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12月底到1969年10月期間，鄧小平究竟發生了些什麼事情，人們幾乎一無所知。似乎他被批鬥了將近一年。他和卓琳、劉少奇和王光美（劉的妻子）都是1967年7月「鬥爭會」的主要批判對象。１然而，鄧在1969年的十年卻是極其多事的十年。在這十年中，他兩次被打倒，然後兩次又都重返政治舞台的中心及黨的最高領導層。與五十年代能夠依靠黨內領導的一種團結精神不同，七十年代是極左思潮極度氾濫的時期，中共領導層由於「文化大革命」的結果而分裂得越來越厲害：對毛動員群眾方法的功與過的評價；毛的接班人問題等。在這種不穩定的政治環境中，鄧不僅得益於過去與毛澤東、周恩來的關係，而且還得到了過去在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期間的同事和部下的幫助。
江西的歲月
在1967年和1968年期間，「文化大革命」嚴重破壞了共產黨和國家行政機關的工作，甚至人民解放軍從1967年開始直接干涉內政也沒能立即制止政治混亂。人民解放軍在政治上的團結不比共產黨好多少，儘管在林彪的指揮下（支持毛），目的是「恢復秩序」，但最終往往還是捲入地方的派性活動。
到1969年初的時候，也就是中共四月份召開第九次代表大會的前夕，終於恢復了秩序，但這是一種全新的政治秩序。特別是到了1969年，內政被人民解放軍的軍官們牢牢地控制著。當然，共產黨和解放軍之間的關係由於1949年前共產主義路線佔上風而一直很密切。這樣，在1949年到「文化大革命」之間以及「文化大革命」後一直到大約1985年期間，擔任中共中央領導職務的大部分人——甚至都是建立共和國的那一些革命家——除了他們的中國共產黨的經歷之外，還都有一定的軍隊背景２。然而，「文化大革命」期間積極服役的解放軍軍官們逐步控制共產黨的程度卻有所升級。1969年選出的新的中共中央委員會差不多有半數（大約46％）同時在解放軍中任職。如果說與有關發動政變的上台的軍政府不完全相同，那麼這也是一個被軍事人員過多參與的政府。
行政秩序的恢復以及中蘇關係由於中國北部邊境而惡化，終於使中央在1969年後期決定把所有被清除的關在北京的共產黨領導人分散到全國各地，據說這一決定是由林彪具體下的命令。儘管紅衛兵出版社印發了這個決定，但毛澤東還是把鄧的案子和劉少奇及其他「文化大革命」前的革命領導人的案子區別開來。傳說是毛在中共第九次代表大會上曾經說過類似的話。當然，周恩來在1969年10月鄧被送出北京時好像也曾特地為他安排了一個合適的地方。３
鄧被送往江西省的新建縣，他在那兒度過了三年零三個月，他被軟禁於以前的一所步兵學校，每天在附近的一家拖拉機修理廠工作一段時間。他的妻子卓琳和繼母夏伯根也跟著他去了。在這三個人中，當時已65歲的鄧無疑還算是最強壯的。在鄧的生活中這部分神話般的插曲在80年代回想起來簡直就是鄧打掃、劈柴和打糕的一幅畫面。４
鄧和他的家人的生活當時無疑是極其艱難的，特別是1971年底以前。然而他們在新建度過的這般時間有一個明顯的特點：鄧的「看管者」在北京制定的標準範圍內為鄧安排了比較舒適的生活來適應地方條件。在某種程度上，這是周恩來施加的影響，或者是地方人民對鄧的由衷的尊敬，當然和鄧在新建縣工作的那個工廠的黨支部書記在抗日戰爭時期曾是鄧的部下這個事實也不無關係。
當鄧和他的直系親屬到達新建時，那兒已經受到嚴密的監視並且有命令要限制他們活動。可是很快卻在鄧和他的妻子居住的地方到工作的工廠之間鋪了一條二公里長的特殊小路，這樣他們就不必走公共馬路了；這條路被當地人異想天開地稱為「鄧小平路」，暗指當時的越南戰爭和「胡志明路」。鄧被允許養小雞，他和卓琳開墾了一塊蔬菜園。鄧甚至跟當地的一位婦女學著釀葡萄酒和白酒。
