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何以減輕人民負擔反而激怒了人民
140年來，在公共事務的舞台上，人民連片刻也未曾出現，因而人們根本不再相信人民還會走上舞台；看到人民麻木不仁，人們便認為他們是聾子；以至當人們開始關心人民的命運時，就當著他們的面大談特談，彷彿他們不在場。人們似乎是專講給高踞人民頭上的那些人聽的，他們擔心的唯一危險是怕那些人不能完全聽懂。
那些最應害怕人民發怒的人當著人民的面高聲議論那些經常折磨人民的殘酷的、不公正行為；他們相互揭發政府機構駭人聽聞的種種罪惡，而政府機構是人民身上最沉重的負擔；他們用動聽的辭令描繪人民的苦難和報酬低劣的勞動：他們試圖這樣來解救人民，結果使他們怒氣衝天。我說的不是作家，而是政府，是政府的主要官員，是特權者本身。
大革命前13年，國王試圖廢除勞役制，他在敕令的序言中說道：「除少數幾個省（三級會議省）外，幾乎所有王國的道路都是由我們臣民中最貧窮的那一部分無償修建的。一切負擔便全都落在那些除了雙手一無所有並且與道路只有極其次要利害關係的人們頭上；真正有切身利益的是所有者，差不多全部是特權者，他們的財富由於修路而增長。人們強迫窮人單獨維修道路，迫使他們無償提供時間和勞動，這樣一來便剝奪了他們抵禦貧苦飢餓的唯一手段，讓他們為有錢人的利益勞動。」
與此同時，人們著手消除工業行會制度加給工人的種種痛苦，以國王名義宣佈：「勞動權是一切財產中最神聖的財產；一切有損勞動權的法律均違背自然權利，均當被視為無效的法律；現存社會是古怪暴虐的制度，是利己、貪婪、強暴的產物。」類似的言論很危險。更危險的是這些話等於白說。幾個月以後，行會和勞役制重新恢復。
據說使國王說出這種話的是蒂爾戈。蒂爾戈的繼任者也大都照此辦理。1780年，國王向臣民宣佈今後增派軍役稅必須公開登記，他在旁注中還特地說道：「納軍役稅者已為徵收軍役稅的煩惱所折磨，他們至今仍承受那些意外的增派，以至我們臣民中最窮苦的這部分人的稅額增長比例遠遠高於所有其他臣民。」國王還不敢使捐稅負擔一律平等，不過他至少著手確立徵稅平等，在已確定共同負擔的捐稅中推行。他說道：「朕希望有錢人不會覺得受損害，他們如今被納入共同水準，他們要完納的捐稅只不過是長期以來他們本當更加平等地承擔的那份。」
尤其在饑荒年月，人們似乎是有意刺激群情，而不是滿足他們的需求。一位總督為激發有錢人發善心，談到「這些所有者極不公正、為富不仁，他們所佔有的一切應歸功於窮人的勞動，但是他們卻在窮人為開發他們的財產而筋疲力竭之際，任其餓死。」國王在類似情況下也說過：「朕欲保衛人民免遭無衣無食之苦，有錢人強迫他們勞動，高興給多少報酬就給多少。朕不能容忍一部分人聽任另一部分貪婪的人擺佈。」
直至君主制末期，不同行政權力之間存在的鬥爭引起形形色色的類似現象：爭論雙方一心把人民的苦難推諉給對方。
1772年在糧食流通問題上，圖盧茲高等法院與國王之間引起的那場爭論尤其清楚地表明了這點。「由於其錯誤措施，政府可能使窮人餓死，」圖盧茲高等法院說。——「高等法院的野心和有錢人的貪婪造成了公眾的窮困，」國王反駁道。雙方就這樣向人民頭腦中灌輸這樣的思想：他們的痛苦永遠只應責怪上面。
這些事情在秘密函件中找不到，在公開文件中卻提到，政府和高等法院特意將這些文件大量印刷，四處張貼。這樣做的時候，國王便向他的先輩和他自己道出了非常嚴峻的事態真相。一天他說道：「國庫已因歷代揮霍而負擔過重。我們的許多不得轉讓的領地已經以廉價轉讓了。」另一次據說國王出於理性而不是出於謹慎說道：「工業行會尤其是列王的國庫貪財的產物。」國王在下面補充說：「假如形勢常常造成無用的開支，軍役稅過分增長，其原因便在於財政管理部門認為增加軍役稅是秘密進行的，所以是最簡易的對策，儘管還有許多其他對我們的人民負擔較輕的辦法。」
所有這些都是對國民中有教養的那一部分人講的，為的是使他們相信某些遭到個別利益集團指責的措施反倒是有用的。至於人民呢，當然他們即使聽見了也不懂得。
必須承認，甚至在這種善心裡也含有對人們真心想拯救出苦海的那些受苦人的極端蔑視，這不禁使人想起夏特萊夫人的看法；伏爾泰的秘書告訴我們，夏特萊夫人毫不在乎地當著僕從的面更衣，因為她並不確信僕人也是人。
不要以為剛才我轉述的危險性語言僅僅出自路易十六及其大臣之口；那些即將成為人民眾矢之的的特權者在人民面前講話時也是如此。應當承認，在法國，社會上層階級開始關心窮人命運時，窮人尚未使他們感到畏懼；他們關心窮人時，尚不相信窮人的疾苦會導致他們自己的毀滅。這一點在1789年以前十年當中尤為明顯：那時人們經常同情農民，不斷談論農民，研究用什麼方法能救濟農民，揭露使農民受苦的主要流弊，譴責特別危害農民的財政法規；但是在這種新的同情表示中，人們照舊缺乏遠見，和過去長期麻木無遠見一樣。
