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1
我最早知道王金發，是從魯迅的文章中。魯迅的文章是我們這一代讀書人的教科書。熟悉魯迅，已成為每一個中國現代文學研究者的看家本領。有個朋友曾經不明白地問我，說怎麼知道那麼多關於魯迅的事。我一下子被問住了，怔了半天，只好敷衍說，因為自己在大學裡待過幾年，看得多，見多識廣，所以知道的也就多了。人永遠沒辦法免俗，稍稍知道些事，就技癢難熬，就想賣弄。我一直以為朋友是在表揚我，回話的口氣雖然想謙虛，也不無得意。然而終於有一天，我突然明白朋友其實是在揶揄和挖苦。世界上最愚蠢的動物，永遠是自以為是的人。忘了這句話的人，都是呆子。在醞釀這篇文章的時候，我一方面胸有成竹，同時又情不自禁地想到了朋友說話時的表情，我老是忍不住要想，這壞小子又該調侃我了。
老實說，要想寫王金發這個人，還真沒辦法不提到魯迅。這就好比說唐詩不提到李白和杜甫，談電影不提到美國的好萊塢，侃足球不提到巴西隊。有比較才有鑒別，有對照才有認識。世界上很多事情，都是間接的。我們通過張三，認識李四，借助甲，知道乙。人是一種很復雜很滑稽的動物。一方面，人比人，氣死人，另一方面，也只有人比人，才能最終知道人。歷史上一些重要人物，由於他們在坐標上特別亮眼，於是就成為發現另一些人的參照系數。這另一些人物並不亮眼，他們已經沉澱在歷史的泥沙中，只有通過比較和對照，才能像文物一樣出土。並不亮眼的人物出土，有時候也能反客為主，使我們重新認識那些特別亮眼的人。誰也不會不知道魯迅，但是說到王金發，知道的人便大打折扣。
要重新挖掘王金發這一特定的歷史人物，我不得不順帶提到一系列眾所周知的辛亥革命名人。王金發和魯迅幾乎是同時代的人，歷史是無情的，雖然王金發當年一度名震四方，可是時間已將他的名聲湮沒。雖然在歷史上，他曾經比魯迅這樣的文化人重要得多，他的傳奇在江浙一帶家喻戶曉婦孺皆知，可是他遭到的淘汰，也快得多。魯迅不止一次提到了王金發，在《范愛農》這篇著名的散文裡，他用小說家的刀筆，寥寥幾句，就刻畫出了一個活生生的強盜都督。因此，讀我的這篇小說之前，最好能重讀一下《范愛農》。我真的沒辦法繞開大名鼎鼎的魯迅。換句話說，說魯迅也就是在說王金發。
我們都知道魯迅先生的原名叫周樹人，是浙江紹興人，生於1881年。魯迅有名，他的弟弟周作人也不弱。周作人比魯迅小4歲，生於1885年，文章也很多。我們在時間和空間上找到周氏兄弟的位置以後，就等於也為他們的同時代人物王金發定了位。王金發是浙江嵊縣人，比魯迅小，比周作人大，正好介於二者之間，生於1883年，這一年是光緒九年，歲在癸未。從地圖上看，嵊縣是紹興的一部分。嵊縣是越劇的故鄉和發源地，它和紹興的關系頗有些像今天的大興和北京，或者今天的嘉定和上海，是隸屬和被領導。什麼事都是相對的，紹興也不是什麼大城市，然而相對於嵊縣來說，已經足夠大了。紹興是嵊縣的頂頭上司。
還是先說說魯迅出生那年發生的一些事情，這也是王金發的時代背景。這一年，清鹹豐帝的遺孀之一，鈕祜祿氏慈安太後猝死了，慈安是東太後，東太後死了，天下便由西太後慈禧一個人說了算。不能說慈禧太後她老人家一點政績也沒有，魯迅王金發周作人他們出生的那幾年，是康乾盛世之後，勉強算得上太平的時候，所謂清史的“中興”時期，大清朝糟糕的日子已經過去，更糟糕的日子暫時還沒有到來。在此之前，有兩次鴉片戰爭，清朝政府輸得一塌糊塗，英法聯軍焚燒圓明園，還有太平天國的起事。在此之後，發生了中日甲午之戰，八國聯軍再次攻占北京，沒完沒了地賠款割地，加上義和團的鬧事，外患內亂，大清朝就再也沒安穩過。
老實說，國家搞得那麼糟，也不能就說是慈禧太後一個人的錯。在魯迅出生的那些年頭，還看不出這位後人提起來便咬牙切齒的老太婆，有什麼太大的不是。一個人的功與過同樣是相對的，慈禧太後未必就一定想把中國搞壞，事實上，她似乎並不像後人說的那麼保守，那麼頑固，那麼沒有人情味，起碼也不是一味地反對科學、反對進步。1881年，第一輛“中國火箭號”車頭，在唐山胥各莊遠煤鐵路首次運行。這樣，火車這個怪物，終於在它發明的80年以後，在中國的大地上跑了起來。要知道，火車的發展，在西方也不是一帆風順的。還是在這一年，上海和天津的陸路電線開始通電，在魯迅出生的第二個月，上海的自來水公司開始創辦，兩年以後，也就是王金發出生的那一年，自來水公司正式供水。
此外，電報線也在以很快的速度架設。中國人早在一百多年前，似乎已朦朦朧朧地知道了信息的重要性。郵電大臣不再是個可以小覷的角色。這時候，國內最大的報紙《申報》，開始采用國內的電訊。帝國主義的大炮，已將中國的國門轟開了。門戶既然開放，就不可能再關起來。租界這個怪物，開始騷動著中國人的心，一方面，它是喪權辱國的標志，是大清朝身上的瘡疤，讓人想到了就心痛；另一方面，它又是種種當時從未見過的新鮮事物的發源地。位於中國東南部的上海，以驚人的速度開始繁華，像加了酵母的面團一樣迅速膨脹，它的影響向四面輻射，很自然地就波及了同樣位於東南部的紹興和它下屬的嵊縣。
等到魯迅和王金發他們這些人開始明白一些事理的時候，短短的中興時期已經差不多了。中興中興，曇花一現，說過去就過去。我們知道，人們最早的記憶，並不是從他們出生的時候就開始。一個人的記憶，是在兩三歲以後，逐漸存入大腦。等到他們開始懂事的時候，大清國早已病入膏肓，既腐敗又墮落，像魚肉一樣放在砧板上任人宰割。無論是魯迅還是王金發，在他們這一輩人的大腦裡，產生不了“何必遠溯乾嘉盛，說起同光已惘然”的感歎。這個由滿族人統治的龐大帝國，從來就沒給他們留下過什麼強盛的印象。這已經是一個垂死的王朝，再也不可能給人們留下任何美好的記憶。他們這一代人，注定沒有辦法去愛大清國，注定要當逆子。這個大清國糟透了，實在愛不起來。隨著他們的年齡一天天增加，大清朝也只有一天比一天更不像話，一天比一天更面目可憎。他們這一代年輕人腦子裡充滿了“反動思想”。他們注定了應該是反叛的一代，注定了是大清國的掘墓人。
2
謝震所撰《王季高君行述》，有助於我們形象地了解王金發的童年，特別是這麼一段文字：
王逸，字季高，一字孑黎。隸籍浙江嵊縣，金發，其乳名也。家本小康，早喪父，母延師教之讀，天資頗高，而性頑梗好弄，又孔武有力，與裡中群兒戲，輒雄長其曹，能以手推倒牆壁，於是有大王之目。然畏母，一聞呼聲，即立奔。稍長，好獵，嘗於家園中學習打靶，久之，槍無虛發，能於空中落飛鳥。又好博，性起時，擲錢滿地不顧。此其幼年與成童時期之歷史也。
《王季高君行述》寫於民國五年，也就是1916年，王金發殉難的第二年。作者謝震是王金發共事多年的戰友，我第一次讀到這篇文章時，印象最深之處，仿佛在看美國的西部槍戰片。難以相信，在一百多年前，正是清朝走向徹底沒落之際，一個中國的鄉間少年，竟然也會有如此英雄氣概。我所讀過的書，絕大多數都十分確鑿地告訴人們一個最簡單的事實，中國乃禮儀之邦，溫柔敦厚，稍稍讀了些書的人，皆文弱而不好斗。按照我愚蠢的想法，中國在上個世紀，就算是尚武，大不了也就是打打太極拳、下下圍棋、耍耍未開刃的劍。舞槍弄棍，爭凶斗狠，怎麼也不是中國人的本色。雖然火藥是我們的老祖宗發明的，但是中國人真喜歡玩槍玩炮的話，根本就不是現在的模樣，就不會是帝國主義列強欺負我們，而是我們欺負人家了。
時至今日，對於過去人的名和字，已經很難弄清楚。以我粗淺的那點古漢語知識，只知道名和字，通常都有聯系，譬如屈原，名平，字原，平和原當然有關，又譬如毛主席他老人家的澤東和潤之，魯迅先生的樹人和豫才，都有沾得上邊的出處。王金發的金發既然是乳名，很可能出生的時候，頭發是黃的，所謂黃毛。根據家譜上排行的譜名，王金發是敬字輩，應該叫王敬賢，他的籍名是逸，為什麼取字“季高”，總有一定道理。“季高”這兩個字，似乎是針對譜名敬賢而來。“季”是排列第四或最後的意思，季高的“季”顯然是謙詞。名和字未必就是王金發本人取的，但是從取的名和字看，對他的未來是寄托了希望的。
從小一看，到老一半。少年王金發似乎天生就是做俠士的料。國父孫中山稱王金發為“東南一英傑”，黃興也稱他為“東南名士，英雄豪傑”，蔡元培的評價則是“大節觥觥，在人耳目”。在這些典型的中國式評價之外，還有西方式的贊譽，譬如有人就稱王金發是“中國的羅賓漢”。自從對王金發有興趣之後，我一直在想這個問題，他為什麼會和中國其他的讀書人不一樣。還有一點也讓人捉摸不透，王金發小小的年紀，哪來的槍。槍桿子裡能出政權，豈可兒戲，難道清政府對槍支的管制，就那麼不嚴肅。
王金發的先人，根據文獻可以查到的，最早可以追溯到宋代。對於遙遠的先祖，我始終抱有懷疑態度。那些引以為豪的家譜，常常靠不住。過去人修家譜，總是發跡了以後，才會想到請人來修訂。地道的窮人用不著從墳墓裡，請出有錢的祖宗來裝飾自己的門面。因此一個不可回避的事實就是，誰出了錢請人修家譜，誰在家譜上就占便宜。野孩子認闊佬做親爹，暴發戶花銀子修譜牒，這種事在古時候就有。無論你姓什麼，都可能在歷史上找出同姓的有名人物，只要你肯花錢，自然會有那些不長進的文化人，言之有理地替你考證，涎著臉為你吹牛。上海灘的大流氓頭子杜月笙，做五十大壽時大修家譜，一群幫閒文人便查出了杜的先人，是漢朝的什麼大將軍。
那位根據文獻可以查到的王金發在宋代的先人，叫王銍，此人當過官，與權相秦檜意見不合，便隱居在民間。有一天，王銍坐船路過嵊縣，正好趕上梅花盛開，兩岸幽香不斷，因此忽發奇想，打定主意在此定居。王銍能寫一些文章，這些文章如今仍然可以從縣志中找到。再往後，到了南宋末年，王銍後裔中有一位叫做王勝三，是研究經學的，很有做官的才能。宋亡之後，有人推薦他當元朝的官，先提名為婺州提領，後來又薦為江西提舉，都被王勝三以“世為宋臣，恥食元祿”一口拒絕。王勝三後，又隔了若干代，到了明末，便有一位叫王三台的，有關他的記載要多一些，1984年，王捨村的村民基建，發現一處古墓，掘得會稽章正宸所撰的磚志一方，上題“明德衡南王先生墓志銘”，銘文如下：
衡南王先生，蓋東越巨儒也，諱三台，字思位，能文，補諸生，師事海門周侍郎，講求性命之學，一切言視動聽，悉衷以禮，貧而能樂，即弊裘疏水，皆饒佳趣，開門受徒，不下五百余人。
王三台是王金發的第十四代祖。然而名氣更大，則是王金發的第十三代祖王禹佐。王三台教子有方，清兵入關之際，兒子王禹佐已經有了些功名，在當時的昌平做官。此昌平不知是否就是今天河北的昌平，反正是抗清的前線，清兵來犯，王禹佐守城不屈，與兒子國宣同殉國難。即將滅亡的明朝廷，一本正經例賜祭葬，並謚“忠襄”。接下來，明亡於清，滿人跟玩似的就得了天下。這天下來得容易，因此氣量很大，往事過去就過去了，也不追究。到了乾隆爺時期，這位皇帝中的十全老人，心血來潮，干脆跟著起哄湊熱鬧，追謚王禹佐為“節愍”，並允許在王禹佐的出生地嵊縣，小興土木，修建紀念祠堂。也真虧乾隆他老人家能想到“愍”這個字，一般來說,“愍”可以有兩種解釋。一是優惠和凶喪的意思，譬如屈原《九章?惜誦》的“惜誦以致愍兮”,《三國志?魏書?武帝紀》的“朕以不德，少遭愍凶”。另一解釋是憐憫和哀憐，譬如《三國志?吳書?吳主傳》中,“孤甚愍之”。微言可以有大義，乾隆皇帝心裡怎麼想的，只有老天爺才知道。
王禹佐生前喜歡的一副對聯，是“願持白節酬君父，莫玷污名累子孫”。不累子孫，是古人做人的一個原則。“文化大革命”中，一度流行的口號是“老子英雄兒好漢，爹若反動兒混蛋”。很多人吃盡了家庭成分不好的苦頭，都說是“文化大革命”的罪過，其實古人也講成分論，古諺就有“龍生龍，鳳生鳳，老鼠的兒子會打洞”的說法。強將手下無弱兵，虎門無犬子，王禹佐有七個兒子，幼子理齋義不帝清，看看苗頭不對，毅然從城裡搬到了嵊西董郎崗。王理齋先生便是王金發家族在董郎崗的始祖。從他開始，一代代往後傳，又出現了一個叫王景風的人，這人就是王金發的祖父。董郎崗的王氏家譜中是這樣記載的：
少豪俠，愛交游而嗜飲，日常招致賓朋滿座。尤好學技擊，習戎馬，有整軍經武之志，以非其時，不敢發也。辛酉之歲，太平軍入浙，欲有所展布，毅然從之，得為偏稗，率隊駐寧波，已而太平軍敗，知事不濟，乃散歸，恣飲以終其身。
偏稗應該是很小的軍官，有的文章誇大了這頭銜，恐怕也是由於“率隊駐寧波”引起的誤會。家譜的記載中，常會說些不切實際的大話，王金發的祖父在太平軍裡，如果真有作為，在其他的歷史書上可以找到名字，清政府也不會放過他。不管怎麼說，這位當過長毛的祖父，對王金發肯定會有非同小可的影響。祖父死的時候，王金發已經22歲了，他請人為自己祖父寫墓志銘，曾簡潔地介紹說:“其為人也，大類余。”這話用現在的說法就是:“我爺爺這人，脾氣和性格，都和我差不多。”
通過對王金發先人的考證，不難發現其祖先，都是在亂世大放光彩。如果真有什麼遺傳基因的話，王金發也注定像他祖先一樣，只有在特定的時代裡，才能煥發出不同凡響的光芒。歷史從來就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亂世英雄起四方，英雄逢亂世，這也是機遇。沒有亂世，也就沒有什麼英雄。
3
有一個現象很值得研究者注意，這就是封建社會裡的早年喪父，對一個男人會有什麼樣的影響。王金發和魯迅一樣，都是早年喪父。我們應該明白，家庭和家族是兩個完全不同的概念。家庭只是家族中的一個細胞，它沐浴著家族世世代代的榮譽，同時也忍受著家族頹敗的傷害。對於家庭來說，喪父意味著一個家庭的崩潰，因為這個家庭中的參天大樹和台柱子倒了。弱肉強食，一個崩潰的家庭最先受到的傷害，往往是來自家族。因此家族既是孤兒寡母依靠的對象，同時也是虎視眈眈的敵人。魯迅是長子，王金發是獨子，早年喪父的殘酷現實，不得不使他們過早地就肩負起家庭的重擔，他們必須時刻准備抗拒家族對自己家庭的侵害。
以今天的眼光來看，無論是魯迅，還是王金發，都不能算窮人家庭出身。魯迅家族在紹興的舊居之大，很多去參觀的人都會感到震驚。王金發雖然是嵊縣的鄉下人，可是家裡也有田地一百多畝，有數十間寬敞的房屋，有很大的院落，還有園亭和花木，要不然也沒地方練習打靶。和城裡人魯迅一樣，王金發的家庭顯然也是自己不用動手種田，靠吃租子剝削農民，否則他的母親也不會有錢專聘一位塾師，作為兒子的家教。我們過去常常講窮則思變。窮永遠是相對的，真正意義上的窮人，想變也變不了。真正窮人面臨的最大障礙，是溫飽問題，溫飽問題解決不了，想變也難。人只有從富人變窮了，家道中落，才會想到要變，要革命。魯迅的父親逝世不久，本家長輩集會商議，重新分配房產。在這樣的重新分配中，孤兒寡母總要吃虧，魯迅作為長子到場，看到分給自家的房屋又小又不好，在長輩的強迫下，也堅決不肯簽字。那時候，盡管魯迅還是個孩子，可是這點原則性已經有了。魯迅後來寫文章談起這段往事，頗有感慨地說：
有誰從小康人家而墜入困頓的麼，我以為在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見世人的真面目。
