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青年》、《前鋒》主編
1923年1月初，瞿秋白乘坐的國際列車到達滿洲裡。一進中國境，最觸目的就是到處只見穿著‘號衣’的軍警；到達哈爾濱，下車後時時受到軍警的盤問。瞿秋白不得不緩行，在哈爾濱停留三天，直到1月13日方才到達北京。當火車駛進北京城，遠遠望見天壇、城樓時，瞿秋白不禁怦然心動：“我與你們久別了，中國的文化呵！不知道滿中國布滿了如此之多的軍警，是否為著保護你們的？”１果然，不過六七天，這群持槍弄棍的軍警，竟在眾議院門前，光天化日之下，把一群請願的、宣言“只談教育”的青年學生，打得落花流水，盡了他們“保護”文化的職責——
１《瞿秋白文集》4卷本第1卷，第207頁。人民文學山版社1953年版。
離別了兩年的中國，給這位青年馬克思主義者的第一眼印象：中國依然是帝國主義和封建軍閥（此時是直系軍閥吳佩孚控制著北京政府）統治下的狗彘食人的中國；“中國政府原來是‘率獸食人’的政府，諂媚歐美帝國主義，以屠殺中國平民勞動者為己任。”１本來，瞿秋白打算在到達北京以後，馬上把他在蘇俄研究考察所得以及蘇俄現狀，向中國讀者報道。但是，當他看到中國的現實後，不能不先對中國發表自己的主張了。回國三天後，他在一篇短文中，提出了他以前不曾也不可能提出的救國之方：
中國真正的平民的民主主義，假使不推倒世界列強的壓迫，永無實現之日。世界人類的文化，被這一班“列強”弄得瀕於死滅且不必說起，中國平民若還有點血氣，無論如何總得保持我們汗血換來的吃飯權。全國平民應當亟亟興起，——只有群眾的熱烈的奮斗，能取得真正的民主主義’只有真正的民主主義能保證中國民族不成亡國奴，切記切記！２——
１《瞿秋白文集》4卷本第1卷，第197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53年版。
２同上書，第198頁。
這時，剛剛誕生半年的中國共產黨正在集中力量領導工人運動，形成了現代革命史上第一次工人運動高潮；農民運動也在廣東興起。面對中國工農革命斗爭的新形勢，瞿秋白回到北京不久，於1月31日在中共中央機關刊物《向導》上，發表了《政治運動與知識階級》一文，從政治上新舊兩大營壘的斗爭入手，精辟地分析了中國知識分子的分化及其在革命斗爭中的地位和作用。他說，五四運動前後，中國先進的知識分子在革命斗爭中是發揮了很大作用的，但有些人對自己估計過高，沒有看到知識分子階層在階級分化中的復雜性，從而忽視了工農群眾的力量。胡適曾說：“干預政治和主持正義的責任必定落在知識階級的肩膊上”１，當時黨內有人如張國燾也有類似的觀點。這是一種籠統的、似是而非的觀點。針對這種觀點，瞿秋白尖銳地指出：“知識階級，究竟是什麼東西？”２，它一部分是士紳階級的，是以議員、政客為職業的舊的知識階級，他們是“社會贅疣”；另一部分是經受“歐風美雨”薰陶的“學校的教職員，銀行的簿記生，電報電話汽船火車的職員，以及最新鮮的青年學生，是新經濟機體裡的活力，正在膨脹發展，——這是新的知識階級。”３青年學生在新型的知識分子中，和官僚在舊式的知識階層中，都占重要的地位，前者是“民治派的健將”，後者是“專制派的鏢師”４。他們屬於不同的階級，為不同的階級服務，也代表著不同的社會文化。新型的知識分子還應當知道，他們是“受用生產的剩余——勞動平民的血汗，方能有此‘知識’來代表文化，他應當對於勞動平民負何等重大的責任！何況在此新舊潮流沖突的時候，中國社會生死存亡的關頭！”５新型知識分子應當做“社會的喉舌”，“平民的先鋒”６，要把自己的命運與工農群眾連結一起，以工農群眾為革命的主力軍。在革命高潮到來，不少知識分子彷徨於群眾斗爭之外的時候，瞿秋白正確地闡明知識分子和工農群眾的關系，是非常必要和及時的——
１２３４５６《政治運動和知識階級》。《向導》
回到北京，瞿秋白住在東城大羊宜賓胡同堂兄瞿純白家中。瞿純白仍在外交部做事，月薪約二三百元，但在京城居大不易，一些必要的排場不能不講，家中雇傭看門人、車夫、女僕，每逢年節必備禮物向親友、上司敬獻；這一筆花銷，只能維持一個虛假的體面，家中飲食並不好。瞿純白希望堂弟能留在北京供職。李大釗准備介紹瞿秋白到北京大學俄國文學系教俄國文學史。當時北大俄文系只有三個俄國教師，沒有中國教師，也沒有系主任。但北大實權掌握在反動派手中，遲遲不發聘書。北京政府也准備聘用他在外交部任職，月薪二百元。但瞿秋白拒絕了這份收入可觀的差事，頗使堂兄不解。事後，瞿純白才知道，堂弟已屬於共產黨人，從此專門從事黨的工作，成為職業革命者了。
瞿純白的住宅，是一個不算小的宅院，進得大門，左邊是個偏院，左邊第一進是前院，院中植有兩株西府海棠，瞿秋白住在前院的正房，中間隔著堂屋，與瞿純白夫婦的房間相對。右第二進的大院周圍有三個小院，分布著廚房、客房、洗澡房等。夜裡，瞿秋白經常伏案寫作，睡得很晚。白天常常出去。一位俄國記者常偕夫人來訪，並一起到女高師去聽音樂會。偶有閒時，瞿秋白對瞿純白夫婦和侄兒重華、小農，繪聲繪色地介紹他在蘇俄的見聞，並教孩子們學唱《赤潮曲》、《國際歌》等歌曲。《赤潮曲》是他自己創作的，時間當在1923年春夏之交。歌詞最後寫道：“從今後，福音遍天下，文明只待共產大同。看！光華萬丈湧。”有一次唱罷這首歌，他問重華：“你知道是誰養活了我們嗎？”重華爽快地答道：“是爸爸掙錢養活我們。”他聽了不覺笑了起來，接著他耐心地向重華講解工人、農夫創造財富的道理。他說：“假若沒農夫種田，工人做工，你爸爸掙的錢再多，也要餓肚皮的。”說得重華、小農也都笑了起來。
《國際歌》的歌詞，是瞿秋白在這時重新翻譯的。在此之前，《國際歌》在中國已有三種譯文，但由於譯文不夠確切，而且沒有與原歌的曲譜配譯，都不能歌唱。為了使《國際歌》成為中國廣大勞苦群眾的歌曲，瞿秋白按照曲譜配譯中文歌詞。瞿純白家有一架風琴，他一邊彈奏風琴，一邊反復吟唱譯詞，不斷斟酌修改，直到順口易唱為止。法文“國際”這個詞，如果譯成中文，只有兩個字，而這個音節有八拍，不易唱好。瞿秋白經過再三琢磨，采用音譯“英德納雄納爾”。這個唱法，一直沿用到今天１——
１瞿秋白在譯文附語雲：“但願內行的新音樂家，矯正譯者的誤點，——令中國受壓迫的勞動平民，也能和世界的無產階級得以‘同聲相應’。再則法文原稿，本有六節，然各國通行歌唱的只有三節，中國譯文亦暫限於此。”
中共中央領導機關，為了就近領導北方的工人運動，於1922年10月遷往北京。二七慘案發生後，北方工運轉入低潮，中央機關又遷回上海。瞿秋白後來也離開北京到了上海，並接受中央委托，負責籌辦《新青年》季刊，擔任主編，同時主編中央的另一機關刊物《前鋒》，參加編輯《向導》，並為這些刊物撰稿。當時，根據中共中央規定，黨中央的這三個機關刊物，大致分工是：《新青年》側重理論問題；《向導》側重政治評論；《前鋒》側重經濟理論。但是實際上的界限並不十分嚴格。
1923年6月15日，《新青年》季刊創刊號問世。瞿秋白把創刊號編成“共產國際號”專刊，並親自題寫刊名，設計了封面。封面的中心是監牢的鐵窗，一只有力的手從鐵窗中伸出，手中握著鮮紅的、飄展的綢帶。鐵窗下寫著一句話：“革命黨自獄中慶祝革命之聲”。創刊號的十五篇著譯文章作品中，瞿秋白著有《新青年之新宣言》、《世界的社會改造與共產國際》、《現代勞資戰爭與革命》、《東方文化與世界革命》、《世界社會運動中共產主義派之發展史》、《評羅素之社會主義觀》等理論文章六篇，及創作歌詞《赤潮曲》、譯詞《國際歌》各一首（篇末附歌曲詞譜）。稍後出版的《前鋒》創刊號，在十篇文章中，瞿秋白寫有三篇：《帝國主義侵略中國之各種方式》、《中國之資產階級的發展》、《現代中國的國會制與軍閥》等。在《向導》上，瞿秋白寫的評論文章很多。同時，他還為《民國日報》、《東方雜志》等報刊撰寫文章。
這時，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正處於開創階段，亟需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指導，並把這些理論與中國革命的實踐結合起來。一切都要從頭開始。瞿秋白深深知道：“中國無產階級處於世界革命的時代及國民革命的中國，他一開始自己的運動，便不得不直接參加政治斗爭，決不能限於改善自己生活的經濟斗爭。‘一切階級斗爭都是政治的’。這句話在西歐和俄國仿佛有一時期還是比較抽象的說明，在中國卻是異常明顯而具體的真理。既然如此，中國無產階級自然急切的需要自己的政治思想的代表。”１中國共產黨早期的革命家和理論家們，包括瞿秋白在內，擔負著在中國這樣特殊的國度裡探索革命道路的使命。他們要用剛剛學到的馬克思列寧主義基本原理，獨創性地找出一條適合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國國情的革命道路。“我們的著作是想要利於革命的實踐的，而並非想‘藏之名山，傳諸其人’的。列寧說：‘自然………與其要革命，毋寧做革命。’我們固然很願意從事於中國馬克思主義的巨著，但是在現時革命潮流洶湧的時機，既不應幻想明窗淨幾閉戶著書的余暇，那麼，僅只我這些馬克思主義的試作……也就未始無益哩。”２瞿秋白謂為“試作”，並不是自謙之詞。在探索革命路徑的過程中，包含著失敗和勝利，再失敗，再勝利。每一個探索者的理論都不免包含著正確和偏頗，成功和失誤，不存在任何“天縱之聖”。來自知識界的瞿秋白，對於知識界包括其中先進的思想代表的弱點，似乎看得更真切，他說：“中國的知識階級，剛從宗法社會佛、老、孔、朱的思想裡出來，一般文化程度又非常之低，老實說這是無知識的知識階級，科學歷史的常識都是淺薄得很。中國無產階級所湧出的思想代表，當然也不能自外於此。只是革命實踐的需要，正在很急切的催迫著無產階級的思想代表，來解決中國革命中之許多復雜繁重的問題。‘沒有牛時，迫得狗去耕田’，這確是中國馬克思主義者的情形。”３他深知自己“幼稚”，有許多的“沒有成熟的、不甚正確的思想”４，嚴肅地告訴黨內外的同志：“秋白是馬克思主義的小學生，從1923年回國之後直到1926年10月間病倒為止，一直在陳獨秀同志指導之下，努力做這種‘狗耕田’的工作，自己知道是很不勝任的。然而應用馬克思主義於中國國情的工作斷不可一日或緩。”５這些話表現了馬克思主義者實事求是，追求真理的情操，表現了共產黨人胸襟博大，心地坦白的品質。這種情操和品質，是只有無所畏懼的唯物主義者才具備的。
“革命的理論永不能和革命的實踐相離”６。這是瞿秋白給自己也是對中國革命理論家提出的一個明確的指導方針。他自己的全部理論和實踐活動，都力求嚴格遵循著這一方針，從而使他成為當時黨的理論和宣傳戰線上，最活躍最有功績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和宣傳家之一——
１《瞿秋白選集》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11頁。由作者自己選編的《瞿秋白論文集》曾交上海亞東圖書館出版。排印到五分之一時，因“四一二”政變而未能出版。
２《瞿秋白選集》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12頁。
３４５６《瞿秋白選集》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10、311、312頁。
據不完全統計，瞿秋白回國後，從1923年1月到1927年7月，他所寫的政治理論方面的文章有二百多篇，一百多萬字，其中1925年五卅運動前約占半數，可以說，這是他的理論著述最豐富、最輝煌的時期。在運用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分析中國國情、考察中國社會狀況的基礎上，他精辟的、富有遠見的提出和論證了有關中國革命的一系列理論命題，諸如中國社會經濟、政治、文化、思想情況，社會矛盾和階級斗爭，中國革命的性質、任務、對象、動力，以及革命的戰略和策略，特別是關於無產階級應當掌握對國民革命的指導權；農地革命是國民革命的中樞；武裝平民實行革命戰爭是中國革命走向勝利的道路等問題，從而在理論上實踐上對中國共產黨的思想理論建設，對中國革命都作出了開創性的巨大貢獻。
