的表情，然後又坐了下去，讓他的身體重重地埋在椅子裡。
"你收到我的信了嗎？這是你的外孫，已經五歲了。"我父親用一隻手遮住臉，什麼也沒說。我怕得不敢再說別的話了。但是我心裡在想，有人死了嗎？另外人到哪兒去了？
但這時那個傭人輕輕地來叫我們了，"過來，過來。你父親需要休息。"我們一離開房間，她就用一種討好我的口氣大聲說起來了，"你們肯定累壞了吧。到這兒來，喝點茶。"她轉向淡若，"你怎麼樣，小傢伙？肚子餓了吧，想吃東西了吧？"
我們進了一個大客廳。當年我就是坐在這兒，聽老阿嬸和新阿嬸來請求我父親同意我和文福的婚事的。只不過現在沙發和窗簾已經退色，牆紙已經剝落，角落裡積滿了灰塵。傭人想必是看出了我臉上驚訝的神情和文福皺眉的樣子。她衝上前去，拍了幾下沙發靠墊，把灰塵撣到了空中。"別的事情一大堆，我忙得照料不過來。"她說著笑了笑，順手用袖子撣去桌子上的灰塵。
"沒關係，沒關係，"我說，"畢竟，大家都吃夠了戰亂的苦。情況不一樣了，大家都知道這一點。"
傭人看上去很高興，"是呀，是呀，誰說不是呢？"我們又打量著亂七八糟的房間。
"另外人上哪兒去了？"文福忍不住問道。
"她們怎麼樣？"我說，"三媽，五媽——她們身體可好？"
"好的，好的，"傭人咧開大嘴笑著說，"身子骨硬朗著哩。不過這會兒她們不在，看朋友去了。"然後她又看看文福，緊張起來。"可我說不准她們上哪兒了，"她很快又解釋說，"也就是說，我不知道。我不過是個笨老太婆，腦子糊塗了，記不清事了。"然後她又笑起來，希望得到我們的同情。
所以你瞧，我們的回家真是奇怪得很。第一天我都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我只能猜想是戰爭使我父親變得像他住的屋子那樣破敗了。直到第二天上午，文福出去看朋友，我才得知我家的新情況，為什麼我父親見到文福的國民黨制服會那麼害怕。
傭人說的是真話：我們家的房子歷經了戰爭的磨難。但毀了房子的既不是炸彈，也不是子彈，而是我父親的懦弱無能。我從來不知道我父親性格的這一面。他這個人總是習慣於用自己的力量控制別人。哪怕在今天說起這件事來，我還是無法相信他的性格會發生那麼大的變化。但我相信戰亂時期這些事情是會在某些人中發生的。這是三媽說的，她回家後跟我解釋了家裡發生的事情。她說起這事來還是憤憤不平。
"你瞧，戰爭開始後，你父親的工廠就開始敗下去了。"她說，"你知道，這是大家都碰到的。事情一件接著一件，你無能為力。一樣東西撞倒了另一樣，接著又引起下一樣倒台。家家戶戶都沒錢了，不再買東西了。從前賣高檔服裝的商店也都關門了，所以他們不再從我們這裡進貨了。海外的輪船不能進出上海，所以你父親不能再把他的貨運到海外去。
"但我們還有不少錢，所以一開頭大家都沒怎麼擔心。坦然後戰爭一年接著一年打下去。蘿蔔頭開始把越來越多的生意搶走了。"
"蘿蔔頭？"我問。
"蘿蔔頭！"三媽說，"這是我們給日本人起的綽號。因為你看到他們到處在啃鹹蘿蔔——然後撲撲撲撲撲——在身後留下一股臭味！
"不管怎麼說，無論什麼樣的生意他們都要插一手，假裝什麼安全檢查啦，衛生檢查啦。哼！誰都知道他們無非是看看有沒有油水好撈。大家都曉得，誰要是不肯合作，誰要是提出反對，日本人就有理由把一切都弄走，包括你的性命！當然，人人都很小心，不要惹出不必要的麻煩。但你經常會聽到誰誰誰向日本人屈服了，變成漢奸給日本人開店。他們和蘿蔔頭簽訂了新的愛國條約，結果使大家吃苦頭，因為日本人的勢力越來越大了。所以大家一聽到這些漢奸的名字就朝地上吐痰。半夜裡，他們偷偷起來，把漢奸家的祖墳給扒了。
