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些教訓對於我們尋求和平的意義如果不認真地將自己在以往戰爭中汲取的教訓運用於解決今天的軍事問題，那麼我們不厭其煩地談論這些教訓也就沒有什麼意義了。我認為，最重要的是，我們需要認真細緻地分析這些教訓，以避免以無法估量的代價重犯我們曾經為之付出昂貴學費的錯誤。
有關朝鮮戰爭的重大錯誤之一是，我們習慣於將自己的戰略建立在分析敵人企圖的基礎之上，而未能對我們所掌握的敵人的實力情況給予應有的重視。儘管麥克阿瑟和他的支持者們知道，紅色中國完全能夠迅速採取在朝鮮進行干預的威脅行動，但他們還是低估了中國人的這一威脅。而我們的錯誤則在於，我們採取行動時依據了這樣一種理論，即認為當時「沒有一位神志清醒的司令官」會向鴨綠江以南派兵作戰。
今天，我們在東南亞同日益增多的困難作鬥爭時，令人滿意的是，我們似乎更重視我們知道敵人能夠於些什麼，而不是我們認為他們準備幹些什麼。約翰遜總統曾經說過，他相信紅色中國說的話——而我們在朝鮮卻未能做到這一點。因此，我深信我們的決策者十分清楚，如果紅色中國人的領導下定了決心，那麼紅色中國人是能夠激怒我們與他們打仗的。他們的公開言論已清楚地表明：他們對待人類生命的態度，甚至對待他們自己人民生命的態度，與我們幾乎毫無相似之處。我沒有參預當前各項計劃的研究與制定。但我相信，我們正在進行準備，以應付紅色中國動用其威脅力極大的力量的可能性。只是當我聽到有影響的人物向我們擔保中國「不敢」採取這種或那種行動時，我才感到不安。我相信，我們軍界的決策人再也不會由於錯誤地判斷共產黨中國人的意圖而產生麻痺情緒了。
也許我們已經很清楚地認識到了這一教訓，可是，還有一些其他的錯誤至少我們的部分公民似乎還要執意堅持下去。在朝鮮戰爭期間，有些人認為，以空軍來切斷已投入戰鬥的敵軍所有增援和補給，就可以創造截斷敵人的奇跡。空軍並不能創造這種奇跡。這個事實本應更廣泛地為人們所接受，但實際情況並非如此。曾在朝鮮參加過地面戰鬥的人都不會輕視我空軍在那裡創造的業績。空軍不僅使我們免於災難，而且，如果沒有這支力量的支援，聯合國軍是不可能完成其使命的。在越南，空中力量與地面作戰的成敗同樣有著十分密切的關係。但是，空中力量確實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可是，甚至就連某些身居高位的人至今都還沒有認識到這一點。
這些局限性從未象第二次世界大戰中表現得那樣明顯。當時，德國人不顧盟軍掌握著無可爭議的空中優勢，照樣利用少數幾個山口向自己在意大利阿爾卑斯山以南的大約二十六個師提供補給達兩年之久，從而使這些師得以維持下去。在朝鮮，我們實際上掌握著整個半島的制空權，但是，就連麥克阿瑟本人也承認，我們無法依靠空中轟炸來孤立戰場或切斷對方的增援和補給。在越南，迄今為止所發生的情況再次證明了這個教訓：轟炸之後，在短短幾天之內，敵人的鐵路和橋樑就可修復並重新投入使用，滲透路線也未被切斷。可是，我們至今仍然還可以聽到要求進行飽和轟炸的論調。這種論調的支持者們堅持認為，飽和轟炸可以切斷越南北方與南方的聯繫。
我還懷疑，我們是否從朝鮮戰爭中汲取了更深一層的教訓，即除非協議中帶有能夠在今後付諸實施的制裁條文，否則，與共產黨簽訂的各種協議都毫無價值。在朝鮮進行的兩年的艱苦談判告訴我們：只有在履行協議明顯對共產黨有利時，或者他們遭受報復的威脅十分明顯、不可忽視時，他們才會履行協議。在東南亞，不論最終能與共產黨人達成何種協議，要將各種具有約束力的制裁條文加進去肯定是極其困難的。然而，我們仍須做好必要時推遲最終協定的簽訂、直到將這類條文寫進協定的準備。
我們在朝鮮得以避免的一個錯誤，是堅持在進行談判之前實現「全面勝利」、「敵人的無條件投降」乃至「制止侵略行動」。可是，從當前四處可以聽到的並且充斥各類公開刊物的許多口號來看，我不禁懷疑我們的公民是否都已經懂得了有限戰爭的概念。一場有限戰爭並非只是一場尚未全面開展的小規模戰爭。它是一種根據我國的利益和現時的實力對各種目標作出具體規定的戰爭。「無限」的戰爭，亦即除「勝利」之外沒有明確規定地理、政治和軍事目標的戰爭，可能會無限制地升級，就像那些取得一個勝利之後還需要贏得另一個勝利來保障前一個勝利的戰爭一樣。堅決要求全力以赴地打贏戰爭聽起來可能很有大丈夫氣概，「捍衛自由」的號召也可能像救世主的福音一樣會使我們的熱血沸騰。可是，在今天這種時代，一場全面戰爭的結局是不可想像的。它很可能意昧著數千年文明的毀滅，連一個能慶祝勝利的人都不能倖存下來。