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
作為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瞿秋白首先是傑出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家。他在1923年後所寫的關於辯證唯物主義與歷史唯物主義著作，對於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理論建設作出了大量開拓性和奠基性工作，為傳播馬克思主義哲學思想，開創中國無產階級哲學作出了卓越的貢獻。
1924年1月至4月，瞿秋白在社會科學學會編輯的《社會科學講義》第一至四卷上，發表了歷史唯物主義著作《現代社會學》一書。作者是在唯物史觀的意義上來使用社會學這一概念的。書中對社會發展的原因論與目的論，社會現象的有定論與無定論，社會歷史的偶然性與必然性等問題，都進行了歷史唯物主義的論述。指出一切社會的發展都有由其內在原因所決定的客觀規律。所謂目的論的觀點都是依附於宗教的，是唯心主義的。指出主張人的意志自由不受客觀束縛的無定論是錯誤的，而主張人的意志不自由受客觀束縛的有定論是正確的。指出一切社會歷史的發展都是必然的，所謂偶然只不過是沒有被人們認識而已。書中對於社會歷史的辯證法問題作了詳細的深刻的論述。他認為心物的關系問題，也是社會科學中首先要解決的問題；是社會物質的發展造成精神文化的發展，而不是相反。他指出社會上一切事物都在動與變中，在互相聯系之中，因此不僅要研究社會每一形態的特殊性，而且也要講究每種社會內部變動的歷史規律及其相互間的聯系。
1924年暑期，瞿秋白在上海夏令講學會上作了《社會科學概論》的演講，進一步闡述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觀點。主要是對於基礎和上層建築，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等社會基本矛盾問題，對於階級、階級斗爭、國家、政黨、領袖、宗教、藝術等問題，作了歷史唯物主義的論述。
《現代社會學》和《社會科學概論》是瞿秋白繼李大釗、陳獨秀之後，進一步傳播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的著作。如果說李大釗、陳獨秀主要是在社會基本矛盾方面傳播了唯物史觀，那麼瞿秋白則傳播了唯物史觀的全部內容，從而成為中國現代唯物史觀發展史上一個承前啟後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家。
在《社會科學講義》中，瞿秋白還發表了《社會哲學概論》一書。書中指出思維對存在、精神對自然界的關系問題乃是哲學的根本問題。他分析了唯心論與唯物論的對立，也區分了主觀唯心論與客觀唯心論的差別。他指出辯證唯物主義並不否認精神作用，而只在物質的基礎上解釋精神作用。它是無產階級認識和改造世界的思想武器。書中對宇宙和生命的起源，對物質與意識，必然與自由等關系問題都作了辯證唯物主義的論述。特別是對於唯物辯證法的三條基本規律作了深刻的闡述。他指出，事物的矛盾及其互相轉化的規律，乃是唯物辯證法最根本的原理，沒有矛盾，沒有矛盾的互相轉化就沒有宇宙的一切。質量互變與否定之否定規律，也是客觀事物發展的必然規律。
1926年瞿秋白在翻譯蘇聯哲學家哥列夫《新哲學——唯物論》一書後，寫了《唯物論的宇宙觀概說》一文附錄於書後。此文進一步闡述辯證唯物主義認識論，對於馬克思主義的物質觀、真理觀，特別是對於人們的認識來源、內容和認識標准等問題，都作了辯證唯物主義的回答。他指出，世界的統一性就在於物質性，物質的根本屬性是發展變化，而發展變化是由於事物的內在原因所決定的。他指出人們的認識來源於實際，認識的正確與否要靠實際來檢驗，符合實際的認識便是真理，客觀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准。
瞿秋白的哲學思想是在傳播馬克思主義哲學與批判地主資產階級唯心主義哲學過程中形成起來的，因而充分顯示了它的實踐性和階級性的特點。他一貫堅持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普遍真理與中國革命具體實踐相結合的正確方向，力圖使哲學真正成為無產階級認識和改造中國社會的銳利武器。他不僅公然申明辯證唯物主義與歷史唯物主義是為無產階級服務的，而且也對中國現代形形色色的唯心主義哲學進行了不調和的斗爭。胡適的實驗主義、梁漱溟的新儒家哲學，張君勱的柏格森主義，丁文江的馬赫主義，以及戴季陶主義和國家主義等，都受到瞿秋白的有力批判。瞿秋白的哲學思想，是中國無產階級哲學的重要組成部分。他第一次把辯證法與唯物論作為一個整體進行宣傳，首先提出了“互辯律的唯物論”這一重要概念。他指出黑格爾哲學是唯心主義的辯證法，費爾巴哈哲學則是形而上學的唯物主義，只有馬克思、恩格斯才批判的繼承了費爾巴哈的形而上學唯物主義和黑格爾的唯心主義辯證法，把唯物主義與辯證法統一起來，創立了辯證的唯物主義和唯物主義的辯證法。瞿秋白的這些論述是以往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家所不曾涉及到的。瞿秋白也是第一次把辯證唯物主義與歷史唯物主義作為一個整體在中國進行宣傳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家。前此許多早期馬克思主義者，都從不同角度傳播了唯物史觀的若干基本觀點，但對辯證唯物主義內容卻很少涉及，只是到瞿秋白才開始注意在中國傳播辯證法的唯物主義思想，這對以後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傳播發生著重要的影響。如果說1937年李達的《社會學大綱》是中國哲學家寫的第一部馬克思主義哲學教科書，那麼瞿秋白早在1924年就提出了這部教科書的基本輪廓。應該說，瞿秋白的哲學著作是馬克思主義哲學在中國傳播史上和中國無產階級哲學思想發展史上的一個重要裡程碑。
瞿秋白正是站在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高度，重新開始觀察和認識中國社會的。他後來回顧這一卓有成效的開創性的工作時，說：我回國之後，因為已經在黨內工作，雖然只有一知半解的馬克思主義知識，卻不由我不開始這個嘗試：分析中國資本主義關系的發展程度，分析中國社會階級分化的性質，階級斗爭的形勢，階級斗爭和反帝國主義的民族解放運動的關系等等。從這個意義上說，瞿秋白和他同時代的戰友們，是中國革命道路的開拓者和中國革命理論的奠基人，決不過分。
如實認識中國這個客觀世界，即認識中國的國情，是一切革命黨人進行中國革命斗爭的出發點。近代中國的歷史特點，是號稱列強的帝國主義各國紛紛打進中國，給這個古老封建帝國奴役下的百姓，又套上了一副新的鐐銬，同時給中國的社會，塗上了一層異樣的色彩。只有剝去這層色彩，才能真正認識中國社會。瞿秋白對於中國社會的剖析，就從帝國主義侵略中國這個命題開始。
瞿秋白根據列寧的關於帝國主義的理論，通俗地揭示了帝國主義的本質以及帝國主義之間爭奪殖民地的手段和特點；揭示了自1840年鴉片戰爭以來，國際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歷史進程、步驟和方式。由此規定了中國社會的基本性質是帝國主義共有共管的“國際殖民地”，即半殖民地。帝國主義各國在中國展開了錯綜復雜的明爭暗斗，但它們在政治上、經濟上的發展又不平衡。瞿秋白對於各帝國主義國家進行了周密的分析之後，明確指出美國、日本是中國的兩個主要敵人。兩國在歐戰中坐收漁人之利，又都竭力爭奪遠東和中國。美日兩國的侵略方式不同，日本對中國的侵略帶有更多的政治和軍事色彩，往往以強力奪取中國領土和主權；美國的侵華政策具有穩健、狡詐和虛偽的特點，一方面大放外債，進行工商業侵略，一方面注重文化侵略，“造成親美派留學生的政治勢力”，以便賂買整個兒的階級，預備做他將來的“代理統治者”。歷史發展清楚地證明，日美兩個帝國主義國家，確實曾以這兩種方式侵略中國。瞿秋白的論斷，是極有預見性的。
瞿秋白根據十月革命勝利以後的新的世界形勢，明確指出了聯合國際無產階級以戰勝帝國主義的途徑。從1923年開始，他根據列寧《兩個策略》的思想，從理論上論證了黨的二大提出的中國革命分兩步走的綱領。他在一系列著作中，多次指出五四運動以後的中國民主革命已經成為世界無產階級革命的一部分。他說，帝國主義是世界無產階級和被壓迫民族的共同敵人，發生在十月革命以後的各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解放運動，已經不是孤軍奮戰，它們的斗爭互相聯系，並且聯絡著國際無產階級。具體到中國來說，五四運動是分劃中國之政治經濟思想等為前後兩個時期的運動。以五四運動為起點，中國的民主革命已經加入了世界社會主義運動的行列，“世界社會主義革命運動不但對於中國工人是當然的同盟軍，就是對於全中國都是民族解放唯一的最好友軍。”１因此，中國的民主革命，在國際范圍內，不過是世界無產階級革命中的一部分。瞿秋白根據列寧關於沙皇俄國是當時帝國主義一切矛盾的集合點，因而又是帝國主義統治鏈條中最薄弱的、也是最容易被無產階級革命所突破的環節的理論，敏銳地指出：中國是帝國主義在東方矛盾的集中點，“是世界帝國主義戰線最脆弱的地方，亦就是十月革命之後，世界革命最容易爆發而勝利的地方。”２瞿秋白的這一觀點，科學地預見了中國革命將首先突破帝國主義東方戰線的歷史必然性。瞿秋白所闡述的中國民主革命是世界無產階級革命一部分的命題，和十幾年後即1940年毛澤東在《新民主主義論》中更加完善了的同一論斷完全吻合。中國共產黨人對於帝國主義和中國社會、中國革命關系的這種科學的認識，說明接受了馬克思列寧主義世界觀的無產階級思想家，比以往任何階級的思想家都要高明——
１《上海大學周刊》，1924年5月4日。
２《瞿秋白選集》第313頁，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帝國主義侵略下的中國，呈現著各種社會因素迅速分化、形成和重新組合的迷離復雜的狀態，如何透過現象，把握本質，才能得出正確的結論？瞿秋白運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原理，首先從經濟領域，即從帝國主義侵略制造的中國資本主義經濟關系入手，來觀察和探索中國社會。他指出中國的資本主義主要不是原來經濟關系的產物，而是帝國主義侵略的結果。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適應外國帝國主義，而不適應中國的經濟生活，但資本主義在中國的發展，客觀上勢必成為帝國主義的對抗力。中國資產階級一開始就具有特異性，分成“官僚資產階級”和“新興工業資產階級”即民族資產階級。官僚買辦資產階級勾結帝國主義和封建軍閥，出賣中國獨立和主權，造成官僚軍閥割據局面，破壞民族經濟的發展，是革命的敵人。民族資產階級既受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壓制束縛，又不能不依賴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因而有革命性，又有妥協動搖性。這就決定了這個階級在半殖民地的中國是沒有前途的。中國國民革命的重任，就不能不由無產階級承擔了。
