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1 教我做research的啟蒙師
在海內外大中學裡教授文史學科，簡直就教了一輩子。行有餘力則以撰文；以中英兩文著書寫稿，至今也在千萬言以上。不知老之已至，還在不斷塗鴉。引句時髦話，說我自己是個「職業史學工作者」（professionalhistorian），大致也不算過分。畢竟搞了一輩子嘛。
俗話說：「家有黃金萬兩，不如一技隨身。」我這個「職業」史學工作者，如果啖飯維生，也有「一技隨身」的話，想來想去，這個「一技」，就應該是英語裡的research了。
research這個英文單字，近日幾乎成為現代學人的口頭禪。小至在學術上情竇初開的大一大二的在學青年；老至白髮盈頭的國學大師，大家忙個不停，都是在「做research」。但是research究竟是什麼通義，翻譯成漢語，可不大容易。
我個人最初對這一辭彙發現翻譯上的困難，那還是大學一、二年級的事。那時我閱讀「西洋通史」班上的英語教科書，學會了這個辭。但是翻查所有的英漢辭典，都把這個辭譯成「研究」、「探索」……一類的意思。其實「研究」、「探索」等等，均不能涵蓋這個research的英文單字。
「research」是個很具體的治學的法則與程序；而「研究」（正確英譯應為study）則是空泛的抽像名詞。正如我們日常口語常說的，對某件事物要研究、研究。意思是探索、探索，討論、討論。這就不是research了。
research是近代西方科學興起以後的研究法則和研究程序的總名稱。這種法則和程序，在我國傳統學術裡有一些與它有關的零星名詞，如「考據」、「訓詁」、「由約及博」（演繹）、「由博返約」（歸納）等等，而沒個涵蓋一切的總名稱。
所以「做research」的完整程序，就要包括胡適的「大膽假設、小心求證」；就要包括傅斯年的「上窮碧落下黃泉，動手動腳找東西」。如今時近二十一世紀，胡、傅之說已早嫌不足。在當前的「行為科學」裡，還有個「概念化」（conceptualization）的程序。然後再找出，大至宇宙發展，小至社會裡的酒色財氣等等運行的「規律」（laworrules）。嚴格的說起來，這一整套的法則和運作的程序，才叫做research。聰明的胡適把這一套簡化成「科學實驗室的方法」；這也就是他宣傳一輩子的現代化的「治學方法」。雖然以偏概全，也不太離譜。
適之先生說，他學會這套「治學方法」，是他在康奈爾大學讀書時，翻閱《大英百科全書》，無意中翻到的。以後就受用了一輩子。
顧頡剛先生說，他學會這套「治學方法」，是看胡適的《水滸傳考證》，看出來的。
郭廷以先生學會這套「方法」，顯然是在清華大學讀研究院時，受了蔣廷黻和羅家倫兩人的影響。羅是清華校長；蔣是歷史系主任。他兩位對郭老師都是最賞識的。蔣是哥大的博士，與胡適一個山門出來的。羅則是胡的學生，謳歌胡適一輩子。
我自己開始學「做research」，則是在大學二年級，上郭廷以老師中國近代史一課，逐漸摸索出來的。那時我已知道這套治學方法和程序叫做「做research」。但是怎樣翻譯成中文呢？我就苦思不得其解了。
原來在比較文化學上，兩種語言的互譯，一般都是具體翻譯易，而抽像翻譯難。例如我國道德觀念裡的「仁」、「義」二字，尤其是「義」這個辭，在英語裡就無法直譯。《三國演義》上說關雲長「義薄雲天」。這個「義薄雲天」簡直就無法翻譯。因為在西方的道德範疇裡，沒有「義」這個概念。因此英文裡就沒有這個同義字了。要把「義薄雲天」這宗漢語道德觀念，譯成英文，你就得嚕嚕囌囌，轉彎抹角，講它一大片了。
