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還記得那張照片，還記得。
照片上是兩個穿西裝的少年，一個瘦些矮些，一個高些胖些。瘦些矮些的兩只眼睛很有神，直視著鏡頭；高些胖些的兩眼斜睨著一側，臉上是一種顢頇的神情，而且，從照片上可以清楚地看出來，他的腦門上、下巴上都疙疙瘩瘩地長著一些瘡。
那張照片後來在“文革”、“造反派”抄家的時候，從父親那裡抄走了，後來落實政策退還抄走的照片時，沒有發現這一張，想來一定是混亂中給弄丟了——沒有人會截留那張照片，對於外人來說，那是一張極其無聊、乏味的照片。
他在小時候多次看到過那張照片，現在照片不知所終，他卻一閉眼仍能復制出來。
照片上是他的大哥和二哥。
2
父母剛過20歲就生下了大哥。大哥剛滿一歲又生下了二哥。兩個只差一歲的親兄弟長相和性格竟截然不同。
大哥直到成年以後，仍個子不高，始終沒發過胖，但他從兒童時期便渾身充溢著仿佛隨時要爆炸開來的精力，而且膽子奇大。母親多次講起過大哥小時候的一樁事——那並不是惟一的或特別突出的事，母親不過是用其舉例舉得習慣了而已——那時他剛上小學，才七八歲的樣子。有一天，他就自己做了一個秋千，蕩起秋千來了；怎樣的一個秋千？那時候父親在寧波海關當外班驗估員，宿捨在一條巷子裡，那巷子很窄，兩邊相對的三層水泥樓房之間，大約只有兩米的間隔，大哥便不知從哪裡找來了一塊大約三米的木板，爬到樓頂上隨便地往兩邊的樓沿一放，木板上套下一條繩索，成環形，他自己便坐到那繩環上，開心地蕩起秋千來，而且越蕩擺幅越大。那木板隨著他的蕩動在逐漸地滑移，眼看著一端的木板已經快要脫離樓頂……當時，望見這一類似雜技表演的鄰居們全都驚惶起來，一位從窗口探頭張望的太太竟忍不住發出了一聲尖叫……媽媽被喚出望見這情景時，雙手捂在胸前不知所措……後來大哥是如何停止蕩動，如何回到屋頂，如何安全回家，都不記得母親是怎樣交代的了，單記得母親所形容出的那驚心動魄的一幕；至今一想起大哥，這一幕還會如電影般地在腦海中放映出來……
據母親說大哥從小就經常挨父親的打，像蕩秋千這種行為，打得還輕，他在學堂裡的淘氣行為，危及別的同學，使家裡丟臉，那就打得很重了。比如說有一次上唱游課(相當於如今體育課)，他趁老師眼瞧不見，將大家共玩的一只皮球用力擲進操場邊一棵老桑樹樹干上的一個窟窿裡了，還跳著腳拍手自我叫好……母親說為那事父親打他的屁股，邊打邊命令趴伏在凳子上的大哥認錯，而大哥就是不認錯，不僅不認錯，還咬緊牙關不哭，屁股被打得腫起老高還不哭。最後就氣得父親去找錐子來要往他屁股上扎，母親過去死死抱住父親胳膊哭著求情，才算沒扎上去……
二哥卻一生下來就很溫馴，甚至溫馴得令父母懷疑他是否有些弱智。但二哥飯量很大，又愛吃零食，因而很快個頭就超出了大哥，並且發育成一個小胖子。不過二哥身體並不好，經常傷風，長流著鼻涕，一到夏天就滿頭生瘡，形象很為不雅。那時家裡經濟狀況足稱小康，父母給他們西裝革履地裝扮起來，又一定要送進學費昂貴的教會小學讀書。兩個人學習成績都很差。大哥是鬼聰明、賊淘氣，但心思不用到功課上；二哥是絕不淘氣，卻讓老師感到死不開竅。大哥在學校裡經常欺侮別人，二哥卻經常受別人欺侮。兩個人不在一個年級一個班，但上學時一塊兒去，放學時在校門口一塊兒結伴回家。常常是放學匯合時，大哥見比他高出半頭，也寬出一塊的二哥，鼻孔裡掛出兩串鼻涕，眼淚汪汪的一臉委屈，便問：“哪一個又欺侮你了？”二哥便總先是發呆，又緩緩搖頭。大哥急了，便又大聲再問一遍：“究竟哪一個嘛？”於是二哥便嘴裡含著棉花般地說出一個同學的名字來，自然是綽號，如“鯉魚頭”、“大湯團”之類，大哥便讓二哥在校門口站著不動，一徑去尋那“鯉魚頭”、“大湯團”去，尋到了，也不詢問，劈頭便打，對方逃跑，便追趕，趕上再打，直到打得“唉喲”連聲，討饒不止。最後賭咒發誓：“再也不敢欺侮你弟弟了！”大哥這才罷休；也有並不逃跑、討饒、服輸的，便扭住對打，打成平手，雙雙沖出圍觀的人群，互相扭頭恨恨地罵：“下回再來！看你還敢不敢！”大哥便會臉上身上掛著彩地回到二哥身邊，二哥也不知感激，兩人便往家裡而去……那被大哥一時打敗的，事後未必真的履行誓言，那打成平手的更憋著要出氣。結果是二哥再去上學時又再受欺侮，大哥得知便再去替弟弟報仇……
大哥這樣打架，自然很快就引起了校方注意，校方便把父親請到學校去，校長親自接待，很客氣，告訴父親鑒於大哥這種情況，他們只能請他將大哥領回家中。為顧全海關職員的名聲，他們這樣做不叫開除，也不叫斥退(是一種比開除級別低些的處分，被斥退者一般較被開除者容易轉到別的學校讀書)，而叫默退，即不出告示不揚惡名，蔫不唧唧地將學生除名，這樣就完全不影響大哥另換一個學校去繼續學業……父親聽完少不得暫時按捺住心中一腔怒火，回到家中，便又發狠地打大哥的屁股，奇怪的是這時二哥並不跑到父親跟前為大哥說情，比如說一聲：“爸，哥是為了我受欺侮，才跟別人打架的……”而是只知在一旁嚇得吸著鼻涕哭泣；大哥依舊不討饒、不哭，也並不解釋自己找人打架的緣由……媽媽則在一旁歎氣。
大哥換了另一所私立小學，學費也不低，教學質量卻差多了，但他仍舊惹是生非，沒念多久，便被斥退。據說父親氣得面如金紙，卻沒有為斥退再打大哥，我記得母親回憶起那時的情形，是這樣說的：“你爸爸認定你大哥是塊不可雕的朽木，從那時候起他就討厭他，再沒給過你大哥一個笑臉……”
3
大哥二哥都比他大十幾歲，他懂事時大哥二哥都已經是青年了。他只和比他大八歲的阿姐玩，有時候也和比他大十多歲的小哥玩。他的童年時代是在山城重慶度過的。那時候他家不住在城裡而住在南岸，從他家的陽台望出去可以看到整個山城的剪影，經常籠罩在灰霧中，入夜則閃爍著萬家燈火。大哥斷斷續續地讀書，沒讀完中學就讀不下去了，他父親便給大哥在海關找了個差事。那一時期的大哥在他印象中是一個極為模糊的存在。他不記得那時關於大哥的一切，除了那一天父親摔碗的一幕。
詳情他長大後聽母親講過，但他後來有自己的人生，有更多值得記憶的事情，因而終究還是又不知其然了。總之，那時候的大哥經常同父親沖撞，他還記得母親有一次把家裡的水果刀、剪子一類利器都藏到了裝大米的缸子裡，他後來懂得了那是為什麼，當時卻只覺得好玩，很為自己掌握了那樣一樁秘密而得意，並曾跑去向剛放學回到家裡的阿姐報告那有趣的發現……再有就記得那一天大家圍桌吃飯，吃的是面條，一種澆著十分可口的肉臊子的臊子面；父親和大哥你一句我一句地爭執著什麼，母親和阿姐等大概都緊張而擔憂地望著那不能相容的父子倆，而他卻懵懵懂懂地只在那裡單揀肉臊子吃，弄得嘴角上糊滿褐色的鹵汁……忽然父親把一整碗沒怎麼吃的臊子面往地板上用力一摔，站起來厲聲指著屋門對大哥吼：“滾！你給我滾！你再莫回來！”
“滾就滾！我再不會回來！”
大哥“呼”地站起身來，扭頭便朝屋門外大步走了出去，轉瞬消失。
惟獨這短暫的一幕深深地嵌入了他的記憶中。那一年他大概還不足四歲。
母親當時為什麼不站起來阻攔大哥？據母親後來說，父親和大哥的沖撞次數已經太多，她雖憂心忡忡，畢竟又司空見慣，且這一夫一子都是暴烈的脾氣，氣頭上誰也聽不進她的勸阻——更主要的是，母親以為那一回大哥也無非如同以往一樣，天黑淨時也便回家，或至多賭氣到他的朋友處待上幾天，過幾天後身上的錢花光了自然還是回來。
但那一回大哥卻真的一去不返。
大哥離家出走後他懷念過大哥嗎？他向父親母親阿姐小哥他們這樣詢問過嗎：“大哥呢？大哥怎麼不回家呀？大哥到哪兒去了呀？”據他父母阿姐小哥等回憶，他沒有那樣的表現，他一句沒有問過。他照常同家裡的大黑貓嬉戲。
大哥扭頭走出家門的第二天，母親便開始著急，阿姐小哥他們分頭去大哥可能借宿的親朋家找過，毫無蹤影，更無消息……三天四天，一周半月，大哥不知所往，下落不明。但父親不容家裡人提及大哥，有一天更在飯桌上莊嚴地宣布：“我只當沒生這麼個兒子！你們也要只當沒他這麼個人！”
4
大哥出走的一幕演出時二哥不在場。二哥那時候不在重慶而在樂山，他初中畢業以後考取了樂山的一所技術學校，學木材加工。
二哥屬於那種晚熟型的人。直到初中階段他還笨得出奇，不僅功課成績很差，那時候學校教師除了給學生評定操行評語還要評定一種“情趣”分，他竟總是只能評上個三十四十分，也就是說他那麼個青春少年竟全無情趣可言，固然還不至於令人生厭，但可以說是相當地乏味。以當時父親的收入，供子女上大學是力所能及的，大哥不肖，另當別論，二哥倘能考上大學，自當鼎力支持，但二哥初中畢業已很吃力，考蜀香中學的高中名落孫山，到野雞中學去上高中學費一樣不低，學完了也無考入像樣大學的希望，所以父親托了一位朋友崔伯伯的關系，把二哥安排到了樂山技術學校去學一門將來不難謀職的技術。誰知到了那有“神秘大佛”的樂山以後，二哥竟突然鴻蒙頓開，他不再傻胖，而且也不再掛出兩筒鼻涕，腦門臉頰下巴上也不再生瘡，更重要的是他眼神光開始凝聚而銳利，腦瓜裡的聰明仿佛啄破了蛋殼的小雞，飛快地長大，不久便能拍動著健壯的翅膀喔喔啼叫——他上到第二學期時便達到品學兼優，暑假裡提著個小皮箱回到家裡，一身不怎麼合身的西裝(父親穿過的)刷得干干淨淨，裡面的襯衫領子雪白，扎著一條藍色的領帶(姑爹姑媽送的)，頭發剛剛在理發館裡洗燙過，斜分著，多的那半邊發型是高高地呈隆起狀，少的那半邊服服帖帖，腳上還蹬著一雙塗了厚厚一層鞋油的舊皮鞋，望去儼然一位書香少爺，更何況見到父母便遞上一張大多是“優”、“良”只有一二項是“中”的成績單，那評語上說他誠實善良，勤學苦讀，尊師愛校，潔身自好，總之幾乎全是褒語，而情趣分則達到了80之多——二哥自稱他在技校參加了業余劇團，在陳白塵編劇的《升官圖》裡演了一個什麼角色，任是什麼角色，任他演技如何，他能登台演戲，這就證明他絕對不再是個低能兒，而成為了一個聰慧的時代青年！父母都為二哥高興得合不攏嘴，在飯桌上頻頻指示阿姐和小哥以二哥為楷模。他記得，倒是沒對他提出什麼向二哥學習的要求——因為他畢竟還很小，父母容許他且與大黑貓為伴，任意嬉戲。
二哥和小哥玩得很好。暑假裡兩個人坐輪渡過江，到城裡姑爹姑媽家玩，大看電影——主要是好萊塢電影，那些40年代的好萊塢電影，那些好萊塢電影明星，至今二哥和小哥仍如數家珍；他們有時候是同姑爹姑媽家的大女兒田霞明和二女兒田月明一起去看那些電影，不知道為什麼他們卻不怎麼跟他阿姐一塊兒玩，過江看電影也往往不帶阿姐一起去，阿姐便苦悶得只好同他在南岸的家中玩一些自己發明的游戲，比如“賣水”——在阿姐所賣的那些自制飲料中，他買的最多的是滴進藍墨水的涼白開……
