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8月，在天津南開大學第二屆中國抗日根據地歷史國際學術討論會上，澳大利亞學者大衛·古德曼教授講了他的論文《中國革命的太行道路：鄧小平、毛澤東與變化的政治》的要點，隨後我認真地閱讀了論文全文，引起了我的興趣。他在論文中論述了由劉伯承和鄧小平領導創建的太行根據地在中國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認為鄧小平在太行根據地時期的經驗對鄧小平以後的思想發展非常重要。鄧小平在領導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中，許多思想來自太行經驗。他舉例說：「八十年代改革中具有根本性意義的責任制和黨政分開都起源於太行。」（見《中外學者論抗日根據地》，南開大學歷史系中國近現代史教研室編，檔案出版社1993年5月版第639頁）我的研究課題是太行根據地歷史。此時，我主編的《太行革命根據地歷史叢書》已經出版了8本，我正在寫《劉伯承與鄧小平》一書（該書已在1994年7月由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出版）。會上我們進一步就鄧小平和太行根據地研究交換了意見。此後，我們繼續進行學術交流，通過書信探討問題。1993年夏，我和魏宏運教授應邀赴澳大利亞參加由澳大利亞中國研究協會主辦的中國學研討會，有機會與古德曼教授在一起進一步討論研究太行根據地。在澳大利亞，古德曼送我一本1990年出版的由他著的《鄧小平傳》英文本。該書以較大篇幅介紹了鄧小平在以太行根據地為中心的晉冀魯豫邊區中和領導中國進行現代化建設中的重大作用，讀後，我很有興趣。我建議他在書中再補充、充實一些材料，加寫一篇中文版前言，可出中譯本。今年3月，古德曼教授修改完該書後，立即將書稿原稿給我寄來，書名為《鄧小平與中國革命·政治評傳》，並表示同意由我負責翻譯出版中文本。徵得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的同意，在山西省國際文化交流協會和中共山西省委黨史研究室的支持下，我組織翻譯該書，由李學謙和姜麗蓉負責翻譯，並得到張瑞華等的支持和幫助。今年5月和7月，古德曼教授兩次來太原同譯者一起討論了中文譯稿，並委託我最後對全書進行校改。在翻譯出版該書過程中，得到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的大力支持，在此一併感謝。
田酉如
1994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