後來，甚至允許鄧的孩子們和其他家人也搬過來住。對於鄧的大兒子鄧樸方來說，這相當重要。他是北京大學物理系的一名學生，在「文化大革命」期間，由於他的父親是「走資派」而被開除黨籍，而且被紅衛兵從樓上扔了下來，據其他說法是被推下了一段樓梯。結果他癱瘓了，只能坐在輪椅上。在一個福利中心住了一段時間後，1972年被允許和他的妹妹鄧榕一起上北京接受專門的治療，然而，補救已經為時太晚了。當鄧於1973年準備回北京的時候，他全家十口人在江西得以團聚。
1971年9月，林彪企圖篡黨奪權，陰謀敗露後，在蒙古上空死於飛機失事。消息於11月5日傳到新建，也傳到了鄧小平的耳朵裡，這是鄧和卓琳自1966年底以來第一次被邀請聽政治報告。似乎剎那間鄧的看守的態度一下子變得比以前好多了，主要是因為從地方到省委的領導們開始來看望鄧小平了。
1972年初，毛澤東參加了剛剛去世的陳毅的追悼會。陳是解放戰爭中鄧的親密戰友，也是前任軍隊領導和外交部長。他們在淮海戰役還有其他戰役中都曾並肩作戰。毛先對陳夫人稱讚了陳毅一番，然後就談到鄧的案子屬於「人民內部矛盾」，因此是能夠和平解決的。周恩來當時也在場，於是他促使人們把這個消息傳出來，據說當時曾把這件事作為使鄧盡快恢復職務的一部分疏通活動而廣泛宣傳。５
1972年8月，鄧通過汪東興寫信給毛澤東和中共中央委員會請求恢復工作。1973年3月初，中共中央委員會通過了把鄧從江西召回來的決定。「文化大革命」後鄧第一次在正式場合露面是在一次官方為柬埔寨西哈努克親王舉行的宴會上，一開始他幾乎沒有引起西方新聞界的注意，這與他在「文化大革命」後首次在非正式公開場合露面時的情景形成了強烈的對比。3月底他返回北京後覺得自己還有一點空餘時間，便決定去觀看地方隊與來訪的外國隊之間的足球比賽。當他被群眾認出來時，大家熱烈歡呼起來，持續了好長時間，直至他起身向人們表示感謝，鼓掌歡迎才停了下來。６
「四個現代化」
人們對1973年鄧的官復原職及平反有好幾種解釋。「文化大革命」前這一代的中共領導班子中有很多領導人在1967—1968年期間被清除，要在短時間內充足數量的具有行政管理能力的幹部來取代他們是很困難的。「文化大革命」的一個顯著特點是促進幹部隊伍的新老交替。
值得注意的是，幾乎在鄧被平反的同時，其他在「文化大革命」期間被打倒和受批判的領導人也得到了平反，並被積極起用，其中包括另外兩個和鄧一樣也被認可是從1949年以前就對毛一直忠心耿耿的人：陳雲和譚震林。林彪的死和繼而把他的死黨清除出共產黨和解放軍，這些也許使毛覺得新領導班子不平衡，他希望江青比較激進的努力和周恩來比較穩健的影響能夠折衷一下。７
周恩來當時也許覺得，鄧將會是領導班子內反對教條和激進主義的一個同盟者，這也不是沒有道理的。
所有這些解釋可能都有幾分根據。另外，領導班子內部普遍對鄧都有好感，這種看法似乎也有道理。儘管鄧和他的夥伴們在「文化大革命」期間曾被清除，但對1966—1968年領導人變化的一種歷史嘲弄，卻是大批的鄧以前的戰友和部下——來自太行山區、八路軍一二九師以及從中發展出來的解放軍的第二野戰軍——被提升到領導崗位上來，特別是那些有軍事編制的崗位，如同七十年代初許多甚至地方上的崗位都是軍事編制一樣。在某種程度上，這是因為第四野戰軍的林彪攻擊彭德懷和賀龍有關的野戰軍集團而造成的變革（賀龍也是林彪的死敵之一）。８就因為第二野戰軍軍官大大多於第四野戰軍，所以前者經常得以委任去填補「文化大革命」造成的空白。９到1971年林彪集團被清除出領導層之後，這個不協調的比例仍在進一步擴大。
當然，這種忠誠的紐帶並不是一種對政治和派別活動專用的或特別準確的預測器。鄧小平三十年代後期和四十年代早期太行山區的部下，包括李雪峰、謝富治和紀登奎，還有許多後來支持他的改革規劃的人，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內部都以程度不同的「文化大革命」的激進分子十而聞名。然而，到1973年初時政治局只剩下16名活躍的委員，其中就有6名是鄧在抗日戰爭期間太行山區的戰友或部下：——劉伯承、陳錫聯、許世友、蘇振華、紀登奎和李德生。第七位陳永貴，是來自大寨的農民領導人，當時也在政治局，但沒有證據能說明他和鄧有什麼特別的個人或組織上的交往。