我們在確定軍事目標時，首先需要認識到，世界上大多數最基本的令人苦惱的問題是並不適宜用純軍事的辦法來解決的。我們與那些嘲弄人的尊嚴、否認個人自由的意識形態之間的衝突，必須通過政治、經濟、軍事諸方面的共同努力來尋求解決辦法。這個世界不可能平靜、安定下來，因為占世界總人口不到三分之一的人過著相當豪華舒適的生活，而另外三分之二的人僅僅只知道貧困、骯髒和幻想。
因此，我們確定對外政策的目標必須考慮到這些基本的現實，而且必須明確地闡述這些目標，以免使這些目標成為隱藏我們自私和唯利是圖的目的的十足戰爭叫囂。譬如，我很懷疑某些政府官員所說的這樣的話：我們進行越南戰爭的目標還是表裡如一的，即使存在著外交上很少有誠實可言或者難得赤誠相見這樣明顯的現象。約翰遜總統所闡述的目標，亦即本書(一九六七年一月)所列舉的他的目標，在我看來似乎不存在模稜兩可、閃爍其詞之處，而且，這些目標也是我國政府在不與對方妥協的情況下能夠體面地達成的目標。但是，對於一些掌權的和有影響的其他人士的辯解，即我們在越南的戰爭目的毫無利己之心，只是一心要保證那裡的人民獲得「選擇他們自己政府的自由」，我是很懷疑的。不久前，艾森豪威爾總統將越南的喪失引述為「失去了寶貴的錫礦以及大量的橡膠、稻米供應」。
也許人們可以認為，正是這些東西，而不是「自由」，才是某些人的眼睛死死盯著的真正目標。那些說我們的目的是「要使河內停止侵略行徑」的人忽視了這樣一個事實，即沒有北京的支持與補給，河內是不能長久堅持下去的。
如果我們相信關於我們目標的後一種說法，實際上就等於認為，我們的目的是迫使河內和北京不僅要停止支持武裝入侵和顛覆越南的行動，而且要停止支持武裝入侵和顛覆老撾、柬埔寨、泰國、緬甸的行動。根據東南亞條約，美國對所有這些國家都承擔有義務。這樣，美國自然就得要麼公開地，要麼通過秘密的外交途徑向共產黨中國發出最後通牒，要求他們停止支持活動。對於向紅色中國提出最後通牒的任何辦法是否明智，我是深表懷疑的。我相信，目前的中國領導人會拒絕以任何方式向他們提出的任何最後通牒。如果我們被迫擴大軍事行動，以挫敗旨在推翻東南亞條約保護之下的其他東南亞國家的侵略陰謀，那麼我相信，我們就會認為有必要大大增加派往那裡的軍隊。以我之見，如不使用戰術核武器，那無論我們向那裡派出多麼大的我們自認為能滿足需要的兵力都仍將證明是不敷使用的。而如果使用戰術核武器，後果如何就只能憑主觀推斷了。最後，我認為，除非某個敵人首先使用核武器打擊我們的國土或軍隊，否則，使用這種武器打擊敵工業中心和人口中心將會引起自由世界輿論的極大反感，很可能使我們處於眾叛親離、孤立無援的敵對世界中。
因此，我們應該自己決定我們世界政策的目標究竟是什麼——應該仔細地規定這些目標的具體內容，保證這些目標符合我國的根本利益，保證這些目標的實現沒有超出我們的能力。我們的資源並不是取之不勁用之不竭的。
為了追求一些模糊不清、無法實現的目標而將我們的資源消耗殆盡，可能會使我們無力對付最終的考驗。我感到，這種考驗確實在向我們迫近。
至於我們在越南的直接目的，阿瑟·戈德堡大使一九六六年九月向聯合國大會所作的扼要闡述是很有權威性的，可能說的完全是真話。這些目的是：我們並不謀求在越南建立永久性軍事基地，也不謀求在亞洲建立一個「勢力範圍」；我們並不謀求北越政府的無條件投降或將其推翻；我們不排斥「任何一部分南越人民」和平地參與關係到他們國家未來的事務；我們隨時準備在一九五四年和一九六二年日內瓦協議的基礎上通過談判解決問題。美國願意，他說，將越南統一問題留待雙方人民「自由選擇」，並願意接受選擇的結果，最後，還準備在得到對方私下的或通過其他方式所作出的如下保證之後停止對北越的一切轟炸。
這一保證應當是迅速採取使戰爭逐步降級的相應行動。如果北越能同意一個從南越分階段撤出一切外來軍隊(美國和北越的軍隊)的計劃，那麼美國將同意在聯合國或其他機構監督之下進行這種撤軍。這些目標看來雖不能立即實現，但與確保我們對該地區錫、橡膠和稻米的控制的目標卻是不一樣的。因此，這些目標與我國人民在世界面前長期保持的道德形象，與我們長遠的根本利益要一致得多。
我們總的世界目標，即那些明顯屬於我國根本利益範圍之內的目標，則更有待於研究討論。不過，我認為有一些目標是明確的。它們包括以下各點，但並不僅限於以下幾點：1．防止鐵幕之外的西歐落入克里姆林宮手中。
