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朝鮮的地理、歷史、氣候、整個經濟狀況以及朝鮮人民一無所知的人，不可能充分理解朝鮮戰爭。朝鮮目前分隔成南北兩個部分並非自然條件所致。因自然條件而使朝鮮一分為二的情況只有一個，那就是瀕臨日本海、南北走向的太白山脈使得朝鮮分隔成東西兩個部分。朝鮮在地理上、戰略上、經濟上和種族上都是一個統一的整體，就如一個人的雙臂、雙腿與身體的關係一樣；它的每一個部分對於其他各個部分都是必不可少的。朝鮮被三八線隔絕開來兒乎純屬偶然，僅僅是出於軍事上的考慮。這件事對於當時的軍事歷史學家來說是那樣微不足道，以至於今天沒有哪個人能夠確切地說出是誰首先提出這種以三八線為界的主張的。
嚴格地講，三八線根本談不上是一條邊界線。從軍事上講，這條線無法防守，從傳統上講，它又無任何意義可言。居住在該線以北的朝鮮人同居住在該線以南的朝鮮人一詳，講的是同一種語言，吃的是同樣的飯菜，喜愛的是相同的衣著和習慣，此外，還懷有相同的民族自豪感。
歷史上，朝鮮雖遭受過周圍列強的侵略和奴役，但它在本國人民的心目中卻一直是作為一個獨立的國家而存在著的。而且，若干世紀以來，朝鮮人一直懷有自己管理自已國家事務的願望。由於不利的地理條件，朝鮮幾乎有史以來就一直是個爭戰的沙場。儘管國際間有著各種禁止侵犯朝鮮的協定和條約，中國、俄國和日本仍屢次三番地想吞併朝鮮的領土，將其納入自己的版圖。我國政府多次提出保證，一旦朝鮮遭到進攻，就應給予援助，但是，直到一九五○年六月以前，美國從未伸出過援助之手解救過這個不幸的弱小王國，以使其免遭鄰近敵國的侵佔。
長達六百英里的朝鮮半島如同從亞洲大陸伸出的一個肥胖的拇指。它直指日本四大島嶼中最南端的九州島，很容易引起對方越過狹窄的對馬海峽的入侵。從朝鮮的主要港口釜山到日本內海入口處下關，全部航程僅一百英里稍多廣點。朝鮮半島把靠近北極的日本海與靠近赤道的黃海分隔開來。這也許能在一定程度上說明這個國家為何有著極為懸殊的溫差。朝鮮雖位於溫帶地區，與我國的肯塔基州在同一緯度上，但在其北部六千英尺高的陡峭山嶺上，冬季的寒冷氣溫可低達華氏零下五十度，而在南方的稻米之鄉，炎熱的夏季簡直讓人透不過氣來。步兵所頭疼的各種困難這裡都能碰到：深厚的積雪，泥濘不堪的道路，夏季的傾盆大雨，四處飛揚、令人難以忍受的塵土。不過，這裡也有綠色的稻田。看上去是那樣地青蔥、明快，使人心曠神怡。
朝鮮有一個特點，是任何作戰人員都不會忘卻的，那就是臭氣熏天。由於用人糞來肥田，加之用一些大大小小的水桶和破漏的大車裝運這種東西，因而鄉間的空氣中瀰漫著十分強烈的臭味，使人乍一聞到不堪忍受。
朝鮮是個貧困的國家。在南方低地地區，自然草木植被早就遭到砍伐，被人們用作燃料、糧食和飼料。所以，那裡生長的植物現在主要是一種矮小多節的灌木。這些灌木叢幾乎無法讓人蔭蔽和棲身。這裡很難見到青枝綠葉，也打不到什麼柴火。南方的村民用長長的耙子在地上摟扒，收羅起每一點可供燒火的東西。他們把樹根、枝條、稻草、破布頭和各種雜七雜八的廢物，都細心地檢起來貯藏好，以備日後生爐子。在村莊裡，路邊的溝壕便算是敞開的下水道。這也加劇了本來到處就能聞到的惡臭。豬，是村民餵養的主要家畜，在污穢中到處亂竄。警覺的餓狗連人們丟棄的最令人噁心的腐肉、下水也能狼吞虎嚥地吃下去。小孩子們在茅舍外面玩耍，小小的褲子恰好在後面開了個口，為的是能隨時大小便。
