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為在「萬木草堂」內所授的「西學」，包括他在近代中國教育史上開天闢地的體育課，都是些很原始的啟蒙性的東西，值不得多費墨筆，故在上篇首先提出後，便一筆帶過。
「萬木草堂」中學科的重點，是它的儒教「今文學」，和康氏用今文學觀點所發展出來的兩本教科書《孔子改制考》、《新學偽經考》。所以今文學實在是康氏變法的「意蒂牢結」的根基所在。
康有為是在近代中國，受西學挑戰而奮起搞政治改制的第一位改革家。他對傳統中國的學術思想和政治社會制度的瞭解，是蔚成宗師的，雖然他搞的到底只是中國思想的偏鋒。可是他竟然能以此高度發展的中學偏鋒，與最幼稚的西學認知相結合，搞出一套他自己的康有為思想，並畫出他自己的「以君權行民權」的建國大綱的政治藍圖。再來個挾天子以令諸侯的方式加以推行。結果弄得人頭滾滾，一敗塗地。但是康之起伏也標誌出中國現代化運動中一個承先啟後的重要階段。我們如不把康有為弄清楚，我們也就很難瞭解繼康而起的孫中山、陳獨秀、胡適、毛澤東乃至今日的鄧小平和「民運人士」了。康有為的「意蒂牢結」的根基既然是傳統儒術中的「今文學」；但是今文學又是個什麼東西呢，康子這兩部大著，所講的又是些什麼內容呢，為康氏以後諸大家作導論；也為一般讀者作參考，且讓不學略事鉤沉。
6.1 「今文學」淺說
談起「今文學」，我們不得不從秦始皇於公元前二二一年（始皇二十六年）統一中國之後，在文化上做了幾件大事說起。第一件便是「文字改革」，所謂「書同文」是也。統一之前的中國大陸是七國不同文；齊（山東）楚（安徽、湖北、湖南）不同語的；而秦文與六國之文，隔閡尤大。統一前（亦如今日之「解放前」），秦人所用的是大篆、小篆和他們的簡體字隸書。統一後乃悉廢大小篆（包括秦人專用的古「籀文」），改用官訂「隸書」。六國既被它統一了，秦政府也盡廢六國之古文，一律改用隸書——這是人類歷史上空前絕後的「文字大改革」。它也是全人類文化史上文改最成功的一次。
東亞大陸上的東方文明，原是有其一致性的。但是自周平王東遷（公元前七七一年）至秦始皇統一列國（前二二一年），七國文明的分別發展，已長達五百五十年。由於各國文字不同、語言各異，再加風土人情、生活習慣也頗有差異：晏子所謂「生於淮南則為橘、生於淮北則為枳」是也。所以各國雖共有《詩》、《書》、《國語》和諸子百家之學，彼此之間，「大同」固有，而「小異」亦多多也。（請參看現代白種人的歐洲諸國之間的異同。）
值得注意的是：「小異」者，不徒文字書法之不同，義理之間亦每有嚴重區分也。如今盡廢各國原有之「古文」，而以秦人專用的「今文」（隸書）改寫之、統一之，「今」、「古」文版本之間的區別立刻就暴露出來了。是者是之、非者非之。所以在秦始皇的「文字改革」之後，今古文之爭，本來就呼之欲出了！這一情況，在中世紀歐洲，和東西羅馬的「聖經學」中，也鬧得很厲害。最可笑的莫過於今日的國共兩黨之爭。它們於政爭之外也就逐漸引起「繁體字」、「簡體字」之爭了。余於大陸上曾聞有「代表代表」的笑話。今日不加澄清，則五百五十年後，「繁文家」勢將解為「代表之代表也」；「簡文家」就要釋為「帶表的代表」了。
文化本來也不是請客。你麻煩你的，我麻煩我的；河水不犯井水，各麻其煩可也。但是麻煩之間要牽涉到政權問題、飯碗問題、砍頭問題，那麼問題就大了。
秦始皇搞「書同文」，本是好事。可是他陛下於統一後八年（公元前二一三年），忽然來個「焚書坑儒」並下「挾書之禁」。老百姓如私下藏書，看情節之輕重，就要被「黥為城旦」（臉上刻字、下放勞改）、砍頭，甚至「族誅」。這一下便把東亞太陸，搞回到石器時代。民間要做點學問，就只好靠口述錄音了。