research這個西方概念，也沒個漢語同義字，因為我們原先沒這套東西。我學了這套東西，是在郭老師課堂裡摸索出來的。至於怎樣摸索的，那還得從頭說起。
10.2 《萬有文庫》沒啥好書
那時是抗戰中期最艱苦的歲月。一九三九年夏季，我在熔全國「流亡學生」於一爐的「國立（第八）中學」畢業。接著參加科舉考試，竟然考進了重慶國立中央大學歷史系。戰時中學畢業生參加「全國統考」，能考入頂尖的中央大學，那真比滿清「鄉試」中，考個舉人還要難。
我以一個十九歲來自淪陷區的流亡學生，穿著草鞋短褲，千里步行，翻山涉水，在敵機狂炸聲中，跑到了重慶。頭髮已兩月未剃，初生的小鬍鬚，已在腮上唇邊，四處萌芽。加以經年不知肉味，兩條腿瘦成兩枝泥稀稀的竹竿。那副尊容，今日回思，仍覺可笑。就這樣，我跨入了沙坪壩，那全國青年心目中最崇高尊貴的「國立中央大學」；真是板兒進了大觀園。
那時全國統考，只考「筆試」，未考「口試」。我考入中大時，首先還要在形式上補考個口試。我乃到歷史系辦公室的門外去排隊候試。當那位助教喚我進去時，我看那上面坐著一位面目森嚴，戴著一副黑框大眼鏡的「教授」。我向這「教授」鞠個躬。他頭也不點一下，只是把手一指，叫我在他公案前的小凳子上坐下。他稍看一下我的文件，兩眼向我一瞪，問道：
「你在中學裡讀過些什麼書？」我一下就被問慌了。想不出在中學裡讀過些什麼「書」。只是記得戰前我校有一部嶄新的《萬有文庫》。我們師生愛惜它，借閱時，都用手帕包著看，以免污染。所以我情急智生說：
「讀過《萬有文庫》。」
「《萬有文庫》？」教授說：「《萬有文庫》裡，沒什麼好書！」
「……」我情急智不生，不知如何作答。
「還讀過些什麼？」教授又追問一句。
「還讀過《史記菁華錄》。」我恭敬作答。其實那不是在「中學裡讀的」；是在私塾裡讀的。姑且舉出來搪塞一下。教授聞言還是面無表情。
「還有呢？」教授又問一句。
「還讀過《資治通鑒》。」我忽然想起那是在「中學時期」讀的；雖然不是在「中學裡面讀的」。
「哪一段？」教授又問。
「都讀過，只漏掉一本。」我誠實地回答。因為我家那部《通鑒》丟掉一本。
「好啦。」教授手一揮。那助教就招呼我可以退出了。
我站起來又向教授鞠個躬，然後緩步退出門外。結束了這場緊張的口試。在門外，我悄悄地問一位似乎更年長一點的同學：這位教授叫什麼名字。
「他是郭廷以教授！」他老腔老氣的回答我一聲。
抹抹我頭角的冷汗。乖乖，今日想來，猶有餘悸。
十多年後，郭廷以老師在我紐約的公寓裡吃稀飯——他那時長途飛行勞頓，時差又作祟。有點發燒，在我家休息。後來精神好轉時我戲說此一故事。
郭老師居然還完全記得我們那一小段對話。並解釋給我新婚的妻子聽，為什麼《萬有文庫》裡沒有好書。——郭老師的記憶力是天下無雙的。他能說出我同班同學每一個人的名字。
口試完畢我就到柏溪分校去報到入學了。
柏溪是中大一年級新生所在地。郭老師那時是大牌教授，大牌教授是不教一年級的，所以我就選不到他的課了。只記得他有一次專程來柏溪向我們新生講演訓話，面目還是如許森嚴，戴的還是那副黑框大眼鏡。拄了一枝大手杖，坐滑竿而來。十分莊嚴肅穆。至於他那次訓了些什麼話，我已完全記不得了。
大二，我們就選入沙坪壩了。「中國近代史」是大二必修課。我就正式作了郭老師課堂裡的學生了。
10.3 定遠軍艦四炮齊發