世人的真面目，絕不會因為家族情面，就會犧牲自己的利益。封建宗法社會的虛偽，是在家族幌子下人吃人，是吃了人不吐骨頭。在今天的生意場上，我們常常會聽說宰熟人。宰熟人，就是家族吃人的古風遺傳。說白了，家族並不是什麼好東西。認識到這一點，也就明白為什麼中國的農村改革，最終不得不包產到戶，戶是家庭，而許多生產隊，便是由家族組成。只要是由家族組成的東西，就好不了。從正反兩方面來看，所謂家族，都有許多不可取的地方。家族往往意味著懶漢成群，意味著欺軟怕硬，意味著閒言惡語，意味著大搞裙帶關系和徇私舞弊。家族的徹底瓦解，是時代進步的重要標志之一。
另一方面，早年喪父，會使人們終身擺脫不了母親的影響。這也是為什麼魯迅和王金發這些名重一時的人物，會成為駭人聽聞的大孝子的根本原因。父親不在了，母親便成了唯一。魯迅本姓周，取筆名魯迅，其中魯是母姓，“迅”和“訓”同音。對於魯迅他們那一代人來說，孝道也許是碩果僅存的封建社會精華。為了孝道，魯迅只得十分痛苦地和並不相愛的朱安女士結為夫婦，其理由只是不讓自己的母親不高興。魯迅把朱安女士當做是母親送給自己的禮物，為了孝道，他必須好好地供養她。為了報答母親，魯迅活生生地和朱安過了20年沒有任何愛情的夫妻生活。孤兒寡母相依為命，造成了魯迅和王金發這些人性格上的早熟。王金發的孝道和魯迅相比，有過之而無不及。王金發最後的悲劇，可以說與不願意違背母命有關。王金發之所以成為王金發，與母親的教育分不開，成也蕭何，敗也蕭何，他最終的慘死，也與母親的教育分不開。過分的愛可以成為毒藥，幾乎所有談到王金發的文章中，都提到了他的孝。這種孝，在用詞上，可以稱之為畏母。嚴母出孝子，孝是母親恩威並重的結果。畏母，不能簡單解釋為膽小和怕，畏中間包含著崇敬，因此頗有些像西方人所說的戀母情結。
蔡元培先生在民國六年為王金發母親徐氏題字時，曾把她與為兒子刺上“精忠報國”的岳母相提並論。少年王金發沒有因為頑皮而失學，也沒有因為是獨子而嬌生慣養，最新的王金發研究成果發現，王金發不僅會寫詩，而且還能寫毛筆字和刻圖章。書法和篆刻對於舊時代的文人來說，算不了什麼本事，但是對於王金發這樣的草莽英雄，便可以當回事說一下。在王金發短暫的生涯中，許多大事都和他母親分不開。王金發參加推翻清朝的民族革命，不少書本上都說王母大義凜然，積極支持兒子的行動。最有力的證據，就是毀家賣田，資助兒子革命。王母顯然是一個很了不得的女性，兒子闖了禍，清兵就要來抓了，她只是哭著說：
汝未有後，宜遠揚，汝兩婦及三齡女孩，吾當送之外家，無妨也。惟家產也被汝用盡，旅費只怕不足耳。
寥寥幾句，一個革命老太太的形象躍然紙上，一個寡婦，含辛茹苦，好不容易把兒子培養成人，在這關鍵時刻，她沒有驚慌，甚至比兒子還冷靜，她首先想到兒子還沒有留下後來。不孝有三，無後為大，盡管此時王金發已經25歲，娶了兩個老婆，有個女兒已3歲，然而在老太太眼裡，他仍然還是一個闖了禍的大孩子，況且只有個孫女兒，也繼承不了王家的香火。她果斷地安排好了一切。王金發投身革命，他的母親跟著他東躲西藏，可沒有少吃苦頭。謝震所撰《徐孺人行述》中這樣寫著：
孺人抱孫女銀娥避居孫拗嶺之繡雲庵。銀娥旋隨母徐桂姑歸外家，而季高次妻沈雄卿在紹興被拘入獄，閱數月始釋出。其後季高復返裡，聚徒眾於朱仙堂，孺人親執歡。官兵來捕，季高奔上海，孺人亦偕雄卿於十二月間冒風雪奔赴之，寓同志楊俠卿家中，時孺人年四十有七矣。戊申年正月返嵊，售田得資，以供季高赴日本及雄卿在上海進學之學費，自往新昌明德庵誦經度日。乙酉年至紹興隱修庵為人拜經，得錢以佐諸亡命者食用。庚戌秋，風聞以他事兵又來捕，乃奔楊望村之逢春庵，轉入大覺庵。
中國農村的老太太喜歡念佛，這真不是件壞事。縱觀王金發母親的一生，在不同的地方念佛修行，是其生活中的重要內容。王金發發跡以後，在上海的租界買了花園洋房，他自己聲色犬馬，花天酒地，豪賭冶游，沒忘了在家中設一佛堂，專門雇了尼姑，陪老太太念經做佛事。沒有比這更典型的中國式的孝子。王金發母親似乎習慣凡事替兒子做主，她強迫他讀書，督責極嚴，兒子才17歲，就為他娶了一個長他4歲的女人做媳婦，這個女人便是徐桂姑。王金發對母親為自己娶的這個發妻一向不喜歡，因此一逮住了機會，年紀輕輕，就娶了個次妻沈雄卿。次妻就是小老婆。想想那個時候的人真有意思，上有老，下有小，中間還有兩個老婆，王金發照樣能革命。
王金發一生敬重自己的母親，只要是母親的命令，便無所謂原則，無所謂是非。既然母親跟著他吃盡了苦，他因此有一個非常樸素的念頭，這就是應該很好地報答母親的養育之恩。孝削弱了他的革命意志，成了他自甘墮落的借口。當其他的革命者再一次流亡日本，繼續從事倒袁的二次革命時，王金發竟以老母阻撓為由，賴在上海不走。王金發一生最大的錯誤，也許就是服從了母親替他作的最後安排。這個最後安排，不僅讓王金發的輝煌的名聲毀於一旦，而且把性命也搭了進去。
4
王金發顯然不是讀書的料子，早在16歲的時候，他就參加了童子試。到了1903年，也就是科舉制度被徹底廢除的前兩年，王金發已經21歲，奉母命再次去應試，這一次似乎有了些結果,《王季高君行述》說他“居然得一青衿”。後人談到王金發的學歷，都說是秀才，其來由恐怕是因為“青衿”這個詞。青衿是讀書人的意思，能稱得上讀書人的，自然應該是個秀才。
我總覺得王金發的秀才身份有些可疑。事實上，秀才並不是什麼了不得的東西。每當一個朝代到了沒落之際，讀書人就沒有什麼大用處。在清朝末年，凡有些思想的人，都不會把秀才的身份看得很重。有趣的是，王金發第一次參加童子試，名落孫山，碰巧魯迅和周作人也參加了，很可能還在同一個考場。當時考場什麼樣的人都有，有白發蒼蒼的老頭子，也有乳臭未干的毛孩子，要想重溫當時縣考的情景，只要去翻翻周氏兄弟的著作就行。所謂縣考，通常要經過初試、府試，然後還有院試，三榜題了名，才能算合格的秀才。魯迅和周作人顯然要比王金發強一些，因為他們初試都及格了，只是可惜沒有能再往前走一步。我懷疑王金發並沒有順利地通過三次考試，因為王金發前後兩次參加科舉，試題已經略有不同，前者是考八股，後者則是策論。所謂策論，和八股文相比，換湯不換藥，不過多了些洋味，因此又叫洋八股。王金發是嵊縣的鄉下人，改考洋八股，顯然不是他的所長。
科舉制度已經壽終正寢，考上考不上，算不了什麼大事。在1903年，科舉已差不多名存實亡，考上與否，對一個人的前途，並沒什麼太大的實際幫助。對於王金發來說，這一年的重要意義，不是參加縣考，得了一“青衿”，而是在縣城結識了後來寫《王季高君行述》的謝震。謝震又名謝飛麟，比王金發年長16歲，生於1867年，1923年2月，被當時的浙江督軍盧永祥槍殺。和王金發一樣，謝震也是嵊縣以及浙江的辛亥革命名人。在王金發的戰友中，謝震占有十分突出的地位。王金發一生中的許多重要活動，都和謝震有著密切的關系。王金發遇難一年之後，謝震所撰寫的《王季高君行述》，無論是提供的第一手資料，還是其見解獨到的觀點，都成為後來研究王金發最具權威性的代表文章。
在謝震為王金發所作的長篇傳記中，沒有提到王金發參加過烏帶黨。我不明白為什麼偏偏會漏掉這一筆。有文章說，烏帶黨是浙江東南一帶響應北方義和團而建立起來的義民組織，這觀點顯然不確。事實上，烏帶黨早在光緒十六年，也就是1890年就有了，它最初的領導人叫錢老八。1900年，王金發參加了烏帶黨，由於他孔武有力，又擅射擊，很快成為該組織的重要領導人之一。不用諱言，烏帶黨是具有亂黨性質的秘密組織，黨眾忽聚忽散，出沒無常，劫富濟貧，和老百姓心目中的土匪差不多。王金發的確是烏帶黨的首領，因為民間有“金發龍頭”這一稱呼，我們知道,“龍頭大哥”一般都是土匪頭子。由於烏帶黨是秘密組織，因此在1903年，王金發具有非常有趣的雙重身份。一方面，他是亂黨，一旦真實身份暴露，便有殺頭之罪；另一方面，他又是大清朝的順民，在母親的強逼下，竟然第二次參加了科舉。
不妨讓我們重溫一下1903年的歷史，不妨想一想這一年，讀書人都在想些什麼，干些什麼。這時候，魯迅已去日本留學，並且憤然剪了辮子。科舉這條路再也行不通了，讀書人無路可走，只好亂闖。歐風東進，八國聯軍的大炮把舊中國原有的秩序，轟得七零八落。忽啦啦大廈傾，社會變化的節奏，突然變快起來，戊戌變法剛過去沒幾年，其變法的核心思想便顯得陳舊不堪。提倡保皇的康有為，不久前還是新派人物心目中的精神領袖，然而時過境遷，說變就變，在激進的革命黨眼裡，此時已無可救藥地墮落為老朽。革命、排滿、民權、天職、自由、流血，成了最新最時髦的詞語。
可以這麼說，在結識謝震之前，胸有大志的王金發，還處在一種茫然的狀態。他既是不安分守法的亂民，又是孝順母親的乖兒子。雖然不滿足現狀，但是王金發並不知道出路在什麼地方，因此只能徒有滿腔的報國熱情。年齡長於王金發的謝震則不一樣，這是位地道的讀書人，對時局有著相對清醒的認識。他無意追逐清朝的功名，當時正在嵊縣主持東鄉公學，以講學宣傳民族革命。物以類聚，人以群分，志同則道合，王金發和謝震認識以後，一拍即合，很快成了莫逆之交，正是在謝震的推動下，1904年，王金發等人組織創辦了大同學社。大同學社的性質和烏帶黨有著本質區別，從表面上看，大同學社只是學術團體，研究一些學術問題，其實是網羅嵊縣進步人士的大本營，有組織有綱領，起著把一大幫進步人士團結在一起的作用。結果也是這樣，大同學社的絕大多數社員，後來都參加了光復會和同盟會。
說到了1905年的王金發，就不能不提到當時浙江的另一位重要人物徐錫麟。徐錫麟不出場，王金發的故事便沒辦法往下說。結識謝震，使得王金發往前大大地走了一步，他不再是無方向的孤軍奮戰。嵊縣的革命者已經結成一個小團體，但是他們還需要再往前走一步，和全國的革命黨人聯合在一起。他們需要一個有著更遠大理想的人來引導他們。換句話說，他們需要一名領袖。這個人就是徐錫麟。
第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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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談徐錫麟，同樣得從魯迅說起。徐錫麟和魯迅是紹興同鄉，都是日本留學生。魯迅在1902年去日本留學，徐則比他晚一年。近代中國和日本的關系，是剪不斷、理還亂。19世紀末20世紀初，大批青年人都渴望出國留學，歐美畢竟太遙遠，一衣帶水的日本成了走出國門最佳去處。由於文化傳統相近，許多中國人想學習西方，走捷徑的最好辦法，就是向日本人學。在學習西方方面，日本人要比中國快，也比中國人徹底。中國的百日維新失敗了，日本人的明治維新卻十分成功，因此日本無形之中，既是中國人的學習榜樣，也成為中國維新人士的避難地，成為醞釀一場新革命的大本營。有識之士紛紛蟄居日本，在這裡韜光養晦，中國近代史上幾乎所有的著名人物，如康有為、梁啟超、孫中山、黃興、蔡鍔、章太炎、蔡元培、陳其美、陳獨秀、李大釗、蔣介石、汪精衛，都有過在日本的經歷。1905年，同盟會在日本宣告成立，這意味著有二百多年歷史的大清朝，就要被在日本的中國英華們送進墳墓。
讓我們把時間向後撥一下，從王金發和徐錫麟相識的1905年，直接跳到1907年。這一年，在日本東京的一家客店裡，擠滿了各式各樣的中國的留學生。清早起來，這些身在異鄉的學子，寂寞無聊，第一件大事，不是爭先恐後去上廁所，而是搶著看報紙。他們所看的報紙，多是《朝日新聞》或《讀賣新聞》，要不就是專登社會小道消息的《二六新聞》。看完了報紙便議論，有什麼好玩的事，就議論什麼，說著說著，很可能就吵起來。那時候的魯迅，也是這些好斗的留學生中的一員，有一天，他看見一條從中國來的電報，赫然登在報紙的頭版上:“安徽巡撫恩銘被JoShikiRin刺殺，刺客就擒。”
魯迅大吃一驚，正怔著，報紙已經被別人搶去了。消息立刻在留學生中傳開，人們開始研究這洋文注音的刺客究竟是誰，很快便弄明白是指徐錫麟。根據大清朝的法律，刺殺巡撫當然是大罪，果然不久，又傳來徐錫麟被凌遲致死的消息。聽了讓人最震驚的是，恩銘的親兵竟然挖了徐錫麟的心髒，當做菜餚炒了吃，而且那味道大約不壞，不僅是吃了，而且吃得干干淨淨。是可忍，孰不可忍，來自浙江的學生尤其激動和憤怒。於是立刻召開同鄉會，吊烈士，罵滿洲，一個個情緒激昂。會上分成了兩派，一派主張打電報到北京，痛斥清政府的無人道；另一派覺得人死都死了，沒必要多此一舉，發什麼狗屁電報和清政府理論。
大家都覺得自己有理，也確實都有道理，各不相讓。在《范愛農》裡，魯迅把自己說成是主張發電報，而范愛農偏和魯迅作對，魯迅說甲，他便說乙，魯迅贊成發電報，他就極力反對發電報。兩個人好像有仇似的，都有些意氣用事，你一句，我一句，臉紅脖子粗地抬起槓來。大家都是紹興人，紹興這地方專出能說會道的刑名師爺，既然是爭論，就各不示弱，誰也不讓對方占上風。魯迅那天顯然是動了肝火，發自內心深處地感到憤恨，因為他知道這范愛農，是徐錫麟的學生，學生當然應該以維護自己的先生為天職，自己的先生被殺了，結果連打一個電報都害怕，真是太不像話。
從此我總覺得這范愛農離奇，而且很可惡。天下可惡的人，當初以為是滿人，這時才知道還在其次；第一倒是范愛農。中國不革命則已，要革命，首先就必須將范愛農除去。
范愛農從來就不是什麼了不起的人物，他所以能夠在中國近代歷史上，留下自己的名字，和魯迅寫的那篇著名散文《范愛農》有關。這篇文章被廣泛編入各種各樣的教材，從中學語言的課本，直到大學學習散文創作的輔導讀物。范愛農之留名是小人物沾大人物光的典型例子。不過有一點，怕是許多讀《范愛農》的人不會明白，這就是文章中的魯迅，和現實的魯迅並不是一個人。前者只是虛構，事實是，魯迅也是堅決反對給清政府打電報的人員之一，在這一點上，和范愛農並沒有矛盾。主張給清政府打電報的是保皇黨，這些人曾被魯迅狠狠譏笑，甚至寫詩嘲弄，因為他們認為即使豬被殺，也應該悲哀地叫上幾聲。魯迅在寫《范愛農》一文時，耍了一個小小的花招，為了便於突出矛盾，敘述起來生動一些，他故意變換角色，讓自己處在了保皇黨的位置上，這是典型的小說筆法。不管怎麼說，那天集會上，他和范愛農的確老是吵。小說家的游戲，常常會使一般讀者受騙，有時候，甚至會讓專家學者也上當，由郭紹虞先生題封面，復旦大學領銜主編的洋洋50多萬字的《魯迅年譜》上，就把魯迅稱之為“堅決主張發電聲討清廷殺害革命者的滔天罪行”，不知道這麼一表揚魯迅，反而把魯迅推到了他最討厭的保皇黨一邊去了。