瞿秋白把握了時代特點，把握了中國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特異性，在1923年就提出了無產階級領導權的思想。無產階級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應當而且必然成為革命的領導階級。黨的二大提出了民主革命的綱領，但未解決無產階級領導權問題。二大以後黨內許多同志都在探索這個問題。瞿秋白最先提出並闡述了這個問題。1923年2月，他指出：“務使最易組織最有戰斗力之無產階級，在一切反抗舊社會制度的運動中，取得指導者的地位，在無產階級之中則共產黨取得指導者的地位。”１無產階級應當以自己為主體，聯合一切勞動群眾（農民、小資產階級等），“以事實，以行動，以實際經驗，包羅一切種種革命派之要求，導之向真革命，而後能有實力作戰；——如此，方能顛覆資產階級的統治。此種革命的總原則，當於實際的環境中，察社會內之變象隨時隨地以具體的口號運用之。”２隨後，在他所起草的三大黨綱、《新青年之新宣言》和《自民權主義至社會主義》等文中，又進一步闡述了這一思想。他說，“中國客觀的政治經濟狀況及其國際地位，實在要求資產階級式的革命；同時此種絕對資產階級性的所謂‘民族民主革命’卻非借重國際的及國內的無產階級不可。獨有無產階級能為直接行動，能徹底革命，掃除中國資本主義的兩大障礙；就是以勞工階級的方法行國民革命。勞工階級在國民革命的過程中因此日益取得重要的地位，以至於指導權”３——
１２《新青年》季刊第1期，1923年6月25日。
３《新青年》季刊第2期，1923年12月20日。
瞿秋白關於無產階級領導權的思想，是和他對於中國農村經濟和農民狀況的研究分不開的。他指出，農業經濟是中國的主要生產事業，農民是中國經濟生命的主體。占中國人口最大多數的億萬“可憐的中國農民，尤其是佃農，受著外國，督軍警吏土豪大田主籌四五重的壓迫，田也種不成了，飯也吃不飽了，妻兒男女也養不活了。……真是上天無路下地無門”１。他們要活就要反抗官府。基於對中國封建宗法制的深刻透徹的認識，他對農民問題傾注了極大的注意力，他是黨的最早認識農民問題重要性的領袖之一。早在1922年3月，他在莫斯科時就根據俄國革命經驗，提出：“無產階級革命沒有農民的輔助，不能有尺寸功效”。２回國以後，他明確指出，農民是國民革命的基本力量，國民革命，不得農民參加，革命不能成功”３。但是，“農民受了千百余年精神上物質上的剝削，頭腦裡只有水滸式的‘官逼民反’，而沒有結合城市勞工為正當的群眾組織及群眾運動。”４只有在無產階級領導下，喚起他們的覺悟，並解決其土地問題，“才有真正的民治運動，才能推翻軍閥，解放中國”５——
１《向導》第35期，1923年8月8日。
２《瞿秋白文集》文學編第1卷，第241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85年版。
３三大黨綱草案（1923年8月起草）。《六大以前》第698頁。
４５《向導》第35期，1923年8月8日。
中國社會的政治制度，是建立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經濟基礎上，為帝國主義和大地主大資產階級服務的。瞿秋白指出，帝國主義的侵略，在政治上的結果，是給中國制造了現代式的軍閥政府。民元以後，各派軍閥的上台和下台，割據和混戰，以及數不清的政變、毀法、制憲、賄選等種種政治斗爭，都是封建的分散經濟和帝國主義劃分勢力范圍侵略政策的必然產物。這就是中國社會動蕩紛亂和人民極端痛苦的政治根源。瞿秋白根據對中國社會政治的剖析，指出在中國幻想依靠國會、立憲等改良的道路，是根本行不通的，中國必須革命。
到1923年秋，瞿秋白已經形成這樣的革命指導思想：“無產階級應當引導最大多數的農民、小商，行民主革命到底，而以嚴厲手段鎮服君主派或軍閥派的反動，並且預防資產階級的畏怯。”１在領導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過程中，“馬克思主義斷然的要求無產階級政黨之階級的獨立”２，“參加並促進國民革命，是現在中國無產階級的職任”３。瞿秋白進一步指出，“中國獨立的無產階級政黨如此的去參加民主主義的群眾政治總運動，並勞工階級的經濟運動，絕不使政治經濟相離，他那時必定能成群眾的政黨。”４“於這一過程中世界的社會革命同時必努力提攜中國的國民運動；中國國民運動裡的最大多數的社會力量因之可以急速的長成，而與世界社會革命結合。不論這中間要經多少波折，革命與反革命互相激蕩，而結果那最終的勝利必定在世界及國內的無產階級。”５——
１２３４５《新青年》季刊第2期，1923年12月20日。
文化思想是政治和經濟在觀念形態上的反映。瞿秋白在觀察和研究中國社會經濟和社會政治的同時，始終把目光緊緊盯住中國社會的文化思想領域。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廣泛傳播，引起了形形色色的反馬克思主義者的攻擊，梁啟超、章士釗、梁漱溟、張君勱、丁文江、胡適、曾琦、李璜、左舜生等人，拋出各種各樣的理論，誘惑青年，企圖把歷史引向歧途。面對這種攻擊，瞿秋白總是站在前列，進行堅決的斗爭。他說：“這不但是中國無產階級最高之命令，不能不服從，而且是中國民族——國民革命之利益所要求的。如果說我喜歡得罪偉人，那麼，我可以順便在這裡‘道歉’一聲，只好根據於孔夫子的聖經賢傳，說聲‘大義滅親’了！況且我這些文章公布已久，從不看見他們公開的直接的答復，足見已是理屈辭窮，不敢接受我的挑戰。”１——
１《瞿秋白選集》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16頁。
以梁啟超、梁漱溟為代表的東方文化派，所提倡的東方文化優越論，是中國地主資產階級用來反對學習西方的革命文化，反對中國的革命派，特別是抵制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傳播的思想工具，曾經受到李大釗的批判。1923年3月，瞿秋白寫《東方文化和世界革命》一文，進一步批判東方文化派的封建主義哲學。“所謂東方文化，第一種元素，是宗法社會之‘自然經濟’”１；“第二種因素，是畸型的封建制度之政治形式”２，中國的“軍閥制度，由先得政治地位進而行經濟侵略，剝削商民，壓迫勞動者，不但簡直和封建諸侯相似，而且出封建諸侯更可怕”３。各地軍閥的征調勞役，殘殺奸淫，拘禁銬掠，與封建諸侯對待農奴手段相比，有過之無不及。這些“豈非中國社會逆流退向封建制度的鐵證！中國‘東方文化派’的學者所要保存的，是否此等骯髒東西，人間地獄？”４“第三種元素，是殖民地式的國際地位”５，帝國主義列強的侵略，使中國“日陷於絕對臣服的地位”，對於中國資本主義，“總觀起來，他決不能容中國民族資產階級充分的發展”，“所助的‘國內的’資產階級，亦正是依賴外國資本為生的資產階級”６。帝國主義對中國人民同樣采取公開的野蠻政策——
１２３《新青年》季刊第1期，1923年6月15日。
４５６《新青年》季刊第1期，1923年6月15日。
“1922年，上海金銀業工人罷工，外國老爺竟放出獵狗來噬嚙工人，此等現象只有‘東方’殖民地上可以發現，自古以來無論天災戰禍弄得人煙斷絕，禽獸橫行，也只有烏鴉啄白骨，野狗啃死人的慘狀，決比不上故意縱犬吞噬將活人當狐兔一般看待的新奇，真可算是東方文化的特色！”１瞿秋白辯證地歷史地論證了東西方文化由發展走向衰落的過程，指出：“所謂東方文化的‘惡性’決非絕對的，宗法社會的倫理也曾一度為社會中維持生產秩序之用。但是他現在已不能適應經濟的發達，所以是東方民族之社會進步的障礙。西方之資產階級文化，何嘗不是當時社會的大動力。但是他既成資產階級的獨裁制，為人類文化進步之巨魔，所以也成了苟延殘喘的廢物。”２世界未來的新的文化，究竟向哪裡去？瞿秋白明確指出：“帝國主義溝通了全世界的經濟脈絡，把這所謂東方西方兩文化融鑄為一；然亦就此而發生全人類的文化，——世界無產階級得聯合殖民地之受壓迫的各民族，以同進於世界革命，——此種趨勢，此種新革命文化的先驅，正就是殺帝國主義的劊子手”。３“等到私有制絕對廢除，階級消滅時，科學愈發明，則體力勞苦的工作愈可減少，全社會的福利愈可增進；物質文明愈發達，經濟生活愈集中，則精神文明愈舒暢，文化生活愈自由，為‘求生’的時間愈少，則為‘求樂’的時間亦愈多了。那時，才有真正的道德可言，不但各民族的文化自由發展，而且各個人的個性亦可以自由發展呢。”４
為了達到這個光明的境地，必須進行革命，“顛覆宗法社會，封建制度，世界的資本主義，以完成世界革命的偉業。如此，方是行向新文化的道路。”５——
１《新青年》季刊第1期，1923年6月15日。
２３４５《新青年》季刊第1期，1923年6月15日。
同年11月8日，瞿秋白寫《現代文明的問題與社會主義》，進一步批判東方文化派。文章開頭即指出：“禮教之邦的中國遇著西方的物質文明便徹底的動搖，萬裡長城早已失去威權，閉關自守也就不可能了。……然而中國的士大夫卻始終不服這口氣，還盡著啷東方的精神文明，要想和西方的物質文明相對抗。這一問題在中國思想史上顯然有極大的價值。”１人類有工具而營共同生活，是文明的開始；因有文明而階級分化，於是共同生活不得和諧，似乎是文明的末日。可是，實際上，文明並無末日，被統治階級以文明為武器而創造新的文明，而加速統治階級末日的到來。可見，文明本身始終是人類所必需，只有垂死的統治階級，才覺得文明的進步可怕，可以危及其統治，才高呼“向後轉”，還要自命為精神文明。中國的老子，西方的基督，盧梭和托爾斯泰，都是“向後轉”派的代表者。老子說：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民多利器，國家滋昏；人多技巧，奇物滋起。”基督也說：“吃什麼，喝什麼，穿什麼？你們都用不著關心，用不著問；不要想那明天。”盧梭則認為，隨著科學藝術的進步心靈將日益墮落，只有無知無識的樂園，才是永久的賢德所生之地。托爾斯泰根據貴族式的思想，要拋棄技術文明，回到草昧時代去。因為他所認識的快感，僅僅是農村裡的宗法社會；他所認識的勞動動機，僅僅是農奴背上的鞭策。然而，不論是托爾斯泰主義中的農村，還是章士釗的“農村立國論”裡的農村，至少要用鋤和犁，那便是物質的技術文明。即使承認“無為”的世界是幸福的樂園，也無法在現實生活裡尋到恢復它的方法。物質文明仍舊在可能的范圍裡進步。譬如清朝廣東進貢的方法，比那“一騎紅塵妃子笑”的唐明皇采荔枝的方法就聰明得多了。瞿秋白指出，歷史上的中國，當農民舉行暴動，大殺貪官污吏時，口號叫“‘四海之內皆狗彘也’！精神文明未必十分高尚；到那時一切無為、清淨、禮教或‘宋學’都已失去威權。這樣看來，物質文明始終統轄著精神文明”２。瞿秋白用辛辣的筆，戳穿了那些高唱“精神文明”的偽君子們：“現代的中國裡，‘最高尚有道德知識的精神文明派’自己日常的行為，剛剛與口頭的議論相反，時時刻刻在那裡促進他們所反對的物質文明之發展：如買火車票，點電燈，用自來水，穿洋布等……反對最激烈的人自己尚且如此！新宋學當然未產而先‘流’了”３。東方文化派所要反對的是馬克思主義關於科學社會主義的學說，“殊不知道社會主義的科學正是徹底的以因果律應用之於社會現象，或所謂‘精神文明’的。”４人們掌握了事物的客觀發展規律，就能夠認識和改造客觀世界，創造全新的文明世界。結論是：
