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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天我接一電話，上來就問我掙錢不掙，我說你丫沒病吧，我知道你誰呀，對方說連我都聽不出來，我說聽著耳熟，有點兒像給唐老鴉配音的那人，他說我你大哥，我說我還你大爺呢，他又說我找你寫過劇本呀，這麼快就忘了。哦，原來是那個被王大鵬逮起來的影視公司老板。
我問他什麼時候出來的，他說根本就沒進去，上個公司的法人代表是他弟弟，出了事他弟弟頂著，而且合同也是他弟弟簽的，所以他至今逍遙法外。他還說最近又成立了一公司，還搞影視，問我想不想入伙，我說上回忙乎了半天，一分錢你也沒給我，這種事情你還是找別人吧，他說那件事兒是我不對，不過這次絕對是真的，我要是騙你我就是孫子，你要有興趣，我們就繼續合作。我說，那好吧。
就這樣，我又有了工作，跟隨一個五人的攝制組拍攝文娛片，制作完成後賣給北京台和各地方台播出，所以我們的名片一律印制“北京電視台編導”的頭銜，以便各處招搖撞騙。名片這東西可不就是明著騙。
這裡有我兩個同校師兄，先我進來一個多月，管技術的，我還他鄉遇故知似的沒事兒就找他們聊天，可他們對我嚴冬般寒冷，簡直熱臉蛋貼到冷屁股上，後來瞧他倆那操行，我也懶得搭理了，形同陌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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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道老板從哪兒弄了一輛“別克”，每天都是一個人開著它上班工作，回家睡覺，喝酒洗澡。後來不知道他從哪兒挖來一個野模兒，她整日坐在副駕駛的位置，陪伴老板上班工作，回家睡覺，喝酒洗澡。再後來，這個女孩成了我們的節目主持人。
女孩叫阿燦，人漂亮，文化低。一次我們趕了個大早，去某風景秀麗的河畔出外景，攝像機位擺好了，反光板打好了，話筒吊桿也架好了，只要阿燦把幾段串場詞說下來就OK，可她的表現讓我們大失所望，不足百字的台詞，反復說不利索。太陽越升越高，我們縮小了攝像機的光圈，阿燦對著攝像機仍然吞吞吐吐，詞不達意。吃過午飯，我們繼續拍攝，情況如初，太陽慢慢向西邊靠攏，我們又增大了光圈，無奈地看著阿燦對著攝像機語無倫次。終於，在深夜的時候，我們完成了拍攝，幸好出門的時候我們多個心眼，帶了照明燈。
老板看了這期節目的樣帶，並未對內容做出具體修改意見，只是說以後最好白天出外景，別趕在晚上。我們點頭說是，有苦難言。老板還說，主持人出鏡時一定要打出字幕，讓全國人民認識我們的主持人。我心說，主持人是你一個人的，不是我們的。
為了提高工作效率，我們在拍攝前三天便將台詞交給阿燦，台下三天功，台上一分鍾，希望她能在拍攝的時候一氣呵成，可阿燦根本不往心裡去，面對攝像機的表現依舊拙劣。我們不好說她什麼，也許她確實繁忙，總被老板使喚，就像我們被老板使喚一樣。盡管同為使喚，性質卻不一樣。
制作節目時，我們自始至終將畫面上打上阿燦的名字，老板見有了名字，便不再審查節目質量，我們也算得以過關。
後來公司接了幾個廣告的活兒，涉及產品從塑身內衣到男士營養液，老板要求一致以阿燦為拍攝主角。我們只好照辦，拍內衣廣告的時候，讓阿燦在不暴露過多風情下，以坐、臥、站、趴等姿勢在鏡頭前搔首弄姿一番，拍壯陽口服液的時候，把阿燦臉蛋畫得紅紅的，一臉的幸福，旁邊一個面黃肌瘦、跟柴雞似的女人不無羨慕地說，“我老公工作忙、應酬多，到了家就筋疲力盡，哪像你們家那位。”這時阿燦說，“心動不如行動，多虧有了XX口服液，他好我更好！”
這樣，當我們的節目在電視台播出的時候，不僅主持人是阿燦，連中間插播的廣告都是阿燦拍的，阿燦鋪天蓋地走進老百姓的生活，為人民所熟知。老板得意地說，要的就是這樣。然後和阿燦鑽進“別克”，向燈火闌珊處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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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綢道模特公司辦了一個全國大賽，阿燦要參加，老板不讓，他清楚這裡面的暗道玄機，怕她跟別人跑了。但阿燦執意參加，她說你是我什麼人，你又不和我結婚，我干嘛要聽你的，把老板問卡了殼。他只好說，隨便你吧。
比賽那天，阿燦自己花錢買了門票，邀請我們去現場加油，老板找了個借口，沒去。
比賽在電視台的演播大廳舉行，非現場直播。我們坐在第三排，第一排是評委，第二排是贊助此賽事的各企業老板。
在隆重的音樂聲中，女模特出場了，身著晚禮服，儀態端莊，婷婷玉立，台下掌聲雷鳴。我們看到阿燦掛著29號牌子款款走來，齜牙咧嘴，倍兒高興的樣子。
女模特第一輪展示過後，開始男模特亮相，觀眾紛紛離開座位去上廁所、抽煙、打電話，轉眼間所剩無幾。男模比賽在冷冷清清的觀眾和稀稀拉拉的掌聲中草草結束，女模泳裝大賽開始，觀眾不知從何處突然冒出，現場再次座無虛席。