"有一天，大概是在1941年夏天吧，——一個日本軍官和幾個幫手到我們家來了。傭人一打開門，尖叫了一聲，就暈倒了。日本兵說是要和江少炎談談。他們進了他的書房。還有些傭人躲在廚房裡不敢出來倒茶，所以這事只好我來干了。給日本軍官倒茶，當然，要不涼不熱的淡茶。
"那軍官直誇你父親的傢俱，說這件有價值，那件很古雅。然後他就把話題轉到你父親這兒來了——好像他看中了他想要的什麼職位。他說，-江少炎，我喜歡您的風度，您的明智。您明白怎樣把握上海的新形勢，怎樣幫這個城市恢復秩序-
"你父親一句話也沒說。他就坐在椅子裡，很威風，一動也不動。日本軍官在房間裡走來走去，看看你父親的大寫字檯，那些硬面的大書，牆上掛的名人字畫。他暗示他很喜歡在他自己的房間裡掛上這些有價值的東西。
"-江少炎，-那日本軍官說，-我們需要您的明智使別的人也明智起來，態度也好起來。像您這樣思想正確的人能很快結束戰爭。這對中國是有好處的，這就是愛國。這樣一來，就沒有什麼生意人家會吃苦了。一切維持現狀-那軍官把手揮到牆上的四張字畫上，-就像這些畫一樣-他說。
"正說到這兒，你父親站起來，猛地把手中的茶杯摔向字畫！真的，這四幅畫都有兩百多年歷史了，可他就這麼一扔把其中的一幅給毀了！
"我真為他的行為感到驕傲啊。
"所以我不知道這房間裡發生的事。我離開的時候，你父親剛把茶潑到畫上，好像在告訴日本人，-我寧可把我的家產全毀了，也不會給你們-
"第二天，他好像很擔心。但我知道這是因為我們現在就要失去房子了。我結婚前，家裡很窮，所以我就打算回家過窮日子去。我認命了。
"兩天後，臨街的牆上掛起了一面旗幟，前門上釘了一塊大牌子，說什麼這屋子的主人，五風紡織貿易公司的老闆江少炎，支持中國的新政府，效忠日本天皇。當地大大小小的報紙也都登了這個消息。報上還說什麼江少炎鼓勵大家與日本人合作，與外國帝國主義作鬥爭，開創一個新中國。
"我們的傭人差不多都跑光了。我的兒子一家也都走了。五媽的兒子、媳婦和孫子還留在這兒，但是他們都像雞那樣只管啄地上的東西，也不抬頭看看是誰給撒的谷子。不管怎麼說，我想問問你父親幹嗎這麼幹。他也不回答。然後我就對他吼了，我還是第一次發這麼大的火！打那以後，誰也不搭理誰了。
"過了一星期，工廠全面開工了，他們開始把貨運到海外去，報紙上又登了這個新開張的企業成功的消息。
"我又對你父親吼了——-好呀，原來你是為了這個才去當漢奸的！為了這個，我們家的祖墳已經被翻個底朝天了。為了這個我們要下油鍋，永世不得翻身了-你父親也回罵，想把我打倒在地。他剛舉起一隻胳膊，就像一隻被扭了脖子的鴨子似的，轉不過來了。然後他就癱倒在椅子上，說不出話來。他中風了。
"過了好幾個月，他的手腳才跟以前差不多能活動了，沒有留下後遺症。但他還是不能說話——雖然我老是懷疑他是不願說起他幹下的事情。他有半邊嘴巴還是能動。但他的臉好像分成了兩半，每一半的表情都不一樣，一半是他平常的表情，另一半是他失去的，不能再隱瞞起來的表情。
"戰爭結束的時候——你能夠猜到發生了什麼事情。國民黨士兵開進了那些與日本人勾結過的生意人家中。我們家的工廠馬上就關了，等待上面作出決定對這個漢奸怎麼處理。然後許多人憤怒地跑來投石塊。他們把標語和其他髒東西塗在我們屋子裡和外面的牆上：-誰拍馬屁，誰吃驢糞蛋-
"不久，國民黨進了我們屋子。當然你父親不會說話，於是我解釋是怎麼回事。我告訴他們你父親從心底裡恨這些日本人。但是日本人接手他的生意的時候，他已經中風了，他沒有力量反抗——我們都知道他本來一定會反抗的。他無能為力，不會說話，他們也看得出來。我還說江少炎已經盡力地斥責了日本人。我給他們看了那幅濺上了茶汁的畫。