2．防止西半球出現一個受克里姆林宮操縱的政府(由於古巴已為克里姆林宮操縱，這一目標已暫時被我們忘記，但畢竟還是我們的一個目標)。
3．堅持我們在遠東的前沿防線，即日本列島、南朝鮮、琉球群島、福摩薩、菲律賓群島一線(其中應包括東南亞全部還是一部，依我看，還是一個有待探討的問題)。
4．繼續支持在聯合國憲章原則指導下的聯合國，尤其是因為聯合國憲章序言中有這樣的諾言：「拯救子孫後代於戰爭的苦難……」(許多美國人可能不同意將此點作為屬於我國根本利益範圍之內的目標。但是，這一目標是應當在我國根本利益範圍之內的。)按我的想法，從戰爭的苦難中拯救我們的孩子和他們的下一代這個目標，不僅符合美國人民的根本利益，而且符合全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發動戰爭，例如故意挑起一場核戰爭，決不是拯救他們的辦法。在我看來，聯合國憲章前言中的這句話確實提出了聯合國最根本的目的。
從羅馬帝國稱雄的時代到現在這兩千年的歷史時期中，歐洲人民由於戰禍而不時地被浸泡在血泊之中。在過去的兩個世紀中，戰爭變得日趨殘酷，使得更加廣大的地區淪為一片片荒原。現在，人們已掌握了毀滅性的破壞手段，如果進行一場新的世界戰爭，人們所付出的血的代價，人類價值喪失的程度，都將超出我們的想像。
這種有可能發生的災難雖令人恐怖，但還是應當相信，政治家們將會以他們的聰明才智找到防止這種災難的辦法。我們不能允許眼前的障礙和可以預見到的困難(當然還包括人類對極力的貪求)破壞或削弱為避免不堪設想的後果而共同採取的行動。如果不考慮固有的道義方面的因素，那麼，與這一目標的利害關係沒有哪個國家集團能夠超過西歐人民和美國人民，也沒有哪個國家集團能比他們更需要實現這一目標。這是因為：歐洲長期因戰爭而飽受死亡和破壞之苦；美國與這些歐洲國家有相同的文化和經濟利益；二者高度發展的社會、經濟和文化結構都極易遭受破壞。
越南問題是對政治家們的智慧和勇氣進行考驗的核心問題。正如解決德國問題和朝鮮問題時一樣，我們將面臨一些重大抉擇。這些抉擇對我國人民的精神和意志將是一個考驗。我認為，眾多的美國人民充滿了可以給任何國家以精神力量的活力和正義感。我相信他們能夠經受住這種考驗。
我堅信，我們的西方文明是根據某些崇高的雖則令人費解的目的在這個星球上逐步發展起來的。我認為，這個目的並不要求美國人民在地球上比較不幸的人民中間充當救世主，而是要求他們在充分認識我們的局限性，對自己的能力有自知之明以及無意將我們的制度和生活方式強加於他人的前提下，作為不幸的人民堅強勇敢、胸懷寬廣的夥伴。我們的物質力量加上我們的精神力量，足以使我們實現這一祟高的目的，但是有一個條件，就是我們必須發擇聰明才智，擔負起我們的責任。
至於在當前，我認為沒有比維護我們的自由更崇高的責任了。這要求我們必須節約使用自己的力量而不能讓其自白浪費，以便我們在面臨最大的考驗時能使用這些力量。但是，空談目的是毫無價值的。目的必須轉換成具體、實際的政治目標。這些目標應當像我在前面指出的那樣與國家的根本利益保持一致，應當從屬於國家的根本利益。
坦率地說，我們在東南亞確定的目標是否與此相符，我是表示懷疑的。像我這樣一個公民，接觸不到政府的高級情報，當然也就不可能斷然消除這種懷疑。然而，在我們這樣的政治制度下，每個人都可以根據自己所能瞭解的情況對我們面臨的對外政策進行評論，提出自己懇摯的意見，並對不久前華盛頓宣佈的關於東南亞問題的許多錯誤估計保持清醒的頭腦。這是每個公民的責任。
我已說過，我根本不相信我們在東南亞的政治目標與國家利益是真正一致的。這些政治目標就像我們的政府官員提出的那些目標一樣，面面俱到、空洞無物而且含混不清。但是，我認為，我們的注意力不應過多地放在這些表裡不一的言辭中，相反，我們現在應當問一問自己：在這場無休止的衝突中，我們是不是過度地消耗了自己的政治、經濟和軍事資源，削弱了自己的力量，以至當需要在世界上其他更關鍵的地區應付新的挑戰時我們會感到十分虛弱。因為，今後肯定還會出現與我國真正的利益關係更大的威脅。
如果我們能想出節約力量的良策以防備有一天會出現這些威脅，那我對美國的未來，對我們的領導應付這些威脅的能力，以及對我們武裝力量全力支持這種領導的能力將充滿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