女模們穿著比基尼在台上扭腰擺臀地走來走去，光彩奪目，還往腿上抹了油，兩條腿又長又白，長得跟等著下鍋的油條似的。個別女同志因為臀部豐滿或褲衩太小，而露出兩側屁股蛋子上的肉，明晃晃的，其中一個模特一定是大病初愈或帶病參賽，我清楚地看到她屁股上還有兩個針眼，一邊一個。
更絕的是，泳裝展示的背景音樂居然用二胡民族小調，多數選手面無表情地在台上走過，腰間掛著自己的號牌，很容易讓人聯想到這是誰家過不下去了，在賣姑娘。
這一環節阿燦穿了一身火紅的比基尼，分外妖嬈，表現極為突出，我聽見坐在前排的一個老板對評委說：“我去找29號聊聊。”就去了後台。這個老板我們都認識，經常在電視上拋頭露面，是某知名民營企業的老總，曾放話，他的企業在未來五年內將成為國際品牌，登上世界的舞台。
不一會兒，該老板回來了，微笑著說：“搞定了，你們控制一下吧。”然後塞給評委一個挺厚的信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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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賽的最後一個環節是綜合素質考察，我們替阿燦捏了一把汗，太清楚她的底子了。但阿燦的表現出乎意料，用口若懸河描述都不為過，讓我們驚訝不已。這時候評委回過頭向那個老板會心一笑，後者回復了微微一笑，說，非她莫屬了吧。
而另幾個模特在此環節中的表現都不盡人意，被主持人問得瞠目結舌時，台下居然響起了女觀眾幸災樂禍的笑聲，評委又回過頭跟老板說，沒人罩著就是不靈。
本次大賽設立了秀發、肌膚、氣質、上鏡、網上人氣、風度、身材、潛質、親善、形象、台風等獎項及優秀獎十名，季軍三名，亞軍兩名，冠軍一名，所有參賽選手無不手捧獎杯，滿載而歸，卻苦了主持人，一口氣要念這麼多人名。
阿燦不負眾望，拿了冠軍，卻讓我們的老板失望至極。
隨後的頒獎儀式，各企業老總走上舞台，滿面淫笑地向佳麗們頒發獎品。那個民營企業的老總將金燦燦、看上去沉甸甸的桂冠戴在阿燦的頭上，可能是阿燦臉小得可愛，桂冠幾次從頭上滑落下來，看來冠軍不是誰都能當的。但別的不說，至少阿燦有身材有臉蛋，就算對得起觀眾，不像幾家企業的女領導，說不利落“祝本次大賽圓滿成功”的話倒也罷了，偏偏還要讓模特們簇擁著她風韻不存的身體合影留念，也不嫌磣，怎麼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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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屆比賽讓阿燦一舉成名，人往高處走，阿燦就自然而然地離開了老板甲，跟了老板乙。她說她也沒辦法，因為比賽那天，她和那個老板在後台簽了一份合同，這份合同能保證她獲得季軍以上的名次，而代價就是三年內的一切行動聽從他的指揮。當時阿燦太想獲獎了，想都沒想，就簽了。
告別那天，前老板說我開車再送你一程吧，阿燦說不用了，我的車就在外面，我們送阿燦出來，見一輛火紅的“寶馬”跑車正停在公司門口。
後來得知，阿燦同我年齡相仿，生活水平卻超前我許多，也算自食其力，勞動所得。男女平等的口號喊了這麼多年了，到現在仍舊無法徹底平等，只要女人有模樣，能比同齡男人至少提前10年實現小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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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燦走了，就沒了主持人，原節目也換了，被改為演播室的談話欄目，每期策劃一個主題，都是老百姓特別感興趣的，然後高薪聘請三個該領域的專家學者匯聚一堂，各抒己見，侃侃而談，拍完了依然全國播出，節目就叫《三國演義》。
正好這段時間美伊戰爭打響，於是選題多以此為主，三個四十好幾的男人，正經事兒不干，整天沒完沒了地拿薩達姆開涮，既滿足了自己唾液飛濺的欲望，又掙到錢，我算看出來了，憑張嘴就能吃飯的職業有兩種，一種是叫花子，一種是主持人。
除此之外，公司還攬點兒廣告、專題片一類的屁活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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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天我在機房剪片子，其中一盤外景素材是在東方廣場拍的，我在帶子上看到一個熟悉的身影一閃而過，進了大樓。我倒回帶子，重放一遍，那個身影再次掠過，太像雷蕾了。我又倒回帶子，將畫面定格，這只是一個側面，我不能完全肯定她就是雷蕾，但是，畫面中人穿了一雙扎眼的黃色運動鞋，這雙鞋我見雷蕾穿過，難道就是雷蕾？
