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到18世紀中葉，文人何以變為國家的首要政治家，其後果如何
我暫且把要描述的為這場偉大革命作準備的那些古老的一般事件放在一邊。現在論述的是一些最近的特殊事件，它們最終確定這場革命的地位、發端和性質。
長期以來，法蘭西在歐洲所有民族中，就是一個最有文學天賦的民族；文人在法國從來沒有展現像他們在18世紀中葉前後所展現的精神，從來沒有佔據他們在那時所取得的地位。這種情況在法國前所未有，我想，在其他國家也沒有發生過。
與英國不同，這些文人從不捲入日常政治，相反，他們的生活從未比這個時期更超脫；他們沒有絲毫權力，在一個充斥官吏的社會裡，他們不擔任任何公職。
然而，他們不像大多數德國同行那樣，完全不問政治，埋頭研究純哲學或美文學。他們不斷關心同政府有關的各種問題；說真的，他們真正關心的正是這些。他們終日談論社會的起源和社會的原始形式問題，談論公民的原始權利和政府的原始權利，人與人之間自然的和人為的相互關係，習俗的錯誤或習俗的合法性，談論到法律的諸原則本身。這樣，他們每天都在深入探索，直至他們那時代政治體制的基礎，他們嚴格考察其結構，批判其總設計。的確，並不是所有作家都把這些重大問題作為進行特殊而深入研究的對象；大部分人只不過是蜻蜓點水，聊以自娛；但是，所有作家都遇到了這些問題。這種抽像的文學政治程度不等地散佈在那個時代的所有著作中，從大部頭的論著到詩歌，沒有哪一個不包含一點這種因素。
至於這些作家的政治體系，他們彼此分譬如此之大，以至有人想從中調和，形成一個統一的政府理論，卻從未完成這項工作。
儘管如此，如果撇開枝節，溯本求源，便不難發現，這些不同體系的作家們至少在一個最普遍的觀念上是一致的，這個觀念彷彿是他們每人都設想到的，似乎先於他們頭腦中一切特殊思想而存在，並且是這些思想的共同來源。不管他們在進程中如何分歧，這個起跑點卻是一致的：他們都認為，應該用簡單而基本的、從理性與自然法中汲取的法則來取代統治當代社會的複雜的傳統習慣。
只要仔細察看，人們就能發現，所謂18世紀政治哲學，嚴格說來，就包含在上述的那個唯一觀念之中。
這樣的思想並不新鮮：3000年來，它不斷地在人類的想像中閃現，但從未固定下來。那麼，這回它是怎麼佔據所有作家的頭腦的呢？為什麼不像往常那樣只停留在幾個哲學家頭腦裡，卻一直深入到大眾中，使他們政治熱情經久不衰，以致關於社會性質的普遍而抽像的理論竟成了有閒者日常聊天的話題，連婦女與農民的想像力都被激發起來了呢？這些作家一無地位、榮譽、財富，二無職務、權力，怎麼一變而為當時事實上的首要政治家，而且確實是獨一無二的政治家，因為其他人在行使政權，惟有他們在執掌權威？我想用幾句話指出這個問題，讓大家看看這些似乎僅僅屬於我們的文學史的事件，對於大革命，以及對於我們今天，產生了何種非同小可的影響。
18世紀的哲學家們普遍形成的那些觀念與他們時代作為社會基礎的觀念格格不入，這種現象並非偶然；他們這些思想是眼前的那個社會自身的景象向他們自然地提供的。荒謬可笑的特權氾濫，使人們越來越感到沉重，越來越認為特權沒有存在的理由，這種景象把每個哲學家的頭腦同時推向，或不如說拋向人的社會地位天生平等這種思想。他們看到那些從往昔的時代沿襲下來的凌亂古怪的制度，從來無人希圖加以整飭，使之適應新的需要，這些制度雖已喪失效力，卻彷彿還要垂諸萬世，因此他們很容易就對舊事物和傳統感到厭惡，自然而然地趨向於各自以理性為唯一依據，勾畫出嶄新的藍圖去重建當代社會。