社會主義的文明是熱烈的斗爭和光明的勞動所能得到的；人類什麼時候能從必然世界躍入自由世界，——
那時科學的技術文明便能進於藝術的技術文明。
那不但是自由的世界，而且還是正義的世界；不但是正義的世界，而且還是真美的世界！５——
１《東方雜志》第21卷第1號，1924年1月10日。
２３４５《東方雜志》第21卷第1號，1924年1月10日。
1923年春夏間，在中國思想界發生了唯心主義營壘裡的一場爭論，即所謂“科學與玄學”之爭。這年2月，張君勱在清華學校作《人生觀》講演，鼓吹柏格森的生命主義哲學，說“人生觀問題之解決，決非科學所能為力”，而只能由直覺的、主觀的、自由意志的“玄學”即唯心主義哲學來解決。一切社會現象包括社會革命，並無規律可循，歷史不過是由偶然性支配的一筆糊塗帳。4月，丁文江發表《科學與玄學》一文，反對張君勱的觀點，認為“科學”可以解決人生觀問題。胡適在《〈科學與人生觀〉序》中也打著“科學”的招牌，反對玄學。但是，他們的“科學”理論，只注意現象不注重本質，不承認科學法則的客觀規律性，依然是主觀唯心主義的哲學。胡適提出所謂“自然主義的人生觀”建築在“科學常識之上的一個大假設”，正是否認人生觀產生的客觀依據的一個典型。“科學”與“玄學”爭來爭去，誰也不可能解決科學與人生觀問題。
陳獨秀和瞿秋白在《新青年》上發表文章，堅持了歷史唯物論，正確地評論了這場爭論。1923年11月，瞿秋白寫《自由世界與必然世界》一文，緊緊抓住爭論的中心問題自由與必然的關系，即兩派“所論的問題，在於承認社會現象有因果律與否，承認自由意志與否，別的都是枝節。”１人的一切動機、意志都不是自由的，是受因果規律支配的。“所謂‘意志自由’當解釋作‘確知事實而能處置自如之自由’”。２社會發展的最後動力是經濟的發展和流變，這也是人的思想意志的物質的原因。“經濟動象流變，故個性動機隨此階級分化而各易其趨向”３。經濟發展的結果最終有利於無產階級，因而無產階級的認識最接近於客觀規律，“階級斗爭的過程裡發見社會現象的公律，能使無產階級覺悟：‘非解放人類，直達社會主義，不能解放自己’”，４無產階級革命，合乎社會發展的客觀規律，因而是完全合理的。質而言之，“人要從‘自然之奴’進於‘自然之王’，必須知道自然律；人要克服社會的自生自滅性，必須知道社會律。”５——
１２３４
五四運動以後，胡適宣傳美國杜威的實驗主義，使不少青年被它牽著鼻子走。胡適發表《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等文章，公開向馬克思主義挑戰，李大釗等人及時地予以反擊，鮮明地提出了一定要傳播馬克思主義。為了進一步在理論上揭露和剖析實驗主義哲學的謬誤，1924年夏，瞿秋白寫了《實驗主義與革命哲學》一文。實驗主義在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在美國產生巨大影響，到了中國又廣為流傳，自有其存在的歷史原因。瞿秋白分析了實驗主義在歐美和中國有不同的歷史作用。中國資產階級面臨的當務之急是如何擺脫封建主義束縛。實驗主義是一種行動的哲學，它否認理論的真實性，只看重實用，主張真理便是應付環境。“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就是這種主張的體現。這些主張，“應用於中國的時候，對於資產階級是很好的一種革命手段：且不要管什麼禮教罷，怎樣能發展你自己，便怎樣做；可是它對於勞動階級的意義，卻是：不用管什麼社會主義了，怎樣能解決你們目前的難題，便怎樣做去算了。於是大家蒙著頭干去，當前的仇敵，固然因此大受打擊，而後面的群眾也不至於‘妄想’，豈不是很好的手段？所以‘且解決目前問題，不必問最後目的’。這種原則，用之於中國，一方面是革命的，一方面就是反動的。”１就是說，實驗主義作為一種資產階級思潮，在中國盡管對於封建主義而言，有某些積極因素，但其主要是作為同封建主義的思想結盟而出現的。瞿秋白指出，實驗主義在歐美，是“純粹維持現狀的市儈哲學”２。它竭力綜合整理現代市儈的心理，暗地裡建築成一個系統，雖然他自己是否認一切哲學系統的。市儈所需要的是“這樣亦有些，那樣亦有些”：一點兒利學，一點兒宗教，一點兒道德，一點兒世故人情，一點兒技術知識，色色都全，可是色色都不徹底。這樣才能與世周旋。“可是決不可以根究下去；不然呢，所得的結論，便是徹底改造現存制度，而且非用革命方法不可。那多麼可怕呵！現狀是可以改造的，卻不必根本更動現存的制度，只要瑣瑣屑屑，逐段應付好了。所以實驗主義是多元論，是改良派”，３是“近視的淺見的妥協主義，他決不是革命的哲學。”４——
１２《新青年》季刊第3期，1924年8月1日。
３４《新青年》季刊第3期，1924年8月1日。
瞿秋白還指出，實驗主義的宇宙觀根本上是唯心主義的。實驗主義認為，人的知識究竟符合於客觀世界與否，並不重要。一切學說的價值，只要看它對於我們是否有益。有幾分利益，便有幾分真理。瞿秋白指出，僅僅是“有益”還不能盡“真實”的意義。一種思想，必須是合於客觀的事實的，才能是有益的。實驗主義否認離開人的種種色色的感覺之總和的客觀世界，否認客觀的現實，其結果只能是唯心主義的宇宙觀。馬克思主義所尊重的是科學的真理，並非利益的真理。某種主張之所以是真理，並不因為它對我們有益，而在於它反映現實世界的變化趨勢（規律），它切合於客觀的現實世界。
這種實事求是的說理的批判，尖銳而又公允，足以服人。
在對反馬克思主義思潮的一系列斗爭中，瞿秋白所寫的大量文章，正確地宣傳了馬克思主義原理，從哲學上捍衛了無產階級革命學說，捍衛了中國共產黨關於中國社會和中國革命的理論，他當之無愧的是卓越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和宣傳家，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
積極推動國共合作
在共產國際和列寧的關注和指導下，從1922年夏秋開始醞釀的國民黨與共產黨的合作，隨著1923年二七慘案的發生，加快了前進的步伐。血的教訓使年輕的中國共產黨人懂得，要取得中國民主革命的勝利，不能由工人階級孤軍奮戰，而必須和民族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包括農民）結成廣泛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統一戰線。以偉大的資產階級革命家孫中山為代表的國民黨人，也從轟轟烈烈的工人運動高潮中，看到廣大人民群眾特別是工人階級及其先鋒隊的偉大力量，堅定了同共產黨合作的願望。瞿秋白積極地投入到促進國共合作迅速實現的理論和實際活動中去。4月25日，他在《中國之地方政治與封建制度》一文中寫道：“孫中山氏是中國民主派的先鋒，屢次嘗著依賴武力革命的滋味，如今方覺悟平民群眾之能力：‘平民有罷工罷市拒納租稅撤回代表之能力’”。
“勞工階級在知識上或者因為替人家作牛馬沒功夫求學，比資產階級的文化程度差些；然而他在‘社會的意識’上，卻比資產階級的政治覺悟高得多呢。”１——
１《向導》，第23期。
國共合作的春風，給中國革命帶來了蓬勃生機。1923年1月，《中國國民黨宣言》發表，特別強調了人民群眾的作用，它指出：“今日革命，則立於民眾之地位，而為之向導”，革命事業“由民眾發之，亦由民眾成之”。與此同時，公布了《中國國民黨黨綱》和《中國國民黨總章》，這表明國民黨改組工作已有了進展。當然，還有很多不足。但是，孫中山已下了決心，必須把改組工作付諸施行。
在共產黨方面，為了正式討論和決定黨的統一戰線的方針等問題，決定召開黨的代表大會。1923年6月中旬，中國共產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廣州舉行。這次大會以決定實行國共合作、為革命統一戰線的建立作思想上理論上策略上的准備，而載入中國革命史冊。在大會正式開會前，舉行了預備會議，議決分工起草黨綱、黨章和各項決議案。瞿秋白主持起草了黨綱草案。大會以共產國際於同年1月通過的《共產國際執委會關於中國共產黨和國民黨關系問題的決議》為依據，展開了熱烈的討論。三大正確地估計了孫中山的民主主義立場，也正確地估計了將國民黨改造成為四個階級（工人、農民、城市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的革命聯盟的可能性。決定和孫中山為首的國民黨建立統一戰線，共產黨員和社會主義青年團員以個人名義加入國民黨，幫助把國民黨改組為民主革命聯盟。同時，保持共產黨在組織上和政治上的獨立性。
共產黨員是否加入國民黨？成為三大討論的中心議題。以張國燾為代表的“左”傾觀點，片面地強調共產黨的組織獨立和政治批評自由，而低估了國民黨的革命作用，錯誤地認為共產黨員加入國民黨將會導致共產黨的腐化，喪失獨立性，因而反對共產黨員加入國民黨。瞿秋白、陳獨秀、張太雷和共產國際代表馬林不同意張國燾等人的意見，贊成全體共產黨員加入國民黨。
瞿秋白與張國燾之間的分歧，主要是兩個問題：第一，關於中國社會性質和革命性質。當時全黨對反帝問題沒有原則的分歧，而對國內階級結構的分析上，張國燾誇大中國資本主義的力量，忽視和低估封建主義的勢力，只強調反對帝國主義，從而混淆了民主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的界限，混淆了敵友；瞿秋白充分估計了封建制度的統治，把反對封建主義的斗爭作為民主革命的主要任務之一，就是說，中國民主革命既要反對帝國主義，也要反對封建主義。第二，關於聯合的對象。張國燾認為中國的資產階級是不革命的，所以無產階級只能與小資產階級聯合。瞿秋白則認為中國目前的革命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所以要與資產階級建立聯合戰線。
在關於國共合作的策略問題上，瞿秋白又與陳獨秀的意見相反。陳獨秀雖遵照共產國際指示贊成國共合作，但他從“二次革命論”出發，片面誇大資產階級和國民黨的力量，輕視無產階級和共產黨的作用，忽視和放棄無產階級的革命領導權。他從這種觀點出發，對於瞿秋白主持起草的三大黨綱草案作了不正確的修改。三年後，瞿秋白在《中國革命中之爭論問題》一文中回憶說：
第三次大會的黨綱，是我起草的，但是大會之後，獨秀同志義修改了再付印的。除文字的修改外，其中重要之點是：（一）“此革命之中，只有無產階級是唯一的、最現實的、最先進的、最徹底的力量，因為其余的階級……”——改為“無產階級卻是一種現實的最徹底的有力部分，因為其余階級……”之下還加了一句“一時不易免除妥協的傾向”；（二）原文“……不得農民參加革命不能成功”——改為“……也很難成功”；（三）原文“無產階級應竭全力參加促進此民族革命，促醒農民階級，與之聯合，督促不徹底的資產階級……”——改為“……督促苟且偷安的資產階級”。我現在這種聲明並非要標明獨秀同志的錯誤，而是要客觀的研究過去錯誤的來源。……當時確有一派同志，無意之中承認資產階級應當領導革命，認為資產階級不過暫時苟且偷安罷了。
陳獨秀和瞿秋白，一位是前輩長者，一位是後起之秀。1917年，瞿秋白在北京大學旁聽過當時已蜚聲海內的陳獨秀的講課，同時又是陳主編的《新青年》的熱心讀者。1922年底，陳獨秀率領中國共產黨代表團到莫斯科出席共產國際第四次代表大會，瞿秋白擔任他的譯員。瞿秋白回國後，陳獨秀讓他主編《新青年》季刊，對他很器重。然而，兩個人竟是那樣的不同：一個是從法蘭西革命的角度觀察中國社會，以“二次革命論”來指導中國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一個則是直接從列寧的故鄉學得馬克思列寧主義學說，試圖把它運用於剖析中國的歷史和現實、社會和階級、革命對象和革命動力；制定中國革命的戰略和策略。這樣，兩個革命者的革命觀，自然會發生分歧。