最高到有族誅大罪的「挾書之禁」，不因秦亡而稍弛。漢沿秦制，書禁末解。直至惠帝四年（公元前一九一年），這條死罪大法，才被撤銷，它前後延長了二十二年之久。解禁之後，社會上通用的已全是「簡體字」的「隸書」。禁書之前包括七國古文的「繁體字」，什麼「大篆」、「小篆」和「古文籀書」，便甚少人通曉了。可是書禁既解，則「燔余之書」（包括始皇燒的和項羽燒的），和匿藏之書（像伏生家中和孔子故宅偷藏的「壁中書」），往往皆出。在政府鼓勵之下，國立中央圖書館（中秘書）中也堆滿了斷筒殘篇。為整理這些殘書和口述稿，大家就只好全部使用簡體字（隸書），所謂以今文讀古文是也。「以今文（隸書）讀古文（篆、籀）」事實上也是一種翻譯工作。不同的譯者作相同的翻譯，其結果往往不同。更何況七國古文，各有其「異文」，而口述者如伏老先生，又不會講「標準國語」，這樣問題就大起來了。——君下見吾友柏楊以「白話」來翻譯「文言」（通鑒）哉？更不見，「通鑒廣場」及眾多媒體，見仁見智者，對柏老之棍棒交加耶？這就是發生在兩千年以前的「今古文之爭」的現代版了。明白了柏楊近年之惱火，則兩千年來今古文之爭，可思過半矣。
6.2 從董仲舒、劉歆到黨的領導
兩千年來論今古之爭者無慮數十百家，拙作斯篇多采比較深刻的王國維說。志之是不掠美也。這一發生在兩干多年前的學術爭辯，正如發生在二十多年前的有關「海瑞罷官」的辯論。如照京兆尹彭真在《二月提綱》裡的辦法，把它限制在教育文化部門也就罷了。無奈中國知識分子，絕大多數都是利祿禽獸。任何有關文化的小事，都要搬到政治上去。為的是入黨做官，有權便有一切也。要奪利，首先就得爭權。這樣便牽涉到兩位關鍵人物，董仲舒和劉歆了。
大家都知道董仲舒是搞「罷黜百家、獨崇儒術」的儒家大政客。他說服了漢武帝設立「五經博士」和國立中央「太學」，而當「太學生」（也就是所謂「博士弟子」）則是入朝為官的終南快捷方式。
董仲舒（公元前一七九∼前一ま四）專治《春秋?公羊傳》，可說是今文家的鼻祖。他所建議設立的「太學」，自然也就是一座今文大學：五經博士所授的自然也是今文五經了。董仲舒這批「斯大林主義者」，既然把持了黨校，左右了黨的「意蒂牢結」，操縱了入黨做官的「仕途」凡數十年也就罷了。誰知半路上又殺出個「托派」來。這一托派的首領，便是在國立中央圖書館中奉命整理燔余殘害的劉歆（公元前五三∼公元二三）。
劉歆和他的父親劉向（公元前七七∼前六），原都是中央圖書館裡的編審和管理人員。二人都寫了不少卷有關「目錄學」的名著——那也是人類文化史上最早出現的目錄學。劉歆顯然比他爸爸更有學問、更調皮。他在這些殘書中卻偏偏看中了一本驚世駭俗的「古文」名著《春秋?左氏傳》。
漢初今文學家治《春秋經》原只有《公羊》、《谷梁》二「傳」（「傳」在歐西「聖經學」中叫做commentaries）。劉向原也是專攻《谷梁》的「今文家」。如今他兒子忽然憑空突出了古文經《春秋?左氏傳》；而這《左氏傳》的史學內容、文學光彩和哲學義理，都比酸溜溜的「公」、「谷」二傳要高明得多。原發現人劉歆乃奏請皇帝（漢哀帝），把《左傳》以及和它類似的古文經《周禮》、《毛詩》、《古文尚書》等頒入太學，成立正式科系，設置專科「博士」，招收「博士弟子」，與今文科系，平起平坐。漢哀帝當時對「春秋三傳」和今古之爭，倒頗有持平之論，但是縱是皇帝也別不過把持黨校、左右朝政的今文派官僚。他們堅決反對把古文經列入官學，並說古文經，尤其是《左傳》，是劉歆偽造的。所以終兩漢之世，官學始終為「今文家」所把持；「古文家」只能在山林之間，辦辦私立大學，不能入黨做官。——誰知劉歆這位古文家的鼻祖也有其歪運。在公元九年時西漢王朝就被王莽篡奪了。王莽篡漢之後，建立了他自己的大新帝國。王莽和劉歆是少年時期的好友，又是個好古成迷的「新朝」新皇帝，他要改變舊朝的一切文物制度，包括太學裡的學制。因此他就任用歆為「國師」，來個經學大翻身。把所有的「今文經師」趕掉，而代之以「古文經師」。不用說《春秋?左氏傳》、《毛詩》、《周禮》、《古文尚書》等等，都變成了新朝的官學。其餘各科系自然更是古今並列而以古文為主了。這些古文經，尤其是《左傳》，也就是康有為所說的「以周公篡孔子」的「新學偽經」了。（康著《新學偽經考》就是用全力來說明《左傳》是劉歆拼湊的「偽經」。」
