還有許多歷史家，尤其是若干美國漢學家，像已故的哈佛學派健將瑪麗?瑞德教授（MaryC.Wright）。她把狹義的辛亥革命追根究底，竟發現武昌起義是「文學社」、「共進會」他們搞起來的。「同盟會」幾乎沒有實際參與。
我們治革命史的，如果只從「組織」的一個角度來看它，這話原沒有錯。辛亥十月十日武昌首義時，同盟會和那些首義團體，的確沒有直接的組織關係。但是「革命」原是在某種特定的意識形態之下，「一時俱發的群眾運動」（aspontaneousmassmovement）。在爆發之前，更重要的則是有一個「全國一致信服的意志」（nationalconsensus）。此一意志，雖革命群眾人人皆有，然其中總有一兩個，甚或只有一個團體，為「眾星所拱」，為兄弟團體所信服的，「馬首是瞻」的老大。中國革命如此，美國革命、法國革命、俄國革命也都是一樣的。老實說，辛亥革命前後，革命群眾所一致篤信不移的共同意志，只有八個字：「驅除韃虜，建立民國。」（須知袁世凱就是抓住上四字而掠奪了革命果實，身正大位的；他也是背叛後四字而身敗名裂、遺臭青史的。）而同盟會卻正是這樁「共同意志」的發源地和推動者。它也是化這一意志為革命行動的「馬首」。它更提供了「以美國為模範」的運作方式、抽像理論，和領袖人才。——辛亥革命期間，「同盟會」之外，其它的小革命團體，都只是一些「娃娃隊」、「紅衛兵」。他們造反有餘；建立民國就不是他們辦得了的事了。所以治辛亥革命史而忽略了「同盟會」領導的重要性，正如治黑奴解放史而低貶了林肯一樣，都是二次大戰後，美國繁瑣史學濫觴的結果，不足取也。
可是同盟會當時這八字靈符，宣傳起來，雖有其摧枯拉朽之力；而實行起來，卻有其難易之分。「驅除韃虜」那時是最有效率的口號。它擴大了統戰範圍；縮小了打擊目標。把大清帝國的一切罪惡，腐爛社會的一切不平，帝國主義的各項侵略，這些大黑鍋，都讓「韃虜」大哥一肩背了過去。把「韃虜」一下「驅」掉了，一個燦爛光輝的中華上國，立刻就可「恢復」了。——好不痛快哉？！
驅除韃虜豈難事哉？非也！現在紐約市大執鞭，當年是「正黃旗」貴族的吾友黃庚教授，便時常指著他自己的鼻子向我說：「你們（漢人）那時要驅除的韃虜，就是我！」「我們（漢人）」那時為什麼要「驅除」這樣一個多才多藝的小韃虜黃庚呢？我拍拍黃教授說：「我們不但不驅除你，還把漢家姑娘嫁給你呢！」
所以孫中山那時要「驅除韃虜」，只是驅除幾個可憐又可嫌的滿族寡婦孤兒，和十來位昏聵糊塗，連半句「滿語」也不會說的滿族老頭子罷了。其後袁世凱歪歪嘴，不就把他們「驅除」了？——乾淨利落。
可是那八字靈符的下四字「建立民國」，就不那麼簡單了。中山與同盟會諸公，首先即以他們自己新組織的同盟會為示範，來試驗那個「三權分立」、「權力制衡」和「司法獨立」的美國式的共和模式（republicanmode）。
「同盟會」於一九零五年八月二十日在東京成立時，其組織形式即分「執行」、「評議」（立法）、「司法」三部。中山由全體一致推選出任「執行部總理」，黃興當選為「執行部庶務」，等於副總理。汪精衛則當選為「評議部議長」；邱家彥為「司法部判事長」。每部各有分屬。全會幹部三十餘人，三權分立，煞有介事。然據曾任執行部書記的田桐回憶：「當時以秘密結社，最忌手續繁複。稽考時日，司法、評議二部，尤難實行。同人提議開三部聯合會。遇有重要之事，將三部人員結合，一次議決實行。自此制行後，司法、評議二部未曾獨立行使職權矣。」（見田桐，載（《革命文獻》第二輯）事實上，當一九零七年三月四日孫總理接受日人饋金離日時，如此重大事件，他們顯然連會也沒有開過。於此一糾紛，我們就可看出這個革命司令部內，平時會務操作的程序了。其後由「同盟會」進而改組為「國民黨」而「中華革命黨」而「中國國民黨」。連「總理」、「總裁」二職稱都變成孫、蔣二公專用的「謚法」，再沒有第二個「總理」，第二個「總裁」了。三權分立雲乎哉？有人或許要問：既然如此，革命不就不徹底了嗎？朋友，革命原不能「畢其功於一役」。它是分階段前進的。每一階段都有些進步，搞了七、八上十個階段，「革命」就會「成功」了。用不著做急色鬼。所以當時以一個首倡三權分立、司法獨立的神聖政黨、國父完人，以身作則，尚且如此，欲以之托諸軍閥及「八百羅漢」（民初國會議員的集體諢名），而期其有成，豈