南方的水稻收成很好。朝鮮人還大量種植捲心菜，不過菜常常長得很老了還不收割。他們把這種菜收進家後；就和魚頭及其他美味一起貯存在大罈子裡，經燒煮之後便作為一種叫「金薺」的家常菜供食。對於大多數西方人，這種東西實在不堪入口。可是，朝鮮人卻吃得津津有味；毫無疑問，他們可以從中攝取豐富的維生素。
村莊的茅舍都很矮小，室內陳設簡陋，光亮靠糊著油紙的窗戶提供，這種油紙可以透光。南方平展的土地都經過精心的耕作。到處都是居民點。
北朝鮮擁有一個工業區。工業區的糧食主要依賴於南方。北朝鮮陡峭的山巒上可以見到成片成片的高大常青樹木。間或，還可看到險峻的花崗岩絕壁從六千英尺高的山嶺上陡然直下。由空中鳥瞰或者信步於山間、海濱時，北方地區整個說來似乎非常秀麗。當夏季消然離去，生長著茂密闊葉林的山麓、小丘便轉成了金色、黃色以及各種令入驚奇的紅色和褐色。蔚藍的天空常常萬里無雲。半島兩邊的大海一望無涯，深邃明淨。但是，最北方卻是一派比較可怕的景象；尤其是冬季，在遙遠的滿洲荒野上形成的暴風雪常常在沒有預兆的情況下呼嘯而至，滿山遍野頓時便可覆蓋十英尺厚的積雪。這一地區因山脈一直向鴨綠江延伸，所以倒是真的被分隔開來。
在這裡，軍隊無法越過無路可行的山脊，保持一條穩固的戰線，甚至無法保持相互間的聯絡。在整個這一地區，道路蜿蜒曲折而且相互間隔很大。山地間大都是些羊腸小道，人員和牲畜只能一個一個地通過。這裡的森林為徒步的敵人提供了極好的蔭蔽條件。無數狹窄的山谷、令人頭痛的羊腸小道以及刀刃一樣的山嶺，能使害怕進入無路可行的山地的高度機械化軍隊寸步難行。中國軍隊沒有裝甲車輛，只有少量的炮乓，他們不為複雜的通信手段所累，裝備輕便，只攜帶手中的輕武器、他們習慣於各種極端惡劣的天氣，習慣於忍饑挨餓。他們有高度的紀律性，經受過嚴格的訓練。所以，中國軍隊在這裡有許多實施機動和蔭蔽的絕好機會。
我們對地形一無所知，我們企圖利用的地圖則錯誤百出，這使敵人佔了更多的便宜。熟悉地形也成了他們的一種秘密武器。我們查找的道路實際上常常都不存在，或者那些道路竟是些輪式車輛根本無法通行的羊腸小道。
與朝鮮險惡的地形不同，朝鮮人民十分慇勤好客，大部分地區的居民都是溫順和善的百姓。經過適當的訓練，他們有可能成為優秀的士兵。他們是非常儉樸的農民，他們也是狂熱的愛國者。他們對日本人懷有上百年的深仇大恨；對殘暴的日本警察至今耿耿於懷。朝鮮人像愛爾蘭人一樣喜歡我行我素，喜歡絕對個人自由，因而也就像愛爾蘭人一貫表現的那樣不大可能屈服於強加給他們的政治統一。
朝鮮人沒有受過自治訓練，使用現代化機械設備的訓練也很差，所以，為把自己的國家建設成為一個自給自足的現代化國家，他們遇到了重重的困難。他們不熟悉我們的各種習慣，我們亦無力打破堅實的語言障礙。加之在與他們國家交往的過程中，我們又辦了那麼多輕率疏忽的事情，因此，相互間進行合作亟亟其困難的，尤其當極大的危險迫在眉睫，來不及制定計劃或擬定草約時，這種合作便更趨困難。
美國知道朝鮮（從前，我們的地理書上寫作「高麗」）的存在是相當近期的事情，外交上與之發生聯繫的時間則更短，一八三三年，熱衷於打開日本門戶進行貿易的美國人，對同朝鮮進行貿易曾表示過一定的興趣。可是，即使在海軍准將馬修·佩裡「打開了」日本的「大門」之後，朝鮮依然沒有受到重視。一八六六年，法國和美國的傳教士在朝鮮被處以死刑，被觸怒的法、美兩國政府曾一度準備聯合進行一次懲罰性的遠征，幸而後來放棄了此項計劃。但是，此後為能與朝鮮談判而進行的種種努力也都以失敗告終。結果，美國海軍艦艇同朝鮮海岸炮乓發生了炮戰並捉到了幾個朝鮮俘虜。然而，為進行談判，我們仍堅持做出種種努力。一開始由日本居中調解，以後則改由中國擔當調解人。