鄧被任命為副總理，這使他和中共領導層內部的激進分子發生了直接衝突。江青和她的同夥張春橋、姚文元、王洪文——後來被稱為「四人幫」——由於和毛的密切關係以及他們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崛起而得到合法的領導職位。於是從七十年代開始直到他們1976年10月被捕，這期間他們一直在猛烈地發起各種運動來保護他們所謂的「文化大革命新生事物」：如用革命委員會代替人民政府；鼓勵「開門辦學」（在工作中學習）而不鼓勵技術訓練；積極肯定工、農、兵的社會、教育和經濟作用。鄧在中共歷史上一直是支持群眾的，強調不要脫離群眾，但是他反對在動員群眾中的過火行動。
在中共第十次代表大會前夕，也就是鄧小平復職後不久，「四人幫」無疑對鄧和周恩來再次合作的前景深感憂慮，因此打著批判已故林彪的幌子來含沙射影地攻擊他們二人。當鄧在1973年底又一次被任命到中共中央政治局和軍事委員會任職時（他曾在8月與其他許多「文化大革命」中的主要受害者一起被選人第十屆中央委員會），「四人幫」的攻擊更加劇了，而且一直持續了三年。在後來的幾年中，毛在中共十大之後身體越來越虛弱，病情也越來越嚴重，儘管鄧已經年紀很大了，但仍被視為主要的競爭對手。鄧在1974年率領一個代表團赴聯合國就毛的「三個世界的理論」發表了講話。
1974年底，由於周恩來的病情日益惡化，鄧和「四人幫」的關係越來越糟。周的病情十分嚴重時大部分時間都住在醫院裡。鄧代替周負責共產黨和政府的日常工作，並被任命為第一副總理、中共副主席和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在這些職位上他能夠在周的指導下多做一些工作來制定他認為是必要的新的政策。儘管他的活動受到了一定的限制，但還能有幾個「文化大革命」前的同事積極地幫助他——著名的有胡耀邦。鄧絕妙的一著是使一些幹部官復原職（如胡喬木，他在「文化大革命」前是中共中央書記處的官員），組成新的聯合體來工作。在這些人的合作下，如同六十年代初一樣，中央很快出台了一系列政策。
鄧和周的新政策是從周恩來1975年1月提交給全國人
民代表大會的《政府工作報告》中得到啟發的，被人們稱為「四個現代化」。這個報告是鄧主持起草的。在報告中周談到了他於1964年在毛的支持下曾提到的一個大體想法，那就是在本世紀末使中國在農業、工業、國防和科學技術方面全面實現現代化。鄧在1975年組織了一系列會議來討論實現現代化的目標和方法，起草了一系列文獻，其中有三個文件涉及到經濟現代化、工業現代化和科學技術發展的普遍問題。這三個文件是《論全黨全國各項工作的總綱》、《關於加快工業發展的若干問題》和《關於科學院工作的匯報提綱》。後來被「四人幫」批判為「三株毒草」。
鄧本人就軍隊、鐵路運輸和鋼鐵工業實現現代化的必要性發表了講話。他的意見的實質就是幾乎完全否定毛的動員群眾的政治路線和「文化大革命」。鄧和他的支持者們強調課堂教學的重要性、對工人和農民提供物質刺激從而鼓勵他們生產出更多的產品而不是要依靠思想教育和政治熱情。鄧還論證了中國應該放棄自我封閉的經濟政策，擴大對外貿易，特別是建議共和國應該出口原材料，如煤和石油，還有批量生產的化學產品（主要是煤的副產品）以便進口高級、高精密性、先進的技術和設備來加速我們工業的技術改造，從而提高勞動生產率。鄧小平提出的軍隊也要整頓，要解決「腫、散、驕、奢、情」的問題。這對鄧開展工作來說，可謂逆水行舟，困難極大。而實現鄧所表明的願望則困難更大：經濟生產中的質量和漸進應代替數量和速度。
一九七六年的***事件
鄧對「文化大革命」的批判決不限於經濟發展這方面。他再次重申黨的領導和黨的紀律，因為他認為這些方面受到了「文化大革命」的威脅和破壞。他以抨擊林彪為名實際上批判了「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對毛主席語錄力量的依賴性。他的論點主要是說毛澤東思想不能簡化為幾條語錄，他不同意林彪對毛澤東思想的庸俗解釋。這純粹是對毛澤東思想斷章取義，從而導致共產黨脫離實綸、脫離群眾。⑾以他的觀點來看，毛澤東思想必須要經過實踐的不斷檢驗，不過當時他還沒有提到毛過去對「實事求是」必要性的評論，後來1978年才提出。