非緣木求魚哉？辛亥革命過去八十年了。我們搞「建立民國」，到現在已換了幾個朝代，而我們的「民國」至今還是個半調子、「四不像」，實在是沒什麼好奇怪的。－－但是一個真正的「民國」，最後是必然要出現的。不信，等著瞧嘛！
8.1 三權已足，五權不夠
精通「國父思想」、「孫文主義」的專家們，可能認為筆者所說的「八字」靈符，太簡單化了。國父還有「五權」憲法呢！你只提了三權；國父還有「三民主義」呢！你只碰到二民。民生主義、平均地權，你就不談了耶？
限於篇幅，應另有專篇始能詳答。簡而言之，我們要知道，國父也是遜清遺老，去古末遠。他老人家看中了祖宗遺教中最最可取的兩大制度：「考試制度」和「御史制度」。他要把它們延續下來。於三權之外，另設「考試權」和「監察權」。殊不知這對難兄難弟，都只是「農業社會」和「中央集權」前提下的天才發明。可是在工商業發達，現代化的「多重中心的社會」（multi-centeredsociety）裡，他兄弟就無能為力了。因為在一個多重中心的現代化社會裡，要「考」的東西實在太多了。就以這超級工業化的美國情況來說吧。凡是沾上要領取執照的職業，幾乎無一不要考（雖然「考試」這個怪物原是中國人發明的）。且看律師、醫師、建築師、會計師、社會服務員（socialworker）、警察、郵務員、飛行師、領航員，甚至嘗酒師（winetaster）、水喉工、地產經紀、貨車駕駛員、出租車駕駛員、電器工、電梯操縱員、私家車駕駛員……蓋不下百數十種，再加上各大公司行會，亦各有其專業考試，下及垃圾夫等等……無不有其考試。一個「考試院」哪考得了那許多？所以中山所特別強調者，只是「文官考試」（高普考），專為入朝當官而參加之考試也。試問今日台港有志青年，有幾個要做官？他們要在工商界當大老闆呢！「考試院」派啥用場？
至於「監察權」就更不值一提了。我國傳統上的「御史」也、「言官」也、「參劾」也，都是專制政體中的看家狗（watchdog）罷了。最近在台灣的蔣緯國將軍為了「私藏」幾十枝「打靶槍」被揭發，便弄得手忙腳亂。在他老子和哥哥當政的時代，緯國要私藏幾個原子彈，於右任院長敢瞥他一眼？——在一個現代化的政府之中，發生監察作用的，不是御史大夫也，反對黨也！所以在一個現代化了的政體之內，防貪防腐，三權已足。政治民主化不了，搞五權、十權亦無濟於事也。設個專打蒼蠅的「監察院」有屁用？
8.2 再看無勞增值、漲價歸公
再看看國父的「平均地權」的高論吧！中山那時談平均地權，非搞毛澤東式的「土改」也。他的重點是亨利?喬治的「單稅法」中「無勞增值、漲價歸公」那一套——說淺顯一點，中山先生反對現代化過程中，資本主義的「炒地皮」。倫敦地價在十九世紀漲了三千倍。不知出了多少地皮客、大富翁。其後美國和澳洲也急起直追（讀者也可看看今日的香港、台北甚至廈門）。亨利?喬治老兄在紐約點出了這一點。一八九六年中山在倫敦待了八個月，也證實了這一點。孫中山是個好學深思的人，一輩子都在中西典籍（尤其是西書——毛澤東不如孫中山，就是他不讀西書）中探索學理。讀到喬治的《進步與貧困》之後，恍然大悟，非反對炒地皮不可。
中山和喬治這一套，都是相當深奧的。它不是青年留學生如薛仙洲，和八股文專家胡展堂或「一夜就學會了日文」的梁啟超所能輕易瞭解的。所以他們都曾和中山「激烈爭辯」，甚至反對到底。這一套對「同盟會」、「共進會」裡面的紅衛兵們來說，那就更是一頭霧水了。因此共進會後來頒布的「會章」，一切都以同盟會的會章為藍本，只是把「平均地權」一條改為「平均人權」。胡漢民在《民報》上談「六大主義」，其中之一竟然是「土地國有」。「土地國有」屬於王莽和毛澤東，非孫中山也。
中山那時所搞的如果只是簡單的「分田」、「土改」，那他老人家晚年才想起的「耕者有其田」，一句話就夠了。提倡「耕者有其田」，則「十代務農」的梁啟超，和早年貧無立錐的胡漢民，都不會反對的。殊不知早年中山所搞的卻是亨利?喬治一套的洋東西，對胡、梁等一些土老兒說來就有對牛彈琴之感了。