"國民黨說這個借口說不過去，因為大家總認為他是個漢奸。但是他們暫時給他留了一條命，沒有給他吃槍子兒，像對付其他漢奸那樣。以後再決定怎麼給他應有的懲罰。"
"多虧了你這個好人哪！"我對三媽說。
我走進樓上我母親住過的房間，想起了三媽講的故事。我不知道是什麼原因使我父親改變了主意。是出於害怕，還是出於貪財？要不只是為了求太平而起了一個錯誤的念頭？
但不管什麼樣的理由都沒用。在局外人看來，是沒什麼正當理由的。我父親犯下的過失，是一個大錯誤。我心裡明白，他幹下了最壞的事情，為了保命，拋棄名聲，成了一個漢奸。
但我轉念又想，你怎麼能責備一個人的膽小和軟弱呢，除非你自己也面對同樣的情況，作出不同的選擇？當我們面臨最後關頭時，天性中怯懦的部分會讓勇氣溜走，緊緊抓住求生的希望，你怎麼能指望每個人都可能成為英雄，寧死不屈呢？
我這麼說，並不是為他開脫責任。我從心底裡原諒了他。因為當你相信你真的別無選擇時，會感到同樣的悲哀，因為如果我責備我父親，那麼也就不得不責備我母親，她也干了同樣的事，離棄了我，去尋找她自己的生活。然後，我也得責備我自己，為了同樣的目的而作出的所有的選擇。
文福聽到我父親幹的事後，一開頭裝出很憤怒的樣子。一個與日本人勾結的傢伙！一個出賣漢族人的漢奸！好像他自己不是同樣壞似的。他不是把飛機掉過頭去，怕被日本人擊落嗎？他不是在其他飛行員面臨生死關頭的時候，管自己逃命嗎？
你真該看看文福的樣子，他大罵一聲不響地坐在椅子上的我父親，"我應該親手把你交給國民黨！"
我父親的右眼驚恐地睜圓了，左眼則沒有表情地盯著，一副無所謂的態度。
然後文福又說，"但幸虧你運氣，你女兒嫁了我這麼個好心腸的人。"
我馬上看了文福一眼，立刻就起了疑心。
"你父親現在需要我的幫助，"他對我說，"你父親和國民黨有麻煩了。我是個國民黨的英雄，我可以保護他。"
我想喊出來了，"父親！別聽他胡說！他說的全是謊話。"但我父親已經抬起頭來，用半帶感激的笑容望著文福。
當時我父親的意志已經變得十分懦弱，他相信了文福對他說的話，以為只要讓女婿來照管所有金融業務，就不會有什麼麻煩了。告訴你吧，我父親的錢就是這樣弄光的！
我們前腳進我父親的屋子，文福的母親、父親和他們的親戚後腳就到了。有幾個老傭人也回來了，但是文太太又雇了幾個新的。三媽和五媽對他們的安排很不高興，因為現在文福的母親成了這屋子的總管，她把一切都翻了個個。
她要那個只懂得照料花園的男人拍打地毯，她叫那個只會燒飯的女人去洗衣服，她叫那個倒馬桶的女人切菜。她朝今夕改，弄得傭人們不知所措。她大發雷霆，揚言要砍掉她們的腦袋，讓她們的屍體喂蒼蠅。所以你瞧，或許這個母親把她的壞脾氣傳給她兒子了。沒過多久，大多數傭人走了。
我覺得文福亂花錢的習慣也是從他母親那兒學來的。我從來沒見過這麼貪心的女人。我指的是她不光知道怎樣買絲綿和珠寶，而且也知道怎樣把拳頭捏得緊緊的，一個子兒也不落進別人的口袋。有一次我好像見她拿出一張百元鈔票叫一個傭人去買食物。那時，一百元已經不值錢了，大概只相當於現在的幾元。那個傭人從市場上回家後，文太太把她買的東西都列了清單："這個多少？你能肯定嗎？那個多少？你能肯定嗎？"她要那傭人一遍又一遍地算，總共付出多少錢，還剩下多少錢，當她以為少了一角錢時——還不到十分之一美分，又問了她很多問題。那傭人已經在我父親家裡差不多干了四十年，一氣之下就走了。