那時沙坪中大，師生兩造的陣容都十分整齊。學生個個都是鄉試出身的舉人，不用說了。教授陣容也十分堅強。但是中大畢竟是繼承明朝國子監：民初兩江、東南的國學傳統。講起歷史來，內容既高且深又大，真是天馬行空。
我記得繆鳳林老師曾把二十五史「圈點」三遍。胸若淵博，口若懸河。動不動就來一套「漢唐明之往史可證」。他老人家還寫了一套長逾千言的白話詩，印發我們誦讀。也是開口閉口漢唐明不斷的。
金毓黻老師授我們「宋遼金史」，也是一揮千里的。我記得他老人家講到王安石變法時，把變法條款，一條條寫在黑板上，然後逐條評論說：這條很好！那條不好。這時我們在大二，已有幾分「胡迷」傾向，對金老師那樣傳統史學中「贊論式」的史評，已大為存疑。但是在班上師威咫尺，誰也不敢問一聲。
沈剛伯老師那時授我們「西洋通史」。他老人家上堂，只大褂一襲、粉筆一枝，其外別無長物，但講起希臘羅馬來，卻一瀉如注。在沈老師堂上，我們向不記筆記，大家只是跟隨他那口湖北調，前仰後合，歡聲雷動。
在這群天馬行空的教授陣容裡，郭廷以老師倒別具一格。我記得他上堂時，總是抱著大宗講義和參考書，另加枴杖一枝。他面目森嚴地講起課來更是一章一節，有板有眼，一絲不苟的講下去。他老人家手既不舞、腳也不蹈；聲音亦無陰陽頓挫。他有條有理的口述下去，我們記筆記的，也就頭也不抬，眉也不皺，奮筆疾書，他講啥、我記啥。只要你記得快，筆記並不難記，因其章節分明也。日子久了，功夫到家，老師咳個嗽，我們也可照樣記下，不爽絲毫。一學期下來，厚厚的一本筆記，便是一本很詳盡的「中國近代史教科書」。
我特別記得他講甲午戰爭，黃海之役那一段。老師說：「……劉步蟾忽然下令開炮，定遠艦上四炮齊發，把天橋震斷，丁汝昌被摔下橋去，受了重傷……」他講得像背書一樣，聲調既無節奏，內容似乎也平淡無奇，但這樁故事，我們記筆記的人聽來，可說是驚心動魄。尤其是上一課堂才聽的「漢唐明」一鍋煮；下一堂課，則是「四炮齊發」——二者之間的「史學」距離，未免太大了。
聽中國傳統史學聽慣了，對漢唐明一鍋煮，不覺稀奇；但是在「四炮齊發」之後的結果如何？就有「且聽下回分解」的迫不及待的求知慾了。
郭老師講這節課時，不但念出他講義上的正文，並在黑板上寫出他的小注和中西文參考書。我們急於要聽下回分解的人，就真的去翻閱參考書了。——中文參考書閱覽之不足，為著求知慾，也是為著時髦，也就真的去碰碰洋書了——老師不是說過，開炮的原是洋炮手？原始故事，也出自洋書？
10.4 洋書中竟有新天地
我個人那時便是郭師班中幾個好奇者之一。尤其是我的祖先曾當過淮軍，到過台灣，到過高麗。對他們當年的故事，我自幼即耳熟能詳，但永遠是一知半解。這一下好了，在郭老師班上愈陷愈深，興趣愈濃，我就真的跑到松林坡頂的圖書館中，想借閱那些洋書了。誰知這些洋書自南京裝箱運至重慶後，迄未開箱。當那個圖書館員拿到我的「借書條」，口中喃喃自語說「尚未開箱、尚未開箱」時，圖書館范（？）館長適自他身邊走過。他便把我的借書條順手遞給范館長。館長見條，未加考慮便說「開箱、開箱」!——這倒使我這個並不認真的借書者感到過意不去。我並不那麼認真要讀此書。勞師動眾，私衷何敢？
後來我才知道這原是出於羅家倫校長的條論。他說在空襲無常的時代，珍貴圖書，能不開箱，便不開箱。但若有師生要借閱，則務必開箱。——這小事也可看出有功中大的羅校長的學術眼光與氣魄。為我這位大二的小蘿蔔頭，無意中的要求，大學圖書館竟為我劈鎖開箱，把兩本大洋書讓我借出。——書既已出箱，我就不得不借，既借了，縱使看不懂，心理上也不得不看——真是大錯錯已成，追悔莫及。