其實亨利?喬治（一八三九∼一八九七）和馬克思（一八一八∼一八八三）一樣，都是十九世紀的理論家。喬治第一本談「土地政策」的書是一八七一年出版的，那時資本主義的諸「大王」，都還潛龍在田，蓄勢未發；只有炒地皮才一馬當先。所以喬治先生以為用「單稅法」解決了土地問題，其它一切社會經濟問題，也都可迎刃而解了。這是他老先生一廂情願的想法。其實「經濟起飛」了，哪一項利潤不是unearnedincrement（無勞增值）呢？要「漲價歸公」，為什麼只對地皮客過不去呢？這就是「民生主義」的漲價歸公的辦法，直到今天的台灣也實行不了的緣故。現在我們在紐約的「小台北」法拉盛，一度有華裔「地產經紀」三百家，這兩年來地皮跌價，據說都紛紛改行了——這就叫做「市場經濟」、「自動調節」嘛！中山早年的操心是值得理解的。但是卻是個不必要的杞人憂天。
8.3 挖掘了民族良心的「黃花岡」
孫中山先生實在是十分偉大的。他不但在辛亥革命時代是個最前進的思想家。搞歷史的人一百年後回頭看，孫公仍然是我民族最高層領袖中，近百年來極少有、甚至唯一的「現代人」。毛澤東雄才大略也，可是「太土了」。這三個宇不是我們寫歷史的人封他的。那是他枕邊人江青夫人對他的評語。君不見毛主席故宮的偉大書房裡，就找不到一本洋書？君不聞，毛主席自誇把《資治通鑒》讀了六遍。毛主席一輩子只會做酸溜溜的舊詩詞，而一句「新」詩也不會寫；毛公也一輩子末穿過西裝，據說也未刷過牙。他這位土老兒居然也找到了一個當明星的老婆，實在是難能可貴了。
中山先生是個現代人。他在辛亥革命時的思想，是「新」得過了頭，也可說是「躐等」吧！其實他那「八字」真言，就足夠領導一個「辛亥革命」了。其它都是多餘的。
為著「驅除韃虜」，同盟會一成立，他們就想到要聯合會黨，搞武裝暴動。在辛亥之前，孫中山所親身領導的所謂「十大起義」，有八次都是同盟會在它短命的六年（一九零六∼一九一一）之內發動的。一九零七年一年之內就「起義」了四次，計有「潮州起義」（五月）、「惠州起義」（六月）、「欽州起義」（九月）和「鎮南關起義」（十二月）；外加同年七月光復會徐錫麟的「安慶起義」。一九零八年則有「欽、廉起義」（三月），雲南「河口起義」（四月）；一九一零年則有「廣州起義」（二月）；一九一一年「武昌起義」之前則有最慘烈的黃花岡（一作「黃花崗」）七十二烈士的「廣州起義」（四月二十七日，陰曆三月二十九日）。
同盟會諸公為什麼要不斷地搞這些準備並不充分的小起義呢？而這些小起義為什麼沒一個能維持若干時日的呢，這就因為孫黃諸公都堅信滿人政權已到了山窮水盡的末日。牆例眾人推，只要他們能以有限的力量，在中國南部沿海佔領一兩個城市，全國各地就會一致響應；然後群策群力，就會把大清皇帝拉下馬。——他們這一構想，並沒有錯。辛亥武昌起義之後，各省響應之熱烈，不正是如此？可惜的是清末革命黨人搞了十餘次大小起義，竟然沒一次能佔領一個城池至一兩個星期之上的，所以連鎖反應就無從發生了。
再者，孫、黃二公都是運動秘密會黨起家的，他們過高地估計了會黨的戰鬥能力了。其實會黨只是些烏合之眾，而革命黨領袖如孫黃等人，籌了些極其有限的「軍餉」，買了些陳舊槍炮，便驅策這些烏合之眾上前線，作戰賣命。而孫、黃兩人又都是文人。孫逸仙是個學貫中西的洋翰林；黃克強則是個「文似東坡，字工北魏」的名秀才。二人基本上都不知兵，至少沒有臨陣經驗。那些桀驁不訓的會黨分子，也不一定聽他們的指揮。率領他們去「起義」，正如古人所說：「驅市人為戰」。對方的清軍雖說不上是什麼勁旅，但至少是職業性的正規軍。兩相砍殺，則勝敗之數，就毋待蓍龜了。所以同盟會諸子，在羅掘俱窮，運動會黨，發動七次起義，都一無斬獲的沮喪心情之下，最後不顧一切，乾脆捨棄會黨，就自己赤膊上陣了。
最先丟掉筆桿，拿起手槍炸彈，去和滿族王公拚命的高級幹部，便是有美男子之稱的才子汪精衛了。汪精衛其時年方二十七，由於《民報》的深入朝野，已才名滿天下，連北京的深宮內院繼慈禧、光緒（一九零八年死亡）執政的后妃，亦無人不知、無人不曉。
汪原在南洋一帶隨孫黃二公辦雜務，然自覺同盟會已到山窮水盡的地步，非自己捨身做烈士別無他策，乃留下血書不辭而別，由傾慕他的女友陳璧君向乃母逼出八千元（此為陳璧君自報，實數猶待考），乃偕璧君及同志喻培倫、黃復生等數人輾轉潛入北京，詐開「守真照相館」，謀刺攝政王載灃。小才子怎能做職業刺客呢？事機不密，汪黃二人就被破獲逮捕了。