他記得二哥同阿姐發生過好多次沖突，記得阿姐蹲在地板上哭，說二哥打了她……但等他長大以後，提及這個印象時，二哥矢口否認，阿姐也含含混混地說：“曉得當時是怎麼一回事兒！”
5
1950年對重慶人是個命運的分界線。1949年10月1日還並不是。1949年10月1日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上用濃重的湖南口音朗聲宣布：“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後來有的史書記載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了！”固然實質上是那麼一個意思，但你如果注意看有關的電影記錄片，就會發現他宣布的還是政府的成立)，毛澤東那莊嚴的宣布使得北京城一片歡騰，然而同一時間的重慶城市面上卻異常地沉寂，因為那時候重慶還沒有解放，解放軍還沒有突進到那裡；當時國民黨的高官大都已經飛往台灣，政權機構實際上已經癱瘓，駐軍也已開始自動潰散，或在准備投誠；共產黨的地下組織積極地准備著接應解放軍，卻也尚未正式公開亮相；盼望解放軍到來的人們或待在家裡收聽北京傳來的電波，或者到街上喜形於色地聚集議論，但也還沒有條件公開地集會歡呼；心懷不滿乃至充滿恐懼又沒有條件遠走高飛的人，則各自打著形形色色的應付變局的算盤；也有為數不少的中間派，他們對腐敗已極的國民黨毫無眷戀，對神秘莫測的共產黨即將到來又多少有些惴惴不安；還有一些小市民、流氓地痞、社會渣滓，則利用社會的真空狀態和混亂局面拼命撈錢，撈好處，撈原來還不敢撈、不敢那麼粗鄙那麼殘忍地去撈的東西，從囤積居奇、哄抬物價到坑蒙拐騙、搶劫奸淫，無所不為，無奇不有……這局面直到1949年冬天解放軍開進重慶才終於結束，並相當迅速地建立起了一種受到大多數人擁護的新秩序。
自1950年重慶人各自重新確立自己的命運，該翻身的翻身，該倒霉的倒霉，該僥幸的僥幸，該沉淪的沉淪，就是到頭來社會地位和生活水准既沒提升也沒下降的中間一群，也都經過了重新定位。
他的父親在這一命運中轉站，搭乘的是一趟上升的車。同是國民黨重慶關的職員，有的被共產黨逮捕鎮壓，有的被送去勞改，有的被遣散，有的只是暫時留用或留而不用，但也有一小部分不僅被共產黨的人民海關留用，而且還相當信任地加以重用，他父親即屬於其中之一——當時北京的人民政府成立了海關總署，他父親被召喚入京到總署工作。之所以會有這樣的結果，是因為他父親早在1945年以後就不僅同重慶關裡的地下黨員過從甚密，心照不宣地為他們打了不少掩護，更在1949年的變局中與地下黨密切合作，為保存和移交重慶海關的財產——特別是大批查緝走私的擄獲物，其中許多是新政權急需的無法從他處得到的物品——做出了實際的貢獻。當然還有一個原因，就是海關是一種專業性很強而行業外的人又很難一下子熟悉掌握的職能部門，人民海關必須團結依靠一批舊海關的有專業職能的人員，方能迅捷地開展工作。重慶關地下黨的一位負責人，他叫他方伯伯，還有方伯伯的太太他叫方伯母——也是一位地下黨員——他們對他父親的推薦，起了最直接的作用。方伯伯方伯母一家比他家更早地北上了，他們到北京將擔任相當高的領導職務。方伯伯方伯母原來一個西裝革履，一個旗袍高跟鞋，儼然一副國民黨高級職員的做派，到他家來搓麻將時一個捏著玉石煙嘴抽美國香煙，一個搖著檀香扇晃著金耳墜，“蔣先生”、“蔣太太”、“小少爺”的稱呼不絕於耳，但重慶一解放，他們便立即成為了共產黨接收重慶關小組中的重要成員，一個一身灰布中山裝，一個一身藍布列寧裝，再到他家來時，“蔣同志”、“蔣大嫂”、“小同志”的稱呼叫得既親熱又清脆……他後來懂得前一種面貌全是為了作掩護，方伯伯方伯母到重慶關以前原是在延安的黨校裡學習過的……
他家到了北京住進了隆福寺後面的那條胡同裡的海關宿捨大院，他家的具體位置在大院裡一個有月洞門的小偏院中，院心有一株高大的合歡樹，樹冠猶如一把撐開的巨傘，到了夏天開出滿樹金絲絨般的合歡花又叫馬櫻花(更嚴格的寫法應是“馬纓花”，即花形花色猶如馬身上的韁繩鞍轡所裝飾的紅纓子)，沒風的時候那花香會濃釅得有些悶人，風過時滿樹枝椏晃動，花香被風吹拂得濃淡相宜，吸人鼻中令人心曠神怡……
現在回想起來，他總覺得父親那時候盡管很認真地為新政權工作，並且極願意順時代潮流而進步，但似乎一直沒能找准自己在社會生活中應扮演的角色。
據二哥後來跟他講，二哥他們小的時候，家裡住的海關宿捨是非常神氣的，是那種中西合璧式的建築，客廳中甚至有壁爐，並且一到冬天是真的啟用那壁爐來取暖的，西式沙發一類家具不消說很齊全，父母臥床上的蚊帳，不是中式的四根竹竿撐起的方形帳，而是從天花板吊下的雙層帳，並且那鍾形的帳頂有著許多西洋海草式花紋和纓穗，總之十分講究，甚而可以說相當豪華……但解放後到了北京住進那新海關宿捨，父親卻買的全是舊貨店裡的最粗劣的家具，沒有購置沙發，甚至沒有購置帶大穿衣鏡的衣櫃，因為他說過：“看看對門甘木匠，人家搭著鋪板睡，支起炕桌坐小板凳吃飯，不是一樣過得很好？我們不要太脫離勞動人民！”如果父親真把這准則實行到底，倒也罷了，但起碼直到“三反”“五反”的政治運動開展起來之前，他卻總還是經常地穿著西裝，他自然也置備了中山裝，也穿，但終於有一天在母親勸說他不要總穿西裝時，他脫口而出地說：“穿慣了！還是穿慣了的衣服穿著才舒服啊！”他在穿衣上就不怕脫離甘木匠那樣的勞動人民了——實際上甘木匠那時候就仿佛連一身新的干部服也不曾穿出過，他的記憶裡，甘木匠總穿著中式的對襟褂子，要麼天稍轉熱便穿中式的褡褳背心。他記得父親還很愛吃西餐，那時候東安市場裡至少有三家西餐館還在營業，一家叫“和平”，一家叫“吉士林”，一家叫“和風”，父親帶他和阿姐小哥去吃過，更多的時候是父親自己去吃，後來據母親透露，父親那幾年工資的三分之一，全用在他個人去那三家西餐館吃西餐上——常常是中午他不在單位食堂裡吃，或下午下班後不回家吃，自己溜達著去西餐館吃，反正當時他工作的單位離東安市場很近。他記得當年父親回到家，常戴一頂西洋式睡帽、穿著西洋式毛巾睡衣(都是解放前置的，都已有破損處)，倚在床鋪的枕頭垛上很自覺地閱讀剛出版的《毛澤東選集》，並手持一根紅藍鉛筆，用那紅的一頭在上面不時劃出一些紅槓槓，注出一些諸如“！”、“！！”、“！！！”一類的符號，還有一回跳下床來，找出毛筆，蘸著濃墨寫下了“頭重腳輕根底淺，嘴尖皮厚腹中空”的對子，寫完不待墨干便用圖釘釘到床頭的牆上，釘完還喃喃念誦、頻頻點頭……但有一回他偶然翻動父親枕頭，卻又從枕頭下發現了幾冊陳舊的線裝書，書名叫《兒女英雄傳》。他正躲在屋角偷翻那書，被母親發現了，母親便將書收回，並對他說：“小孩子不能看這個書！”他問：“爸爸為什麼能看？”母親便嘮叨說：“他也是星期天才看上一篇兩篇，其實他也不該看，這個書很沒意思……他從東安市場舊書攤上買的，他說不貴，我看是白糟蹋錢！”現在回想起這一切，便越發地覺得父親是沒找准角色。
同院裡有一位鍾先生，也是舊海關的留用人員，不過不是從重慶關而是從上海關調到北京的，當時他不懂得，如今回想起來，那鍾先生跟自己父親的不同便是找准了角色，並且極其認真地進行扮演。鍾先生一解放就絕對不再穿西裝，甚至於也絕對不再穿皮鞋，更不像他父親那樣還去西餐館吃西餐，還到舊書攤買舊書，鍾先生在院子裡出現時總是一臉嚴肅，並且經常地給院子裡的人當面給予贊揚或批評。比如他就記得有一回鍾先生不知道為什麼事來了他們那個月洞門裡的小偏院一趟，大概是找他父親談論一樁什麼公事，當父親將鍾先生送出屋，並且甘木匠一家也恰好在合歡樹下圍著炕桌吃飯時，鍾先生便用一種非常和氣的音調說：“剛才我進你們這個月洞門以後，無意中觀察了你們兩家的土筐……”土筐就是垃圾箱的意思，當時那宿捨大院各家有各家的垃圾箱，是單位裡統一發的，並且一律是甘木匠的作品——形狀是一種長方的上闊下窄的深斗，兩側有可供提起的木耳朵，為不致弄混，各家的垃圾箱一側都有用墨筆寫下的一個姓氏，所以鍾先生得以將他家和甘家的土筐嚴格地區別開來；鍾先生指著那並排放在月洞門一側的兩個垃圾箱，先面對他父親提出意見：“你看，你們這裡頭倒得有那麼多的魚骨頭，上面還剩著好多魚肉啊，太浪費啦！想想志願軍還在朝鮮前線流血流汗，一把炒面一把雪……不好意思啊！蔣同志你不要見怪，我既然自覺地用共產黨員的標准要求自己，那就不能不積極地展開批評自我批評，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希望你對我也這樣嚴格要求，我們互相監督、共同進步嘛！……”說完又轉身朝著正在吃窩頭的甘木匠說：“甘木匠，您真是勞動人民的本色，優秀的品質值得我好好學習啊！看，您家的土筐裡扔進的全是地道的廢物，我注意到了，連帶一星黑顏色的煤渣都沒有……看，您一手拿著窩頭往嘴裡送，另一只手就張開著在下面接那掉下的渣兒……我們知識分子跟勞動人民的差距，在這些個很小的地方也暴露無遺啊！不好好改造思想怎麼行啊！……”他記得，已經上到小學的他當時覺得鍾先生非常有趣，鍾先生有一張不太整齊的黃瓜臉，戴著一副近視眼鏡，中山裝的後背部分繃在身上而前擺卻翹起離開了肚皮；他記得，鍾先生說完那些話，他父親似乎什麼也沒說，甘木匠和他那一家人似乎也沒說什麼，但鍾先生卻像獲得了喝彩似的開步走了，並且在出得月洞門後還扭回頭朝月洞門裡謙遜地笑了笑，猶如一個自我感覺很好的演員在舞台上愉快地謝幕……
是的，鍾先生很早就選定了他的角色，並且一度扮演得確實成功，在那回對他們月洞門裡的兩只土筐進行了考察和品評的兩年以後，鍾先生光榮入黨，並被提升為一個處的副處長。
父親沒有找准角色。一個沒有找准角色的父親能夠很好地指導他的子女進入一個嶄新的社會，敦促他們在社會上找准各自的角色位置嗎？多少年以後，他同二哥討論過這個問題。這個問題無確定之解。
6