幾乎與“三大”召開的同時，《新青年》季刊和《前鋒》聯袂問世。瞿秋白撰寫的《新青年之新宣言》宣告：
中國的真革命，乃獨有勞動階級方能擔負此等偉大使命。中國社會中近年來已有無數事實，足以證明此種現象，——即使資產階級的革命亦非勞動階級為之指導，不能成就；何況資產階級其勢必半途而輟，失節自賣，真正的解放中國，終究是勞動階級的事業。
陳獨秀為《前鋒》撰寫的《本報露布》聲明：
我們認定國民運動（即國民革命——引者）是中國國家生命之救星，是備受壓迫過困苦生活的全中國人民之救星；我們在此運動中，不敢說是領袖，更不敢說是先覺，只願當前鋒，只願打頭陣。
兩位共產黨人同時發出的宣言，如此大相徑庭，判若兩種體系。他們之間的分歧，完全不是個人意氣之爭，而是代表了共產黨內對於國民革命的兩種指導思想。隨著革命的深入發展，這兩種思想分歧愈來愈大，終於影響了大革命的前途命運。
1923年下半年，國共合作進入了實際組織工作階段。8月，孫中山派蔣介石率領“孫逸仙博士代表團”由上海啟程赴蘇聯考察，代表團中有共產黨張太雷、沈定一（玄廬）等。10月6日，蘇聯代表鮑羅廷抵達廣州。10月18日，孫中山任命鮑羅廷為國民黨組織教練員，以借重他的組織經驗，協助完成國民黨的改組。10月25日，孫中山主持國民黨改組特別會議在廣州舉行。同時正式聘請鮑羅廷為國民黨臨時中央執行委員會的顧問，國民黨的組織法、黨綱、黨章等都由鮑羅廷起草，再由孫中山審定。11月，國民黨發表改組宣言。12月，孫中山連續向國民黨員發表演說，反復申述改組國民黨和學習蘇俄的決心。但是，在國民黨內反對國共兩黨合作的右派勢力不小。還有不少人，看到國民黨處境困難，希圖得到國內外革命勢力的支援，因而在不同程度上暫時贊成孫中山的聯共政策。真正積極擁護和執行孫中山改組政策、實行國共合作的重要干部，在國民黨內是少數，例如廖仲愷、宋慶齡等。在這種情況下，孫中山改組國民黨的工作，便不能不依靠共產黨人。中國共產黨的許多重要活動家，積極贊助孫中山實現這一具有偉大歷史意義的決策。
1923年12月19日，瞿秋白發表《國民黨改造與中國革命運動》一文，肯定國民黨在孫中山領導下幾十年苦斗犧牲的功勳：“辛亥革命造成中華民國的，是國民黨；歷年以來任勞任怨為平民爭權利，反對北洋軍閥的，也只有國民黨。”同時指出，國民黨過去的活動“只偏於軍事方面，不能不想運用無聊的政客，——結果吃力不討好，反受人民的漠視”。現在“國民黨已經覺悟，如今決計宣言大改組，號召全國平民來共同組織，共同奮斗”。全國人民“第一步，應當趕緊組織國民黨，集中我們的政治勢力”。“應當積極的加入國民黨，共同的實行國民革命運動，中國才有復蘇的希望。只有那時，此次國民黨的改組才真是中國民權運動的新紀元。”１在這篇文章發表以前，約在10月初，瞿秋白便離開上海趕赴廣州，參加國民黨的改組工作——
１《向導》，第49期。
1923年底，李大釗經由上海會見陳獨秀後到達廣州，與已先期抵此的譚平山、瞿秋白一起組成指導小組，以指導出席國民黨第一次代表大會的中共黨員。瞿秋白這時住在鮑羅廷在東山春園的公館，擔任鮑羅廷的助手和翻譯。鮑羅廷經常邀李大釗及其他中共代表到公館商談。每次他都拿出一些文件請大家看。國民黨第一次代表大會宣言草案，是由鮑羅廷、瞿秋白、汪精衛、胡漢民等草擬的。宣言草案先後在上海、廣州進行了討論。參加上海討論的有廖仲愷、汪精衛、胡漢民、瞿秋白以及蔣介石等。在廣州，鮑羅廷、廖仲愷、汪精衛、胡漢民和瞿秋白進行了長達十五個小時的討論。瞿秋白並將用俄文起草的宣言草案譯為中文，提交宣言草案小組進行審定。在廣州期間，瞿秋白應青年團廣東區委和廣州地委的邀請，向青年團骨干分子作了題為《三民主義》的報告，闡述新三民主義學說，宣傳中國共產黨關於實現國共合作、進行國民革命的思想。
1924年1月20日，中國國民黨第一次代表大會在廣州開幕。瞿秋白和李大釗、譚平山、林伯渠、毛澤東、張國燾等共產黨人一道出席了大會，促成了大會的成功。大會通過的宣言，孫中山深感滿意。他說：“此次我們通過宣言，就是從新擔負革命的責任，就是計劃徹底的革命。”１宣言規定的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新三民主義，雖然和中國共產黨的思想理論體系、最高綱領等方面不同，但它和中國共產黨在民主革命階段的政綱在基本上是相符的，因此，新三民主義就成為國共兩黨合作的政治基礎。經過改組後的國民黨開始成為工人階級、農民階級、小資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革命統一戰線的組織形式，反帝反封建的新三民主義就成為統一戰線的共同綱領——
１《國父年譜》下冊，第1058頁。
瞿秋白在大會上當選為國民黨候補中央執行委員。按國民黨當時情況，中央執行委員和候補中央執行委員同樣負實際責任。瞿秋白經常奔波於廣州上海之間，負責處理兩黨合作問題。因此，有人說他主持了中國共產黨中央的“不管部”。
1924年7月11日，根據孫中山的建議，國民黨中央設立政治委員會（即中央政治會議），以輔助孫中山應付時局，規劃政治方針。孫中山自任主席，委員有廖仲愷、汪精衛、胡漢民、瞿秋白（原為譚平山，7月16日譚即辭職，由瞿遞補）、邵元沖、伍朝樞，聘鮑羅廷為高等顧問。瞿秋白先後出席了中央政治委員會的多次會議。8月6日，中央政治委員會舉行第四次會議。孫中山、胡漢民、瞿秋白、邵元沖、伍朝樞及鮑羅廷出席。會議決定設立統一訓練處，將陸軍軍官學校（黃埔軍校）、滇軍干部學校、陸軍部講武堂，西江陸海軍講武堂、警衛軍學兵營及航空局，統歸訓練處管理。訓練處由孫中山任主席，委員有楊希閔、許崇智、蔣介石、宋子文、程潛及鮑羅廷。9月3日，舉行第七次會議，討論北伐問題，孫中山、瞿秋白、伍朝樞及鮑羅廷出席。議決：（一）發表北伐宣言，大本營移駐韶關；（二）韶關大本營特設政治訓練團；（三）9月7日國民運動大會宣傳宗旨為反對帝國主義、反對北方軍閥。本日為反帝運動周的開始。9月10日，舉行第八次會議，繼續討論北伐問題，除孫中山、廖仲愷、胡漢民、瞿秋白、伍朝樞、鮑羅廷外，還有宋子文、王法勤、丁惟汾、白雲梯出席。此次北伐，起始於9月3日爆發的江浙戰爭（直系的江蘇軍閥齊燮元與皖系的浙江軍閥盧永祥開戰），奉系軍閥張作霖准備入關，同皖系軍閥段祺瑞相勾結，企圖共同推翻直系軍閥曹錕、吳佩孚的統治。孫中山因與皖段、奉張兩系有反直聯盟的關系，加上廣東商團陰謀發動叛亂，准備推翻廣東革命政權，廣州形勢危急，希望向廣東以外謀求出路，於是決定北伐，並親率北伐部隊離開廣州，移駐韶關。後來，孫中山接受了共產黨人的正確主張，回師弭平商團叛亂，初步穩定了廣東的局勢。
這一時期，瞿秋白除在廣州參加中央政治委員會外，還以中央候補執行委員身份參加國民黨上海執行部的指導工作，擔任上海國民黨機關報《民國日報》的編輯和撰稿工作。他為《民國日報》寫了《中國解放運動之公敵》、《五一節之四十年》、《反帝國主義運動與國民黨》等文，號召中國人民覺悟起來，實行國民革命，打倒中國解放運動的公敵——帝國主義和軍閥，爭回民族主權，爭得國民民權。對於帝國主義和軍閥的強暴鎮壓，革命者應當喚起民眾，告訴他們：每次逮捕一個反抗軍閥與列強的奮斗者，可以產生幾百萬個新的革命家；而肖（耀南）、吳（佩孚）的犧牲品——監獄裡的絞場上的志士都是革命的母親，國民革命終將勝利。在國共合作大業中，瞿秋白是一位卓越的政治活動家。
上海大學教授
1923年6月下旬，瞿秋白自廣州到達杭州，召集浙江省黨、團會議，傳達黨的三大的決議。他住在岳王村四伯父世琥家裡，與妹軼群、弟景白、堅白等團聚。四伯父此時已經罷官賦閒，經濟十分拮據。不過外面還講究一些排場。瞿秋白對四伯父禮節周到，內心也是頗為尊重的。叔侄見面後，敘談一切，親切歡暢。瞿秋白談他兩年中在蘇俄的見聞，解衣揮汗，興致盎然；雖然是大熱的天氣，會意者都有滌塵解惑，俗念俱除之感。當然，家中大部分親友對於這位從外國回來的人不免覺得新奇，也有些不解，無從交流各自的思想。這引起瞿秋白的沉思：“大家庭崩壞而小家庭的社會基礎還沒有”，“宗法社會的舊觀念和大家庭真叫我苦死。”１——
１《胡適來往書信選》（上），第213—214頁。中華書局1979年版。
在杭州，瞿秋白去拜訪了胡適。胡適是4月間由北京來到杭州煙霞洞療養的。這一年，胡適三十三歲，在政治上他反對馬克思主義，反對共產黨的政治主張，但在學術界已是海內聞名，頗有聲望的學者。瞿秋白來訪，使他對這位年青的學者，也很看重。他囑瞿秋白到上海商務印書館，謀一個編輯的位子，做些學問。這一建議，與他提倡的“整理國故”，似乎不無關系。7月中旬，瞿秋白回到上海，與商務印書館聯系，得到的答復是：“容納（各雜志）稿子並編小百科叢書以及譯著”１。對這件工作，瞿秋白寫信告訴胡適：“假使為我個人生活，那正可以借此靜心研究翻譯，一則養了身體，二則事專而供獻於社會的東西可精密謹慎些。”２但是瞿秋白沒有接受商務印書館的工作，他後來以“此等入款‘遠下濟近’”，“未必夠‘家’裡的用”３為理由，推掉了這個差事。所謂家用，只是托詞，因為瞿秋白從杭州回到上海後，經李大釗的推薦，已決定到由國共兩黨黨員合辦的上海大學去工作了，而那裡的薪俸是極薄的。8月，瞿秋白到南京東南大學，參加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參加會議有劉仁靜、鄧中夏、李求實、惲代英、施復亮等，代表共有三十多人。會議著重討論了貫徹執行中共三大關於國共合作的方針。對於青年團員是否加入國民黨的問題，會議發生了爭論，劉仁靜不贊成加入，瞿秋白、施復亮贊成加入，並說服了大家，最後決定青年團員可以加入國民黨，並通過了相應的決議案——
１２３《胡適來往書信選》（上），第214頁。中華書局1979年版。
團的二大閉幕，瞿秋白返抵上海，就積極參加籌辦上海大學的工作。
上海大學是在國共合作的呼聲中，在統一戰線的旗幟下，於1922年10月，由上海私立東南高等專科師范學校改組成立並發展起來的。東南高師原有國文、英文及美術專修科和附中。創辦人校長王理堂。學生約一百六十人。學校設備簡陋，教師缺乏，並且多不稱職。學生中很多人受過五四運動洗禮，極不滿意學校現狀。由學生會向校方交涉，無效。校長竟攜學生繳納的學膳費去東京留學，使學生忍無可忍。於是組織十人團為核心，決定驅逐前校長，改組學校，推舉一位有革命聲望的人擔任校長，辦一所革命的大學。十人團擬在陳獨秀、章太炎、於右任三人中延請一位任校長。學生對三人素不相識，僅慕其名而已。經多方探詢，得知陳獨秀行蹤不定，章太炎意志消沉，而於右任自這年8月因靖國軍失敗，從陝西到上海後，發表過救國須先從教育入手的言論，於是決定請於來擔任校長。與此同時，學生還找到共產黨，要黨來接辦這所學校。中共中央考慮，以請國民黨出面主辦，於學校的發展更為有利，而且籌款也方便些，請學生即派代表邀於右任出任校長。其時，一部分國民黨人因廣東陳炯明叛變，革命遭到挫折，轉而謀求在教育方面尋找陣地，培養干部人才。所以，當學生敦請於右任出任校長時，邵力子、柏文蔚、楊杏佛、柳亞子都極力促駕。於右任答應出任校長，同時建議改校名為上海大學。於右任是辛亥革命元老，曾任靖國軍總司令，他贊同孫中山改組國民黨，實行國共合作。他打算把上海大學的活動，納入國民革命的政治軌道，曾對上海大學學生們演講，說“今後要制造炸彈、地雷，不僅在中國落地開花，還要炸得全世界開花結果”１。但他苦於沒有辦學經驗，因此寄“厚望”於共產黨人。２1923年4月，李大釗到上海。於與李是老朋友，私交很好。於右任、邵力子在福州路同興樓菜館邀約李大釗、張繼赴宴，專門商談上海大學校務，請他們予以協助３。張繼表示願去南洋募捐，後來學校開歡送會，但他言而無信，並未南行。李大釗介紹鄧中夏（安石）出任總務長，瞿秋白任社會學系主任。鄧中夏到校視事不久，瞿秋白就來了，先任學務長，後任社會學系主任。8月8日，上海大學全體教職員在一江春聚宴，校長於右任主持推定學校最高議事機構評議會，鄧中夏、瞿秋白、葉楚傖、陳望道、邵力子、陳德征等九人被推為評議員。同年12月改評議會為行政委員會，瞿秋白等八人為委員。1924年2月，行政委員會召開第二、三次會議，瞿秋白先後被推定擔任上海大學叢書審查會委員、經濟學系籌備員等職——