我找到那天的攝像，問畫面上的時間，他說是上周五拍的，大約早上八點半，拍完這個畫面後，就去了王府井的小吃街喝豆汁，喝完豆汁他看了看表，八點五十，想想沒啥可拍了，就回了公司還機器。
那麼雷蕾在這個時間進入這座大廈去干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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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是，每天早上八點半不到，我便等候在東方廣場的電梯口，目不轉睛地在過往的人群中尋找雷蕾的身影，等到八點四十，就坐地鐵趕往軍博，我的公司在那裡，九點鍾還要上班。有一天我在門口苦苦等待的時候，居然有人把我當成寫字樓的保安，讓我去幫他們抬桌子，抬完桌子我差點兒又上班遲到。
這種事情以前也在我身上發生過。和潘娜好的時候，我每天都早早起床，去她家馬路對面的早點鋪，邊吃邊等她。自行車鈴一響，就代表她來了，聽到清脆的響聲，我一抬頭，便看到她向我招手，於是把剩下的兩個包子塞進嘴裡，抹把嘴跑出去，和她一同騎車上學。
有些時候不知道誰那麼討厭，好像知道車鈴是我們的暗號似的，打這兒經過就按兩下，我抬頭一看，不是，就低頭繼續吃，剛吃上一口，車鈴又響了，我又抬頭一看，還不是，便又低下頭喝粥，才把勺拿起來，又聽見車鈴響了，再抬頭一看，依然不是，於是我就不再理會，只顧低頭吃自己的，任車鈴響遍大街小巷，直到粥足飯飽，才仰起腦袋，看見潘娜背著書包站我面前，怒不可遏：“吃吃吃，就知道吃，我車鈴都按壞了！”
還有時候我去的早，而潘娜又磨磨蹭蹭，我吃完了她卻遲遲不來，服務員開始撤餐具，邊收拾邊說：學生，吃完了就走吧，早點兒去學校看看書，別跟這兒耗著，我們這裡不寬敞，那邊還站倆老頭等著喝炒肝呢。遇到這種情況，我只好一咬牙：我還沒吃飽呢，再來一碗餛飩！
有一次潘娜生病，沒來上學，可是我並不知道，左等右等她不來，服務員已經撤了我兩遍餐具，但為了能坐著等，我還是叫服務員再上一屜包子，服務員瞪大了眼說：你再吃可就三屜了！我說：您這兒的包子太好吃了，一會我可能還吃第四屜。
吃完這屜包子，我徹底坐不下了，挺著肚子去找潘娜，當得知她發燒今天不去上學後叫苦不迭三屜包子，一共三十個，還有兩碗粥，把我折磨得苦不堪言。晚上回到家，看見媽為我准備了一桌子豐盛的晚餐，我直翻白眼，媽以為我病了，得了厭食症，找出山楂丸給我吃，我說我想吃酵母，媽說看來真病了，發燒不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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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雷蕾就更辛苦了，不要說邊吃邊等，連坐的地兒都沒有，一次我實在是站累了，就打算坐地上歇會兒，還沒等蹲下，就過來一個保安說：要飯一邊兒要去，出門左拐，那兒有地下通道。我一聽就不高興了：我哪點兒像要飯的，要飯的有我這樣的嗎！我指著身上的名牌衣服說。保安說：名牌怎麼了，要飯的就不能穿嗎？看來責任不在保安，在要飯的身上，你們穿的越來越好，一點兒職業特點都沒了，太傷我們自尊了。
東方廣場門口倒是有咖啡館，裡面也賣早餐，但不是我消費的地兒，假若我天天泡在這裡的話，工資連保證我每天早上吃飽都不夠。我可能吃了，特別是早點，通常是一碗豆腐腦，兩個茶雞蛋，三張糖油餅，如果是油條就得六根，這都是潘娜培養出來的。
等了幾天，我突然感覺自己很荒唐，有一點足以讓我放棄這種做法：如果那天雷蕾僅僅是路過此處呢？
於是，我每天多了二十分鍾的睡眠，不再去東單坐地鐵上班，改從家直接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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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某地自清末明初就是貧困縣，每年靠國家救濟度日，今年又逢百年不遇的暴雨，水災嚴重，國家救濟顯然不能解決問題，於是，當地政府想出一計，請來北京媒體，對該情況加以報道，以得首都乃至全國人民的援助。
因為公司剛給當地一家企業拍過廣告，賺了一些錢，這次人家打來電話，請我們過去，一切費用對方負責，老板說那就去吧，做人要講良心，於是我受命扛著攝像機去了機場。
這次行動老板給我指派了一個公司的攝像，我沒要，他根本不是攝像的料。上次拍《三國演義》的時候，我們請了一個女嘉賓，前衛作家，穿了一件薄若蟬翼的衣服，他為了看得更清楚，就把特寫鏡頭推至人家胸口處，倒是真能看清裡面胸罩的花邊，可是畫面沒法用，看不見臉，只有一個隨呼吸起伏的胸部，白白浪費了兩盤帶子，他卻說沒關系，回頭賣給哪個AV導演用。
我上了飛機一看，全是臉熟的北京記者，攝像機、照相機，長槍短炮，當地政府真挺下本兒。
下了飛機，歡迎隊伍分列兩旁，我們踩著泛的紅地毯，走上大巴，前面警車開路，後面人群高呼“歡迎歡迎，熱烈歡迎。”