這些作家的處境本身也為他們對於政府問題的普遍抽像理論的興趣作了準備，並且使他們盲目地相信這些理論。他們的生活遠遠脫離實際，沒有任何經歷使他們天性中的熱忱有所節制；沒有任何事物預先警告他們，現存事實會給哪怕最急需的改革帶來何種障礙；對於必然伴隨著最必要的革命而來的那些危險，他們連想都沒想過。他們對此毫無預感；由於根本沒有政治自由，他們不僅對政界知之甚少，而且視而不見。他們在政界無所作為，甚至也看不到他人的所作所為。
只要見過自由社會、聽過其中的爭論的人，即使不問國事，也能受到教育，而他們連這種膚淺的教育也沒有。這樣，作家們就敢於更大膽創新，更熱愛那些普遍的思想和體系，更蔑視古代的哲理，更相信他們個人的理性，這在那些著書立說研究政治學的作家中一般是看不到的。
同樣因為愚昧，民眾對他們言聽計從，衷心擁戴。假如法國人像以前一樣在三級會議中參政，每天在省議會中繼續致力地方行政，那麼可以斷定，法國人絕不會像此時此刻那樣，被作家的思想所煽動；他們會維持事務的一定規章，以防止純理論。
假如同英國人一樣，法國人也能夠不廢除舊的體制，而是通過實踐來逐漸改變體制的精神，他們也許就不至於心甘情願地臆想出所有新花樣。但是每個法國人每天都在他的財產、人身、福利或自尊方面受到某種舊法律、某種舊政治慣例、某些舊權力殘餘的妨礙，而他看不到任何他本人能採用的醫治這種特殊疾病的藥方。似乎要麼全盤忍受，要麼全盤摧毀國家政體。
然而在其他種種自由的廢墟裡，我們還保留了一種自由：我們還能夠差不多毫無限制地進行哲學思辯，論述社會的起源、政府的本質和人類的原始權利。
所有身受日常立法妨礙的人不久便愛上了這種文學政治。對文學政治的愛好一直深入到那些由於天性或社會地位而遠離抽像思辯的人心中。凡是受到不平等的軍役稅攤派損害的納稅人，無一不為人人均應平等的思想感到振奮；遭貴族鄰居的兔子禍害的小所有者，聽說一切特權概應受理性的譴責，無不為之雀躍。這樣，每種公眾激情都喬裝成哲學；政治生活被強烈地推入文學之中，作家控制了輿論的領導，一時間佔據了在自由國家裡通常由政黨領袖佔有的位置。
再沒人能夠與作家爭奪這個地位。
貴族階級在其盛期不僅領導事務，他們還領導輿論，給作家定調子，賦予思想以權威。18世紀法國貴族完全喪失了這一部分統治權；貴族的信譽隨其權力的命運消失：貴族在精神領域一向佔有的統治地位已成真空，因此作家在那裡能盡情擴張，獨自佔有這個位置。
不僅如此，作家們奪走了貴族的位置，貴族卻支持作家的事業；貴族完全忘掉了，一旦普遍理論受到承認，就不可避免地轉化為政治激情和行動，因此貴族居然把與他們的特殊權利，甚至生存水火不相容的種種學說視為巧妙的精神娛樂；他們情願埋身其間，消磨時光，一邊穩穩當當地坐享豁免權與特權，一邊平心靜氣地論述所有根深蒂固的習俗如何荒謬。
看到舊制度的上層階級竟這樣盲目地促進自己的滅亡，常常令人驚異；但是他們從哪裡可以得到光明呢？要使主要公民們瞭解自己面臨的危險，正如要使小民百姓保衛自己的權利一樣，自由的體制都是必要的。公共生活的最後痕跡在我們當中消失了一個多世紀，從那時以來，最直接關心維持舊政體的人們對於這座古老建築的腐朽絲毫未加注意，從未聽見這座朽屋的任何撞擊和噪音。由於表面上什麼也沒發生變化，他們以為一切都原封未動。他們的思想還停留在他們先輩的觀點上面。1789年貴族在陳情書裡對王權的侵越行為表示擔心，如同他們在15世紀陳情書裡表示的一樣。在國王方面，伯克曾一針見血地指出不幸的路易十六在行將葬身於民主洪流前片刻，仍將貴族視為王權的首要敵手；他不信任貴族，彷彿人們還生活在投石黨運動的時代。相反，資產階級和人民在他眼中，一如在他先王眼中一樣，是王室最可靠的支持者。