一八八二年，我們與朝鮮的第一個條約終於在天津簽訂，從而使美國與朝鮮王國之間建立了商務關係。該條約尤其引人注目的一個特點是含有這樣一項條款：保證「兩國之任何一國受到他國不公正對待時，要相互支援」。究竟何為「不公正對待」，在爾後的整整七十年中，美國對這一詞義的理解似乎相當地狹窄。
在後來的兒乎所有有關朝鮮問題的條約、文件、決定和宣言中「獨立」一詞一再反覆出現。可是，自從在天津簽訂條約之後，獨立一直不過是個神話而己。對我們來說，獨立只意味著我們強制朝鮮遵守其貿易協定，而當其他國家為佔領和剝削這個」清晨靜謐的國土」而相互爭鬥時，我們則不進行干預。
在天津簽訂條約時，我們曾明確承認中國對朝鮮所擁有的主權。後來，當日本和中國都力圖控制朝鮮時，我們有意識地避免得罪其中任何一方。當我駐朝使節對中國努力加強對朝鮮控制的做法表示不滿、遭到中國駐紮官的反對時，我們甚至召回了自己的使節。一八九四年，當中日雙方在朝鮮問題上的對抗終於釀成戰爭時，我們又一次盡力避免站在任何一邊；而將所做的一切僅僅局限於表達一種殷切的希望，希望日本不要對一個毫無防禦能力的近鄰國家發動一場非正義的戰爭。所以，我們外交上「勾銷」朝鮮的政策，早在迪安·艾奇遜還不會拼寫自已的姓名時就已奠定了基矗中日衝突期間，我們拒絕了英國要我們與德國、俄國和法國間它一起採取聯合行動、進行干預的建議。後來，日本全面控制朝鮮之後，我們在承認日本權利的同時再一次承認了朝鮮的「獨立」。在後來的年月裡，當俄國與日本之間為了朝鮮半島而開始爭奪時，我國國務院責成我駐漢城公使，要他告誡當地的全體美國人不得發表任何反日言論。
在此後二十年中，朝鮮曾兩次請求我們實踐原定的保護其不受侵犯的誓約。但是，這兩次我們都明確而直截了當地拒絕了對方的請求。日俄戰爭的頭一個月，當日本把朝鮮變成一個保護國後，西奧多·羅斯福總統以這樣的話「勾銷」了朝鮮：「我們無論如何都不可能為著朝鮮的利益而進行干預，去反對日本人。他們（朝鮮人）依靠自己的防禦力量根本無法給對方以任何打擊。」這就是我們在朝鮮淪為保護國的五年和六年前對朝鮮的請求所作的答覆。朝鮮的請求是要我們負責在大國間達成一項確保朝鮮完整統一的協定。通過一九○五年的塔夫脫一桂太郎協定，我們正式確定了對朝鮮的不介入政策。在協定中，我們同意日本將朝鮮置於其保護之下。作為交換條件，日本對我們在遠東剛剛佔領的菲律賓應放棄一切侵略意圖。
接著，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當世界各附屬國人民因威爾遜的自決權宣言而感到激動時，在朝鮮出現了一股強烈的民族主義浪潮。人們秘密地聚集在朝鮮式的地窖裡，用手工刻制的木版印刷獨立宣言。女學生們在飄垂的袖筒中藏著秘密宣言走村串巷，她們從未引起過目光犀利的日本警察懷疑，或者被無數日本奸細所發覺。這些日本奸細平時混雜在朝鮮人之中，時刻提防著這種組織公開起義的活動。
在南方和北方的數百個鄉村中，朝鮮愛國者秘密集會，研究解放之日的行動計劃。總共有數萬名男女參加集會，可是，他們的計劃從未走漏過風聲傳到日本人那裡去。一九一九年三月一日，包括李承晚在內的三十三名朝鮮領袖人物聚集在漢城的明月飯店，舉行最後一次聚餐會。他們宣讀了獨立宣言，揮筆簽下了自已的名字，爾後把警察叫了進來。與此同時，全國各地數百萬人聚集在街頭巷尾聆聽朝鮮領袖人物宣讀獨立宣言。然後，他們舉著被禁止的朝鮮國旗，興高采烈地穿過各個村莊舉行示威遊行。遊行群眾赤手空拳，毫無使用暴力的企圖。但是，在後來的短短幾周內，有數千人被日本人處死。在此期間，我國國務院曾鄭重其事地告誡我國駐漢城領事，要他「極其謹慎，不得助長任何這樣的看法，即認為美國會幫助朝鮮民族主義者實行他們的行動計劃」，也不得給日本造成一種美國政府同情朝鮮民族主義運動的印象。