坐了近四個小時的汽車，終於抵達貧困縣，一路顛簸，人困馬乏。我們被帶進縣政府賓館，酒席早已擺好，沒看出貧困在哪裡。
眾人就坐，縣長舉起酒杯，抑揚頓挫說：“歡迎大家來我縣視察工作，鄙縣窮山惡水，生活艱難，為表謝意，特備酒席一桌，菜陋飯簡，不成敬意，我代表縣人民政府、人大常委，敬大家一杯，祝各位身體健康，合家歡樂，事業有成！”然後一仰頭，把酒喝了，我也不得不干掉杯中酒，因為剛才縣長的義正言辭讓人感覺，如果不喝，就是跟政府作對，就是人民的公敵，天理不容，就地正法。
隨後，縣長邊給眾人倒五糧液，邊傾訴苦衷，山珍海味絡繹不絕地端上來，在這裡，我吃到許多平生第一次吃的東西。
這哪兒是扶貧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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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然，眾人對飯菜的興趣遠勝於縣長的講話，縣長知趣地閉上嘴，笑瞇瞇地看著大家咀嚼，直到盤干碗淨。然後，縣長邀請我們出去坐坐，說下面還有節目，幾個記者立馬來了精神，眼睛開始放光。坐了一天的飛機和汽車，累的，我早沒了閒情逸致，就提前告辭，回屋睡覺了。
房間是早已准備好的，為了方便，還是一個人一屋，想的夠周全，其實大可不必。進了屋，見桌上擺了一個手提袋，裡面裝著煙酒茶糖還有招商項目指南和投資手冊各一本，明顯是讓我們帶走的。
可是到了離開的那天，為了輕便，我還是將兩本書放回桌上，也不知哪裡來的興致，還在牆上題詩一首：《意思》
煙酒茶糖
我帶走
意思領了
剩下的兩本書
就不拿了
千萬別說我
不夠意思
的確，這樣做挺對不住人家的，不過，我估計大伙都這樣。除了給收破爛的，否則這兩本書永遠送不出去。
後來，臨上飛機，我看有人拎著手提袋去了小攤兒，把東西換成了人民幣，說是拿著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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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晚，洗去一路的風塵僕僕，我躺在床上剛打開電視，電話就響了。這種時候打來的電話一般都是掙錢的，我考慮是否接聽。身正不怕影斜，腳正不怕鞋歪，我拿起話筒。
“先生，需要小姐服務嗎？”一個嬌滴滴的聲音，聽著像東北的。
我問：“都有什麼服務？”
“啥都有。”果真是東北的。
“那就聊聊天吧。”我說。
“行，我上去找你。”對方已經迫不及待。
“不用了，就電話裡聊吧，姑娘，多大了？”我說。
“大哥，別耽誤我掙錢，完了事兒你想怎麼聊就怎麼聊。”倒是直接。
我說：“這麼著吧，你先問問別的屋，如果實在沒買賣，你就給我打電話，反正閒著也是閒著，不如聊聊天。”
姑娘說：“光聊天哪過癮呀，大哥不遠千裡到了這兒，還不高興一把，讓我上去幫你放松放松。”
我說：“你要是免費放松就上來，我沒錢。”
姑娘說：“大哥真會開玩笑，沒錢還能住酒店？”
我說：“不是自己花錢。”
姑娘說：“真羨慕你呦，有吃有喝，還能報銷。”
我說：“我們是報銷，可也不是什麼都報。”
姑娘一笑：“你能報銷我也沒有發票。”
我說：“你怎麼干上這行了。”
姑娘說：“我家在農村，從小就坎柴、喂豬、做飯，沒錢也沒時間上學，現在家裡把這些繁重的事物教給我妹去做了，我有了時間但還是沒有文化，找不到工作，就趁著還不老出來掙點兒錢，養活父母。”
我說：“那就不耽誤你掙錢了，你先忙，沒事兒再聊。”
姑娘失望地掛了電話，再也沒打來。興許是做成一樁買賣，不知道該不該祝賀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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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說這裡是一個鳥都拉不出屎的地方，但第二天我還是大便告捷，在這一點上，我老是這麼規規矩矩，有條不紊。
在縣長的指揮下，我們跟著幾個民兵上救生艇，准備深入水災實地拍攝考察。幾個記者說暈船，不上去了，就在岸上掃掃外圍吧。縣長語重心長地說，我縣人民的未來就在各位的手中，然後給大伙鞠了一個躬，率先走上皮艇。畢竟吃人嘴短，昨晚那麼豐盛的款待，不是白享受的，一縣之長又已做出表率，還有什麼可說的，硬著頭皮上吧。
經過近兩個小時有驚無險的漂流，終於安全靠岸。原來總說自己不容易，現在見了災區人民，才知道何謂真的不容易，回北京後我一定要好好寫寫，一個記者如是說。縣長說，謝謝各位，酒宴已經備好，給大伙壓驚。
又是一頓饕餮大餐。
飯後，本次行程即將結束，歡送儀式異常熱烈，鞭炮齊放，禮花紛呈（盡管在白天），跑旱船、耍獅子，好生熱鬧。
我們與當地人民依依惜別，坐上去機場的長途車。登機一個半小時後，飛機漸漸駛出一片蔚藍，天空愈發陰霾，北京快到了。