辛亥革命成功以後，魯迅在故鄉紹興，偶然碰到范愛農，時過境遷，又一次回憶起當年爭吵的往事，不禁啞然失笑。兩人找地方喝酒，或許就在鹹亨酒店，兩碗家鄉的黃酒下肚，魯迅問范愛農，在日本東京的同鄉會上，既然大家的意見一致，為什麼總是和他作對，吵個沒完。范愛農也不否認，說自己當時有些看不慣魯迅，看不慣，當然要作對。魯迅摸不著頭腦，范愛農便重提了一段舊事，原來當初到日本的時候，魯迅去接他們，表情冷淡，動不動就搖頭，很有些看不起他們的意思，而范愛農這樣初到日本的“鄉巴佬”，最忌諱被人看不起，因此就結下了仇。有關范愛農他們剛到達日本橫濱時的情景，魯迅在《范愛農》裡有著生動的記載：
汽船一到，看見一大堆，大概一共有十多人，一上岸便將行李放到稅關上去候查檢，關吏在衣箱中翻來翻去，忽然翻出一雙繡花的弓鞋來，便放下公事，拿著仔細地看。我很不滿，心裡想，這些鳥男人，怎麼帶這東西來呢。自己不注意，那時也許就搖了搖頭。檢驗完畢，在客店裡小坐之後，即須上火車。不料這一群讀書人又在客車上讓起坐位來，甲要乙坐在這位上，乙要丙去坐，揖讓未終，火車已開，車身一搖，即刻跌倒了三四個。我那時很不滿，暗地裡想：連火車上的坐位，他們也要分出尊卑來……
也難怪魯迅生氣，連“鳥”這樣的髒字眼都罵了出來。我們都知道，魯迅是有脾氣的人，他的文風不失尖刻，用粗話罵人並不多。中國留學生在國外屢屢被人看不起，本來就憋著一肚子不痛快，而男人頭上的長辮子，女人的一雙三寸金蓮似的小腳，在已經身居國外的留學生眼裡，那簡直就是國恥。這些同鄉們也太不爭氣，剛到日本，就被翻出一雙女人的繡花鞋來示眾，活活地丟中國人的臉。魯迅這一生氣，臉色自然不好看，而且還搖了頭。搖頭是無意的，剛到日本的范愛農卻記在心上了，他氣量不大，逮著了機會，便和魯迅過不去。
事情一說穿，大家都覺得自己有些可笑。魯迅有些想不明白，說中國人到了東京，害怕別人恥笑，女人就算是小腳，也得假裝大腳，帶著那繡花鞋，又有什麼用。范愛農說，他才不管它有用沒用呢，反正是師母的，說讓帶，就帶了。范愛農的話，頓時讓魯迅感慨萬分，無話可說。所謂師母，就是徐錫麟的夫人王振漢。提到她，自然會想起已經作古的革命先烈徐錫麟。徐錫麟在當時是讓大家一想到就不能不肅然起敬的人物。想到徐錫麟，魯迅立刻就想到自己當初的無知，並為此感到深深的慚愧。事實上，當初那十多個讓他看了生氣和搖頭的同鄉，並不是等閒之輩，用“鳥男人”來稱呼實在不妥，要知道這些人大都是革命黨人，他們追隨徐錫麟來到日本，其目的是為了推翻清王朝。魯迅在《范愛農》一文中，用很感慨的筆調，點明在這些人中間，既有後來在安徽戰死的陳伯平烈士，被害的馬宗漢烈士，還有好幾個人被清廷抓起來打入黑獄，直到革命成功以後才恢復自由。
和這些人比起來，魯迅不能不感到自責。按說鹹與維新，魯迅也有一些可以吹噓的革命經歷。他參加過光復會，和光復會的領導人有些熟悉。有許多材料，說魯迅在日本曾參加過同盟會，雖然魯迅自己沒有說過這樣的話。我查過馮自由的《革命逸史》，上面附有同盟會成立最初三年的會員名單，在19名浙江籍人士中，沒有魯迅的名字，不僅沒有魯迅，甚至也沒有同盟會中大名鼎鼎的徐錫麟，沒有大名鼎鼎的陳其美，沒有我這篇小說的主角王金發。此會員名單的真實性不用懷疑，但是顯然有差錯，至少說明當時有些馬虎。這馬虎當然也和當時的白色恐怖有關。革命成功以後，僅憑自己是同盟會會員，便可以大肆吹噓一通，但是在革命成功之前，這可是掉腦袋的罪名，名單若是落在清廷手裡，捕快按圖索驥，後果將不堪設想。正是因為這個原因，除了這個粗疏的前三年會員名單之外，後來四年的詳細名單，都非常令人遺憾地被銷毀了。
再也沒有什麼比冒充同盟會會員更容易的事了。魯迅所以不曾說自己是會員，和後來有太多冒名的招搖撞騙有關。同盟會本身有其不嚴謹的地方，它的成員大多來自興中會、光復會和華興會，作為光復會成員，魯迅理所當然地可以算做是同盟會會員。但是魯迅羞於寫文章講述自己的革命歷史，他覺得自己的革命歷史沒什麼可說的。和那些功名顯著的革命黨人相比，魯迅的作用實在微乎其微。他對日本友人增田涉說過，革命黨人曾令他去暗殺，他猶豫了一下，說:“我可以去，去了可能會死，我死了，丟下母親，怎麼辦？”面對魯迅這樣的孝子，革命黨人很失望，只好說:“你既然擔心死後的事，就不用去了。”魯迅坦率地承認自己不是真正的革命者，許廣平在回憶文章中，記錄了魯迅曾說過的這樣一段耐人尋味的話，魯迅說:“革命者叫你去做，你只得遵命，不許問的。我卻要問，要估價這事的價值，所以我不能做革命者。”
2
魯迅在《范愛農》一文中，不僅變換了自己的角色，而且有一個最大的疏忽，這就是竟然沒有提到，在他去橫濱碼頭接同鄉的十多人中，有王金發。由於王金發在《范愛農》的後半部分，屢次被當做一個重要人物提到，魯迅不提他在自己所接的人當中，是有意遺漏，還是真的不知道，這一點有待於新的史料證實。根據目前的史料，王金發在這十多人中，應該確鑿無疑。這十多人，可以查出名姓的是，徐錫麟的侄子徐學舜、弟弟徐學麒，以及龔味蓀、陳魏、陳伯平、馬宗漢、沈鈞業、沈樂年、范愛農、王金發。說起來真可笑，我要寫的這篇小說的主人公，孔武有力、性頑梗好弄的王金發，竟然也會是魯迅感到生氣的“鳥男人”之一。
前面已經說過，因為有了大同學社，嵊縣的革命黨人已經組織起來，但是格局很小，僅限於在小小的嵊縣范圍內。這時候，徐錫麟突然出現了。他的出現，使原來很小的格局一下子打開了。全國范圍內的反清秘密活動，已經有了長足的進展，新的大聯合正在醞釀。1905年初，作為光復會的重要人物之一的徐錫麟秘密來到嵊縣，他此行的目的十分簡單，就是招兵買馬。這次秘密來訪的結果顯然很讓徐錫麟滿意，事後他對知友說:“游歷數月，得俊民數十，知中國可為也。”俊民數十，這數十人中間，當然王金發是很重要的一名成員。
由於徐錫麟的緣故，王金發參加了光復會。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真不要小看了區區數十人，幾年以後，東南數省乃至全國，鬧得天翻地覆，就和這幾十人的功勞分不開。在境界上，徐錫麟比謝震更高一層，對於王金發來說，謝震只是益友，徐錫麟則是良師。1979年版的《辭海》上，關於徐錫麟的詞條是這麼撰寫的：
徐錫麟（18731907）近代民主革命烈士。字伯蓀，浙江山陰（今紹興）人。1903年（光緒二十九年）游歷日本。次年在上海參加光復會。1905年在紹興辦大通學堂。倡體育，講武事，以積蓄革命力量。次年，為在清政府內進行革命活動，捐資為道員，赴安徽試用，任巡警處辦兼巡警學堂監督。1907年與秋瑾准備在皖浙兩省同時起義。7月6日在安慶槍殺清巡撫恩銘，印發《光復軍告示》，率巡警學堂學生攻占軍械局。起義失敗，被捕後英勇就義。
《辭海》上的人物詞條一向言簡意賅。當我們對徐錫麟有了一個初步的了解以後，再進一步的描述便容易得多。1905年初，徐錫麟在上海有一個闊親戚叫許仲卿，此人也是光復會會員，捐了5000大洋給徐錫麟。許家在上海南京路這一黃金地段上，無意中置了10畝地皮，上海市區迅速發展，地價飛升，他們家頓時成了巨富。徐錫麟以紹興各學校兵式體操需用為理由，用這筆錢在上海購買了後膛九響槍50支，子彈2萬粒，經紹興知府熊起蟠批准，領了公文護照，明目張膽堂而皇之地經杭州，過錢塘江運回紹興。這批槍支彈藥是革命的本錢，有了本錢，以後的事情就好辦了。
王金發積極參與了創辦大通學堂的工作。徐錫麟是創始人，王金發既協助創辦，同時也是第一期學員。大通學堂的全名，是“大通師范學堂”，師范兩個字帶有明顯的掩護色彩，因為這樣可以麻痺清廷的耳目。在課目設置上，特設“體操專修科”，公開招收各府各縣的俊民入學。在第一批學員中，嵊縣那二十幾人成為骨干，王金發因為會射擊，又當學生，又當教師。大通學堂在同盟會成立的第二個月，在紹興古貢院豫倉正式開學，它很快成為培養革命人才的搖籃，成為聯絡會黨的秘密基地，為浙江安徽兩省輸送了一批又一批高質量的反清志士。那時候的學制，不像現在以學年計算，而是一期接著一期短訓速成班的形式。到了這一年的冬天，大通學堂辦得轟轟烈烈之際，王金發又追隨徐錫麟去日本學習軍事。
辛亥革命前，既是一個最黑暗的時代，同時也是浪漫主義大放異彩的年代。在這一代反清義士身上，充滿著革命的浪漫主義精神。徐錫麟創辦了大通學堂以後，光復會的領袖們很快又產生了一個新的念頭，這就是通過捐官，出國去日本學軍事。所謂捐官，用今天的話來說，就是花錢買個官當當。於是徐錫麟的那位闊親戚許仲卿，又一次為革命作了巨大貢獻，他在捐了5000大洋買槍後，又拿出4.5萬大洋，供徐錫麟等買官出國。有錢能使鬼推磨，清朝廷糊塗，日本人也糊塗。徐錫麟捐的官是道台，相當於今日的廳級待遇，陶成章低一級，捐官知縣，是處一級，王金發更低，是都司銜，算是科級干部。徐錫麟和陶成章填了步兵科，王金發則是填的體操科，大約是錢花少了，級別太低的關系。
花錢捐官聽起來總有些駭人聽聞。通常情況下，見到這個詞，首先想到的就是腐敗。類似的故事，在晚清譴責小說中常常可以見到，前不久，中央電視台的東方時空節目，還報道過山西某縣長賣官一事，有人買，才會有人賣，反過來，有人賣，自然也會有人買。王金發等當時的捐官，究竟怎麼回事，現在已經弄不清楚。不過他們的行為，多少也能讓我們明白另外一些事，花錢捐官，不一定都是壞事。關鍵牽涉到了一個根本的問題，這就是為什麼當官，動機是什麼。
捐一個知府要多少銀子，這個資料或許可以查到。《揚子晚報》今年3月17日“收藏沙龍”這一版上，曾刊登了大書法家伊秉綬的“捐官執照”，大約是舊的關系，加上制版時又縮小了，從照片上看，只能看到題頭的“戶部執照”四個大字。好在配有文字引文，其內容如下：
戶部為請
旨事據新授廣東知府伊秉綬遵例捐銀三佰玖拾兩，准予加三級。所捐銀兩於嘉慶肆年貳月貳拾日付庫收訖，相應發給執照，以杜假冒。
300多兩銀子可以加三級，扣除了手續費，差不多100兩銀子一級。我一向很喜歡伊秉綬的字，他的隸書剛直不阿，寫匾，寫對聯，都十分耐看。看到了這個捐官執照以後，最初的感覺，是伊秉綬有些對不住我，他怎麼可以這樣做人。轉念一想，他不當官，說不定就寫不出這麼好的字來。並不是什麼人都善於走進考場，手裡真有錢，花銀子混個功名，和發憤讀死書參加科舉，也沒什麼本質的不同。還是那句話，手段有時候並不重要，重要的是目的和結果。做了官不貪贓枉法，就是好官，做了官，能寫一手好字，仍然是好的書法家。這就好比王金發等人，為革命而捐官，沒什麼不光彩的。
毫無疑問，捐官去日本的王金發，在這一年認識了魯迅。范愛農對魯迅最初的印象是反感，王金發會怎麼想，不得而知。他是個莽男子，也許根本就沒注意到魯迅不住地搖頭。到了日本以後，王金發立即進入大森體育學校。關於王金發在日本的經歷，幾乎所有的文章都談到，但是失之籠統。謝震《王季高君行述》上寫著：
金發入大森體育學校，乃至試驗成績，竟以第一人高標畢業，談者皆榮之，以大森體育會學員甚夥，非可以僥幸成名也。
至於王金發是不是真的第一，現在恐怕很難找到第一手資料，反正所有的文章上，目前都是這麼寫的。認真想一想，王金發得第一也沒什麼了不起。當時的體育和今天並不一樣，據考證,“體育”一詞也是從日本引起的，再往前追究，這詞最早出現在法國盧梭的《愛彌兒》一書上，意思是身體的教育，身體的教育形成了“體操”這一練身體系，1868年，日本從歐洲引進了體操，10年以後，一個叫做愛籐鎮三的人正式使用了“體育”這兩個字。那時候反正沒有版權，何況日本人的文字，本來就是從中國偷去的，留日學生毫不客氣地把“體育”的稱呼帶回國。1902年前，“體育”這個專用詞開始出現在中國的報刊上。那時候的體育，與我們今天在運動會上所見到的大相徑庭，概括地說，就是騎馬射擊，列隊出操。
在當時的年代，中國留學生能夠在國外取得優異成績，有很多現成的例子。中國人並不是真的笨，我們所以常常不如別人，不是天生不行，而是後天的功夫不夠。很多人在中國這個大環境裡，默默無聞庸庸碌碌，一旦出國，在一個相對封閉的小環境裡，學習條件也未必見得好，反而大放異彩。譬如同樣是去日本學軍事的蔣百裡先生，出國前，他是個體態清癯弱不禁風的文化人，可就是他，在1905年畢業時，卻獲得了步兵科第一名。根據日本軍部規定，士官榜首由天皇賜刀，這是日本人極以為榮的事，多年來，非日本學生莫屬，可是蔣百裡硬是靠自己的努力獲得這一殊榮。王金發榮獲大森體育學校第一名，得到什麼嘉獎不得而知。究竟還能不能找到這所學校，恐怕也讓人懷疑，大森體育學校自然不能和堂堂的士官學校相比，再好也只能算中等專業學校，因為從學制看，王金發只讀了半年就畢業，仍然是速成學校性質。
3
王金發是在1906年夏秋之際回國的，雖然只有半年多時間，然而好歹也算是學成歸國了。我懷疑他的日本話可能還不太會講。徐錫麟早在1903年就去過日本，這次率王金發等再赴日本，其目的也不在好好讀書，而王金發早就被證明不是讀書種子。那時候的留學，也實在太方便了一些，作為辛勤的職業革命家，徐錫麟不僅奔走在浙江上海安徽一帶，甚至頻繁來往於中國和日本之間。此次率領眾弟子到日本，徐錫麟待了還不到半年，就又回到中國。章太炎因為《蘇報》案，被判了三年徒刑，關在上海租界洋人的監獄裡，到這一年的六月刑滿出獄，在出獄前，徐錫麟曾去監獄看過他，這說明六月以前，徐錫麟便已回國。王金發回國的確切時間，當然是暑假以後，很多書上都說在7月到8月之間。
王金發歸國以後，正式擔任大通學堂的體操教員，也就是說當體育老師。在本世紀初，體操和體育是兩個經常混淆的詞，直到1922年，北洋政府頒布新學制，正式使用“體育”這個詞，學校的“體操”，才一律改為“體育”課。前面已經說過，由徐錫麟一手創辦的大通學堂，已經成為培養反清志士的基地，而作為體育教師的王金發，其實就是軍事教官。科舉制度廢除了，新式的學校像雨後春筍一般湧現，而學校的新和舊，和有無體操課大有關系。自從戊戌變法失敗以後，年老的慈禧太後，對一切和新沾邊的事物都帶有恐懼。如果清政府能想到體操課潛在的危害性，肯定會禁止開設這門課。在那個特定的年代裡，甚至魯迅這樣的文人，也經常穿著白色的柔道服裝，拼搏和摔打在日本的柔道館裡。由於20世紀初，是中國最虛弱的年代，因此強國夢幾乎激勵著每一位有識之士。體操課和強國夢名正言順地聯系在一起。說起來都讓人不敢相信，國家越是弱，民心越是強，在這時期最流行的竟然是軍國民教育。不僅民間在做強國之夢，甚至朝廷也不切實際地陷入幻想中。
1906年4月，清政府欽定的教育宗旨為“忠君、尊孔、尚公、尚實、尚武”。其中尚武精神是軍國民教育的核心。它給了體操課大為發展的好機會。尚武就是全民皆兵，學校擁有真槍實彈已不屬於非法，騎馬，射擊，健強體魄，成了重要話題。世界之力在於武力的思想，已滲透到了民間，不妨重溫一首當時的兒歌：
二十世紀地行星，煌煌童子軍。
小鑼小鼓號，黃龍飛舞小旗旌。
哥哥華盛頓，弟弟拿破侖。
心肝雖小血白熱，頭顱雖小膽不驚，
進行進行!小人小馬武裝神!
二十世紀天演界，不競爭，安能存。
腳踢五大洲，氣吞東西球。
將軍飛將軍，誰雲孺子不知兵?
愛吾國兮如親，吾愛群兮如身，
萬歲萬萬歲，偉哉吾軍人!