１上海《黨史資料叢刊》，1980年第2輯。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版。
２於右任《國民黨與社會黨》。《東方雜志》第二十周年紀念專號，1924年1月出版。
３《胡適來往書信選》（上），第214頁。中華書局1979年版。
上海大學創建伊始，百事待舉，而又窮之又窮，是一個道地的弄堂大學。瞿秋白到此任事，決意把學校辦好。他在1923年7月30日寫給胡適的信中，說到這一點：“既就了上大的事，便要用些精神，負些責任。我有一點意見，已經做了一篇文章寄給平伯。平伯見先生時，想必要談起的。我們和平伯都希望上大能成南方的新文化運動中心。”１信中所說的文章，是指他寫於7月23日的《現代中國所當有的“上海大學”》，已經寄給了《民國日報》編輯俞平伯——
１上海《黨史資料叢刊》，1980年第2輯。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版。
這時，瞿秋白住在上海閘北，以記者身份進行公開活動。他的住處，布置得象一個作家的書屋，出入那裡也多是些青年作家。他與於右任關系融洽，過往頗多。除了擔任黨的理論研究和宣傳工作外，他集注全力於整頓改革上海大學的學務。8月2、3日，《民國日報》副刊《覺悟》全文發表了《現代中國所當有的“上海大學”》。文章指出：中國作為“遠東四五千年的古文化國，現在反而落後，學問藝術無不要求急速的進步，方能加入國際學術界的文化生活。”中國沒有真正的社會科學，甚至連概括反映社會現象的名詞術語也沒有。
“等到驟然遇見‘西洋人’，一二十年間，錢店變成了銀行，商鋪變成了公司；‘不知道哪裡活見鬼似的’跑出個外國銀行團來，暗中把持著中國的國家經濟生活：幾萬裡外的倫敦紐約，可以左右中國商界的金融；此等‘撈什子’的背後便是世界資本主義——現代社會最復雜的現象。於是中國的思想界裡不期然而然便要發生所謂‘改造社會’的思潮。”中國的文學藝術，逐漸吸收外國文學藝術的養料，必將逐漸形成新的系統。因此，“切實社會科學的研究及形成新文藝的系統——這兩件事便是當有的‘上海大學’之職任，亦就是‘上海大學’所以當有的理由。”瞿秋白根據這一設想，為學校的未來，規劃了一幅引人入勝的藍圖。大學設兩院：社會科學院，文藝院。社會科學院預計設立六個系：社會學系，經濟學系，政治學系，法律學系，哲學系，史學系。文藝院，在文學方面預計設立五個系：中國文學系，英文系，俄文系，法文系，德文系；藝術方面預計設立三個系：繪畫系，音樂系，雕刻系。社會學系課程設置，必修課目有：社會學，社會進化史，社會問題，社會學史，社會運動史，社會思想史，經濟學原理，經濟學史，政治學大綱，政治學史，法學通論，法制史，政治史，生物哲學，人類學及人種學，歷史哲學，心理學及社會心理學，第一、二外語。他強調外語學習，說：“在中國現在要研究學術，非有二種外國語不夠。社會學系的選修課目包括：現代政治（中國和世界），國法學概論及各國憲法略史，民刑法通論，財政學通論，統計學通論，銀行論，貨幣論，政黨論，社會政策及經濟政策論，哲學概論，倫理學概論及科學方法論，哲學史大綱，中國哲學史大綱。中國文學系的必修課目有：文（群經諸子附），詩詞，戲曲，小說，修辭學，歷代文評（並及世界文學），文字學，古籍校讀法，言語學，文學概論，美學概論，中國文學史，世界文學史，現代世界文學，中外文化史，倫理學及科學方法論，心理學及社會心理學，歷史哲學，社會學概論，外語二種。選修課目包括政治、經濟、社會、思想、教育、哲學、藝術史、金石學及書畫史等。英文系、俄文系，也都安排了課目。這是一個稱得起博古通今，學貫中西的教學設想和規劃，即使今天看來，也很有借鑒的意義。
瞿秋白還明確指出，創辦上海大學的目的是要用進步的思想和豐富的知識，武裝學生的頭腦，使他們具有獨立認識社會、改造社會的能力，擔負新時代所賦予的神聖使命，擔起革命的責任。因此，學校應鼓勵學生組織各種類型的社團，提倡學生深入社會生活和革命斗爭的實際，加強自我鍛煉。瞿秋白引用俄國詩人涅克拉索夫的詩：“人人不一定是詩人，做一個‘公民’卻是你所應當的”，指出上海大學各系都應當有“現代政治”的選修課，——其實是每星期一的各系共同的、自由討論研究的集會。學生也可以自己組織其他的研究會。他說，這種研究會有幾種好處：（一）不是搬著死教科書背的；（二）學生自動的以其現在所知科學方法應用到實際生活中去；（三）全校學生共同一堂可以鍛煉青年的“集合意識”；（四）不是“書房裡的”少爺生活，而是社會裡的公民生活。導師要於中國政治、世界大勢的當時問題作有系統的說明論斷；要多給予學生機會自己發表意見，討論答辯。
上海大學的教學活動基本上是循著上述規劃方針進行的。他們敢於創新，采取很多好形式好方法進行文科教學。
在課程設置上，如上面所述，注重基礎知識的訓練，盡量擴大學生知識面。社會學系的學生學完規定的必修課和選修課，可以掌握社會科學的一般原理、歷史以及研究現狀。學生畢業時，對於文、史、哲、經、法，都有一定的基礎知識，又有比較扎實的功力，比較熟練的掌握外語、古文字和考據方法等，算是社會科學方面的通才，同時又為從事社會科學專業的研究打下了基礎。上海大學注重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的教育。在瞿秋白主持下，社會學系開設了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私有財產及國家起源、通俗資本主義、科學社會主義等課程，並通過其他課程，闡述馬克思主義的學說。這在當時的大學中是極少有的。中國共產黨初創時期的一些重要理論著作，有一些是在上海大學教學中產生的，如鄧中夏的《中國勞工問題》，肖楚女的《中國農民問題》，蔡和森的《中國進化史》，惲代英的《中國政治經濟狀況》，施存統的《社會思想史》，安體誠的《現代經濟學》，董亦湘的《民族革命講演大綱》，楊賢江的《青年問題》等，其中瞿秋白的著作最多，有《現代社會學》、《社會哲學概論》、《社會科學概論》、《現代民族問題》四種。通過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教育，學生初步具有了觀察和認識社會的能力，許多學生以這裡為起點，走上革命的道路。
在課堂教學方法上，上海大學從內容到形式都有重大的改革，貫徹了理論聯系實際原則，采取有重點的啟發引導的教學方法。“不象別的大學教授，跑上講壇，口講指畫了一點鍾，便跑了，一切都不管。這樣的教授在上海大學裡一位也尋不出。上海大學的教授，既擔任這一門學科，他總能切心的研究他將怎樣使學生了解？怎樣使學生研究這學科比較的容易些？怎樣使學生在這學科上得到些利益？這些都是上海大學的教授所願意為學生研究的，他們都能負擔這全部責任。”１許多教授的講課，受到學生們的歡迎，如蔡和森講的《社會進化史》，沈雁冰講的《奧德賽》、《伊利阿特》，俞平伯講的宋詞，以及張太雷、惲代英、肖楚女等人的課，都能引人入勝，成為叫座的課。瞿秋白的課，似乎更能吸引學生。下面是當時兩位學生的回憶：——
１施蟄存：《上海大學的精神》，《民國日報》副刊《覺悟》，1923年10月23日。
秋白是社會學系主任，擔任的課程是社會科學概論和社會哲學。第一次聽他講課的時候，使我驚奇的是學生突然加多了。別的同學告訴我，大家都很喜歡聽秋白的課。除了社會學系本班的學生，還有中、英文系的學生，其他大學中的黨團員或先進的積極分子，甚至我們的好教師惲代英、肖楚女、上大附屬中學部主任侯紹裘等同志都願來聽聽。……
當課堂開始安靜下來的時候，我看到秋白從人叢中走進課堂，走上了講台。他穿著一件西裝上衣，手上拿著一頂帽子，他的頭發向後梳，額角寬而平，鼻梁上架一副近視眼鏡，與他的臉龐很相稱。他和藹親切地微笑著，打開皮包，拿出講義和筆記本，開始講課了。他的神志安逸而從容，聲音雖不洪亮，但即使站在課堂外的同學也能聽到。在他的講話中，沒有華麗的詞藻和空談。
同學們的水平參差不齊，他為了使大家明白，引證了豐富的中外古今的故事，深入淺出地分析問題，把理論與當前的實際斗爭相結合。同學們都很鄭重地記下筆記，萬一有人因為參加社會活動而缺了課，非要借別人的筆記抄下來，才能安心睡覺１——
１楊之華：《憶秋白》。《紅旗飄飄》，第8期。
瞿秋白既重視在課堂上對學生諄諄教導，又注意在課後對學生進行指導，循循善誘，使他們得到更多的知識，以補充課堂教學的不足。
可是，最好的教員卻是瞿秋白。他幾乎每天下午課後都來我們這裡。於是，我們的小亭子間熱鬧了。他談話的面很寬，他講希臘、羅馬，講文藝復興，也講唐宋元明。他不但講死人，而且也講活人。他不是對小孩講故事，對學生講書，而是把我們當作同游者，一同游歷上下古今，東南西北。我常懷疑他為什麼不在文學系教書而在社會學系教書？他在那裡講哲學，哲學是什麼呢？
是很深奧的吧？他一定精通哲學！但他不同我們講哲學，只講文學，講社會生活，講社會生活中的形形色色。後來，他為了幫助我們能很快懂得普希金的語言的美麗，他教我們讀俄文的普希金的詩。他的教法很特別，稍學字母拼音後，就直接讀原文的詩，在詩句中講文法，講變格，講俄文用語的特點，講普希金用詞的美麗。為了讀一首詩，我們得讀二百多個生字、文法，由於詩，就好象完全吃進去了。當我們讀了三、四首詩後，我們自己簡直以為已經掌握了俄文了。１——
１丁玲：《我所認識的瞿秋白同志》，《文匯增刊》1980年第2期。
社會學系逐漸成為上海大學最大的系，校中常常以社會科學為主舉辦課外學術活動。1923年春至1925年上半年，學校舉辦特別講座，邀請中外名流來校演講。如李大釗講《史學概論》、《演化與進步》和《社會主義釋疑》，馬君武講《一元哲學》，胡適講《科學與人生觀》、楊杏佛講《從社會方面觀察中國政治之前途》，章太炎講《中國語音系統》，郭沫若講《文學之社會使命》，美國學者華德講《關於社會科學和社會問題》。1924年夏，學校舉辦暑期“夏令講學會”。自7月6日至8月31日的八個星期中，共有名流學者三十五人參加演講，作了五十一個學術報告，聽眾如雲，盛況空前。報告中有瞿秋白的《社會科學概論》，汪精衛的《中國革命史》，戴季陶的《三民主義》，葉楚傖的《中國外交史》等。這些講座、演講，觀點各異，甚至截然對立，但對於活躍學術空氣，擴大學生的視野，都是有益的。
由於學校的提倡，學生組織了各種類型的社團。如社會問題研究會，以“研究社會疾病，促進社會健康”１為宗旨，會員有八十多人，除舉辦演講會外，每周例會一次，討論重要的社會問題。此外，如三民主義研究會，中國孤星社、平民教育委員會，湖波文藝研究會等，都有鮮明的政治傾向，把學術研究與社會改造結合起來。這對於培養學生分析問題，獨立進行工作，都是有意義的——
１《學生組合簡表》，《上海大學一覽》，非賣品，1924年版。
熾烈如火的愛情
就在這個時候，愛情走進了瞿秋白的生活。