有人開始唱：“北京的天是不晴朗的天，北京的人民也喜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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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了飛機，我扛著攝像機回公司交差，正好趕上發錢。
第一次領工資的時候，我有一種異常強烈的感受：錢拿在手裡的感覺真好，這東西太神奇了，當你把鼓鼓囊囊的錢包放進牛仔褲的屁股兜裡時，走起路來都昂首挺胸、收腹撅臀，甚至能感覺到自己的屁股有多他媽的性感。跟誰也不能跟錢過不去。
但領了幾次，我又產生了這般感受：暫且不論錢的多少，每月這般周而復始地工作、領工資、再花掉，有什麼意思，難道生活就這麼乏味嗎。
待業的時候，每天在家干點兒自己想干的事情，物質匱乏，精神卻充裕。上班以後，物質的匱乏並沒有完全解決，精神卻饑渴起來。
平心而論，我確實為每月領工資的生活興奮了些日子，特別是發錢當天，喜悅是按捺不住的，但經歷了幾次後便感覺無聊，生活的意義僅在於此嗎。有了錢又有什麼用，況且這點兒錢還遠沒到隨心所欲的地步，即便錢真多到想怎麼花就怎麼花的程度，那花錢還有什麼意思。當然，此話為時尚早，或者就是天方夜談，但生活的無趣，我已深有體會。
現在的工資是我當學生時候生活費的幾倍，那時幾百塊錢就能讓我過得倍兒開心，如今錢多了反而不知道該怎麼辦，我的意思不是說錢多得花不出去，在北京有多少錢都不夠花的，我的意思是我花了錢卻買不來快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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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各個時代的同學中，最有錢的居然是一個連大學都沒考上的傻逼，高中時候沒有人瞧得起他，長得賊眉鼠眼，肥頭大耳，一臉淫蕩相，上面都是包，一看就是色憋的，說話娘們兒腔，上黑板做題的時候拿粉筆都是蓮花指，還愛招貓逗狗，一副欠揍的樣兒。就是這麼一個人，居然成為我們班掙錢最多的。據說因為他在家看了幾年CHINADAILY，沒事兒就對著鏡子用英文自言自語，平時在中關村給人打工，然後就順利進入國外某著名電腦公司，任技術維護，主要工作就是接聽客戶電話，為對方排疑解難，如果碰上他也不會的情況，就拿著聽筒沖對方喊：“喂，請大聲一點，我聽不太清楚，請再大聲一點，我還是聽不清楚！”然後就掛了電話。如果你遇上這種情況，我可以十分肯定地告訴你，接電話的那孫子就是他。
該同學活兒雖然糙，但收入豐厚，經常拿著存折去迪廳找姑娘，看見順眼的，就對人家說：“姑娘，跟我回家吧。”姑娘瞟他一眼說：“德行。”他不慌不忙，將拿著存折的那只手放到姑娘胸脯上說：“跟我走就告訴你密碼。”姑娘接過存折，看看裡面的數字，說：“帥哥，今晚我是你的。”
我們無論誰提到他，氣都不打一處來，認為蒼天對自己極其不公平，或者說對他太照顧了。後來聽說這個同學得了性病，他還引以為榮四處炫耀，以此證明自己威風八面，見多識廣。
說實話，如果這個同學混得不像現在這麼耀武揚威，而是被車撞了或者去要了飯，我們對他的感情不會如此惡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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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到存折，我也有一個，剛上大學的時候父母給的，裡面存著人民幣若干，夠我每學期的學費和生活費（有計劃地花才夠）。開學初的時候，裡面的數額比較可觀，可到了期末考試，有時甚至期中考試剛過，裡面便會空空如也。那時候我在銀行的交易窗口經常是綠單子（取款單）進去，人民幣出來。
每當我把綠單子遞進交易窗口，聽到營業員在窗口那邊“唰唰”的數錢聲音通過麥克風傳遞出來的時候，便心旌飄蕩起來一會兒就可以用這些錢換取歡樂了。
現在自己也掙了錢，雖然不多，卻想把它（們）存入銀行，並希望這個數字像滾雪球一樣，越滾越大。但雪球並沒有越滾越大，經常是紅單子（存款單）進去沒兩天，綠單子又進去了，還有時候入不敷出，拆了東牆補西牆，所以雪球總是大一公分又融化十毫米，勉強維持收支平衡，只有碰上意外之財（攬點兒私活，或者路邊撿個三塊五塊的），才能讓紅單子進去後綠單子不跟進去。後來我發現，掙我這麼多錢還存，簡直多此一舉。
雖然這樣稀稀拉拉掙到的也是錢，但我認為錢不是這樣掙來的，怎麼掙的，我還沒發現，但我必須發現，因為男人掙錢就像女人生孩子一樣理所應當。
我的存折上面的數字始終沒有超過五位，最悲慘的時候，加上小數點後面的兩位有效數字才勉強夠四位。我不渴望成為百萬富翁，只想先當個萬元戶過過癮，但連這一願望都難以實現。如今這個“萬元不是戶，十萬不算富，百萬剛起步，千萬才算數”的時代，我想濫竽充數都這麼難。