所以，杜魯門總統的下述做法與我國對朝鮮問題的傳統態度是完全一致的。隨著朝鮮被劃分為蘇聯和美國的勢力範圍，哈里·杜魯門總統在參謀長聯席會議的強烈要求下，於一九四八年四月批准了這樣一項政策聲明；「美國對朝鮮的事務不應陷得太深，以至於任何派別或國家在朝鮮的一舉一動都成了美國開戰的理由」。
美國儘管在開羅和波茨坦曾公開表示過建立一個獨立的朝鮮的願望，但它還是回到了它那傳統的不介入的立場上。在開羅，美國、大不列顛和中國一致同意朝鮮在「適當的時候」應實現獨立（蘇聯總理{應為部長會議主席}約瑟夫·斯大林在德黑蘭與富蘭克林·羅漸福總統會見時也曾贊同這一宣言）。一九四五年，就在日本投降的前夕，杜魯門和斯大林在波茨坦通過了一項聲明，保證朝鮮在蘇聯、大不列顛和中國共同托管五年之後實現獨立。托管之事沒有提及美國（事後，斯大林堅持美國應包括在托管國之列）。
日本投降後，美國意外地發覺自己掌管著朝鮮半島的南半部，沒有經過慎重考慮，沒有權衡後果，只是稍作計劃，美國便著手履行其從末正式獲得承認的托管義務。
結果，它幾乎是立即便鑄成了一個大錯，失去了朝鮮入民的信任與合作。這一錯誤是，它曾加強了受人鄙視的日本行政官員在辦公機構中的地位。這種做法頓時激起了朝鮮人的怒火，美國被這種怒火搞得張皇失措，因此又錯上加錯，急急忙忙地將日本人清除出去，用一些好心的卻是極本不夠格的美國公民來填補出現的空缺。這些人不懂當地語言，也不瞭解由於需要為新生的共和國制定金融貨幣政策而產生的問題。當然，未能與蘇聯達成一項全面協議又加劇了這一危機，並且造成了莫斯科和華盛頓之間的相互指責。雙方都指責對方從事反對自己的陰謀活動，在此期間，朝鮮人民群情激昂，開始轉而激烈地反對美蘇雙方。他們懷疑這兩個國家準備再次背信棄義，不履行那個經常兌現不了的、給朝鮮以獨立的諾言。最後，美國對於爭取與蘇聯合作建立托管之事終於感到絕望，便將這個問題提交給了聯合國。這個舉動引起蘇聯指責我們違反了原定的協議。聯合國提議在雙方管轄地區進行自由選舉，可是蘇聯人拒不允許聯合國臨時委員會進入蘇方管轄區。他們早先就堅持，只有那些曾經「全力支持」莫斯科托管協議的黨派、團體才可以參加選舉。這實際上取消了美方管轄區內所有黨派、團體參加選舉的資格。因為在美方管轄區，言論自由使人們可以對任何延誤獨立的做法，托管也罷，不托管也罷，公開表示不滿。
最終的結果是，一九四八年五月在南朝鮮舉行了一次選舉；建立了以李承晚為總統的大韓民國。隨後，蘇聯針對美國的做法製造了一個以平壤為首都的「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此後，美國結束了自己的軍事佔領，於一九四八年九月開始撤出全部美國軍隊；這一行動再次反映出我們一貫信奉不介入的理論，儘管蘇聯早先曾宣佈打算在一九四八年將全部蘇軍撒離朝鮮；並且據報道，他們如期完成了撤軍計劃。但是，如果當時能嚴肅認真地分析一下後來出現的局勢，我們也許能發現，我們實際上是讓年幼的共和國處於任人宰割的境地。我們對朝鮮向題的處理與蘇聯在這一問題上的區別，在於我們沒有為之奮鬥的實際目標，而只有一個相當模糊的「實現朝鮮獨立」的目標。確立這樣的目標，可以使我們隨時從朝鮮脫身，趕回國去重新一心一意地處理我們關心的各種國內問題。相反，蘇聯從一開始就有一個讓朝鮮半島「獨立」的計劃，該計劃要使朝鮮不受除蘇聯之外任何國家的控制。幾乎從美國一加入第二次世界大戰並使戰爭勝利在握的時刻起，蘇聯就已經開始朝著這一目標努力了。
