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慶東陳珺呂少剛
誰是讀者最多的當代作家？
這個問題問過許多人，也許答案各異；但是不可避免的，一定有許多人會把票投給通俗小說，投給金庸。
三十一歲完成自己的第一本武俠小說，三十五歲創辦自己的報紙，一支筆寫武俠，開創江湖，縱橫天下，一支筆縱論時局，享譽香江，少年游俠，中年游藝，老年游仙，為文可以風行一世，為商可以富比陶朱，為政可以參國論要，金庸一生的傳奇，可謂多姿多彩之至，文人數千年的夢想，似乎全部在金庸身上實現，而這樣的金庸，也顯得更加神秘而讓人難以把握。有人稱他為大俠宗師，有人卻以為他也不過是個凡夫俗子——
金庸，到底為何許人也？
金庸1924年2月6日生於浙江海寧縣袁花鎮，生肖為鼠，星座是水瓶座。據說這樣的人思維敏捷，具有清晰的洞察力與超群的想象力，而足不停步地追求理想，最適宜成為新聞記者、政治家與文人。這固然也不過是姑妄言之姑妄聽之，然而金庸其後的一生，似乎正印證了這樣的說法。
海寧本非繁榮大城，據金庸本人說，“海寧在清朝時屬杭州府，是個海濱小縣，只以海潮出名”。然而此地卻當得人傑地靈四字，於景觀上，東臨江海，西南則依杭嘉湖平原，土地富庶，風光明媚，更擁有洶湧澎湃，雄偉磅礡的海寧潮，年年8月，大批游客聚集海寧，觀賞江海相激而生的滾滾怒潮，金庸曾提過，他小時候做童子軍，曾在海寧乾隆皇帝所造的石塘邊露營，半夜裡瞧著滾滾怒潮洶湧而來。
而他所見之怒潮，又是怎生景象？這點我們可在金庸第一部小說《書劍恩仇錄》中略窺端倪。
“這時潮聲愈響，兩人話聲漸被掩沒，只見遠處一條白線，在月光下緩緩移來。驀然間寒意迫人，白線越移越近，聲若雷震，大潮有如玉城雪嶺，天際而來，聲勢雄偉已極。潮水越近，聲音越響，真以百萬大軍沖鋒，於金鼓齊鳴中一往直前。”
而接下來乾隆皇帝的侍衛白振為乾隆取扇，勇斗怒潮的精彩段落，則窮盡作家想象描繪之力，更是雄奇神異之至。有人論金庸筆下最出色的景色描寫，推海寧潮為第一，也要拜這少年經驗所賜。
而小小海寧一地，於人文上，也是名士輩出，學風鼎盛。晚清以來，局勢動蕩，舊學新知，傳承交流，更是人才濟濟：文有王國維，理有李善蘭。金庸的近親蔣百裡、徐志摩，皆是現代史上的名人。
然而或許是由於江南土地富饒，風致秀麗，而海寧倚江依海，士氣和煦，所孕育的俊傑，也多是多思多慮，深沉憂郁的性格。金庸曾說：“近代的著名人物有王國維、蔣百裡、徐志摩等，他們的性格中都有一些憂郁色調和悲劇意味，也都帶著幾分不合時宜的執拗。”“陳家洛身上，或許也有一點這幾個人的影子。但海寧不出武人，即使是軍事學家蔣百裡，也只會講武，不大會動武。”
這樣的性格帶著中國傳統士大夫和文人的清高孤傲，帶著他們的憂思冷寂，帶著他們的沉靜和平。後來金庸筆風轉變，所寫主人公以慷慨悲歌、豪傑英爽的北地壯士為主，然而江南的明麗秀雅，江南名士的淡靜悲哀，卻也時不時地在作品中出現。
而誕生金庸的海寧查氏，也並非凡門，稱得上是當地望族，代代書香。查氏先祖源出於羋（ｍǐ），乃楚人之後，史稱“名宦均文苑，代代有清官”。至明清之時尤盛，查氏宗祠有康熙皇帝曾親筆題封：“唐宋以來巨族，江南有數人家”。
金庸祖上最著名的文人，一是明清之際的著名史學家查繼佐。查繼佐（1601—1676年），字伊璜。明亡後改名左尹，字非人，別號東山釣史。他是崇禎舉人，明亡後回鄉講學著書，沈起《查東山年譜》說他有“全集一百二十冊，約八千余頁”，而惟《罪惟錄》、《魯春秋》、《東山國語》、《釣業》數種傳世。
二是康熙、雍正年間的查慎行、查嗣庭兄弟。查慎行是清代著名詩人，因才受康熙帝賞識，曾入值內廷，有“煙波釣徒查翰林”之稱。他的詩作宗法宋詩，“詩風宏麗穩愜，亦有沉雄踔厲處”，亦有不少反映戰爭和民眾苦難之作，著有《敬業堂詩集》等，為清初名家。金庸《鹿鼎記》全用查慎行《敬業堂詩集》集句為回目，既體現了他相當高的詩文造詣，也示他對先祖的景仰向往之心。查慎行與其弟嗣庭等皆入翰林，當時號稱“一門七進士，叔侄五翰林”。然而後來查嗣庭主考江西，出題“維民所止”，被雍正帝猜忌為影射他“雍正”去頭，於是遂興起一場文字大獄。查嗣庭父子死於獄中，查氏一族皆受牽連，查慎行其時已老，仍不得不率領全家進京投獄，歸鄉不久，也即逝世，可稱封建時代文人的一起典型悲劇。
到金庸本人這一代，查氏又添輝煌，現代文學史上的著名詩人穆旦，本名查良錚（1918—1977年），乃是金庸族兄，近年被許多現代文學專家推為現代詩歌第一人。這對兄弟，文名可說是超過了祖輩。
在對金庸有重大影響的人物中，不可不提到他的祖父查文清。
查文清是光緒丙戌進士，曾任江蘇丹陽知縣，因政績加同知銜，不久發生著名的“丹陽教案”。
《天津條約》簽訂後，大量西方傳教士擁入中國，依恃本國勢力，欺壓中國百姓。光緒十七年，丹陽百姓忍無可忍之下，圍攻焚毀了當地教堂。查文清受命捕拿為首燒教堂的兩人斬首示眾以向外國教士交代，但他同情燒教堂的人民，便預先通知那兩人逃走，而回報上司，則說此事是由外國教士欺壓良民而引起公憤，數百人一擁而上，焚毀教堂，並無為首之人。隨之辭官，而為朝廷定為“革職”處分。
辭官還鄉後，親手編纂了九百卷之多的《海寧查氏詩鈔》，書未成而去世。
金庸說祖父對他影響有二：一是使他知道外國人欺負中國人，二是要多讀書。
後來金庸始終懷抱“外交官”的理想，主要動機是游歷世界，觀光各國，但於報國建功的事業心上，亦有希望以己力捍衛國家民族的尊嚴之意，這不能不說與祖父的教導有密切關系。
金庸父親查樞卿是有名鄉紳，心地純厚，對人客氣而隨意，在金庸當時看來，“他似乎覺得交朋友比業務成功更重要”。查樞卿受過西洋教育，對金庸相當寵愛，也很注重對他的教育。金庸曾在《聖誕節雜感》裡提到這樣一件軼事：
“在中學讀書時，爸爸曾在聖誕節給了我一本迪更斯的《聖誕述異》。這是本極平常的小書，任何西書店都能買到，但一直到現在，每當聖誕節到來的時候，我總得翻來讀幾段。”
《聖誕述異》，亦譯為《聖誕頌歌》，是狄更斯的一部著名中篇小說。這部小說寫的是一位冷漠無情、刻薄寡恩的守財奴在聖誕夜做了一個夢，夢見三個聖誕精靈帶他游歷，看到別人的溫暖相愛和他自己的冷漠孤獨，而終於幡然悔悟，成為一個有愛心和友善的人的故事。在這個故事中充滿了狄更斯式的溫情和愛，而對金庸的影響也相當大。他說：“我一年比一年更能了解，這是一個偉大溫暖的心靈所寫的一本偉大的書。”
心懷溫情，寬厚待人，這樣的思想，此後影響到金庸的一生。在他年少的時候，他對家中的僕役和下人便抱持著同情與友愛之心。他從他們身上第一次看到人生的不平等，看到自己之外其他許多人的命運和悲劇。他家有一位老長工，名叫和生，在查良鏞小時負責接送他上學。後來金庸聽他說了他的故事。他年輕時被財主少爺陷害入獄，未婚妻被奪去作了繼室，他出獄後復仇刺傷那財主少爺，復又入獄，受害幾死而幸為任丹陽知縣的查文清所救，而查文清辭官之後，便帶他回了海寧。
這一段悲劇便是金庸小說《連城訣》的原型。在他所寫的武俠小說中，始終貫徹著這樣對弱者的同情。後來金庸說，他認為的善良，主要還是兩個字“俠氣”，也就是揚善抑惡，為弱者打抱不平，這成為金庸的“俠”的基本理念。
金庸母親是徐志摩的堂妹，金庸十三歲時她便早早去世。生母早逝令金庸很早養成獨立自主的能力，但他對母親的回憶與深情，仍時不時地在文字中流露。在《書劍恩仇錄》中，寫到陳家洛“回憶兒時母親多次攜他的手在此觀潮，眼眶又不禁濕潤起來”。這樣的句子，也寄寓著他自己的身世之感。
家門世代書香，自然藏書甚多，而由於金庸的伯父、父親、大哥都是大學畢業生，新書也不少。金庸從小與書為伍，一生好讀不倦，古書、新書之外，他自稱小學時代“得益最多”的是鄒韜奮的《萍蹤寄語》、《萍蹤憶語》等游記及其所主編的《生活周報》。
據金庸回憶，他讀武俠的啟蒙，乃是八九歲時偶然讀到的舊派武俠小說家顧名道的代表作《荒江女俠》。這部書寫方玉琴為父報仇，並與同門師兄岳劍秋相偕鋤奸的故事。顧名道原為言情小說家，因此《荒江女俠》既寫“俠”客鋤奸，又寫男女劍俠之間的“情”，為言情武俠小說開山之作。這樣曲折的劇情描寫，豐富的情感張力，對童年金庸產生了強大的吸引力。而伸張正義、維護弱小，正貼合了他從小以來的夢想。此後，金庸到處搜尋古今中外的武俠作品，如《江湖奇俠傳》、《近代俠義英雄傳》和白羽的作品，都在他記憶裡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37年，抗戰爆發，金庸平靜的少年生活就此結束，不得不隨所在中學輾轉遷徙。歲月動蕩，求學不可謂不艱苦，然而金庸憑借天賦與努力，不僅數理化成績優異，英語、國文更是出色，寫得一手好文章。從小學到中學，他每年成績都是班上第一名。
初中三年級時，金庸做了他一生中第一件大事——出版了他的第一本書。
這本書的名字叫作《給投考初中者》，是金庸與另外兩位同學，根據自身報考初中的經驗，“只是搜集了當時許多學校的招考試題，加以分析解答，同時用一種易於翻查的方式來編輯”，來教升初中的學生怎樣考試答題獲得高分。
這大概是這一類型的書在中國的首例，因此大受歡迎，十分暢銷，金庸與那兩位同學，也獲利匪淺，其時，他年僅十五歲。從這一件事中，已能發現他日後在辦《明報》過程中，賴以大顯身手的過人才華和敏銳的市場感受力。而武俠小說的成功，也不能說不與這“洞悉讀者心理的直覺能力”有密切的關系。
1941年，金庸在浙江省立聯合高中讀書。當時學校有一個任學生自由編寫的壁報，金庸因在壁報上寫了一篇《阿麗絲漫游記》，以亂噴毒汁，大言嚇人的眼鏡蛇形象諷刺嚴厲苛刻的訓導主任沈乃昌，遭學校開除，被迫轉學。