真是書到用時方恨少，錢到花時才不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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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大學的時候和先於我工作的中學同學吃飯，他們在飯桌上只提兩件事情，女人和錢。我對前者倒饒有興趣，因為年齡到這了，身不由己，而後者在當時並未對我產生吸引力，我自恃清高，認為他們俗不可耐，可現在當他們再約我吃飯的時候，我往往為掙錢（雖說是工作，但要是不給錢就讓我干活，打死我我也不干）而忙得不亦樂乎，沒空兒，他們就說，你丫現在怎麼比我們還現實。
至今有一個問題讓我百思不得其解我是如何完成由一名慵懶的學生到金錢愛好者的轉型的，好像就在一夜之間，我的思想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我找尋致使自己如此的原因，突然發現，身邊的所有人，除了小學生們正在好好學習天天向上外，芸芸眾生無不在好好掙錢天天向上。
記得我直到高二的時候才知道學習是要用腦子的，老師和家長欣喜若狂地誇我開了學習的竅；而現在，我認識到金錢的重要性，是否算開了生活的竅，領悟到其中的真諦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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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雖這麼說，但我遠沒到那種為了錢能拋頭顱、灑熱血，不惜將尊嚴、人格踩在腳下去獲得的程度。沒了錢我還能活，活著不是為了錢。
人的欲望無外乎兩種，物質的和精神的，前者可具化為金錢，後者能進一步抽象為理想，盡管有些人的理想就是賺錢，但在我身上，兩者還是分開的，若干年前，我非常傾向於後者，現在兩者出現了對峙，我深信，若干年後或是不久的將來，我一定會義無返顧地選擇前者，而現在，我能做到的就是將這件事情延期發生，或索性立即發生。
難以想象，我失去其一，或只擁有其一會是什麼樣子。假如人類滿是欲望，世界將會怎樣；假如人類失去欲望，世界又會怎樣。
欲望就像發面，時間越長，膨脹得越厲害，因而對我們而言，難的不是改變命運，卻是安心滿足現狀。
當聽說有人比自己掙錢多，我心裡就開始忿忿不平，決心換工作或要求漲工資；而當聽說有更多人掙得比自己還少的時候，漲工資、跳槽的願望便不再強烈。人就是這麼沒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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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北京不久，公司就沒了業務。北京出現非典，為了減少傳染和被傳染的幾率，電視台每天不再制作和播出新節目，只找些老掉牙但被譽為經典的電視劇打發觀眾。
沒有活兒干，自然就沒有錢掙。老板說事已至此，他也沒轍，人算不如天算，不想干了，可以回家，要是還想干，就每天准時上下班，只發五百塊錢基本工資，他相信SARS終將被人類戰勝，到那時候，公司必會財源廣進。
北京各行業受SARS影響，普遍萎靡，躲人還躲不及呢，更不會招聘新人，這時候離開公司不是明智選擇。五百塊錢是太少了點兒，但面臨一場不知何時才能被征服的疾病，與其在家一個人無聊，不如去公司讓大伙陪著一塊無聊，錢不錢的先放一邊。
公交車是不敢坐了，又新買輛自行車，排了老半天隊。每天帶著口罩騎車上班，一看見路邊的宣傳欄上寫著的：同呼吸，共命運，心連心，手挽手，我就心頭一驚，這樣抗非典，不傳染等什麼呢。
北京市民戴口罩總動員開始，你戴我也戴，戴了口罩，大街上的每個姑娘看起來都美若天仙，無論鼻梁有多塌、牙有多黃、幾個鼻孔、長沒長胡子，凡是口罩之內的部位，多丑陋也被美化了，只要眼睛不小得瞇成一條直線，都能贏得極高的回頭率，對一些女性而言，這在平時是想也不敢想的事情。
口罩在北京早已脫銷，老歪和白沒買到，但為了防患於未然，就自己動手，將胸罩改了口罩。白的內衣多以紅黑為主，戴著太張揚，因此她又現買了幾個白色胸罩，把背帶剪去，將剩余部分從中間一分為二，一副胸罩夠兩個人防非典用，他倆單獨行動的時候，旁人不留意倒看不出什麼，但同時出現就顯得很滑稽，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怎麼回事兒，然後捧腹大笑。面子誠可貴，生命價更高，為了健康地活下去，他們不顧外人恥笑，我行我素地戴著胸罩做買賣。可胸罩的海綿層太厚，而天氣又日漸炎熱，老歪戴一會兒就喘不上氣來，額頭直冒汗，白又特意為他買來超薄型胸罩，一百多一件，看著老歪一剪子下去，白心疼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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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充分利用坐班的八小時，我在網上下載了一部《水滸》，每天看十章。也不錯，有書看，偶爾整理一下片子，還發工資，就是上下班的路上辛苦點兒，可我認為值，在家一天我真不見得能看十章。但時間久了，我又煩了。