可惜好景不常，王莽的「新朝」只搞了十幾年就亡國了。公元二十四年，劉秀建立起東漢政權之後，漢宮舊儀，全部恢復。新莽的一切建置乃全部罷禁。因此東漢二百年中官辦文化教育，仍是「今文經」獨霸的局面。
但是「今文學」之所以能獨霸兩漢四百年坫壇的道理，實在是「政治掛帥」有以致之。它既變成政客黨棍的衣食父母、利祿工具，則「今文學」便和現在的「毛選」和「遺教」等等一樣，也就離學術愈來愈遠了。而潛心學問、有為有守的「古文學」大學者如馬融、鄭玄等所辦的私立大學。反變成清望所歸、全國風從、一枝獨秀的學術重心和民主人士了。日月推移，他們終於壟斷了「漢學」的名稱。後世之人搞古典研究之所謂「漢學」、「宋學」者，前項實專指東漢的馬融、鄭玄、服虔、賈逵、許慎之學也。兩漢官方所堅持的「今文學」不與焉。因此在學術界不知輕重而硬要搞黨的堅持者，讀我書，其三思之。古史未始不可為今用也。
6.3 「先師」和「素王」
我國漢代的今古文之爭，今文家猖獗了四百年，倒頭來反被古文家佔了上風。一言以蔽之，這就是「學術」和「政治」的關係了。搞政治的光彩是一時的；搞學術的成就則是永恆的。東漢王朝的毛病就是把學術和政治分了家。搞「意蒂牢結」的都只是一些不學有術之士。
古文經學既被趕出了政治田，和利祿絕了緣，三百餘年的演變，終於使它變成一項「純學術」的研究。白頭窮經的老學究們，一個接一個「窮」下去，乃開創了我國古典學術裡的註疏箋證、訓詁考據的主流學問來。是則是之，非則非之；「有一分證據說一分話，有九分證據不能說十分話。」這種「科學實驗室的態度」，竟能把目空一切的國學大師章太炎，和「中西之學俱粹」的胡適之，後來都網羅到「古文家」的隊伍裡去。
而清初的「樸學家」，干嘉的「漢學家」，自然更是古文家的嫡傳了。他們自己實事求是，一絲不苟。酸則有之，馬虎則絕不許也。他們自己如此，從而認定他們的開山老師，那位刪詩書、定禮樂的聖人孔丘，也是如此，因此在他們「古文家」的學派裡，孔子就被尊奉為純學者的「先師」了。
今文家就不是這樣了。他們是搞「黨的領導」、「一言堂」、「罷黜百家」起家的。凡事要「政治掛帥」、「學術是要為政治服務的」。然則搞政治又所為何來呢？曰：搞政治是維持「黨的領導」、「以黨治國」、「為人民服務」，「其目的在求中國之自由平等」。「深知欲達到此目的，必須喚起民眾」，去擁護革命、參加革命和完成革命。完成革命之程序有三大階段，國父曰：「軍政」、「訓政」、「憲政」是也。其實所有主張搞集權政治的語言，都是大同小異的。今文家搞治國、平天下（那時的「天下」就是中國本部）也有三大階段，曰：「據亂世」、「昇平世」、「太平世」是也。所以在他們看來，做學問、寫歷史，都不應該是「為學問而學問」。它們應該是「有所為而為之」。因此什麼「訓詁辭章、考據註疏」，什麼「大膽假設、小心求證」，都是些「數百年無用之學」（康有為語）。毛主席不也說過嗎，「這是個原則的問題」；「這是個『為誰服務的問題！』」（見《延安文藝座談會講話》）所以治經書、讓歷史、搞文藝重在明瞭「義理」。義理既明，寫歷史就應該「以論帶史」，甚或「以論代史」。至於歷史事實，縱寫它個「七真三假」（四人幫的教條），又何傷哉？孔子不也說過：「大人者言下必信，惟義所在」嗎？