和在1956年的中共第八次代表大會上一樣，鄧根據黨在四十年代初所制定的原則提倡整黨。事實上，他多次特別提到黨從抗日戰爭時期留下來的傳統和作風。據鄧所說，共產黨最近已經忽略了「理論聯繫實際、密切聯繫群眾和實行自我批評」。結果是共產黨變成了具有派性的政黨，缺乏合適的黨的幹部，特別是基層幹部。
很明顯，這些評論並不打算討論黨內反鄧派的觀點，然而，在1975年，他進一步要求對那些像他一樣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受到清除的人的案子進行重新審查，這對那些當時由於這些事件才爬上現在領導職位的人來說構成了直接威脅，也最終為他在1975年1月再次受到批判和後來1976年再次被免職提供了一個機會或至少是一個借口。⑿
整個1975年，中央領導內部的激進分子都試圖牽制鄧。三四月份，姚文元和張春橋對鄧的政策理論發起攻擊，聲稱如果實行這些政策，將會導致中國復辟資本主義。特別是鄧建議應該有一套刺激機制來促進生產，竟被說成是逐漸削弱社會主義並最終被資本主義所取代的開端。⒀儘管沒有點名，但鄧和周均被劃成反對毛澤東思想的修正主義分子和「右派」。
這一年的後期，鄧成為更明確的諷喻批判對象，這個諷喻當時成了頭版新聞。缺乏公開化和制度化的政治，特別是在毛支配中國政治的時代，意味著當時的政治辯論往往藉以對歷史或古典文學的重新解釋而提出來。在這種情況下，焦點是在著名的《水滸傳》和它的主人公之一宋江身上。宋江在中國文化中是一個家喻戶曉的人物，是一個反叛者但最終還是為皇帝服務的。1975年後期開始的辯論就是關於是否應該以更具批判性的眼光來看待向統治階級投降的宋江。報紙上用宋江來影射鄧小平，說他向資本主義投降而應受抨擊。
1975年的大部分時候，鄧似乎能為他的行為而取得毛的贊同。可是，當鄧加緊糾正「文化大革命」的錯誤時，也就越來越引起毛的關注，尤其是當鄧提出那些當時受批判的人的案子應該重新審查時，或至少當這件事引起毛的特別注意時，在11月初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一次會議上，鄧兼任的職務除外事方面均被解除——外事方面他曾負責與美國建立外交關係的磋商，並率領一個代表團去過法國。緊接著又發起了一次以反對「右傾翻案風」為高度明確目標的政治運動：簡言之就是針對鄧小平以及他的要求、想讓共產黨修改它近來的歷史及現行政策。
長期保護鄧小平的周恩來於1976年1月8日逝世，鄧的特殊問題也就很快到了嚴重關頭。鄧明智地意識到他的政治生命極其危險，至少不久的將來會如此。他在周恩來追悼會上的發言不像以前那樣聯繫當前的情況，而是幾乎機械呆板地一味追述周的革命功績，關於1949年後的一段時期他只特別提到了周公認的兩個方面：外事工作和對毛主席的支持。⒁
在某個階段，毛曾明顯地贊成對鄧不僅解除職務而且點名批評。⒂鄧作為毛和周接班人的位置被華國鋒正式佔去。華曾是一名省委書記，「文化大革命」中方升到國家領導人的職位上來。1976年1月，當周恩來逝世時，他被任命當代總理負責中共中央委員會的日常工作。想讓鄧靠邊站的這著棋走得亂了套，阻力不久變得十分明朗。然而，對鄧偏激的攻擊進行時，鄧推行政策與紀念周恩來的活動都在同時繼續。
3月28日，上海的「文匯報」在顯著位置上刊登了一篇文章，把周恩來和鄧分別批為黨內妄圖復辟的走資派和黨內被打倒的至今仍不悔改的走資派。江蘇的省會南京對《文匯報》上的這篇文章的反應極其強烈，群眾舉行示威遊行來反對褻瀆對周恩來的紀念、鄧和四個現代化。⒃幾天之後，南京事件的新聞傳到北京，於是北京也發生了類似的事。1976年4月4日是清明節，也是掃墓的節目，是中國人傳統上對死者表示敬意的節日，這就為組織遊行紀念周恩來提供了一個極好的機會，進而擴大為支持鄧小平、反對不得人心的「四人幫」。4月4日，人們舉著紀念周恩來的花圈，帶著表明對周和江青政治觀點的詩詞簇擁到地處北京中心的***廣場，所有這些東西都放在廣場中心的人民英雄紀念碑周圍。
