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將創作喻為騎馬，大抵會出現這樣的情形：可能馬匹是好的，無奈騎手笨拙；或是騎手驍勇，馬卻東奔西走，不受管制，駕馭不好，總顯潰敗之跡。即便是難得騎手與馬習性互熟，揮刀舞劍，游刃有餘，也會面臨種種問題。諸如有時會白跑數百里，要懂回頭是岸；有時可能墮入險境，需知懸崖勒馬；有時也可能誤入歧途，惟有披荊斬棘。等等。奔跑途中，有時要攀越；有時需泅渡；一路上或疾或徐，或平緩或陡峭，忽精疲力竭，忽激情高漲，與馬共舞，苦樂並存。頑強隱忍至整個路程結束，便覺人如放了氣的輪胎，頹然疲憊倒地。長篇小說的創作，原本就是一種精神對困境的征服，一種完美與破壞的對峙。
2002年春節後，蒙朋友鼓勵，決定將手頭「四不像」的東西做成長篇，也即現在的《活下去》（2003年9月刊於《鍾山》）。應該說，這時的馬，是匹野馬，這時的我，是個野人，野人騎野馬，無拘無束，恣意率性，語言粗礪狂歡，有人說讀來如踩鼓點，大約是指有馬蹄奔跑的節奏。自己不知是好是壞，姑妄聽之，也未開竅。習慣信馬由韁，到網絡玩耍，做為情緒調節手段。這部長篇幾易其名，先是《錢小紅》，後是《北妹》，最後發稿才定為《活下去》。此篇完稿後，收不住手（這部長篇寫完，我還未有頹然倒地的疲憊），大約是我想下馬，而馬不停歇，竟一路載我狂奔而去。腦海裡跳動的故事與語言，紛紛喊冤叫屈，執意要撞破我的腦門，解脫出來。我當時並不知道，這是某種精神的巔峰狀態，也是後來人們所說的創作高峰期，據說每個創作者都會有，要牢牢把握，方法自然是一個猛子再扎進去。
高潮如此迅速呈現，我也始料未及。把腦海的東西按捺、再按捺，心懷壯烈，從北到南，極為從容地遊歷一圈，回來開始長篇《水乳》的寫作（2002年刊於《收穫》秋冬卷）。然而，僅是開頭，就改了近百次。朋友聞之，笑道：「就這種態度創作，定能出好東西。」是不是好東西，暫且不提，我只想說，真正具有創作意識，乃從《水乳》開始。撒蹄狂奔般隨心所欲的敘述，縱然是快慰的、陶醉的，閱讀起來也可以充滿快感，但是，當敘述不受拘束，語言不受控制，描寫沒有起伏、輕重，便會有「氾濫成災」的不良後果。正如朋友所言，敘述應當懂得「節制」，懂得控制。
我曾經談過，《水乳》寫了七八萬字後，寫不動了。首先是感覺激情不飽滿，語言軟了下來，腦海失去了想像，沒有比喻，迷失了語言方向，對著電腦就犯暈想吐。這個時候，估計是馬餓了，馬累了，那麼，得給它上糧，飲水，聞一聞花草的芳香氣息；至於騎士，更是該翻身下馬，做徒步調整。若並不急於在某個時辰趕至某個驛站，甚至還可以遊山玩水一番，極有可能獲曲徑通幽之境。《水乳》完稿，給了《收穫》，吉凶未卜，在等待音訊的當兒，感歎「寫小說真不是人幹的活」，真可謂是嘔心瀝血。寫至半途，前瞻後顧兩茫茫，總讓人有頹然廢棄之衝動。現在回憶，仍是心有餘悸，既慶幸沒有放棄，也慶幸熬過那種苦境。
精神狀態一鬆馳，身體毛病便凸現了。坐下來脊椎痛，不敢坐，在房間裡走來走去；夜裡十指酸痛難忍，用牙齒狠狠地咬著指頭，才能緩減那種來自骨髓的要命的酸痛。此時大約是九月份，我原計劃看書休息，過完春節再做創作打算。幾乎是強迫性地吃吃睡睡，即便是有創作的慾望，也如揮趕蒼蠅般，企圖驅逐了事。奈何揮之不去，並且嗡嗡嗡嗡地總在耳邊轟鳴，新長篇的想法也突出崩出來——我想寫一個被遺忘的小鎮，和那個小鎮的人，便有了《火宅》。
馬激烈奔跑過後，開始徒步，沿著溪流與山道，我的內心裡漸趨平和與寧靜，失去了痛快淋漓一揮而就的力量，我開始尋找一條堅韌、純粹的途徑。創作《火宅》的過程中，我沒有現在，沒有將來，只有作品、人物，以及她們悲哀的命運。那種深入靈魂的孤獨與宿命，使在創作中的我，一直被陰冷與隱痛所圍；那種聽憑命運擺佈的無奈，使我想嚎叫；底層女性的無知與無助，令我欲痛哭。我保持高度的清醒與冷靜，並且節制，讓這股巨大的洪流，從狹窄的通道裡，緩慢地、堅定的逼湧出來。這就是為什麼《火宅》較之先前創品中放筆橫掃的大快朵頤，表現得簡單、溫和了許多的原因。
基本上不曾回頭省思作品，而是揚鞭，繼續起程。一方面固然是時間的因素，另一方面也覺得作品已經發表（出版），便任憑讀者批評，進入市場遊戲規則。我固執認為，創作，比創作談重要；前行，才是目的。與馬共舞，不能同臻佳境，便是兩敗俱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