兩個多星期後，一百二十回的《水滸》看完了，我又下了一部《金瓶梅》，沒幾天又看完了，後來索性把網上名為《銀瓶梅》、《銅瓶梅》、《鐵瓶梅》、《鋁瓶梅》的文章都看了，只有看看這些，消磨時間，否則就無事可做。這一時期，與我打交道最多的女性就是潘金蓮。
從小到大，各類型女人在各個時期出現在我的生活中。先是《西游記》中女妖怪，妖嬈美麗，本領高強，有殺人不眨眼的，有肚臍眼吐絲的，在我幼小的心靈烙下極深的印記，但那部戲好像除了火了六小齡童，其余人都銷聲匿跡了，特別是那些飾演艷麗妖精的女演員，難道她們真的成為妖精，在人間蒸發了？
後來一個日本演員，叫內田有紀，我因為看過她演的一部名為《熱力17歲》的電視劇而對其情有獨鍾，那年我14歲，夢中情人就是她那樣兒。
再後來我上了大學，對白領女性萌生興趣，當時理想中的女子是：長發細腰，卻不一定豐乳肥臀，出了門，往大街上一站，看見紅色就招手，打開車門就上，管丫夏利還是富康，上車後一句哪哪哪，然後搖下車窗，兀自點上一根煙卷，對司機的搭訕不予理睬，當司機從反光鏡裡偷看的時候，提醒他不要東張西望，注意前面過馬路的老太太，到了地方，留下相應數目人民幣，不索要發票，下車熟練，“砰”地將車門撞上，揚長而去。
唉，都是過去的事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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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我上學期間打工的經歷計算在內，這已經是我的第五份工作，可無論在哪裡，做什麼事情，我總有一種虛度光陰的感覺，因為我不是在為自己忙碌，而是在出賣勞動力，以此換得生活所需。
事實就是如此，無論做什麼，當我們刨根問底追問“為什麼”的時候，會倏忽發現，一切行為都是徒勞的，毫無意義。
做什麼才不算浪費時間呢，睡覺，只有覺是給自己睡的。我不明白為什麼有人把睡覺看成最討厭的事情，可能是他咖啡或茶喝多了吧。
這就是我對待生活的態度，我相信每個人對生活都有不同的認識。就好像一個蘋果從樹上掉下來，如果砸到我的腦袋，我會揚起頭罵一句操你媽的，然後撿起蘋果擦擦吃掉，心滿意足地離開；如果砸到某個農民兄弟，我想他會趕來馬車，不等熟了，把蘋果全部摘掉，然後驅車前往農貿市場；幸好這個蘋果砸到的是牛頓，也算長了眼睛。
每當工作時候感覺空虛，我就聽見尼采說：“一種更高類型的人不喜歡‘職業’，正是因為他懂得召喚自己。”我想說的是，尼采，你丫別再害我了。
我就不信我不能呆在一個地方踏下心來干個不說三年五載，一年半載總可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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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面旗幟，掛在旗桿上才會迎風飄揚，那麼人類生活的支柱是什麼：拼命掙錢，養家糊口，封妻蔭子，滿足自己的種種欲望？還是沽名釣譽，活出個人模狗樣，讓萬人矚目？或者回報辛勤耕耘、忍受分娩之巨痛而生育了我們的父母，是他們一把屎一把尿將我們拉扯大，為我們換洗尿布，供我們吃穿，接受文化教育，母親安慰女兒初潮別緊張，父親告訴兒子遺精很正常，我們在學校被欺負了有爸媽撐腰，但這些我們一輩子也償還不清，頂多給點利息。這些都不是我生活的動力，我的生活沒有支柱，我是一面無桿可掛的旗子，只能任風擺布。
這段時間，我的幸福就是周五下班路上花5塊錢買本小說，回到家不緊不慢地吃完飯，再看會兒電視後，把窗簾拉上，台燈打開，該撒的尿撒了，然後鑽進被窩看小說，看困了算，一覺天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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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家，我總抱怨工作沒勁，爸說你才上了幾天班就煩了，我和你媽工作了一輩子都沒抱怨過，你現在回家吃現成的，我那時候還要負責做一大家子的飯，你們現在有電腦了，可以玩游戲、上網，我們那時候有個屁，除了桌椅板凳，就是一杯茶水和兩張報紙，三十多年了，我們還不是照樣過來了嗎。
是呀，他們那時候沒有網絡，每天都是怎麼過來的，坐著發呆，站著嘮嗑，還是盡心社會主義建設？真是一代人一個活法兒。
日子就是這樣一天天過去，一天的生活從早上睜開眼去上廁所開始，到睡前再上趟廁所結束。