首先，蘇聯早就開始了訓練經過選拔的朝鮮幹部的勾當，企圖靠這些人來建立和維持一個蘇聯式的共和國。在這個共和國中，所有反蘇團體都要被剝奪發言權。蘇聯還為訓練和武裝一支規模頗大的北朝鮮軍隊直接進行了準備。這支軍隊包括步乒、機械化師和邊防警察。起初，這些部隊裝備的是日本人投降時所繳獲的武器。後來，蘇軍在一九四八年撒離時將自已的武器留給了剛剛受討訓練的北朝鮮人。一九五○年的最初幾個月，就在北朝鮮人民軍越過三八線發動入侵之前，蘇聯向他們提供了大量現代化武器裝備，其中包括：重炮、T-34式坦克、卡車、自動武器和大約一百八十架新型飛機。其中約有四十架「雅克」戰鬥機和七十架攻擊轟炸機。
進犯南朝鮮之前，北朝群人民軍已能投入使用的部隊計有八個齊裝滿員的步兵師；兩個實力達編製數一半的步兵師、一個摩托車偵察團，一個裝備T-34式。中型坦克的裝甲旅和五個邊防警察組成的旅，總兵力達十三萬五千人。
但是，這支軍隊的力量不僅在於它所擁有的人數和現代化裝備，它還擁有大量日本統治時期逃往蘇聯並與蘇聯紅軍和中國紅軍一起經受過戰火考驗的朝鮮人，此外，還有數千名從一九四六年開始在蘇聯接受過為期三年訓練的人員。政府職務也由受過良好專業訓練的人員充任。這些人大都像金日成首相一樣，從一九四三年起就在蘇聯接受過徹底的思想灌輸。北朝鮮人民軍師以上部隊主要由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曾在蘇聯軍隊中擔任過初級軍官並立過戰功的朝鮮人指揮。北朝鮮人民軍每個師約有十五名蘇軍顧問。
在三八線以南，為了對付這支訓練有素、紀律嚴格的現代化軍隊，我們留下了一支我們甚至不敢稱之為軍隊的相當可憐的部隊（美國如此醉心於從朝鮮脫身，以至不允許我們在南朝鮮的人員用「軍隊」這個字眼來稱呼我們正在努力建立、以便在我們撤離朝鮮後維持秩序的警察部隊）。三八線以南的朝鮮人對自由的熱愛和為國獻身的精神並不亞於北朝鮮人。況且，在我們管轄區內就有許多逃自蘇方管轄區的朝鮮人。在南朝鮮方面，打仗的意願或戰鬥的勇氣並不缺乏，缺乏的是緊張嚴格的訓練和優秀的指揮官。在我們未能彌補的主要不足之處中，這只不過是其中的兩個。
僅僅說我們當時愚蠢和缺乏預見性，這是不夠的。將朝鮮戰爭爆發的責任歸咎於迪安·艾奇遜把朝鮮作為我防禦圈之外的地區而公然加以「勾銷」，這顯然是一種簡單化的說法，容易使人產生誤解。迪安·艾奇遜只不過是重申了一項早已被認可的美國政策罷了，朝鮮一直處於我們的防禦圈之外，在與朝鮮的關係史上，我們曾數次將其「勾銷」南朝鮮軍隊所以缺乏武器裝備，缺少受過訓練的指揮人員，主要是因為我們認為朝鮮在戰略上幾乎沒有什麼重要意義，我們關心的主要是自己不要在那裡陷得過深，免得在錯誤的時間和地點作戰。因此，我們不願充分武裝南朝鮮軍隊，不願採取有力措施克服其指揮人員存在的不足之處，這些指揮人員的軍事知識確實太差了。
不用說，還存在不少實際的困難。南朝鮮沒有大量從滿洲返回的人員，而國內經受遭現代戰爭鍛練的人也比較少。只有少數朝鮮軍官會說英語，會說朝鮮語的美國顧問則更少。美國軍語在朝文中幾乎找不到相對應的詞彙。在南朝鮮軍隊中「面子」是頭等重要的事情。南朝鮮軍官感到很難接受軍銜比自已低的美國顧問的建議。他們對同自已意見相反的觀點常常公開表示不滿。因此，他們自己的參謀人員都不大敢表示不同的意見。許多南朝鮮軍官之所以得到任命系出於政治上的原因，這同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和平時期我們國民警衛隊中的許多軍官被任命的情形是一樣的。
