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裡我要補著交代一下，一個是由於團市委領導的關心，我自1956年秋，到四機部所屬的783工廠——北京有線電廠，任團委副書記。我原來說過，寫完反映中學生的《青春萬歲》以後，我要再寫一部反映大學生的作品。團市委領導王照華同志說，不要老寫小資產階級了，我就去了工廠。
工廠位於酒仙橋電子工業區，是第一個五年計劃的156項重點工程之一。工廠的對口援助單位是列寧格勒紅霞工廠，從廠長，到總設計、總工藝、總會計師，一直到車間班組，都有相應的蘇聯專家與我們並肩工作。
1957年1月28日，我與瑞芳在京結婚。她還有半年的大學沒有上完。《組》的所得已夠我們購置了當時條件允許的一些裝備，包括玻璃書櫃、一頭沉書桌、半軟沙發椅等。我沉浸在新婚的幸福裡，只想著天天與芳在一起。
林默涵老師將他打算在人民日報上發表的《關於小說〈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的清樣給我，徵求意見。這也是毛主席說過的，批評誰先送過去看一看嘛，可以批評也可以反批評嘛。
此時蕭殷應約正給《北京文藝》（現名《北京文學》）寫一篇關於《組》的文字，他約我交談。我告訴他林的文章的事，並告訴他，林文指出來的幾處寫得不妥的文字與小說結尾，都不是我的原作，而是《人民文學》雜誌編輯部修改的結果。蕭殷非常重視這一情況，並強調此事必須說清，才是對黨負責的態度。我在給林默涵同志的回信中說及了此事。
於是中國作協黨組書記邵荃麟約見我，說是要就作家與編輯的關係問題開一個座談會，要我參加。我同樣感到了邵對於我的呵護有加。他說話中提到秦兆陽同志為人有些驕傲，看來作協領導有意對秦有所批評。秦因發表《現實主義：廣闊的道路》一文，提出改稱「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為「社會主義時代的現實主義」，即現實主義就是現實主義，時代變了，但現實主義的精神不變……而引起了主流理論家的頭疼，張光年同志發表專文批評了此文。
談完話邵荃麟派他的專車送我回家，我感到榮幸。那時他住在大雅寶胡同的一個小院。
在此座談會上，我對編輯部的修改抱一分為二的態度，我完全無意抱怨編輯部，更無推托「責任」之意。我比較不贊成的修改主要有兩處，一是寫到林震怎麼樣注意到趙慧文的白白的手兒，這是我那時寫男女之情哪怕只是友情的時候最不喜歡的寫法。一個是結尾，我的原作是林震同志敲響了區委書記周潤祥同志的辦公室的門，被刪掉了，多少影響了小說的調子。對此，我並未在會議上挑明。此外，我認為他們修改的問題不太大，也有改得好的地方。例如原稿說什麼劉世吾的「鷹一樣的眼睛」如何如何，不妥，改掉了。座談會上茅盾發言時就提到了這個例子。我覺得茅盾的發言有他「民主人士」的分寸，給我一種零度傾向的感覺。
有關發言都刊登在《人民日報》上了。我接到了一封信，是一個年紀不輕的女作家寫來的，我記得她的筆名是「布文」，但此後怎樣找也是查無此人。她在信裡說，本應以此為契機把編輯們的問題好好說一說的，但想不到王蒙是那麼令人不愉快地老練，給他們留了情。我按照她說的號碼給她回了電話，她笑著說「算了算了，現在也沒有像我這樣多事的啦……」
文壇的深淺，其時我是一無所知。過了幾十年，我才知道更重要的背景，說是毛主席對於編輯擅改《組》稿事震怒了，他老說是：這樣改缺陰德。
有趣的是我其時對《人民文學》編輯部的意見遠比對《文匯報》小，我的發言中倒是有不點名地說《文匯報》的話。該報的承受力很強，我發完言恰好看到了梅朵與他的妻子姚芳藻。他們見我邊點頭邊笑，苦笑加傻笑，令你沒了脾氣。很快，浦熙修與梅朵登門拜訪，千說萬說一定要選載《青春萬歲》。也幸虧有這麼一選載，否則，一切要等四分之一個世紀以後再說了。
三弄兩鬧，《組》的事不但化險為夷，而且變成了我的一件大幸事。當年「五·四」，我被評為「北京市青年社會主義建設積極分子」。
