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我生命的第一本書。它發生在拉合爾，也是在柬埔寨，在種植園，無處不在。《副領事》一開始就有一位十五歲的懷孕的女孩，這位安南姑娘被母親趕了出來，在菩薩藍色大理石的山區裡遊蕩。後來如何我記不清了，只記得我費了很大的力氣尋找這個地方，尋找我從未去過的這座菩薩的山。我的書桌上擺著地圖，我循著乞丐和孩子們走的小路尋找，孩子們兩腿無力，目光呆滯。他們被母親所拋棄，撿垃圾充飢。這本書很難寫。不可能做提綱來表述苦難的深度，因為沒有引發這苦難的明顯事件。這裡只有飢餓和痛苦。
野蠻的事件之間沒有聯繫，因此始終沒有計劃。我生活中從來沒有計劃。從來沒有。生活和作品中都沒有，一次也沒有。
我每天早上寫作。但沒有任何時間表。從來沒有。除非是做飯。我知道什麼時候該讓食物沸騰或避免燒焦。對於書我也心裡有數。我發誓。用一切發誓。我從未在書裡說謊。甚至也從未在生活裡說謊。除了對男人。從來沒有。這是因為母親以前嚇唬我說，謊言會殺死說謊的孩子。
我想這正是我責怪書籍的一點，因為，一般來說，它們並不自由。通過文字就能看出來：書被製作、被組織、被管轄，可以說變得規規矩矩。這是作家經常對自己使用的審查職能。於是作家成了自身的警察。我指的是尋求良好的形式，也就是最通常、最清楚、最無害的形式。還有幾代人死氣沉沉，書寫得十分靦腆，甚至還有年輕人。這是些可愛的書，但沒有任何發展，沒有黑夜。沒有沉默。換句話說，沒有真正的作者。應景的書，解悶的書，旅行的書。但不是嵌入思想、講述一切生命的黑色哀傷的書，而是一切思想的老生常談。
我不知道書是什麼。誰也不知道。但有書時我們知道。沒有書時，我們知道，好比知道我們活著，還沒有死。
每本書和每位作家一樣，有一段艱難的、無法繞過的行程。他必須下決心將這個失誤留在書裡，使它成為真正的、不撒謊的書。孤獨，我還不知道它後來如何。我還不能談論它。我相信的是這種孤獨變得平凡，天長日久變得平庸，而這很幸運。
當我第一次談到法國駐拉合爾大使的夫人安娜-瑪麗·斯特雷特和副領事之間的戀情，我感到毀壞了這本書，使它辜負了期望。可是沒有，它不僅站住了，而且不負所望。作家也有失誤，像這種失誤，它實際上是機遇。成功的、美妙的失誤使人欣喜，就連其他的失誤，彷彿出自孩童之手的淺易的失誤常常也是美妙的。
別人的書，我往往覺得很「乾淨」，但常常彷彿出自毫無危險的古典主義。大概該用「必然」一詞。我不知道。
我平生讀得最多的書，我獨自閱讀的書，是男人寫的書。是米什萊。米什萊，還是米什萊，催人淚下。也有政治書籍，但較少。聖朱斯特，司湯達，但奇怪的是沒有巴爾扎克。文本中之文本是聖經中的《舊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