北京捕獲的革命黨刺客，竟然是文名滿天下的汪精衛。消息傳出，一城皆驚。汪黃大獄由肅親王善耆親自主審，而善耆竟是個惜才之士，他首先便被汪氏的文名儀表供詞和風采所懾服。當他把汪、黃兩犯「隔離審訊」時，二人皆堅稱是「個人謀反，累及無辜朋友」，叩請庭上將本犯千刀萬剮而將無辜者釋放。據說善耆聞供大為感動，竟放下硃筆，再三歎息，口稱「義士、義士」不絕。就這樣他才說服攝政王載灃，把這兩個罪至凌遲處死、九族同誅的「大逆犯」，輕判為「永遠監禁」的。
作者落筆至此，倒覺得載灃、善耆這些「韃虜」貴族，顢預誤國，固罪無可逭，然較諸後來國、共兩黨，誅鋤異己，殘害無辜者之凶狠毒辣，實有足多者。治史者記錄善惡，可下慎哉？！
汪精衛那時年輕衝動，激於義憤，不惜一死，曾引起全國同情，把排滿革命，帶向另一高潮。其實汪氏只是因其多彩多姿，而暴得大名。當時革命黨人，痛恨清室誤國，沮喪之餘，人人皆有必死之心。其中無名烈士，其死難之慘烈，更足銘人肺腑。即以喻培倫烈士而言，喻君原為三位刺客中的漏網之魚，原可不死，但是最後還是自求一死，做了黃花岡上的烈士。今日世人但知「引刀成一快，不負少年頭」的汪精衛，又有誰知道，真正引刀成一快的小四川佬喻培倫烈士呢？！
辛亥「三月二十九日廣州起義」，最後叢葬於黃花岡的「七十二烈士」（實數是八十六人），他們當時是人人自求一死的。這群烈士都是當時中華民族中熱血沸騰的青年，他們眼見國家危亡就在旦夕之間，而人民愚昧、清吏顢頊。他們原想藉華僑之錢，憑會黨之勇，以推翻滿清惡政。可是起義十餘次之後，才知藉華僑之錢匪易，憑會黨之勇尤難。絕望之餘，乃決心以一己血肉之軀，作孤注之一擲。這就是七十二烈士死難前的孤憤心情。
他們死得太慘烈了。八十多人原是「同盟會」的骨幹，他們差不多每個人都是將相之才，卻被當作衝鋒陷陣的小卒犧牲了。一旦集體犧牲，則同盟會之菁英斫喪殆盡；但是他們之死，也挖掘了我們民族的良心。——全國暴動已薔勢待發，清廷惡政也被推到了崩潰的邊緣。
「共進會」、「文學社」是怎樣的團體？
果然距七十二烈士之死，為時未及半年。便發生了十月十日（陰曆八月十九曰）的「武昌起義」，從狹義的觀點立論，這就是「辛亥革命」了。所以所謂「辛亥革命」者，便是近代中國為「驅除韃虜、建立民國」而發動的革命運動之最後一次的「起義」。
通過這次起義，則「驅除韃虜、建立民國」的兩大目標，便完全達到了。——因此吾人如認為「中國現代化運動」是有其「階段性」的，則「辛亥革命」應是第一階段，而且是完全成功的第一階段。不過其後還有三、五個乃至七、八個「階段」，有待突破罷了。
可是我們如果是「一次革命論者」，認為長治久安的百年大計，可以「畢其功於一役」——國共兩黨的理論家，都是一次革命論者，就難怪孫中山先生要慨歎「革命尚未成功」了。共產黨理論家則認為它是「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它不是共產黨人所認可的「革命」。是耶？非耶，讓我再看看這「武昌起義」是怎樣搞起來的。
長話短說。直接推動「武昌起義」的，有兩個重要的革命團體：「共進會」和「文學社」。另一個團體「日知會」則作用不大。它只是個被革命人士用為盾牌的聖公會讀書室的名字。那且也早在辛亥前就解散了。
「共進會」於一九零七年成立於東京。原動議人為同盟會內黃興以後最末一任的「庶務」劉揆一。揆一為什麼於同盟會之外，再組織個共進會呢？其原因是同盟會鬧分裂。光復會退盟；孫中山與汪胡等人在南洋另組同盟會氣「總部」，因此原同盟會分子之留日者，不願再隸屬於老同盟會。劉揆一是傾向中山的，所以他想另組一個與同盟會性質相同的團體以為彌縫。
據共進會成立宣言：共者共同也；「進」者「有進無退」也。所以它也是許多小革命團體的「共同」組織。宗旨與同盟會完全一致。只是把平均「地」權，改為平均「人」權。至於會旗，他們就不用孫中山堅持的「青天白日」了；改用「錐角交錯」的十八星旗。中國那時有「十八行省」，每省一顆星，顯然亦以美國「星條旗」為模範也。新會既立，一時頗得人心。各省英雄紛紛加入，如川人張百祥（百祥與哥老會有淵源，故被選為第一任總理）、熊克武、喻培倫，鄂人居正、孫武，湘人焦達峰、覃振，浙人傅亦增、陶成章……等等，均是一時之選。東京之會既立，旋即移師武漢，儼然是長江中上游的革命重心。雖然共進會與同盟會之間並無直接關係，然又「共進會亦戴同盟會總理為總理，以示不與同盟會分別門戶，獨成系統也。」（見蔡濟民、吳醒亞合著《辛亥武漢首義實錄》）如果此言可信，則本篇前引美國史家瑪麗?瑞德之言，就不攻自破了。