4月4日傍晚，地方安全部隊清除了這些花圈和詩詞。4月5日，群眾對此反應極具敵對性，迅速聚集起來的人群怒不可遏，矛頭直指那些和「四人幫」有聯繫的人及國家的鎮壓部隊。廣場東南邊的公安局被人放了火。傍晚時分已有好幾處地方不堪入目，後來動用了武力才驅散了人群。北京市市長吳德在公安部部長（也是代總理）華國鋒及附屬於中共中央政治局的警衛隊隊長汪東興的幫助下，調來了公安部隊來處理這項事端，他們都是政治局要員。
1976年4月6日、7日，在中共中來政治局的會議上把
這次示威遊行定性為「反革命事件」，鄧小平應對此負責；撤銷鄧小平黨內外一切職務，任命華國鋒為中共第一副主席和國務院總理。⒄但鄧被新聞媒介用在「文化大革命」中使用的「黨內走資派」等術語攻擊達數日。1975年準備的三篇重要報告也被繼續斥為「三株毒草」。同時，其他與鄧長期密切交往的老幹部也像在「文化大革命」中一樣被迫離職，其中著名的有兩位他以前的橋牌老搭檔胡耀邦和萬里。
十一屆三中全會
儘管官方媒介可能仍像「文化大革命」期間一樣對待鄧，但他在其他方面卻沒有像從前那樣受罪。有些人馬上為他提供了保護，認為毛操縱的局勢有可能再次不可收拾，其中之一有葉劍英。葉是解放軍元帥，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一名資歷較深的委員，還是國防部部長。1973年鄧復職後不久，他就對鄧明確表示他支持變革、反對「四人幫」。葉能通過他的和鄧的一些個人關係來提供保護。葉是廣東人，和他家鄉省市一直保持很好的關係。即使他在北京工作期間也是如此。⒅廣州軍區的司令員是許世友，也是中共政治局委員，抗日戰爭時是鄧的部下。
當時中國的政界明顯地極不穩定。大家似乎都知道毛快不行了，「四人幫」肯定在冒天下之大不韙而加緊鞏固他們的職位，但表面上一切都很正常，什麼事也沒有。1976年9月9日，毛澤東逝世了，繼任的問題——在人和政策兩方面——終於必須解決了。「四人幫」儘管野心很大，但他們在七十年代的大部分時間裡卻疏忽了對他們自己的社會贊助和黨內支持。其結果是他們唯一的支持基礎幾乎就剩下與毛澤東的關係了。在毛逝世後的一個月內，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其他委員分別碰了頭，決定採取行動。他們逮捕了「四人幫」，選舉華國鋒為中共主席。⒆
儘管鄧當時已正式退出領導班子，但他的地位幾乎是堅不可摧的。從毛澤東逝世那一刻起，鄧就被看作是被流放的領導人；從逮捕「四人幫」時起，鄧就成了待任命的領導人。他政治勢力的一個主要來源精確地說也可能就是「四人幫」曾試圖要求承認的——華國鋒不久也要試圖要求承認的——那種合法性。他們都是通過與毛的密切關係特別是他們自封為「毛澤東思想的捍衛者」的地位來要求的。然而，鄧小平與毛澤東的關係更為密切，領導班子中那些支持他的人——特別是在「文化大革命」前就支持他的那些人——在時間上超過了任何支持「四人幫」的人，甚至超過支持華國鋒的那些人。⒇那些曾經是毛的追隨者而要求平反的人寄希望於他，擁護他當領袖；其他人則把鄧看作是繼毛之後的「順其自然」的領袖。因為鄧和毛的長期關係、鄧的絕對忠誠均是在他們所參加過的革命中有目共睹的。同時，鄧有幾十年的組織和政治關係，這使他能夠並且做到了把群眾動員起來給予他政治上的支持，一如他「文化大革命」前在中共中央書記處時及1973年復職擔任副總理時的工作一樣。另外一點，也是很特別的一點，這些關係中不僅包括周恩來以前的支持者和保護對象，而且包括他本人在太行山區和第二野戰軍中而建立的一些重要關係。
事實上也是當時大部分問題的根源所在，使中國的政治不能輕易地擺脫十年「文化大革命」的影響。自從華國鋒I975年底由於鄧被解除職務而成為中共第一副主席以來，一個當務之急的問題就是鄧的復職必須要和華國鋒的未來聯繫在一起。另一個問題是中共領導層不得不決定對於「文化大革命」應持多大的否定態度。同時領導層中的許多成員都是「文化大革命」中以某種方式混進來的。即使他們願意站出來反對「四人幫」，但也並不一定願意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全部，即使否定大部分也不願意。
