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出版本人撰寫的《鄧小平政治評傳》既是一件十分榮幸的事，又是多少有點膽怯的事。這本書一是寫給那些母語是英語的讀者，他們中的大部分人對中國尤其對於中國共產黨的詳細歷史還不大瞭解，再就是寫給那些隨著傳統文化逐漸成長起來的中國讀者。中國與西方除了其它方面的不同外，在傳記的撰寫和歷史研究的方法方面也有所不同，所以中國的讀者和諸如澳大利亞、英國和美國的讀者比起來，期待的事物是不同的。
我對鄧小平的興趣不是就他個人而言，而是以一種與眾不同的方式產生的。鄧小平在中國共產黨的歷史上和在中國的社會主義發展過程中所起的作用是本書的中心。在某種意義上說，它既是鄧小平的傳記，也是一部中國共產黨的傳記，鄧小平的個人習慣、愛好和心理狀態——比如，他對足球的愛好、打橋牌和勤奮地工作是廣為人知的——這些東西之所以重要是由於它們顯示了鄧對中國改革的某個側面。在二十世紀的中國領導人中，很少有人在中國現代化進程中發揮象鄧小平這樣重要的作用。從少年時代起，鄧小平就成為中國共產主義組織的一名早期成員了。鄧小平的經歷，在很大程度上同中國共產黨許多領導人的關係都很密切。毛澤東和周恩來就是這些人中的兩位。他們兩人在鄧小平的政治生涯中起了主要作用。
從二十年代二十世紀後期開始，領導中國共產黨戰勝重重困難直到1949年奪得全國最後勝利的許多功績都應當歸功於毛澤東。如果把中國自二十世紀七十年代後期以來的經濟迅速增長也歸功於一個人的話，那麼這個人一定是鄧小平。
1994年8月22日是鄧小平誕生90週年紀念日，他的女
兒鄧榕說：不能讓這個日子平平常常的過去，因為這個日子不僅僅是對他父親生日的慶賀，而且也是對締造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那一代人的承認。
在1990年，我寫了一本短篇的鄧小平傳記，已經正式出版了。然而，在這本書上市不久，該書的出版商們卻由於一些與本書完全無關的原因而陷入了困境，廉價出售存書後，停止了再版。鄧小平90歲的生日為我提供了再版擴編和經過認真斟酌的修訂版的好機會。中國朋友的鼓勵的支持，比四年前更豐富翔實的資料和有機會利用更長的版本對一些史料進行全面的修訂，所有這一切都太誘人了。
自從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後期和鄧小平離休以來，在中國可以得到大量的有關他生活和著作的資料。文獻性資料從1989年以來都可以搞到，這一點在這本傳記中有所體現。此外，從我上次寫的那本鄧小平傳記的過程中我發現中國的學術界和官員們比以前更願意接受採訪了。在該書的許多地方，他們的談話已被加注在正文的參考書目中。然而，也有些時候他們提供的是一些籠統而不具體的信息，這些信息僅給人以某種啟示，不適於直接引用。我非常感謝那些我曾經訪問過並與之談論中國共產黨歷史的人們，但同時聲明，他們對該書的出版不承擔任何政治責任。
這本書是寫給母語是英語的西方讀者。我是一個澳大利亞人，這本書的英文版正在英國倫敦出版，將在澳大利亞、歐洲、美國和東南亞發行。本來我可能會改變這本傳記的寫作方法和某些內容以便使中國讀者更容易理解和接受，然而我卻沒有這樣做。這並不是因為我傲慢或者對中國與西方之間的文化差異缺乏瞭解，我很清楚把這本書展現給中國讀者會陷入什麼樣的困境。然而我希望除了中國讀者能從該書中瞭解一些情況外，這本書還有一個作用就是讓中國人知道西方學術界有關人士關於中國的政治和中國共產黨的歷史所提出的種種問題。總之，中文版的鄧小平傳還沒被重寫或者說沒有被明顯地修正，其目的恰恰是為了勾通彼此之間的文化差異。我希望中國讀者將會欣賞這個觀點，原諒我的缺點，喜歡這個真實的原文。
在該書中讀者將會清楚地看到，我對鄧小平的學術興趣與對華北地區特別是抗日戰爭中的太行山區社會變遷的研究是密切相關的。在過去的幾年我一直潛心於這方面的研究。當我最初在中國境外被這個課題吸引時，有關鄧小平在太行山區活動的範圍和性質大都鮮為人知，實際上在很大程度上，人們甚至就是鄧小平的孩子們也認為他們自己，用鄧榕的話來說，是「太行山的子弟」。然而我被太行山區一方面驚人的貧困和貧瘠的土地與另一方面跟著共產黨干革命的高昂的革命激情所形成的顯明對比所吸引。當時鄧小平不僅在那個地方，而且在這個充滿了顯明對比的故事中扮演著重大角色。
一本書的問世離不開眾多熱心人的幫助，這本書也不例外。在中國有兩個人——太原市政府的翟鳳倫和中共山西省委黨史研究室的田酉如——在指導我對太行根據史的研究中起了關鍵的作用和提供了巨大的幫助。在此我向他們表示衷心的感謝。我還要感謝其他許多同事和朋友，他們十分慷慨而且又積極主動地向我提出了許多建議，給了鼓勵和幫助，為豐富該書的內容和為使該書得以順利出版做出了無法估量的貢獻，他們是：約翰·克拉克、陳叔平、陳雲發、詹姆士·科頓、馬克·愛爾文、馮崇義、李銳、瑞雪·墨菲、凱·普恩、格裡·塞格爾、費雷德·特韋斯、田酉如、魏宏運、吳安家和尤基。特別是陳順妍一直是我的支持者和鼓舞者。
大衛·S·G·古德曼
悉尼科技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