這是我治中國史徵引西書的破題兒第一遭。書看得似懂非懂，但是郭老師講義上那許多故事，卻都被我找到了。並且還找到一些郭師未引用的故事。真是別有天地，眼界大開。因而我把我課堂上所記的筆記，也大事補充了一番，並註明出處，真是得意非凡。
這時我有一位中學歷史老師劉次辰先生，他剛從國立第八中學升入國立社會教育學院作講師。該院新成立，圖書設備全缺。劉老師苦無教科書可用。他知道我在沙坪壩，乃專程訪我取經。他看到我那本中國近代史筆記，竟如獲至寶。他借去之後乃將練習簿拆散，叫他班上學生每人各抄敷頁，拼起來，便成為一本厚厚的中國近代史講義了。此後他隔周必至。我那兩學期的筆記，也就變成他現炒現賣的教科書了。
劉老師抄得得意之餘，曾力勸我將此冊筆記出版，他保證有銷路。但是這是郭廷以老師的講義，我何能據為己有加以出版呢？！不過劉老師對我的鼓勵，倒啟發出我另外一種靈感——我自己為何不能另起爐灶，自著其書呢？！既有這樣的靈感，我也想找個好題目來「上窮碧落下黃泉，勤手動腳找材料」，自著其書了。——這一個構想與籌畫，也就是我個人「學做research」的開始，而這個起步，則是自郭廷以老師的「中國近代史」班上得到啟發的。
10.5 從海軍史到郡縣考
說做就做。我真的選了個海軍史的題目作期終作業，「動手動腳找材料」的寫了起來。
我在試撰中國海軍史時，遇到很多困難，我想只有郭老師可以指導解決。不幸在當年大陸上受高等教育的舊傳統裡，師生的距離太遠，學生對老師是可望而不可及。有「學」而無「問」。我們自己在做些什麼研究，老師全不知道。我們也不敢告訴他們；更不敢間他們。——十餘年後，我個人教讀海外，我看到外國大學裡，師生融融樂樂、不分彼此、打成一片的情形，才瞭解到我們舊傳統裡「程門立雪」那一套師生關係，太可恨了。——那是學術界被官僚作風所污染，不能自拔的結果。我國民主政治搞下起來的重要原因之一，便是這種官僚傳統，演化為入黨做官，變成黨僚作風在作祟。
就以胡適之先生來說吧！適之先生在美國和我們這些後輩學生真有說有笑，有問難、有辯論，親如家人。可是我看池後來在南港，卻被他的「秘書」、「副官」、「部下」、「學生」們，「先生」長、「先生」短的捧成個官僚。蔣老總統在「官邸」之內，被內侍稱「先生L而不名。胡適之先生在他的南港「官邸」之內，也被他的秘書、副官稱先生而下名——「院長」本是「特任官」嘛！我看他在南港由副官和秘書們，捧著個小本子，終日低聲下氣的跟在屁股後面寫「起居注」，把「胡院長」捧成個「蔣總統」。這哪是「胡適」呢？這是對適之老師莫大的侮辱！但是適之先生是位最通情達理之人，最能隨俗。他對「捧」他的人，有時也破格愛護，屈予優容——這是「人情」，而胡適則是個最有人情味的人。他最民主、最平凡，但是環境硬要強迫他「做官」，他也可做總統！
後來我在大陸上也參加過若干次學術會議。我看中國社會科學院院長胡繩，和我們一道擠大巴士、吃大鍋飯的平民作風，倒頗像「胡適」，令我這位「歸國華僑」，內心肅然起敬。而回到台灣的胡適，反被副官們捧得不像「胡適」，也真是天大怪事。
話說回頭，那時我雖然未敢去找郭老師，而郭師對我們倒頗為關心。一次我和數學友嬉笑於松林大道之上，忽見老師手拄巨杖自坡頂施施而下。我們趕緊收起笑聲，肅立道旁讓路。老師走近了，忽然停下，用手杖指指我，說：「唐德剛你那篇文章寫得不錯，嗯。」他說得我好臉紅，無言苦笑以對。老師走了，我們就嘻嘻哈哈的跑掉了——這要在美國，我們就和老師一齊嘻嘻哈哈了。郭老師本來就很嚴肅，再加上個嚴肅的師生傳統，使我們見到他正如小鬼見閻王一般。他說了一句話就走了。我們立刻開溜，溜著好輕鬆。