所以，韓國軍官的軍事才能從未受到過考核。有許多部隊分散在各處執行剿匪任務和其他國內治安任務；部隊的訓練不足，截至一九四九年年底，十六個營中完成營一級訓練任務的還不足半數。南朝鮮軍隊沒有重炮，沒有坦克，沒有反坦克武器，也沒有空軍。無怪乎李承晚和其他韓國領導人對北朝鮮加強軍事力量的做法以及三八線以南在這方面的薄弱狀況表示恐慌和沮喪。但是，這些情況卻真實地反映了我們當時對朝鮮採取的政策。一九四八年，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曾認真考慮過要幫助南朝鮮組建一支野戰軍，可是，根據麥克阿瑟的建議又放棄了這個方案，主要原因是「美國佔領軍的兵力已經縮減，到一九四九年，我們完全受到了這樣一種理論的支配，即將把美國捲入其中的下一場戰爭將是一場全球性的戰爭。在這場戰爭中，朝鮮的地位不太重要，而且，無論怎樣朝鮮都無法防守。我們所有的計劃、所有的官方聲明以及所有軍事上的決策，從根本上說都是出自這種看法。在我們的會議中從未提起過「有限戰爭」的概念。我們對聯合國充滿了信心。原子彈又為我們築起了一道心理上的馬奇諾防線。這道防線使我國國民有更充分的理由強烈要求孩子們重返家園，軍隊遣散，刀槍入庫和陸海空三軍士兵復員。對這種舉國一致強烈要求遣散我國有史以來最龐大的軍隊的做法，任何人都可以根據後來的種種情況輕而易舉地加以指責。可是，任何有前途的政治家，如果當時竟極力主張國家繼續保持戰備狀態，繼續在距本國八千英里之外的地方駐紮大批部隊，那他無論如何是站不住腳的。不錯，在分析朝鮮形勢時，我們過於相信我們自己對敵人意圖的主觀判斷，面對我們所瞭解的敵人的實力情況卻過於輕視。北朝鮮有著強大的突擊力量，在南、北朝鮮的邊界附近則集結著北朝鮮的軍隊。這些情況對我們的情報機構來說並不是什麼秘密，問題在於我們的分析判斷出了毛病。我認為，這主要是由於我們認定，世界上共產黨國家的軍隊並不想冒原子戰爭的風險去訴諸武裝侵略。如前所述，有限戰爭對我們來說還是一個比較生疏的概念。
我們所熟悉的有限戰爭只是從下述意義上來理解的，即所有戰爭都要受參戰國是否願意付出必要的代價這個條件的限制。
鑒於這樣一些情況，人們當然可以指責迪安·艾奇遜的講話時機（一九五○年一月）不對。在這次講話中，他將朝鮮排除在我們的防禦圈之外。南朝鮮軍從力量薄弱，美國政府又受到本國民眾要求將全部美軍撤回國內的強大壓力。這些情況蘇聯人當然非常清楚。在這樣的情況下，艾奇遜這種我們無意防守朝鮮的明顯表示是絲毫也無助於動搖敵人採取行動的決心的。將朝鮮劃在我們的防禦圈之外並非迪安·艾奇遜所發明，亦非杜魯門政府所獨創。早在一九四七年九月，參謀長聯席會議（李海、艾森豪威爾、尼米茲和期帕茨）曾根據杜魯門總統的指示進行過研究，最後向國務卿提交了一份備忘錄，其中這樣寫道：「……從軍事安全的角度來看，美國保持目前在朝鮮的軍隊和基地並沒有什麼戰略價值……」無怪乎這四位軍事上的權威人物經過深思熟慮得出的看法會獲得總統的同意。