當華國鋒在1976年10月10日被確定為黨中央的主席
之後，鄧馬上寫信給華，懇求允許他重新回去工作。(21)陳雲、李先念、葉劍英以及1972年在毛面前曾為鄧極力疏通身為副總理的王震都強烈懇求鄧回來工作。華國鋒以召開中共中央會議來拖延，因為會議的結果無疑是這些壓力將導致鄧復職的決議。而對這次政治行為的一個明顯的解釋是華想鞏固他自己的極為脆弱的政治地位。另一個較為寬厚的解釋就是在黨當時處於發展中的困難時期，華這樣做也是為了保持共產黨領導班子內部最大限度的團結。(22)
一種試圖通過官方媒介建立對華的個人崇拜運動展開了。毛於4月30日把華作為他的接班人而進行了官方任命——據報道當時毛曾對華說「你辦事，我放心」——新聞界對這些情況作了廣泛的宣傳。1977年1月，基於和毛的這層關係，華提出「凡是毛主席作出的決策，我們都堅決維護；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們都始終不渝地遵循」，用以加強他的合法地位。《人民日報》、《紅旗》雜誌和《解放軍報》發了「兩報一刊」社論，登載在2月7日的報紙上。社論吹捧了現在稱之為「兩個凡是」的立場的許多優點。這些人雖然不是「四人幫」時的同夥，但是他們在很大程度上是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提拔上來的。
然而，潮流的趨勢很快轉向反對華，其主要原因是毛逝世後，「四人幫」被粉碎了；越來越多的「文化大革命」中的受害者得到了平反昭雪。另外，華需要召開一次中共中央委員會的會議來使粉碎「四人幫」合法化從而達到確定他自己地位的目的。而且，鄧可能對毛的政策決定和指示比當時政治局的其他任何人都瞭解得多。於是鄧既為了自己也為了反對「兩個凡是」的觀點而發起了運動，雖然針對性是間接的。根據共產黨公認的歷史，鄧開始詳細討論他的同志們的觀點，發現他們非常支持他本人不相信「兩個凡是」是研究毛澤東思想的正確方法這一理論。(23)
3月，中央工作會議熱烈懇求鄧復職，同意他恢復1975年底所擔任的所有職務，但具體什麼時候開始，由華國鋒來決定。4月，鄧和華還有葉劍英交換了意見，交談中鄧又一次一針見血地提出了不要使毛澤東思想庸俗化、不要教條地對待它、而要把它作為一套更具靈活性的思想體系的重要性。(24)這樣就商定了中共中央委員會將召開一次會議確定鄧需返回的政界和確定華的中共主席的地位。但對華來說這卻是一場空歡喜。
鄧的復職從1977年7月召開的中共第十屆中央委員會
第三次全體會議開始，在那次會議上，他立即針對毛澤東思想基本認識論的觀點進行了抨擊。總的來說，他不理會華國鋒的「兩個凡是」，而是對「四人幫」和林彪進行痛斥，並且用毛為在延安的中央黨校的題詞——「實事求是」——來做為他的論據。(25)
很快，在8月份召開的中共第十一屆代表大會上引起了一場爭議。華國鋒在會議上的講話通過斷言「文化大革命」符合毛澤東思想，這次的「文化大革命」並不是唯一的一次，將來還會有更多的「文化大革命」來為這次特殊的「文化大革命」劃上了句名。此外，通過捍衛「文化大革命」的原則，他強調了毛把矛頭對準「走資派」的正確性。對比之下，鄧卻強調繼續發揚黨的傳統和工作方式的必要性，鄧的斷言與華恰恰相反。(26)事實上，到這年年底，隨著軍隊現代化機制的引進，鄧已經在開始實施至少從1975年以來就在醞釀的計劃事。
1978年2月下旬到3月初，當第五次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在北京召開的時候，否定「文化大革命」已經開始進行。隨著毛的去世，在領導班子內部出現了一個大轉折，一如當初「文化大革命」的高潮時期所出現的那樣。然而，這次是那些在1967—1968年間被解除職務的人重新回到領導崗位上來的時候，他們當然要支持鄧，主張全盤否定「文化大革命」，這一著毫不奇怪。(27)