日後看去，這可說是金庸少年時一次挑戰師長、反抗壓力的不凡之行，甚至被贊譽為打抱不平、反抗強權的“俠客”行徑。而這種“不怕重大壓力而在文學中暢所欲言”的品格，於他後來獨立辦報事業，也堪稱一個獲得成功的關鍵。
但在當時卻使他遭受到一生中的一個大挫折。金庸回憶說：“給學校開除，不但失去了繼續求學的機會，連吃飯、住宿的生活也發生問題。”用他自己的話說，“那是生死系於一線的大難”。
幸而有原校長張印通先生，雖然由於訓導主任是國民黨員，權力凌駕於校長之上，未能為金庸請得較輕處分，但他深惜金庸之才，便努力幫他轉學。在張校長與舊同學好友余兆文的幫助下，金庸得以轉入衢州中學。金庸對張校長這段恩情始終難忘，數十年後猶對人提起；1994年張校長的紀念銅像在當地揭幕，金庸親自為之書寫碑額。
中學畢業後，金庸沒有忘記他童年的夢想，選擇了中央政治學校的外交系，希望將來在外交方面為國效力。這是國民黨培養干部之地，而外交系出來的學生也多被派為外交官，本可實現金庸的理想。經歷高中一場風波，金庸鋒芒有所收斂，打算一心向學，盡力做到少聞政治多讀書，第一年便獲得全校第一的優異成績。然而，不久他竟又惹出一樁麻煩。
當時校內國民黨學生特務橫行霸道，學校對此縱容包庇，不加理會。一日，金庸看到這些學生特務又在校園中毆打其他同學，終於忍無可忍，打抱不平，向學校投訴這些學生，並進而對校方也加以指責，“態度極其惡劣”。與壁報事件不同，這次金庸或許已從“只是少年時代的一股沖動，沒有考慮到嚴重後果的魯莽行為”變為有意識地反抗。不過結果相似：他又一次被勒令退學，金庸在政治學校的學習生涯，就此結束。
值得一提的是，在此期間，金庸以本名寫了一篇名為《白象之戀》的小說，以新文學的形式寫泰國華僑的生活，獲得重慶市政府征文比賽的二等獎，這或許是查良鏞發表的第一篇小說作品。
又一次行俠受挫之後，金庸只好借表兄，時任中央圖書館館長的蔣復聰的關系，到中央圖書館謀得一份閒職。圖書館工作薪水不高，卻擁有大量的安靜和閒暇時間，金庸因禍得福，在此盡情飽覽古今中外名著，而對於那些具有緊張曲折的劇情，精彩的打斗場面和生動鮮明的英雄人物形象的浪漫主義名作，如英文的司各特作品《撒克遜劫後英雄傳》，大仲馬的《俠隱記》、《基度山恩仇記》等，他更是情有獨鍾。後來他說，“我年輕時最愛讀的三部書是《水滸傳》、《三國演義》以及法國大仲馬的《三個火槍手》及其續集。”他將同情之心給予小人物和弱者，但是仰慕和關注的目光，卻更多地落在那些建功立業、行俠仗義的英雄們身上。
抗戰勝利後，金庸隨家人一同返鄉。然而此刻的他，希望的不是回歸童年平靜安適的生活，而是開始人生中的冒險與開拓。於是不久之後，他便到了杭州，到《東南日報》找到一份擔任外勤記者的工作，金庸數十年報人生涯，從此開始。
他接下這份工作的原因，是“本身對新聞報業有著濃厚興趣”。但是，金庸並不以在這個小城市的一名新聞記者為滿足，而更希望去上海發展。依然懷抱外交官之夢，工作不到一年，他即辭職前往上海，插班進入東吳大學法學院攻讀國際法。
但是，政局混亂，無論是學法或從政，希望都變得非常渺茫，學校許多學生，未曾修滿便不得不提前畢業，金庸也不得不為未來另做打算。此時，正好出現了一個機會。
1946年秋天，上海《大公報》在全國范圍內公開招聘三名國際電訊編輯，而應聘者多至三千人，競爭率至於1000︰1。經過筆試和面試，金庸最終脫穎而出。
1948年，《大公報》香港版復刊，金庸被派往香港。許多人都認為，這是他一生的一個重要轉折點——從此，開始了金庸“身無半文走香江”的傳奇。
後來的許多傳記，都把這件事當作金庸一生命運的轉折點：從此，金庸扎根在香港的土地上，開始他身為報業巨子和通俗武俠小說家的傳奇生涯——當時局勢動蕩，這兩支筆只有在香港這一片相對平靜獨立的小小地域，方能大顯身手。
不過他被派往香港，這件事相當偶然：據說當時報社預備派去的是另一個人，只是那個人當時剛剛結婚，不願遠離，才由金庸臨時代往。聯想到大陸此後數十年間風雲變幻，連金庸自己也不免感歎，當年若他留在上海，命運就將完全不同。
人生充滿了這樣的轉變和偶然，本就毫不奇怪；而金庸終於成功，乃至可以以一種閒適態度，回想議論過往的種種機緣，而當時的困窘尷尬，數十年後看來，也成為平添趣味的逸事。
據說當時他登上開往香港的飛機後，才發現自己竟然身無一文，頓時失色。幸而鄰座是香港《國民日報》的社長潘公弼，見他窘態，問起緣故，借了他十塊港幣，才使金庸渡過難關。四十五年後功成回望，當年困窘已不復存，而代之以“南來白手少年行，立業香江樂太平”的志得意滿之心。然而當時，香港尚非後來光彩閃耀的“東方明珠”，經濟文化都比較落後，與上海相比甚至給金庸“有點到了鄉下地方的感覺”。他也只把香港當作自己人生的一個小小中轉站，尚無在此長期扎根，開基立業的目標。對於涉足政界，成為能夠周游天下，舌戰列國的外交官，他仍然抱有強烈的向往。當時他在《大公報》做的是電訊翻譯和編輯國際新聞版的工作，業余翻譯他所深深崇拜的湯因比博士的著作《歷史研究》。在此之外，他便有意識地運用自己所學過的外交學知識與法律知識，在報紙上撰寫社評，分析論證時局時事。1949年11月，中國航空公司和中央航空公司四千余人起義脫離國民黨政權，接受中國共產黨政府的領導，而國共雙方即就鐵路部門在香港的資產的歸屬問題發生爭執。而金庸根據他的國際法知識，寫了一篇題為《從國際法論中國人民在國外的產權》的長文，闡明這些資產應歸新中國中央人民政府所有。
這篇長文和金庸的一些其他政論文被譯成日文在日本發表，而為著名國際法學家梅汝璈先生讀到並相當賞識。他曾任東京戰犯法庭中國首席大法官，並親自參與判處戰犯東條英機的死刑，因此在國際上聲望頗高，因此，雖然他是國民黨員，新中國成立後盛情邀請他為外交部顧問。於是，梅汝璈先生一到北京，就立刻發電報邀請金庸到北京來協助他工作。金庸接到邀請，正中下懷，於是興沖沖地只身北上，赴京求職。
而當時中國外交部的負責人喬冠華，在新華社香港分社任社長時，與《大公報》交往頗深，也相當欣賞金庸的才干。金庸見過梅汝璈後，便去找喬冠華。喬冠華自然表示歡迎，但是也坦白相告，由於金庸出身地主家庭，又在國民黨的政治學校接受過教育，恐怕很難被紅色政權接受。而惟一的希望是先進入中國人民大學受訓，或者在外交部的外圍機構人民外交協會工作，等適當的時候爭取入黨，再被決定能否轉入外交部工作。
這對金庸不啻一瓢冷水，頓時滿腔熱情化為烏有。他後來回憶說：“我愈想愈不對勁，對進入外交部工作的事不感樂觀。自己的思想行為都是香港式的，對共產黨也不了解，所以未必可以入黨。而且，一個黨外人士肯定不會受到重視，恐怕很難做出貢獻……”
金庸此後一生，始終追求的思想獨立、言論自由、個人權利得到充分保障，而性格也傾向於獨往獨來，我行我素，隨意不羈。因此他後來也認為，未能走上從政之路，此後多年作為一個“新聞工作者和不受拘束的小說家”，更加適合他的個性發展和真正追求。後來他也在和池田大作的對話中說：“我對於嚴守紀律感到痛苦。即使作為報人，仍以多受拘束為苦，如果我做了外交官，這一生恐怕是不會感到幸福快樂的。年輕時企望做外交官，主要的動機是周游列國，現在我可以隨便到世界上任何地方旅行，不受絲毫限制，更加自由自在。現在獨立的從事文藝合作，作學術研究，不受管束和指揮。只憑自己良心做事，精神上痛快得多了。”
然而當時金庸並未想到這一點，只是抱著失望之情怏怏而歸，而在這次失敗的北上求職的過程中，金庸的第一次婚姻亦告破裂。關於這次婚姻，他人知之甚少，只知這位夫人叫杜冶芬，1947年與金庸相識，後來同赴香港，但因金庸忙於工作，冷落夫人，相處關系逐漸惡化，而這次失敗的北上，正做了他們分手的催化劑。
不久後，家鄉傳來他父親的死訊，對金庸又是一個沉重而悲痛的打擊，直到大半年後他心境才漸漸平復。1952年，或許是想要換一個環境，金庸轉到了剛創辦不久的《新晚報》編副刊。
《新晚報》隸屬《大公報》，但是性質有所不同。在這個叫作《下午茶座》的副刊上，金庸為了提高報紙的受歡迎度，開始撰寫一些娛樂性較強的影評專欄。金庸對於影藝本是門外漢，但是由於工作上的需要，用心閱讀了大量電影與藝術的理論書，終於在相當短的時期內成為這方面的“半專家”。雖然當時他沒有實踐的經驗，但理論方面的知識和對重要戲劇、電影的了解與認識，甚至已經超過了普通的電影和戲劇工作者。
這段經歷給金庸一個很大的收獲，便是他學會了“即學即用”，並以此為他主要的工作方法。他說：“不熟悉我的人以為我學問淵博、知識面極廣。其實我的方法是，若有需要，立即去學，把‘不懂’變作‘稍懂’，使得自己從‘外行’轉為‘半內行’。”
這段期間內，金庸不但經常以“姚馥蘭”和“林歡”的筆名發表影評，並且也自己創作了一些電影劇本，如《絕代佳人》、《蘭花花》等。《絕代佳人》由長城電影公司拍成電影，1957年還獲得了中國文化部頒發的1949~1955年的優秀影片榮譽獎。
不但電影，這段生涯中金庸對各種藝術形式都產生了濃厚興趣，甚至學過芭蕾舞，並寫了不少這方面的文章。當時羅孚是《新晚報》的負責人，後來在他回憶中還有一個相當有趣的小插曲：“他（金庸）一段時間去學過芭蕾，在一次報館的演出中，他還穿上工人服，獨跳芭蕾舞，盡管在藝術上那是不合格的，卻是使人能夠留下印象的。”
《新晚報》輕松愉快的風格，使金庸身心都得到了相當的舒展。在這裡，他遇到了兩個重要朋友：一個是《新晚報》總編輯羅孚，另一個，便是與他志趣相投，才華並稱，日後也成“一代大俠”的梁羽生。梁羽生本名陳文統，廣西蒙山人，小金庸一歲。他畢業於嶺南大學經濟系，當時也是《新晚報》副刊編輯。他與金庸都愛好下棋，閒來無事常擺局對弈，並同在《新晚報》上撰寫棋話，皆十分精彩。
