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必須補敘一下我的父母的事情。在成為地下黨聯繫的一個「進步關係」之後，更不要說在入黨之後，有一個萬能的解釋使我無往而不通透。那就是，人們的一切苦惱，一切不幸來自萬惡的舊社會的制度。不論是貧窮、壓迫、仇恨、欺騙、叛賣、悲苦、惡習、傳染病、迷信、愚昧……都來自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國民黨反動派、蔣宋孔陳四大家族。而在革命勝利之後，在建立了嶄新的平等、公有、翻身、解放的新社會以後，各種死結都能解開，各種忿憤都能釋放……
在1950年斯大林七十壽辰的時候，我讀到過一篇寫斯大林的文章，說是斯大林擦乾了人們眼角的淚水。這太讓人感動了，一個政黨，一個政治領導人，把千千萬萬個愁苦人的眼淚擦乾了，世世代代苦難嘗遍的勞苦人民，終於破涕為笑，舒展了皺紋，舒放開嘴角，這樣的情景令人何等地感慨！
我一度認為父與母的生活也將揭開嶄新的一頁。一解放，身為華北大學四部研究員的父親穿著灰色幹部服回到了家中，而母親不久也成了區各界代表會議的代表，我還以為從此天下大吉了呢。但是，當我知道父親去了這麼多年解放區卻並不是共產黨員的時候，當我知道父親在華北大學沒有多少事可做，後來應聘到輔仁大學哲學系教書，而且他的課反映並不怎麼樣的時候，我失望了。母親在全國婦聯幼兒園的工作也沒有能堅持下去，很簡單，那裡太辛苦了。而等到我從中央團校畢業以後，父親又把他的離婚的問題提到我的眼前。
是的，不是提到母親面前，而是提到我面前。從一解放起，差不多，總是父親來找我，來訴苦，來出題目，來講他的苦衷，講他這一生有多少潛力被壓制著，因為他的家庭生活婚姻生活太不幸了，他的才能他的資質（這是他愛講的一個詞）是怎樣地被忽視乃至受到不公正的對待。這種狀況有時候讓我痛苦、無奈直到憤慨。為什麼我從十來歲就要背起自己這一代人、下一代人而且還有上一代人的種種重擔！
從理論上我認定，父親與母親離婚有可能為他們創造新的可能，離婚有可能成為一種文明，我來操辦。我曾與全國婦聯幼兒園的楊園長講座過母親的離婚問題，楊園長提出兩點，第一，根據她與母親的談話，她認為母親對父親不無感情。第二，母親的年齡正在臨界點上，她再老一點就會全心全力地只顧孩子，再年輕一點，她會優先考慮丈夫。現在，她處於兩難時間段。我從她的分析中得洋到什麼幫助。
母親提出每月50元的贍養費用，我說服父親一口答應，當時父親的月薪只有70多元，但是我採取了手段，第一，我答應每月給母親送去50元後，再想辦法要出錢來轉手給父親，至少退「稅」20元，就是說父親應該負擔30元左右的費用給我的弟弟和妹妹，直到他們生活自立為止。第二，我明白，他們二人訂的協議並無法律效力，先辦了離婚，給父親以自由，給母親以尊嚴，其他的，再說。
父親就是這樣的人，確定離婚了，他似乎依依不捨，和全家，和母親合影留念，眼淚汪汪，以至於我與姐姐等人以為他不離了，倒是母親反過來說了點冠冕堂皇的話：這並不是你我個人的問題，誰讓我們趕上了舊社會，祝你前途光明遠大。
當然，這些事後來辦得很麻煩，為此我甚至於向旁人借過債，作為周轉金。
