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好幾天沒睡好覺，眼圈黑如熊貓，天一亮我忙去倒尿罐，天黑淨我要倒洗腳水，是誰病了，要我陪床麼？不，是我小哥來京小住，我每晚跟他一個屋睡，12年不見，倆人躺下後，有聊不完的天；他大我11歲，前幾年摔壞了左腿股骨，手術後行動不便，伺候他，我心甘情願！
我有四個哥哥一個姐姐，大哥、三哥都過世了，現在二哥、四哥——也就是小哥——定居成都，我和姐姐定居北京，我們從小就手足情深，父母過世後，我們的心似乎貼得更近了。
我上高中時，有一回在教室裡談笑，我提到奧勃洛莫夫，語文老師恰巧進來，聽見吃了一驚。如果我提到的是葉甫根尼·奧涅金，他大概不會那樣吃驚，那時喜歡俄羅斯古典文學的高中生閱讀過普希金的著作不能算太稀奇，可是閱讀過岡察洛夫的《奧勃洛莫夫》，並且拿那小說裡的主人公當談資，這確實讓他想不到。那本厚厚的翻譯小說沒有什麼有趣的情節，好幾百頁過去，那從第一頁就在床上的奧勃洛莫夫竟還沒有起床！老師問我是怎麼讀到這本小說的，我告訴他，是我小哥介紹給我的。我們家小哥學歷最光彩，他是北京大學俄羅斯語言文學系本科畢業生，本來是應該成為一個俄羅斯文學翻譯家的，沒想到他畢業時中蘇關係開始惡化，俄語人才過剩，把他分配到湖南一所縣級中學去了。小哥雖然沒能從事上俄羅斯文學的翻譯研究工作，但他把對俄羅斯和蘇聯文學那特殊韻味的領悟傳遞給了我。我在1958年上高二時，第一回投稿成功，在《讀書》雜誌上發表出一篇文章，那篇文章是評論蘇聯作家拉甫涅尼約夫的小說《第四十一》的，不消說，這跟小哥對我的熏陶分不開。
小哥在北大是京劇社的活躍分子，他專攻梅派青衣，在北大禮堂粉墨登場，出演過《玉堂春》、《大登殿》、《二堂捨子》，高腔遏雲，低吟宛轉，身段飄逸，表情細膩，常常博得滿堂喝彩。當時的校長馬寅初和許多著名的教授，都喜歡和同學們在一起觀看北大京劇社的假日演出。小哥那時發願要排出梅派名劇《宇宙鋒》的"裝瘋"一場，以饗厚愛他的觀眾。那齣戲裡的趙艷容唱段吃重，還有大量複雜的身段，許多身段必須是與啞奴一起配合著完成。於是，在家裡，小哥就拉我權充啞奴，與他一起排練，我不斷地笑場，還故意搗亂，未必對他有多少幫助，但在那樣的嬉戲中，我對京劇藝術多了一分理解與愛好，這對我後來的文學創作是難得的營養。
我們全家都熱愛《紅樓夢》，小哥對金陵十二釵常有其獨到的見解。有一回他從湖南回北京，那時我已經在北京13中任教，他借住在我宿舍裡，晚上我們倆聊《紅樓夢》，開始低聲細氣，後來不知怎麼地爭執起來，聲音都變粗了，結果第二天隔壁宿舍的同事善意地把我們的爭執學舌一番，鬧得我臉上發燒。近年來我撰寫《紅樓三釵之謎》，小哥提供了若干很好的建議。
我走上文壇以後，小哥是我最熱心的讀者，他對我的每一本書都細讀詳批，尤其是對《四牌樓》，他把"批注本"從成都寄給我，我讀到他那些認真的批評，心弦顫個不停。我告訴他《四牌樓》雖然得了上海的一個獎，但離轟動、暢銷距離不小，他鼓勵我說："莫求一時燦爛，絲從心裡吐，線從魂裡拈，才能織出耐久的錦緞——能有一批人欣賞，你也就該知足了！"
小哥從成都一所大學退休後，生活雖然清貧，卻情趣盎然、自得其樂，他陸續撰寫出一些關於京劇藝術的文章，發表在《中國京劇》等雜誌上，我們通信、通電話，大多是交流對文學藝術的看法。
現在城市裡20歲以下的，絕大多數是獨生子女，他們對所謂"手足之情"，越來越陌生了。我以為即使是幾世單傳的獨生子女，他們的人生裡也不該缺失掉手足之情，沒有生理意義上同父同母的兄弟姐妹，可以把那份情感寄托到若干同學、鄰居裡的同齡人身上。北京有"發小"一說，就是指小時候一塊兒玩耍親若兄弟。人生需要堅實的情感支撐，除了愛情、友情，家族成員間的相濡以沫、砥礪鼓舞也是很重要的。更何況，我們常用"同胞"一詞，來涵括所有血管裡流淌著跟我們一個源頭的血液、那樣具體的一個個、而又非常龐大的一個集群。
靜夜裡寫著這篇文章，心兒插上翅膀飛向了成都，小哥啊，你在睡夢裡，可還在與我排練那趙艷容和啞奴的身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