事情是從1923年夏天，瞿秋白的南京之行開始的。前面說過，黨的三大後，青年團在南京開團的二大，瞿秋白到會。會間，施存統拉著他去看望原來在上海平民女子學校讀過書的兩位女孩子，一位是丁玲（這時，她叫蔣冰之，是她的本名），一位是王劍虹。第一次見面，瞿秋白就給她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丁玲後來回憶說：“這個新朋友瘦長個兒，戴一副散光眼鏡，說一口南方官話，見面時話不多，但很機警，當可以說一兩句俏皮話時，就不動聲色的渲染幾句，惹人高興，用不驚動人的眼光靜靜的飄過來，我和劍虹都認為他是一個出色的共產黨員。這人就是瞿秋白同志”１。不久，他們又去看望她們。瞿秋白講蘇聯故事給她們聽，這非常引起她們的興味。過去，她倆在平民女校，也聽過一位從蘇聯回來的同志講過蘇聯情況。兩個講師給她們的感受竟如此不同，先前那一位象瞎子摸象，瞿秋白的講法，象熟練的廚司剝筍，十分得要領，使聽者感到層次清晰，絲絲入扣。當瞿秋白知道她們讀過一些托爾斯泰、普希金、高爾基的書的時候，他的話就更多了。她倆就象小時聽大人講故事似的都聽迷了。也許可以這樣說：瞿秋白是屬於這樣的人——神采俊秀，風骨挺拔，真摯坦誠，毫無矯飾，使人望之俗念俱消，油然生愛慕之情。她們和他，在成為師生之前，已經成為朋友了——
１丁玲：《我所認識的瞿秋白同志》。《文匯增刊》1980年第2期。
王劍虹，原來叫王淑璠，四川酉陽人。早年喪母。父王普山，擅醫道，作過國會議員。1918年丁玲考入湖南桃源第二女子師范預科時，王劍虹已是師范二年級的學生了。1919年五四運動爆發後，王劍虹成了全校學生運動的領頭人。她有一雙智慧、犀銳、堅定的眼睛。在有校長、教師參加的一些辯論會上，她的帶有煽動性而又極富應變才能的演說，常常激起全體同學的熱情，幾乎每句話都引起雷鳴般的掌聲，把那些守舊的校長、教師問得瞠目結舌，不知所措。丁玲對她的贊譽的評語是：她象一團烈火，一把利劍，一支無所畏懼、勇猛直前的尖兵。不久王劍虹來到上海，進陳獨秀、李達等創辦的平民女校，並參加了婦女工作。1921年12月10日，中國共產黨創導創辦的第一份婦女刊物《婦女聲》在上海創刊，王劍虹參加了編輯工作。她還在《婦女聲》、《民鋒》等刊物上撰寫文章。她熱忱於社會主義，熱忱於婦女解放，熱忱於上進求知。1921年寒假，她回常德，動員丁玲到上海入平民女校。但是，不久她們不滿足於在平民女校的學習生活，又雙雙來到南京。一年多來，兩個姑娘，節衣縮食，把省下來的錢全買了書。正在她們渴求滿足更多的知識欲望的時候，結識了瞿秋白這位良師益友。
瞿秋白極有興趣地聽著她們講述一年來的東流西蕩的生活，以及她們的不切實際的幻想。他鼓勵她們到上海大學文學系聽課。他保證她們到那裡可以自由聽課，自由選擇，以打消她們猜測上海大學又是第二個平民女校的顧慮。於是，她們來到了上海大學中國文學系。
王劍虹喜歡舊詩舊詞，特別喜歡聽俞平伯講的宋詞，常常低徊婉轉地吟誦。瞿秋白在課後經常到她們的住處，教她們學習俄文；有時與施存統夫婦一起同她們到附近的宋教仁公園散步。這時，王劍虹對瞿秋白，已經愛得很深，但她把愛情埋藏在心底。瞿秋白也是這樣，愛在心裡，卻拘束了行動。他不常來她們的小屋了，即使來，也多是沉默不語，不象往日那樣滔滔不絕地議論風生了。人的自尊心哪，有時會把成熟的愛情之果，毀之於一旦。王劍虹忍受不了感情的折磨，她對丁玲說，她准備跟父親一起回四川酉陽。丁玲問她為什麼，她只苦苦一笑：“一個人的思想總會有變化的，請你原諒我。”丁玲對女友的這個突然的變化和倉促的決定，事先竟一點兒也沒與自己商量，感到意外的不解。正在煩躁時，瞿秋白來訪，丁玲對他吼道：“我們不學俄文了，你走吧！再也不要來！”他帶著驚愕的神氣走了。當天，丁玲於無意中，在王劍虹的墊被下邊發現了她寫的詩句，那詩中燃燒著的愛戀之情，完全是獻給瞿秋白的。丁玲一下子明白了：“她在熱烈地愛著秋白。她是一個深刻的人，她可以把愛情關在心裡，窒死她，也不會顯露出來讓人議論或訕笑的。”丁玲想幫助好友，把她從愛情的痛苦中救援出來，成全這對熱戀中的情侶。
瞿秋白住地離學校不遠。這裡街道不寬，是一排比較西式的樓房。丁玲來到這裡，瞿秋白正在同房東夫婦一道吃飯。他看到丁玲，立即起來招呼，他的弟弟雲白把她引到樓上一間精致的房間。房裡很講究，一張寬大的彈簧床，三架裝滿精裝的外文書籍的書櫥，中間夾雜得有幾落線裝書。大寫字台上，放著幾本書和一些稿子、稿本和文房四寶；一盞籠著粉紅色紗罩的台燈，把這些零碎的小玩藝兒加了一層溫柔的微光。當丁玲正審視房間的陳設時，瞿秋白上樓來了，態度仍和平素一樣，好象下午丁玲的惡作劇根本沒有發生一樣。他用有興趣的、探索的目光，親切地望著丁玲，試探著說道：“你們還是學俄文吧，我一定每天去教。怎麼，你一個人來的嗎？”丁玲無聲地把王劍虹的詩交給他。他退到一邊去讀，讀了很久，才又走過來，用顫抖的聲音問道：“這是劍虹寫的？”丁玲答道：“自然是劍虹。你要知道，劍虹是世界上最珍貴的人。你走吧，到我們宿捨去，她在那裡。我將留在這裡，過兩個鍾頭再回去。秋白！劍虹是我最好的朋友，我不忍心她回老家，她是沒有母親的，你不也是沒有母親的嗎？”他曾向她們講過母親的自盡的事，她們聽時都很難過。“你們將是一對最好的愛人，我願意你們幸福。”
瞿秋白握了一下丁玲的手，說道：“我謝謝你。”然後到王劍虹的宿捨去了。當丁玲回到那裡的時候，一切都變得美好了，氣氛非常溫柔和諧，滿桌子散亂著他們寫的字紙，看來他們是用筆談話的。瞿秋白要走了，丁玲從牆上取下王劍虹的一張全身像，送給了他。他把像揣在懷裡，望了她倆一眼，下樓走了。
不久，1924年1月，他們結婚了。這時上海大學遷到西摩路，他們也遷到了附近的慕爾鳴路。這是一幢兩樓兩底的弄堂房子。施存統住在樓下統廂房，中間客堂間作餐廳。樓上正房住的是瞿雲白，統廂房放著瞿秋白的幾架書，王劍虹和瞿秋白住在統廂房後面的一間小房裡，丁玲住在過街樓上的小房裡。娘姨阿董住在亭子間，為這一大家人做飯、收拾房間、洗衣服。九口之家的生活，全由瞿雲白當家。
寒假期間，瞿秋白出門較少。開學以後，也常眷戀著家。他每天外出時，西裝筆挺，一身整潔，精神抖擻，精力旺盛。除了給上大講課，還給鮑羅廷當翻譯。常常在外忙了一整天，晚上還要趕文章，通宵坐在桌前，泡一杯茶，點幾支煙，王劍虹陪著他。他一夜能翻譯一萬字，稿紙上的字仍然寫得端端正正，秀秀氣氣，幾乎一字不改。有時奔波了一天，回來仍然興致很好，同王劍虹談詩，寫詩。他每天寫詩，一本又一本，全是送給王劍虹的情詩。他們每天談論李白、杜甫、韓愈、蘇軾、李商隱、李後主、陸游、王漁洋、鄭板橋……。瞿秋白有時把他們最喜愛的詩句，刻在各種各樣的精致的青田石、壽山石上。王劍虹原來中國古典文學的基礎就比較好，但如此醉心地愛好，卻是因了瞿秋白的培養與熏陶。
瞿秋白的愛好是多方面的，他有時教王劍虹、丁玲唱昆曲《牡丹亭》，教她們按照節拍吹簫，教她們繡花：他把花鳥畫在綢或棉布上，再題上詩詞，由她們動手繡。晚間閒時，有幾次，瞿秋白和王劍虹來到丁玲的小房間，圍坐在煤油烤火爐前，把電燈關掉，只有爐火從爐蓋上的一圈小孔中射向天花板，象一朵花的光圈，微明閃爍，給屋中抹上了一種朦朧的美妙的氣氛。瞿秋白這時總是給她們談文壇的軼事，他談鋒很健，又常帶幽默。他談沈雁冰和鄭振鐸，也談徐志摩和郁達夫，而對她們兩人，似乎這一切都是新鮮的。丁玲後來說：“我只是一個小學生，非常有趣的聽著。這是我對於文學上的什麼浪漫主義、自然主義、寫實主義以及為人生、為藝術等等所上的第一課。那時秋白同志的議論廣泛，我還不能掌握住他的意見和要點，只覺得他的不凡，他的高超，他似乎是站在各種意見之上的。”１——
１丁玲：《我所認識的瞿秋白同志》。《文匯增刊》1980年第2期。
1月20日，瞿秋白在廣州參加國民黨一大。會議期間，他時刻想念遠在上海的王劍虹，幾乎每天都要寄回一封用五彩布紋紙寫的信，還常夾得有詩。
1924年1月12日：
……你偏偏愛我，我偏偏愛你——這是冤家，這是
“幸福”。唉！我恨不能插翅飛回吻……。
愛戀未必要計較什麼幸福不幸福。愛戀生成是先天
的……單只為那“一把辛酸淚”，那“愔愔奇氣來襲我心”的意味也就應當愛了——這是人間何等高尚的感覺！
我現在或者可以算是半個“人”了。
夢可！夢可！我叫你，你聽不見，只能多畫幾個“！！！！”，可憐，可憐啊！
“夢可”是法語“我的心”的音譯，瞿秋白稱王劍虹為夢可，是把她視同寶貴的心，愛的極深。
2月16日：
這兩天雖然沒有夢，然而我做事時總是做夢似的
——時時刻刻晃著你的影子……沒有你，我怎能活？以前沒有你，不知道怎樣過來的，我真不懂了。將來沒有你便又怎樣呢？我希望我比你先沒有……
2月28日：
我苦得很——我自己不得你的命令，實在不會解決我的人生問題。我自己承認是“愛之囚奴”，“愛之囚奴”！我算完全被征服了！
人非木石，都有相近的七情六欲，其中包括夫妻情和同志愛。愛情生活中，有歡樂，也會有痛苦。新婚之戀，分離之苦，誰也難免。年輕而多情的瞿秋白在新婚後遠別愛人之際，寫下這些熾烈如火的愛的文字，是十分正常和健康的感情。
他不僅珍惜自身的愛，而且憧憬人類社會的愛：
我們要一個共同生活相親相愛的社會，不是要一所機器棧房呵。這一點愛苗是人類將來的希望。
要愛，我們大家都要愛——是不是？
——沒有愛便沒有生命；誰怕愛，
誰躲避愛，他不是自由人，
他不是自由花魂。１——
１致王劍虹信，1924年1月13日。
他不僅憧憬著人類社會的愛，而且要以自己的奮斗去爭取這愛的實現，這全新世界的早日到來。他在給王劍虹信中所附的一首詩，寫道：
萬郊怒綠斗寒潮，檢點新泥築舊巢。
我是江南第一燕，為銜春色上雲梢。
年輕的革命家，滿懷豪情地呼喚著光明的未來。他多麼希望自己就是一只直射雲天的青燕，銜碧鋪綠，讓大地充滿生機，把春天帶給人間，使古老的中華回春再造。這首小詩，象征著青春，熱烈，追求，信心，可以看作是瞿秋白一生奮斗不息，勇往直前的誓言。
擊退右派反共逆流
在國共合作的熱潮中，始終隱伏著一股逆流。國民黨內代表腐朽的大地主大資產階級和帝國主義利益的右派勢力，頑固地反對孫中山改組國民黨，反對吸收共產黨人加入國民黨，結成革命統一戰線，推行新三民主義，實行反帝反封建的國民革命。
國民黨正式改組之前，鄧澤如等十一人就聯名上書孫中山，“彈劾”共產黨人幫助國民黨改組的所謂“陰謀”。在國民黨第一次代表大會上，馮自由、馬素、江偉藩等攻擊共產黨員“跨黨”，企圖破壞國共合作。改組後，由於共產黨人掌握了中央和地方相當大的一部分權力，更加引起右派的嫉視和反對。從1924年3月到6月，先後有劉成禺、馮自由、謝英伯、徐清和、孫鏡亞、朱和中、孫科、黃季陸等人，分別向孫中山當面控告或呈文檢舉共產黨。6月18日，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會委員鄧澤如、張繼、謝持事先征得蔣介石等同意，聯名向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提出彈劾書，並上書孫中山，要他“督促中央執行從速嚴重處分，以維根本。”１彈劾書攻擊說：“中國共產黨員及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員之加入本黨為黨員者，實以共產黨黨團在本黨中活動，其言論行動，皆不忠實於本黨，違反黨義、破壞黨德，確於本黨之生存發展，有重大妨害。……其違反紀律之處，尤為嚴重，關系巨大，不敢忽視”２。彈劾書提出的所謂證據，主要是中國共產黨和青年團的三個文件，以及《新青年》、《向導》、《民國日報·覺悟》刊登的批評國民黨的文字。茲將彈劾書所列三個文件照錄如下：
中國共產黨關於國民運動及國民黨問題的決議摘錄３“工人階級尚未強大起來，自然不能發生一個強大的共產黨——一個大群眾的黨，以應目前革命之需要。因此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決議，中國共產黨須與中國國民黨合作，共產黨員應加入國民黨。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曾感此必要，遵行此決議。此次全國大會亦通過此決議。
“我們加入國民黨，但仍舊保存我們的組織，並須努力從各工人團體中，從國民黨左派中，吸收真有覺悟的革命分子，漸漸擴大我們的組織，謹嚴我們的紀律，以立強大的群眾共產黨之基礎。我們在國民黨中須注意下列各事：
（一）在政治的宣傳上，保存我們不和任何帝國主義者任何軍閥妥協之真面目；