同時，文福和他的父親在賽馬場上輸了一大筆錢。文太太每天晚上請人來搓麻將。這些人根本算不上朋友，還有些像是來表演的，他們搓麻將的樣子，好像對眼鼻子底下的那一大堆錢的輸贏一點也不在乎。
你知道他們從哪兒弄來那麼多錢嗎？就是從這幢房子裡來的！他們全家都有偷東西的毛病。我們的家成了交易所，人從前門進，傢俱、地毯、古玩和鐘錶從後門出。他們根本就不管這些東西對我家來說意味著什麼。我看到有人扛走了我母親的梳妝台，就是她在裡面放過英國餅乾的那張。第二天她坐著梳頭的那張凳子也不見了。
有一次我和我父親看到一個男人從我父親書房裡扛出一張桌子，就是那張又長又寬的法官桌，四條腿是雕花的。這張桌子已經在我父親家族中傳了好幾代，起碼也有兩百年了。我看到我父親拚命忍住不喊出來，把這張桌子留下。而那張桌子好像也不想走，從門洞裡出不去。搬運工翻來覆去就是弄不出去。最後，那個搬桌子的男人告訴文福，他要退錢。我父親放心地露出了一絲微笑。但隨即發生了一場爭吵。文福不肯退錢。那男人就說，"你自己看看，那桌子弄不出去。"
"這個問題你自己解決。"文福說。
"沒法解決！"那男人嚷道。
雙方僵持了幾分鐘，後來文福撿起一把椅子，還沒等人攔住他，他就把桌子腿砸成兩截。"好了，我幫你解決問題了。"他說。你要是看到當時我父親臉上那種悲哀的表情就好了。
誰也無法阻止文福肆意變賣和揮霍家產，我父親的幾個太太、他的其他幾個女兒和女婿，都無能為力。他們全都愛莫能助。只要哪個敢當著他的面說半個不字，他就吼道，"難道要我把你們所有的人和這漢奸一塊兒投進監獄去？你們要我這樣做嗎？"打那以後，沒有人再敢吱聲。
現在我要告訴你一個秘密。或許我也不吱聲了，但我還是在想對策。我告訴你我幹得並不光彩，因為不過是見不得人的小事，使我高興一下。
一次我偷了一張麻將牌。當文福的母親和她的朋友坐下來搓麻將的時候，她們馬上就發現少了一張牌，打不下去了。我聽到文福的母親喊道，"你肯定嗎？再數數看，再搭搭看！"我不得不摀住自己的肚子，免得笑出來。
又有一次，由於文福不肯花錢把所有的破窗戶全修一下，我很生氣。我告訴他"蚊蠅和蟲子要飛進來的"，可他不管。於是有一天我就拿來一個小盒子，進了花園，把它藏在石頭下。後來我就進了文福從我父親那兒要來的房間，我把蟲子撒在他的寫字檯和床墊下。那時我和他的房間已經分開了，晚上我聽他拚命在趕這些蟲子，一面大喊大叫，用拖鞋拍打著。當然，他還是沒有修那些破窗戶。
後來，我又想法把我母親的房間要過來做我自己的房間。文福的母親剛來的時候，看中了這個房間，我一見她在裡面就生氣。有一次我聽她抱怨，"昨晚太冷了，好像風透過牆壁吹進來了。"我瞅準這機會趕緊說，"哎，我聽說這房間裡死過一個女人。"我轉過頭去問三媽，"是真的嗎？"
三媽心領神會，馬上接口說，"不知是自殺的，還是謀殺的，沒人知道，從來沒弄清楚過。當然，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現在不用伯了。"那天晚上，文福的母親硬要和我換房間。
但即使我母親的鬼魂也無法阻止文福半夜溜進我的房間裡來，身上帶著夜總會的氣味：雪茄、威士忌和香水。他把我翻過去，掰開我的胳膊和大腿，好像我是一張折疊椅似的。他滿足了以後，就爬起來，回到自己房間去。我們兩人之間一句話也不講。
我也爬起來。我房間裡總是放著一盆水，就是為這個準備的。我打濕一塊粗布當毛巾，然後就洗身體，我一遍又一遍用力地擦著他碰過的地方。洗完後，我就把這盆髒水從窗口潑出去。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