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清華癸亥級畢業的。現在又逢癸亥，六十年一甲子，一晃兒！我們以為六十週年很難得，其實五十九週年也很難得，六十一週年更難得。不過一甲子是個整數罷了。
我在清華，一住就是八年，從十四歲到二十二歲，回憶起來當然也有一些瑣碎的事可說。我在清華不是好學生，功課平平，好多同學都比我強，不過到時候我也畢業了，沒有留級過。品行麼，從來沒有得過墨盒（只有品學俱佳熱心服務或是奉命打小報告的才有得墨盒的資格），可是也沒有被記過或進過「思過室」（中等科齋務室隔壁的一間禁閉室）。
級有級長，每年推選一人擔任。我只記得第一任級長是周念誠（江蘇籍），他是好人，忠厚誠懇，可惜一年未滿就病死了。最後一位是謝奮程（廣東人），為人精明，抗戰期間在香港作寓公，被日軍慘殺。
每一個中等科新生，由學校指定高等科四年級生作指導員，每週會晤一二次，用意甚善。指導我的是沈雋祺。事實上和我往還較多的是陳烈勳、張道宏。我是從小沒離開過家的人，乍到清華我很痛苦，覺得人生最苦惱事第一件是斷奶，而上學住校讀書等於是第二次斷奶。過了好幾年我才習慣於新的環境，但是八年來每個星期六我必進城回家過一個溫暖的週末。那時候回一趟家不簡單，坐人力車經海甸到西直門要一個多小時，換車進城到家又是半個多小時。有時候騎驢經成府大鐘寺而抵西直門車站，很少時候是走到清華園車站坐火車到西直門。在家裡停留二十四小時，便需在古道夕陽中返回清華園了。清華園是我第二個家。
八年之中我學到了些什麼？英文方面，作到粗通的地步，到美國去讀書沒有太大的隔閡。教過我英文的有林語堂、孟憲成、馬國驥、巢坤琳諸先生，還有幾位美國先生。國文方面，在中等科受到徐鏡澄先生（我們背後叫他徐老虎，因為他凶）的教誨，在作文方面才懂得什麼叫做「割愛」，作文須要少說廢話，文字要簡練，句法要挺拔，篇章要完整。五四以後，白話文大行，和聞一多幾位同好互相切磋，走上了學習新文學的路子。由於積極參加《清華週刊》的編務，初步學會了撰稿、訪問、編排、出版一套技巧。
五四的學生運動，清華轟轟烈烈的參加了。記得我們的學生領袖是陳長桐。他是天生的領導人才，有令人傾服的氣質。我非常景仰他。他最近才去世，大概接近九十高齡了。陳長桐畢業之後繼續領導學生自治會的是羅隆基。學生會的活動引發好幾次風潮。不一定是學生好亂成性，學校方面處理的方法也欠技巧。有一晚全體學生在高等科食堂討論罷課問題，突然電燈被熄滅了，這不能阻止學生繼續開會，學生點起了無數枝蠟燭，正群情激憤中，突然間有小鑼會（海甸民間自衛組織）數人打著燈龍前來鎮壓，據說是應校方報案邀請而來，於是群情大嘩，罷課、遊行、驅逐校長，遂一發而不可收拾。數年之間，三趕校長。本來校長周寄梅先生，有校長的風範，亟孚人望，假使他仍在校，情勢絕不至此。
清華夙重體育。上午有十五分鐘柔軟操，下午四至五強迫運動一小時，這個制度後來都取消了。清華和外面幾個大學常有球類比賽，清華的勝算大，每次重要比賽獲勝，學校若狂，放假一天。我的體育成績可太差了，畢業時的體育考試包括游泳、一百碼、四百碼、鉛球等項目。體育老師馬約翰先生對我只是搖頭。游泳一項只有我和趙敏恆二人不及格，留校二周補考，最後在游泳池中連劃帶爬總算游過去了，喝了不少水！不過在八年之中我也踢破了兩雙球鞋，打斷了兩隻球拍，棒球方面是我們河北省一批同學最擅長的，因此我後來右手拾起一塊石子可以投得相當遠，相當準。我八年沒有生過什麼病，只有一回感染了腮腺炎住進了校醫室。起碼的健康基礎是在清華打下的，維持至今。
清華對學生的操行紀律是嚴格的。偷取一本字典，或是一匹夏布，是要開除的。打架也不行。有一位同學把另一位同學打傷，揪下了一大撮頭髮，當然是開除處分，這位被開除的同學不服氣，跑到海甸喝了一瓶蓮花白，回來闖進大家正在午膳的飯廳，把齋務主任（外號李鬍子）一拳打在地下，結果是由校警把他抓住送出校去。這一鬧劇，至今不能忘。
我們喜歡演戲，年終同樂會，每級各演一短劇比賽。像洪深、羅發組、陸梅僧，都是好手。癸亥級畢業時還演過三幕話劇，我和吳文藻扮演女角，誰能相信？
癸亥級友在台北的最多時有十五人，常輪流作東宴集，曾幾何時，一個個的凋零了！現只剩辛文錡（臥病中）和我二人而已。不在台北的，有孫立人在台中，吳卓在美國。現在又逢癸亥，欲重聚話舊而不可得，何況舉目有山河之異，「水木清華」只在想像中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