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正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
吾何以知其然哉？以此：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人多利器，國家滋昏；人多伎巧，奇物滋起；法令滋彰，盜賊多有。
故聖人云：「我無為，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慾，而民自樸。」
以正道（正規、正常、正直之道）治理國家，以出其不意的非正規非正常手段用兵取勝，這都是對的。但真正要做更大的事情，要取天下，就得「無事」了。就是說，要以無為、少生事、簡化為政手段取得天下的信賴。
我為什麼說要這樣治國用兵取天下呢？原因如下：天下的規則禁忌越多，老百姓就越窮困。人們的利器（奇貨可居的物品或有殺傷力的武器）越多，國家的政治就越昏亂黑暗。人的奇巧淫技越多，怪人怪事怪物品怪現象就越多（離大道越遠）。法令越是嚴苛煩瑣發達，作奸犯科、為盜為賊的就越多。
所以聖人說，我不做什麼而民眾自然有所教化。我好靜（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而民眾自然走上了正道。我不生事，不沒事找事瞎忙活，而民眾自然富足。我沒有貪慾野心，民眾自然淳樸淳厚。
老子並不是什麼作為也不允許有，他主張以正道治國，以奇道用兵。這也很好。治國是對待本土的百姓，必須用正道，不能耍花招、動計謀、搞偽裝，鬧什麼出其不意。治國應該正正派派，端端正正，實實在在，光明正大。用兵則不然了，只有用另類手段，用敵人想不到的辦法，用匪夷所思的怪招，才能取勝。這裡老子甚至可以說有分清兩類矛盾的含意在焉。
然而，正道也好奇道也好，都還是具體的道，是小道，是局部的道，而取天下，想統一中國，就要大道了，只有用無事無為的大道才能得到天下人的擁護信賴。
以無事取天下，聽起來很精彩，很高雅，很智慧，很道德也很美麗。可惜古今中外這樣的範例不太多，倒是有這種情形，兩個能人爭得一塌糊塗，難分軒輊，最後果實落到了一個不顯山不露水基本無事無言無意圖無傾向無人知曉的人手裡。
反過來的例證倒是不少，有些多事之人、多事之君、多事之臣，他們的勵精圖治的多事足以壞事敗家、亡國亡頭。
例如秦始皇，多大的能耐，多麼有作為！統一六國，巡視四野，書同文，車同軌，修長城，築阿房宮，整頓思想，消弭兵器，圖萬世基業，卻只傳到了二世！
明朝的亡國自縊之君崇禎，也並非昏庸懶惰之輩，他素稱宵衣旰食、心細如髮、勤政罪己、增稅除逆，他雷厲風行，清除魏忠賢等閹黨勢力，也曾被歡呼擁戴，卻終於滅亡。
計劃經濟在我國當前形勢下的不成功也說明了這一點。計劃經濟是何等辛苦，何等負責有為！在一定條件下計劃經濟並非一無可取，但是，這麼大一個國家，靠一個計劃來解決民生與發展國力的任務是不可能的。
事必躬親的領導、不相信下級與百姓的領導、不允許下屬有任何創意與變通的領導，必定是累死卻不討好的領導。剛愎自用的領導，是注定要失敗的領導。
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從這個意義上說，老子提倡的無為取天下，還是有他的特殊見地的。
生活特別是政治中常常出現適得其反、潑油滅火的情況，老子早早發現了這一點：規定越多越過細，民生就越困難，百姓就越貧窮。各種財貨寶貝越多，反而越是爭了個昏天黑地。勞動者的技術熟練程度越高，不靠譜的事就越多。法令越來越嚴格，違法的罪犯也隨著增多。
老子關於利器、伎巧、奇物、難得之貨等的說法，拿到今天，倒是可以引申到另一個角度，即一個社會不僅要注意發展生產與效率，還要注意分配、社會公正與人民的教育，注意道德規範與應有的約束與自控。類似的問題，在任何社會任何歷史時期都會有的。
老子關於法令越發達犯罪越多的發現，有顛倒原因為結果的問題。因為畢竟不能說法令乃是犯罪的誘因，不能說技術是假冒偽劣的罪魁，也很難說利器、好用的或值錢的貨物以至武器本身造成了昏天黑地的局面。忌諱多了使人貧窮，倒是容易說得通，因為你捆住了百姓求生存求富裕求消費的手腳。
但是這說明了一個更為深刻的問題，執政者的頭痛醫頭、腳痛醫腳往往不能解決問題，甚至會引發更多的問題。僅僅通過控制、管理、禁止、設防等手段，是達不到有效執政的目的的。對於沒有把握的舉措，寧可失之於少，不可失之於多；寧可失之於遲慢，不可失之於急躁、失之於輕舉妄動。執政者應該研究更深刻更本質的原因，應該採取更多的治本的舉措。例如法令太多或太少，都不應該是產生盜賊的原因，更深刻的原因應該從分配的公正性與百姓的教化程度、守法程度，以及執政者的身教狀況即奉公守法狀況方面去尋找、研討。
無為，民自化；好靜，民自正；無事，民自富；無慾，民自樸。這仍然是一個好理想。這與小政府、大社會，直到國家與政黨消亡的理想取向是一致的。然而理想固是理想，現實則還達不到這一點。這也是令智者長吁、令惡性有為者、惡為者仍然肆無忌憚、仍然大有市場的原因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