那一天父親高興得滿面紅光，把手裡那封信完整地給家裡人念了兩遍，重點段落又挑出來念了一遍，並且在飯後借著酒勁按捺不住地跑去向甘木匠炫耀了那封來信所帶來的喜訊，甘木匠也確實由衷地分享了父親和他們全家的那一快樂，那一驕傲。
那是他大哥的來信。寄自廣州。原來大哥離家出走以後，浪跡天涯的最終結果，是在1949年春天投入了解放軍，並參加了進軍廣東的戰斗，一直打到了廣州，在廣州又參加了肅清潛藏殘匪的戰斗，在一次突襲中，大哥當場擊斃了三個藏在樓房裡的匪徒，但也不慎被一個匪徒擊傷右臂，結果從三層樓的窗台上摔了下來，光榮負傷——信是在醫院裡寫的，說別後數年的種種情況一言難盡。總之現在自己已是一名光榮的解放軍戰士，並榮立了三等功；又說他從報紙上看到了一篇介紹人民新海關的文章，裡面提到了留用舊海關人員的必要，所舉的例子中有爸爸的名字，令他無比高興，無比欣慰。因而馬上倚在病床上寫下這封信，希望爸爸原諒他以往的魯莽無禮，同時希望能早日有機會同家裡親人團聚；又說他已申請加入中國共產黨，並問爸爸是否也在積極爭取？又問到媽媽的身體，問到二弟、三弟、妹妹和小弟的情況，是不是都已加入青年團和少先隊？說他非常想念家裡的每一個人，希望大家都給他寫信，同時告訴家裡人他的臂傷確已接近痊愈，他要爭取早日出院，進一步投入肅清殘匪的神聖斗爭……信並不太長，但那分量確實重如磐石！
他記得收到大哥這封信沒多久，單位裡便給他家住屋的門楣釘上了“光榮軍屬”的匾牌——是由甘木匠踩著凳子給釘的，隨著釘錘響，單位裡專程派來的人和院子裡的一些人便圍在那門口鼓起掌來，鍾先生也在其中，而且巴掌拍得最響；他記得父親除了同別人應答，還專門對著鍾先生問了句：“鍾先生，這四個毛筆字功力如何？”鍾先生滿臉艷羨的神色，連連說：“同志相稱同志相稱，叫我鍾同志老鍾都行……蔣同志您真教子有方，這‘光榮軍屬’四個字豈止是書法佳妙，這是您全家的福氣啊！……”確實福氣，他記得，自從他家門楣釘上了那塊小小的匾牌，逢年過節就總有單位裡、街道上的人提著些慰勞品送來，除了水果是必有之物而外，還有糕點肉食之類，有一回不知為什麼送的是一只大鋁鍋，還有一回是一個和平鴿的石膏像。
父親從那以後自然經常給大哥寫信，大哥也經常來信，父親又要求他和阿姐、小哥都每月至少要給大哥寫一封信，最難完成任務的是他，因為除了那在父親摔下一整碗臊子面以後，扭身便邁出家門的一個印象而外，大哥對他來說幾乎等於一個抽象的概念；實在不知道寫什麼好時，他便用蠟筆畫一幅畫寄去，記得畫過一棵樹，旁邊寫上那就是家裡院中的馬櫻花樹，請大哥回來在樹底下乘涼；還畫過一個大屋頂的殿堂，旁邊寫上那就是離家很近的隆福寺，請大哥回來一起去隆福寺喝很香很香的面茶……
7
大哥竟從天而降！
大哥傷愈後從廣州調至了海南島，在當地駐軍中任一個汽車連中的排長。大哥會開汽車是不足為奇的。母親早就講過：“老大讀書讀不動，可他從小就有冒險的本事，剛上小學就敢偷著騎你爸的自行車，坐不到車座上，就一只腿從橫梁下掏過去蹬那腳蹬子，身子一扭一扭地騎，騎得飛快，不會剎車，就看准了一根電線桿，騎到那前頭使勁地一抱，結果他人掛在電線桿上，車還在往前跑，把街上的人都嚇得哇哇叫……在重慶海關，那海關劃子(就是水上摩托船)是不許別人亂開的，要開就由大車、二車他們開(“大車”、“二車”是海關船舶駕駛員的職稱)，你大哥有一回偏偷著去開，好嚇人，那海關劃子瘋了一樣在嘉陵江裡跑，差一點兒撞到大輪船上……後來把你爸氣了個半死……”
但會開汽車並且擔任了解放軍汽車連裡的一個排長的大哥這回不是讓父親氣了個半死，而是樂了個半死。
他記得，那一天父親從單位回到家，一進門就招呼母親說：“快，快到菜市場買頂好的肉去……家裡還有沒有江米？快，快准備蒸珍珠丸子吃！”母親剛聽見時有點發懵，父親一貫喜歡吃西式菜餚，就是不在外頭西餐館吃現成的西餐，回到家也總是讓她弄一點炸豬排、奶汁魚、羅宋湯一類的菜來吃，而且父親最不愛吃江米即糯米制作的東西……母親正疑惑呢，父親跺下腳說：“老大回來了！明天就來看望你，咦，你怎麼忘了，他不是最愛吃你做的珍珠丸子嗎？”母親乍聽幾乎不相信自己的一雙耳朵……
原來大哥帶了十個戰士從海南島已然到了北京郊區某處，此次北上是為了領取十輛嶄新的解放牌大卡車，因為屬於軍事行動，所以來前沒給家裡寫信預告，來後經請示，部隊首長允許他回家探親三天，探親後再帶領那兩個班的戰士將大卡車從北京一路開往南方，直至開到渡船上運抵海南島。大哥從出差北京的駐地往父親單位裡撥了電話，父親剛接聽那電話時也一定是幾乎不能相信自己的一雙耳朵……
大哥回到家裡時，形成了一個盛大的節日。他記得母親弄出了一大桌子菜餚，珍珠丸子結果遠非其中最傑出的作品。父親把正在北大上學的小哥叫回了家來，還一再為遠在東北的二哥和阿姐不能趕來一聚而表示遺憾，但因為又特意通知了在北京工作的姑媽的女兒田月明、四娘(就是四姨媽)的女兒沈錫梅，還有認了干女兒的阿姐當年的中學同學鞠琴，阿姐的對象達野，以及輩分雖高一級而年齡與大哥其實相等，並且青年時代過從甚密的八娘，自然也就還有八娘的愛人曹叔，此外跟阿姐、小哥、田月明、鞠琴、沈錫梅都算是當年重慶蜀香中學老同學又最愛湊熱鬧的崩龍珍，也聞訊從她工作的清華大學老遠地趕來了，而小哥又引來了一位北大京劇社的戲友、外號“袖珍美男子”的魯羽，鞠琴又約上了她的對象、唱歌劇專演老頭兒的常延茂，八娘曹叔又帶來了他們剛會說話的女兒小澗，掐指算算吧，大哥剛回家的那天家中聚集了多少個人——對了，還別忘了大哥帶來的一個黑黑壯壯矮矮憨憨的只坐在角落裡微笑著沒怎麼吭聲的小戰士，仿佛是大哥的勤務兵，那一天他家的三間屋子簡直要被脹破牆壁屋頂，不僅因為盛滿了大大小小十六口人，也因為那歡聲笑語、杯盤相碰的聲浪不僅沖擊著對門的甘木匠一家，也逸出了月洞門，回蕩至整個宿捨大院……
他記得，他家大哥的榮歸，不僅引得甘木匠的大女兒甘福雲和她的弟妹們趴到窗戶上往裡好奇而羨慕地窺望，也引得院裡的不少鄰居輪流跑來祝賀——就仿佛那是一場婚禮似的，鍾先生自然又來了，見了大哥抓住大哥一雙手使勁地搖晃，還特別關切地問：“出差多久？組織關系要不要臨時轉過來？”父親便拉過他去請他喝酒，笑瞇瞇地對他說：“鍾同志，軍事秘密就不要探聽了吧！”鍾先生便自己拍拍腦門，不無尷尬地說：“看我看我……一高興怎麼就忘了這一條！”但是鍾先生堅辭酒杯，也不接過敬煙，說：“對自己還是嚴格一點的好！”……
他記得，後來父親帶隊，一大群人浩浩蕩蕩地走出月洞門，走出宿捨大院，走過胡同中段，穿過攤檔密密匝匝的隆福寺，來到隆福寺街上蟾宮電影院旁邊的一家照相館，父母坐在當中，大哥站在他們背後正中，然後再由攝影師指揮，大家亂哄哄地你謙我讓嬉笑推搡，終於坐定或站定，由攝影師在“笑！笑！！笑！！！”的動員中按下快門，拍下了一張超級全家福的20英寸大照片，後來據小哥對他說，父親除了自家留下數張外，還為所有在場和不在場的親友各家都印贈了一張，那費用幾乎相當於父親一個月的全部工資。
他記得，那家照相館有若干可以卷起放下的大幅布景圖畫，那一天他家選擇的是一幅莫斯科紅場的布景，一側是尖頂上有紅五角星的斯巴斯基塔，另一側是表示深遠處的有一堆蒜頭頂的東正教教堂……他記得大哥那天拍下的形象確實非常之帥，大哥個子比曹叔、達野、小哥都要矮些，但身材比例勻稱，顯得挺拔而健壯，當然最提神的是他那一身軍裝，特別是軍帽上的那顆紅五角星，那小小的紅五角星與相片背景上畫出的莫斯科尖塔上的紅五角星真是相映生輝！
……他記得那晚他同小哥一起陪著大哥在兩塊鋪板搭起的大床鋪上睡，夜很深了，小哥還在同大哥談心，他每句都聽著，但大多數他並不感興趣，或聽不懂，不理解他們為什麼嗤嗤地笑，又為什麼連連歎息，為什麼一時忍不住聲音高揚，一時又有意壓低了嗓音……裡屋幾次傳來父親藹然的勸阻聲：“老大，平兒，該歇了，明天再擺龍門陣嘛！”但大哥和小哥總是聞聲停歇一陣，沒多久卻又開始對話……他躺在大哥身邊，很為自己真有這樣一個值得自豪的大哥而驚奇，他甚至懷疑那並不是一個實體，因而他幾次故意把自己瘦小的胳膊撂到大哥壯實的胸膛上，大哥便把他的胳膊一次又一次地輕輕拿開，並轉身對他說：“兄弟，莫這樣，太熱！”
……但是他記得大哥和小哥之間這樣的一段對話，當時他消化不了，只是覺得有一種古怪的感覺，並且聽到最後無端地感到有些恐怖，就仿佛聽了鬧鬼的故事一樣：
小哥：……你都立了功了，怎麼硬是還不入黨呢？
大哥：說到底還不是個家庭出身的問題……爸爸這情形你說該怎麼算呢？要往好處說，那他是新中國中央機構的革命干部，行政十一級，比我們師長級別還高！……要往壞處說呢，他解放前是國民黨海關的高級職員，那海關又是帝國主義把持的機構，所以人家就是罵一聲“洋奴”，你也沒有辦法喲……
小哥：是呀！我就不大敢把家裡的照相簿拿給同學看，爸爸二十幾歲就西裝革履，打台球，喝洋酒，特別是那些藏著鑲金絲邊的大殼兒帽、穿著猛看上去像軍服一樣的肩上有肩章、袖口上有袖標的海關制服的照片……
大哥：噓！小聲點兒！……是呀，我們團政委就跟我這麼說：蔣盈農，你父親歷史復雜呀！我就問：我要跟他劃清界限嗎？他沉吟著，不馬上回答，好久，才說：你父親要是入黨了，問題就明朗了……現在麼，只好算作舊職員，或者算作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吧，那你就還要注意跟他的資產階級思想劃清界限啊！……
小哥：爸爸也不是政治上不要求上進，他經常讀《毛澤東選集》，除了《人民日報》，還訂了《學習》雜志，凡是那上頭重要的文章他都讀得很認真……可是他講，他們人事處的處長，一個像方伯母那麼個資格的老革命，他們機關領導的愛人，好像又兼著黨總支的組織委員，也已經跟他談過話，那意思是鼓勵他積極爭取入黨，可爸爸非跟人家說，他覺得自己實在差得太遠了，實在沒有資格，他願意兢兢業業地在黨領導下工作，永遠向共產黨員學習……
大哥：我還不知道這些個事，你看他多糊塗！你知道黨組織一般是絕對不會動員哪個人入黨的！這不是明擺著的機會嗎？他居然那麼說？嘖嘖嘖……你要知道，他那樣不僅把自己入黨的路堵死了，也就連帶著把我們入黨的路堵死了啊！唉！原來還真不知道！……
小哥：爸爸說他要向共產黨員學習，其實他對有的共產黨員，比如說這個院的那位鍾先生，那樣的黨員，心裡頭一百個看不起……那鍾先生的假正經做派，就連對門的甘木匠也看不上，天知道怎麼他能入黨！可是真跟你講的一樣，只不過那道理反了過來：鍾先生一個人走通了入黨的路，他的兒子女兒緊跟著就也都入了黨……