對弈之外，兩人更有一個共同愛好，便是武俠小說。書生論武，分外興致勃勃，如《蜀山劍俠傳》、《十二金錢鏢》等舊武俠作品，兩人一旦談起，都是興致勃勃，口若懸河。此時，金庸或許還不知道，他生命中一項重要事業便要由此起步；而一代新派武俠出世，也已經呼之欲出了。
此刻金梁二人談俠論劍，雖然興致高昂，二人又都有文字創作的經歷，卻尚無操筆親自上陣之心：新派武俠小說的“藥方”已齊，但“藥引”未備。到1953年，終於“引子”到來，當年香港兩位拳師的一場比武，成了新派武俠出世的導火線。
這兩位拳師，一個是太極派的吳公儀，另一個是白鶴派陳克夫。武無第二，兩位拳師既要分出高下，便選了擺擂比武方式。然而因為當時香港禁止打擂比武這類事，而澳門不禁，擂台便設在了澳門新花園。
名拳師比武的消息傳出，立刻引起了好熱鬧喜獵奇的香港人的注意，報紙傳媒更是以此為新聞熱點大肆宣揚。《新晚報》自然不甘落後，立刻為此出了一個“號外”，結果是“瞬間賣空”。盡管比武當場，並無報界事先渲染的緊張刺激，數分鍾便分出勝負，但市民對於比武打擂，爭斗勝負的愛好，卻引發了《新晚報》主編羅孚的靈機一動——在報紙上開始武俠小說連載。
深知平素手下這群干將對於武俠的愛好，羅孚決定就地取材，令他們變“說”為“寫”，必受讀者歡迎。於是他先去找文史造詣頗深的梁羽生，梁羽生一口應從。比武第二日，《新晚報》便刊出即將連載武俠小說的預告，讀者自然大感興趣：而梁羽生果然也不負厚望，僅僅醞釀一日，《龍虎斗京華》便開始見報並一路連載下去。
日後看來，這部小說身上，仍然不脫許多舊武俠的套子，“其所用楔子、回目、筆法無一不‘舊’，甚至部分故事情節、人物亦明顯套自白羽《十二金錢鏢》”（葉洪生語），但是，對於當時讀者來說，卻令他們大大地感到耳目一新。小說中曲折的情節，生動的打斗，激烈而又悲傷的感情，引起了他們強烈的興趣，報紙銷量大幅上翻。《龍虎斗京華》這一炮打響，頓時在香港報界掀起武俠熱潮，梁羽生聲名日隆，各大報紛紛前來約稿，分身乏術，於是，羅孚又“挖”出了金庸，邀他為《新晚報》新寫武俠小說連載。
受人之托，忠人之事，金庸看到梁羽生一舉成名，自然也不甘落後。但他之前從未寫過武俠，一時不免棘手，苦思之下，決定從自己最熟悉的家鄉著手，選擇小時候印象最深刻的故事——乾隆身世之謎。
海寧陳氏，也是當地望族，清朝雍乾時期，尤得榮寵。於是，海寧流傳有這樣的傳說，道是乾隆皇帝本是海寧陳閣老之子，出生之時，被雍正的皇後用自己的女兒換進宮去，於是便成了清朝的“漢人皇帝”。這樣的民間野史，自然完全靠不住，但是這其中的滿漢血統的矛盾，權位與人倫的掙扎，卻是金庸深感興趣的話題。
在故事中引入歷史上的真實人物，給歷史上的真實人物披上傳奇的外衣，虛實轉換之間，既令讀者心理上感到親切可信，又令讀者隨作者想象馳騁翱翔，金庸熟讀《三國》，自然知道這種虛實之間的妙趣。
然而作為一部武俠小說，筆下虛構的人物，其發揮余地自然比歷史實有其人的角色更大，也更能表達作者的獨創性。於是，金庸便虛構了他的第一個主人公——書生俠客陳家洛。
在陳家洛身上，仍與“歷史”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他是江南陳家的兒子，他是乾隆的親兄弟，他是反清復明組織的首領——這樣互相矛盾的“復雜身份”帶來了他的“復雜性格”，陳家洛在金庸小說人物系列中，固然算不得可愛，但是性格的豐富性上，卻毫不遜色。
於是，故事圍繞著陳家洛領導的反清復明組織“紅花會”與乾隆皇帝間的矛盾沖突展開，1955年，金庸的第一部武俠小說《書劍恩仇錄》誕生了，而“金庸”這個筆名，也第一次公之於世。
有梁氏小說在前參照，《書劍恩仇錄》已經基本擺脫了舊派武俠的路子，雖然仍然沿用舊體詩詞回目，但是遣詞造句，已經開始走西方小說和新文學的路子。
而另一點值得注意的是，從第一部小說起，金庸的武俠中“俠情”結合的特征非常鮮明，在他的作品中，情愛給人留下的印象極其深刻，而女性人物在金庸武俠中，雖然並不具備很高的地位，卻是花費大量筆墨描繪的對象。後來盡管有人批評金庸對於女性的描寫過於淺薄片面，但是，不可否認，金庸筆下的女性角色，可稱得上各式各樣，豐富多彩，各有各自不同的魅力。
而在《書劍》中，陳家洛與兩位少女的愛情悲劇，更是作品中最讓人印象深刻的情節。這兩位女主人公，性格的各異非常典型：才干出眾、個性鮮明的霍青桐，和美麗絕倫、天真純潔的香香公主喀絲麗。在這部小說中，金庸通過陳家洛在兩位少女中的抉擇，寫出了他個人性格悲劇；霍青桐至今仍是他筆下最受喜愛的女性之一，而香香公主雖被譏為“花瓶”、“木頭”，但是，對她的“美”的描寫，也令人難忘——這樣完美無瑕，純真清澈的女性形象，已開金庸小說中的女性“美”之先聲。
《書劍恩仇錄》1955年開始以每日一篇的速度連載，剛剛開始連載的時候，並未特別受人關注。這也是金庸武俠小說的一個特征：開局往往平平，之後大幅鋪敘，漸入佳境，讀者如入寶山，愈入愈奇，愈入愈妙，興致既起，長盛不衰。一個多月後，《新晚報》洛陽紙貴，婦孺皆聞。在《書劍恩仇錄》的讀者中，既有高級知識分子，又有普通工人，既有八十老嫗，也有總角小童。在南洋一帶，《書劍恩仇錄》甚至被用作說書和廣播的題材。金梁並稱，一時瑜亮。
這一年，金庸三十一歲。
《書劍恩仇錄》的連載，從1955年一直延續到1956年，在這期間，金庸又被調回《大公報》編報紙副刊。《書劍恩仇錄》走紅之後，武俠小說家“金庸”名聲鵲起，多家報社都向他約稿，1956年，金庸開始為《商報》撰寫他的第二部長篇武俠小說《碧血劍》。
武俠小說的誕生，與商業完全聯系在一起，有許多地方不能避免，例如情節走某些套路，迎合讀者的口味需要，以及報紙連載造成的急就章的草率等。但是金庸此後，對待每部重要作品，都力求做到部部有突破，本本有創新，實屬難能可貴。雖然《書劍恩仇錄》一舉走紅，他卻不願因循老路，而一直試圖探索出新的寫作手法和表現手段。不斷創新，自我突破，自我完善，金庸此後能獲得如許大的成功，與他這樣精益求精的精神有很大的關系。
在《碧血劍》中，金庸運用了倒敘、插敘等諸多手段，塑造了兩個“不出場主角”。雖然貫穿全書的人物是袁承志、溫青青這對情侶，但是，如他所說，“《碧血劍》的真正主角其實是袁崇煥，其次是金蛇郎君”。一個青史名將，一個虛構奇人，是他這部書中著力表現的人物。
《書劍》走的是野史傳奇的路子，《碧血劍》中，金庸卻開始試圖在“正史”與“武俠”的結合上做一個突破。寫袁崇煥，完全是用正史的筆法，將他當作一個歷史人物來定；而寫金蛇郎君，則完全是一個武俠奇人，身負絕世武功和深仇大恨，並與仇人之女發展出一段淒美的戀情，這則完全是武俠傳奇中的浪漫故事了。
從結果來看，無疑是金蛇郎君比袁崇煥來得成功。金庸在歷史創作方面未能如願，深有憾焉，1975年修訂《碧血劍》時，猶補寫《袁崇煥評傳》附在小說之後。史傳文字自然不能代替小說，但是《碧血劍》卻展示了金庸真正把歷史的大背景融入小說故事之中，在虛構人物的一人一身之愛憎之後，隱藏著一時一代之興亡。從《碧血劍》開始，才真正體現金庸引歷史入武俠的大手筆與大氣魄。修改之後，歷史感尤為厚重。
當地，金庸、梁羽生和另一位武俠小說家百劍堂主，既都寫武俠小說，又是同事，平時來往甚多，於是在香港武俠小說界有“文壇三劍客”之稱。《大公報》一位編輯便出了一個主意，開辟一個專欄《三劍樓隨筆》，請他們合寫一些散文隨筆性質的文字在報上發表，輪流刊載。
於是《三劍樓隨筆》於1956年10月開始，在《大公報》副刊上刊載，每日一篇。
關於這個專欄的性質與定位，金庸曾在他為這個專欄寫的第一篇文章《“相思曲”與小說》中做了這樣的闡述：
“你或許是我寫的《書劍恩仇錄》或《碧血劍》的讀者，你或許也看過了正在皇後與平安戲院上映的影片《相思曲》（Serenade）。這部影片是講一位美國歌唱家的故事，和我們的武俠小說沒有任何共通的地方，但我們這個專欄卻是上天下地無所不談的，所以今天我談的是一部電影。也許，百劍堂主明天談的是廣東魚翅，而梁羽生談的是變態心理。這一切相互之間似乎完全沒有聯系，作為一個隨筆與散文的專欄，越是沒有拘束的漫談，或許越是輕松可喜。”
如他所言，金庸在這個專欄裡信筆揮毫，無拘無束，看似東拉西扯，其中卻蘊涵著他對人生對世事的觀察與思考。在輕松瀟灑的文字背後，金庸透露了他的散文才華。
《三劍樓隨筆》刊載三個多月後即停止，後來另有結集出版。後來梁金二人繼續創作武俠小說，各開宗派，而百劍堂主則轉行寫政論，三人分道揚鑣。但他們聯手創作這樁往事，不但留下了許多質量相當高的隨筆，也在文壇上留下了一樁佳話。
這個時候，隨著中國國內“反右”運動的開展，《大公報》身為左派報紙，政治氣氛越來越緊張，思想控制也越來越嚴格。對於一生都“以多受拘束為苦”，始終重視個人自由與個性解放的金庸來說，這樣的壓力漸漸使他難以忍受。這個時候，他依靠寫武俠小說和影評散文等的稿費，經濟條件已經相當優越，在報紙內部的工作成績也獲得肯定，但是他始終感到與這樣的管理方式格格不入。於是，他選擇了辭職之路。由於之前有劇本創作和撰寫影評的經驗，他便進入長城電影制片公司擔任編輯。這是1957年。
這段時間內他仍沿用“林歡”的筆名，創作了《三戀》、《不要離開我》、《有女懷春》、《小鴿子姑娘》、《午夜琴聲》等劇本。另外，他與程步高聯手執導了由陳思思、傅奇主演的《有女懷春》，和胡小峰合導了由夏夢、李嬙主演的《王老虎搶親》，都相當賣座。