（二）阻止國民黨集全力於軍事行動，而忽視對於民眾之政治宣傳，並阻止國民黨在政治運動上妥協的傾向，在勞動運動上改良的傾向；
（三）共產黨黨員及青年團團員在國民黨中言語行動都須團結一致；
（四）須努力使國民黨與蘇聯接近，時時警醒國民黨，勿為貪而狡的列強所愚。
“我們須努力擴大國民黨的組織於全中國，使全中國革命的分子集中於國民黨，以應目前中國國民革命之需要。……目前的政治斗爭，自然只是國民運動，排除外力及軍閥的運動。因此在勞動群眾中須有大規模的國民運動的宣傳，擴充國民革命的國民黨。同時凡已了解國民革命之必要，要進而有階級覺悟的革命分子，當盡量加入我們的組織，並當於群眾中普遍宣傳國民運動中擁護勞動階級利益的必要。”——
１《中央監察委員會彈劾共產黨原案·（甲）呈總理文》。
２《中央監察委員會彈劾共產黨原案·（乙）致中央執行委員會書》。
３1923年6月中國共產黨第三次代表大會通過。
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關於中國共產黨第三次代表大會報告決議案摘錄：１——
１1923年8月25日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第二次代表大會通過。
“本團應努力協助中國共產黨，‘擴大國民黨的組織於全中國’；‘在勞動群眾中須有大規模的國民革命宣傳，擴充國民革命的國民黨’。同時大會提出本團尤須注意強烈的國民運動宣傳，以促進國民革命的行動（如示威及政治罷工等）”。
“本團團員加入國民黨，當受本團各級執行委員會之指揮。但本團之各級執行委員會，當受中國共產黨中央及其各級執行委員會對於團員加入國民黨問題之種種指揮。本團團員在國民黨中（1）應贊助中國共產黨黨員之主張，與其言語行動完全一致；（2）本團應保存本團獨立的嚴密的組織”。
同志們在國民黨工作及態度決議案：１——
１載團刊第7號（1924年4月11日），1924年2月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通過。
“我們的同志，在參與國民黨每種組織每種工作時，應於該（項）組織與〔或〕工作詳細討論辦法，以為我們一致努力的根據；以免臨時慌張分歧，不能收良好之效果。教育本黨同志在國民黨進行組織及工作的事，如關於開會報告議事，表決分配工作，考核成績，進行黨員教育，向外活動方法等之教育事項，應由區及地方委員會負其責任。”
“本黨以後一切宣傳、出版、人民組織及其他實際運動，凡關於國民革命的，均應以國民黨名義，歸為國民黨的工作。此因（一）可減省人力財力。（二）可使國民黨易於發展。（三）可使各種努力的聲勢與功效比較擴大，而且集中。但對於我們所認為必要事項，而國民黨不願用其名義活動的，仍作為本黨獨立的活動。在發展國民黨組織之時，關於本黨之發展，當然不能停止。”
這幾個文件，即使是今天重讀，也毫無理由否認它們是有利於國共兩黨合作，有利於國民革命，對共產黨和國民黨各自的發展都是有益的。
第一、中共中央指示加入國民黨的共產黨員、青年團員，要保持自己組織的獨立性，接受本黨的領導，並須努力從工人階級和國民黨左派中，吸收有工人階級覺悟的革命分子加入本黨，建立強大的群眾共產黨的基礎，以適應國民革命的需要。中共中央指示自己的黨員在國民黨工作中要注意達到良好的效果。有些工作，用國民黨名義去作而能收到良好效果，就用國民黨名義去作；有些工作，雖有利於國民革命，但國民黨不願以其名義進行活動的，則共產黨以獨立活動進行。總之，一切以對國民革命有利，而又不影響國共兩黨的合作關系為准則。
第二、鑒於國民黨在以往奮斗的歷史過程中，曾經有與反動勢力進行妥協的事實（即使在當時，孫中山仍謀求與奉系張作霖、皖系段祺瑞合作，組織孫、張、段三角聯盟，以對付直系曹錕、吳佩孚），有過革命不徹底的傾向，因此，中共中央指示加入國民黨的共產黨員和青年團員，在政治上保持不與任何帝國主義和軍閥勢力妥協的堅定立場，阻止國民黨在政治運動上妥協的傾向，貫徹孫中山的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三大政策；努力擴大國民黨組織於全中國，使全中國的革命分子集中於國民黨，以完成國民革命。與此同時，吸收那些既贊成國民革命，又信仰共產主義的分子加入共產黨，這只能促進國民革命，而無任何害處。
無論在字面上，還是在實質上，這些文件都不能成為右派彈劾書指控中國共產黨“違反黨義”、“破壞黨德”、在國民黨中組織中共“黨團”活動的證據。鄧澤如等人以這些堂堂正正的文件，誣蔑加入國民黨的共產黨員和青年團員“已失其為本黨黨員之實質與精神，完全不忠實於本黨，且其行為尤不光明”，“可謂陰狠極矣”等等罪名，是根本站不住腳的。至於《新青年》、《向導》和《民國日報·覺悟》所刊載的批評國民黨的文字，乃是兩黨合作過程中正常的互相批評和監督，絕對沒有右派所攻擊的“黨團行於內，言論發於外”，“已摧破合作之界限，而妨害合作之精神”。恰恰相反，如果兩黨之間只有一味的無原則的奉承恭維，而沒有為了實現國民革命這一共同目的所進行的必要的批評監督，那麼，這種合作是不會鞏固，也不會持久的。
右派彈劾共產黨案一出，漢口、北京、上海、廣州、港澳等地右派勢力糾集成伙，紛紛上書，攻擊“跨黨”的共產黨員和青年團員，言詞惡毒，氣焰囂張。國民黨上海執行部青年部秘書、上海大學英國文學系主任何世楨為首的右派二十人，上書孫中山，說：“中央執行委員中，頗多共產黨員及傾向該黨之人，以之解決此案，萬無正當辦法，望我總理念本黨數十年締造之艱難，不容少數人破壞於一旦，毅然主持。”１上海的喻育之等八十多名右派致電孫中山，要求“命令共產黨員全數退出本黨，並予傾向共產黨者以嚴重制裁。”２在此期間，上海、北京、武漢、廣州、香港、澳門等地右派分子，相繼提交“彈劾”共產黨的議案達百余件，並印發了反對國共合作的《護黨周刊》。廣州《民國日報》、《民權旬報》，北京《民生周報》等，也出現了“清黨”的叫囂。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會1924年提交中央執行委員會的十件議案中，竟有四件是反對國共合作的——
１何世楨等呈中山先生請斥退共產黨人。
２上海《時報》1924年8月4日。
面對右派的猖狂的反共分裂活動，忠誠於國共合作事業的中國共產黨人和左派國民黨人，不能不奮起反擊。6月25日，國民黨顧問、教練員鮑羅廷應謝持、張繼的請求，在東山寓所與他們談話。張、謝在談話中嘵嘵不休，竟以分裂相威脅，被鮑羅廷據理嚴辭駁回。7月3日，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舉行第四次會議，審議彈劾案，決定召開中央執行委員會全體會議討論。7月7日，中央執行委員會發布關於黨務宣言，指出“中國革命運動的基礎，必須以聯合全民共同奮斗，始能益顯其效力”。黨內某些成員對已加入國民黨的共產黨員發生懷疑誤會，是由於“反對派肆其挑撥”１——
１《民國日報》，1924年7月20日。
這時，瞿秋白的妻子王劍虹病重。她患的是肺病，她的母親和姐姐是患肺病死的，瞿秋白也患有肺病，不知是誰把這個當時還是不治之症的疾病傳染給了她，而婚後的生活又加速了這病的發展。最初醫生誤診為懷孕的反映，待到確診為肺病時已非藥物所能救治了。瞿秋白每天回到家中，就在妻子臥病的床邊，一面寫作，一面照料她。他知道妻子的病的惡化，而這病說不定就是自己傳染給她的，更增加了他的痛苦。他給已離開上海到湖南省親的丁玲的信中說：“我好象預感到什麼不幸。”7月間，王劍虹病危，不久就死去了。這時，她只有二十歲左右。瞿秋白悲痛萬分，他把愛妻生前的照片，就是定情之夕由丁玲從牆上取下送給他的那一張照片，從牆上取下來，用白綢巾好好包起。他在照片背後題了一首詩，開頭寫著：“你的魂兒我的心。”他平時稱愛妻為“夢可”——“我的心”；他的心現在死去了，他難過，怨對不起他的心……。但是，這時廣州的嚴峻的斗爭在等待著他。所以，喪事辦完，把愛妻的棺木送往四川會館，他便束裝就道，匆匆趕到了廣州。
1924年8月13日，國民黨中央政治委員會第五次會議在廣州召開。瞿秋白和廖仲愷、胡漢民、汪精衛、伍朝樞、鮑羅廷出席會議，就解決黨內糾紛問題進行了原則性的討論。15日，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全體會議開幕，19、20、21日連續三天討論彈劾案問題。到會的中央執行委員有廖仲愷、譚平山、汪精衛、胡漢民、李烈鈞、鄒魯、覃振、王法勤、柏文蔚、譚延闓、沈定一、於樹德、丁惟汾、恩克巴圖等人，候補中央執行委員有瞿秋白、韓麟符、於方舟、張葦村、白雲梯、傅汝霖等人。原提案人謝持、張繼列席。19日的會議由廖仲愷主持。張繼在發言中，重述彈劾案的意見，公然主張“分立”。王法勤發言不贊成“在分立論上討論”。覃振發言支持張繼。這時，瞿秋白起立發言。他先從國共兩黨的指導思想和性質上，說明馬克思主義與三民主義是否有合作的可能，說明國民黨在組織上有否與共產黨合作的必要，然後就彈劾案的核心問題即所謂“黨團作用（一致行動）之嫌疑”問題，予以有力駁斥。他說：
既准跨黨，便不能無黨團之嫌疑。國民黨外，既然有一個共產黨存在，則國民黨內便不能使共產派無一致之行動。況既謂之派，思想言論必有相類之處；既有黨外之黨，則其一致行動，更無可疑，何待團刊之發現乎？
……若其行動有違反宣言及章程之處，則彼輩既以個人資格加入本黨，盡可視為本黨黨員，不論其屬於共產派與否，概以本黨之紀律繩之。……若此會議決分立，大可謂共產派之發展足以侵蝕國民黨，若不分立，則共產黨之發展，即系國民黨中一部分之發展，何用疑忌？
監察委員職權只問案由，不宜問共產派與否，應該以紀律為准１——
１對於三監察委員會彈劾案之答辯詞。
瞿秋白的發言，完全符合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和國民黨章程，使左派深感贊同，右派無從駁辯。8月20日，瞿秋白出席的由孫中山主持召開的中央政治委員會第六次會議，通過了《國民黨內之共產派問題》、《中國國民黨與世界革命運動之聯絡問題》兩個草案。《國民黨內之共產派問題》草案指出：“謂本黨因有共產黨之加入，而本黨主義遂以變更者，匡謬極戾”；“謂本黨因有共產黨員之加入，而本黨團體格以分裂者，亦有類於杞憂。”“證之本黨改組以後發展情形，益可以無疑。”１這兩個草案在8月21日提交中央執行委員會討論通過。討論中，汪精衛、李石曾等都表示不能同意右派的彈劾案。會議主席胡漢民說：彈劾案內所舉中國共產黨和青年團的文件，內容確無其他惡意，不能即認為是一個有陰謀的黨團。會後，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向全體黨員發出了關於容納共產黨人的訓令，指出：“今中國共產黨與本黨同為革命組織，對於現時中國之政見又盡相同，故決不能發生黨團作用，而加入本黨之共產派既服從本黨之主義，更不致有黨團作用”。“自經此決議後，黨內共產派問題已告解決。”２——
１《革命文獻》第16輯。
２《中國國民黨周刊》第40期。
反擊右派彈劾案，是共產黨人和左派國民黨人，在孫中山支持下，對右派勢力的一場尖銳的斗爭，最後以右派的反共活動暫時失敗而告結束。10月，張繼牢騷滿腹地上書孫中山，請求解除黨職兼除黨籍。謝持離廣州去上海。鄧澤如心灰意冷，干脆撂了挑子。
孫中山、廖仲愷等左派國民黨人和共產黨人的良好合作，使國共合作的革命統一戰線進一步鞏固，於是有討伐廣東反動勢力的東征、南征的勝利；有召集國民會議和廢除不平等條約運動的發起；有工人運動的復興，農民運動的勃起；有北伐戰爭的勝利進軍。國共合作大有益於兩黨的發展壯大，促進了中國人民大革命的高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