郭老師的一句評，當然對我也是個大鼓勵，因為在課堂上，批評其他名作家是習以為常的。海軍史的嘗試是我寫長篇的處女作。其時我與那《海軍整建月刊》的主編通信頻頻，都是用老腔老氧的文言文寫的，使他把我誤認為「中大教授」。我想去函更正，但是我系中一些臭皮匠好友，一致認為「犯不著」。因此做了一陣假教授，真是可鄙之極。
附帶說一句。那時中大二、三年級學生為大後方報刊寫專欄是成筐成簍的，沒啥稀奇。好友龐曾濂（史系三年級）那時竟在重慶《大公報》上寫「星期論文」，鄭士鎔（政治系二年級）我們叫他「鄭狀元」。他以〈三民主義憲政論〉一文，榮膺當時教育部主辦「全國大專學生論文競賽」的首獎。「狀元」是當時陳立夫部長親「點」的。龐、鄭二人那時都享譽全國，文名借甚；所論也都擲地有聲。——我那點灰溜溜的假教授論文，在沙坪學友中是上不得檯盤的。我和牙祭好友都相約保密。
龐、鄭兩兄今日皆定居紐約。我們幾位白頭宮男，偶爾相聚，戲談沙坪往事，還是歡笑不絕的。
我那部處女作俊來寫得半途而廢。主要的原因是「書到用時方恨少」，尤其是洋書。第二則是那位主編希望我「倒寫」；我不習慣。那時美日在太平洋上的海空鏖戰正烈。主編要我以當前大戰為借鑒，先自「將來」寫起。——事隔五十多年了，想不到他那時對我的指派，今日竟由我的學生和朋友王書君教授，一肩挑起來了。書君近在哥大榮任「訪問學者」，他的兩本有關二次大戰海空戰鉅著，正暢銷兩岸，真可喜可慰也。
另一個改變我寫作計畫的原因，是research經驗多了，在其他課程的期終作業裡也可盡量發揮。我選賀昌群老師的「南北朝史」和「秦漢史」，秦漢史的期終作業，我就把它通俗化一下發表了。稿費是夠三個臭皮匠，吃一頓「小金剛」（沙坪壩上香味四溢的小餐館）。
大三時，我選修顧頡剛先生的「商周史」，也把期終作業寫成〈中國郡縣起源考〉。曾蒙顧老師用硃筆作長批，說什麼「有眼光、有裁斷」，大大獎勵一番。前年顧師百年冥誕，各界盛大紀念。我忽然也收到一份請東，便道去蘇州參加。我問顧潮學妹如何找到我的名字。她說她們正替顧師編年譜，查看顧師日記，發現了我的名字，「還有分數呢！」——半個世紀未碰「商周史」了，真愧對名師。但是這篇短短的期終作業後來在「安徽學院」（今日安大前身）的學報上發表了，史系主任李則綱教授和中文系主任朱清華教授都批覽了。它竟變成我進入安大教書的敲門磚。後來我進哥大，它也幫我在哥大的「中國歷史研究部」找了一份工作，因為它證明了我可讀中國古書。
最可笑的是，它又把我介紹成「小門生」的身份，去替胡適老師寫自傳。替胡老師寫自傳（寫傳記或年譜是另一回事），不深入古籍，胡老師是不要的。這一點我想羅爾綱先生一定知道。——一篇短短的期終作業，混了這麼多碗飯吃，真如胡老師所說的：「社會對一個人的報酬，實遠大於一個人對社會的貢獻。」然追根究底，我這項「一技隨身」，實啟蒙於郭廷以老師「中國近代史」那一課。
做會了research，興趣也廣泛了，學不主一，東掐掐、西抹抹，結果一事無成，連郭老師所啟蒙的一本簡明中國海軍史，也沒有繳卷，真愧對數十年來的良師益友。老大徒傷悲，悔恨無已。「我被聰明誤一生」，但願後輩青年學子，毋步老朽後塵。
10.6 紐約接機以後
一九四三年我在中大畢業後，曾考取中大歷史研究所作研究生。無奈離家日久，返鄉省親心切。其時家鄉敵軍已退走，川皖之間尚有安全的陸路可通，我就還鄉了。翌年湯恩伯打敗仗，河南陷敵，我又得機入「安徽學院」作講師，中大便沒再復學。一九四八年赴美留學；四九年大陸政權易手，回憶沙坪師友，就如同隔世了。