鄧在1978年的地位非常穩定，他能出訪許多東亞和東南亞國家；制定與美國建立外交關係的各種安排（1974—1975年他曾負責談判）；出台知識分子和教育的新政策。這實際就是和「文化大革命」中的做法對著干的。同時，他繼續建立他的改革聯合體，這時胡耀邦起了很大的作用。他在中央黨校組織了一個寫作班子重新改寫南京大學哲學系胡福明寫的題為《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文章，為即將到來的改革提供了思想基礎。(28)文章從鄧一段時間以來一直強調毛在延安的口號「實事求是」中得到啟發，實質上它論證的是毛澤東思想的重要性在於它所提供的觀點和基本原理，而不是主席語錄的文字本身，「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只能是社會實踐」。(29)
在這種情況下，真理標準的討論很快得到了共產黨領導班子內部的高級和有影響人物的必要支持，其中包括羅瑞卿（就在他8月份去世的前不久）和李先念等人。(30)1977年，曾要讓鄧承認他所犯過的錯誤。到1978年底，共產黨領導人的批評越來越集中於那些支持「兩個凡是」的人所犯的錯誤上。在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及在它之前所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上高潮來臨。這兩次會議在極其熱烈的氣氛中共持續了11月和12月的大部分時間。除了工作會議，越南邊境的緊張局勢在加劇；中美宣佈兩國將建立外交關係；無疑是由中央工作會議上的事件引發的「民主運動」也在北京的大街小巷開展起來。
此次的中央工作會議肯定是中共歷史上最重要的會議之一，當然也可以說它標誌著對「文化大革命」的徹底否定和改革時代的開始。會議決定把經濟現代化提到最優先的、最重要的位置上來；通過政治上、行政上和法律上的改革來支持經濟的現代化；為許多還沒有得到平反的「文化大革命」前關鍵的中共領導人翻案，包括鄧以前的親密戰友陶鑄和彭德懷，還有薄一波、彭真和楊尚昆；恢復黨的民主；分散農業；對毛澤東和「文化大革命」進行初步評價後，還要進行比較徹底的評價。會議批准了中共北京市委在11月中旬所作出的決定宣佈「***事件」根本不是「反革命」事件，而是一次徹底的革命事件。(31)
儘管三中全會的結果當時並沒有馬上顯示出來，但實際上華國鋒還是在保持他的共產黨領導人地位的這場戰鬥中輸給了鄧，不論後者正式擔任的職務是什麼，前者均是滿盤皆輸。鄧曾在六十年代初支持的和七十年代中期再次支持的關於經濟現代化的各項方針政策現在能夠得到貫徹實施了，曾經一起合作共繪藍圖的那班子人馬現在又一起控制著共產黨和經濟了。自從五十年代以來鄧一直不厭其煩提倡的關於黨的領導和黨的紀律的政策，現在終於有了第一次真正的機會。對於鄧來說三中全會無疑是一次巨大的成功，但把他的遠見付諸實踐的真正挑戰還遠未到來。
註釋——
１劉萍萍、劉園園、劉婷婷《勝利的鮮花獻給您：懷念我們的父親劉少奇》，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21頁。
２沃爾夫岡·巴克：《傳記辭典與中共領導層的分析（1922—1988年）》穆切恩，K·G·索亞出版公司，1990年，參見429頁。
３林青山《風雲十年與鄧小平》，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89，第208頁。
４這段時期的資料主要有三個來源：他的女兒鄧榕（毛毛）曾寫過《在江蘇的日子裡》載於《人民日報》1984．8．22第三版。這個記載也出現在周明《歷史在這裡沉思》，北京，新華出版社，1986，第一卷第91頁。第二個來源是邱直卓《鄧小平在1969—1972》，載於《華人世界》第一期，1988。第三個來源是林青山《風雲十年與鄧小平》。