一九四九年，道格拉斯·麥克阿瑟將軍曾分別接受兩名記者的採訪，首先是英國記者沃德·普賴斯，爾後是亞利旁那州《明星日報》記者沃爾特·馬修斯。據報道，麥克阿瑟將軍在接見記者時曾勾劃了一個顯然把福摩薩（台灣，下同——譯注）排除在外的防禦圈。這件事並未引起特別的哄動，因為，我們的軍事當局認為，福摩薩不日落入中共之手幾乎是必定無疑。美國有關遠東問題的應急計劃也沒有將朝鮮或福摩薩的防禦考慮進去。究競採取何種口徑來彌補福摩薩淪陷後給美國威信造成的損失，當國務院就這個問題向各駐外使領館發出簡要指示時，國會中的共和黨人群情激昂，強烈要求美國保衛這個島嶼。但是，沒有人提出動議要求改變我們的對韓政策。顯然，對朝鮮採取的傳統「勾銷」政策依然在起著作用。如何解釋我們在情報的理解上所犯的大錯，是個更為複雜的問題。我們對北朝鮮人民軍的實力有個大概的瞭解。由於經過了一九四九年的總動員並補充了數千名應徵入伍者，北朝鮮人民軍的實力增長了一倍。同時，我們也瞭解自己的弱點。其實，一九四七年之後，麥克阿瑟將軍就不斷就威脅著遠東的各種危險情況發出過警告，並且堅持認為，沒有任何東西能夠代替部隊的實力。然而，當時政府正處於要求削減軍費的巨大壓力之下，因而三軍各兵種都「挨了手術刀」。海軍的戰鬥艦艇、各型登陸艦艇、掃雷艦艇以及進行水雷戰的各種裝備器材，缺少到了可悲的程度。空軍一開始沒有噴氣式戰鬥機，一般作戰飛機和輸送部從的運輸機也不足。空軍的照相偵察能力被削弱，照片判讀人員奇缺。這給地面部隊的行動帶來了嚴重困難。在國內，武器和裝甲車輛的儲備削減到少得可憐的地步，生產設備則有的拆除，有的絕對加以封存。我們對於聯合國阻止任何重大侵略行動的能力抱有充分的信心。我們知道這個世界對戰爭已經厭倦，還認為共產黨「不準備」使自己捲入大規模核屠殺之中。此外，我們煞費苦心地避免引起潛在敵人與我們發生重大爭執。我們對在敵人入侵前夕獲得的情報作出錯誤的判斷，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應歸咎於上述一廂情願的想法。就在北朝鮮人民軍大規模越過邊界的前六天，中央情報局的一個戰地情報機構曾報告，發現三八線以北「敵部隊在廣泛凋動」，同時還發現：「三八線北側的全體居民轉移至距該線兩公里外的地區，元山至鐵原鐵路的民運業務己經停止，該線僅用作軍用物品的運輸專線，武裝部隊正向邊界地區運動，大枇軍械和彈藥正運往邊界地區」。怎麼人們看到了這份報告居然還沒有想到敵人的進攻，實在令人費解。
可是，有一點是肯定的，東京盟軍總部的情報部門沒有從這份情報中得出任何結論，而是按例行方式，在沒有標明急件的情況下便將其轉呈給了華盛頓。總部後來企圖推卸對這種近乎典型的作戰準備活動未能加以說明的全部責任，並堅持說，他們曾向華盛頓「轉呈過全部事實材料」。
但是，這井不能開脫他們的如下錯誤做法，即北朝鮮軍隊發動突襲的前六天，總部曾向華盛頓、呈送過一份解釋性的報告，報告指出，「顯然，蘇聯顧問們認為，現在利用政治手段制服南朝鮮政府比較適宜，特別是鑒於北朝鮮在南朝鮮進行的游擊戰遇到了嚴重的挫折。」
所以，總部的責任是無法開脫的。我從為，問題很明顯，總部像我們在國內外的許許多多美國人一樣受到一種信念的影響，即認為，所有這些動向和零星入侵事件，只不過是對方向我們展開心理上的『冷戰』時所採取的一種很正常的做法。這種『冷戰』不僅在朝鮮，而且在我們認為重要得多的其他地區也在進行著。除此之外，東京還有一種不信任亞洲諜報人員的傾向，認為南朝鮮人有一種特別的毛病，還未看到狼就驚呼「狼來了！」還有一個實際情況，即北朝鮮軍隊的這種調動一九四七年也曾發現過。當時，三八線與後方地區全副武裝的北朝鮮部隊之間已開始進行一年一度的換防。我認為，真正不可原諒的錯誤，是未能恰如其分地估計北朝鮮人民軍所具有的強大的戰鬥力。這一錯誤使我們付出了高昂的血的代價。戰爭爆發時，總部對於阻止侵略者所需兵力的估計數，幾乎不得不一天一天地在增加。我們簡直從未正確估計過敵人的實力。