武昌首義時，第二個主要團體「文學社」，則是個青年軍人的組合。原名「振武學社」。蓋清末行新政，練「新軍」，袁世凱的「北洋六鎮」之外，以湖北張之洞所練的「鄂軍」最有成績。袁世凱狡猾而專橫，他的六鎮之內不用有革命傾向的留日學生。張之洞則較開朗，他不但大批保送優秀青年留日，並且重用留日歸國學生以擴展新政、新軍。不幸的是，在任何腐敗的獨裁政權之內從事改革開放，都是自掘墳墓（且看今日蘇聯）。因為有舊政權的克制，改革開放便不可能順利開展。一旦改革不能盡如人意，則改革運動中的大批「新」人，就必然要走向叛逆之途。——這就是辛亥年間，新建鄂軍之內，其所以革命黨成百成千的道理，而文學社則是他們的秘密組織。文學社成立於辛亥之初，社員遍佈鄂軍諸標（即現今之「團」）及工程營、輜重營、炮兵隊等單位。所以他們一旦搞起「起義」來，就同孫黃在華南所策動的不一樣了。在南方他們多半是以「烏合之眾」對抗「正規軍」；在湖北他們要「起義」，那就是「正規軍叛變」了。搞軍隊叛變的效率，較之搞會黨暴動。自然就事半功倍。
不過「文學社」裡的小革命家，卻有個美中不足——他們之間，有兵無將（這和同盟會內有將無兵的情況，恰相反）。「文學社」的首任社長蔣翊武（湖南澧縣人），也不過是鄂軍混成協第四十三標三營裡的一個小士兵。後升正副目（正副班長）。其它列名史冊的辛亥功臣熊秉坤等人也都是小兵。所以他們一旦造起反來，局面搞大了，卻有有兵無將之苦——後來情急智生，竟強迫一個反革命的旅長（混成協的協統）黎元洪來領導革命。辛亥之夏，四川「路案」驟起，清廷要調鄂軍入川彈壓，而眾兵丁不願離鄂。「文學社」與「共進會」乃暗通聲氣，終於聯合造反。十月十日武昌城內一聲炮響。二百六十八年的大清帝國就搖搖欲墜了。
8.4 「武昌起義」的經緯
辛亥革命，尤其是「武昌起義」的故事，史家所記蓋不下千百萬言。筆者個人在海峽兩岸的「近代史研究所」暨老友章開沅、謝文孫諸教授鼎助之下，所收中西日文書目便有數千種之多。允為「民國史」中各專題之最。按題翻閱起來，豈人一輩子所能了？
可是武昌起義的實際情形，亦不妨以三數百言一筆帶過：「武昌起義」是清末革命黨人所發動的最後的、也是唯一的一次武裝暴動，而能佔領城池至一星期以上者。它也是如孫黃諸公所逆料的，一旦站穩腳根，則全國各地便會作連鎖的響應（chainreaction）。從湖南、陝西、江西（十月二十二、二十三日）開始，時未逾月，全國便有十三省宣佈獨立，而策動獨立的主要分子往往不是革命黨，而是各該省內，由立憲（保皇）黨所掌握的民意機關——「咨議局」。這一來，那些無用的滿族王公應付不了，清廷乃召回已被摒斥的袁世凱來撐持危局，而袁氏則養寇自重——一面「進剿」，一面又與革命黨人私通款曲。他向武漢三鎮反攻，也只取二城，留個武昌給黎元洪、黃輿這一架兩頭馬車去慢慢拖延。
原來當黎元洪被拖出作革命軍的「都督」之後不久，黃興亦趕到武昌（十月二十八日），並被推舉為革命軍戰時總司令。如此令出兩府，便隱約的引起黃黎、湘鄂兩派的分歧。黃興苦戰經月，終致兩漢皆失，武昌垂危，黃氏終為鄂派孫武（民間誤傳為孫文之弟）等所排斥，悄然解職遁返上海（十一月二十七日）。然克強雖去，全國革命形勢已如火燎原。越日南京光復（十二月二日），各省遣滬代表復舉黃輿為革命軍大元帥，以黎元洪副之，擬組臨時政府奠都南京，而鄂方擁黎者則堅主黎正黃副。相持不下，嚴然成為十餘年後「寧漢分立」之前奏。而此時革命軍的旗幟，鄂方所用者為共進會的「十八星?錐角旗」；寧方所用者，則為自製象徵五族共和的「五色旗」。而廣東光復時（十一月九日）所用者又為「青天白日旗」。一軍三旗，亦見革命黨人錯綜複雜之組織關係也。然斯時民國未建、韃虜猶存；黎黃雙方為自解計，竟分電袁世凱。袁如倒戈反清，當公舉之為民國大總統。斯時歸國途中的孫中山亦有相同的表示——遵奠定清末民初，安定中國「非袁不可」之局（「非袁不可」四字為新出獄的汪精衛所發明）。
但是在袁氏遵約倒戈之前，總得有一番和談，以終止此南北對峙之局。這樣一來，則南方這個支離破碎、一軍三旗的紛亂場面也得有個整體的規畫，和一個總負責人。黎黃二公既相持不下，則聲望原在二公之上的孫文，就呼之欲出了。時局發展至此，袁氏亦覺時機成熟，由前敵將領段祺瑞等四十二人，一封聯街通電（民元一月二十五日），六歲的宣統皇帝就遵命退位了。