但是，我們已親眼見到那麼多場革命的殘跡，就更覺奇怪：在我們先輩的頭腦中竟沒有暴力革命這一概念。人們既沒有討論過也沒有設想過暴力革命。公共自由不斷給穩如泰山的社會一次次輕微震動，每天提醒社會可能覆滅，必須保持警惕；但是，在就要落入深淵的這個18世紀法國社會，卻毫無即將傾覆的警告。
我細心閱讀過1789年三級會議召開前三個等級起草的陳情書；我講三個等級，即貴族等級、教士等級和第三等級。
我在這兒看到，人們要求改革法律，在那兒看到，要求改革慣例，我一一做下筆記。這樣我繼續把這項浩繁的工作做完，當我把所有這些個別要求彙集在一起時，我驚恐地發現，人們所要求的乃是同時而系統地廢除所有現行的法律和慣例；我立即看到，這是有史以來一場規模最大最為危險的革命。那些明天就將成為犧牲品的人對此全然不知，他們以為，借助理性，光靠理性的效力，就可以毫無震撼地對如此複雜、如此陳舊的社會進行一場全面而突然的改革。這些可憐蟲！他們竟然忘掉了他們先輩四百年前用當時樸實有力的法語所表達的那句格言：誰要求過大的獨立自由，誰就是在尋求過大的奴役。
長期以來，貴族和資產階級被排除在一切公共生活之外，他們表現出這種獨特的缺乏經驗並不使人驚異；但是更加使人驚異的是，正是那些領導國家事務的人，大臣、行政官、總督，毫無先見之明。他們中間許多人對於本職工作的確都精明強幹；他們洞悉當時政府的一切細微末節；但是，一涉及治國這門科學，這門教授如何理解社會普遍運動，如何判斷群眾精神動向並預見其後果的科學時，他們就和民眾一樣一竅不通。事實上，只有自由政治制度才能把治國安邦的要術完完全全教給政治家。
這點在1775年蒂爾戈致國王呈文中看得十分清楚，他向國王進諫，要進行自由的全民選舉，每年在國王周圍召開為期六周的代議制議會，但不給議會任何實權。議會只談行政，絕不涉及政府，只提供咨詢，不表達意志，說實話，只有權討論法律，無權制定法律。蒂爾戈道：「這樣，王權就會得到啟發但不受阻礙，公眾輿論將會滿意，而無任何危險。因為這些議會無權反對國王的必要行動，萬一——儘管不可能——它們不聽話，國王陛下永遠是國家主宰。」誰也不會低估一項措施的意義和蒂爾戈所在時代的精神。的確，常常在各次革命臨近尾聲時，人們才能不受指責地實行蒂爾戈提出的政策，那就是，並不給予真正的自由，只給點自由的影子。奧古斯都的嘗試曾獲得成功。一國國民倦於冗長的辯論時，只要能獲得安定，心甘情願地任人欺騙；歷史告訴我們，要使國民滿意，只消在全國糾集若干無名的或無獨立性的人，發給薪金，讓他們在國民面前扮演一下政治議會的角色就夠了。
這樣的例子多得很。但是，在一場革命的開端，這種做法無不失敗，不僅不能使人民滿意，反倒使人民憤激。自由國家最微末的公民尚且知道這一點；堂堂的行政官蒂爾戈卻一無所知。
法蘭西民族對自身事務極為生疏，沒有經驗，對國家制度感覺頭痛卻又無力加以改善，與此同時，它在當時又是世界上最有文學修養、最鍾愛聰明才智的民族，想到這些，人們就不難理解，作家如何成了法國的一種政治力量，而且最終成為首要力量。
在英國，研究治國之道的作家與統治國家的人是混合在一起的，一些人將新思想引進實踐，另一些人借助事實來糾正和限定理論；然而在法國呢，政界彷彿始終劃分為兩個互不往來、彼此分割的區域。在前一個區域，人們治國理民；在後一個區域，人們制定抽像原則，任何政府均應以此為基礎。