誰知在五ま年代中期某月日，我忽然收到一封發自台灣的國際郵箋，字跡好熟悉。一看原來是郭廷以老師寄來的，真喜出望外。信中他說即將訪問紐約，並寫出班機時刻，盼我能接機，餘事面詳。我接書真十分興奮。屆時乃開了我那百元老爺車趕往「荒怠機場」（IdewildAirport，後改名甘迺迪國際機場）接機。那時荒怠機場名副其實，還是一片荒野。四周蘆葦高過人頭。汽車自蘆葦夾道中，緩緩開入機場。但是地雖荒僻而接機者仍是人頭濟濟。我站在鐵欄之外，見百碼之外的機上旅客循梯而下。接機人群均搖手歡迎。郭老師剛出機門，還在梯上時，我就認出了。——那倒不因為他是中國旅客的緣故，而是因為他那熟悉的體形和動作，雖然他已不用手杖；藍布大褂也改成了西裝。我雖然舉手大搖，我想他是不會認識我的。他有學生千百人，相別十餘年。他何能認出我呢？當他走近了，我正預備自報姓名時，老師竟搶先破容一笑說：「德剛，你來啦。」我接過他的手提包，握手相迎（仍然不敢用西式擁抱），師生都高輿無比！
那是郭老師第一次訪問美國。人地生疏，一切由我安排。我做他的隨員，他的秘書，他的代表，他的翻譯，和他的司機。到處奔走洽談，日夜不停。
郭廷以教授那時正忙著組織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籌備處」。五ま年代的台灣仍有其「文化沙漠」之名；經濟上也一窮二白。郭師美國之行的目的，第一是向福特及其他基金會，申請補助，第二是想輿美東諸名大學掛鉤。——那時美國的「名」大學，都還在美東呢！
天下事最難的是伸手向人要錢！次難的是訂立不平等條約。人家榮華富貴，你一窮二白，攀起親來，門不當、戶不對嘛！縱使貴人好見，而貴人之下的與你說相同語言的「二爺」、「馬弁」等人的臉色有時是直如秋霜、如破鞋，令人出而哇之。
郭老師原本是一位寡言鮮笑的嚴肅學者，為著中國近代史而向一些不值一顧的假學者、爛政客，強作笑容，低聲下氣，我這位老師的道童、隨員、小和尚、汽車伕、樊噲……每為之怒不可忍，衷心尤為之惻然。——然郭老師有傳教士精神，為著「近史所」這個baby，他任勞任怨，篳路藍縷，一鍬一鏟地為它奠基，真令人感動，也令人悲傷。——這是他第一次的美東之行。
其後郭老師又數度訪美，一次並偕一青年隨員李念萱兄同來。鍥而不捨，金石可鏤。近史所已逐漸成型。當我於一九六二年接管哥大中文圖書館時，郭師曾看中了我館珍貴的「復本書」（duplicates）。我也簽請哥大備案，送了他七大木箱之多，並為他承擔運費。郭師如獲至寶，連說：「這樣我們圖書館就有基礎了。」那時書市不大，基本參考書和政府檔案如北京政府公報，都早已絕跡也。
郭廷以老師原是位純學者，寡言鮮笑，應付複雜的政治環境，原非其所長。在他「拜拜」成長期中，他這保母是焦頭爛額的。——筆者那時也被無辜地捲入哥大的校圍政治，在數個政客互鬥之間，也額爛頭焦，不能自拔。
我們沙坪老師生偶爾聚會，也只能相濡以沫——人生曲曲彎彎水，世事重重疊疊山，我們師生兩造的辛酸過程，可說彼此都終始其事。郭師向我求援和訴苦信件，我相信還可找出不少封來，雖然一大半都給我丟了——何從說起呢？！
郭師後來在紐約逝世時，張朋園教授和我，可能是他僅有的兩個「老學生」去給他送葬了。
他是我做research的啟蒙老師；也是我平生為老師送葬的唯一的一個人。
師生遇合有綠，謹撰此篇略表追思之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