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一擔石溝創造了個人飯量的最高記錄，也是秋天深翻地，我發明了一種躍起踩掀法，即跳起後以全身體重置於一足，再用此足踩到掀背上將掀板壓入土中，不論多麼堅硬的土質，都會被足足實實地切入翻起。但這樣幹活消耗極大，我一天中午吃了六碗拌面，折合乾麵一市斤半。
我自幼身體不強，在團區委工作時，有領導當著我的面說，此孩太聰明，早熟的結果很可能是早夭。我的身體好轉起始於1958年的勞動，初到建築工地時感到手指變粗，腰腿變壯，肩膀經得住壓。我堅信體力勞動對我有起死回生之效。到了桑峪，勞動使我渾身血脈暢通，心明眼亮。我這裡只是說一個事實，無意為極左的知識分子政策塗脂抹粉。我甚至至今在想，如果不是用野蠻的與強制的辦法，而是用文明和自願的辦法，能不能號召多一點專家教授去搞兩年體力勞動呢？我堅信體力勞動有益身心健康。
還有一個愉快的經驗，我曾幾次騎著馬去南辛房大隊給馬與驢釘鐵掌。我敢騎馬，不害怕，注意姿勢，沒有鏟過屁股。我身軀靈活，認鐙並不太死，隨時可以跳下。我還有幾次興起，甩兩鞭，跑幾下顛幾下，當然絕對注意不能累著馬，不會讓馬四蹄出汗。
有過一兩次，馬欺負新手，走著走著突然跑回馬廄，我的頭頂撞到了馬廄的門框，撞出了血，但幸虧我的個子並不太高，什麼事，我對與馬共舞的興致也沒有受影響。
在一擔石溝我擺弄過草莓，單是草莓的名稱也令我快樂。我相信，波蘭圓舞曲中唱的「有個姑娘去到林中尋找紅莓果」中的紅莓果就是草莓。也有艱苦的工作，給灰窯背石灰石，壘窯。
一擔石溝與桑峪不同，沒有那種大山，而是許多陡峭的小山峰小山頭。有好幾個山頭被削成了平地，可能作過當年單干時的私人場院，站到高處下眺，相當好看。我的草莓田也是一個近處的小山頭。
在一擔石溝我還打過豬草和割過荊條，這兩件活都需要較好的眼力，我完成得不好，但也是一種狼狽中的新體驗。
檀柘寺是京郊的著名風景區，一擔石溝由於入溝時有兩塊圓形巨石而得名，圓形石上甚至於可以看到方心，是挑擔子的痕跡，說是二郎神挑著這兩塊巨石追趕太陽，把石頭放到了此處。這裡山頭林立，石頭眾多，樹木蔥蘢，花草繁茂，常有松鼠出沒。但還有一部分禿山。我們實行雨季造林，冒雨到林場苗圃挖出幼樹，栽到預選挖好的魚鱗坑中。我學會了一些樹種名稱，什麼大久保（桃），什麼阿爾巴特，什麼油松，側柏，馬尾松等等，我們也偶而暢想一下未來：荒山變成花果山，平原變成米糧川之類。
生活、愛情、性是無處不在的。在八班中，傳出了一些緋聞。我渾然無覺。而另一些朋友，激動地說這說那，並揭露了緋聞中的某些女性角色含有政治目的：為了摘帽子而靠攏改造得「好」的的積極分子。這樣的傳聞我第一不信，第二聽後深為痛苦，尤其為女性痛苦，做名女人難？做女右派更不易，不信讓那些名女人來右兩下試試。第三不明白，我怎麼看不出來？王蒙這樣的木頭人怎麼還能寫小說？第四，作積極分子真好啊，當了右派也要當積極分子呀，會有桃花運找上來呀。
事過多年以後，我忽然想起，為什麼就不能從最最美好的意義上看這一切呢？到處有日月星辰，到處有春夏秋冬，到處有生命的熱度，到處有猶未了的青春，到處有男子與女子的相親，雖然已經批倒批臭，雖然已經置之死地，雖然已經不算人民，但是仍然有擁抱和狂吻，有瞬間的不顧一切，有和山脈河流一樣節拍的顫動……如果該死的王蒙多一點活性野性少一點目不邪視與中規中矩，也許他的《失態的季節》《布禮》什麼的會寫得有魅力得多吧。
與桑峪比較，一擔石溝的一大優點是吃得好，大體按幹部標準吃飯，不必向貧下中農看齊。我堅信，只要吃飽睡足，勞動越辛苦越對身體精神有利。但是很快就到了1960年冬季，中國的一個饑饉之冬。糧食問題困擾著全中國，一擔石溝雖然養著幾頭豬，對機關副食少有裨益。造林隊轉交給了報社作戰備用，一擔石溝從此靜靜地歇息在那裡，再沒有大躍進中的盛況，留下了我們用拆自古建築的高級材料修起的古色古香的幾間大房子，存放紙張和一些印刷用品。而那裡種的樹，除死掉的之外，幾十年後也漸漸長起，松柏都超過一人高了。
市委系統的副食生產開闢了新點，位於南苑西紅門大隊三樂莊。離城市是更近了，環境是更單純了，對於我來說已經沒有太多「深入生活」的意味了，但是到了三樂莊以後休假能夠方便一些；說好了兩周就可休一次。於是1960年移師三樂莊，糧食定量從每月45斤一傢伙降到32斤。
一位原團市委統戰部長，因被認為統而不戰，定性右派，他到了三樂莊後寫決心書，內有一句：「為改善機關同志的副食供應而奮鬥。」我勸告他刪去了此語。