今文家們本身既有此意念，他們心目中的祖師爺孔子，也就是這樣的救世濟民、學以致用的政治家，而下是搞「純學術」的「先師」了。在今文家的認知中，孔子不只是「刪」詩書、「定」五經的大編輯。他老人家是六經的作者。「六經」（《易》、《書》、《詩》、《禮》、《樂》、《春秋》）是孔子本人的「選集」和「建國方略」、「建國大綱」。孔子是要根據這套藍圖去變法改制，去重振那「王綱解紐」了的東周衰世。但是他的孫子不是說他的爺爺「祖述堯舜、憲章文武」（見《中庸》）？他自己不也說：「殷因於夏禮……周因於殷禮」（見《論語?為政》），所有文物制度都是前後「因襲」的嗎？「和平演變」的嘛！什麼鳥變法改制呢？今文大師說：孔子布衣也。布衣欲改王制，談何容易。所以他怕他同時的人不相信他那一套新制度，所以他才偽「托」「古」聖先王，來「改」變「制」度啊！夫子是「聖之時者也」。我們怎能以「偽托」小節，來拘泥局限偉大的政治家呢？
所以今文家認為孔子不是搞「無用之學」的迂夫子和「先師」什麼的。他是一位活生生的救國救民，終日棲棲遑遑搞行動的政治家。可惜他不在位，但是正是如他的大弟子子夏所說的，他是一位「素王」！「無冕之王」（新聞記者）！
6.4 「我們安徽」的「干嘉之學」
可是這種只注重哲學的「義理」，而藐視史學「真偽」的「今文學」，兩漢以後就失勢了，因為它失去了政治上的靠山。隋唐之際，以詩文為時尚，經學浸衰。今文學就尤其顯得灰溜溜的了。可是今文學本身的學術性，還是有其客觀的價值。宋明之際它那重義理、薄史實的精神內涵。又被宋儒承襲了。只是兩宋的「道學」是受印度思想的影響所形成的。「由佛返儒」的「道學先生」們，特別推崇《大學》、《中庸》（《禮記》中的兩個短篇），注重在個體的「修身養性」和「明心見性」。對「今文家」的「尊素王、張三世」那一套，心既非之而口亦不是。他們對孔子的看法，還是比較接近「古文家」、「至聖先師」的主張呢！明代的王（陽明）學雖繼陸（九淵）而非宋（熹），然在中國哲學大宗派上說，程朱、陸王基本上是屬於「理學」這個大範疇的。
時代發展至清初，由於異族入主，文綱孳嚴，清初諸儒，再也不敢亂碰什麼華夷之別、君臣之分的義理上的大道理。加以三代以下無斯盛，歷朝「諸夏之君」卻遠不如目前的「夷狄今上」，所以他們對滿族的統治也頗能相安。繼續搞其《明夷待訪錄》（清初明遺老黃宗羲所著）一類的學問，冒砍頭之險也大可不必。思想搞通了，清初諸儒乃摒棄「理學」，而一頭栽入故紙堆，大搞其「漢學」（他們叫做「樸學」）。此風至乾隆（一七三六∼一七九五）、嘉慶（一七九六∼一八二ま）之間而大盛，人才輩出，學風鼎盛。迨婺源江永（一六八一∼一七六二）和休寧戴震（一七二三∼一七七七）同領風騷之時，盛極一時的「干嘉之學」，簡直就變成「我們安徽」（胡適口頭語）的「徽學」了。受了老鄉戴震的絕大影響，那位「三分洋貨、七分傳統」的青年古文家胡適（一八九一∼一九六二），在五四時代就要以戴震的「方法」，來「整理國故、再造文明」了。
胡老師也因此在三ま年代的思想界就顯得「臭烘烘」和「臭名昭彰」了——這是他的大弟子，也是當今執社會主義經濟學牛耳的千家駒教授對他的評語。最主要便是胡適鑽入古文家的字紙簍。做了「新思想」（也是現代的今文家吧）「選將」的緣故。
在四、五ま年代那個改朝換代的時代裡，億萬人民為之家破人亡。青年華裔自相殘殺，血流成河。部分知青，或悲或喜。大部分知青則不知何擇何從。他們把固有道德、固有文化，已丟得乾淨，而在有關國族存亡的「新思想」裡，也找不到答案。但是在此同時卻發現他們所仰望的「啟蒙大師」，搞新思想義理的一世祖，卻在大鑽其《水經注》。而他老人家對「民主法治和人權自由」等等的理解，與其說是「科學的認知」，倒不如說是「宗教的信仰」。——《水經注》何物哉？「數百年無用之學也」，也值得如此大搞特搞？這種心情也幫助我們理解到，梁啟超何以在一夕之間，就變成了康有為的信徒。它也幫助我們理解到，為什麼國故學中的「今文經學」，在僵死二千年之後，在清末忽然又復活起來？何以胡適的「整理國故、再造文明」，始終搞不出個氣候來？而馬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反能顛倒青年，左右國政！