大哥：是呀，那樣他的政治面目就清楚了呀，他兒女的出身就淨化了呀，就都算革命干部家庭出身了呀……
小哥：鍾先生政治面目清楚？！天知道他肚皮裡頭裝著些什麼政治！你知道他原來在上海海關做內班的，論舊職員他舊得比我們爸爸要厲害得多！聽爸爸說臨到解放前夕他還在那上海海關裡頭跟另外幾個人爭奪副稅務司的座席，拼命拍稅務司的馬屁，還用金條行賄，丑聞很多，誰知上海一解放，他搖身一變，軍代表一進駐，他馬上遞上揭發稅務司的材料，還穿上一身不知從哪兒匆忙找來的中山裝，親自帶領軍代表和接收小組去查抄稅務司的秘密金庫——那地點據說除了稅務司本人外只有他一個人知曉，後來斗爭稅務司的全關大會上，他還表示自己義憤填膺，沖上去打了稅務司一記耳光！……
大哥：這就叫關鍵時刻的關鍵表現啊！家庭出身不好、自己歷史上有污點的人，唯有這樣才能換取黨組織信任啊！你知道跟我一起參軍的有個鄒志彪，他父親是個地主，他本人又曾參加過三青團，這樣的人投入了解放軍，盡管表現得很好，和我一樣也立過功，組織上也不是完全不信任，可要入黨那真跟駱駝穿過針眼一般難啊！你知道他後來怎麼讓組織上和我們大家服了嗎？——部隊開進他們那個村，協助推動土地改革，他就親自沖進自己家，二話不說，踢倒他那父親，捆綁起來，揪著後脖領子，就那麼揪著他父親，讓他父親下半身挨在地上，拖著他父親，一直拖過整個村子，拖到斗爭會現場，讓全村老少親眼看見……斗爭完了他又親自把他父親拖到大樹底下，親自開槍斃了那下半身已經拖爛、滿臉驚恐的臭地主……他後來當然就入黨了，大家還有什麼話說呢？！
小哥：哎呀！大義滅親，也不一定要這麼個滅法啊……他可以贊成斗爭，贊成槍斃，但至少槍斃的事讓別個去干不好嗎？……
大哥：他媽的讓別個去干，眾人怎麼能清楚你的立場、態度？就是要自己親手動手，一點也不手軟，踢倒拖起就走，捆起拉過去就斃，才利利索索地解決了政治立場問題，劃清界限問題，階級感情問題，斗爭意志問題……省去了多少唆唆的翻來覆去的考驗！
小哥：哎呀，我還是覺得太那個了……
大哥：哪個？我看你是典型的小資產階級溫情主義……
什麼是小資產階級溫情主義？那個時候的他不懂。現在的他呢？也仍然不懂。不過現在他相信人性中有一種可以稱為溫情的東西。也許不是每一個人的人性中都有這個東西。但是他有，他自己知道他有，而且那似乎既非社會所賦予，也不一定是血緣繼承物，至少就他個人而言，他隱約感到那是與生俱來的，也許那東西很不好，在後來的生活中，也確實顯示出那並非是一種適宜之物。但是沒有辦法，人的命運，就被那與生俱來的東西宰制著，後來他也經歷了“文化大革命”，他絕對不想同那場由偉大領袖親自發動的“文化大革命”相抵牾，他拼命去理解，去緊跟。他努力地學習“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並且最終服膺於那理論的自我圓滿性，他並且努力理解那一條關於“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不是繪畫繡花，不是作文章，不能那樣雅致，那樣從容不迫，那樣溫良恭儉讓，革命是一個階級推翻另一個階級的暴烈行動”的“最高指示”。但他終於還是不能忍受種種殘暴武斗和人身侮辱的場面，任憑被揪出來的那個地富反壞右或反革命黑幫修正主義分子死不悔改的走資派的罪狀如何確鑿，台上主持批斗的人對批斗對象一打一踢一揪頭發一給“坐噴氣式”，一給剃“陰陽頭”、戴高帽子掛黑牌子游街，一讓他們敲著簸箕自己喊著侮辱自己的口號或唱著所謂的“鬼嚎歌”“請罪”。他雖也不得不跟著舉拳頭喊口號，但他心裡總有一種不忍，他總暗暗地想可不可以不打不踢不侮辱不折磨而是正式地審判甚至實在罪大惡極就實行只有行刑隊在場的槍決……那便是他靈魂中只能拼命抑制蜷縮而絕不能消失泯滅的溫情。“文革”結束後，有人跟他講，也有人寫出文章，說那時候面對“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的狂暴行為，因為心中也充滿了革命的激情，是認同的，是接受的，或至少是麻木的，又或是受蒙蔽而不清醒的，然後他卻從第一次遭遇那樣的情況起，就本能地清醒地當然也只能是戰栗地默默地加以排拒，他曾久久地為自己心中的這種清醒的痛楚而產生出一種犯罪感，有一種害怕被人識破和抓獲的恐懼，而當“文革”結束以後，並且揭露和控訴十年浩劫不再存有危險甚而成為一種時髦時，他卻又有一種羞澀感，一種害怕說出來被人譏諷為標榜自我正確的顧慮，其實他並不以為他那人性中的反殘忍的溫情一定是好的或正確的，那於他來說只不過是一種無法擺脫的東西而已，一種無法與他的生命本體剝離開的東西……
那個夜晚，聽到他大哥講到那位叫鄒志彪的戰友的大義滅親事跡，他的人性中的那種東西便有一種天然的排拒和恐懼，並且從那一晚起他覺得他就一下子了解了他的大哥，只是那時候他還小，他還不能用清晰的語言和邏輯來表述那種理解……
那個夜晚終於過去，大哥的三天休假終於結束，一周以後，大哥帶領他手下的十個戰士開著十輛大卡車，他和他那勤務兵坐在第一輛上，他親掌方向盤，一輛接一輛地開進了北京城……他們按上級命令是在深夜穿過北京城向南進發，大哥征得上級同意安排車隊在那個深夜穿過了他家所住的胡同，父親母親和他按大哥電話通知的時間站在院門口等候著車隊的到來(小哥回北大了沒有參與)，預定的時間過去了一刻鍾，胡同裡仍然靜悄悄的，月光如水，只有蝙蝠在空中無聲地飛動，父親不禁一再地伸腕看他那只歐米茄牌的瑞士夜光表……終於聽到了一種隱雷般的聲音，漸漸從胡同那頭持續地強烈起來，然後出現了汽車前燈照出的一片雪亮的光芒，啊，大卡車一輛接一輛、各輛間保持等距地開了過來，而第一輛開到父母和他等候的地方便穩穩地停住了，只有大哥一個人從車上跳了下來……他記得大哥同父親緊緊地擁抱了一下，父親眼裡閃動著晶瑩的淚光，大哥擁抱了母親以後又親吻了母親的額頭，母親的淚水流成了兩條平行線，後來大哥又把他攬到懷裡，他很羞怯，他聞到大哥身上有一種軍服和煙草的特殊味道……後來大哥就又跳回車上，關攏車門，然後就把車開走了，一輛，兩輛……父親母親和他就在那院門前看那車隊終於又開出了胡同的另一頭，最後一輛卡車的尾燈發出的紅光倏地拐出消失……
8
二哥和阿姐在遙遠的東北，未能享受到同大哥久別重逢的天倫之樂，但他們都接到了家裡和大哥寫去的講述這次歡聚的長信，他們也都給家裡和大哥寫去了為此感到高興的長信。當然，他們的回信中都有很大的篇幅是講述他們自己學習、工作、生活的種種情況。
他從很小的時候就最愛看二哥的來信，二哥的來信總是筆跡瀟灑清晰，而且帶有相當的文學氣息。阿姐的來信那筆跡活像“火柴棒棒搭成”(小哥的形容)，行文很像是在寫一份實習報告，凡提及數量、長度、輕重、厚薄一類概念時總要寫下具體數據並往往精確到小數點以後第二位，因此也自有其特色。
二哥從樂山技術學校畢業後，學校升格為大學性質，他又繼續上了兩年專科，再畢業後，被分配到東北中朝邊境的一個小鎮的一家大工廠當技術員。那鎮子雖小而那家工廠卻相當地大，以當時的標准衡量廠房設備及附屬設施如職工宿捨禮堂商店澡堂等等都具備相當水平，那原是日本人搞起的一座工廠，日本人在那裡設廠除了圖就地取材方便以外，還為的是叫以立即通過朝鮮把產品運回日本本土。因而鐵路一直從干線上通到那個小鎮。當然二哥到那工廠時工廠已屬於中國自己，產品的運輸方向也全然後轉。二哥後來向他描述過，別看那小鎮的火車站是個“死頭”，但每當客車啟動時，月台上的鐵路職工都必然立正，一臉嚴肅地目送火車緩緩開出車站，令人感受到一種東北產業工人身上煥發出的敬業精神和嚴謹風紀。
二哥在那個東北小鎮的工廠裡一度工作、生活得很好。他也經常有機會出差北京。工廠裡一度去了若干位蘇聯專家，因而地方雖然偏僻卻並無閉塞之感。後來二哥給他講到過許多有關那地方的情況，使他也覺得那地方除了冬季戶外的嚴寒令人生畏而外，其實優點相當不少。
比如，二哥就講到那裡對年輕的技術員也相當地照顧，可以一個人住一間宿捨；二哥把自己那間宿捨布置成了一個小小的安樂窩，拍出照片寄回北京家中，令父母和小哥還有他看了都不禁吃驚——那真比北京的這個家還要設備齊全，並且洋溢著文藝氣息。二哥住的是日本式帶拉門的房間，房間裡靠牆全是書架，書架上全是書，間或點綴著一些工藝品，房間當中鋪著兩塊很大的草編席，席子邊上有一組C形的矮沙發，沙發邊一只陶罐裡插著江邊采來的大把蘆花，雅致之極。另外又有一台上海產的收音機和一台蘇聯產的留聲機。此外還有矮長的小櫃，櫃上是漂亮的熱水瓶、餅干桶、奶粉罐、茶葉筒、成套茶具，櫃下玻璃拉門裡是酒和成套玻璃酒杯，還有一些碗碟杯盤……至於衣服和被褥，不用時都放在壁櫥之中，晚上睡覺，從壁櫥中取出被褥枕頭，一鋪開便可；而屋裡除了屋頂上吊下的電燈——有二哥自己制作的一個郁金香形燈罩——還有一個可供晚上閱讀的能調整高矮的落地燈……比二哥年齡略小的大表姐田霞明，當時也正好在東北上大學，有一年正好到附近一個縣裡實習，抽空專門去看望了一次二哥，他記得二哥跟他形容過那一次的表兄妹歡聚，吃完晚飯，田霞明和二哥便坐在二哥宿捨中聊天，因為他們不是一般的表兄妹，抗日戰爭時期，正當少年時代，他們兩家一起在鄉下避難，表兄表弟表姐表妹們每天在一處嬉戲，傍晚時就在屋門外牆根下各坐一只痰盂坐成一排拉屎撒尿。所以感情特別深厚，多年不見，驚呼熱中腸之余，自然有擺不完的龍門陣。因此，田霞明便決定不另找地方過夜，二哥便不拉上窗簾，兩個人爽性燈火通明地對坐在那溫暖的小屋中，不睡覺地作徹夜談，當中還穿插著欣賞唱片翻閱畫冊，坦然地面對著從那宿捨窗外路過的人們投去的驚異目光……二哥說那一次歡聚真是無比地美好，而且事後廠裡的人們也並沒有拋出什麼閒話。
二哥所居住的那個小鎮上的新華書店店面雖小，但同那書店的經理混熟了以後，可以很便當地根據總店發下去的征訂單和報刊上的廣告，要求他給訂購書刊和唱片，經理總是認真地完成任務並常常親自將書刊唱片送到二哥住處。結果二哥在那一時期搜集到了不少十分值得珍藏的書刊和唱片，比如《中國近代史圖片冊》和《蘇加諾總統藏畫集》，又比如柴可夫斯基的第四、第五、第六交響樂唱片，還有奠定二哥後來英語口語基礎的“英語900句”靈格風唱片，等等。