8.5 孫文的革命外交舉隅
當國內革命運動鬧得如火如荼之時，孫中山先生在做什麼呢？香港那時不許他入境：日本亦作有禮貌的擋駕。中山活動的地區，只限於南洋。後來南洋荷屬、法屬、英屬諸殖民地，為著向清廷討價，對他亦不表歡迎，弄得中山無處存身。以致在民國前二、三年間（一九一另∼一九一二）他連繞地球二匝。全部時間都用在旅途之上了。
中山旅行之目的何在呢？他是在尋覓有錢有勢之歐美人士，同時也想加強他在美加一帶同盟會的基層組織，為計劃中的「起義」而籌餉。
中山對歐美當局寄存希望最大的原是法國。他在一九零五年夏應中國留歐學生之請，路過巴黎時，被湯薌銘等所竊走的文件之中，便有一封法國當局把他介紹給安南總督的信件。法國駐安南的殖民地官員，當時窺伺中國之不暇，何厚於孫文？顯然的這些帝國主義者是想利用孫文：而孫文飢不擇食也想利用他們。
後來同盟會成立了，中山席不暇暖，便於是年十月自日本專程經過西貢，趕往馬賽、巴黎。舟過吳淞口，並與專程來訪的法國在華駐屯軍參謀長作最機密的往還（簡直是一種「合符將兵」的方式）。其後中山並派專精英語人員，偕同法國軍官，前後凡三人，前往與法國殖民地安南接壤的廣西、貴州、四川三省，作實地調查。法人此舉用意何在，就發人深思了。後來秘件洩露，清廷據以抗議。法國駐華公使亦為之吃驚，乃行文巴黎問詢。法政府居然要其駐華公使，不必管閒事。中國政府亦無如之何（有關此事件的中國資料散見政府檔案及私人雜著，包括《國父年譜》；法文原始史料亦不難查證也）。
一九零九年五月，中山作「第四次環球之行」時，亦自新加坡徑赴馬賽轉巴黎，在巴黎住了一個多月。他到巴黎的目的，據說是「竭力運動一法國資本家，借款千萬」。其主要牽線人則為前任法國安南總督。據說是「將有成議，不意法政潮忽起，法閣遽改組……此人（資本家）遲疑。因其非得政府之許可，斷不肯在國外投巨資，事遂不諧。」（《國父年譜》捲上，頁二六五；亦見中山於一九零九年十月二十九日發自倫敦的，載《國父全書》頁四一九。）
據吾友吳相湘、蔣永敬諸先生之考據，辛亥之前中山在世界各地所捐之款，總數尚不及五十萬。何來此法國千萬富商？所以此一「資本家」很可能便是法國政府自己；而法國政府投此「巨資」，意欲何為？而中山要吸引法國投此巨資，「條件」又為何？均史無明文。蓋同盟會當年與西方諸帝國主義所辦的秘密「外交」，均由中山獨任之。黃興、汪胡等人因不通西語，亦不諳西情，均不知仔細也。
8.6 從「企檯」到「總統」
中山先生此時雖病急亂求醫，四處籌款，但所得則極其有限。東西帝國主義都想利用他，但是又不信任他。中山當時在美洲華僑界的最大靠山厥為「洪門致公堂」，而致公堂也是雷聲大雨點小，口惠而實不至。據中山先生於一九一零年（宣統二年庚戌正月二十日?陽曆三月一日），他的第九次起義之失敗，實因缺款五千，而「波士頓致公室擔任五千，所寄不過一千九百餘元。紐約致公室許擔任者，一文末寄……」。
所以近代史書如鄧澤如所著《中國國民黨二十年史跡》中所羅列的十萬八萬之數，都是「認捐」的數目，或事後誇大之辭，不是實際的收入。這實在不是「致公室」諸公慳吝，而是中山的革命原是個無底洞，鈔票是填不滿的。加以當年華僑小區之中，既無「王安」，亦無「包玉剛」。大家都是打工仔，在美國欺壓之下，做點洗衣店、餐館的苦力勞動；終年所得，勉卻饑寒。在一身難保之下，支持革命，已盡其所能了。過分捐獻，大多力不從心。因此中山先生在辛亥七十二烈士死難之後，他實在已羅掘俱窮，甚至自身也衣食難周。
同年十月「武昌起義」爆發，中山時年四十六，正值壯年。據黨史所載，他那時正北美「致公總堂」支持之下，組織個「籌餉局」，到處巡迴講演革命，籌募軍餉。但據一些私人記述。中山此時日常生活都很難維持。武昌起義期間，他正在科羅拉多州典華城（Denver，亦譯但維爾或敦復）一家盧姓唐餐館中打工，當「企檯」（粵語茶房）。他原先對「武昌暴動」的消息，並未有太強烈的反應。因為同樣的起義他已領導過十次了，何況這次的發動者和他並無直接關係呢！可是一天他正手捧餐盤自廚房出來為客人上茶時，忽然有一同事向他大叫一聲說：「老孫，你有份『電報』。」說著，那同事便把那份來電丟到「老孫」的餐盤中去。中山拆閱來電，不禁喜出望外。原來那電報（顯然是黃興打來的）是要他立刻束裝回國。因為革命情勢發展迅速，「中華民國」可能即將成立；一旦成立了，則首任「大總統」，實非君莫屬也。——果然，兩個多月以後，企檯老孫就真的做起中華民國的首任「臨時大總統」了。