這是流行於1905年的兒歌。在這樣昂揚的歌聲中，我們不難想象當時的一名體操教員，是多麼的威風和神氣。兒歌是孩子們唱的，流行於當時青年口頭的卻是《中國男兒》，開頭就鏗鏘有力：
中國男兒，中國男兒，要將只手撐天空。
睡獅千年，睡獅千年，一夫振臂萬夫雄。
煞尾卻是：
古今多少奇丈夫，碎首黃塵，燕然勤功，
至今熱血猶殷紅。
亂世出英雄，時窮節乃現。這一年，王金發24歲，風華正茂，意氣昂揚。新學勢不可擋，清政府做夢也不會想到，正在興起的一切帶有“新”字樣的事物，都在悄悄扮演掘墓人的角色。新軍，民團，學生，這些和槍多少有些聯系的組織，在後來的辛亥革命中，都起著不可埋沒的作用。我曾見到過一張攝於1906年日本的照片，照片上方寫著“徐伯蓀馬××陳伯平君回國留別紀念，丙午秋攝於早稻田”。這張照片足以證明我前面引用的材料有疏漏，因為照片上還有王金發，這張照片可以確證他當時還在日本，也就是說，王金發回國的日期，還可以往後推遲幾個月，而徐錫麟既然6月份已經回國，說明在秋天，他又一次去了日本，不過這次的時間更短，在這一年的12月份，徐錫麟便赴皖就任陸軍小學堂會辦。
這張照片恐怕是現在所能見到的王金發的第一張照片，因為在日本拍攝，又都是革命黨人，自然是剪了辮子。大多數人都是日本式的短頭發，唯有王金發剃了珵亮的光頭。在清朝，剪辮子幾乎和准備掉腦袋是同義詞，因為有了留學生這塊招牌，清政府對剪辮子只好睜只眼閉只眼。當時剪辮子的壓力主要來自民間，朝廷放過了，老百姓心裡卻有疙瘩。根據二百多年來形成的習慣，男人的一根長辮子是命根子，如果沒有了辮子，那罪名往小裡說，是偷了人家的女人，因為民間捉住奸夫，第一個懲罰就是立刻剪去他的辮子。往大裡說，便是裡通外國，便是漢奸。因此留學生回國，首先要做的，是在上海買一條假辮子。
我想象王金發的性格，大約是懶得去戴什麼假辮子，圍觀就圍觀吧，別人在他背後指指戳戳，就讓他們說個夠。大通學堂是王金發的母校，雖然建校只有一年多，由於它的辦校宗旨在於培養革命人才，這個學校的氣氛顯然和別的地方不一樣。到了這一年的冬天，大名鼎鼎的女俠秋瑾因母喪從上海回故鄉紹興一游。不久，大通學堂便公舉她主持校務，請帖由王金發親自送去。我懷疑這是事先策劃好的，因為在這之前，王金發曾替徐錫麟送一封密信去過上海，很多文章都認為這次送信是王金發和秋瑾認識的開始。密信的內容已不得而知，根據推想，徐錫麟是要她主持大通學堂。
在上海的初次見面，秋瑾顯然給王金發留下了很好的印象。當時，秋瑾因為試驗炸藥，不慎爆炸傷手，正匿居在摯友吳蘭石家中。革命友誼重如泰山，盡管是初次見面，秋瑾盛情款待了王金發，酒過三巡，秋瑾離席抽倭刀而舞，害得並不擅長舞文弄墨的王金發詩情大發，為此還留下了紀事詩，其中有兩句常被人引用：
莫道丈夫盡豪俠，
英雄還讓女兒占。
女俠秋瑾在王金發的革命生涯中，起著非常重要的作用。王金發追隨徐錫麟參加革命，徐錫麟是他的恩師，如果說王金發在精神上還有一位老師的話，這就是秋瑾。秋瑾主持大通學堂，她和王金發有著雙重的領導關系，既是校長和教員，又是“革命黨人”的上下級。1907年5月，秋瑾在紹興的和暢堂故居，召集浙東會黨骨干密謀創組“光復軍”，推舉在皖的徐錫麟為“首領”，秋瑾自任“協領”，首領和協領相當於正副司令。以“光復漢族大振國權”八個字為編制代號，下轄八個軍，王金發被任命為分統，其頭銜相當於一個軍長。光復軍有三四萬之眾，其中僅嵊縣一地就有近萬人。
光復軍原定在7月6日這一天，在浙江安徽兩省同時起義。不料浙江的武義和金華等地洩密，黨人死難，牽涉到大通學堂，起義的日子不得不推遲到7月19日，即陰歷六月初十。到了7月6日這一天，徐錫麟在安慶刺巡撫恩銘起義失敗，以身殉難，又一次牽涉到大通學堂。霎時間，白色恐怖籠罩，各種傳聞謠言，擾得人心惶惶。7月2日，王金發按照事先的約定，從嵊縣來到紹興，秋瑾知事已不可為，對他說“風聲不好”，讓他速離紹興。《王季高君行述》這樣寫著：
紹興郡守貴福，以浙省兵來圍捕大通，又分一支襲嵊公局，蓋恐金發或在此也。時金發適在校，欲謀抵敵，秋俠以已系女人，毫無證據，即被捕也無妨，而催金發速行，與竺等為後圖。金發不從，促之再四，聲色俱厲，金發不得已，逾牆遠遁。
這是一個頗具戲劇性的場面，不過“逾牆而遁”可能不確。因為事實是，清兵在第二天，才開始對大通學堂圍攻，當時的情況雖然緊急，王金發完全有足夠的時間，從學校的大門走出去。在後來的圍攻中，一些學生僅僅為了等逃亡費，沒來得及走，結果壯烈殉難。顯然，大通學堂的師生，對當時的時局還存在著不切實際的幻想，並且為這種幻想付出了慘重的代價。好在王金發已經逃之夭夭了。他走了以後的次日，也就是7月13日下午，秋瑾不幸被捕，從容帶縲紲去，見了紹興郡守貴福，只留下七個字的口供“秋風秋雨愁煞人”，於7月15日凌晨英勇就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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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戌變法失敗以後，康有為梁啟超倉皇逃命，有人勸譚嗣同趕快走，譚嗣同平靜地說:“世界上凡變法，都要死人，中國還沒死過，就從我開始。”戊戌只是變法，死了以譚嗣同為代表的六君子。王金發他們這一代人進行的是革命，死的人自然應該更多，更悲壯，更可歌可泣。從1907年徐錫麟刺殺恩銘起義失敗，一直到辛亥革命成功，革命黨人就沒有停止過犧牲和暴動。清王朝已經壽終正寢，但是百足之蟲，死而不僵，清王朝並不會自己退出歷史舞台。繼徐錫麟秋瑾取義成仁不久，1907年9月，同盟會員王和順等在欽州廉州防城三地起義。12月，同盟會員黃明堂等率部在鎮南關起義，孫中山和黃興等親臨前線督戰發炮。到了次年的3月，黃興率領由華僑組成的“中華國民軍南路軍”，再次發動欽州廉州起義。4月，黃明堂王和順又發動雲南河口起義。11月，光緒皇帝和慈禧太後相繼駕崩，混入新軍的光復會員熊成基在安慶率馬營和炮營起義，這是新軍起義的開端。
1911年4月的廣州黃花崗起義，事後殮收烈士遺骸，共72具，因此史稱“黃花崗七十二烈士”。後來陸續查明還有14名烈士，也就是說，實際烈士應是86名。沒有一代人的流血犧牲，就不可能推翻清朝王朝。重溫這一段的光輝歷史，不妨重讀一下魯迅小說《藥》，小說寫一個父親為了給兒子治癆病，讓他吃人血饅頭。這人血，是一個叫夏瑜的革命者的鮮血。夏瑜雖是男的，但顯然是在影射秋瑾，因為夏和秋，瑜和瑾，都沾得上邊。我們習慣於把革命者的流血犧牲，看做是由於統治階級的殘暴，所以我們習慣於在事後謳歌先烈，控訴統治階級，卻輕易放過了人民群眾的麻木。其實革命者拋頭顱灑熱血，愚昧的人民群眾吃人血饅頭，這常常是最殘酷的事實，而我們自己很可能就是那些吃人血饅頭的人。
秋瑾英勇就義，王金發成了清廷通緝的逃犯。徐錫麟被凌遲處死，秋瑾是怎麼死的，也許是砍了腦袋，只記得她提出過要求，自己死了，不得剝她的衣服，由此可見，女人被殺，弄不好還有掉腦袋之外的另一番羞辱。現在已經沒辦法查出來，王金發在什麼時候知道秋瑾被殺的消息。他或許想到過要救秋瑾出來，劫獄或者劫法場，但是事情發展之快，根本就沒有這種可能。當時沒有電視，他自然也是看不到報紙的，唯一能感覺到的，就是事情越來越嚴重，形勢越來越不利。他不得不倉皇逃命，躲一天是一天。《王季高君行述》上說：
棘荊遍地，親友閉門，晝伏夜行，逾溪陡嶺，囊金已盡，本境未離，漂母不逢，浣女無跡。蘆中人其真窮矣!相從者有何策哉!乃擇向之與秋案有關，及目金發為匪屢去稟官吏之紳富家，強行索借……
魯迅說王金發出身於綠林大學的說法，曾被許多文章廣泛引用。所謂綠林大學，是當強盜的客氣說法。毫無疑問，亡命之中的王金發，成了不折不扣的強盜頭子。嵊縣是越劇的發源地，聽過越劇的人，一定有委婉動聽女人氣十足的印象。有一點讓人想不明白，能夠出此軟綿綿曲調的嵊縣，卻同樣是強盜的發源地。在浙東一帶，民風屬嵊縣最為強悍，嵊縣強盜作為商標，與紹興的黃酒杭州的張小泉剪刀一樣著名。不妨解釋一下“嵊”這個字的確切含義，“嵊”由“山”和“乘”組成，古時候“一車四馬”稱之為乘，因此就有“四”的意思，嵊表示四面有山，意味著殺人越貨之後，往什麼方向逃跑，都可以逃之夭夭，躲在山深不知處。自從明亡於清以後，幾百年來，嵊縣的強盜就沒有真正地絕跡過，王金發武功高強，一身是膽，落草為寇，占山為王，對他來說，算不了什麼難事。他曾經是烏帶黨的頭目，再干土匪，大有重操舊業的意思。不過，盜亦有道，做強盜的並不意味著一定做壞事。據史料記載，王金發之為匪，從不擾民。這裡的“民”，自然是指窮人。
《王季高君行述》中說，王金發向富戶強借財物，往往以四分之一散發貧民，四分之一自己用，剩下的接濟黨人機關。由此可見，做了強盜的王金發，仍然和革命黨保持著若即若離的聯系。徐錫麟和秋瑾主持的皖浙起義失敗，清政府緹騎四出，到處捉拿革命黨人，不但沒有嚇壞了王金發，反而成全他過了一把梁山好漢式的英雄癮，當了一回中國的羅賓漢。盡管王金發只做了半年的強盜，他在浙東留下的傳說，已經數不勝數。再也沒有比強盜的傳說，更能深入民心。譬如說在途中遇到了“饑餓垂斃者”，王金發把身上僅有的600文錢，統統掏出來給了他，自己卻和同伙整整餓了一天，這600文錢是搶來的衣服賣的錢。又譬如某鄉有一位節婦，被村中惡霸逼嫁，此事讓王金發聽說了，他怒眥欲裂，率領手下在途中攔截，痛鞭惡霸，然後送節婦歸家。
王金發的名聲，正是因為他做了半年的強盜，才大增特增。民間老百姓難免一種小孩子心理，小孩子最喜歡玩的游戲是“官兵捉強盜”，有時候成年人對強盜的傳說，要比對革命黨更有興趣。如要說王金發追隨徐錫麟去日本，只是他輝煌的傳奇生涯開始，那麼他一度為匪，占山為王，則是他的傳奇樂章的深入。在這之前，他根據徐錫麟的安排去做，後來又聽從女俠秋瑾的指揮。徐錫麟和秋瑾殉難了，王金發頓時失去了革命的方向。白色恐怖日趨嚴重，革命陷入了短暫的低潮時期，和黨人的聯絡中斷了，作為清政府到處緝拿的重點對象，王金發屢屢陷於十分狼狽的境地。當土匪自然有充分自由的一面，但同時也有非常艱難的一面。並不是所有的窮人都會站在“匪”一邊，恰恰相反，除了特別了解王金發的人之外，大多數窮人很可能會去向官府告密。事實上，王金發不止一次陷入困境，為了逃命，他不得不率部逃入深山。秋去冬來，天寒地凍，加上官府的追捕更加嚴了，王金發的日子越來越不好過。
正當王金發走投無路之際，遠在日本東京的孫中山，發出了指示:“秋瑾雖已捐軀，火種依然存在，毋忘我浙東受難同志。”1908年春，革命黨人浙江的另一位領導人陳其美，從日本風塵僕僕回國，為了重點浙江反清的革命烽火，再聚光復會舊人，陳其美多次派人密赴嵊縣。功夫不負有心人，一個叫做楊俠卿的同盟會員終於找到了王金發。於是王金發再次和革命黨人取得了聯系，脫身去了上海。手下人如何安排，史料上沒有留下記載。王金發是大孝子，臨行，沒忘了帶上自己的老母，還有他第二個老婆沈雄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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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不打岔說一說陳其美，又很難繼續往下敘述。陳其美是蔣介石的恩師，沒有他，就沒有後來的蔣介石。陳其美介紹蔣介石參加了同盟會，在辛亥革命起義中，蔣介石和王金發，是陳其美手下沖鋒陷陣的兩員得力大將，因為陳其美的關系，蔣介石終於獲得了緊隨孫中山左右的機遇，這機遇使得他得到了孫中山的重用，青雲直上，最後成為國民黨中的第一號人物。國民黨中著名的“二陳”，即陳果夫和陳立夫，是陳其美的侄子，這“二陳”在後來一再被蔣介石重用，顯然和蔣的報恩思想有關。1916年，陳其美在上海被袁世凱派人刺殺身亡以後，蔣介石曾將其屍首搬到自己家裡入棺成殮。當時孫中山也在上海，親臨現場吊視遺體，撫屍大慟。由此可見陳其美和蔣介石，陳其美和孫中山的關系，非同一般。
浙江籍革命黨中，由於徐錫麟和秋瑾已經殉難，老資格的革命黨人中，應該是章太炎、蔡元培、陶成章和陳其美四大將，前三人都是光復會員，是光復會的創始人之一，然而其中章太炎和蔡元培文人氣太重，是文化名人，不擅搞暴力革命，陶成章不一樣，他是光復軍的領導人，有一個咄咄逼人的綽號叫“煥強盜”。陳其美似乎沒有參加過光復會，他直接參加了同盟會，從資歷來說，陳其美要比這三位低一些，然而其功勞，卻在三位之上。陳其美是革命後的第一任上海都督，在光復上海，光復杭州，組織江浙聯軍攻打南京等歷史事件中，有著不可磨滅的特殊貢獻。孫中山曾說過:“陳君為吾黨健者，第一次革命，於滬上握東南之鎖鑰，其功最大。”
相反，蔡元培章太炎以及陶成章，在光復之役中，其功勞和沖鋒陷陣的陳其美相比，要遜色得多。陶成章於辛亥革命起義的三個月以後，也就是孫中山擔任臨時大總統不到半個月之際，被刺於上海廣慈醫院。1991年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的《陳英士紀年》，在這一年的1月14日一欄，仍然明確無誤地寫著:“凌晨二時，指使蔣介石派人於廣慈醫院暗殺光復會領袖陶成章。”後面還引用了當時報刊上的一些文章，確定陳其美是殺陶成章的主謀。陳其美是否真的指使蔣介石刺殺了陶成章，這一直是個扯不清的案子。有個化名叫岑夢樓的，寫了本小冊子《王金發》，在王金發死後不久印行，據說發行了幾萬冊，當時可算是了不得的暢銷書了。在這本編造痕跡很強的小書中，王金發被說成是刺殺陶成章的凶手。這種說法一度很流行，即陳其美指使蔣介石，蔣介石又安排了王金發。
對於這一歷史事件，我覺得魯迅的看法可能最接近正確，魯迅與王金發和陶成章都認識，和陶的關系要更深一些。陶成章被刺大殮時，身穿黑呢大衣，拍了照片，有人將這照片寄給在紹興的魯迅，魯迅看了照片，還流了淚。魯迅的弟弟周建人曾問過魯迅，會不會真像小冊子上所說的那樣，是王金發槍殺了陶成章，魯迅很生氣地說:“造話！”“造話”是紹興土語，意思是瞎說和編故事。人們所以會對歷史有興趣，有時候很重要的一個原因，就是在文字和口頭流傳的歷史中，有著太多太多的瞎說和編故事。盡管魯迅先生和蔣介石也是同鄉，但是作為章太炎的弟子，魯迅對蔣介石從來就沒有什麼好印象。魯迅骨子裡是文人氣，他不喜歡蔣介石身上的浪人作風，有趣的是，魯迅明明知道陶成章的死和蔣介石王金發無關，但是偏偏不寫文章辯誣。周建人說魯迅在南京和上海兩地，曾專門對陶成章之死作過調查，結果他帶些賭氣地說:“蔣昧了良心，寧可錯殺九十九，冤殺了千千萬萬好人。現在讓他戴著皇冠背黑鍋，活該！”此時，蔣介石已經得到天下，魯迅覺得自己根本犯不著替他說話。
也難怪王金發會有刺殺陶成章的惡名。好事不出門，惡名傳千裡。1908年春天，王金發到了上海，很快就成了搞暗殺的職業高手。他本來就是綠林好漢，陳其美譽他為“聶政”一樣的英雄，搞暗殺正合他天不怕地不怕的莽撞脾氣。在初到上海的一段日子裡，王金發被人津津樂道的事，是毀家紓難，1908年的夏天，王金發偷偷潛回嵊縣老家，將家產統統變賣了，然後將所得銀兩，全部捐給了同盟會，至此，王金發成了徹底的無產階級。謝震所撰《徐孺人行述》中，曾說其母“售田得資，以供季高赴日本及雄卿在上海進學之學費”，顯然不確，因為王金發根本就沒有去日本。很可能是王金發向母親隱瞞了這筆錢的正式用途，事實上，陳其美和王金發等，正是利用這筆錢，在上海接盤了天保客棧。有了天保客棧，便有了一個聯絡各地會黨志士的機關。
王金發成了天保客棧的老板。上海有租界作掩護，清政府拿革命黨常常無可奈何。1908年冬天,“兩浙各府屬代表”聚集上海，籌議舉事計劃，會還沒開，就有人向官方密報，於是天保客棧被抄，一位叫張恭的同志被捕。經查，出賣這一情報的是劉師培。劉師培早年同情革命，頗負才名，也算是老資格的同盟會員，天保客棧被抄，張恭被捕，江浙武裝計劃就此夭折。陳其美召集黨人商議，說欲報此仇，非有“聶政”不可。於是王金發“慷慨自任”，帶著槍便去找劉師培算賬。許多書中都記載了這一幕，王金發拎著槍，找到了劉師培，二話不說，就要扣動扳機。劉師培嚇得跪地求饒，發誓將以自己的性命，確保被捉同志張恭的生命安全。事後，劉師培果然到端方那裡苦苦哀求，求端方萬萬不能殺了張恭。
這樣的故事今天說起來，多少帶有一些滑稽色彩。劉師培在學術上頗有成就，家傳文字訓詁之學，宗古文經學，擅長以字音推求字義，以今言通古語，並用比較通俗的文字，編定經學和文學等教科書。他的文學論文，也常有獨到見解，對中古文學史頗有研究，撰著很多，輯有《劉申叔先生遺書》，共74種。以學術地位而言，劉師培在近代學界，可以列入大師級，但為人，卻是小事清楚，大事糊塗，一生中有兩件大事永遠為人所不齒。一是當了同盟會的叛徒，出賣同志。一是後來袁世凱稱帝，劉師培名列籌安會六君子之一，再次成為國人眼裡的小丑。
由於王金發對劉師培的恐嚇，張恭的性命終於無虞。劉師培無臉面在上海住下去，逃之夭夭，他妻子何震的表弟汪公權不知後怕，繼續在上海灘鬼混,“花天酒地，吐漱生雲”，並打算進一步出賣革命黨人,“某日汪自妓院出，金發邀之於途，拔槍擊斃之，從容而去”。從1908年到上海，直到辛亥革命在武昌爆發，王金發在這期間，一直是陳其美手下的重要大將。他的身份，頗有些像鋤奸團長，或者是暗殺隊長，懲治叛徒，暗殺奸細，經他手送命的壞分子，可以開出長長的一串名單。在這個名單中，有專與革命黨作對的青幫頭子，有吞沒革命黨人募款的香港某公司經理，有與偵探差不多的石某。王金發的活動范圍，並不局限於上海一地，他出入於浙西和皖南，曾到香港學習制作炸彈，而且還去過南洋的新加坡。
暗殺活動，在清朝末年曾成為革命黨人的重要手段。自徐錫麟暗殺恩銘以後，革命黨人幾乎就沒有停止過暗殺。其中最著名的，莫過於1910年汪精衛慷慨赴北京,“引刀成一快，莫負少年頭”，刺殺攝政王載灃。當時的宣統皇帝還是個毛孩子，刺殺攝政王等於刺殺當今皇上。和汪精衛的壯舉相比，王金發的暗殺要遜色得多，可是也實際得多。在辛亥革命到來的前幾年，王金發是一個富於傳奇的實干家，是俠客，是義士，是革命的打手。在公理不申、黑白顛倒的社會裡，暗殺會使敵人受到震懾，使膽小鬼聞風喪膽。暗殺能解一時之氣，逞一時之勇，但是不可能解決最後的問題。暗殺雖然很刺激，很有英雄氣概，有時候卻會使問題走向反面。事實上，暗殺的手段一旦被濫用，就會表現為不分青紅皂白。
在王金發諸多的暗殺中，譬如被許多人稱道的“槍殺胡道南”，就有些莫名其妙。胡道南被殺的理由，是因為曾聯名向紹興知府貴福告密，導致了秋瑾女俠的被捕和被害。這說法顯然有些牽強，把秋瑾蒙難這麼大的事，推在一個地方的鄉紳身上，那是不負責任的小說家的想法。以王金發之身手，槍殺一名毫無防備的鄉紳，實在易如反掌。胡道南在完全不明白的情況下，被革命黨人在大街上擊斃。胡當時是清查公款公產董事，他以前辦過府學堂，辦過勸學所和禁煙分所，為人心平氣和，且品端學粹，蔡元培後來寫過《胡道南傳》，專門為胡辯冤。事實證明，暗殺有時候也會草菅人命。不過，殺錯就殺錯了，干革命，真殺錯幾個，算不上什麼大不了的事，殺錯了，還不許辯誣，就有些慘了。王金發死了以後，革命黨人寫文章紀念他，陳去病稱其為“莽男兒”，一個“莽”字，十分傳神。王金發一生中，大多數的時候，是在扮演拼命三郎的角色。王金發身上的戲劇性，就在這可愛的“莽”字上面。
王金發似乎還沒到殺人如麻的地步。不管王金發有多莽撞，光復會領袖陶成章的被刺，肯定和他無關。王金發是個講義氣的人，和陶成章情同手足，下不了那個毒手。事實上，陶成章之死，不僅和王金發無關，而且和陳其美蔣介石也無關。辛亥革命剛剛成功，革命黨人就是想自相殘殺也來不及。文字記載的東西，不一定都靠得住，查找舊檔案，閱讀民國時期的舊報紙，很容易產生這樣那樣的誤會，我們往往會忽略掉一個最簡單的事實，這就是當時有大量的報紙，是袁世凱的御用文人辦的。世界上還有什麼比御用文人更不要臉的。在有關王金發的大量文章中，誣蔑的文字要遠遠地超過贊揚的文字。因此，說陶成章死於王金發之手，顯然是無中生有。
第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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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生入死對王金發來說，不是什麼了不起的事情。革命不怕死，怕死不革命，謝震在《王季高君行述》中談到他辛亥革命前的經歷時，曾不無感慨地說：
黃花崗之役，不與其事，亦雲幸矣，然今則轉為之可惜矣!