工廠的禮堂有很好的蘇制電影放映機，並且那時凡公開放映的電影每一部都到那禮堂放映過，只不過映期比北京等大地方晚上半個月一個月罷了，許多藝術性很強的蘇聯電影和東歐電影，因為工廠一般的干部、工人並不怎麼欣賞，因而二哥他們少數識貨懂行的人便可以非常便當地簡直是斜躺在座椅上，把腿擱到前面座席上，怎麼樣地盡興欣賞，而且二哥不僅認識放映員，還經常幫助放映，有的愛看的片子，還可以把最喜歡的一本拷貝取出來自己放映著看，你想如果在北京能有這麼好的條件嗎？他記得那時候像蘇聯電影《海軍上將烏沙科夫》，民主德國電影《陰謀與愛情》，匈牙利電影《奇婚記》等等，在北京都是不容易買到票子的，而在二哥他們那個工廠禮堂放映時，上座率只有個五六成；只有像香港電影《垃圾千金》、《絕代佳人》或重映的老片子《一江春水向東流》、《三毛流浪記》或新片子《斬斷魔爪》、《徐秋影案件》，上座率才能達到爆滿的程度。
二哥後來常常深情地回憶起那個邊陲小鎮，那座規模不小五髒俱全的工廠，那些難忘的青春歲月，並把他當作一個傾訴這些懷念之情的接收器，使得他後來一想起二哥那些講述，便仿佛自己也在那地方生活過似的……
……二哥講到，有一回車間裡死了一位老師傅，說是老師傅，其實也不過五十多歲，是心髒病突然發作死去的；當時那裡沒有火葬場，所以死後就抬到山上去土葬；二哥說那一天給他留下了終生不會泯滅的印象，倘若有一天他能當電影導演，一定要以那一天為題材拍一部感人至深的電影——他講到車間裡的同伴，還有廠裡相好的人們，一行大約二三十個人，自動地組合到一起，輪流抬著那棺材，朝高高的山上爬去……藍得醉人的天上，飄著大朵的厚實的白雲，山上草木蔥蘢，野花怒放……沒有人哭泣，是指老師傅的家屬；也沒有人故作嚴肅，或不得體地嬉笑輕薄；整個兒是一種純樸至極的與周遭大自然乃至深邃無極的宇宙相諧的氣氛……老少幾輩的當地人中只有二哥一個來自南方的技術員，他們不跟二哥見外，也讓二哥輪著去抬棺材一角……當這送葬的隊伍行進在開滿野百合的斜坡上時，一個工人師傅忽然唱起了歌來，是一種當地流傳久遠的調式，類似“二人轉”又類似朝鮮族民歌，那歌詞是歌者自撰的，並且顯然流淌自他的內心，是一種非常自然的即興爆發，他唱道：“你走了啊，走前頭了啊；我們還沒有走啊，我們還要活啊；我們要好好活啊，不到該走的時候不走啊，到該走的時候不留啊……”那聲音在山谷間清朗幽深地回響……沒有人對他的突然引吭高歌感到奇怪，沒有人發笑或者害臊；他唱著唱著，一個、兩個、三個、四個，最後連二哥也應合了上去，一隊送葬的人就那麼淳樸至極地放聲高歌著：“你走了啊……我們還要活啊……我們要好好活啊……”天上的白雲冉冉地變幻著形狀，滿坡的野百合在風中搖曳……二哥回憶起那送葬的一幕，常感慨地說：“那是我一生中再沒經歷過的，我身邊全是最樸實最厚道最本分最純潔的人，我感受到了人性的優美，人際的和諧，領悟到了生和死的終極意義。人在宇宙中的確切位置……我感謝那個小鎮，感謝那些不做虧心事每天晚上睡得很踏實的工人師傅……感謝那一次葬禮……”
二哥還回憶到，葬禮後人們把死者家屬送回家中，然後就群集到鎮上一家小酒館，全是男人，只有酒館老板是個中年婦女，大家便一邊喝酒一邊非常自然非常松弛非常坦率地百無禁忌地聊了起來，喝的是最便宜的薯干酒，下酒的菜很簡單，其中最昂貴的也無非是豬耳朵和茶葉蛋……二哥那天也喝得酩酊大醉，但二哥記得沒有人吵罵，沒有人斗毆，最後三三兩兩互相攙扶著，非常高興地各自回到住處……二哥說喝酒當中也沒有人再提到死者，再提到葬禮，再議論到死亡，人們真是非常盡興地繼續過自己那平凡而單調，然而又極為珍貴和實質上非常莊嚴的生活……
也許，大哥那位名叫鄒志彪的戰友的大義滅親之舉，給大哥那固有的人性罩上了某種不可擺脫的投影？他不敢斷定。但他卻可以確定，類似小鎮葬禮那樣的經歷，給二哥那固有的人性增添了某種強有力的催化劑，使得後來的人生途程上，二哥不像大哥那樣狂躁，也不像小哥那樣陰柔。同父同母的親手足，他們的人性和稟賦是可以有著巨大差異的啊！可惜不能對當年鄰居甘木匠的那九個子女進行追蹤考察，想來那之間的種種相異乃至於強烈反差，會更加引動我們對生命存在的驚奇與探究吧？
9
父母希望子女中至少有一個能加入中國共產黨，但即使如大哥那樣已是解放軍的軍官，卻也總無那樣的喜訊傳來。緊跟著父母便希望頭三個兒子——都已20多歲，大哥且已年近30——能夠找到對象，結婚成家。眼看著干女兒鞠琴、外甥女田月明都結婚了，同院比如鍾先生那個瘦干巴的女兒和那個戴著如瓶子底般的厚近視鏡的兒子也結婚了，可自己家呢？不僅人家問到兒女中可有黨員時臉上無光，人家問到抱孫子否時更是尷尬。
他記得父母為此同小哥發生過沖突。有一天小哥從大學裡回來——那時他已快畢業——母親便問他究竟有沒有女朋友，說實在自己交不上便請人介紹好了，話沒說完，小哥便粗暴地打斷她說：“煩死了，煩死了，我的事你們別管！什麼請人介紹，我還不知道你的心思，我一回家你們就打電話把錫梅叫來，還不是希望我們兩個能好起來……你以為親上加親，會有個孝順婆婆的媳婦，像薛寶釵似的！打的什麼算盤！把話說死了吧！我就是一輩子單身，也不可能跟沈錫梅好！……”這話大大地傷了母親的心，母親便說：“你什麼話！我圖個什麼！你自己的事你自己不操心，我做母親的能不想想嗎？錫梅長相是差一點兒，可心眼兒好，很踏實，她那個單位裡上上下下，誰都說她好話，你不喜歡她也就算了，怎麼能臭她？過日子又不是看小說演戲，哪裡去真找個薛寶釵來？……”小哥在家門外頭是以溫柔馴良著稱的，回到家裡有時候犯起渾來那可是惡聲惡氣、不管不顧，他見母親生了氣不但不知趣回避，反而迎上去夾槍帶棒地說：“哪個說沈錫梅長得丑了？什麼叫‘不是看小說唱戲’？我愛唱戲怎麼了？招誰惹誰了？大哥二哥不在眼前，光拿我出氣！抱不上孫子又不是我一個人的錯！我就是一輩子不結婚，你生氣也犯不上先找著我，先找大哥二哥他們去！我就知道你事事向著他們，護著他們，他們介紹些同事朋友來，又留飯又留宿，不知道該怎麼捧著才好，我不過帶幾個唱戲的朋友來白唱一會兒戲，喝幾杯茶，看你們那嘴臉，就好像占了家裡多大便宜似的！……”
小哥這話就把父親也牽進去了，父親在裡屋早聽著不對，便踱出來責備他說：“平兒你莫要亂講，你媽和我什麼時候又嫌過你那些唱戲的朋友！只是我們也真不明白，難道你那唱戲的朋友裡就沒有你看得上的女性？又難道那些女戲友裡竟沒有一個人對你有意？你們台上唱了那麼多風月戲文，台下總該有些假戲真做的事情才對……”誰知母親一聽這話反幫小哥解釋起來：“怎麼沒有？那唱小生的何康和唱須生的范玉娥就是一對嘛，聽說詹德娟跟程雄也很接近，只是我們盈平臉皮兒薄，他縱然喜歡上了哪一個，又恐怕不能大著膽子去追！”父母本都是好意，小哥卻大為暴躁起來，把手裡一只茶杯往桌子上一摔，簡直是喊叫起來：“亂點什麼鴛鴦譜？！人家詹德娟學校外頭有對象！一畢業就嫁過去！我怎見得就臉皮兒薄？我的事你們誰也不要管！找不找對象是我個人的事！一輩子單身也是我個人的事！你們以後少跟我提這些個事！”喊完便往另外一間屋一鑽，父母只能面面相覷，各自歎出一口氣來。
父母原來估計二哥能率先結婚成家，因為二哥一表人才，又從技術員升成了“合理化建議工程師”(當時的一種技術稱謂)，性格又溫厚，當地一定有年齡相當的女子追求他，從二哥一貫的來信和出差時的講述，又知道二哥對那地方對那工廠對自己的工作都相當滿意——或者說相當地適應，只要二哥下決心挑選一個追求者，在那裡落戶，父母抱上孫子是絕無問題的。但二哥竟也遲遲不報婚喜。不錯，確有當地女子追求二哥，大膽的親自出馬，羞怯些的便通過父兄出面，而且其中一個叫萬月花的女子也一度讓二哥動過情，但二哥終究還是下不了同那樣的當地女子結婚的決心。不錯，那樣的女子健康、淳樸，有許多可愛之處，比如那萬月花，壯碩的身材，紅撲撲的臉蛋，一雙細長的單眼皮眼睛裡總含著笑意，能蒸出又白又大又暄又結實的饅頭，能醃出又鹹又甜又酸又辣的泡菜，手腳都勤快，說話也利索，笑起來聲音不似銀鈴倒像小鑼……她把二哥的髒襯衫偷去洗完曬干，還會給那脫了漿的衣領重新上漿熨挺，知道二哥喜歡江邊的野節荻野蒲草，便大把大把地摘下來給二哥送去……萬月花的父親是廠裡的老師傅，母親是廠裡宿捨區的家屬委員會積極分子，兩個弟弟膀大腰圓，說如果姐姐結婚，不用再找人幫忙，他們兩個便能在一個月裡打出全套的新家具——只要你畫得出樣子，他們就一定打得出來，而且保證不走樣！
二哥一定認真地考慮過萬月花，因為他記得父母接到過二哥寄去的萬月花照片，他也有印象，從照片上看那是一個明顯大氣的東北女工，記得小哥看過那照片後私下裡跟他譏笑過：“一定是個喜歡聽評劇的！二哥今後恐怕總得陪她去劇場看《小借年》和《馬寡婦開店》了！”他知道二哥雖然愛好廣泛，卻實在並無聽評劇的愛好。小哥又模擬出一種癡憨的聲音說：“那不是去列寧的嗎？”這句話有一個只存在於兄弟間的典故，有一回二哥出差到北京，在家中小住，三兄弟一起聊天，二哥說起他們那個地方的一般人不懂得電影是怎麼拍成的，更不熟知銀幕上的那些演員，尤其是蘇聯電影裡的那些個譯名念起來很拗口的演員，又常常分不清匈牙利和捷克等東歐國家的電影，甚至連那些個國家本身也分不清，因而他們工廠禮堂放映電影時，就常有觀眾主觀地固執地把比如說一部捷克電影中扮演工程師的一個演員，非認作是蘇聯電影《列寧在十月》裡扮演列寧的那個演員，二哥舉到這個例子時便模擬那聲音說：“那不是去(‘去’就是扮演的意思)列寧的嗎？”小哥和他聽了，便笑，後來大家一說及某些人對藝術的無知，便拿出這句話來，當作一個典故，每一引出這個典故，便又笑，小哥甚至會笑得喘不過氣來。小哥看過萬月花的照片後引用這個典故，意味著他斷定萬月花的文藝鑒賞水平大概也就在那低下的一檔上。的確，二哥的文藝鑒賞品位也未免太高了，豈止在那樣一個邊陲小鎮顯得鶴立雞群，就是拿到北京，也未免曲高和寡。以欣賞電影而言，二哥是要一直議論到導演手法、表演技巧、攝影風格、音樂處理等等方面的，除了小哥最能同他談得來外，恐怕也只有田霞明、田月明兩個表妹堪稱知音了。他記得，好多好多年以後，當他告訴二哥田月明和那混血兒西人感情終於破裂時，二哥便說：“不難理解。你想那個西人，連電影也不會擺，俗！你二表姐怎麼能長期跟他好下去！”他很驚異於二哥這種“擺電影”的衡量標准。所謂“擺電影”，就是在一起很細膩地、興致勃勃地、互相補充或爭議著討論一部電影藝術上的成敗，例如究竟是史楚金扮演的列寧更符合歷史的真實，還是史特拉烏赫扮演的列寧更具有藝術的魅力？又例如究竟是《青春之歌》頭一本拷貝裡的蒙太奇處理新穎流暢，還是《林家鋪子》頭一本拷貝裡的蒙太奇處理更老到圓熟？孫道臨為《王子復仇記》裡陰郁的丹麥王子哈姆雷特配音真是白璧無瑕，張瑞芳為《白癡》裡的高等妓女娜斯塔霞配音有意突出嘶啞低沉真是韻味無窮！等等，等等，天哪，在這種內心的標准面前，那萬月花怎麼可能被正處於青春爛熟期的二哥選中呢？她的終於被淘汰，是二哥的慎重，也是她的幸運……
