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仨 第三部 我一個人思念 第九節
    一九四八年夏,鍾書的爺爺百歲冥壽,分散各地的一家人,都回無錫老家聚會。這時鍾書、圓圓都不生病了,我心情愉快,隨上海錢家人一起回到七尺場老家。

    我結婚後只在那裡住過十天上下。這次再去,那間房子堆滿了爛東西,都走不進人了。我房間裡原先的傢俱:大床、鏡台、書桌等,早給人全部賣掉了。我們夫婦和女兒在七尺場錢家只住了一夜,住在小叔叔新蓋的樓上。

    這次家人相聚,我公公意外發現了他從未放在心上的「女孫健汝」,得意非凡。

    他偶在一間廂房裡的床上睡著了(他睡覺向來不分日夜)。醒來看見一個女孩子在他腳頭,為他掖掖夾被,蓋上腳,然後坐著看書。滿地都是書。院子裡一群孩子都在吵吵鬧鬧地玩。這女孩子卻在靜靜地看書。我公公就問她是誰。圓圓自報了名字。她在錢家是健汝,但我們仍叫她阿圓,我不知她是怎樣報名的。她那時候十一週歲,已讀過《西遊記》《水滸》等小說,正在爸爸的引誘、媽媽的教導下讀文言的林譯小說。她和鍾書有同樣的習性,到哪裡,就找書看。她找到一小櫃《少年》。這種雜誌她讀來已嫌不夠味兒,所以一本本都翻遍了,滿地是書。

    我公公考問了她讀的《少年》,又考考她別方面的學問,大為驚奇,好像哥倫布發現了新大陸,認定她是「吾家讀書種子也」!從此健汝躍居心上第一位。他曾對鍾書的二弟、三弟說:他們的這個那個兒子,資質屬某等某等,「吾家讀書種子,惟健汝一人耳」。爹爹說話,從不理會對方是否悅耳。這是他說話、寫信、作文的一貫作風。

    自從一九四五年抗戰勝利,鍾書辭去了震旦女子文理學院的幾個小時課,任中央圖書館英文總纂,編《書林季刊》,後又兼任暨南大學教授,又兼英國文化委員會顧問。《圍城》出版後,朋友中又增添了《圍城》愛好者。我們的交遊面擴大了,社交活動也很頻繁。

    我們淪陷上海期間,飽經憂患,也見到世態炎涼。我們夫婦常把日常的感受,當做美酒般淺斟低酌,細細品嚐。這種滋味值得品嚐,因為憂患孕育智慧。鍾書曾說:「一個人二十不狂沒志氣,三十猶狂是無識妄人。」他是引用桐城先輩語:「子弟二十不狂沒出息,三十猶狂沒出息」;也是「夫子自道」。

    勝利後我們接觸到各式各等的人。每次宴會歸來,我們總有許多研究,種種探索,我們把所見所聞,剖析琢磨,「讀通」許多人,許多事,長了不少學問。

    朱家驊曾是中央庚款留英公費考試的考官,很賞識錢鍾書,常邀請鍾書到他家便飯——沒有外客的便飯。一次朱家驊許他一個聯合國教科文的什麼職位,鍾書立即辭謝了。我問鍾書:「聯合國的職位為什麼不要?」他說:「那是胡蘿蔔!」當時我不懂「胡蘿蔔」與「大棒」相連。壓根兒不吃「胡蘿蔔」,就不受大棒驅使。

    鍾書每月要到南京匯報工作,早車去,晚上老晚回家。一次他老早就回來了,我喜出望外。他說:「今天晚宴,要和『極峰』(蔣介石)握手,我趁早溜回來了。」

    勝利的歡欣很短暫,接下是普遍的失望,接下是謠言滿天飛,人心惶惶。

    鍾書的第一個拜門弟子常請老師為他買書。不論什麼書,全由老師選擇。其實,這是無限止地供老師肆意買書。書上都有鍾書寫的「借癡齋藏書」並蓋有「借癡齋」圖章;因為學生並不讀,專供老師借閱的,不是「借癡」嗎!鍾書蟄居上海期間,買書是他的莫大享受。新書、舊書他買了不少。「文化大革命」中書籍流散,曾有人買到「借癡齋」的書,寄還給鍾書,也許上海舊書攤上,還會發現「借癡齋藏書」。藏書中,也包括寫蘇聯鐵幕後面的書。我們的閱讀面很廣。所以「人心惶惶」時,我們並不惶惶然。

    鄭振鐸先生、吳晗同志,都曾勸我們安心等待解放,共產黨是重視知識分子的。但我們也明白,對國家有用的是科學家,我們卻是沒用的知識分子。

    我們如要逃跑,不是無路可走。可是一個人在緊要關頭,決定他何去何從的,也許總是他最基本的感情。我們從來不唱愛國調。非但不唱,還不愛聽。但我們不願逃跑,只是不願去父母之邦,撇不開自家人。我國是國恥重重的弱國,跑出去仰人鼻息,做二等公民,我們不願意。我們是文化人,愛祖國的文化,愛祖國的文學,愛祖國的語言。一句話,我們是倔強的中國老百姓,不願做外國人。我們並不敢為自己樂觀,可是我們安靜地留在上海,等待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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