正當南北朝鮮之間的緊張局勢明顯加劇時，我們開始從朝鮮撤出最後一批戰鬥部隊。有人硬說我們是遵照聯合國大會的決議這樣做的。可是，要求撤走一切外國軍隊的決議是美國自己起草並提出的。美國是在不顧聯合國臨時委員會和李承晚警告的情況下起草並提出這一決議的。他們的警告是。朝鮮正瀕於「殘酷內戰」的邊緣。當時，我們的國策已定，決心擺脫這種煩人的軍事義務。因此。當最後一批美國部隊即將乘船回國時，我們對沿邊界發生的武裝衝突有意置之不理。我們正視當時實際局勢的唯一做法是一九四九年三月做出了一項決定，即完成六萬五千人保安部隊（南朝鮮當局很快將決議中的這個詞改換成了「軍隊」一詞）的裝備任務，並向四千人的海岸警衛隊提供緝查海上走私、防止海盜和敵人海上滲透所必需的船隻。這支軍隊的『裝甲部隊』是由少數偵察車輛和一些半履帶車輛組成的。這支軍從的步兵師中有四個師每師僅編有兩個步兵團而不是通常的三個團。整個陸軍只有九十一門105毫米榴彈炮（按美國陸軍的編制，師屬炮兵應有四百三十門火炮，並可得到非師屬炮兵同類口徑和更大口徑火炮的支緩）。
我們自己在南朝鮮的部隊最初削減到只有一個團戰鬥隊，最後則只留下一個大約由五百名官兵組成的軍事顧問團（其縮稱即人們所熟知的KMAG，讀作「凱馬格」）。由威廉·羅伯茨准將指揮。該團負責向南朝鮮營以上單位派遣軍事顧問。這就是北朝鮮人為發動入侵而進行最後階段的炮擊和轟炸時我們留在朝鮮的全部人馬。一九四九年六月，沿三八線發生一系列小規模襲擊事件之後，北朝鮮軍隊侵入大韓民國領土甕津半島。幾乎在同一時刻，最後一批美軍戰術部隊卻正在撤離南朝鮮。直到七月份，邊界才恢復到原先的態勢。就在同一月，三八線以南的開城遭到北朝鮮步兵和炮乒的攻擊。後來在八月份，甕津半島再度遭受入侵，經過激戰，北朝鮮人終於被趕了回去。一九五○年五月，開城再次遭到北朝鮮炮火的猛烈襲擊。此時，我們自己卻正在飛快地撤離南朝鮮。
不過，決不應當認為我們的軍事當局乃至政府當局都一致要求從朝鮮撤軍，或者對那個不幸國家的事務只願看光明的一面。早在一九四八年，陸軍參謀長奧馬爾·布萊德雷將軍以其特有的洞察力對參謀長聯席會議中大多數人的觀點提出了挑戰。這些人的觀點是，朝鮮「沒有什麼戰略價值」、「任何在朝鮮使用美國軍事力量的做法都是不明智的」。布菜德雷認識到北朝鮮人入侵的可能性極大，因而建議，如果真的出現這種侵略行動，則應迅速疏散美國僑民，並且毫不遲疑地向聯合國安理會說明事實真相。他還極力主張，在我戰鬥部隊撒離之前，應重新分析朝鮮局勢。布萊德雷的觀點遭到了否決。
此外，美軍駐南朝鮮軍事顧問團中的一名高級軍官約翰·貝爾德上校也曾獨自一人提出過警告。他對當時剛剛任命為駐朝大使的約翰說，南朝鮮軍隊所用武器裝備的類型與質量不足以保證維持邊界的現狀。他報告說，人數上處於劣勢的韓國軍隊在火力上也讓北朝鮮軍隊完全佔了上風。北朝鮮軍隊擁有122毫米火炮，射程約為十七英里，而美國提供的105毫米火炮有效射程大約只有七英里。他還強烈要求送給韓國軍隊一些防空武器，建議向他們提供F-51飛機，但是他的這些主張沒有引起重視。
包括杜魯門在內的文職官員們早先也曾大聲疾呼反對立即拆除我們的戰爭機器，關閉我們的軍工生產部門。但是，正如如杜魯門先生在其《回憶錄》中所寫的，這些呼聲「被國會和報刊淹沒了」。因此，最後當大炮終於宣告朝鮮爆發全面戰爭時，我們創建的幼小共和國發現它處於毫無抵抗準備的狀態，而我們也發現自己在軍事上毫無準備，無法履行相互支援的協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