但是二哥不可能在那個邊陲找到能如田霞明、田月明那樣同他一起“擺電影”的戀人和伴侶，而歲月匆匆，他總單身一人，想必難免苦悶而焦慮。他記得，二哥沒有同小哥和他講到自己，而是講到了別人，講到同樣是從南方去到那個小鎮那個工廠的幾個男技術員，因為總找不著對象總結不成婚，所產生的性苦悶和性變態，說是當中有一個又瘦又黑又矮的技術員，工作很努力，技術上有許多革新成績，廠裡“光榮榜”上占據著穩定地位，卻忽然有一天被人在女浴室外面擒獲——他正蹬著一架梯子趴著天窗往裡窺視，當他被發現者扭送到廠保衛科後，連廠長和保衛科科長都想保他，暗示他希望他為自己辯護，比如撒一個謊說是自己出於某種並不涉嫌“流氓”的動機，但他卻雙眼發直，一言不發，站在那裡也不坐下，人們正感到納悶時，他忽然伸手抓過保衛科辦公室桌上的一個銅鎮紙，使勁往自己下部砍去——原來他那陽具仍在褲子中勃起，他狂亂地想用擊砍的辦法解除那一生理上無法抑制的沖動……二哥講到那位同事的這一悲劇時，並不帶有譏諷和諧謔，不知小哥聽了以後作何感想，反正他感到這故事也折射出了二哥自己內心深處的某種失落與絕望……
大哥的婚姻大事盡管鞭長莫及，父母卻也在北京給張羅了一番，他記得為這事父親找過方伯伯、崔伯伯，甚至還找過其實並非真正親戚的一位香姑姑，弄到過一些女子的照片，給大哥陸續地寄去過……哪一個條件好的北京女子願意遠嫁到海南島去呢？而又有哪一個單憑介紹便情願遠嫁到海南島去的女子，會具有能讓大哥滿意的條件呢？所以父母的這些張羅是白白浪費時間和精力，毫無所獲。
但終於有一天大哥寄來了讓全家不勝欣喜的來信。他不但有了對象，並且已經定下了婚期——原來大哥得了一場病，住院期間，軍醫院的一位護士愛上了他。當他出院前夕，在枕頭下發現了那護士塞的情書……隨信寄來了那護士的照片，好年輕！眼睛好大！一望而知是個南國姑娘！真是“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
不久大哥便在海南島結了婚，那護士成了父母的頭一位兒媳，成了他的頭一個嫂子。大哥婚後在海口市安了家，不願意再開著卡車到處跑，搭上總未能入黨升不成連長，便轉為當地駐軍中的文化教員。大哥大嫂一年後生下了女兒，取名蔣唱。後來他父親從北京調往張家口，在一所軍事院校中任英語教員，父親母親兩個年紀漸老，子女都不在身邊，很感寂寞，便讓大哥大嫂在請假去張家口探親時將蔣唱留在他們身邊，大哥大嫂同意了，那時蔣唱才剛剛三歲，後來蔣唱一直隨著爺爺奶奶長大，對於她的父母，反倒陌生了。
10
蔣唱如今已經三十多歲，有了丈夫孩子和自己的家庭，在廣州過著典型的廣州人生活。一年前他曾因事去過廣州，去看望了這位大侄女兒，大侄女兒蔣唱熱情地款待了他，但一句淡淡的問話，使他很為觸動，那問話是——
“小叔你還寫哪？”
這話出來時，他的眼光正和蔣唱的眼光相接，並一時間粘住了。他從蔣唱的眼光裡看出了一種大憐憫。是的，一種因為對他的寫作大隔膜大不解大不屑而生出的大憐憫。你可以把她的問話分解為如下許多個含義：“你干什麼不好，怎麼還干這個呢？”“是呀，你也這麼老了，也干不了別的了，難為你還在干這個……”“你寫，寫點別的不成麼？怎麼你寫的我一點兒不愛看……”“可憐你還要這麼樣地寫下去……”
蔣唱不是現在才對他的寫作、他寫出的東西持這樣一種淡漠的態度，早在十幾年前，那時候蔣唱還在上中學，他因《遲來的春風》等作品而轟動而獲獎而大紅大紫時，蔣唱就對他小哥、阿姐說過：“小叔寫的東西我怎麼一點兒也不感動？我總覺得我心裡想的跟他心裡想的一點兒都碰不上……”
他在蔣唱面前，在蔣唱的目光下，深刻地意識到那不是一個所謂的“代溝”問題，那是一個生命個體與另一個生命個體之間的距離問題。是的，盡管蔣唱是他親哥哥的骨肉，同他在遺傳繼承上有著不可切割開的血緣關聯，但蔣唱又畢竟變異為了完完全全獨立於家族血統的一個單獨存活的個體生命。
“小叔你還寫哪？”
面對這個問題，他在同大侄女蔣唱的目光相接相粘後，忽然主動毅然地切斷轉移，他把目光移向了蔣唱家那個客廳的窗外，窗外是南國明媚的晴空，一碧如洗，閃爍著寶石般的光暈。
他感到深深的寂寞。
還寫哪？
是的，還寫。也許所寫下的除了他自己，再找不到知音。那是生命的大悲哀。但那也是生命的大莊嚴。
……
他記得60年代初是他最感到寂寞和困惑，而內心又最充滿躁動和渴求的時期。父母遷到張家口去了，北京沒有了自己的家，他就完全成了一個只能把大學宿捨中的那個鋪位認作自己最親切的棲息地的青年。阿姐勇哥一家還在北京，他常常去那裡，在那裡同時還可以看到鞠琴姐延茂哥一家，但在那裡所得到的溫暖加起來也都不足以填補父母那個家遷走所造成的巨大空白。北京還有一家親戚：八娘和曹叔一家，此外還有一個沈錫梅表姐。沈錫梅表姐當時仍然沒有出嫁，在單位裡住宿捨。沈錫梅表姐一度表現出對京劇的興趣，這很令他驚異，沈錫梅表姐約他一起去看過荀慧生的《荀灌娘》，還有趙榮琛的《荒山淚》，看得出錫梅姐對一個胖大得出奇的男旦所扮演的十幾歲小姑娘荀灌娘難以認同，而她對一個瘦骨嶙峋的男旦所扮演的山鄉女子張慧珠那“唱得好慘啊”的評價，也很難被視為一種由衷欣賞，但她還是不僅頻頻把自己送進劇場，又一再讓他給借市面上很難買到的梅蘭芳的《舞台生活四十年》和《程硯秋文集》……但當他有一回主動給錫梅姐送去《荀慧生舞台藝術》一書時，錫梅姐卻說：“算了，不看了，再看我也還是入不了境，我就還是鑽研我的古木復壯課題吧……”說完臉一層紅似一層地達於紫漲，眼鏡片後的眼睛裡還閃爍著一些可疑的光點……
那時候他把一口裝衣物的箱子，寄存在父親的老朋友崔伯伯家裡，因為學校宿捨裡放著不方便，容易失竊。另外父母那樣為他安排，也是為了使他能在北京得到一位至好老友的照應。其實父母的想法未免過於單純。在人生途程中，自己一輩間的所謂友情已概難持恆，又何能將其輻射於下一輩中呢？……
他記得，那天下午他去崔伯伯家，為的是從寄存的箱子裡取出一件秋涼後應加添的毛線衣。崔伯伯當時是一個技術權威，不僅擔任著某設計院的總工程師(還兼副院長，不過副院長是虛，總工程師是實)，政治上還有相當高的地位，是全國人大代表，所以崔伯伯的宿捨非常寬大……那一天他敲開門後，是崔伯伯的一個兒子來給他開的門，那兒子當時大約只有七八歲，才上小學的樣子，見門外是他，臉上明擺著瞧不起與不高興，也不招呼他一聲，只大喊一聲：“媽！有人來了！”便轉身跑入自己的屋中。
崔伯母出現了。是一位看上去相當年輕、體態豐腴、面龐秀美、聲調嬌嗲的江南婦女，穿著一身在當時街上已絕對少見的旗袍，燙著式樣別致的發型，一見是他便滿臉堆笑，客客氣氣地說：“啊，蔣盈海，你好，你取東西來嗎？好好，你自己去爺爺屋裡取吧……你崔伯伯又出國去了……我也正忙哩……你自己取去吧！”
他知道，這位崔伯母比崔伯伯大約要小20歲，是崔伯伯的二房妻子。崔伯伯的原配是家裡包辦的，他們也曾一起生活過，也曾生下子女，不過崔伯伯在解放前夕就公開地娶下了現在這位崔伯母——據說這位崔伯母的父親，就是她從門外迎進他以後，對他提及的那個“爺爺”，當年曾當過崔伯伯所在的公司的一個小職員，在那期間崔伯伯發現了現在這位崔伯母並愛上了她——後來解放了，崔伯伯被調到北京委以重任，他便帶上現在這位崔伯母來北京上任，但並未同那頭一個妻子離婚，他每月按時給那發妻匯去生活費，剩下的錢便幾乎悉數交給眼前的這個妻子，這位崔伯母同他又生下了兩子一女，因而，他聽自己的父親同母親私下議論過：“莫看那崔三(崔伯伯在同輩親友間的綽號)如今薪水高，兩處一分，剩下的也就不多了；再說那‘茉莉花’(崔伯伯第二個妻子的綽號)比他小那麼多，不能不為自己後路著想，手裡把錢捏得緊緊的，所以除了吃宴會，那崔三在家裡吃得好清淡！那天我和莫四(另一位父親朋友莫伯伯的綽號)在他家打戳牌(一種三個人對打的葉子牌)，末後他留我們吃飯，你猜吃的什麼？一盤沒有幾片肉的炒扁豆，一鍋沒多少油水的冬瓜湯，一碟子炸花生米。據說還是為了招待我們喝酒額外添加的……所以崔三現在老來俏，原來一個大胖子，如今苗條了哩！所以他總潮得慌(就是缺少油水)，總願意到我們家來打牙祭，吃你做的香香哩！就光你那鹵肉，他就恨不能空口吃上一大盤！……”
他記得，那天他往那崔爺爺屋裡找他寄存的箱子取毛衣時，心裡頭便活現著父母親的這類議論，以及關於崔伯伯本人的種種印象……那崔爺爺是個猥瑣的、矮小的南方老頭兒，在屋裡居然穿著那時候街上已絕對看不到的長布袍，頭上戴著一頂舊的家織毛線帽，見他進了屋很受驚的樣子，他便含混地點頭施禮，他不願叫那老頭兒爺爺，因為其實那老頭兒比崔伯伯大不了多少，比父親更只大個五六歲，他憑什麼要屈居於那個只有七八歲的小男孩的輩分，那麼樣地叫他？更何況即使順那個邏輯也只該叫“外公”或“姥爺”，憑什麼要叫“爺爺”？……
他記得，在那個單元裡最小的一間屋子裡，他同那個老頭兒都很尷尬，因為盡管崔伯伯和那位年輕的崔伯母的客廳和臥室布置得相當漂亮，而這間小屋子分明只是個儲藏室，一切都簡陋不說，還顯得格外狹窄擁擠，老頭兒除了一張木板床，還有一只舊籐椅，此外就是從地面一直往上幾乎要堆及天花板的兩摞箱籠……他很掃興地發現他那口寄存的箱子已不在浮面上，而被壓在了另外三只崔家的箱子下，“寄人籬下”這個成語的全部內涵生動地充溢於他的心間。他手忙腳亂，簡直是有點粗暴地挪開了那壓在上面的三只箱子，又幾乎可以說是氣急敗壞地取出了自己的毛衣……
他記得，正當他穿妥毛衣向崔伯母告別，崔伯母正虛偽地堆出一臉笑容對他說：“吃了晚飯再走好啦……”卻又有人敲門，崔伯母滿臉疑惑地打開門，崔伯母吃了一驚，他更莫名驚詫。