1779年在法國部分地區，後來又在整個王國，召集了省議會，請讀一讀這些會議紀錄；研究一下會議留給我們的其他公開文件，你定會為文件的善良情意所感動，對文件中格外不慎重的語言感到驚訝。
1787年下諾曼底省議會說道：「人們經常看到，國王用於修路的錢被用在富人身上，而對人民毫無用處。人們常常花費金錢使通向城堡的道路更舒適，卻不用來使市鎮或村莊的入口更方便。」在這同一會議上，貴族等級和教士等級描述了勞役的罪惡後，自發地同意捐贈5 裡佛改善鄉間道路，說這樣一來，本省道路即可暢通，卻不須耗費人民一文錢。對這些特權者來說，用普遍捐稅代替勞役制並繳付應納捐稅，也許更少費錢些；但是，在自願出讓捐稅不平等的利潤時，他們卻還想保留其外表。在拋棄他們權利的有益部分的同時，他們細心保留著令人憎恨的部分。
另一些省的議會完全由免納軍役稅的地產主組成，他們一心打算繼續免納人頭稅，但卻同樣用最暗淡的色彩描繪這種軍役稅使人民蒙受的苦難。他們將軍役稅的一切流弊編織成一幅可怕的圖畫，還特意大量印製。但是很奇特的是，就在他們關心人民的明顯表示中，他們卻不時加進公開蔑視人民的話語。人民已經喚起他們同情，但仍舊是他們輕視的對象。
上基耶內省議會熱烈地為農民的事業申辯，但稱這些農民為無知粗野的人，好鬧事、性格粗魯、不順從的傢伙。蒂爾戈曾為人民做了不少事，但他講起話來也是如此。
這類惡言冷語在那些準備公佈於眾讓農民親自閱讀的法令上可以見到。彷彿人們生活在歐洲那些像加裡西亞的地方，在那兒，上層階級講一套與下層階級不同的語言，下層階級聽不懂他們說的是什麼。18世紀封建法學家對於交納年貢者和其他封建稅的債務人，常常表現出溫和、節制、公正這種不大為前人所知的精神，但在某些地方，他們仍舊說卑賤的農民。看來這類罵人話正如那些公證人所說，是自古已然。
隨著1789年的臨近，這種對人民貧苦的同情變得更強烈、更輕率。我手中有一些1788年初許多省議會致不同教區居民的通告，為的是要從他們那裡詳細瞭解他們可能提出的一切申訴。
這些通告中有一份是由一位神甫、一位大領主、三個貴族和一位資產者簽署的，他們都是議會成員，以議會名義行事。該委員會命令各教區的行會理事召集全體農民，向他們徵詢對所納不同捐稅的制訂和徵收方式的意見。通告稱：「我們大致知道，大部分捐稅，特別是鹽稅和軍役稅，對種田人來說產生了災難性的後果，但是我們還要具體瞭解每一種流弊。」省議會的好奇心不止於此；它要知道教區內享有某種特權的人——貴族、教士或俗人的人數，要確切知道這些特權是什麼；免稅人的財產價值多少；他們是否居住在他們的土地上；是否有很多教會財產——或像當時所說，永久管業基金——不參與商業，它們價值多少。所有這一切尚不能使議會滿意；還要告訴它，假使存在捐稅平等，特權者應承擔的那部分捐稅，軍役稅、附加稅、人口稅、勞役，估計數額是多少。
這等於是通過敘述各人所受的苦難使他們激憤起來，向他們指出罪魁禍首，點明他們為數很小，不足為懼，從而在他們內心深處燃起貪慾、嫉妒和仇恨。人們似乎完全忘掉了扎克雷起義、鉛錘黨人和十六人委員會，似乎不懂得這些法國人的性格：在天性保持平靜時，他們是世界上最溫和、最仁慈的民族，一旦迸發出猛烈激情，就會變成最野蠻的民族。
可惜我未能獲得農民答覆這些致命問題的所有報告；但我還是找到了一些，足以瞭解支配這些報告的一般精神。
在這些報告中，每一個特權者的名字，貴族也好，資產者也好，都一一指明；每個人的生活方式有時也被描述一番，而且總是加以批判。人們仔細地研究他的財產的價值；而且還涉及這些特權的數量和性質，尤其是特權給村裡所有其他居民造成的損害。人們列舉必須作為租金交納的小麥斗數；羨慕地估算特權者的收入，據說這筆收入誰也不能分享。本堂神甫的額外收入——人們已經稱之為他的薪水——過多；人們辛酸地注意到，教堂裡所有的事都得付錢，窮人連安葬也得交錢。捐稅全都制訂得很糟糕，而且欺壓人；沒有一項捐稅不受到抨擊，他們談論一切人，語言暴躁，怒不可遏。
他們說道：「間接稅可恨，沒有哪一家，包稅員沒有來搜查過；沒有任何東西在他的手下和眼中是不可侵犯的。註冊稅繁重，軍役稅收稅員是個暴君，他貪婪，欺壓窮人，無所不用其極。執達員也不比他強；沒有一個老實的莊稼人能躲過他們的暴行。徵稅員為使自己免遭這些惡霸的吞噬，不得不傷害其鄰人。」
在這次調查中大革命不僅宣告了它的臨近，而且它就在這裡，它已經在使用它的語言，展現出它的整個面目。
16世紀宗教革命和法國大革命的所有差別之中，有一種差別令人矚目：在16世紀，大部分顯要人物投身於宗教變革都出於野心或貪婪；相反，人民卻出於信仰，並不指望得到什麼好處。在18世紀，情況就不同了；正是無私的信仰和慷慨的同情感動了當時有教養的階級，使他們投身革命，而使人民行動起來的是滿腔的痛苦怨恨和要改變地位的強烈慾望。前者的熱情終於點燃並武裝了後者的怒火和貪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