而金庸傳說中一段相當浪漫的情史，也發生在這一時期。據金庸當年在電影公司的同事回憶，他曾愛上一位美麗的著名女星，而是否得到佳人青睞，則說法不一。傳說，這位美麗的女明星，便是當年“長城”的一號當家花旦夏夢。而後來金庸創辦《明報》後，為夏夢所寫的報道和評論，似乎有意無意地印證了這一點。沈西城先生的文章認為，在金庸之後的小說中的美麗女主人公，如《射雕英雄傳》中的黃蓉，《天龍八部》裡的王語嫣，《神雕俠侶》裡的小龍女身上，都可看到夏夢的影子。
情由心生，本是無可確證的事，但是在這些美麗的女性身上，卻的確反映了金庸對於理想女性的傾慕，假若他果真有過全心傾慕的女子，將對於所愛的理想投射於筆下，也是自然而然的事情。特別是黃蓉，容貌出眾，聰穎靈動，具有豐富的性格魅力，被譽為金庸筆下眾美之首，或許，也得益於這段朦朦朧朧，不為人知的感情。
雖然以電影編劇為職業，但在這段時間內，金庸的創作重心仍在武俠小說上。一方面，這種創作給他帶來相當高的收入，另一方面，小試鋒芒的成功使金庸也感覺到了創作的愉悅和興奮，因此，《碧血劍》剛剛完稿，他又立刻為《新晚報》開始寫另一部武俠小說《雪山飛狐》。
不停地在創作實踐中尋找創新突破，是金庸作為一個作家最可貴的地方，也是他成為一代武俠宗師的重要原因。這一次，他把在《碧血劍》中通過人物語言的倒敘和插敘手法發揮到極至，並借鑒了《天方夜譚》中的一個故事由許多人說出的方法，與芥川龍之介小說《密林中》和黑澤明據之改編的電影《羅生門》的表現手法有同工之妙，整個故事由不同的人之口慢慢補全，而每個人又由於自身的主觀原因而對故事作有不同的闡述，產生相互矛盾悖離之處。這樣，一方面把故事講得撲朔迷離、曲折搖曳，一方面每個講故事的人自身的性情、品格，與故事中人的關系、感情，也在講述過程中栩栩而現。這部作品表現風格深受西方文學和電影的影響，可說是金庸小說中結構最巧妙用心的一部，甚至有一個被人傳誦多年的“開放性”結尾——主人公胡斐迫於誤會，不得不與父親好友、愛人之父苗人鳳決戰，最後一刀，砍則殺死對方，不砍則自己送命，在這個節骨眼上，金庸竟此擱筆，留下無限空間任讀者想象——一時間整個香港都在議論：“胡斐那一刀，究竟砍還是不砍？”
而金庸本人對此的說法是：“寫到最後，胡斐的矛盾，就變成了我的矛盾，同時苗人鳳的痛苦，也成了我的痛苦，這兩人如何了斷恩怨情仇，連我也決定不了，所以胡斐那刀到底砍不砍下去，我無法知道……”
對於之前之後寫過無數的痛苦矛盾的金庸來說，這樣的說法多少是個托辭。假如他想要給胡苗一人一個了斷，無論是悲是喜，都應當會是一個讀者能夠接受的結局。但是他卻選擇這樣一種寫法，似乎要告訴讀者，人生中總有無數次可能面臨兩難而又不得不抉擇的困境，這個時刻，能做選擇權的只有自己——胡斐那一刻面臨的問題，更是“我”與“他人”的孰輕孰重的，人生的根本性矛盾之一。所以他把胡斐和苗人鳳的命運留給了讀者，也就給了讀者更深入的思考和回味的余地。
這個時刻，大家或許還都沒有想到，一部奠定金庸“武林盟主”地位，也成為新武俠奠基之作的重大作品就要誕生了。
它的名字是《射雕英雄傳》。
“宋人議論未定，金兵已然渡河。”
正當讀者們還在為《雪山飛狐》的魅力傾倒之時，金庸在他的“三板斧”之後，隆重祭出了他的力作——《射雕英雄傳》。
這部書以南宋抗金、蒙古興起的歷史為背景，描繪了一個氣勢恢弘的江湖世界，“歷史”與“傳奇”完美結合，擁有最生動精彩的一對主角——郭靖與黃蓉，他們的個性的差異與互補始終是“金迷”念念不忘的話題；擁有最豐富鮮明的江湖人物群像——“東邪西毒南帝北丐中神通”成為武林高手代名詞和之後武俠小說競相效仿的對象，甚至被加以再創造，發展出他們各自的歷史和恩怨；甚至連歷史上的真實人物鐵木真等，也栩栩如生。金庸後來寫的許多作品，技巧有過於它，但是，在“創造完整的武林世界”上，《射雕英雄傳》應當是奠基者。
這部百萬余字的巨著，以成吉思汗般的雄偉氣魄，使此前的一切武俠小說都黯然失色。金庸的武俠大宗師地位，也就此奠定。全城轟動，倪匡說：“在1958年，若是有看小說的人而不看《射雕英雄傳》的，簡直是笑話。”曼谷的中文報紙為了搶先轉載，甚至用地下電台來拍發香港當天的登載內容，這可謂是小說史上的奇聞。
著名學者夏濟安先生，也非常愛看武俠小說，在金庸的武俠小說出世之前，已認為武俠小說許多人愛看，卻沒有人好好寫過，是一門大有發展前途的文學形式。他說，將來要是實在沒有其他辦法，他一定想法自己動筆寫武俠小說。後來在台灣讀到《射雕英雄傳》，他就寫信給朋友說：“真命天子已經出現，我只好到扶桑國去了。”借用《虯髯客傳》中虯髯客見李世民的典故，將金庸稱為武俠小說的“真命天子”，已是至高的評價和肯定。
時年為1958年，金庸三十四歲。
此時，作為武俠小說家的金庸，已經擁有了不可動搖的成就，但是作為報人事業，才剛剛開始。那就是金庸一生傳奇的另一半：創辦《明報》。
金庸在長城電影公司，盡管小有所成，但是都未造成大的影響，並不十分得志。當時“長城”在“左”傾思想指導下，拍電影注重思想教育，對於一向注重率性獨立的金庸來說，在這樣的壓力下再次感受到束縛重重，創作意圖得不到發揮。據金庸後來接受采訪時回憶：“後來，我所編寫的劇本好幾個不獲通過，興趣自然大減，到了1959年，對電影制作的方針越趨嚴格，有時整年間也拍不到一兩部戲。”
當時金庸依靠寫作武俠小說和翻譯等收入，已經有相當積蓄，不願再受固定機構限制，開始籌劃自立門戶。權衡之下，“干電影時工作未見順利，自己又沒有能力搞電影公司，相反地，辦小型的報紙，需款不多，但給我發揮的機會較大，故轉而辦報”。
機緣巧合，此時他在異鄉遇到了自己初中同學，當時從事印刷業務的沈寶新。談論之下，一拍即合，金庸便邀他作合伙人，從此開始他們三十多年的合作生涯。後來金庸回憶：“和我共同創辦《明報》的沈寶新先生，是我初中三年級時的同班同學。1938年開始認識，二十一年後的1959年同辦《明報》，精誠合作地辦了三十幾年報紙，到今年已四十九年。在共同辦報期間，挑撥離間的人很多，造謠生非的事常有，甚至到現在也還有。但我們互相間從不懷疑，絕無絲毫惡感。前年我因心髒病動大手術，寶新兄在醫院中從手術開始到結束，一直等了八個半小時。”人生之可貴者，莫過於得良師益友，金庸與沈寶新這樣根深蒂固的友誼，令他們贏得了他們的事業，也成為金庸傳奇生涯的一段佳話。
在經過充分策劃與准備之後，1959年5月20日，《明報》注冊後在香港正式創刊，刊名請到當時香港著名書法家王植波題寫，沿用至今。注冊資金十萬元，金庸占百分八十，沈寶新占百分二十。
最初，金庸只是打算辦一份以刊行他的武俠小說為主的小說周刊，但在沈寶新建議下，改周刊為日報，而《明報》作為報紙的定位，也走嚴肅社評政評和輕松通俗文學兼容並包的中間路線。
而在辦報的宗旨上，金庸則明確貫徹了他長期的獨立知識分子理想。後來他說：“《明報》的‘明’字，取意於‘明理’、‘明辨是非’、‘明察秋毫’、‘明鏡高懸’、‘清明在躬’、‘光明正大’、‘明人不做暗事’等意念，香港傳媒界有各種不同的政治傾向，在政治取向上，我們既不特別親近共產黨，也不親近國民黨，而是根據事實作正確報道，根據理性作公正判斷和評論。”在《明報》當日的發刊詞裡，金庸即表明這張報紙要維護“公平與善良”的立場，而半個月後，他在為《明報》撰寫的第一篇社評裡，又這樣說：
“我們重視人的尊嚴。主張每一個人應該享有他應得的權利，主張每個人都應該過一種無所恐懼，不受欺壓與虐待的生活。
我們希望世界和平，希望國家與國家之間，人與人之間，大家親愛而和睦。
我們希望全世界經濟繁榮，貿易發展，自然也希望香港市面興旺，工商業發展，就業的人多。希望香港居民的生活條件能不斷的改善。
我們辦這張報紙的目的，是要為上述這些目標盡一點微薄的力量。如果我們報道戰爭與混亂，報道凶殺與自殺，我們是很感遺憾的，如果我們報道和平與安定，報道喜慶與繁榮，我們是十分高興的。
我們要盡力幫助這社會公正與善良，那就是我們的立場。”
《明報》誕生了，然而創業起步，困難重重，剛起步時，編輯部不過四人而已。沈寶新管經理發行業務，金庸負責主筆和編務，潘粵生作他的助手，還有一位詩人何達，做不滿一個月後便自行離去。而報紙也不過是一張四開大的四版小報，第一版主要為時事新聞，第二版娛樂消息，第三版小說連載，第四版社會新聞。
起初，《明報》的銷量並不如人意，當時不少人都認為，這份報紙維持不了多久。在創業最艱難的時候，只剩下金庸和沈寶新二人苦苦支撐，甚至不惜以典當來維持。
其時金庸住在尖沙咀，每日在報館忙到深夜，下班時天星小輪已停航，只能改乘俗稱“嘩啦嘩啦”的電船仔渡海。此船有個規矩，如果要即到即開，船費要三元，否則就要等到有六個人登船才開航。而當時為了省下包船費，金庸夫婦寧願捱著冬夜寒風等人，其慘淡可想而知。
而在這種情況下，創業初期，金庸的武俠小說，便成為《明報》維持生存的基本支柱。從創刊第一日起，他就在報紙上連載他的新作《神雕俠侶》。
這個時候，金庸也開始寫作社評，創刊初是兩三日一篇，到當年年底達到幾乎每天一篇。只是他這時的社評，篇幅既短，觀點也未尖銳，因此尚不太受人注目，還沒有後來被譽為“香江第一健筆”的魅力和影響。
最初幾月內，金庸便忙著招兵買馬，聘得幾位出色人才。其中有雷煒坡，當時在《晶報》當記者，被金庸拉來做采訪主任，他以柳鳴鶯為筆名寫的“伶星專欄”，專寫明星的愛情生活等花邊新聞，很受歡迎。另外《明報》早期的“招牌菜”還有簡而清以簡老八筆名寫的馬經，汪昆以“識途老狗”為筆名寫的澳門狗經。
不過在初期，金庸的武俠寫作，仍是報紙的主要支柱：後來倪匡說，“《明報》不倒閉，全靠金庸的武俠小說。”
《神雕俠侶》是承接《射雕英雄傳》的故事，其江湖世界也順理成章地繼承了上一部的設定；不過《射雕英雄傳》的主角郭靖、黃蓉在這本書裡已經年屆中年退居二線，書中主要寫的是前書中人物楊康之子楊過的成長，和他與小龍女感天動地的愛情故事。