一個周末，在家呆得甚是無聊，好不容易熬到了吃晚飯，吃完後爸點上一根煙說：一會兒你把碗刷了。我擼起袖子，走進廚房，看著眼前的鍋碗瓢盆和油鹽醬醋心想，真他媽沒勁，但這就是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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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典肆虐，患者有增無減，人心惶惶，天下大亂。
老板終於實行了人性化的彈性工作制度，每人每周值班兩天，其余時間呆在家中，不准亂跑，咳嗽發燒立即撥打120。
我心中竊喜：一周歇五天干兩天的願望終於實現了！
飯館取消了四人以上的大餐桌，畢業生們無心再吃散伙飯，幸好我不是今年畢業，否則該多郁悶。畢業本是一次生離死別的過程，許多人這輩子難得再相見，即便上學時候形影不離，好在我們畢業那年可以大吃大喝，肆無忌憚地抱頭痛哭，現在除了豁出命去，散伙飯的壯觀景象已難得一見，大家總不能帶著口罩，吃著泡面，端起一杯板藍根互相干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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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典嚴重，鬧得我哪兒也不敢去，悶在家裡混日子。我又在網上碰到茶杯裡的葉子。
她：好久不見，我以為你得非典了。
我：你就不能盼我點兒好嗎。
她：最近忙什麼？
我：忙著生活。
她：同志辛苦了。
我：你的生活好像挺滋潤，傍了大款吧。
她：蒙對了。
我：真的？
她：騙你干嘛，我現在養尊處優。
我：我們勞動人民和你不是一個階級。
她：有工作了？不是社會寄生蟲了？
我：瞎干唄。
她問我在什麼公司，我如實回答，反正公司這麼多人，她知道我是誰。她問我上班都干什麼，我就把公司網址發給她，說這裡面涉及到的我們都干。過了一會兒，她說在網站上看見公司的全家福了，問哪個是我。
其實我根本就不在這張照片上，拍攝的時候，我正好去了湖北那個發大水的縣城。
我故意把照片上最丑的男人說成就是我，這樣見面後才不會讓她失望，果然引來她的詫異：啊，你長這樣呀！
我說其實我本人比照片上帥多了，她說甭解釋，照片上的形象已經比她預想的好許多了，我說，靠，你把我想成什麼樣了。
我問她長什麼樣，她說你想知道可以和我見面呀。我正求之不得，早就想看看能傍上大款的姑娘長什麼樣了，萬一哪天我成大款了，也有個思想准備。
我說你不怕傳染非典嗎，她說你要怕那就算了，我說我不怕，我戴口罩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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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約好在北太平莊的一家茶館見面，標志是我把一包中南海放在桌上，而她的面前會擺上一杯白水，裡面沒有茶葉。
大家都不敢出門，街上沒有幾輛車，交通順暢，我比約定時間提前二十分鍾到了茶館，北京如果老這樣就好了。
為謹慎起見，進了茶館我依然沒有摘掉口罩，也沒有把中南海放在桌上，而是隨手從書架上抄了一本旅游雜志，心不在焉地翻看。茶館裡還有幾個人，但一定不是她，這幾個人都是男的，歲數都不小了。
時間快到了，我開始留意每個進入茶館的客人。有人進來，有人出去，但沒有她。幸好幾個單身男士也在等人，我可以夾在他們中間濫竽充數，也幸好沒人桌上放著中南海，要不她一會沒准兒就張冠李戴了。
這時，進來一個穿T恤衫的女孩，戴著口罩，舉目四望，像在找人，我趕忙裝作看書的樣子，用余光注視著她的一舉一動。她看了一圈，沒有發現要找的人，便在我斜前方坐下，與我面對面，僅從眉宇間看，她的模樣還不錯。服務員拿著茶單走過來：小姐，您喝點兒什麼茶？她說：一杯白水。
是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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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水上來了，她並沒有摘掉口罩，只是看了一眼表，或許在埋怨我不守時。其實我早到了，你要是摘去口罩，露出真面目，樣子不太難看的話，我就跟你打招呼了。
時間一分一秒地過去，她表現出不耐煩，我也等不住了，心想把煙掏出來算了，但就在這時，她摘掉口罩，喝了一口水，我發現她居然是潘娜。
我不相信會有如此巧合，就掏出手機，撥打了茶杯裡的葉子在網上留給我的電話，同一時間，潘娜的手機響了，她接聽：你怎麼還沒到，我已經在茶館裡了。
聲音從我的斜前方和手機中分別傳入我的耳朵，真真切切。
北京，這個人口上千萬的城市，還是太小了。
我掛掉電話，掏出中南海放在桌上，摘掉了口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