在這邊，人們採取日常事務所要求的具體措施，在那邊，人們宣揚普遍法則，從不考慮用何手段加以實施：有些人負責領導事務；另一些人負責指導思想。
現實社會的結構還是傳統的、混亂的、非正規的結構，法律仍舊是五花八門，互相矛盾，等級森嚴，社會地位一成不變，負擔不平等，在這個現實社會之上，逐漸建造起一個虛構的社會，在這裡，一切顯得簡單、協調、一致、合理，一切都合乎理性。
逐漸地，民眾的想像拋棄了現實社會，沉湎於虛構社會。
人們對現實狀況毫無興趣，他們想的是將來可能如何，他們終於在精神上生活在作家建造起來的那個理想國裡了。
人們常將我們的革命歸因於美國革命：的確，美國革命對法國革命有很多影響，但是，當時在美國的作為對於法國革命的影響並不及當時法國的思想對法國革命的影響。當美國革命在歐洲其他國家還只是一個新鮮奇特的事件時，對法國人來說它並不陌生，只不過更有血有肉，更震撼人心罷了。
在歐洲，它令人震驚；在法國，它使人信服。美國人彷彿只是貫徹實行我們作家的設想：他們賦予我們頭腦中的夢想以現實的內容。這就好比費內隆突然出現在薩朗特。
歷史上，偉大人民的政治教育完全由作家來進行，這真是一件新鮮事，這種情況也許最有力地決定了法國革命本身的特性，並使法國在革命後呈現出我們今天所見到的容貌。
作家們不僅向進行這場革命的人民提供了思想，還把自己的情緒氣質賦予人民。全體國民接受了他們的長期教育，沒有任何別的啟蒙老師，對實踐茫然無知，因此，在閱讀時，就染上了作家們的本能、性情、好惡乃至癖性，以至當國民終於行動起來時，全部文學習慣都被搬到政治中去。
人們研究法國革命史就會看到，大革命正是本著卷帙浩繁的評論治國的抽像著作的同一精神進行的：即本著對普遍理論，對完整的立法體系和精確對稱的法律的同一愛好；對現存事物的同樣蔑視；對理論的同樣信任；對於政治機構中獨特、精巧、新穎的東西的同一興致；遵照邏輯法則，依據統一方案，一舉徹底改革結構，而不在枝節上修修補補的同一願望而進行的。這是何等駭人的景象！因為在作家身上引為美德的東西，在政治家身上有時卻是罪惡，那些常使人寫出優美著作的事物，卻能導致龐大的革命。
那時連政治語言也從作家所講的語言中吸取某些成分；政治語言中充滿了一般性的詞組、抽像的術語、浮誇之詞以及文學句式。這種文風為政治熱潮所利用，滲入所有階級，而且不費吹灰之力，便深入到最下層階級。早在大革命前，路易十六的敕令便經常提到自然法和人權。我發現農民在訴狀中稱鄰舍為同胞，稱總督為可敬的行政官，稱教區本堂神甫為聖壇使者，稱上帝為最高主宰，這些農民只是不懂拼寫法，否則他們就能成為相當厲害的作家。
這些新品格與法蘭西性格的舊底子完全混為一體，以至有人常將僅僅由這種獨特教育產生的東西歸因於天性。我聽到有人說，60年來我們在政治方面崇尚普遍思想，崇尚體系，崇尚誇大其詞，這種喜好或者酷愛是與我們種族的某一種屬性，即略加誇大的所謂法蘭西精神相關聯的，彷彿這個所謂的屬性一直隱藏在我們的歷史中，到臨近上世紀末才驟然間顯露出來。
奇怪的是，我們保持了取自文學的習氣，卻幾乎完全喪失了對文學的年深日久的熱愛。在我參與公共生活期間，我看到人們不大讀18世紀的書，更不必說其他任何世紀的書了，對作家也極端蔑視，然而對於他們出生以前由文學精神顯示出的某些主要缺陷，他們卻忠實保留，對此我常感驚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