《神雕》最大的主題是“情”，強調個人的情愛的自由和個性的解放，因此我們可以發現，“情”在金庸作品中的分量較之以前加大了許多。這部書以失戀之李莫愁、武三通開始，引出層層人物，而到楊過、小龍女二人。楊過是其父母愛情悲劇的產物，而小龍女之師祖林朝英與王重陽，亦終生因愛情而痛苦。到了楊過、小龍女，由於師徒相戀，不為世俗所容，乃至重重曲折後方成眷屬。這個主題是《射雕》的主題的反寫；強調的是一種個人的、自我的欲望，楊過最後放棄了“大俠”的功業而和愛人隱居，是遵從了小龍女的個性和願望，比起《射雕》所堅持的“俠之大者，為國為民”，《神雕》更突出一種屬於女性和弱者的聲音。
與此同時，《飛狐外傳》也在《明報》的附屬刊物《武俠與歷史》上連載。這份雜志上兼顧武俠小說和歷史小說，也連載過很多不錯的作品，除金庸的《飛狐外傳》外，還有他的中篇《鴛鴦刀》、古龍的中期轉型代表作《絕代雙驕》等。由於種種原因，它後來停刊了，頗為可惜。
同時寫作兩本武俠小說，是金庸最艱難的時期。這兩本小說都與金庸早期作品有關，《神雕俠侶》是“後續”，而《飛狐外傳》則是“補完”。在《飛狐外傳》中，金庸借用他早期作品《雪山飛狐》的情節，將在那本小說中退居次位的胡斐形象補充得更豐滿而完整，如果說郭靖是金庸筆下的“為國為民”的“俠”的理想的化身，胡斐則是金庸“鋤強扶弱”的理想的化身。他可以為素不相識的一家三口打抱不平，不為所愛之人的求懇所動。
《神雕俠侶》告捷後，金庸開始寫他的另一部小說《倚天屠龍記》。《射雕英雄傳》、《神雕俠侶》和《倚天屠龍記》這三部小說按時間先後而下，有內容的延續性，因此後來被合稱為“射雕三部曲”。前一部書中的人物和他們的後代在後一部書出現，而推動後一部書中主人公命運的發展，使金庸的武俠世界變得更完整而豐富。
《倚天屠龍記》的最大突破，是其中對於“正邪”的融合與思考。武俠世界中從來正邪不兩立，邪不壓正是武俠的根本原則。然而，金庸試圖從更加人性化和更加真實的層面上，來考察“正邪”的觀念和現實的矛盾，人性中善與惡的矛盾。這種正邪的辯難在他從前的作品中已經出現過，譬如亦正亦邪的人物夏雪宜、黃藥師等。但是，這些人都只是“個體”，把它放到群體和社會的范圍來考察，探討正邪與人性的關系和轉化，則是至《倚天》始大成。當時這樣的小說，對於許多人來說，是一個巨大的沖擊，殺人無數的金毛獅王竟與正派主角張無忌感情深厚，張無忌又當上了被認為是邪教的明教的教主，並與敵國的郡主趙敏發生戀愛，而正派的滅絕師太剛愎好殺，周芷若暗藏心機……金庸後來解釋說：“在《倚天屠龍記》中，我要寫的確是我對人生一種看法，想表達一個主題，說明這世界上所謂正的邪的，好的壞的，這些觀念有時很難區分。……人生其實很復雜，命運跟遭遇千變萬化，如果照一定的模式去描寫的話，就太將人生簡單化了。”
這種“正邪轉化”的觀念造成金庸筆下人物形象的豐富與復雜性，而在他寫的所有人物形象中，也多以正邪參半的形象最有魅力——在《倚天屠龍記》裡，殷素素、楊逍、趙敏這樣的形象，遠比正派的張翠山、張無忌父子令人喜愛而印象深刻。也許，這類在性格上不失真誠性情，有“正”的一面，而又不受世俗約束，有任性放縱的“邪”的一面的人物，其實恰恰是武俠小說中最典型最具代表性的形象。他們身上，既體現了武俠小說放縱性情，超凡脫俗的魅力，又體現了武俠小說對抗法治，濫殺無制的危險。這種“危險的放縱”是武俠帶給我們的一個夢，也是武俠最常遇到的一個質疑；到底武俠能夠將這個夢發揮到什麼地步，又需要什麼底線為限制，事實上，也是武俠小說至今仍然面臨著的問題。
這部作品中的女主角趙敏和周芷若，金庸以為，都是心機太深而不討人喜歡的。不過，這部作品中描寫感情最美好的地方卻是男子之間的情義。張三豐的武當派成為金庸筆下最富有溫情和人性的門派，也為武俠小說世界裡所少見。
而後來金庸修訂的時候，仍然覺得自己當時的感受太過膚淺；經歷了更多年的風風雨雨後，他感傷地道：“真實人生中不是這樣的。因為那時我還不明白。”
從《神雕》到《倚天》，說這幾部武俠小說為《明報》打穩了基礎，應不為過。但是《明報》權威性的建立，卻是依靠它的社評——之後，《明報》成為華文報紙中的著名大報，金庸和他的社評起著決定性的關鍵影響。
1962年，正是中國大陸三年自然災害時期。當時中國民眾面臨建國以來最大的生存困難，在饑餓的逼迫下，大批大陸人，特別是廣東一帶，采取了偷渡香港以求生的方式。當時香港居民已經有三百多萬，自然承受不住如此大批偷渡者帶來的壓力，為了緩和越發緊張的港內經濟矛盾，香港當局用強硬手段將大陸移民押運回深圳，但是仍然無法阻攔移民持續大批湧入。這便是香港歷史上的“逃亡潮”事件。
在事件早期，《明報》保持著平靜和觀望的態度。對於與政治關系密切的問題，金庸出於小心不希望介入。隨後，事情越來越大，《明報》也開始以比較客觀和淡漠的態度來做少量一般報道。但是，隨著事態的發展，采寫新聞的記者們深入底層看到移民的悲慘生活時，都異常激動，要求對移民給予更強烈的關注和幫助；金庸在深思熟慮後，做出了真實報道這樁事件一切真相，並爭取為移民提供幫助的決定。《明報》在這場移民潮中，為移民募捐到大批救援物資，對移民給予了大量同情與援助。
但是在態度上，《明報》則站在港府一邊，金庸認為，對於整個香港的實際利益來說，大批移民的湧入，無疑是一場災難，假如不予解決，便會給港民帶來極大災禍，因此，他支持港府的遣返政策，並批評大陸政府對移民潮的縱容。這便與《大公報》的左派立場產生了分歧，《大公報》也多次發表文章批評金庸與《明報》。由於這場爭論關系到香港市民的切身利益，《明報》的發行量直線上升，自移民潮和筆戰《大公報》之後，發行量從一萬幾千份上升到四萬份，報紙也由小報規模擴展為兩大張。
《明報》事業穩定下來，金庸的武俠小說創作事業也隨之並進。1963年，他在《明報》上連載《天龍八部》，這是他結構最龐大，人物關系最多樣而復雜的一部小說，非具有強大操控力不能為。
《天龍八部》連載期間，金庸受邀赴倫敦參加國際新聞協會主辦的會議，並預備順便在歐洲做一次長途旅行，而此時《天龍八部》尚在連載中，不可能長期停載，在這種情況下，金庸決定找人代筆，這個人便是著名武俠、推理、科幻小說家倪匡。倪匡對金庸推崇備至，曾經說過“沒有人可以代寫金庸小說”。於是，金庸找到倪匡，而當時在場的還有著名作家董千裡先生。
金庸當時說得很技巧：“倪匡，請你代寫三四十天，不必照原來的情節，你可以去自由發展。”
倪匡自己說他當時的想法：“這等於是說：千萬不可損及原著，你自管去寫你自己的好了！換了別人，或許會生氣。但我不會，高興還來不及！若是連自己作品和金庸作品之間有好幾百萬光年距離這點都不明白，那是白癡了，幸好還算聰明，所以一點不生氣，連連點頭答應。”而金庸又說：“老董的文字，較洗練，簡潔而有力，文字的組織能力又高，你的稿子寫好之後，我想請老董看一遍，改過之後再見報！”而倪匡的想法是：“這等於說：倪匡你的文字不好，雖然任由發展，還是不放心，要找人在旁監督，以防萬一出毛病。換了別人，又可能會生氣，但我不會。因為金庸所說是實，董千裡先生文字之簡煉有力，海內外共睹，能得到他的幫助，對我今後小說創作的文字運用方面，可以有很大的改進，所以欣然答應。”
於是“代寫”之事，終於敲定，倪匡雖得了這個“自由發揮”權，但是自言寫得也是戰戰兢兢，等金庸歐游歸來，大概寫有六萬字左右，基本都控制在不影響原著進展的范圍內，後來修改時，金庸為保持他本人一貫風格統一，征得倪匡同意，將這一部分完全刪除。不過倪匡為人，喜出奇招，見到金庸第一句話，便是：“對不起，我將阿紫的眼睛弄瞎了！”原來他說他討厭阿紫其人，所以令她瞎眼。如此說來，倪匡代寫之時，必定還是有其任性發揮的地方，而阿紫瞎眼，則是其中影響全局最大的一處了。
金庸無可奈何，也得接受，但是他自有主意，圍繞阿紫眼睛，失而復得，得而再還，把她與游坦之之間的情愛糾葛寫得更加動人，“淒楚、戀情、偏激、浪漫，都發揮到了淋漓盡致的地步”，竟成一個意外收獲，金庸功力，可見非凡。
後來倪匡一直以此經歷為得意，曾自撰一聯，上聯是：“屢替張徹編劇本”，下聯是：“曾代金庸寫小說”。其實倪匡本人，作為小說家也享有盛名，這樣一副對聯，只是表示他對此二人的推崇而已。
1965年，為了適應面向文化層次較高的讀者的需要，金庸創辦了《明報月刊》，以文化、學術、思想為主，標榜“獨立，自由，寬容”。大陸“文化大革命”期間，《明報》抓住了這個時機，發表大量報道和評論來詳細討論“文革”的走向，分析“文革”的本質，並以其准確的透視力和預測力成為“中國報道權威”。金庸也成為與左派對立的右派媒體代表，而贏得“香港第一健筆”之稱。
1967年，在“左”傾思潮和“左派”勢力影響下，香港的勞資糾紛逐漸擴大成為與政府和社會對抗的暴動事件，這就是香港的“六七暴動”。而金庸也成為“左派”攻擊對象，不得不遠走瑞士避難。然而，禍福相因，在這種沖擊中，《明報》的銷量也從五萬份激增到八萬份。
“六七”之後，香港政治經濟趨於好轉。金庸開始投入發展明報事業。此後金庸在《明報月刊》之外，又先後增辦了《新明日報》星馬版、《明報周刊》、《明報晚報》、《財經日報》等報紙雜志，後來又創辦了明窗、明河、明遠三家出版社，把《明報》拓展成一個報業集團。其中，《明報周刊》以娛樂周刊起家，在著名娛樂新聞采寫人雷煒坡手下蒸蒸日上，成為明報集團除《明報》外贏利最高的刊物，1973年李小龍死亡事件後，已穩坐香港娛樂周刊的第一把交椅。
而《明報》手下，更是人才濟濟，如潘粵生、陳非、雷煒坡、汪濟、王琳、司馬長風、孫淡寧（農婦），張續良、胡菊人、王司馬、林三木、王世瑜、李文庸（慕容公子）、董夢妮等，皆先後在金庸麾下沖鋒陷陣。金庸之用人，有“才”——慧眼識珠提拔英俊；有“情”——真情相待平等共處；有“識”——眼光遠大謀劃全局；有“度”——寬宏大量不計小怨，尤其為人所稱道。