全國團代會上，團的中央委員（也可能是候補委員）候選人名單上出現了我的名字，後未成——估計是由於基層對我的反映不算正面。
我反省，我當時有點精神危機，工廠的生活我並沒有鑽進去。擁擠的公共汽車，擠得滿滿堂堂的工人宿舍（原來按蘇聯圖紙修的是家庭用單元房子，變成集體宿舍，坐便式馬桶工人用著不習慣，乃蹲到「圈」上大小便），排著長隊買飯的大食堂，機器運轉的噪聲與機油氣味，給我以新的印象也使我感到隔著一層。我定不下心來。我老覺得我應該有煥然一新之作，又作不上來。我不那麼喜歡和同事談葷笑話，談級別和待遇，談平常的話題。我這時滿腦子是文學、藝術、激情、理想、深思、憂鬱、悲哀、追求、大地、天空、繁星、永恆、色彩與交響……不能容忍一分一厘的世俗、庸俗、流俗。遠比此後40年就是20世紀的最後十年的一些中年作家的情緒更為偏激。我對反世俗的勁兒的切膚刻骨的體會太深太深。廠裡其實對我很好，他們已經沒法做得更好。廠裡給我一間宿舍房，除了四面白牆，那裡只有一張床和一把椅子，呆在這樣的房間裡我有一種空白的感覺。而每天下午，一看到太陽走向西邊，我就覺得心神不定，恐慌，覺得自己在虛度光陰，覺得自己的生活和情感漸趨貧乏。
我的對於契訶夫的迷戀也使我變得自戀和自閉起來，契訶夫的核心是對於庸俗的敏感、嘲笑與無可奈何的憂鬱。一個人追求一個有醋栗樹的院子，他得到了，他傻喝喝地怡然自得，他顯得更加愚蠢乏味。一個女孩，過著好好的日子，迎接新婚，突然悟到了她的生活是多麼庸俗和無聊，她拋棄了一切世俗的幸福，斷然出走。看多了契訶夫的書，你不由得懷疑起那個叫做生活和日子的東西，世間有多少重複，多少從俗，多少隨波逐流，多少乾脆應該算是麻木的東西，有你不多，沒有你不少，不想則已，一想，不免慌了神。
我應付過了《組》帶來的危機，我的應對還算老練得體，我希望我的面目煥然一新，然而，新起來談何容易？我甚至於想寫一篇能夠彌補《組織部來了個年輕人》的不足的作品，我定名為《無果花》，正像我熟悉劉世吾那樣的老氣一樣，熟悉年輕人在事業中的只開花不結果或只結酸果。然而，在為新的作品規定了題目以後，腦子裡變成了一片空白。
說來慚愧，新婚乍別，我感到了一種酸楚。在班上缺少激情和投入，回家來孤孤單單，心神不定，心慌意亂，心浮氣躁，我不知道這是一種什麼躁鬱綜合症。是成了「名人」燒的？是終於患上了文學原植物神經紊亂？是新婚乍別症？是小資產階級脫離工農？還是反右前夕，密雲欲雨的低氣壓造成的經絡不通、脾胃不暢，水土不伏？
就是在這種情況下，五七年的大鳴大放時期，外國人叫做百花時期，開始了又轉變了，結束了。
我被邀請到有關文藝工作的各種徵求意見會上。我注意不要放炮。我甚至在市委宣傳部召集的一次會後，體己地告訴鄧友梅，說話要慎重，根據我的瞭解，領導方面並不喜歡那些「鳴放」。
我還擠出了時間與芳一起參加自費香山旅遊，趕上了大雨雷電，吃的是西餐。此後多次我去尋找那個我與芳住過一夜的地方，找不到了。那個地方叫做「香山別墅」。這是唯一的一年，北京試辦了自費週末旅行。反右之後，這些「資產階級」的東西都一鍋端了，直到改革開放，四分之一個世紀以後。
我常常想起阿·托爾斯泰的《苦難的歷程》第一部《兩姊妹》，書的開頭描寫夏天的克里米亞海濱，一個蒼白的現代派詩人貝克與妹妹達莎的結識。根據小說改編的影片旁白說，這是最後一個夏天了，人們還在享受，還在腐爛，然後風暴掀起，烈火熊熊，天翻地覆……（大意如此）。我也想起影片《馬克辛三部曲》中的聖誕夜場面，腐爛的資產階級與貴族，狂歡放縱中掀起了女人的裙子，卻不知道已經迎來的不是享樂，而是革命，不是縱慾，而是末日。
我被邀參加了中國作協黨組擴大會議，批判丁玲、陳企霞。我驚呆了，我驚異於為了批丁玲先從陳企霞的男女關係問題入手，發動柳溪同志以受害者的身份揭露她的一度的情人陳企霞。怎麼是這樣的手段？
我也印象深刻於康濯發言時的特別激動的湖南口音與身體的大幅擺動。樓適宜等回想起左聯時期與魯迅關係處不好時的痛苦，與許廣平同志聽完發言後的面紅耳赤。她回想起魯迅病重中常常還要接受胡風、馮雪峰的來訪，也很激動。
