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從遷居三里河寓所，我們好像跋涉長途之後，終於有了一個家，我們可以安頓下來了。
我們兩人每天在起居室靜靜地各據一書桌，靜靜地讀書工作。我們工作之餘，就在附近各處「探險」，或在院子裡來回散步。阿瑗回家，我們大家掏出一把又一把的「石子」把玩欣賞。阿瑗的石子最多。周奶奶也身安心閒，逐漸發福。
我們仨，卻不止三人。每個人搖身一變，可變成好幾個人。例如阿瑗小時才五六歲的時候，我三姐就說：「你們一家呀，圓圓頭最大，鍾書最小。」我的姐姐妹妹都認為三姐說得對。阿瑗長大了，會照顧我，像姐姐；會陪我，像妹妹；會管我，像媽媽。阿瑗常說：「我和爸爸最『哥們』，我們是媽媽的兩個頑童，爸爸還不配做我的哥哥，只配做弟弟。」我又變為最大的。鍾書是我們的老師。我和阿瑗都是好學生，雖然近在咫尺，我們如有問題，問一聲就能解決，可是我們決不打擾他，我們都勤查字典，到無法自己解決才發問。他可高大了。但是他穿衣吃飯，都需我們母女把他當孩子般照顧，他又很弱小。
他們兩個會聯成一幫向我造反，例如我出國期間，他們連床都不鋪，預知我將回來，趕忙整理。我回家後，阿瑗輕聲嘀咕：「狗窠真舒服。」有時他們引經據典的淘氣話，我一時拐不過彎，他們得意說：「媽媽有點笨哦！」我的確是最笨的一個。我和女兒也會聯成一幫，笑爸爸是色盲，只識得紅、綠、黑、白四種顏色。其實鍾書的審美感遠比我強，但他不會正確地說出什麼顏色。我們會取笑鍾書的種種笨拙。也有時我們夫婦聯成一幫，說女兒是學究，是笨蛋，是傻瓜。
我們對女兒，實在很佩服。我說：「她像誰呀？」鍾書說：「愛教書，像爺爺；剛正，像外公。」她在大會上發言，敢說自己的話，她剛做助教，因參與編《英漢小詞典》，當了代表，到外地開一個極左的全國性語言學大會。有人提出凡「女」字旁的字都不能用，大群左派都響應贊成。錢瑗是最小的小鬼，她說：「那麼，毛主席詞『寂寞嫦娥舒廣袖』怎麼說呢？」這個會上被貶得一文不值的大學者如丁聲樹、鄭易裡等老先生都喜歡錢瑗。
錢瑗曾是教材評審委員會的審稿者。一次某校要找個認真的審稿者，校方把任務交給錢瑗。她像獵狗般嗅出這篇論文是抄襲。她兩個指頭，和鍾書一模一樣地摘著書頁，稀里嘩啦地翻書，也和鍾書翻得一樣快，一下子找出了抄襲的原文。
一九八七年師大外語系與英國文化委員會合作建立中英英語教學項目，錢瑗是建立這個項目的人，也是負責人。在一般學校裡，外國專家往往是權威。一次師大英語系新聘的英國專家對錢瑗說，某門課他打算如此這般教。錢瑗說不行，她指示該怎麼教。那位專家不服。據阿瑗形容：「他一雙碧藍的眼睛骨碌碌地看著我，像貓。」錢瑗帶他到圖書室去，把他該參考的書一一拿給他看。這位專家想不到師大圖書館竟有這些高深的專著。學期終了，他到我們家來，對錢瑗說：「Yuan，youworkedmehard」，但是他承認「得益不淺」。師大外國專家的成績是錢瑗評定的。
阿瑗是我生平傑作，鍾書認為「可造之材」，我公公心目中的「讀書種子」。她上高中學背糞桶，大學下鄉下廠，畢業後又下放四清，九蒸九焙，卻始終只是一粒種子，只發了一點芽芽。做父母的，心上不能舒坦。
鍾書的小說改為電視劇，他一下子變成了名人。許多人慕名從遠地來，要求一睹錢鍾書的風采。他不願做動物園裡的希奇怪獸，我只好守住門為他擋客。
他每天要收到許多不相識者的信。我曾請教一位大作家對讀者來信是否回復。據說他每天收到大量的信，怎能一一回復呢。但鍾書每天第一件事是寫回信，他稱「還債」，他下筆快，一會兒就把「債」還「清」。這是他對來信者一個禮貌性的答謝。但是債總還不清。今天還了，明天又欠，這些信也引起意外的麻煩。
他並不求名，卻躲不了名人的煩擾和煩惱。假如他沒有名，我們該多麼清靜！
人世間不會有小說或童話故事那樣的結局：「從此，他們永遠快快活活地一起過日子。」
人間沒有單純的快樂。快樂總夾帶著煩惱和憂慮。
人間也沒有永遠。我們一生坎坷，暮年才有了一個可以安頓的居處。但老病相催，我們在人生道路上已走到盡頭了。
周奶奶早已因病回家。鍾書於一九九四年夏住進醫院。我每天去看他，為他送飯，送菜，送湯湯水水。阿瑗於一九九五年冬住進醫院，在西山腳下。我每晚和她通電話，每星期去看她。但醫院相見，只能匆匆一面。三人分居三處，我還能做一個聯絡員，經常傳遞消息。
一九九七年早春，阿瑗去世。一九九八年歲末，鍾書去世。我們三人就此失散了。就這麼輕易地失散了。「世間好物不堅牢，彩雲易散琉璃脆」。現在，只剩下了我一人。
我清醒地看到以前當做「我們家」的寓所，只是旅途上的客棧而已。家在哪裡，我不知道，我還在尋覓歸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