然後父親匆匆結了婚，不久又鬧了起來，其火爆程度不亞於過去。然後父親的潛力永遠被壓抑著。他常常來到我的工作的地方，大吐苦水：新婚失敗，工作成績不被肯定，群眾關係（與周圍同事關係）不佳，領導不待見，錢不夠花，營養沒有保證，缺東少西，鄰居不講禮貌，我的弟弟妹妹拒絕見他，寫了文章沒有地方發表，沒有社交活動……他又善於抒情，講得陰毒痙攣，顛狂冷笑，活不下去。什麼（受到了）凌辱，什麼他現在的地位是「次小尼姑」（意指《阿Q正傳》中地位最低的人物是小尼姑，連阿Q都敢消遣之），什麼他準備退職當「家庭主男」……都很刺激人。我不準備再回憶下去了。我得到一個教訓，一個男人，盡量不要訴苦，不要把自己的罪過壓力一代一代傳遞下去，不要搞痛苦與負擔的接力傳送，轉嫁旁人尤其不要把自己的日子過不好告訴自己的孩子。一個男人一定要咬得緊牙關，不論什麼處境，自己起碼要扛得住自己。
但是父親有一個特點，至今我也分析不清楚，他當時已因院系調整到了北大哲學系，他幾乎對誰都不滿意。但是他從來沒有忘記歌頌共產主義與馬列主義。他讀列寧的《黑格爾小邏輯一書筆記》，那種興奮，那種服膺，那種稱頌，堪稱感天動地。他讀毛主席的「兩論」也是稱頌備至，他對所有的大事大是大非都堅決聽黨的聽中央的，而且，他對我這樣帶著激情，帶著真情實感來講，講一次再講一次再講幾次幾十次，不像是作秀也絕無作秀的必要。
父親的全部表現中，唯一帶點政治上的另類色彩的是他常常從收音機裡聽到一些重大的場面上的活動的參加者的名單，誰誰主持，誰誰講話，誰誰剪綵，參加者有張某某，李某某……他會說：「老是一樣的名單，多麼寂寞啊。」
我的反應差不多是輕蔑地一笑：怎麼著，您想上這個台盤嗎？
我記不清與父親談他的思想情緒工作直到生活經濟問題幾十次還是上百次，我每次都雄辯地，情理並茂地給以忠言，給以鼓舞，給以嚴肅的批評。一時會好一點，基本上沒有效果。當然，每次臨別的時候，特別是如果我們一道吃了點飯，他會再抒正面的情，什麼為時不晚，他的資質不差，他要振作起來，要從頭做起，從現在努力，正好做出成績。
我讀過巴甫連柯的一個短篇小說《話的力量》，是講斯大林青年時代信守承諾的故事。而與父親談話，我感到的是話的沒有力量。
批判胡適的時候他寫過一篇文章，寄給《人民日報》。我開始有點瞧他不起，無法設想人民日報會刊登他的文章。沒幾天，人民日報把大樣寄給了他，他興奮若狂，怎麼樣揚眉吐氣，怎麼樣拿稿費請我們吃西餐，都說到了。他根據人民日報理論版的編輯王若水同志的意見反覆對文章做了修改，每天等待著大作的發表。一天晚上他突然前來，拿著王的信，就是說最後決定不用他的文章了。於是冷水澆頭，全部泡湯。他痛苦得要死要活，比范進、比孔乙己還要狼狽得多。當天晚上他睡在我的房間，半夜腹痛，洋相出盡。我們的團區委當時已遷移到東四北大街靠近北新橋處，我自己一間辦公室，並設了床鋪。
父親永遠想得很多，知道生活應該是怎麼樣，他自己本可以是怎麼樣。同時他永遠糾纏於現實種種無聊的麻煩之中。他永遠期盼著自己的潛力，他確實感覺到了自己的無窮潛力連十分之一都沒有發揮出來，這大致是真的。至於他的潛力到底如何，由於迄未發揮，難以鑒定，死無對證。
我通過區裡有關部門，給母親找了一個小學教員的工作，她大致勝任。有一段她被吸收去聽黨課，她很興奮，聲稱自己「入黨了」，不知為什麼，此事沒有下文——可能與1957年後的形勢與我的變故有關。
那時我們住在西四北小絨線胡同，兩個微型小院。父親到前院看我，母親甚至給他做過飯，符合我的文明離婚的設想。贍養費用的貓膩終於曝了光，改成了35元，母親也接受了。
直到1956年，母親得知父親的後妻懷了孩子，母親突然大怒，一直對父親抱咬牙切齒的態度。此後母親一直是憤憤不平，耿耿於懷，覺得自己是天下最倒霉的人，她張口閉口都是講一個恨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