6.5 現代今文學的宗師
在清末今文經學之復振，實始於劉逢祿（一七七六∼一八二八）、龔自珍（一七九二∼一八四一）和魏源（一七九四∼一八五七）諸大家。龔、魏都曾親歷鴉片戰爭之痛。定庵（自珍字）強調「自古及今、法無不改」。魏源則認為「知」出於「行」，主張「師夷之長技以制夷」。他們的學理．都是康有為思想的背景。康原是治「理學」的。他由理學，轉治《公羊》，則是受一位四川佬廖平（一八五二∼一九三二）的直接影響；而廖平又是曾國藩幕僚湘潭王豐運（一八三三∼一九一六）的學生。廖氏無行，學凡六變。但是他的〈知聖〉、〈辟劉〉諸篇，則是康有為的兩大理論著作之所本。梁啟超說：「文學運動之中心，曰南海康有為，然有為蓋斯學之集成者，非其創作者也。有為早年酷好《周禮》，嘗貫穴之，著《政學通議》。後見廖平所著書，乃盡棄其舊說。」（見梁著《清代學術概論》）
本來嘛！任何學說思想，都不是天上掉下來的。它是相襲相承，前後思想家，慢慢地發展出來的。有為思想的來源雖出自廖平，但是他學問比廖大；悟解力也超過廖平，甚至龔、魏諸氏。其影響力亦遠大於上近諸子。因此我們如要肯定一位清末民初也就是現代今文學的宗師，那就非南海莫屬了。——這是康有為在現代中國學術界的地位。
6.6 「長」於「素」王，「超回」「駕孟」
今文經學既然是指導康有為搞維新變法的意蒂牢結，因此我們在列舉有為變法的實際行動之前，最好把為幼稚西學所滲透的康氏今文學的要義，再約略提綱挈領一下。梁啟超說得好：「戊戌維新，雖時日極短，現效極少，而實二十世紀新中國史開宗明義第一章也。」（語見《康有為傳》，載《飲冰室文集》）真的，我們如不把「開宗明義」的「戊戌變法」的「意蒂牢結」先搞明白，以後接著而來的「辛亥革命」、「五四運動」、「聯俄容共」、「法西斯運動」、「解放運動」、「反右大躍進」、「文革」乃至今日的「開放與民運」，都不容易說清楚。因為它們都發生在同一條三峽裡，只是各自有其不同的階段罷了。——我們要把三峽看成一個整體的地理單位。各階段的連鎖反應，（讓我套一句時髦名詞）也就是一種分不開的「辯證發展」而已。
康氏今文經的第一要義蓋為他自吹的為往聖繼絕學。康氏認為東方文明的正統是儒教；儒教的正統是今文學，而今文學自東漢以後，二千年來都為「偽經」所篡奪。所幸天不亡中國，如今又出了個康聖人來恢復聖教真義，來以夷制夷。康氏對他這種繼絕學的自信心，已發展到入魔的程度。在萬木草堂時代，有為竟自號「康長素」。「長素」者，「長」於「素」王也。孔聖人哪能比得上「康聖人」呢？
康有為不但自封為今日的親王，他的五位及門弟子也各有逾越孔門「十哲」的名號。試列如後：
陳子秋號「超回」——超越顏回也。
梁啟超號「軼賜」——軼義為超卓。啟超超過子貢也。
麥孟華號「駕孟」——騎在孟子頭土也。
曹泰號「越伋」——孔伋（子思）何能與曹某相比也。
韓文舉號「乘參」——把曾子當馬騎也。
這個康門五哲之名（見馮自由《革命逸史》）如果真是康聖人自己取的，他的自大狂也可想見了。所以梁啟超說康「先生最富於自信力之人也。其所執主義，無論何人不能動搖之。於學術亦然；於治事亦然。不肯遷就主義以徇事物，而每鎔取事物以佐其主義。常有六經皆我註腳、群山皆其僕從之概。」（見同上）
6.7 「最高領導」都是獨夫