32斤的定量讓人慌了神。找竅門找到了酒上，聽說酒也產生熱量，便想辦法到大興購買烏七八糟的色（讀shai）酒。為此我受到了批評。有一位原來風度翩翩，出身高貴的人，被發現偷吃辣椒，班長躍躍欲試，準備藉此大抓批鬥，被制止。而且團市委第一把手，農民出身的張進霖書記親自來看望在三樂莊勞動的另冊人士，噓寒問暖，極盡安撫之能事，號召多休息，度過難關，直到表態：「你們夜間把尿桶乾脆放入房間，這個措施是正確的。」
來三樂莊後人員少了，副班長原屬於北京日報社，他們到別處去了，原七班的人也另有高就。人們尤其是班長，似乎有點失落。他本想再抓幾場鬥爭，沒有搞起來。一次抓住了那位原團市委的統戰部長，在氣勢洶洶之時，此公「擅自」回京了，人們等待著他的「下場」，傳來的卻是另外的消息，此公找了團市委第一把手，領導同志打招呼不要沒事找事地七斗八斗了。從此班長的黃金時代宣告結束。我們也有一種即將掀開新的一頁的感覺。
從桑峪到一擔石溝再到三樂莊，這也是一個從浪漫主義到現實主義的過程，與世界萬事萬物一樣。一次比一次離北京更近，一次比一次人數更少，一次比一次更有務實的目的，一次比一次更帶有熬時間的應付性質。生產副食，就是生產副食罷了，不必再鬧個雞飛狗跳。這裡是平原，地勢開闊，視線遼遠，到處是望不到頭的青紗帳，到處是糧食作物，與一片梯田的觀感乃至氣味都大不相同。只是三樂莊這邊地勢低窪，一片鹽鹼，弄不好顆粒無收，才被公社基本放棄。我們學會了次生鹽鹼化一詞，整天掛在嘴上，找了農學書籍，但仍沒有辦法。
估計這裡離市區也就20公里，一次深夜宣佈次日休假，我乃騎上一輛破自行車返家。夜深人靜，玉米葉子嘩嘩地響，路途全靠星光辯認，有的時候星光不見，全憑感覺。夜路走了一個多小時，才到了永定門。我驚異於人的適應性人的克服困難的能力，還有人的勇氣與地位的反比。
由於離市區近，我們離領導也近多了。團市委有一位同志多次與我們座談，內容一是鼓勵改造，一是反修，大家爭先恐後地罵赫魯曉夫，這麼一罵，似乎找到了「自己人」的感受，縮小了與革命人民的距離。遇到這種時候，當然就要得罪了，修正主義者們！
1961年5月1日，依例休假，但嚴令不可以回北京，我們當然懂其中的考慮。我在宿舍內正在看一本書，忽聽到熟悉的聲音。是瑞芳，她穿著一身乾淨的衣服，穿著我們結婚時我給買的翻皮正皮兩樣相拼的半高跟鞋，精神奕奕、儀態從容地帶著一盒點心來到三樂莊。我不知道她是怎麼找來的。她的到來使我激動流淚而又神經緊張。我面紅耳赤，無地自容。她怎麼不告訴我就來到了這裡！這裡哪裡是她來的地方！我與她出來並告訴她不可對這批右派太熱情。我的怯懦使我至今臉紅。
說什麼好呢？一位和我關係很好，應該算是「難友」的人，分享了芳帶來的小點心，同時背後說：「王某的愛人是資產階級。」還好，沒有把她「五·一」來訪的事提到批評會上。
至少有五件事，我可以將芳與俄羅斯歷史上的十二月黨人的妻子相提並論。那位俄羅斯女子曾到西伯利亞與自己的丈夫匯合，見到丈夫先吻他的鐐銬。第一，她不受侮辱，寧可決裂吃虧。第二，他同坐火車送我去桑峪一直送到雁翅。第三，她曾陪我在1959年的春節去過一趟桑峪給農民拜年。為此她甚至受到親人的指責，認為她太與右派界限毫無，她不惜與一切對我不好的親人決裂。第四，她此年「五·一」節穿著半高跟鞋找到了南苑。許多看過她的書的人看到這裡都說她太偉大了。第五，後面要寫到的，1963年我決定要去新疆，我與她通電話，她三分鐘不到就同意了。此後不但去了烏魯木齊，還去了伊犁，去了公社和巴產岱大隊。
在楊述同志再次關心與催促下，1961年秋，我算是摘掉了帽子，叫做「回到人民隊伍」來啦。本來早就可以完成這項過程了，但是三樂莊的「分子」們常常陷於混戰，關鍵在於我們的班長，他「右左」「右左」得你毫無辦法。恰恰在當了右派以後，他嘗到了做領導和抓鬥爭的其樂無窮。第一，他幹活還是比較不錯的，第二，他動輒放棄休假，而除了他以外，別人那個時候的唯一盼頭便是到了日子能回家休息兩天。憑這兩條他就是表現得最好，無人匹敵的了。
實在攔不住休假了，他也要佈置休假期間寫思想總結，開兩次會議匯報休假不忘改造的情況。我曾經不無小人之心地猜測，他肯定與愛人夫妻關係不佳，否則怎麼可能老不回去？此後多年，當我看到一篇報道說某位藝術家或某位幹部怎麼以單位為家從不休假的時候我都會猜測他們的家庭關係是否有問題。抱歉的是，大部分我猜對了。三樂莊諸公一散伙，我也就聽到了班長與妻子離異的消息。那位知名藝術家的家庭也是很快就解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