門外是二哥。
……原來二哥上午到了北京，先去了部裡，中午到阿姐那裡吃過飯，又到大學裡找他，沒找到，便又到這裡來找崔伯伯——出現了一樁大喜事，北京這邊決定把二哥調來，到他們那個行業的一所干部進修學校任教！崔伯伯既是這個行業的技術權威，在部裡又威高言重，二哥在辦理有關手續的過程中，害怕“夜長夢多”，中途生變，因而趕著來拜望崔伯伯，也是希望崔伯伯再給部裡有關領導打個電話，加以鞏固的意思……沒想到兄弟竟相逢在別人家中！
“咦呀，是盈工呀！好一個英俊小生！你運氣不好！你崔伯伯偏偏出國了哩！”崔伯母自然早就見過二哥。當年父母在北京時，二哥不僅隨父母來過崔家，崔伯伯也曾帶上崔伯母到過他們家，遇上過出差在京的二哥……
崔伯母固留二哥和他吃晚飯。他當時沒有往深裡探究過，為什麼崔伯母留他吃飯時，那表情是十分勉強的故作熱情，而留二哥吃飯時那表情至少透露著七分真誠……
那天他們哥倆沒有留下吃飯。因為他告訴二哥，他已買好了電影票，並已同沈錫梅表姐電話約定，在首都電影院門口集合，一起看蘇聯的彩色寬銀幕電影《紅帆》。二哥願意跟他一起去首都電影院，如果臨時買不到票，就在門口等一張退票。同時聽說崔伯伯不在國內，是在熱帶的一個友好國家裡主持一樁援外工程，短時間也回不來，所以留在崔家吃飯也無意義。
……那年輕的崔伯母只比二哥大個一兩歲，他後來聽二哥說過，去得多了，混熟了，崔伯母有時就同二哥開開玩笑，有好幾次把一只綿軟軟的拳頭捶到二哥脊背上，用一種長輩對小輩的口氣，似乎是責備似的說：“好個盈工，吃得介胖！該死！”……二哥說到那兒總停住不再往下說，他那時也年過二十了，便意會出一種什麼滋味，於是兩兄弟便相視怪笑；他有時同二哥一塊兒散步，興致上來，就也捶擊二哥脊背一下，學著那嗲腔嗲調說：“吃得介胖！該死！”二哥便笑得喘不過氣來……
……他記得，那天到了首都電影院門前，錫梅姐一見二哥竟隨著他從天而降，臉就又漸次地紅了——為什麼錫梅姐那張左右不怎麼對稱的臉龐紅起來時總是明顯地呈現出一層層一暈暈增深的狀態？那種生理現象是什麼心理結構的效應？……錫梅姐立即結結巴巴地表態說她就不看了，讓他們兩兄弟進去看，“因為……你們看完了好擺啊……”二哥就說大家都看，等一張退票吧，看完了大家一同到電影院旁邊的高台階飯館吃點東西——那飯館他和二哥多次光顧，可總不記得名字，只記得門口有很高的台階——但那天退票很難等，電影院門口以至老遠的人行道上就有些人伸出提著錢的手嘴裡不住地說：“誰有票？誰有票？……”他就把票給了二哥，讓二哥和錫梅姐進去看，錫梅姐有點驚惶，轉動著頭顱，仿佛在尋找一面鏡子，用手托托眼鏡架，又低頭望望自己衣襟，喃喃地說：“那怎麼行那怎麼行，看我今天……也顧不上……蓬頭垢面，破衣爛衫的……”他當時覺得很好笑，不是進去看電影嗎？難道有誰要看她嗎？
……後來還是二哥和錫梅姐去看了那部叫《紅帆》的電影。他一個人步行了好長一段路，邊走邊想，錫梅姐不再去劇場看京戲，而改為頻頻進電影院看電影，是偶然的嗎？並且錫梅姐不再讓他給借《舞台生活四十年》一類的書，而改讓他給借喬治·薩杜爾的《世界電影史》，以及《蘇聯電影劇本選》一類的書，在見到他時，又似乎總試圖同他“擺一擺電影”。比如問他，那個蘇聯電影《海之歌》，一點兒故事也沒有，“亂七八糟的”(說出這句話錫梅姐馬上後悔，又改說成“東一段西一段的”)，究竟好在哪裡呢？他倒能耐心地給錫梅姐講上一氣，但有一回是同在阿姐家聊天，錫梅姐試圖同阿姐擺一擺剛看過的國產片《冬梅》，誰知剛開了個頭，阿姐便極為不屑地說：“什麼冬梅夏梅，我現在不看電影，像二哥、小哥他們那樣天天靠看電影吃飯，有個什麼意思？年齡都那麼大了，還不趕緊找個人結婚，瞎胡混！”錫梅姐的臉立即一個層次又一個層次地紅漲起來，當時他只覺得是錫梅姐想到了自己那與小哥相仿的年齡，她也那麼大了，又是個女的，還沒結婚，不更是瞎胡混嗎？但後來他就意識到，錫梅姐的難堪似乎還另有更深層的因素……
11
二哥調到北京以後，請假去了趟張家口，看望父母。
二哥從張家口回來以後，斷斷續續向他講到一些情況。
父母在張家口那所軍事學院中過得不錯。盡管張家口地區一般居民的生活遠比北京艱苦和單調，然而學院自成體系，占地頗巨的學院圍牆裡是一個與北京郊區部隊大院相仿的特殊環境，父母住的是單元樓，吃糧和副食供應上都有特殊照顧，因而不必為他們的生活擔憂。父親一心撲在教學工作上，深得學員們喜愛。母親把家務操持得比在北京更井井有條。而漸漸長大、聰明伶俐的蔣唱給他們的生活增添了無窮的樂趣。
但父親卻一反前幾年對大哥的好感，重又復歸於對這個從幼年起就不斷給他招惹麻煩的長子的厭惡乃至於痛恨。
二哥自然一直保持著同大哥的通信，並且自然與大哥有更多的交流。據二哥透露，大哥在部隊久久不能入黨，使大哥的自尊心大大受挫。大哥在部隊實在是極其努力，他的口才、文才，以及敏捷而大膽的思路，也深得某幾位首長看重，幾次借到軍區宣傳部參加一些很光榮的任務，但卻總不能正式調入軍區有關部門，因為他總解決不了入黨問題。為什麼？為什麼？……有一回大哥所在部隊的一位黨的領導忍不住透露給大哥：他們外調了父親的情況，知道父親在反右運動中有錯誤言論，開過中型會議批判，但最後沒有定為右派，只由組織內控，即屬於“內控右派”，不告訴本人，只要本人沒有新的右派言論和行為，也不影響一般性使用，可繼續發揮其專長……這樣的一種情況，決定了大哥即使本人再加努力，也很難被吸收入黨。大哥聽了大為震驚，便忍不住寫信告訴了二哥，二哥到了張家口，有一天當父親抱怨“老大死不爭氣，這麼多年連黨都入不了”時，便忍不住向父親做了解釋，並問：“爸，你真的被定成內控右派了嗎？你真的自己一點兒也不知道，也沒察覺嗎？”據二哥說，父親當時先是一愣，緊接著就暴怒地用手把桌上的煙灰缸一下子掃到水泥地板上，跳起來恨恨地說：“好呀好呀，死不爭氣，自己入不了黨，還污賴老子！我是堅決不認他這個兒子了！荒唐！荒謬！豈有此理！”嚇得母親從廚房裡提著鍋鏟出來，不知道陡然降臨了什麼禍事，而還完全不解事的蔣唱便“哇”地哭了起來，跑過去使勁抱住爺爺的雙腿……
二哥後來非常後悔。他再長大些後也很埋怨二哥。二哥原是最孝順父母的，從小長大到那一回以前幾乎從未讓父母生過哪怕是小小的一點氣，然後那一天他卻猛地在父親心上劃下了一道又深又長的傷痕！
……到了那軍事院校後，父親原是心情舒暢的，他很滿意組織上給他安排的那個角色，並且自己也很積極地投入那個角色。父親在反右運動以前因為真誠地覺得自己不夠資格加入共產黨，因此沒有像鍾先生那樣去刻意地塑造自己，但他後來加入了“民革”(即一個民主黨派——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那原因一是單位裡的“民革”頭頭動員他，二是他覺得自己的父親早年參加過“同盟會”，後來又到廣州積極投入了國共合作的大革命，與廖仲愷、何香凝等都有過從，因此自己加入“民革”頗順理成章；在反右運動的引發階段大鳴大放中，他正是因為參加了“民革”，才在一個“民革”的“神仙會”上出於“響應黨的號召”，又礙於主持者一再點名動員，才發了一個言，那言論從後來反右運動所豎立起的坐標來衡量，定性為中右是一點也不冤枉的——他在歌頌了共產黨的廉潔以後，卻舉出一些例子，用新舊海關對比，說新海關的一些干部實在外行，不像舊海關人人都得精通業務才混得下去……後來那“民革”頭頭及另外幾個人都劃成了右派，在批判斗爭那幾個右派分子的會上，也組織了幾個涉及到他的錯誤言論的批判發言，鍾先生的發言火力最猛。據說發言中因為激動，拍了一下桌子，竟使得小手指骨裂，後來治療了好久才終於復原；父親自己也在會上對自己險些被右派分子利用、客觀上攻擊了黨作了自我批判……反右運動過去以後父親除了不再擔任副處長，改任誰也不領導而且工作內容頗為機動的專員，但待遇不變，因而他自己並不覺得入了什麼“另冊”，後來調到軍事院校任教，發揮他那經舊海關多年外班工作練就的英語口語專長，也很得心應手，他自覺地把自己看成是一個跟著共產黨走，並且也得到共產黨信用的“民主人士”，他在張家口生活得比在北京更心態平靜、富有生氣，雖然張家口沒有西餐館，不能滿足他那吃西餐的口腹之欲，但母親即使在那樣的一種環境中、條件下，有時也能給他弄出西式的炸牛排、奶油魚、土豆青菜沙拉吃，加上又有孫女兒在膝下承歡，那簡直有一種足稱幸福的感覺……
然而二哥卻給父親帶去了那樣一個可怕的信息！他不相信、不承認，並且不願想像他的檔案上有那樣一種不僅令他自己，而且也令子女羞恥的印跡，他斷定那是大哥因為久久不能入黨，而造出的一個謠言，由此他對大哥恨之入骨，並且再不給大哥大嫂復信，凡去信都一律由母親來寫……
他從未向父親坦誠地談過這一段公案。父親真的能通過斷定大哥造謠和怨恨大哥，掃除他心中的陰影嗎？他記得，那已是接近“文革”的一個假期，他那時已然從師范學院畢業並已分配到市區一所中學任教，他趁假期到張家口去看望父母，本來一切都很正常，忽然有一天母親笑吟吟地從食堂回到所住的單元裡說：“……人家催喬芝芸和我們家去領蘋果哩，盈海你快拿個筐陪我去提……”那本是一樁很平常的事，學院經常在食堂分發給各家一些作為福利補助的“進口貨”，大概是父母那座樓裡別的家都已聞訊領過了，只有那個叫喬芝芸的和父親家還沒有去領，因而食堂的人見到去買饅頭的母親便順便作了那樣的囑咐；誰知父親一聽這話便陡然從躺椅上跳起來，將手中的一本英語語法書往地上一摜，臉紅脖子粗地吼：“什麼？讓喬芝芸和我們去領？！不要！不要！！不要！！！”把母親和他嚇了一跳，幸好蔣唱當時到樓下找小朋友玩耍去了，否則一定又要被嚇得“哇”地哭出聲來……
後來他弄清楚了，那個叫喬芝芸的是一個年齡已近50的婦女，他見過，望去盡管憔悴，卻依稀可見當年的美貌。據說解放前是一張什麼報紙的記者，解放後又一度在一張民主黨派辦的報紙繼續當記者，反右運動時因有大量右派言行被劃為了類別最為嚴重的右派分子，而且在大批右派分子都已摘了帽子之後，她居然還未被宣布摘帽，經過一番下放勞動改造以後，那所軍事院校也通過有關部門把她調去當了一個外語教師，據說她掌握一門在當年顯得相當偏僻的外語，好像是葡萄牙語什麼的；在二哥透露大哥信函中的“秘密”前，父親對喬芝芸的存在，本來是無所謂的，他懂得那體現著共產黨胸懷的朗闊：一個政治上如此反動的尚未摘帽的右派，只要她有一技之長，甚至也可以調到部隊的學院裡來教課；只要自己和家人少同那姓喬的接觸，便不會惹來什麼麻煩。他分析，一定是二哥那次不慎在父親心上劃出了傷口以後，父親便對姓喬的敏感起來，並且一定產生過某些聯想，某些疑惑，果然，那天食堂裡的人一定是非常偶然地為分發蘋果的事將喬芝芸和父母家並提，父親便仿佛有人將手指探進了他那無形而又無法向別人——即使是母親——袒示的傷口，頓時暴跳如雷，最後竟語無倫次……