我始終記得骨瘦如柴的邵荃麟的自問自答。他說：也許有人會問，毀損一個丁玲這樣的老作家大作家是否應該，他回答說，越是大作家革命的作家黨員作家越是要接受黨的挽救，黨的幫助，是她們的錯誤思想首先毀損了她們自身，而我們的批判鬥爭，正是為了愛護幫助她們。
我不認為有誰在這個時候會提出類似「不要毀損」之類的「不同政見」。我認為他的發言反映了他自己的矛盾，然後他用特別高尚和感人的說詞來說服自己，平息自己的內心波瀾。可惜此後的事實是，通過這種特殊的愛護與幫助，把一個作家幫到地獄裡去了——而後是邵荃麟的下場比丁玲慘得多。
我又為能參加這樣的高級別會議而自得。我感覺到風浪來了，考驗來了。我積極有加地參加過解放後的各項民主改革運動，反封建，反把頭，反會道門，三反五反，私營工商業改造……從反胡風我就有點沒想到，嚇了一跳之感。我知道我已經算不上積極分子了。我跟不上，從心眼裡不喜歡這樣的運動，只盼望著這樣的運動早日結束。這次的反右更是既激動人心又肝膽震顫，怎麼大鳴大放的結果變成了這樣？我覺得不舒服，彆扭，生硬。我叮囑自己，可不敢大意，可得好好學習學習啦，同時一切要聽領導的，想不通也少說話，又沒有你的事。至少，有這樣的特殊重要會議要參加，我可以免去許多天在東直門與酒仙橋的兩頭等上公共汽車之苦。
我感到愧悔的是，我主動向作協領導郭小川同志反映了馮雪峰老師與我的唯一的一次個別接觸中談及文藝問題的一些說法，他說蘇聯是大國沙文主義，教條主義，說蕭洛霍夫的《一個人的遭遇》是篇普普通通之作，卻被吹了一個不亦樂乎。我還在大會上發了一次言，表示了批評丁玲馮雪峰之意，也表示好好學習提高認識。這不是一個光榮的記錄，用現在的語言，人們會，人們可以，我自己也應該狠狠地責備自己。我應該懺悔。對不起馮雪峰老師，他在家裡接待我，是對我的器重與照拂，我卻從裡頭找出了「材料」。
我從小受到的一個教育就是，什麼事都要向黨匯報，向黨坦白，然後，怎麼都有救。
應該說，開頭，甚至此後，文藝界的領導對我印象比較不錯。但我知道，工廠方面對我不會那麼感興趣，我的文藝活動太多了，常不在廠，不在團委辦公室，完全一個特殊人物。團幹部間也流傳著一些說法。
車間裡的幾個工人文學青年，在一個週末請了蕭也牧來廠與工廠的文學社團成員見面。廠黨委的宣傳部領導立即說，蕭是受過批判的，對黨是不滿的，怎麼能請這樣的人來廠？我聽了很尷尬，很不好受，我沒法做出反應。因為受過批判一定對黨不滿，因為對黨不滿，應該予以批判，這樣的嚴絲合縫的邏輯令我無言。
這裡有一個小的因素，我不能說成敗僅僅決定於細節，但我敢說非主要矛盾也能起意想不到的大作用。我的新婚住房在西四北小絨線胡同，我的工作地點在酒仙橋，公共汽車走一趟談何容易？上下班時間汽車站排隊等車的場面人山人海，一個小時過去了，你仍然上不去車。我試過幾次騎自行車上班，太累。東直門一帶道路常翻漿，動輒修路。有時晚上廠裡還有會，我是能躲就躲。瑞芳假期從太原回來，只呆那麼幾周或幾天，遇有市區開文藝會，而且確有重要內容，我可以晚點離家早點歸家，我很快樂，但是廠裡的同志怎麼樣反映我就不知道了。
我其實仍然重視在工廠的經驗。欣欣向榮的新興廠區與福利區（現稱生活區），一家一戶的單元房子作為單身集體宿舍，用得不倫不類。大部分人還不習慣用抽水馬桶坐便，許多青工蹲在馬桶蓋上大小便。動力、機修、沖壓、表面處理、裝配……車間的分工，車、銑、鉗、鏜、刨……的工種，我在沖壓四間參加過勞動。廣東青工用電爐子在集體宿舍做飯的方法，與蘇聯專家打交道的經驗，青年監督崗與青年突擊隊的工作，都是迷人的。我曾經想過寫一篇反映工人生活的新作，但是願望與認識，以及創作的感動，更不要說創作的完成，這些並不完全是一回事。儘管如此，進入21世紀，我在中篇小說《歌聲好像明媚的春光》中還是運用了不少在酒仙橋有線電廠工作的經驗。
我生活在一個路口，我不知道下一步會發生什麼事情，我確實覺得，自己有些不對頭，某些事情將要發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