乍聞之下，我們會覺得康有為害了自大狂。其實非也。這是我國傳統知識分子的通病。傳統儒生治學有了自信心，往往就有「以天下為己任」的自大心理——一種捨我其誰的個人英雄主義。我們中國知識分子幾乎全是個人英雄的「單干戶」和「個體戶」。他們真要「在位」，中了頭獎，當了個「總統」、「主席」、「大元帥」、「最高領導」等等，未有不是「獨夫」的。得不了獎，齏志以歿的，也不甘心與草木同朽。他們還是要以「帝王師」自詔。大家都有「捨我其誰」的抱負；誰也不會想到「以天下為『公』任」。顧炎武說「天下興亡、匹夫有責」；孫文說「天下為公」；毛澤東說「為人民服務」。這些話其實也都是一種「捨我其誰」的雋語名言。最近才去世，有「中國脊樑」之譽的梁漱溟先生，便是一位標準的「以天下為己任」的傳統儒生。不幸他這「捨我其誰」的脊樑，卻碰到一個「唯我獨尊」的腦袋，所以漱老就被罵得名滿天下了。再反看過去四十年，避秦海外的所謂「三聖七賢」諸大師，和大師的弟子們，哪一個又不是超回駕孟，以「脊樑」自任呢？只是沒有這天賜良緣，在金殿挨罵就是了。事實上這些大師和他們的弟子們，也確有其「治國平天下」之才，只是時代下同了。他們乃至那些總統主席們如早生二百年，都不失為明君賢相。因為在那個時期，當明君、作賢相，自有其固定的框框可循。這框框是數千年億萬勞碌子民，和數不清的明君賢相，智慧與經驗慢慢累積起來的。明君賢相們，只要篤守框框，按理出牌，再讀他「半部《論語》」，也就可以馬馬虎虎地治國平天下了。不幸他們卻生在我輩這個受西方「文化侵略」（中山語）和「文化污染」（小平語）的時代，要來搞個張文襄公的「五知」（見《勸學篇》），可就不那麼簡單了。「五知」者：
一、知恥——恥不如日本……
二、知懼——懼為印度、懼為埃及……
三、知變——不變其習、不能變法……
四、知要——西藝非要、西政為要……（小平應三復此言！）
五、知本——在海外不忘國，見異俗不忘親，多智巧不忘聖……
張之洞這項「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高論，用句目前的新名詞來說，便叫做「文化融匯」（acculturation）——也就是不同文化之間的截長補短。可是鐵鏡公主說得好，「駙馬爺，您要我怎麼『長』，怎麼『短』呀？」要「知道」中西文化之間的「長短」，不但駙馬爺不夠格，康有為、張之洞也不具備「知道」的條件；鄧小平、陳雲也要傻眼。連個「中西之學俱粹」的胡適，縱粗知其長短，亦不知如何去「融匯」，因為acculturation不單是「智慧」（wisdom）的問題；它牽涉到「實驗」（experimentation）、「時機」（timing）甚至「機運」（chances）等多種條件的匯合。這是整個社會長期的運作；佛語所謂「福慧雙修」，不可一蹴而就的。所以少說大話，搞點「黑貓白貓」，從頭來起，也未始非解決之道。
如此說來，則康有為所搞的不但不是acculturation，反而是一種culturaldivision（文化割裂）。他把那些原不成問題的學術問題，所謂「今古文」的教條（dogmatism），搬出來和人吵架，使它成為變法維新的絆腳石，就是本末倒置了。
歷史不會重演，而前車則可以為鑒。如今大陸上總算天不亡中國，把個大教條專家放進玻璃棺材裡去了。而繼起的小教條們，還在搞什麼他們自己也一竅不通的「姓社姓資」的空頭主義，吾為之掩卷歎息也。
當康有為在一八九五年搞其「公交車上書」和「強學會」之時，全國風從，連李鴻章、張之洞、袁世凱等都甘附驥尾，是何等聲勢？！其不旋踵而滅者，亦是空談主義，以短取敗。讀者如不憚煩，下篇再結論之。
*原載於台北《傳記文學》第六十卷第五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