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春夏之交，承日本學術振興會資助，慶應大學地域研究所所長山田辰雄教授接待，我在日本進行六十天學術訪問。訪問期間的研究課題是《蔣介石與日本》，帶去的見面禮自然是近著《蔣介石與中國文化》；一本菲薄的小書，內中寫有日本人頗感興趣的王陽明哲學思想。出乎意料，眾多的日本學者與我見面時，常常問起《瞿秋白傳》和瞿秋白研究現狀。國立橫濱大學教授、專門研究毛澤東的學者村田忠禧先生，在他同我會面之前，打電話對隨同我訪問的博士研究生王士花女士說，他的書架上就擺放著一本拙著《瞿秋白傳》。村田先生驅車載著我們漫遊箱根、伊豆、富士、熱海、橫濱的旅程中，不時談起毛澤東，談起瞿秋白，以及中國革命的歷史片斷。日本學者對瞿秋白與中國革命如此瞭解，對瞿秋白研究如此有興味，不禁令我感慨系之。
《瞿秋白傳》出版八年來，不斷有讀者和同行來信索書。儘管出版社和我已經贈出幾百冊書，仍不能滿足各方的需求。為此，我曾多次與社方商議可否重印？日前，終於得到上海人民出版社的俯允，決定重印。朱金元先生專程從上海到北京，與我商定重印事宜。在圖書出版業不甚景氣的今天，上海人民出版社朋友們的慷慨相助，使我感動不已。因為，此舉無疑是對方興未艾的瞿秋白研究事業的寶貴援助。
八年多來，瞿秋白研究蔚然成風，果實纍纍，不乏精心之作。其中，劉福勤對《多餘的話》的詮釋，周永祥、姚守中撰述的年譜，丁言模、朱淨之所寫的評論，吳之光的家世考證，唐天然的史料鉤沉，等等，都是功力不凡、新義迭出的力作。而在傳記作者中，王觀泉、葉楠等，都給瞿秋白研究園地，增植了朵朵新花。王觀泉的大作《一個人和一個時代——瞿秋白傳》尤其引人注目，可以視為瞿秋白研究日益走向成熟的標誌之一。
瞿秋白研究是在那個令人詛咒的動亂歲月結束後，得以恢復和發展起來的。對於那個年代的往事，不健忘的人尚且歷歷在目，記憶猶新。有鑒於此，瞿秋白研究成果固然可觀，卻不能讓人過於輕鬆。在我們這個還欠健全的社會環境和變化難測的理論風雲中，瞿秋白研究若要進入更深的層次，人們對瞿秋白的理解，以及對他所處的那個時代環境進行客觀公正科學的評估，還需期以時日，準備走長長的路。應當有信心，爭取在我們這一代、下一代、下下一代，達致這一目標。
遵從出版社之囑，拙著重印時把書名改作《從書生到領袖——瞿秋白》，只是為了更確切地表現傳主作為一介書生的本色，沒有別的意思。
1987年後，我已轉向蔣介石研究這一新課題，但我依然不能忘懷，不肯停止對瞿秋白研究的思索與探求。可能的話，我願意重新寫一部瞿秋白傳記，改變我曾經相信而今天看來已經陳舊的某些觀點和結論，不管它是傳統的還是時行的。同樣，我更希望年輕的研究者們，以他們的前衛思想觀念和寫作方法，寫出更富有新義、更能打動讀者心靈的瞿秋白傳來。
我，熱切地期待著這一天的來臨。
作者記於北京東直門外水南齋，
時在一九九四年八月廿二日，處暑前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