《明報晚報》前身為《華人夜報》，20世紀60年代末創辦不久後金庸便把它交給了王世瑜。據《明報》老職員說，王世瑜初入《明報》，職位只是信差。但這個信差，聰明勤勉，甚獲金庸歡心，很快就由信差，升為校對，助理編輯，編輯，而到最後，更被升任《華人夜報》的總編輯，升職之快，堪稱一時無二。但是由於辦報宗旨遭到金庸夫人的反對，爭執之下辭職，轉投《新報》。當時他年少氣盛，便常在報上拿金庸開玩笑，語多不敬，金庸也只是一笑了之。後來王世瑜自辦《新夜報》，大賺一筆，賺錢後便賣掉報紙，舉家移民加拿大。金庸聽說他不辦報了，立刻邀請他回來重新加盟《明報》，任《明報晚報》和《財經日報》的社長，重新收歸旗下。王世瑜後來對金庸的評語是：“深懂用人之道，懂得放手讓下屬辦事，三十多年來我從未見他辭退過一名員工，或罵過一名下屬，但公司的同事對他都很尊敬。”
王世瑜外，有林三木。林三木在《明報》，起初只是資料室的小職員，得到金庸賞識而被保送到英國留學，歸來立刻出任《明報晚報》的副總編輯，後來總編輯潘粵生去了新加坡《新明日報》，林三木又升任總編，恰值股市狂潮，《明報晚報》時為全港獨一無二的經濟報紙，於是一紙風行，銷路達好幾萬份。林三木便打算自立山頭，另開事業，最終脫離《明報》，自創《信報》，成為《明報晚報》的最大競爭對手。因此，許多人都認為林三木對於金庸，太過忘恩負義，然而，金庸卻反而替林三木辯解：“人望高處，水望低流，林三木有這麼好的成就，我也高興。”
後來，在許多宴會場合，金庸都會遇到林三木，他一見林三木，一定會走過去握手，很客氣地稱呼他做“林先生”，而不似一般老板直呼舊職員的名字。
這段期間內，金庸的武俠小說創作達到了頂峰。
在此期間，發生過一件金梁“筆戰”的往事，可以說是兩大武俠作家在創作基本理念上的一次碰撞。1966年1月香港《海光文藝》創刊號發表了一篇文章，《金庸梁羽生合論》，署名佟碩之（後來知為梁羽生的筆名）。這篇文章比較了金梁作品的異同，說：
“梁羽生的名士氣味甚濃（中國式的），而金庸則是現代的‘洋才子’。梁羽生受中國傳統文化（包括詩詞、小說、歷史等等）的影響較深，而金庸接受西方文藝（包括電影）的影響較重。”
隨後，在分析二人各自優缺點的時候，此文對於金庸提出了以下的批評：
“武”的方面，其一，情節跌宕起伏，變化多端，固然是好事，但是有時便不免於不合理情節，而有些更是傷於人物，並非必要。（當時金庸尚未寫到段譽身世之謎，故而此文將木婉清和段譽的戀愛以為果然亂倫，於是也算在其中。不過段譽身世之謎太過離奇巧合，縱然梁羽生後來知道金庸真正的安排，恐怕也不免詬病。）
其二，詩詞修養不夠，犯了一些平仄和史學上的毛病，如《書劍恩仇錄》的回目不合古典詩文平仄，《射雕》中黃蓉的“宋代才女唱元曲”等。
其三，一些武俠技擊寫得太過離奇，令人不可相信，如天山童姥、六脈神劍這樣的設計，已經近於神怪之道。
“俠”的方面，金庸常邪正不分，混淆大是大非。例如《無龍八部》中，金庸捧“大殺宋國忠義之士，官居契丹南院大王”的喬峰為英雄，不知為何。
“情”的方面，金庸的愛情描寫較為單一，常常發生莫名其妙的多角戀愛，沒有深厚的心理基礎。
金庸對這批評想法如何，他自己一直沒有提起，但是對於梁羽生批評他最主要的部分，也就是“邪正不分”這點上，金庸當時顯然是不服氣的。在《海光文藝》第四期，他寫了一篇兩千多字的小文《一個“講故事的人”的自白》，雖然含蓄，卻可看出是對《合論》的一個回應。在這篇文章裡，我們也可看出金庸在創作武俠時的一些基本理念，他說：
“我只是一個‘講故事人’（好比宋代的‘說話人’，近代的‘說書先生’）。我只求把故事講得生動熱鬧……我自幼便愛讀武俠小說，寫這種小說，自己當作一種娛樂，自娛之余，復以娛人（當然也有金錢上的報酬）……
我以為小說主要是刻畫一些人物，講一個故事，描寫某種環境和氣氛。小說本身雖然不可避免地會表達作者的思想，但作者不必故意將人物、故事、背景去遷就某種思想和政策。
我以為武俠小說和京劇、評彈、舞蹈、音樂等等相同，主要作用是求賞心悅目，或是悅耳動聽。武俠小說畢竟沒有多大藝術價值，如果一定要提得高一點來說，那是求表達一種感情，刻畫一種個性，描寫人的生活或是生命，和政治思想、宗教意識、科學上的正誤、道德上的是非等等，不必求統一或關聯。藝術主要是求美、求感動人，其目的既非宣揚真理，也不是明辨是非。”
從這篇小文裡，我們可以看出金庸創作期間對於武俠的態度：對他來說，武俠小說只是一種娛樂手段，而他致力而為的，也只是提升這種作品的藝術價值而已。他想要寫的，不過是“求美，求感動人”，而不願意將它納入教化體系而成為苦差。之後他在《天龍八部》裡對於喬峰形象的塑造，正是對這個觀點的一個闡明：當時梁羽生沒有預料到，被他批評過的喬峰，身上的異族血統和暴烈個性，使他的個性和面臨的處境更加深刻而復雜，而最終喬峰（蕭峰）以殺身取義之行為，用自己的生命為宋遼換得短暫的和平，更使他的形象升華到金庸筆下當之無愧的第一大英雄之位。在喬峰的身上，契丹和漢族的混淆倒置，反倒使這個人物跨越了狹隘的民族觀念，而具備了更高的意義。
《天龍八部》為陳世驤評為：“無人不冤，有情皆孽”，是金庸寫“情孽”寫到極致的一篇小說，也是他對於“情”的一次探討之旅。在這部書裡，充滿了人性的掙扎與矛盾，每個人都為自己的欲望和感情所困擾，而金庸用來解決的方法，則是佛法的超度和解脫——一些人物因為深受佛法熏陶而擁有心靈平靜和完滿人格，獲得幸福圓滿的結局，例如段譽、虛竹；一些人物則在懺悔中以出家或者死亡解脫。甚至，這本書裡，幾個最大的“惡魔”，都獲得了在佛法中悔過的結局：如慕容博、蕭遠山、鳩摩智，甚至是星宿老怪丁春秋。
然而一方面是體悟與升華，懺悔與救贖；另一方面也是不可改變與痛苦；在無名老僧的教化之外，有兩類人不能為佛法所超度：一種是如蕭峰這樣的大英雄大俠士，不能也不肯用佛法為心中的問題尋求簡單的答案，最終不得不為此付出悲劇的代價；另一種是阿紫、游坦之間或慕容復這種執著於“情”或“欲”的凡人，他們寧願選擇與他們的愛情或者欲望共生，或者共滅——阿紫與游坦之選擇了各自的殉情方式，而甚至最富慈悲心的段譽也放棄將慕容復接至大理的念頭：“我覺得他們可憐，其實他們心中，焉知不是心滿意足？”
這樣糾纏轉化，難判難定的愛欲之謎，使作品具有了更加深沉含蓄的意味。
20世紀60年代末期，金庸思想理念都更加趨於成熟，創作因為擺脫經濟壓力，自由度也更大，因此作品中便加入了更多對於人性和政治、社會、文化的思考。這個階段他寫出了他的最後兩部長篇：《笑傲江湖》與《鹿鼎記》。這兩部長篇小說無論在新派武俠史或者金庸本人的創作史上，無疑都占有極其重要的地位。
關於寫作《笑傲江湖》的動機，金庸曾這樣說過：“寫《笑傲江湖》的那幾年，‘文化大革命’奪權斗爭正在進行得如火如荼，當權派和造反派為了爭權奪利，無所不用其極，人性的卑污集中地呈現。我每天為《明報》寫社評，對政治中齷齪行徑的強烈反感，自然而然地反映在每天撰寫一段的武俠小說之中。”
然而，這並不是一部影射攻擊性的作品，正如金庸所說，他想要做到的是“通過書中的一些人物，企圖刻畫中國三千多年來政治生活中的若干普遍現象”。這是金庸作品中惟一不涉歷史背景的一部，金庸借了這樣的寫法，正要闡釋，這本書裡所寫的，不是一朝一代的興亡離合，而是主宰中國三千多年的普遍欲望。
這是一部關於“權力”的小說，主人公令狐沖，是一個“權力”的旁觀者，他對權力沒有欲望，然而卻置身於許多權力斗爭的中心，參與了華山派、嵩山派、少林派、日月神教等許多門派的權力之爭。通過他的眼睛，我們看到一幅政治旋渦中的人物長卷：貪婪者為權力欲控制而墮落為惡；弱小者為強權迫害而身家難保；上位者為欲望迷惑，失權奪權皆如一夢；邊緣者為權力播弄，求離不得求存不能……而又演出滅門破家、夫妻懷恨、師友相殘的悲劇。《倚天屠龍記》的正邪困惑，在此發展到極致：一旦被貪欲所控制，無淪是“正派”還是“邪教”，都無法逃脫這一人性的枷鎖，左冷禪、岳不群、東方不敗、任我行，無論怎樣的君子掌門，英雄梟傑，都為了權力二字，成了自己欲望的可憐、可悲、可笑的犧牲品。有人說，讀《笑傲》令人心冷，誠然。而令狐沖，則是在這場悲劇中，幾乎惟一保持了清醒和主動的人，最終得以退出旋渦，攜愛隱世。然而，這種退隱的代價，也是他失去了本來如同親人般的師父、師母和滿門師兄弟，失去了曾經深愛過的小師妹，失去了許多正派邪派的好友尊長，在令狐沖和任盈盈終成眷屬、曲終奏雅的另一面，是無可奈何獨善其身的悲涼。
《笑傲江湖》在《明報》連載之時，西貢的中文報、越文報和法文報有二十一家同時連載。南越國會中辯論之時，常有議員指責對方是“岳不群”(偽君子)或“左冷禪”(企圖建立霸權者)，影響之大，可見一斑。
而《鹿鼎記》一出，則在讀者中掀起一場大騷動，甚至有許多讀者寫信來提出這部書是否金庸所寫的疑問。金庸自己覺得：“《鹿鼎記》已經不太像武俠小說，毋寧說它是歷史小說。”《鹿鼎記》最令人困惑之處，便是這本書的主人公，已經不是傳統武俠小說中的大英雄大俠客，而武林在皇權和官府面前，也顯得異常無力，“武俠”的英雄氣概，灑脫胸懷，一下子間，仿佛被顛覆掉了。