8.7 科州盧家的故事
筆者寫出上段孫中山先生的軼事，朋友們驟讀之下，可能認為是稗官野史。其實這故事的真實性相當高。因為把這份電報丟到中山餐盤內的那位「企檯」，和這家餐館的主人盧瑞連君，據說在二次大戰期間，都還健在美國。盧君的長子盧琪新君曾任國民黨中央社「駐美京特派員」，與筆者老友，名記者龔選舞君曾長期同事並為好友。盧的次子盧琪沃君，曾任「青年歸主教會」的牧師，也是交遊廣闊之士。他們盧家與孫公為世交好友和同鄉同志，可能還是至戚。中山先生當年在他們餐館中幫忙作企檯，原不是什麼秘密。只是在那清末民初勞工並不神聖的中國社會，如傳說孫總統曾在美國當茶房，恐怕會引起國內守舊分子不必要的誤會，所以孫公諱言之。盧家父子為親者諱，除向至親好友，作為革命掌故笑談之外，亦未多為外人道。
筆者在八十年後的今天，寫出中山先生當年這段小軼事，正是要宣揚一代聖賢的偉大之處。不才在美求學期間亦嘗打工有年。今日台港大陸在美的清寒留學生，有幾個沒打過工？——在美打工，何損於孫國父的日月之明？相反的，孫公的打工正可說明先賢締造「民國」的艱難，足為後世子孫追念耳。
中山於一九一一年十月中旬離開科州回國，便道訪華府、倫敦、巴黎，想舉點外債，以度艱難，卻分文無著。可是中山是當時革命黨人中，唯一可以結交異國賢豪、華僑巨富的最高領袖。一旦自海外歸來，中外各報皆盛傳他攜有巨款回國來主持革命。當他於一九一一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偕胡漢民抵上海時，各界皆以巨款相期相問。中山答曰：「我沒有一文錢。帶回來的只是革命的精神！」——我們後輩打工仔固知我們靠打工維生的前輩，一文不名也。至於「革命精神」之充沛，也倒是一樣的。
8.8 一個「開始的結束」
中山這次自海外歸來。可說是「適得其時」（perfectthing）。他是十二月二十五日在上海上岸，十二月二十九日全國十七省代表在南京開「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選舉會」（每省一票）。他就以十六票的絕對多數，當選了「中華民國」的第一任「臨時大總統」。
一九一二年元旦，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孫文在南京就職。改元、易服，使用陽曆。中國歷史上三千年的帝王專制，和最後二百六十八年的滿族入主，同時結束。中華民國也就正式誕生了。
辛亥革命如今整整八十年了。八十年回頭看去，「辛亥革命」究竟是怎麼回事呢？
對這段歷史，我們的執政黨——國共二黨的黨史家，各有官方的解釋。
國民黨官方的解釋是根據「總理遺教」，叫做「革命尚未成功」。「革命」怎樣才算「成功」呢？曰：「三民主義」和「五權憲法」的全部實現，才叫做成功。如此說來，則「辛亥革命」只是個流產革命，因為它的果實被袁世凱等軍閥官僚所竊取；被黨內叛徒所斷送，所以國民黨要繼續革命，二次、三次到無數次。不達目的，不能罷休。果然在北伐完成之後，國民黨就取得了政權，建立了五院政府，應該是實行「三民主義」的時候了。誰知這次革命果實，又被共產黨半路竊去，所以國民黨還要繼續革命下去，要以三民主義統一中國、建設中國。不達目的，則革命永遠不能罷休……
中國共產黨對「辛亥革命」的解釋，則更為簡單明暸。他們認為辛亥革命只是個「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共產黨革命的目的，是打倒反動的資產階級，所以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基本上也是反動的和假冒為善的。算不得是個革命。因此這個資產階級革命所製造出來的「中華民國」，也只是反動階級所控制的一個「朝代」。一部「中華民國史」也只是一部「斷代史」。真正的「人民中國」還是從中國共產黨所建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開始的。