1911年的黃花崗起義，王金發曾跟隨陳其美如約前往。查史料，從上海經香港轉廣州的，還有宋教仁等人。由於聯絡不便，配合不當，起義軍奮戰一夜，便慘遭失敗。陳其美率領的這些人，根本就沒來得及參加起義。以王金發之莽撞，加上他視死如歸的血性，若是參加了，必定也是七十二烈士之一，此所以“不與其事，亦雲幸矣”。王金發最後死於非命，一世英名毀於一旦，此所以“今則轉為之可惜矣”。
廣州黃花崗起義，是革命黨人在辛亥前夕發動的規模最大、犧牲最重的暴動。此次起義體現了革命黨人的英勇，同時也確證了在中國的邊遠地區發動推翻封建社會的革命，很難奏效的事實。早在一年前的日本，革命黨人就意識到這個問題。此時孫中山遠在北美，黃興遠在南洋，同盟會的東京本部，因為沒有孫黃二人的坐鎮，人心有些渙散，形勢也趨於低潮。在一次不是太重要的聚會上，宋教仁提出了革命的上中下三策，下策是繼續在邊遠地區進行，中策在長江流域進行，上策在首都和北方進行。大家經過一番討論，認為“下策太不濟事，上策太不容易”，於是折中取中策。
人們似乎沒有意識到這次在日本小石區聚會的重要性。由於在清政府控制比較薄弱的邊遠地區，發動政變要容易得多，在過去的若干年中，革命黨人已經在這些地區發動了無數次暴動，規模空前的廣州黃花崗起義，仍然是遵循這種慣性。日本的這次聚會，事實上無意中作出一個新的決定，這就是將革命的重點，轉向長江流域。也許當時根本就沒想到這個轉變，會急速加快中國革命的進程。革命黨人醞釀組織了中部同盟會，機關就設在上海租界，這意味著革命的指揮所，也從遙遠的不便指揮的日本遷往上海。革命黨人計劃在沿江城市同時發動起義，上至武漢，下到上海，形成星火燎原之勢。1911年10月10日，由於洩密武漢革命黨人被迫提前起義，結果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在兩三天內先後攻占了武漢三鎮。
武昌起義出乎所有人的意料，此時離黃花崗起義失敗還不到半年，革命黨人尚未從慘敗的陰影中走出來。辛亥革命是一個意外的早產兒，當武昌起義的第一槍打響的時候，同盟會的主要領導人孫中山和黃興都不在國內，起義異常地順利，一夕之間，革命黨人迅速地控制了形勢，由於太意外，竟然陷入了群龍無首的境地。幾位參與發動起義的黨人，都覺得自己的威望不足以擔任都督，推來推去，於是把革命的成果拱手相讓，送給了新軍協領黎元洪。時隔八十多年，重溫辛亥革命，有許多讓人哭笑不得的地方。其中最讓人耿耿於懷的，就是革命黨人總是把勝利當做禮物送人。想當初，黎元洪是從床底下被硬拉出來，授予都督的頭銜。這個後來被人們譏為黎菩薩的胖子，糊裡糊塗地就成了中華民國的開國元勳。
王金發對於發生在武昌的起義，所知甚少。革命黨人奔走相告，然而受當時通訊的限制，真實的消息很難傳遞。在上海的報紙，只要是革命黨人控制的，每日都頻發捷報。捷報掩蓋不了武漢三鎮告急的事實，革命黨人明白，要想鞏固武漢的成果，唯一的辦法就是以各地的起義響應。於是在短短的一個月內，上海、山西、陝西、重慶、浙江、江蘇、福建、廣東、廣西、雲南紛紛起兵討虜，一個多月以後，有首義之功的武漢三鎮之一漢陽雖然失守，但是各地義軍捷報頻傳，大清的末日真的就到了。1911年11月3日，在陳其美的領導下，上海、杭州、蘇州三地幾乎同時發難，盡管有些曲折，至5日，這三地已全部光復，成為革命黨人的囊中之物。
王金發在光復杭州的戰役中，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陳英士紀年》11月3日這一欄上寫著：
委派蔣介石、王金發、張伯歧等率領敢死隊100余人抵達杭州，參加浙江起義。
《王季高君行述》上也說：
孑黎亦由申來杭。遂決定於9月15日夜三時，筧橋、鳳凰山兩處軍兵，肅隊入城。張伯歧、蔣介石率敢死隊攻撫署，孑黎率所部攻軍裝局，一鼓作氣，馬到成功。
這裡的九月十五日是陰歷，也就是陽歷的11月5日。關於杭州光復，當年11月9日的《民立報》，以“浙江敢死隊之壯觀”為題，作了生動的報道：
浙江革命軍之編制，皆以敢死隊為先鋒，然後繼之以各標新軍。敢死隊之編制共分五隊，以蔣介石為指揮官……第四隊由王金發為隊長，攻擊軍裝局。其實為天然之形勝，守易而難攻。自攻擊點起，以至軍裝局頭門，約有三千米之遠，巷道深奧，門柵重疊，城池堅固，守備嚴重，防御綿密，乃為各官局之首。凡察杭垣陣地者，無不以此為最險、最難之區，乃敢死隊竟自起點以至軍裝局頭門，直前沖鋒，勢如霹靂。惟入頭門為賊軍偷刺隊員周堯吉君一員，而軍裝局遂入吾手矣。
從這篇報道可以看出，杭州之光復，有驚無險。對於驍勇善戰的王金發來說，這樣的冒險根本算不了什麼。杭州光復以後，各界在咨議局開會，歡迎立憲派名流湯壽潛自滬抵杭。雖然王金發極力反對，但大多數黨人都贊成湯壽潛為光復之後的第一任浙江都督。王金發曾十分憤怒地說:“予等拼性命，炸軍庫，而湯某坐火車來，為現成都督，奈何坐視不管？”辛亥革命的戲劇性就在這裡，革命黨人出生入死，好不容易得了天下，其結局都是拱手相讓。繼黎元洪當了都督之後，湯壽潛又成了浙江都督，而江蘇巡撫程德全也搖身一變，成了光復以後的首任江蘇都督。辛亥革命一開始便表現了它的不徹底性。革命黨犯了一系列錯誤，他們只想到要把清朝政府推翻，推翻了以後怎麼辦這個更重要的問題，卻從來沒有認真想過。
辛亥革命的真正受益者，是竊國大盜袁世凱。如果不是辛亥革命，袁世凱注定要老死在他的老家。我曾見過一張充滿田園風味的老照片，被清政府打入冷宮的袁世凱，穿著一身蓑衣，蹲在一條小木船上釣魚，仿佛一位地地道道的老農，讓我難忘的是他那雙並不安分的眼睛。清朝統治者顯然意識到，野心勃勃的袁世凱對於大清的江山，有比革命黨人更潛在的危險。事實也是如此，已被解職遣回老家，而且打算永不敘用的袁世凱，在辛亥革命爆發的第五天，便被清政府任命為湖廣總督。袁以“足疾”尚未大愈，既不堅辭，也不請求賞假，借故拖延。老奸巨猾的袁世凱，此時公然挾革命黨以自重，明目張膽地要價，誰都知道重用袁世凱是飲鴆止渴，但是走投無路的清廷，到了這節骨眼上，也只好閉著眼睛喝下這杯毒酒。1911年10月27日，也就是武昌起義後的第18天，袁世凱被任命為欽差大臣，節制湖北水陸各軍。於是，袁世凱走馬上任，非常嫻熟地玩弄他的兩面手腕，先給革命黨人一個下馬威，讓革命黨人知道他的厲害，然後繼續向清政府要挾。在他上任的一個月之後，袁世凱率兵攻占了武漢的漢陽。
和奸雄袁世凱相比，所有的革命黨人都像天真的小孩子，王金發反對湯壽潛當浙江都督，並不是他的覺悟比其他革命黨人高，而是他有一種最樸素的農民思想，這就是憑什麼要輕易地把自己應得的東西讓給別人。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不能那麼雅致，那麼從容不迫，那麼文質彬彬。革命是一個階級推翻另一個階級的暴力行動，革命有時候也需要一些小小的手段。袁世凱的厲害，就在於他讓革命的正方和反方都奈何不了他。袁世凱攻下漢陽之後，完全可以一鼓作氣，趁勢拿下武漢三鎮，但是他故意不打了，要和革命黨人談判。軍事上完全處於上風的袁世凱，要談判，當然占盡便宜，革命黨人在漢口英租界開會，決議“如袁世凱反正，當公舉為大總統”。幾個月以後，袁世凱果然成為了大總統。他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正式的大總統。在他之前，孫中山雖然當了一個多月的臨時大總統，可是很快便被袁世凱所取代。
革命黨人還真應該向袁世凱學幾招。在江浙革命聯軍攻克南京的當天，同盟會領袖之一的章太炎提出的口號是“革命軍起，革命黨消，天下為公，乃克有濟”。光復會誓言中也有“功成身退”的警句。所有這些政治高調，抬高了革命黨人的身份，也給革命黨人帶來了許多無形的傷害。辛亥革命的成果，真正落到革命黨手中的微乎其微。很多並不革命的人搖身一變，從清朝政府的官吏變為民國的新官僚。繼江蘇巡撫程德全成為反正的江蘇都督，廣西巡撫沈秉坤，安徽巡撫朱家寶，福建的統制孫道仁，統統變戲法似的成為了省一級的大都督。好在陳其美和王金發都是明白事理的人，他們沒有溫文爾雅，趁亂撈到了都督的頭銜，管他做得長久不長久，先當了都督再說。在辛亥革命的一系列反正運動中，再也沒什麼場景，比陳其美當都督，更充滿了戲劇性,《辛亥革命七十周年》一書上有這樣的記載：
開會時，李平書先生先發言，跟著李英石、陳英士等幾位依次講話，場內很安靜。但在推選都督時發生了爭執。李平書和商團代表及起義軍官，都推李英石當都督，說他軍事學識淵博，指揮上海光復任重功高。同盟會方面的代表則推陳英士當都督。雙方爭執不下。黃郛脾氣躁，第一個拿出手槍來威脅平書先生，說是陳英士首先進入制造局有第一功。在場的起義軍官也都把手槍拔了出來，說陳英士進制造局後即被拘禁，後來是李英石指揮起義軍和商團打下來的，彼此爭論不休。劉福標原在會場內靠牆站著，這裡突然高舉一顆手榴彈，大呼:“都督非選陳英士不可，否則我手榴彈一扔，大家同歸於盡!”
2
王金發當上紹興都督，同樣有趣。陳其美在上海選都督，那時候，王金發和蔣介石等皆在杭州。以此二人的脾氣，若在上海，扮演逼宮角色的必是他們無疑。王金發完全可能拔出手榴彈來，做和劉福標同樣的事。事實上，就算是在杭州，王金發也不是省油的燈。據說他也一度拔出了手槍，威脅大家預備推舉的湯壽潛，由於陶成章的勸阻，才又把槍放了回去。王金發當時打出的一張反對湯壽潛出任浙江都督的王牌，就是“秋瑾被害，喧傳湯壽潛曾贊一詞”。這裡面難免有莫須有的意思，純屬是搗蛋，然而湯壽潛拿王金發這樣的莽男兒也沒辦法，自己在眾人的擁戴下，當了浙江光復後的第一任都督，總得分一杯羹給王金發。最初的位置是浙江都督府的實業部長，王金發堅辭不受，於是改派任“紹興軍政分府都督”。
辛亥革命最初的那幾個月裡，中國最大的奇觀，就是一下子不知冒出來多少都督和民政長。城頭變幻大王旗，改朝換代的機遇終於來了，人五人六地都跳了出來。僅以我比較熟悉的江蘇而論，就有蘇州府的江蘇都督程德全，清江浦的都督蔣雁行，松江府的上海都督陳其美，鎮江府和江寧府的都督林述慶，無錫軍政府司令秦毓鎏，揚州府軍政長徐寶山，太倉州軍政長洪錫范，常州府軍政司令何健，淮安府軍政長盧根鏊，徐州府民政長朝志正，海州民政長何鋒鈺，以及海門廳民政長梁孝熊。光復前，江蘇共轄八府三州一廳，不到一百天的時間裡，各有其主，革命的成果被迫不及待地瓜分一空。
浙江的情況我不太熟悉。反正王金發放棄了寄人籬下的實業部長一職，寧為雞首，不為牛後，選擇了紹興軍政分府都督。出任紹興都督，是王金發生涯中，繼落草為寇當土匪、在上海灘當殺手之後的又一傳奇。由於王金發當過強盜，許多人都知道他的莽撞，因為在他上任伊始，他便以強盜都督而聞名。王金發人還未到紹興，民間已經紛紛傳言，說王金發要回紹興替秋瑾報仇。一時人心惶惶，那些和秋案有關的人士，知道革命黨人饒不了自己，要麼逃之夭夭，要麼變戲法似的，趕緊把自己也打扮成擁護革命的模樣。在王金發到達紹興之前，紹興的舊官僚們，見風使舵，打著“鹹與維新”的招牌，由曾在浙江巡撫衙門當“折奏師爺”的章介眉，串通紹興的末代知府程贊清，臨時拼湊成立了一個“紹興軍政府”。這章介眉恰恰是第一個應該對“秋案”負責之人，當年正是他主張先斬後奏，動筆草擬了浙江撫署處理秋案的奏稿,“正法”了女俠秋瑾，後來又是他出壞點子，慫恿繼任的浙江巡撫增韞，平毀西湖邊的秋瑾墓。
魯迅是紹興假光復的見證人，他在《范愛農》中寫道：
我們便到街上去走了一通，滿眼都是白旗。然而貌雖如此，內骨子是依舊的，因為還是幾個舊鄉紳所組織的軍政府，什麼鐵路股東是行政司長，錢店掌櫃是軍械司長……
據說王金發本來准備向東南方向發展，帶兵去浙江的衢州，光復衢州只是王金發的一個借口，其目的是為了要向剛上任的浙江都督索兵索餉。湯壽潛被他逼得十分為難，合署不寧，甚至都有了辭浙江都督的打算。這時候，徐錫麟的三弟叔蓀從紹興來，報告了紹興的假光復，希望王金發能去紹興。王金發先是不肯，因為他此時正好讓湯壽潛焦頭爛額，走投無路。王金發采取的是胡攪蠻纏的“搗蛋法”，好歹和湯壽潛耗著，看這個窩囊的浙江都督怎麼辦。那天晚上，王金發春風得意地去杭州的挹芳菜館赴宴，席間經叔蓀的再三勸說，加上幾杯酒下肚，王金發終於動了心。他一松口，湯壽潛求之不得，立刻封他為紹興軍政分府的都督。
史料上並沒有說王金發為什麼松口，想象中，一定是來自紹興的叔蓀在言談中，搔到了王金發的癢處和痛處。紹興是王金發的革命根據地，在老百姓心目中，王金發既是革命黨人，也是著名的強盜頭子。不管怎麼說，王金發在紹興大名鼎鼎。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富貴不還鄉，如穿錦衣夜行，革命既然已經成功，應該是王金發露露臉擺擺威風的時候了。王金發當時的神氣勁是不難想象的，當叔蓀來杭州剛和他見面時，面對昔日恩師徐錫麟的三弟，王金發不等對方開口，就十分爽快地送了一支手槍給他。他這人顯然是一身的山大王脾氣，想怎麼就怎麼。凱旋班師回紹興，無疑有讓他興奮的一面，而且去紹興不比去衢州，紹興有許多舊部下，王金發只帶兵三百就足夠了。
王金發回紹興真是出盡了風光，人們排著隊，在西門等了一天等不來，忽然聽說是第二天才會到，並且不就近從西門進來，而是繞道從東門走，理由從東門進紹興比較吉利。這也不知是哪位風水先生占的卦，過去出兵，班師回朝，都習慣從北門入城，所以北門也稱得勝門或德勝門，譬如北京的德勝門就是。到了第二天，大家又一次排了隊等到天黑，好在月色很好，加上有火把、風燈和新糊的紙燈籠，還能湊合著看清。原來的紹興知府程贊清，由兩個舊差人攙扶著，戰戰兢兢地站著恭候，遠遠地看到王金發的革命軍來了，非常做作地沖到河灘邊上，兩手高舉，向前打躬，行的仍然是前清的官禮。這也不能難為他,“鹹與維新”，究竟怎麼叫新，小小的知府怎麼弄得明白。
王金發一行是乘白篷船來的。在江南水鄉，人們出行，照例都是坐船。幾支快櫓搖著，搖幾櫓，便朝天胡亂放幾槍，仿佛扔爆竹似的。那船終於到了城門口，大兵浩浩蕩蕩地上岸，穿著軍服，打著裹腿，腳上是草鞋，持槍分兩排站好，如臨大敵。那情形好像做戲，鑼鼓聲響了一陣以後，英雄人物才可出場，早了，就沒那個效果。於是王金發慢騰騰下船，慢騰騰上馬，在前呼後擁中，在夾道歡迎的紹興老百姓的眼皮底下，慢騰騰進城轉一圈。此時的王金發，自然不會把那位前來歡迎的舊知府，放在眼裡。王金發騎著馬，高高在上，誰都能看見他剛剛剃的光腦袋。我不知道這剃光腦袋，是否因為留學東洋，從日本人那學來的，後來的蔣委員長也是這毛病，硬是把腦袋弄得賊亮賊亮，有莊嚴的一面，但是也難免有滑稽的一面。要知道，辛亥革命男人們才開始剪辮子，光光的腦袋讓老百姓看了，真不知會怎麼想。王金發在大街上繞了一圈，神氣十足地過完了頭一把都督癮，來到府衙門，堂而皇之地進去了。那三百士兵也跟了進去，排隊站在那唱歌，唱了幾首才解散了。
這以後，前來犒勞的就沒斷過。人們牽著手，趕著豬，抱著雞和鴨，挑著酒，進出府衙門。王金發也沒什麼架子，誰來了都見。最先拜訪他的，自然是那些地方上的革命黨人，譬如魯迅和范愛農。後來成為大文豪的魯迅，此時不過是紹興一家中學裡的監學，這監學也還是臨時的，因為四個月前，魯迅憤然辭去了該校的普通生物教師一職，後來由於學生的強烈要求，因為辛亥革命爆發，學校工作無人主持，才勉強上任。革命軍興，謠言四起，紹興地處偏僻，什麼樣的傳說都有。反革命的謠言不斷，於是以其矛還其盾，魯迅等便用革命的謠言對付反革命的謠言。魯迅當時提出的辦法，是組織學生“武裝演說隊”，上街進行革命宣傳，散發“溥儀逃，奕被逮”等傳單，煽風點火，滅敵人志氣，長自己威風。
魯迅領導的學生，雖然拿的只是體操用的槍，但是在安定地方這一點上，起了積極作用。說起來真可笑，那體操用的槍，並沒有真的子彈，就算能找到幾顆，也是那種光能噴火，卻不能殺敵的練習彈。當時傳說有一隊潰散的旗兵將從紹興經過。民間最怕的就是潰兵，潰兵比土匪更不像話，於是店鋪紛紛上了鋪板，怕潰兵搶劫。為了安定民心，魯迅率領學生“武裝演說隊”上街辟謠，學校裡教體操的體育老師，當時還沒有剪辮子，把辮子在頭上打了個結，滿頭是汗地走在最前頭。體育教師平時上課，用的是一把細而長的指揮刀，這時候也換了把可以砍死人的大刀。這一招還真管用，學生“武裝演說隊”所過之地，店鋪膽子立刻就大了，立刻開門做生意。