二哥確實很為無意中傷害了父親後悔。但二哥出差去了一趟廣州，並在那裡同恰好也到廣州出差的大哥相會進行了暢談，回來後就又跟他透露說，大哥的入黨難，不僅在於父親的那個“內控”問題，也更在於他自己——他那一年因為父親摔掉面碗賭氣一跺腳離家出走以後，經歷很復雜，據二哥的分析，那一段參軍以前的經歷，其實他本不必那麼詳盡地向組織上交代，因為究其實他不過是一個微不足道的流浪青年，並沒有什麼真正稱得上是革命或反革命的政治行為，不詳細交代也並不算隱瞞了什麼，結果他一詳細交代，就使組織上感到他個人歷史也實在復雜，而他那些經歷又無從去調查確證……
……原來那一年大哥離家出走以後，到一艘輪船上當了一個水手，乘那船駛抵了上海；在上海他不願再干水手，便到一家高檔飯店當了一個侍應生，在當侍應生階段，他頗有一些風流韻事。據二哥轉述，有一回大哥在酒吧中服務，那裡聚集著若干洋人和高等華人，有一個當年相當走紅的女電影明星那天去了，那女明星很憂郁也很浪漫，她好像很不喜歡那些請她去和包圍著她的人，而且也並不喜歡那個地方，她為了氣那些尾隨著她的男士，便故意拉過大哥去要大哥同她跳舞，大哥巴不得那樣，便同她跳了起來，令她和那些男士大為吃驚的是，大哥竟跳得那樣棒！這對大哥來說本不足為奇，他並非貧寒出身，尤其是在到加拿大、美國當過外交官的姑爹家中，早同表妹田霞明、田月明等跳得不僅中規中矩，而且極能臨場發揮，極具高雅風度……大哥說那女明星至少是在跳舞的那一段時間裡愛上了他——確實，大哥正當20歲的青春年華，體魄健壯，面龐雖非英俊但線條剛硬和諧，是值得一位韶華即逝而情欲猶旺的女明星一戀的……大哥緊緊地摟著女明星的腰，在舞動中有時身體同女明星非常貼近，這使得周圍的男士終於憤怒，他們中有人讓樂隊中止了演奏，女明星大怒，揮手就摑了想牽她胳膊的某位男士一記耳光，那男士用手帕捂著被打的面頰，憤憤地說：“難道你寧願讓那麼個臭小子親你的嘴，也不跟我們這些男士跳舞嗎？”女明星便仰起脖子把長發一甩說：“你們這些男士？你們哪一位有丁點兒男子漢的氣概？你們光知道在這裡醉生夢死，你們哪裡知道外面有多少人在流血流汗？你們敢流汗嗎？敢流血嗎？哼，你們哪一個有種，就流血給我看，我就跟那個不怕流血的男人親嘴——不管他是哪位！”女明星喝香檳喝多了，顯然說的一半是醉話，周圍的男士們個個面面相覷，不知所措；正當此時，大哥卻一把抓過桌上的酒瓶，用力往桌子邊上一磕兩段，那迸出的酒還沒有流完，他便用右手將那摔破的酒瓶用力地往自己挽起袖子露出的左胳膊上用力一劃，頓時劃出一道口子，鮮血馬上流了出來，而這時女明星便毫不猶豫地撲上去，摟住大哥狂吻，吻他的額頭、眼睛、面頰、脖子、肩窩，最後緊緊地吻大哥的雙唇……
……20歲的大哥如此浪漫的經歷，聽來令他驚奇，也令他隱隱地有些嫉妒……難道連這樣的事情，大哥也向組織上作了交代？二哥說，是的，大哥竟也作了詳細交代，並作了相當苛刻的自我批判……
大哥後來又從上海流浪到天津，在天津還跑到一家商行當過一段倉庫的看守，二哥乍聽大哥那麼說疑惑地問：怕是當搬運工吧？你那麼一個流浪青年，人家怎麼信得過你呢？大哥說那老板就信任了他，就讓他當了看守，因為他說他會武功，會開槍，老板不信，他就說不信你拿把槍來我打給你看，老板果然遞他一支槍。他不接，笑笑說您別給我一支空槍，我要裝子彈的，老板就真裝上子彈遞給他，讓他打院子裡的一棵樹，他便瞄准了那樹，一按扳機他就說：“是顆啞彈，不過您去看看我打得怎麼樣？”老板讓人過去一細看，服了，大哥射中了那棵樹樹干的中線……二哥聽了這段就相信了。因為二哥早就知道大哥擺弄過槍，那時候他還很小，但二哥、大哥已經十幾歲，二哥大哥到姑爹姑媽家去玩，姑爹是個國民黨的將軍，住在一幢花園洋房式的住宅裡，二哥隨大哥偷偷跑進了姑爹、姑媽的臥室，大哥居然私自拉開了姑爹的床頭櫃，見那裡頭有一把手槍，便大膽地拿起來玩，開頭先假裝對著二哥，把二哥嚇得不知如何躲藏，然後大哥便瞄准屋子角的衣架開了一槍，“砰！”那槍裡原來裝著真正的子彈，硝煙中衣架應聲而倒……大人們聞聲跑了進去，一見那情形姑爹就連連頓腳，喝令大哥把槍扔到地上，父親後來自然狠狠揍了大哥一頓——但大哥已不再是個孩童，揍他時他雖不反抗，倒弄得父親胳膊酸疼手掌發麻腰也扭傷……
他的大哥便是那樣一個人！他隱隱覺得，大哥後來的繼續流浪，直到終於參加中國人民解放軍，與其說是一種社會的、歷史的因素在起作用，毋寧說是一種天性中的內在推動力在驅使……那確實很難解釋，為什麼大哥要用諸如此類的方式，來創造他生存於世的一種價值？
12
當二哥宣布說決定同沈錫梅結婚，並在單位未分配住房前暫借八娘、曹叔宿捨中的一間屋子成婚安家時，他並不感到驚奇；當然他也並不相信錫梅姐(那以後他改叫錫梅嫂)的“擺電影”能力有多麼大的提高。
阿姐的反應卻截然不同。首先是吃驚。她那些年忙於自己的生活，盡管偶爾想起二哥三十多歲還沒結婚有些代為著急，也曾跟鞠琴姐等多次商議過如何再給二哥介紹個合適的對象，但她卻從來不曾真正關注和了解二哥的感情生活。她曾私下裡對他悻悻地說過：“想不到沈錫梅這麼厲害！表面上憨憨的笨笨的，原來一直在放長線釣大魚！二哥也是，怎麼挑來選去，最後居然相中了她！不是我有意臭沈錫梅，她優點固然很多，事業上也算有所成就，我們院子外頭那馬路上的兩大排銀杏樹就是她優選成功的行道樹新品種，可憑她那副長相，怎麼配得上我們二哥呢？說實在的，大哥長相不錯可惜有點矮，小哥長得像七舅舅，金魚眼，短下巴，扮小旦能混過去，作為一個男人那長相可不行，你嘛還沒長成型，總是個少年人模樣……論起來我們家四個兄弟裡也就二哥真拿得出去，論個頭有個頭，論相貌有相貌，論風度有風度，專業上有水平，英語又自學到能同聲口譯的程度，又懂文學藝術，比那曹叔還風流倜儻，可他居然到頭來娶個沈錫梅為妻，兩個人怎麼一路到街上走動呢？……”又壓低聲音，預報不祥說：“再說沈錫梅跟我們有一定的血緣關系，你知道媽媽跟四娘、八娘她們的父親是從堂兄弟，就是說他們的父親是堂兄弟，再往上，我們外公的爺爺和澗表妹外公的爺爺，就是親兄弟了，算起來還在五服之內啊，這樣近親結婚，生出孩子會是傻子、怪胎，你懂嗎？……”
小哥的反應骨子裡同阿姐一樣，但表現方式不同，他從湖南給二哥和錫梅嫂寫來了賀信，是寄到八娘曹叔那裡的，信很簡短，裡面有個對子：“千裡相會終成眷屬，白頭偕老永遠幸福。”當時誰都沒有在意，後來他恍然大悟，小哥是將“有緣千裡來相會”和“有情人終成眷屬”兩句話裡的“有緣”、“有情”故意掐掉，以隱含他內心中對二哥、錫梅嫂是否有緣有情的深深懷疑。他對小哥的這一反應並不以為奇。他知道，父母是一度希望小哥同沈錫梅好的，而沈錫梅也一度同小哥保持著頻密的通信關系，那對京劇的一度熱衷也顯然是“別有用心”的……小哥後來明確地拒絕了沈錫梅的追求，並中斷了與沈錫梅的通信聯系。
二哥和錫梅嫂是在1966年的“五一”勞動節結婚的。他們是大時代中兩粒微不足道的芥豆。他們哪裡知道那時候北京大學的聶元梓等人正在康生幕後指揮下選擇著貼出“全國第一張馬克思主義大字報”的時機……5月25日那大字報在北京大學貼出，6月1日晚上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廣播了那張大字報，6月2日《人民日報》在頭版刊出了那張大字報。但二哥、錫梅嫂乃至八娘都仍舊夢夢然地過著他們那凡人的小日子，惟有曹叔從部裡下班回來時臉色比往日嚴肅許多，但就連曹叔那時也只是隱隱感覺到有一種什麼風暴在開始卷動，但同時又覺得無論什麼《海瑞罷官》，什麼“三家村”，什麼北京大學的事情，也都離自己那個部那攤具體工作還相當地遙遠……
6月中旬他去八娘曹叔他們住的那個宿捨大院，看二哥和錫梅嫂，二哥錫梅嫂借住的那間洞房同八娘曹叔一家自住的兩間半房子不連在一起，當中相隔著兩進院落，位於一個偏僻的角落。屋外有別人家栽種的一架葡萄，枝葉紛披，一串串的葡萄花正在轉化為小小的葡萄珠。他在那屋裡同二哥、錫梅嫂一起喝茶。這時就傳來了一陣陣相當響亮而又渾然不清的呼喊聲。原來那宿捨大院對面就是《北京日報》的辦公大樓，那裡已成為“文化大革命”的漩渦中心，正展開著人與人之間狂暴的斗爭。那聲浪一波波地傳來，驚心動魄，偶爾可以聽出來一陣陣的口號聲喊的是“打倒某某”，但那又分明不是一種秩序井然的批判會。因而突然會有某幾個人的尖聲呼叫，凶狠而雜錯，同時又突然會有某一兩個人的尖聲嚎叫，淒厲而恐怖……他記得，就在那一天，正當他們不得不停止相互交談，悚然地坐在那洞房裡不由自主地傾聽著那些音響時，突然有一種更為驚心動魄的聲音傳來——《北京日報》社有人在批斗中破窗跳樓了……
多少年後回憶起那天的情景，那些非人間應有的嘶叫、狂吼和慘嗥還似乎回蕩在耳邊。他不由得驚異地想到，不管那“文化大革命”的狂風暴雨如何激烈躁猛，只要還有一剎寧靜，一隙空間，即使在北京，在《北京日報》辦公樓旁邊，也還有人結婚，有人性交，有人受孕，有新的生命在進行細胞分裂……二哥的大女兒蔣紅，其生命便肇始於斯時斯地，而那也絕非什麼奇事怪事……
人們到處生活。
人們隨時生活。
在有人相恨相斗的時候，也有人相愛相依。
在有人跳樓自殺或采取別的什麼方式殘酷地結束自己生命的時候，也有人在黑暗中默默地創造著新的生命。
在非常非常偉大的後來被記載下來稱作歷史的一些事情在威武雄壯地運作的同時，也有許許多多非常非常猥瑣渺小後來一定不見諸歷史書籍的凡人小事在密密匝匝默默無聞地生滅著……
他常常想哭，為那歷史以外的活鮮鮮的存在……
他又常常想笑，微笑，為那些猥瑣渺小的鮮活個體及他們的生存軌跡被偉大莊嚴的歷史篩汰掉而慶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