其實從「黨史」的觀點來解釋「國史」，是不容易立足的。因為每個「政黨」，尤其「革命政黨」，都有它極其主觀和排他性極強的意蒂牢結。首先肯定了一個意蒂牢結，然後再談歷史，這就不是「以馬拖車」，而是「以車拖馬」了。抽像的說，這就叫做「以論帶史」，甚或「以論代史」。
歷史是條長江大河，永遠向前流動。搞歷史的人，隨著潮流前進，然後回頭追本窮源去看看，哪兒是青海源頭？哪兒是金沙江、三峽？哪兒是「晴川歷歷漢陽樹，芳草萋萋鸚鵡洲」？然後才能恍然大悟——原來如此！
我們如果昧於極其客觀發展的歷史事實，而在想像中製造一條隨自己意志發展的歷史，甚至對未發生的歷史發展，也根據自己的意志，加以指派，這就叫做「實行某某主義」；主義實行得了，那是「客觀」與「主觀」的「巧合」。客觀與主觀如果不能巧合，甚或牴觸，那往往就要出大毛病——輕者誤民誤國；重者就伏屍億萬，萬劫不復了。古人常說什麼「誤天下蒼生者，必此人也」。一個大大小小的獨夫，在一位智者的眼光中，本是下難辨認的。
再回頭看看「辛亥革命」吧！
辛亥革命所完成的兩大任務：驅除韃虜，建立民國。前者是沒什麼可說的。重點是在後者。
什麼是「建立民國」呢？簡單的說，就是「把君權換成民權」。君權是「中古」的制度；民權是「現代」的制度。在政治上把「中古的制度」換成「現代的制度」，用個抽像的名訶，便叫做「政治現代化」。「政治現代化」不是任何國家所獨有，它是世界歷史上的共同現象。而各國又因為歷史和社會等等條件的不同，其政治現代化的程序，亦有長短、緩急、遲早、逆流、順流……之不同。
具體說來，把「君權」換成「民權」，以美國為最早！美國擺脫英皇於一七七六年。建立人類歷史上第一個「民國」（republic）。但是美國建國不是一蹴而幾的。他們「英語民族」自有其特殊的「英美政治傳統」（TheAnglo-Americanpoliticaltradition）。大體說來英語民族成功地約束王權，蓋始於「光榮革命」（一六八九）。自光榮革命到美國革命，他們大致掙扎了八十餘年，才「建立」了一個說英語的「民國」。
法蘭西民族，從君權完全換成民權，自法國大革命（一七八九）到第三共和之確立（一八七五），大致也掙扎了八十餘年。
俄國的情況也大致差不多。蘇俄自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開始，中經列寧、斯大林將近四十年的獨裁專制——遠甚於沙皇的獨裁專制，到最近的政變流產，和戈爾巴喬夫自聯共主席遜位，也搞了七十四年。要進步到真正的民主共和，恐怕也要在八十年之上。
日本自一八六八年明治維新開始。歷經軍閥起伏專政，直到一九四五年戰敗，也掙扎了八十餘年，始搞出點民治的雛型來。
比諸世界先進的民治國家，老實說，咱們中國人向現代民權政治進展，也不算太壞。我們自辛亥革命搞起，至今也已八十年了。八十年中我們出了一個只在位八十三天的袁皇帝。一九一七年宣統爺也回來搞了幾天。其外蔣、毛二公也各做了幾十年的皇帝，但是二公畢竟不敢搞「黃袍加身」。最近《紐約時報》也把鄧公小平封為TheEmperorofChina。說句公道話，「小平您好！」比蔣、毛二公畢竟要民主多了，雖然他也搞出「天安門事件」的一大敗筆。但是我國近代史上，從君權到民權的轉型浪潮，正如今夏（一九九一）百年一遇的洪水……。朋友，對付這場洪水，君不見官家只能「炸堤」，哪能「築堤」呢？「社會科學」還是應該多學點才好！
我們搞「炸堤洩洪」大致也要搞它八、九十年。這時限是民主先進國家一致遵守的通例嘛！－－所以我們的成績，不算太壞！
那麼，「辛亥革命」在我們這「從君主到民主」的百年「轉型期」中，算個什麼呢？
曰：廣義的「辛亥革命」（一八九零∼一九一二），是我國歷史上從君主到民主這個轉型期的「開始」。
狹義的「辛亥革命」（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曰至一九一二年一月一日），則是這個「開始的結束」（TheEndofaBeginning）。如此而已。請讀者諸位指教。
*一九九一年九月一日脫稿於北美新澤西州
原載於台北《傳記文學》第六十卷第二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