王金發要來的第一天，魯迅親率學生在西門外，白白地等了一天，一直等到深夜，眼見著沒希望了，才散隊回家睡覺。那天晚上很冷，大家不得不生火取暖，肚子餓了，學生年紀輕，扛不住，便去附近的小館子敲門買東西吃。魯迅有個叫孫德卿的同事為人慷慨，掏錢購了幾百個煮熟的雞蛋給學生。在王金發到紹興當都督的第二天或是第三天，魯迅和范愛農專程到都督府拜訪他，因為大家在日本時就熟悉，范愛農和王金發還有一段同船的經歷，且都是徐錫麟的學生。從目前可以查到的資料看，不知道他們當時說了些什麼，唯一可以留給人們談天的材料，是范愛農看著王金發的光頭有趣，毫不客氣地上前摸了摸，說：
“金發哥哥，儂做都督哉！”
王金發當時很窘。剛做了官的人，有時候非常想見熟人，因為唯有熟人，才能想到你是混闊了。有時候也怕見熟人，因為熟人最知道自己的老底，江山易改，本性難移，自己混得再闊，你還是你，有些事永遠改不了。
3
王金發當紹興都督的功過，是他最引人爭議的一筆。毀之者，一味惡毒攻擊，譽之者，找出種種理由為其辯護。為了寫這篇小說，我重新系統地閱讀了一些書，獲得的印象是，對於王金發，過去的評價，毀超過了譽，近年來的評價，卻是譽超過了毀。所引用的都是差不多的材料，區別只是在於解釋。魯迅仍然是必須被借用的，毀譽雙方都能在魯迅的著作中，找到有利於自己的證據。王金發遇難已經八十多年，事實上，他早就被人遺忘了。正像我在小說一開始所說的那樣，王金發能在後來偶爾被人提起，還是大家讀了魯迅著作的緣故。
事實上，王金發只做了八個月的都督，而在這八個月中，他也不是一直留在紹興。從1911年的11月，到次年的7月，在這所謂當紹興都督的日子裡，王金發曾數次離開紹興。1912年1月1日，孫中山自上海抵南京就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據說王金發應陳其美之邀，化裝為“總統專列隨員”，身攜雙槍，暗中保護孫中山。沈鵬年所撰《孫中山和王金發》，記載了當時陳其美對邵力子解釋這麼做的必要性：
我們革命黨慣用暗殺手段對付清廷的顯要權貴，也要防止他們用暗殺的手段來傷害孫先生。有王金發擔任秘密保衛工作，就可以放心了。
我不知這資料是否靠得住，反正從當時的舊報紙，如記載革命黨人事頗多的《民立報》上，見不到王金發在隨行人員名單中。既然是化裝，自然不會在名單上了。王金發屢次去上海是無疑的，否則，發生在1912年的陶成章被刺案，就不會和他有絲毫的牽連。王金發在陶成章遇刺前兩天，曾在上海的匯中旅館飯廳和陶見過面。這次見面時，陶成章告訴王金發，自己擬入廣慈醫院治病。兩天後，陶成章在廣慈醫院被刺，王金發因此也背上了黑鍋。其實王金發屢去上海的真正原因，是想和陳其美等革命黨人，保持密切的聯系。因為此時革命雖然成功，但是革命的成果並不掌握在革命黨人手裡。
王金發的紹興軍政分府，雖然只管轄府屬八個縣，客觀上起著和在杭州的省都督府分庭抗禮的作用。從一開始，王金發就沒把不是革命黨人的浙江都督湯壽潛放在眼裡。以王金發的資歷，一個省的都督位置，還輪不到他來做，不要說是他，就連陳其美，也只是掛名上海都督。當時的上海和今天的概念大不一樣，屬松江府，歸江蘇管轄。雖然都是都督，在性質上有著本質的區別。陳其美在上海，王金發在紹興，都是“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主兒。這兩個人，一個在上海，一個在紹興，遙相呼應，大搞獨立王國，以革命的兩手，對付反革命的兩手。《嵊縣文史資料》第八輯上，刊登了湯壽潛致王金發的一封信，注明日期是1912年9月29日。這日期顯然是錯誤的，因為此時，湯壽潛已不是浙江都督，王金發也不是紹興都督。正確的日期應該是1911年的11月16日，信尾的日期“九月廿九”是陰歷：
季高仁兄大人麾下：
在杭得聆偉論，許為血性男子，恨相識之晚。司令部言，麾下願往紹興彈壓土匪，畫錦一行，便擬北伐，心焉壯之。一到紹城，即以軍府聞，旋且以都督聞，初猶疑告者之過，今且接奉電告矣。下走無分寸功勞，且靦然而屍素於此，若麾下之勞苦功高，裂土而封，誰曰不宜。以懷負偉略如麾下，必不待一都督為重輕，且都督可也，因都督而越權限，竊以為過矣。浙江收入，悉抵洋款，鹽茶局為收入一大宗，此款一經截留，彼族必來指詰，其時斷非空言所能應，勢必藉詞干涉，是瓜分之端，自吾紹而開，且自下走所許之好男子而開，下走同為紹人，不敢不盡言以相告，無為此得小而失大也。猶記麾下瀕行，以同為紹人之故，諄諄焉以尊重榮譽相勖勉。麾下豈不知都督之榮譽，遠不如英雄之榮譽為尤大乎。裡人來，盛傳麾下遇衛士小有所擾於市間，輒槍斃之，執法之嚴，保民之切，所謂英雄者自宜如是。鹽茶局票據簿冊，似應發還該局，派員監督以促其進行，防其混匿則無不可，尚有存款，除扣下五千元外，還祈照解省城。敢因麾下之嚴於衛士，而冀英雄決不嚴於人而貸於已，不辭饒舌而告前途之榮譽有信於都督者。願垂意省覽，惟亮察，不盡。
意城兄均此致意。
弟名正肅九月廿九日
重讀這信，如見其人，如聞其聲。此時的王金發，不過當了一個多星期的都督，無法無天，膽大妄為，已經可以窺一斑而見全豹。原信中，凡遇“麾下”這一敬稱時，無不另行頂格。這真不像一個上級給下屬寫的信，正如湯壽潛信中所言，他於光復無分寸功勞，然而既然屍位素餐，已經當了浙江省都督，有些話卻不得不說。光復以後，到處都是些自稱“草”字頭的人物，“草”字頭是革命黨的另一種說法，湯壽潛活脫是一個受氣都督的形象。好在他受氣的時間並不長，當王金發在紹興鬧得越來越不像話的時候，他已經調到南京擔任臨時政府的交通總長。
據說孫中山從海外回國，陳其美曾電召王金發赴滬進見。見面時，孫中山想不明白，問王金發為什麼寧願去紹興，不願留在省城杭州任職。王金發愣頭愣腦的回答讓孫中山很滿意。王金發說自己想在紹興練兵，然後率兵北伐，滅此朝食，直搗黃龍。他一生的可愛，都體現在這莽男兒的“莽”字上面。孫中山稱王金發為“東南一英傑”，就是在這次見面時說的。不久，孫中山便任命王金發為北伐軍副司令，這可是一個不算小的職務，由於南北議和，北伐並沒有真正實施，王金發的副司令，也就是一個短暫的空銜。不管怎麼說，在紹興招兵買馬，積極備戰，這也許是王金發的初衷，但是隨著革命形勢的變化，王金發很快就把自己說過的話，忘到腦後去了。
辛亥革命帶有很強烈的速成性質。從日期上看，10月10日，武昌首義，隨後，全國各地紛紛響應，11月初，上海和杭州光復，11月6日，陳其美任上海都督，11月16日，王金發任紹興都督，12月29日，孫中山被選為中華民國的第一任臨時大總統。一個多月以後，孫中山辭職，袁世凱擔任臨時大總統。變化實在太快，半年前，由於黃花崗起義失敗，革命跌入低潮，然而從低潮轉入高潮，這中間連過渡都沒有。革命成功如此容易如此省事，大大出乎人們的預料。只要清朝政府下台，革命黨人和昔日的仇敵握手言和，化干戈為玉帛。王金發的練兵，准備北伐，顯得毫無意義，也完全沒那個必要，歷史並沒有為王金發提供帶兵打仗的契機，像他這樣善於沖鋒陷陣的莽男兒，是否會成為一名卓越的軍事指揮官，這是個無法回答的問題。
被勝利沖昏頭腦，是再自然也不過的事。狐狸方去穴，桃偶已登場。革命黨的好心，給了壞人可乘之機。不要說是像王金發這樣的草莽英雄，聖賢如孫中山和黃興等傑出人物，對袁世凱的竊國野心，在當時也缺少必要的認識。孫中山就曾一度以為天下太平，親自投身鐵路考察，想以實業讓中國迅速富強起來。許多革命黨人自命清高，功成身退，羞於做官，干脆去歐洲留學念書。王金發當了都督以後，也頒布了許多改革措施，他是山大王出身，辦起事來說一不二，充滿了革命的浪漫主義精神。還有一招也讓老百姓皆大歡喜，這就是開倉放賑，豁免一年的錢糧，減除苛捐雜稅，飭令富商糶平價米，平抑市場糧價。此外，在殺人方面毫不手軟，據說王金發先後殺了五十多個魚肉百姓、反對維新的地頭惡霸，其中有不少還是王金發親手處決的。
王金發隆重公祭了徐錫麟和秋瑾等革命先烈，厚恤先烈家屬，有恩報恩，有仇報仇，王金發當年被迫逃進深山當土匪，如今衣錦還鄉了，所有欠的舊賬都一筆筆清算。那個對“秋案”應負責的章介眉自然不會放過，由於他已經先一步“鹹與維新”，伙同原知府程贊清搞了一個所謂“紹興軍政府”，並自任治安科長，王金發便以“有要事商量”，將章介眉誘至府衙門猝然逮捕。王金發顯然喜歡戲劇性的場面，在逮捕章的同時，他派兵出其不意地封鎖了章宅，然後調齊章告密的案卷，准備舉行公開會審。在那段日子裡，章介眉被戴上紙糊的高帽，游街示眾，並讓他跪在秋瑾烈士就義處的古軒亭口，在他頭頂套上一只火油箱做的桶，邊上放著棍子和小石塊，供路人經過時敲打和投擲。
公審章介眉本來可以成為一件大快人心的事情。公祭了秋瑾和徐錫麟兩位先烈以後，人心都很激動，殺了章介眉，猶如大熱天裡吃一塊冰激凌，既降溫又解渴。殺了章介眉,“秋俠雖死，亦可瞑目九原，含笑泉壤矣”。在大家看來，章介眉是死定了，章介眉死有余辜。事實上，王金發一開始也打定主意要殺章介眉，這樣的社會蟊賊，不殺不足以平民憤，不嚴懲就對不起革命先烈。可是結果卻出人意料，王金發似乎心慈手軟起來，稀裡糊塗地就把章介眉給放了。王金發不殺章介眉，是後人一直指責他的地方，魯迅在許多文章中都提到了此事，很有些怪王金發徒有婦人之仁。落水狗不痛打，待一上岸，輕則灑人一身水，弄不好還會被他咬一口。事過二十多年以後，在《論“費厄潑賴”應該緩行》一文中，魯迅仍然憤憤不平地說：
終於將那主謀釋放了，據說是因為已經成了民國，大家不應該再修舊怨……
其實不殺章介眉，恰恰是當時最流行的大趨勢。王金發在一篇告示中煞有介事宣布:“現在共和之局已定，斷無再有反對之人。”這種糊塗思想，很自然地會導致輕敵的麻痺思想。因此不殺章介眉，不能僅僅看做是婦人之仁。王金發寬宏大量地說:“本都督推誠相見，無詐無虞，願我同胞，共喻斯義。”王金發的用心是好的，革命的形勢發展實在太快，昨天的敵人，轉眼間都成了一條戰線上的朋友，中華民國說成立就成立，大清朝說沒影就沒影。許多亂七八糟的事情，糾纏在王金發腦子裡拐不過彎來。殺一個章介眉，對於出身綠林大學的王金發來說，小事一樁，能有這個器量不殺他，還真不容易。有些資料把王金發刀下留人，看成是因為章介眉的能言巧辯，是他搖尾乞憐，蒙得王金發相信了他的鬼話。
依我的想法，王金發再糊塗，還不至於如此輕易地就上章介眉的當。所謂“際此光復，毀家紓難，我亦不辭，故罄我所有，以充軍餉，以謀公益，以營秋社，均無不可”這番鬼話，打動了王金發的說法實是靠不住的。章介眉已是死老虎，他的那點家產，即使是不想交出來，王金發也可以不費吹灰之力地將其沒收。王金發當土匪的年頭雖然不長，可是綁票勒索這些小伎倆，再熟悉不過。章介眉無論如何狡猾，都逃不出王金發手心。王金發放過章介眉，最重要的原因，是被勝利沖昏了頭腦。不僅是王金發，所有的革命黨人，都陷於形勢一片大好的迷糊之中。同盟會的第二號人物黃興，竟然特意派人從南京趕來說情。如果我們說王金發錯了，那麼就是說黃興也錯了，在當時的大背景下，不是王金發不想殺章介眉，而是革命黨人的大多數，不想殺人積怨。
王金發作為一個小小的紹興都督，不殺章介眉，有著十分合情理的歷史必然。辛亥革命後的中國，這樣的例子可以舉出許多。殺人解決不了問題，不殺人又會出問題，這事實上是中國革命者在實踐中，經常遇到的尷尬。殺人不眨眼的王金發不得不向形勢讓步，忽然有了菩薩心腸，他非常戲劇性地抓了章介眉，同樣帶有戲劇色彩地釋放了章介眉。章介眉果然“毀家紓難”，將自己財產的一半，即田產3000余畝，現洋5萬元，捐獻給紹興軍政分府。王金發派出16名衛兵，用轎子抬著章介眉，將他浩浩蕩蕩地送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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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王金發所頒布的政令都能實施的話，他會成為一位了不得的父母官。他雷厲風行地禁止鴉片，說不讓抽，就不讓抽，誰抽就殺誰的頭。他委任魯迅為山會初級師范學堂監督，用魯迅的話說：“我被擺在師范學校校長的飯碗旁邊，王都督給了我校款二百元。”王金發甚至還允許紹興那麼一個小地方，可以辦一張《越鐸日報》，這張報紙的創刊詞就是魯迅寫的，當時署名是黃棘。這時候的魯迅還沒開始後來的白話文學創作，偶爾寫幾篇小說，也是文言文。他的《〈越鐸〉出世辭》頗有些文學青年的味道，在聲明辦報宗旨時，拋出了一大堆口號：
紓自由之言議，盡個人之天權，促共和之進行，尺政治之得失，發社會之蒙覆，振勇毅之精神。
這其實是一些書呆子在自說自話，不過是鑽了王金發這個粗人的空子。在一開始，王金發便被大家稱做強盜都督，他雖然時不時要擺擺都督派頭，可是許多舊相識，依然稱呼他為“金發大哥”。要知道，王金發身為革命黨，從來就沒有什麼革命的理論，更沒有什麼遠大的革命理想。他以驍勇善戰敢於出生入死而名噪一時，一旦政權到手，根本就不知道應該如何當都督。坐天下和打天下常常是兩門完全不同的學問，王金發從來就不是一個當官的料子，革命的結局卻造成他可以做官。魯迅在談起他們當時為什麼要辦報時，曾說過是害怕王金發走向腐敗，要用輿論監督他。謝震《王季高君行述》在談到王金發督紹時的表現，曾委婉地指出了他的不足：
逸之為人，天性豪邁，而急少涵養，又無遠慮，故其行亦瑕瑜互見。
瑕是玉上的斑點，瑜是玉的光澤，中國人說話的藝術通常是滑頭，所謂瑕瑜互見，包括瑕不掩瑜，其實都是指的缺點和毛病。一個做老百姓的父母官，瑜是應該的，為官不做好事，還做什麼官。事實上，王金發當都督沒多久，就開始變得不像話起來。像他這樣的草莽英雄，躲得過戰場上的真槍實彈，未必躲得過糖衣炮彈。舊的習慣勢力，總是比我們想象中的強大還要強大。當舊不是新的對手時，它最絕妙的一手，就是迅速地把新也變成舊。王金發當了都督以後，很快就被祖傳的捧法，捧得忘乎所以，今天送衣料，明天送魚翅，耳朵邊全是肉麻的好話。難怪魯迅他們會看不慣：
他進來以後，也就被許多閒漢和新進的革命黨所包圍，大做王都督。在衙門裡的人物，穿布衣來的，不上十天也大概換上皮袍子了，天氣還並不冷。
《越鐸日報》充滿了戰斗性，這張報紙令人想起魯迅先生後來的文風。開首便罵軍政府，罵那裡面的軍人，接下來膽子更大，罵都督，罵都督的親戚，罵都督的姨太太，罵都督的同鄉，凡是一切不順眼的，都罵。魯迅在《軍界痛言》一文中指出：
今也吾紹之軍，其自待為何如乎?成群閒游者有之，互相斗毆者有之，宿娼尋歡者有之，捉賭私罰者有之……身膺軍國民之重政，而演無聊賴之惡劇。
敢罵王金發，還真要有些膽子才行，魯迅是條漢子，一起辦報的也都是硬骨頭。革命能讓所有的人都頭腦發熱，連皇帝都下台了，一個小小的都督，有了錯，憑什麼不能罵，而且這錯都是禿子頭上的疤，明擺著的。書生意氣，揮斥方遒，一開罵就是十幾天，連篇累牘，不順眼的事實在太多，罵完了這個，又覺得那個也應該罵，於是接著再罵。有人傳話到魯迅家裡，說王都督很生氣，他出錢辦報紙，怎麼還老罵他，真是太不給面子了。消息傳得有些走樣，又說王都督要派人拿手槍來殺人。魯迅的母親自然嚇得要死，害怕自己的寶貝兒子有個三長兩短。王金發那強盜脾氣真犯起來，十個魯迅他也敢殺。
身為山會師范學堂校長的魯迅，雖然比王金發大了兩歲，這時候也不過才三十剛出頭，年輕氣盛，不相信王金發真敢殺了自己。王金發畢竟是革命黨，革命黨如何會胡亂殺人?魯迅當了校長，本來是有200元開辦費的，於是索性幽默一回，再去找王金發要經費。王金發氣不打一處出，板著臉說:“又來拿錢，人家都把銀子送到我這來孝敬，你倒好，反而還要來拿錢。要，就給你一些，下次沒有了。”魯迅得了錢，並不高興，因為辦學就得要錢，沒有錢就辦不了學校，將就著又干了沒幾天，錢用得差不多了，便辭職。王金發那裡仍然憋著火，魯迅辭職，他也不挽留，照准，派來一個拖鼻涕的接收員。魯迅交出賬本，賬本上的余款僅剩一角又兩銅元。那接收大員也不問錢是如何用的，一邊擤鼻子，一邊打哈哈。
魯迅辭職以後，便離開了紹興，到南京的教育部任部員，這部員大約也就是職員的意思。那《越鐸日報》在魯迅走了以後，繼續辦著，風格不見收斂，反而越罵越凶，越罵越尖刻。王金發先禮後兵，派人偷偷地給報館送了500大洋去。這是變相的行賄，幾位主持報社工作的就兩個問題展開討論：問題一，收不收錢；問題二，收了錢，還罵不罵。結果兩個問題的答案，都是肯定，即錢照收，人照罵。收錢，是因為報館缺錢，王金發拿錢來，收了他的錢，等於把他當做了股東，讓王金發當股東，這是給他面子，收錢是看得起他，此其一。股東有錯，有錯必糾，當然不能徇私了斷，當然還應該罵，橋歸橋路歸路，此其二。王金發沒想到會被如此對待，這下子可真惹火了，於是一班兵大爺沖進了報館，不管三七二十一，見誰打誰，逮住了來不及跑的書呆子們一頓暴打。最糟糕的是報館的主持人孫德卿，大腿上活生生地被刺了一刀。秀才碰到兵，從來都是有理說不清，當初王金發來，正是這孫德卿熱心地買了大批熟雞蛋，慰問前去迎接王的學生，轉眼不過幾個月工夫，竟然受此虐待，早知今日，何必當初。