這個主角韋小寶，用一句話概括說，是一個“市井小混混”。他經歷奇特，但是本質平凡，與從前的俠客們相比，他不具備遠大志向和高尚品格，人生目標非常簡單：第一，生存，第二，金錢與美女。但是，就是這樣一個卑微的小人物，違背一切理想原則，卻符合一切現實條件。他雖然不符合武俠的國家理想，卻滿足了人們在閱讀武俠小說中寄托的一切私人欲望：財富、美女、主宰他人的權力、成名……他雖然在“道德”上，違背了許多俠客的基本信條，卻因為在“人情”一面異常周到而討人喜歡。因此，甚至連金庸自己都難以對這個人物進行定位了。他寫《韋小寶這小家伙》，既承認他身上可愛重義氣一面，又強調他違反道德的一面。而他對於韋小寶的態度，恰恰體現的便是這種“道德”與“人情”的矛盾。他既稱韋小寶為“這小家伙”，口氣自然是異常愛護：“我寫《鹿鼎記》寫了五分之一，便已把韋小寶這小家伙當作了好朋友，多所縱容，頗加袒護，中國人重情不重理的壞習氣發作了。”但是寫這篇文章的時候，金庸已頗有道德教化之心，對於人性與現實之外，需不需要承擔道德職能，顯得動搖困惑起來了，所以又要強調：對於中國的處境，“韋小寶作風”還是少一點為妙。
作為小說家來說，金庸本不必承擔筆下人物的教化功能。當年回答論難時所理直氣壯地堅持的“藝術主要是求美、求感動人，其目的既非宣揚真理，也不是明辨是非”，到了他晚年，看來已經有所修正和改變。後來他封筆多年之後，號召青少年要做郭靖、令狐沖，不要做韋小寶，則更是以說教代小說，作為文化名流，這樣的號召本無可厚非，但是身為人物的創造者，還要做出這樣的號召，就不免顯得虛弱無力，顧盼躊躇了。
這其實是武俠小說長期面臨的一個質疑：武俠是不是在“誨淫誨盜”？武俠小說自出生始，是否要為其中的負面因素負責？讀者接受作品中的什麼，跟作者是否有關？當金庸是個商業性作者的時候，他可以完全不顧及這些，只在意自己的創作藝術；但是，當他一旦成為社會名流，被尊為武俠大宗師之時呢，他是否會改弦更張，皈依“正”途？
我們無法猜測金庸當時和如今的想法。但是，可以肯定的是，隨著金庸的名望日重，他開始將他本來所輕視的武俠創作當作正經文學來對待，或者至少，盡管他仍對通俗小說這種體裁在文學史上的地位相當輕視，認為武伙小說本身“算不了什麼”，卻也在試圖使“金氏武俠”成為超越於其他各家武俠小說的存在。1972年底，金庸宣布：“如果沒有什麼意外，《鹿鼎記》是我最後的一部武俠小說了。”然後，金庸用了十年的時間，精心修改每一部作品，逐次出版。
在武俠之外，金庸對於“歷史”和“學識”非常執著。當年《金庸梁羽生合論》批評他在文史修養方面的不足，金庸當時並未正面回答，但是修訂的時候，他便十分在意。《書劍恩仇錄》中的回目被重新寫過，而《神雕》中黃蓉唱曲的部分，雖未刪除，卻多加注釋解說。《倚天》等作品的回目，用詩詞加以重新寫過，而金庸對於歷史考據的癖好和為此加上的許多注釋，則幾乎到了令人詬病的地步，如《鹿鼎記》中，對於人物形象完全虛構的建寧公主實有其人的考證，就頗不必要。但是，另一方面，小說中的歷史感的增加，對小說的藝術水平有所補益，例如《碧血劍》中加入大篇幅關於歷史的思考，成為《碧血劍》的重要藝術價值所在。而李自成縱兵入都，李巖蒙冤身死之事，寫得尤為沉痛，常被認為是《碧血劍》一書中最精彩的段落之一。
除去刪掉《天龍八部》中倪匡代寫的文字外，在情節和人物上，金庸也做了相當大的改動。一種是對於過於離奇的情節的刪減，如《倚天屠龍記》中的“玉面火猴”，《射雕英雄傳》中的“捕捉血鳥”、“蛙蛤大戰”。另外一種是對於故事發展因果和人物行為的再解釋和再敘述。如《書劍恩仇錄》鐵膽莊周仲英殺子一事，由原來的小兒周英傑受千裡鏡誘惑告密，周仲英為義親手殺子，改為周英傑被激失言，周仲英一怒之下誤殺親子。舊版中這個情節，與梅裡美的小說中某情節很相似，金庸或許是因為此原因才將它改去；但是這樣一改，固然消減了原來的殘忍可怕色彩，但是也使這個情節失去了原來的沖擊力，顯得頗為多余。又如《射雕英雄傳》中，楊過的母親本為捕蛇少女秦南琴，為楊康強暴生子，而楊康所愛的穆念慈則在楊康死時自殺殉情。新版則改去殉情一節，將她們二人合而為一，使情節更為緊湊，但也有人認為，卻使這段情孽失去了舊版的哀婉動人的色彩。
舊版新版優劣之爭，歷來是永恆話題，爭論不休，大家往往以各有千秋的話來調和。而論實際喜愛，則大半與感情有關，以自己第一次看到的版本先入為主。金庸在報紙上連載時的老讀者，便大多鍾情舊版，認為舊版率性而來，生動自然；而讀到出版版本的金迷，則多鍾情修訂版本，覺得新版用心良苦，嚴謹精密。
到1982年，金庸作品集全部出齊，金庸將他十四部長篇每篇取首字，自撰一聯為“飛雪連天射白鹿，笑書神俠倚碧鴛”。包含他十四部中長篇小說，依次為《飛狐外傳》、《雪山飛狐》、《連城訣》、《天龍八部》、《射雕英雄傳》、《白馬嘯西風》、《鹿鼎記》、《笑傲江湖》、《書劍恩仇錄》、《神雕俠侶》、《俠客行》、《倚天屠龍記》、《碧血劍》、《鴛鴦刀》，再加他惟一的一個武俠短篇《越女劍》，共十五種三十六冊。此時，金庸五十八歲。
有趣的一點是，金庸第一部武俠小說《書劍恩仇錄》的主角，為生於海寧世家的書生俠客陳家洛，最後一部武俠小說《鹿鼎記》的主角，則為生於揚州妓院的小混混“反俠”韋小寶。盡管兩人個性、品格、成敗都完全形成鮮明對比，卻都是出身於金庸所眷愛的江南，而金庸的武俠生涯，從寫“書生救世”到寫“玩世不恭”，也始於斯而終於斯。後來，雖然多次出現他要重拾俠筆的傳聞，以及他也曾說過，有寫一本歷史小說的打算，但是，最終都再也未成事實。
隨著《明報》事業蒸蒸日上，武俠小說風行於世，中年以後，金庸成了社會文化名流，於新聞界與文藝界皆有重要影響，也是大陸和台灣都想結交的文化朋友。20世紀70年代中期後，金庸數次受邀訪問台灣與大陸，與政要進行會談，並漸漸參與高層政治活動。
1973年，金庸應邀訪問台灣，與蔣經國、嚴家淦進行會淡。當時他聲稱自己是以《明報》新聞記者的身份，而非《明報》社長和武俠小說家的身份。這二人都是“金庸迷”，但會談中涉及問題，皆是關系到海峽兩岸未來的重大政治問題。回港之後，金庸在《明報》上連載了他的名為《在台所見·所聞·所思》的旅行散記，記錄了他在台灣的見聞，也闡發了他關於台灣地區乃至整個中國現狀和未來的思考。
“文革”結束，十—屆三中全會召開之後，《明報》密切關注大陸的改革政策，大量報道了改革的巨大成果，對改革開放政策和經濟建設表示了支持。因此，1981年7月，金庸應邀訪問大陸。
在人民大會堂，金庸與鄧小平進行了長淡。鄧小平作為政治家的自信、睿智，對歷史和現實的清醒與明察，給金庸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對中國政府也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
會見過鄧小平後，金庸偕妻子兒女回到了闊別三十年的家鄉。故人相見，自有一番感慨唏噓。而後，金庸游覽各地風光，飽賞了許多他曾在筆下描寫過，卻長期無緣得見的奇麗景色。在新疆天池邊上，他驚喜地從維吾爾族孩子的手裡，看到了他曾在小說中描寫過的，陳家洛冒著生命危險為喀絲麗采來的天山雪蓮，好奇之心大起，便用一塊錢買了兩朵，帶回香港。
其後，金庸頻頻涉足高層政治活動。1984年，他再度應邀訪問北京，與胡耀邦、胡啟立、王兆國等會談，這些黨內高級領導人，也給他留下了良好的印象。在看到大陸的經濟與民生狀況都有了大幅度改善之後，《明報》對大陸的態度開始從對立向友好轉化，接受中新社提供的官方報道，對大陸的感情傾向也改為褒多貶少。
在和鄧小平、廖承志等人會談之後，金庸逐漸了解到中國政府對於香港的態度，並決定通過自己和《明報》的力量，為香港回歸祖國盡力，投身於香港回歸祖國的事業之中。因此，1985年，中方委任金庸為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委員，並擔任“政治體制”小組負責人，成為政制方案的主要起草者。
對於自己的正式投身政壇，金庸的解釋是：“我認為我應該為我所愛的香港出一番力。我於1948年來到香港，身無分文，此後在這裡成家立業，過了幾十年自由自在的生活，香港給予我的實在極多。我在香港社會中受到愛護尊敬，能有較好的物質生活，心中常自有感激之情，只覺得我比別人所得為多，而回報不足。這一次有機會為香港花五年心力，真正做一件重要的事，然後退休，心中會感到安慰。”
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員會中，派別林立，各執己見，爭吵不休。基於他的一貫立場和“報答香港人”的願望，金庸始終在尋求一條調和的道路，既堅持為香港六百萬人謀福利，又不損害回歸事業的大局。
經過多次醞釀，金庸起草的“主流方案”出世。方案協調各方意見而偏於保守，在發表時遭到激進派的批評。但是金庸堅持認為，這個方案是最適合於香港現階段局勢，能夠逐步推進的協調方案，而此方案也於1989年2月21日在全國人大常委會上通過。
心事既了，又由於種種原因，金庸於1989年5月20日，亦即《明報》創刊三十周年的日子，宣布退出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員會，並宣布卸任《明報》社長職務。
在金庸的內心中，他對於歷史上為國建大功、立大業，又能不貪權位，急流勇退的范蠡、張良，始終懷著向往效仿之情。這種由“儒”入“道”，在“兼濟天下”後“獨善其身”的思想，貫徹於他的武俠小說之中。
而他的宗教情懷，則是另一重推動力。1976年金庸的長子查傳俠於美國哥倫比亞大學自殺身亡，金庸在長期悲痛之後向佛法尋求解脫，從而皈依佛教。佛教所求的是輕視身外的欲望，求索精神的升華，使金庸進一步堅定了放手名利事業，毅然退隱的決心。