５高文謙《周恩來在「文化大革命」、期間艱苦而輝煌的最後歲月》，載於《人民日報》1986．1．5。
６鄧榕《我的父親鄧小平》第143頁。
７大衛·古德曼：《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省委第一書記傳略，1949—1978年》載於《英國政治學雜誌》第10卷第1章第39頁，1980年1月。
８《對起草〈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的意見》，載於英文版《鄧小平文選》第二卷第287頁。
９W·懷特森：《中共軍事政治中的野戰軍》載於《中國季刊》第37期第1頁；W·帕裡斯：《中國軍事政治中的派系》載於《中國季刊》第56期第667頁。
十此處「激進分子」指的是政治聯繫而不見得是思想意識的態衷。參見：紀登奎《我是中國歷史上的一位悲劇人物……》第3頁；《中國法律與政府》第5卷第3—4期，第31頁；起訴書載於《中國歷史上的大審判》北京，新世界出版社，1981年。
⑾《各方面都要整頓》1975年9月27日，10月4日，英文版《鄧小平文選》第二卷第49頁。
⑿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中國共產黨歷史大事記（1919—1990）》，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第317頁。
⒀所謂「資產階級特權」的原則最著名的論述，也就是他們正在批判的，可以在姚文元《關於林彪反黨集團的社會基礎》中找到，北京，外語出版社，1975。原載於《紅旗》雜誌，1975年第3期；張春橋《關於對資產階級實行全面專政》，北京，外語出版社，1975年，原載於《紅旗》雜誌，1975年第4期。
⒁《在周總理追悼會上的悼詞》1976年1月15日，載於《鄧小平言論集》第102頁。
⒂郝夢北和段浩然《中國共產黨六十年》第二卷第413頁。⒃蓋尼·路易和凱姆·路依：《在南京事件中南京大學所起的作用》載於《中國季刊》第86期，第332頁。
⒄郝夢北和段浩然《中國共產黨六十年》第二卷第654頁。
⒅范碩和丁家奇《葉劍英》，載於《中央黨史人物傳》第40章第107頁；也參見范碩《葉劍英在1976》，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0年。葉也是客家人，1976年所發生的事件也是關於鄧的客家人背景傳聞的一個來源。
⒆郝夢北和段浩然《中國共產黨六十年》第二卷第654頁。
⒇弗雷德裡克·C·泰維斯：《在毛統治下和毛之後的標準規則》載於《中國的領導層、合法性和衝突》倫敦·麥克米蘭出版社，1984年第122頁。
(21)《給汪東興同志轉華國鋒同志的信》，見《鄧小平言論集》第108頁。
(22)F·C·泰維斯：《領袖的合法性》載於《中國的領導層、合法性和衝突》第82頁。
(23)郝夢北和段浩然《中國共產黨六十年》第二卷第670頁。
(24)《給華國鋒同志葉劍英同志的信》載於《鄧小平言論集》第109頁。
(25)《完整地準確地理解毛澤東思想》，1977年7月21日，載於英文版《鄧小平文選》第二卷第58頁。
(26)兩個講話都可見《中國共產黨第十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文獻）》，北京，外語出版社，1977。華的詳細評論在第32頁，鄧的講話在第189頁。
(27)大衛·古德曼：《1976年9月之後領導層中的人事變動》載於吉根·多米斯編的《毛之後的中國政治》卡迪夫大學出版社，1979年第64頁。
(28)楊中美：《胡耀邦》第130頁。
(29)《人民日報》1978年5月12日。
(30)郝夢北和段浩然《中國共產黨六十年》第二卷第682頁。
(31)1978年11月15日《北京日報》和《人民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