幸好魯迅先生已經離開了紹興。要不然，活生生地刺一刀，吃幾拳頭踢幾腳，怕是最起碼的。那孫德卿吃了一刺刀，疼得大怒，從此以宣傳軍政府橫暴為己任。他跑到照相館，脫了衣服，拍照為證，可是究竟如何才能展示那刀痕，卻讓攝影師十分為難。若拍全身照片，刀痕小得幾乎看不見，不拍全身，只取刀疤，又如何能證明受傷者的身份。結果還是拍了全身，印了幾十張，到處送人。想想那個時代的人真有趣，雖然不能像今天這樣動輒電視實況轉播，但是似乎也已經很科學了。拍照送人在當時似乎很時髦，如陶成章被刺以後，遺容便被拍了照送人收藏。魯迅收到孫德卿所寄的照片，委實嚇了一跳，照片上赤條條一個男人，春宮不像春宮，若不看文字說明，還以為是一個瘋子呢。
王金發的督紹，很快就有了禍紹的惡名。無論現在有人如何替他洗刷，王金發迅速走向腐敗，這一點不容置疑。天下是老子打下來的，天下自然得由老子來坐，這種不可一世的態度，不僅體現在王金發一個人身上，更體現在他的手下一群人身上。軍紀敗壞成了大問題，滋擾民間的事情時有發生。《王季高君行述》上記載著：
一日王微服查緝，見有兵士在店強買，立命捉之出，舉槍疾擊死之。又一日，查得有屢在途調笑婦女之兵士一名，暗記其營哨號數，歸召其排長及該兵至，將該兵士縛大樹上，先以軍棍擊排長十百下，數其縱兵殃民之罪，然後起身自舉槍，斃此士兵……
王金發當了都督以後，其管理手段，仍然是綠林好漢的一套，而且他對殺人有癮，喜歡親自執行。事實上，軍紀並不因此改觀，恰恰相反，在王金發督紹的八個月裡，自上而下的腐敗越演越烈。孔夫子曾說過:“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行。”孟夫子也說過:“枉己者，未有能直人者也。”由於王金發不能正確對待自己，他也不可能正確對待別人。譬如在用人方面，王金發對自己的親戚故舊，大放肥缺，他的舅舅是鹽稅局長，他的姨表弟是酒捐局長，禁煙局長是他的表兄，便宜都讓他熟悉的人占盡了。一人得道雞犬升天，昔日對王金發有恩的人，此時如買了績優股，大收股市飛漲的回報。那些平時從不來往的親戚，此時只要腆著臉上門，王金發就絕不讓他們空著手回去。王都督如今已經是個闊佬，他反正有的是錢。
王金發身上的浪漫精神發揮到了極致。他是個喜歡排場的人，敢做敢當，居則警衛森嚴，出則前呼後擁。就連小老婆回娘家，也要帶著衛隊，一路吹吹打打。英雄難過美人關，王金發納妾征婢，經常帶著她們“各乘駿馬，馳驟郊外，以為笑樂”。他還把自己的外公，從嵊縣接到紹興來共享富貴，用四人大轎抬著，並派人出城鳴炮列隊歡迎，嚇得老人家差點從轎子裡摔出來。敢如此折騰，自然是要錢的，而且要很多錢，於是他剛到紹興時的種種許諾，便成了說過就算的空話。造福百姓很快變成了魚肉鄉親，為民請命變成了要老百姓的命。王金發打著籌餉的招牌，拼命撈錢，尤其是為手下的“三黃”大開綠燈。所謂三黃，即黃伯卿黃介卿黃競白，此三個位居要職，未及三個月便搜刮民財80萬，搞得當時的紹興人咬牙切齒。魯迅先生就說過“三黃弄權，混蛋透頂”。民間百姓干脆利用戲文中的現成句子，大唱“可恨三王太無禮”，在江南方言中,“黃”和“王”同音，罵三王就是罵三黃。在1958年的鄉土史調查中，令人難以相信地發現，事隔已近50年，民間老百姓還能記得罵王金發一伙的順口溜：
吃的油，
穿的綢，
遲早要殺頭。
第四章
1
紹興是越王勾踐臥薪嘗膽、演義吳越爭霸的地方。古越多俠士，像王金發這樣的人，艱難困苦壓不倒他，對他有威脅的，是榮華富貴溫柔鄉。沒有什麼比醇酒和美人，更能消耗英雄俠士的斗志。王金發一共只做了八個月的都督。如果繼續做下去，結果當然好不了。從王金發身上，不難看出辛亥革命的先天不足。辛亥革命失敗的重要原因，首先是袁世凱篡國，其次和革命黨人自身的毛病分不開。革命黨人有其幼稚不成熟的一面，譬如拱手把勝利的成果獻給了袁世凱。革命黨人還有其良莠不齊的一面，表現在一群人身上，是有好有壞，表現在一個人身上，也是有好有壞。晚節不保，是許多革命黨人致命的弱點，在不久以後的袁世凱稱帝的丑劇中，臭名昭著的“籌安會六君子”中，有一大半便是變質的革命黨人，其在黨內的地位和影響，顯然都在王金發之上。革命黨人的迅速腐化墮落，是歷史值得引以為鑒的經驗之一。
袁世凱當了臨時總統以後，首先要做的，就是解決政令不統一的問題。這是他收拾革命黨人的第一步。除了保留省一級的都督之外，袁世凱下令解散各地的軍政府，王金發領銜的紹興軍政分府自然也在解散之例。至於王金發離開紹興時，究竟帶走了多少錢，一直是個算不清的賬。各種說法都有，反正他是帶走了一筆民脂民膏。正是用這筆錢，王金發在上海舒舒服服地做起了寓公。他在上海花了5萬元購買了一棟建築精巧的洋房，地點在嵩山路附近，其豪華說起來讓人咋舌。內有議事廳、迷樓、花房、船室、佛樓、荷花池、汽車間、馬棚、屋頂花園等等。王金發擁有兩輛私人汽車、四輛馬車，有司機，自然還得有馬夫。他到滬不久，便納名妓花寶寶為妾。花寶寶即楊月娟，是王為其贖身後改的名。有材料說王在上海同時或先後納花楊兩妾，其實錯了。一個人真要富起來，實在沒有底，王金發揮金如土，生活奢靡，與革命時的莽男兒相比，早已判若兩人。
我見過有不少文章為王金發在上海的聲色犬馬辯護，共同點是說他佯狂，是借以掩蓋自己反袁的政治活動。這說法很難靠得住。在那個特定的時代，娶姨太太，捧劇場的坤角，以至吃喝嫖賭，可以有許多不同的解釋，但是既當婊子，又豎牌坊，反而弄巧成拙。風流就是風流，沒必要硬為風流遮羞，硬往瀟灑臉上貼金。譬如蔡鍔和小鳳仙的故事，一定要把妓也描繪成俠的模樣，實在不符合情理。換句話說，把蔡鍔說成是佯狂還湊合，因為他盡管早在反袁稱帝前，就和小鳳仙有了感情，但是畢竟把袁世凱和小鳳仙兩個人都給蒙了。蔡鍔畢竟沒有當真娶小鳳仙為姨太太，他們畢竟只是臨時湊合。郎才女貌，男人在京城遠游，在解決性的問題的同時，把感情問題也順帶解決了，把這些事說白說直，也沒什麼了不得。小鳳仙怎麼說，也只是個妓，有些人的毛病，就是不肯實事求是，不是把妓說得太好，便是太壞。
蔡鍔英年早逝以後，有人代小鳳仙擬了挽聯：
不信周郎竟薄命，
早知李靖是英雄。
這是七言聯，文人好事，七言不過癮，又代擬更長的：
萬裡南天鵬翼，直上扶搖，那堪憂患余生，萍水因緣成一夢；
幾年北地燕支，自悲淪落，贏得英雄知己，桃花顏色亦千秋。
文人的感覺往往和妓差不多，當然主要是指的那種失意感。中國的古代詩人就喜歡以美人遲暮自比。我不是想在此調侃文人，而是想借此說明一種風氣，這種風氣就是男人有風流韻事，在辛亥革命前後，不僅不遭受譴責，相反被人們津津樂道地贊賞。無情未必真豪傑，唯大英雄能本色，是真名士自風流，這些現成的詞都是送給風流男人的。老實說，和妓女在一起尋歡作樂，未必就妨礙了王金發的英雄本色，但是風流瀟灑，有時候也確實可以成為掩蓋男人欲望的遮羞布，當做走向墮落的敲門磚。大上海的十裡洋場，是一個巨大的銷金窟，王金發有多少錢，在這也派得上用場。早在紹興當都督時，王金發做了什麼過頭的事，就有人向他委婉地指出，然而他不屑一顧，為自己開脫:“古今成功者，都這樣！”
充分享受榮華富貴，這便是王金發對成功的理解。很多革命者，在臥薪嘗膽時期，他們生命中所有帶光澤的東西都閃閃發亮。可是一旦革命成功，他們身上的卑鄙猥瑣，便統統暴露無遺。想想也是，幾年前，王金發亡命深山，風餐露宿，革命意志不移。現在他作為成功者，作為民國的功臣，作為上海的闊佬，和那些被革命的對象已經沒什麼太大的區別。難怪毛主席他老人家後來要提出繼續革命的理論，繼續革命顯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不僅王金發變了，王金發的母親也完全變了。在最艱難困苦的日子裡，她老人家寄食於廟堂，與討飯的老婦幾乎沒差別，現在也成了住洋房的闊老太太，享受著西式抽水馬桶，享受著一拉就亮的電燈，而且還有一棟專門為她布置的佛樓，她要拜佛念經，就有雇來的尼姑陪著。
陳其美剛當上海都督的時候，有一次去上廁所，正好有一位士兵也在裡面方便。陳其美的衛兵大聲呵斥，讓那士兵趕快離開，陳其美因此很生氣，覺得自己的衛兵不應該這麼做。他十分嚴厲地批評了衛兵，並就此警告自己。革命成功以後，只是從上廁所這一件小事上，便能看出特權的可怕。不矜細行，必累大德。孔融《臨終詩》中有這麼一句:“河潰蟻孔端，山壞由猿穴。”特權常常會給人帶來意想不到的喜悅，它能夠迷惑人，使人從喜悅不知不覺地過渡到自然和應該。王金發就把自己今日的腐敗行為，看做是老子出生入死換來的，看做是天經地義。這也是王金發的思想境界，和陳其美不能相比的地方。境界不同，結局也就不一樣。
王金發為其在上海的寓所，題名“逸廬”。這個名字起得不俗,“逸”正好雙關，因為他的籍名就是逸。事實上，他真正安心做寓公的時間也不長，因為辛亥革命之後，容不得革命者當寓公，你不去惹別人，別人未必就會放過你。革命黨人以為天下從此太平了，卻不知袁世凱正磨刀霍霍。在初到上海短短的幾個月裡，王金發吃喝玩樂之外，興趣似乎轉移到了書法和篆刻上面。王金發既然參加過鄉試，一手館閣體的小楷大約總是能寫的，我見到的則是行書，不算好，也不算太壞。值得一提的，是他刻的圖章，刀法沒什麼可取，內容卻像青年學生，有白文也有朱文，其中有化《論語》中的句子,“悟以往之不諫，知來者之可追”，還有“志士多苦心”，最有趣的是“無可奈何”和“逸廬主人”兩方章。“無可奈何”四個字組成了一個官的背景，這官還是明朝的打扮，那帽子上有兩根細細長長的小棍子戳出去。逸廬主人則是把“人”安排得非常小，小得還不到“廬”的六分之一。
從篆刻的內容來看，王金發仿佛還不甘心墮落。但這仍然不足以當做是他佯狂的證據，有文章說王金發所以走向墮落，是受了陳其美的熏染。因為在革命尚未成功之前，陳其美曾請王金發和蔣介石到上海“一品香”吃過大菜，又請他們到清和坊的堂子裡打麻將。我不知道是否屬實，但是革命黨人在妓院秘密聚會，和革命成功之後的花天酒地，絕不可同日而語。陳其美從來沒像王金發這麼胡鬧過，他們在人格上畢竟有區別。由於陳其美是蔣介石的恩師，蔣後來成為蔣委員長，反對他的人很多，而且蔣也確實留下了許多話柄，因此，陳其美既沾了蔣介石的光，也跟著他一起挨人唾罵。城門失火，殃及池魚，我就見過有文章稱陳其美為“楊梅都督”，意思是說他嫖妓時染上楊梅大瘡，這種謠言都是袁世凱雇用無恥文人捏造的，根本不足以為信。人們不太喜歡蔣介石，所以也和魯迅一樣懶得替他的老師辯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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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3年3月20日，宋教仁在上海火車站被刺。這是袁世凱向革命黨人正式動手的信號。在此之前，武昌起義三位主要領導人之一的張振武，被袁世凱和黎元洪找了借口，在北京殺害。宋教仁被刺以後，流言很多，正如兩年前，光復會領袖陶成章被刺時一樣，有人散布謠言，說宋教仁是陳其美派人暗殺的。散布這種謠言的目的很簡單，既可以掩蓋袁世凱的罪行，又可以挑撥革命黨人的不和。陳其美不作任何聲辯，他此時和王金發一樣，已被解除了上海都督一職，以社會名流的身份蟄居海上，知道只有偵破此案，才可以真正令人信服地告白天下。陳其美熟悉上海秘密會社的情形，和各階層人物有著廣泛的聯系，他暗中布置自己的舊部，積極配合租界的捕房搜查凶手。
有文章談到偵破宋案的關鍵人物是王金發，這種說法有些誇大。事實上，宋案被偵破的兩個突破口，其一是因為陳其美的一個手下，當了上海的電報局長，袁世凱及其爪牙與上海往來的電報，都能被其掌握。最初的線索都是在電報上發現的，哪幾個人有電報，哪些人有關系，按圖索驥，想跑也跑不了。其二是一位叫王阿發的古董商，在案發前，曾至宋案的嫌疑人應桂馨家去售字畫。應托王找人為其刺殺一個人，王找了一位姓鄧的朋友，鄧答應了，去應家面談，談妥之後，又後悔。宋教仁被刺以後，鄧看報紙，發現死者正是應桂馨讓其刺殺之人，於是把這事說了出來。
王金發在偵破宋案時扮演的角色，就是陪同租界的巡捕前去捉拿應桂馨。他在辛亥革命前，曾是上海灘搞暗殺的好手，和敵人的殺手也算是同行，對這些熟門熟路。當時有著廣泛讀者的《申報》，以“妓院之尋緝”為題，報道了捕應桂馨的經過：
先是國民黨特派員某君出外偵察，知應夔丞近常在妓女胡翠雲家吸食鴉片，乃由總巡率領巡捕多名，至其處先向胡翠雲盤詰。胡謂應未至此，現在迎春坊三弄李桂玉家吃酒，系蔡爾卿所請者，密訪不虛。乃復由總巡率領巡捕至迎春坊，先將該四弄弄口派人把守，以防逃竄。國民黨特派員入內上樓問，應君夔丞在座否，應答曰我在，某君曰，樓下有人與君會晤，應乃匆匆隨某君下樓，至門口即被捕。
這裡的特派員某君，就是指王金發，而應夔丞就是應桂馨。隱去王金發的真名本義是什麼，有各種推測，有人認為王金發和陳其美有很深的關系，在案還沒有完全偵破的時候，讓人預感到和陳其美關系深的人介入此案，容易引起誤會和異議。不管怎麼說，王金發重操舊業，牛刀小試，好歹又立了一功。應桂馨束手就擒，從他的住處抄出了許多證據，這些證據不僅有一支凶犯用過的三彈五響手槍，還有大量的足以證明袁世凱是本案主謀的真憑實據。宋案完全是一次有計劃有預謀的刺殺，元凶除了袁世凱之外，還有當時的政府總理趙秉鈞，內務部秘書洪述祖，應桂馨不過是具體的執行人，由他直接收買刺客實施暗殺。
宋教仁在4月20日被刺，三日後，抓獲應桂馨，又過一日，抓獲應所指使的刺客武士英。至此，宋案已基本查清，袁世凱一伙完全陷入被動。到了第五日，孫中山聞訊風塵僕僕地從日本趕回上海，當天晚上在同孚路的黃興寓所，與陳其美、戴季陶、居正、柏文蔚等密商對策。孫中山認為，袁世凱破壞民國的罪惡已不可掩，應該乘著人心激憤之際，武力討袁，以除後患。他提出了“聯日”和“速戰”兩策，說日本與中國相鄰，關系密切,“助我則我勝，助袁則袁勝”，並願意親自再往日本接洽。黃興和陳其美等人，認為以法律解決為好，既然已經抓住了袁的把柄，是非自有公斷。畢竟國民黨已經成立了，天下已大同，對此復雜問題，宜持冷靜態度，而等待正當之解決。從感情上來說，反袁若借助日本人，的確也為大多數革命黨人所不能接受，但是不借助外援，以南方數省不足恃的武力，苟或發難，必致大局糜爛。
王金發似乎還不夠格參加最高層次的密談。革命黨人最後決定聽由國會裁判。國會在袁世凱的控制下，所謂秉公裁判，自然成為一句空話。就在報紙上披露44件確鑿證據的那天，袁世凱和五國銀行團簽訂了2500萬英鎊的《善後借款合同》。這是中國歷史上借的最大一筆外債，有了這筆錢撐腰，袁世凱再也不怕國民黨和自己搗蛋。他解除了國民黨擁有的幾個省都督頭銜，他們是江西都督李烈鈞、廣東都督胡漢民、安徽都督柏文蔚。革命黨人和袁世凱客氣，袁世凱就老實不客氣。在王金發當了將近一年寓公的時候，討袁的二次革命終於爆發了，江西、安徽、廣東、福建四省差不多同時宣布獨立，成立聲勢浩大的討袁軍。可惜討袁軍在戰場上，並不是袁世凱的對手，很快就處於下風。
二次革命中的王金發，已不像辛亥革命時那樣沖鋒陷陣，出生入死大放光彩。盡管他那拼命三郎的余威還在，然而終究是雷聲大，雨點小。1913年的7月20日，由於浙江的都督朱瑞宣布“中立”，王金發便在上海自任浙江駐滬討袁軍總司令，協助陳其美攻打制造局。耐人尋味的是這一次王金發變得有些理智，沒有冒冒失失地再次充當敢死隊隊長，而是申請後勤，為沖鋒陷陣英勇犧牲的將士輸送酒食。他的後勤工作十分差勁，據說行至半途，被人暗算，有壞人向汽車投擲炸彈，汽車受損，此事便不了了之。王金發顯然沒有受傷，但是，從此就再也沒有在戰場上見到他矯健的身影。二次革命時，陳其美領導的討袁軍，在上海打得十分頑強，翻閱當時報紙，我們可以見到許多熟悉者的名字，譬如蔣介石、鈕永建、陳果夫、黃郛、居正，可就是很難找到王金發。
說王金發貪生怕死躲起來，無疑是一種不負責的說法，不過說他不像過去那麼積極，這一點大致不錯。也許是事出有因，王金發的舊部都在紹興，在上海灘，他只是一個空頭駐滬總司令。陳其美雖然和他有很深的關系，但是他也不能把別人的人馬借給他用，和辛亥革命時一樣，革命黨人的武裝總是帶有組合成分，譬如什麼商團、浙軍、蘇軍、光復軍、奮勇軍，各有其主，別人調遣不得。除非王金發放下架子，去做一位馬前卒，而他畢竟是當過都督的人，這個委屈如何受得了。有文章說王金發向陳其美要餉，有了餉才能回家把舊部帶出來，陳自己忙得焦頭爛額，根本顧不上他，兩人因此有了齟齬。