盡管自己希望輕松無礙，卻不能將一生心血隨手拋棄。退隱之前，金庸所最為掛心的，自然便是《明報》的著落。子女們全對新聞事業不感興趣，繼承家業恐不可行；從前那些老友，又出國的出國，倦世的倦世，面對著如何能保持《明報》的長期繁榮發展，金庸可謂殫精竭慮。於是，在20世紀90年代初，他做出讓《明報》企業掛牌上市的決定，減少自身對於《明報》的控制和責任；同時，他在上門求購者中精挑細選，選中了智才顧問公司的管理人於品海。金庸自述原由是：“經過相當長時間的交往了解，我覺得於品海先生的經營管理才能令我十分佩服，正是鞏固與發展明報企業的理想人才，同時他對新聞事業具有熱誠，那是非常難得的性格。”1991年12月，金庸正式賣出《明報》，退隱江湖。
卸去一身重擔，金庸開始圓他多年的學者之夢。1992年，金庸到英國牛津大學做訪問院士半年，並榮膺法國榮譽軍團騎士勳章。
榮譽加身，但是金庸對於自己年齡和精力所限，不太可能再在學術領域真的開疆拓土的事實，也看得很清楚。回港之後，記者采訪金庸在英國的感受時，問到“你這半年還有什麼抱負，希望在余生中達到”時，金庸回答：“我在牛津時，是希望能夠做些學術工作，但我的個性不適合，學術的基礎也不好，現在才開始，已經做不成世界一流的學者了。我還是比較適宜做創作的工作，我沒有積極的抱負，但求平平淡淡，生活自由自在就最好。”
不過，雖然他選擇了逍遙退隱，但仍然沒有不聞外事，對香港的政治十分關注。在此前的1990年2月27日，香港基本法獲得最後通過。這次訪問回到香港後，新任香港總督彭定康出台“政改方案”，在一些改革措施上完全違反中英之前的協議，引起了國際上的爭端。金庸向彭定康勸說無效，便再次援筆撰寫政論，對彭定康方案中違背實際情況的一意孤行進行了批駁。不過，金庸此時也已沒有當年筆戰群雄的精力和熱情了，寫了兩篇社評表達清楚自己的觀點後，他便離開香港，再次返鄉。
這次回鄉，他拜訪了中學時代的數學老師，也是20世紀30年代的著名文人章克標先生，此時金庸年垂七十，而章先生已是九十三歲的老人。師生敘談五十多年前的往事，言笑甚歡。
就在這同一天，金庸又重游了自己的母校：袁花鎮中心小學。應校長邢祖康之請，金庸為學校揮筆寫下了這樣幾句話：“重游母校，深感當年教誨恩德。袁小舊生查良鏞（金庸），1992年12月3日。”
此外，金庸決定捐款300萬人民幣，為自己曾讀過中學的嘉興市建造一座圖書館。
也就在這一年，加拿大哥倫比亞大學以“全世界讀者最多的小說家”的評價，授予他文學博士稱號。
1993年3月，金庸再次到北京，與江澤民會談，中國的第三代領導人，給金庸留下了很好的印象。歸來寫有長文《北國初春有所思》，記錄他在大陸的見聞，以及他關於大陸和香港未來的思考。這年4月l日，金庸宣布辭去《明報》企業董事局主席之職，改任名譽主席。從此，金庸完全退出了《明報》。
此後，金庸在中外各地游山玩水，飽覽世界風光。此外，則讀佛經，聽音樂，下圍棋。
隨著金庸小說風行於世，學術界也受到了震動，開始重新估定金庸小說，乃至通俗小說整體的價值。葉洪生先生寫於1992年夏的《“偷天換日”的是與非——比較金庸新、舊版〈射雕英雄傳〉》中便提到，“近年來在有心人士的推動下，港、台兩地甚至大陸，又掀起了所謂‘金學研究熱’”，語雖含貶，事實難避。
1994年3月，北京三聯書店隆重出版《金庸作品集》。
就在這一年的8月，北京師范大學中文系王一川教授組織策劃的《20世紀中國文學大師文庫·小說卷》中，把金庸列為20世紀小說大師之一，名列魯迅、沈從文、巴金之後，位列第四，老捨、郁達夫、王蒙之前，而之前聲望卓著的茅盾，竟然未曾入選。頓時，在文化界乃至新聞界，都掀起軒然大波，在報紙“金庸取代茅盾”這樣聳人聽聞的標題下，一時眾說紛紜。在《中國青年報》為此專發的消息中，引用王一川的話說：“文壇長期不談金庸，是不公平的。他的作品體現了中國文學發展的方向：雅俗共賞。”時年他三十五歲，而值得注意的是，在眾多聲音中，要求重估金庸地位的，大多是一些不滿四十歲的大學教授、副教授或博士。在他們的青年時代，他們由於好奇和興趣自然而然地接受了金庸小說，並為其藝術魅力所感染。這不僅僅是對金庸一人的評判變化，也是歷代以來對於文學的評估標准、價值測定既有規則的反思和顛覆。
在討論中，金庸小說在學術界的影響越來越擴大。同年10月，北京大學授予金庸名譽教授稱號。在授予儀式上，金庸為北大師生作了關於中國歷史的演講。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中國現當代文學專業博士生導師嚴家炎先生在儀式上作了題為《一場靜悄悄悄的文學革命》的賀詞，稱：“金庸小說的出現，標志著運用中國新文學和西方近代文學的經驗改造通俗文學的努力獲得了巨大的成功。”
但是，在金庸開始進入正統文學史的時候，爭論也就隨之而起。正當一批學者驚喜於文學史學作品中的新血，認為金庸作品為“溝通雅俗”提供了重大意義的時候，另一批堅持傳統文化立場的文化界人士則站出來反對，宣布“拒絕金庸”。
首發炮彈是1994年12月2日《南方周末》上鄢烈山的一篇文章《拒絕金庸》。在這篇文章中，對於金庸和武俠小說最強烈的批評，就在於“武俠先天就是一種頭足倒置的怪物”。他認為，武俠強調虛幻的個人力量，不符合歷史真實，又鼓吹反社會意識，與現代社會的根本精神相悖，武俠小說是“精神鴉片”。
這篇文章並非無懈可擊，但是卻觸及了武俠的根本存在價值問題：武俠作品中的武俠，到底是作為什麼而存在？是“成年人的童話”，還是使人陷入夢幻的精神鴉片？或者說，這仍然是金庸曾經回答過的問題：武俠小說要不要為它的教育功能負責？文學需不需要規定基本傾向和立場？文學的“社會意義”是否僅僅依靠它的現實意義來判斷？消遣文學到底有沒有存在的價值？等等。
針對這篇文章，嚴家炎寫了《答“拒絕金庸”——兼論金庸小說的文學史地位》對《拒絕金庸》的邏輯進行了反駁，另有童志剛在《今日名流》上發表《且慢拒絕金庸》，針對鄢文中說他拒絕讀金庸作品的行為，建議鄢先生先去讀完金庸作品和金學研究著作後再來發表高見。
沸沸揚揚的爭論過後，隨著學者呼叫，通俗文學越來越受關注，在文學史中占的分量越來越大。“雅”、“俗”的對立統一，也成為許多文學研究者關心的問題。而金庸作為當代通俗文學作品的成熟代表，自然被作為典型受到最高的關注。
1998年，在美國召開了金庸小說與20世紀中國文學國際學術討論會。1999年，文化藝術出版社出版了評點本《金庸武俠全集》，評點者為大陸多位金庸研究專家。同年，金庸被聘任為浙江大學人文學院院長。隨著“金庸熱”的升溫和網絡的普及，世紀末終於爆發了一次涉及社會各文化層次的大論戰。這場論戰的起源，是著名的“痞子作家”王朔的一篇《我看金庸》。
平心而論，這篇文章沖擊力，是在它語氣的“罵”上，並提了“四大天王、成龍電影、瓊瑤電視劇和金庸小說，可稱為四大俗”。而在基本論點上，實際並未超出鄢烈山的指責。但是由於王朔的名氣大大超過鄢烈山，曾經也影響過一代青年，而網絡的推廣使大家自由、迅速地發表和交流意見成為了可能，因此，此文一出，立刻在網上掀起了軒然大波，兩邊的支持者在新浪上的“金庸客棧”和“王朔個人聊天室”中，發貼爭論，硝煙滾滾。其中，許多金迷由於感到自己心愛的作者作品被侮辱謾罵，感情受到傷害，因此非常憤怒，乃至口出粗言鄙語，種種有之。王朔這篇文章本身並非是嚴肅的學術探討，因此這場論爭主要發生在讀者之中，意氣成分較重。這也可以看出，通俗小說的地位提高，不但改變了通俗文學的命運，而且也使從通俗文學出發，沒有強大學術基礎和文化背景，只是單純抒發身為讀者的感受的“通俗評論”，成為一種不可忽視的聲音。
金庸本人對此的反應，卻顯得比較平靜，接受采訪時只是泛言“王朔先生與我不會有個人恩怨，我的小說既然是文藝作品，總會有人說好，有人說差。我非常歡迎有人批評我的小說”。隨後在《文匯報》上發表一篇短文《不虞之譽與求全之毀》，意思相近。
與本文同時刊出的，還有著名金庸研究家陳墨先生的文章《金庸小說長盛不衰值得研究》，對王朔的觀點進行了批評。數天後，在《中華讀書報》上刊登出中國社科院研究員袁良駿的《再說雅俗——以金庸為例》，指出傳統武俠小說五大弊病，在肯定金庸小說比起舊武俠的四點進步後，筆鋒一轉，抨擊金庸小說從根本上，仍然沒有脫離舊武俠的局限，仍然是一種陳腐落後的作品。
對於金庸小說的論爭，由此擴大到學術界內。隨後，嚴家炎先聲撰文捍衛金庸小說的價值，而袁良駿先生則再撰文反擊。在這一過程中，許多網友也參與了討論，對論爭發表了他們各自的看法，對於金庸小說的爭論，還會長期一直延續下去。
有趣的是，對於金庸的批評，基本是對武俠小說的“整體意義”作評價，而為金庸小說正名，則重在強調金庸小說“個體”的藝術價值。隨著“金學研究”的越來越深入，許多學者對於金庸的態度，也由當年的驚喜開始向反思轉化，金庸小說和武俠小說到底應該被放在什麼樣的位置上，而金庸之外的武俠作家，如古龍、溫瑞安等，又應該被如何評判，金庸的創作是不是真的“超越於一般武俠小說”，是不是真的代表了“打通雅俗”的可能，而支持武俠的一方是支持“武俠小說”的生存發展，還是僅僅將“金氏武俠”送上文學史的高位，看來還是一個有無窮開拓領域的話題。
2000年11月，在北京大學召開了金庸小說國際研討會。金庸現在擔任浙江大學人文學院院長，並於2002年5月受聘為華東師范大學教授。如今，他已經招收了他的第一批博士生，並且在訪談中，透露出寫一部中國通史的計劃。隨著央視投拍的由金庸小說改編的電視劇播映，金庸再次成為媒體的熱門話題，而重新修改他作品的計劃，則又引發了讀者的大規模爭議。看來，“隱”亦不易，年過八十的金庸，依然暢游於名與利、文與商、個人與公眾、政治與藝術之間，而諸多是非功過，也只能留待後來人評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