事實上，滬上討袁之戰很快就失利，從7月18日陳其美在滬宣布就任討袁軍總司令開始，到8月13日，上海討袁軍完全失敗，陳其美不得不避居租界，成了受通緝的要犯。在這段時間裡，除了那次半途而廢的輸送酒食，王金發在干什麼，找不到什麼文字記載。他的“逸廬”是不是在租界裡，我不清楚，能確切知道的，是盡管他表現消極，仍然被列入受通緝的名單。不管怎麼說，他是浙江駐滬討袁軍的總司令。二次革命失敗以後，躊躇滿志的袁世凱通電全國，查緝“重要名人”70余人，並開列賞格，一律以現大洋計算：拿獲黃興者10萬元，陳其美5萬元，王金發竟然和柏文蔚李烈鈞等並列，值2萬元。
3
二次革命後，王金發再一次陷入了亡命生涯。有人認為這一次他沒有去日本，其根據是《王季高君行述》上說：
亡命復亡命，其亡而之東西洋乎，海天遼闊，以遨其游，豈不快哉!季高初意如此，其母不欲令其子遠去，且以金錢有限，旅費不足資，而應酬又廣，不如暫伏內地之為得。於是季高仍蟄滬上，其母則住舊宅。
但是1913年8月18日《時報》，一則標題“福建路天然旅館發現私造炸彈”的報道，卻透露出這麼一則消息：
業經捕房查明，該旅館實系為前紹興都督王金發所開，各情已志前報。王於此事發生後，當即攜其愛妾，即前在新清和為娼的花寶寶潛行東渡。
王金發在二次革命失敗後，是否真的亡命日本，本身並不重要。以上兩則消息都不可以作為鐵證。說王金發去不了日本，是金錢有限，旅費不足，雖然不是實情，而報紙上說王金發已逃亡日本，也很可能是煙幕彈，偌大的一個上海，十裡洋場，藏一個王金發，比當年落草為寇，躲在深山裡更安全。問題的實質是二次革命雖然失敗了，王金發雖然遭受通緝，他的生命安全還是有保證的。上海的租界幾乎就是外國，袁世凱的密探也並不是像我們想象的那樣賣命。事實上，沒有幾位被通緝“重要名人”落網，明正典刑的更微乎其微，袁世凱是奸雄，善於用心計，他寧願搞暗殺，也不願意落下濫殺的罪名。
當時最嚴重的問題，不是對於白色恐怖的恐懼，而是看不到革命黨人進一步的出路。辛亥革命時，革命黨人稀裡糊塗地就大獲全勝，二次革命，又莫名其妙地便輸了。這裡面不僅僅是因為對手發生了變化，關鍵在於革命黨人自身發生了變化。早在1907年，陳其美剛去日本留學時，曾指出留學生中只有二十分之一，腦子裡有“國家”二字。換句話說，這應該包括魯迅和王金發等人的二十分之一雖少，畢竟是有革命思想的精華。正是因為有了這些精華，星星之火，可以燎原。陳其美總結二次革命失敗的原因時，曾說過：
辛亥革命，手持寸鐵，集眾數日，武昌一呼，全國振蕩者，革命黨之精神有以致之也。癸丑一役，擁兵十萬，北兵負隅，而全局失敗者，革命黨中銳氣消沉之所致也。
陳其美把二次革命的失敗，歸結為黨人“無團結力，吝自為謀所致”，在後來和孫中山的一次談話中，他承認自己在當初宋教仁被刺時，反對起兵討袁是錯誤的，是對袁世凱的險惡用心認識不足。正是在這次談話時，陳其美說:“二次革命之發生，由於第一次革命敷衍妥協；而第二次革命之失敗，由於我黨之不統一。”
革命黨人的不統一，是直接地表現在了最高層領導人孫中山和黃興之間，有了不可調和的矛盾。孫中山認為失敗是因為黨內同志“致黨魁有似傀儡”，根本不服從他的命令。有鑒於此，孫中山決定重建中華革命黨，他在給黃興的信中，口氣十分堅決地說：
弟所望黨人者，今後若仍承認弟為黨魁者，必當完全服從黨魁之命令。因第二次失敗，全在不聽我之號令耳。所以，今天弟欲為真黨魁，不欲為假黨魁，庶幾事權統一，中國尚有救藥也。
重建的中華革命黨，凡入黨者，都得寫誓約，蓋手印，以表明願意犧牲一切，附從孫先生再舉革命。在辛亥革命首義有功的功臣中，尤其是那些做過高級將領的同志，對這種做法都持異義，如李烈鈞、柏文蔚、譚人鳳、陳炯明、張繼等，黃興更以“前者不夠平等，後者跡近侮辱”，堅決反對。持贊成態度的有陳其美、胡漢民、廖仲愷、許崇智、蔣介石等。孫中山再次被選為中華革命黨的總理，他過去是同盟會的總理，然而此總理非彼總理，後來的國民黨談到先總理，那些參加中華革命黨的人，關系似乎更要近一層，更有嫡系和正傳之感，像蔣委員長。而在蔣介石統治的時代，修訂民國史，當時沒有參加中華革命黨的民國元老，顯然要吃虧。黃興和孫中山意見相左，離開革命黨人的根據地日本去了美國，讓開了第二號的協理位置，孫中山提議陳其美擔任，陳其美堅決謙辭，協理的位置空缺著，這樣，陳其美在黨內的地位迅速提高，為他的得意弟子蔣介石作了極好的鋪墊。
在如此復雜的黨內斗爭中，以王金發的莽撞，沒有辦法分清是是非非。在他的第二次逃亡中，王金發顯然是去過日本的。當時的革命黨人，從上海去日本實在太容易，在80年代初期，有人曾訪問王金發的女兒王俠雄，她對父親攜其去日的情景記憶猶新，她記得自己身穿日本女孩的和服，常常有朋友來看望她父親。沒有任何材料可以證明王金發參加了重組的中華革命黨，甚至都見不到他在二次革命失敗後，繼續和黨人保持來往的記錄。許多革命黨人已經喪失了繼續革命的斗志，而王金發無疑是喪失斗志的人之一。
王金發大部分時間都躲在上海，其處境有些狼狽。《王季高君行述》上這樣記載：
然斯時內地之亡命者麇集於此，無論從前與季高有否關系，覓一介紹人，即向其母索借旅費，至再至三無已時，甚有一次不遂，遽出惡言以相詈者。而各處暴動案，輒雲受王逸委任，報紙上數數登載。其母殊懊惱，嘗曰:“吾兒季高，以奔走革命故，家產蕩盡，逃難時，吾如老丐婦，向親友借貸不得，唯有質布衣，惑忍餓飲泣耳!吾前半世辛苦至矣!今年已老，猶若此，豈必不許我吃一頓安穩飯乎！”
這位岳飛之母式的革命老媽媽，似乎也有些不耐煩了。以她的覺悟，當然不明白袁世凱的所作所為如何奸壞。清朝的皇帝已經下台，革命已經成功，漢人的統治已經恢復，天下都已經太平了，為什麼還不讓她老人家安度晚年，吃頓安穩飯。老太太越想越氣，抑郁成疾，臥床不起。有一天，一位客人來探病，問起王金發的處境，王母於是大訴苦衷。客人別有用心地說:“你兒子是大本事的人，還怕無用武之地。不如你親自出面，代他向政府自願悔過投誠，為國效力，肯定能得到特赦。”王母頓時心動，待客人走了，便和兒子商量，王金發人雖莽撞，卻不敢答應，知道這一步險棋不可以隨便走的。
然而王金發最後還是走了這步險棋。《王季高君行述》上，強調是王母瞞著王金發，偷偷地給陸軍部寫了信，並花兩萬元巨款為兒子疏通。結果，在1915年1月，陸軍部發出“奉部批准免於通緝”的批文。於是王母大喜，強迫兒子赴京面謝。事已如此，想回頭也難，王金發是大孝子，母命不可違，臨了，不得不勉強赴京。我對王金發對母親給陸軍部寫信，完全被蒙在鼓裡一事，始終表示懷疑，總覺得有“為賢者諱”的成分。事實上，王金發在滬期間，與陸軍部駐滬代表王百川和李魯生時相過從。那封請求陸軍部“免於通緝”的信，顯然和這兩人有關。
王金發在去北京謝恩前，心情十分矛盾，這是無疑的。投誠事小，失節事大。他找來了老朋友謝震，希望他幫他拿主意。謝震明白王金發去意已定，所謂拿主意，也不過是求其諒解罷了。謝震快人快語，說:“丈夫貴立志，能成事，何必斤斤求諒於人哉！”王金發仍然猶豫，怕過去的戰友忌恨自己。謝震只好安慰他，說只要不改革命的初衷，作為好友，他自然會為他解釋。謝震提醒王金發，大丈夫能屈能伸，既然去了北京，就不要白去，應該撈個職務，手中有了權，養勢待時，他日再起，要方便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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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金發就這樣在母親的安排下，稀裡糊塗地去了北京。這時候，他的智力狀態已經出現問題。去北京無疑等於上賊船，上去了，就不是那麼輕易可以下來。所謂撈個職務，以圖他日再舉，根本就是自己騙自己的笑話。憑王金發的莽撞，和袁世凱玩心眼，那是班門弄斧，關老爺面前耍大刀。袁世凱和他的陸軍部，絕不像謝震想象的那樣容易欺騙，王金發到了北京，銀子花了不少，官沒封到，卻還要他拿出投誠的實際行動來。這實際行動就是要王金發限期拿獲韓恢、詹大悲、蔣介石、姚勇忱等革命黨人。既然當了婊子，就得賣身，這是人之常情，天經地義。王金發十分為難，賣友求榮，這是不能接受的條件，可是人已經到了北京，這條件不能接受，也不能拒絕。王金發陷入進退兩難走投無路的尷尬境地。
王金發的請求免於投誠，走的陸軍總長段祺瑞的路子，然而軍政執法處聞訊王金發已入京,“威擬逮捕，以伸國法”，並指責“段總長信小節而不顧大局”，這種傳聞也許只是想嚇唬嚇唬王金發，而王金發的確也被嚇得不輕，於是“踉蹌出京”，趕快逃跑，北上僅逗留了一個星期，所有的事情不了了之。投誠之事，在一開始就草率，臨了，還是草率。投誠的雙方都沒有太多的誠意可言，王金發得到的唯一好處，就是可以免於通緝，從此可以公開活動。對於王金發來說，這顯然不是一個壞的結局，因為他花錢投誠的目的，很可能就在於此。過分強調王金發准備東山再起，顯然不是事實。
此時的王金發，已經不是越王勾踐。越王勾踐為了報仇雪恨，臥薪嘗膽，而王金發回到上海灘的十裡洋場，從此車水馬龍，花天酒地，所謂“入聲色也消愁”,“終日以醇酒婦人自遣”。
兩次亡命之王季高，一變而為豪賭冶游之王季高矣!
事實上，早在二次革命前，王金發身上的許多壞毛病，就已經露端倪。現在有了苦悶這個堂皇的借口，更是順理成章名正言順，索性一條路走到盡頭。“投誠”之舉，害得王金發裡外不能做人，兩頭不能討好。袁世凱方面要他限期捉人，潛伏在上海的黨內同志，聽說他從北京歸來，疑懼萬端，只怕自己成了王金發獻媚袁大總統的禮物，一個個都躲他遠遠的，海外同志更不相諒，紛紛來信質罵，並雲將派人暗殺。王金發有口難辯，也不知怎麼辦才好，只好聽天由命。漫道溫柔消壯志，醇酒婦人亦英雄，於是他以吃喝嫖賭來更加迅速地墮落自己。
再也沒有什麼比王金發的死更窩囊的事情。王金發似乎忘記了自己處在雙重的危險之中。在1915年的5月，也就是在他去北京投誠的五個月以後，袁世凱接受了日本政府對中國的“二十一條”，准備稱帝前夕，王金發忽發奇想,“以調查舊部動靜，並消弭亂萌為辭”，向上海的鎮守使鄭汝成請示，要去浙江一游，並打算在西湖邊上建別墅。鄭汝成批准了王金發的要求，親自打電報給浙江都督朱瑞，請其保護接洽。上海鎮守使鄭汝成是袁世凱在南方的心腹，陳其美領導的上海二次革命，就是慘敗在他的手下。鄭是革命黨人的心腹大患，陳其美後來不得不派人將其暗殺。而浙江的第三任都督朱瑞，卻是一位變質的老革命黨人，他早在1907年，就由秋瑾介紹參加了光復會，辛亥革命率領新軍攻打杭州時，曾和王金發並肩作戰。
按說王金發和朱瑞真應該有些舊交情。從王金發去杭州時要請示，要保護，說明他當時被軟禁監視，也害怕革命黨人行刺。王金發犯的一個最大錯誤，就是沒想到昔日情同手足的戰友會加害自己。他沒想到早在自己沒去杭州以前，朱瑞便密電袁世凱，說王金發“來杭意圖叵測”。王金發到杭州後，揮金如土，會客請酒，相續不絕。過了三天，一向躲著不見面的朱端，忽然決定在百井坊巷自己的公館，宴請王金發。有人勸王金發，說朱瑞可能沒安好心，此去弄不好便是鴻門宴，還是不去為妙。王金發也心存蹊蹺，但是想到朱和自己畢竟有過交情，絕不會如此負義。席至半酣，朱瑞拿出袁世凱的電報，很痛苦地說:“上峰有令，我已無法幫忙。”就這樣，王金發被關進了陸軍監獄，一關就是二十多天，至6月2日下午4時，慘遭殺害。
我曾見過王金發臨刑前的照片，照片上的王金發毫無恐懼，兩個眼睛瞪得大大的。他被綁著雙手，捆在用樹棍搭起的架子上。行文至此，我又一次找出了這張照片，不由得百感交集。這張照片曾登在報紙上示眾，當年一定很轟動，魯迅的二弟周作人沒見過王金發本人，第一次看到他，也是見的這張照片。對於大多數人來說，對王金發記憶最深的莫過於這張照片。這張照片是王金發傳奇一生的終結，是他不平凡人生的一個句號，一個很不圓滿的句號。王金發實在不應該是這樣死的。
王金發被殺，當年那位被他釋放的章介眉，曾起了推波助瀾投井下石的作用。這位為殺秋瑾女俠出謀劃策的千古罪人，此時又混到北京的總統府裡當秘書，掌管機要，王金發當年沒有痛打落水狗，饒他不死，他卻不肯感恩放過王金發，據說他曾急電政府，振振有詞,“有稂莠不去，嘉禾不生，懇即明斷，以張紀法”，促成了袁世凱下決心殺王金發。這好像又是個農夫和蛇的故事。為此，魯迅幾次寫文章警世，最著名的就是《論“費厄潑賴”應該緩行》。此文曾經被選入“文化大革命”中的中學課本。那時候上中學的人，都應該讀過這篇文章。“費厄潑賴”是寬容的意思，對敵人寬容必吃苦頭，王金發的教訓就是例子。不過一個小小的章介眉，究竟能起多大作用，還可以提出疑問。朱瑞身為一省的都督，想殺王金發，也必須是有了袁世凱的電報才敢動手，把王金發之死賴在章介眉身上，可能也是覺得這樣更有戲劇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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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金發這樣的莽男兒，最適合馬革裹屍當英雄。他應該是黃花崗七十二烈士之一，應該是徐錫麟和秋瑾，應該死於前清時的捕役，應該死於光復時的槍林彈雨。歷史讓王金發選擇了一個最不應該的死，不死於節，不死於義，偏偏死於投誠之後的鬼魅官場。王金發死得不明不白，死得冤枉。他糊裡糊塗地送了命，不管後人如何為他辯解，他一生的名譽隨“投誠”二字而毀。這真是一個最糟糕的死法。歷史的經驗值得注意，應該死而不死，往往不是件好事。譬如汪精衛，他正好和王金發同年，如果在刺殺攝政王未遂後，當真被判了死刑，立地正法，了卻他“引頭成一快”的心願，也不會在後來留下一輩子的罵名。晚節不保向來就是個嚴重問題，很多人都是小事清醒，大事糊塗，一失足成千古恨。
大事萬萬糊塗不得，王金發死了以後，頗有大快人心的一面。人們自然會很輕易地相信報紙所說，除了極少數的親友之外，大多數人都覺得他死有余辜。據說在紹興，人們開會慶祝，堅信這是王金發“禍紹”的報應。前清的遺老們心頭一定很痛快，彈冠相慶，因為大清的江山，就是被王金發這樣的亂黨推翻，殺一個王金發雖不足以解恨，但是殺總比不殺好。最讓人心疼的，是昔日並肩作戰的革命黨人，也覺得王金發活該，這就是投誠和變節的惡果。王金發被殺的一個重要罪名，是他不肯出賣昔日的戰友，換句話說，他的投誠有些莫名其妙，毫無“誠”字可言。他從北京回上海以後，政府“派員赴滬監督，意延宕數月之久，迄未捕獲一匪，反與亂黨隨時往來”。於袁世凱的角度，殺王金發也沒殺錯。
袁世凱是一個很懂得利用輿論的高手，他知道如何不惜重金，收買那些無聊的文人，編造一連串的謊言，顛倒黑白，攪亂是非。既然要殺一個人，就必須徹底把他搞臭。王金發冤枉，就在於所有的人都覺得他該死。人總是容易輕信那些無中生有的東西，日本的古屋奎二所撰《蔣介石秘錄》，就為當時報紙上的謊言所蒙騙，其中有一段，煞有介事地說蔣介石在上海，因為王金發的告密，差一點落入袁世凱的偵探手中。這樣的小道消息，蔣介石自己是否相信，不得而知。
蔣介石所以能夠成為中國近代史上比王金發著名得多的人，很重要的一點，是他比王金發更有眼光。盡管他們的經歷差不多，年齡相仿。蔣介石的故鄉奉化，和王金發的故鄉嵊縣相鄰，但是蔣介石的展望未來，要比王金發遠得多。作為戰士，辛亥革命成功，王金發的革命生涯也就走到頭了；而對蔣介石來說，雖然不時也去過妓院，對前途也沮喪失望過，但是醇酒婦人並沒有消亡他。他們的起點差不多，發展的軌跡也有許多相似之處，但是結局完全不一樣。歷史證明王金發這樣的莽男兒，絕對不會成為蔣介石那樣的人。我們可以為王金發辯護，說他是假“投誠”，說他胸有大志，還想東山再起，然而美好的願望，畢竟不能代替血寫的事實。
吳越爭霸的故事中，越王勾踐是最終的勝利者，然而從感情上來說，我不喜歡勾踐。這也許和小時候看過的故事有關，我記得在林漢達先生所寫的《春秋故事》中，寫到越國失敗以後，勾踐為了麻痺吳王夫差，不僅俯首聽命“請為臣”，而且還把老婆獻出去“妻為妾”。更有裝孫子到了喪心病狂的一步，竟然用嘴去品嘗夫差拉的屎。吳王夫差生病許久，有一天勾踐說，大王的病就要好了，因為我嘗過大王拉的屎，味道有些酸，說明大王的消化系統已經有所改善。吳王夫差很感動，覺得勾踐對自己很忠心，從此放松了警惕放虎歸山。結果勾踐臥薪嘗膽，發憤圖強，終於打敗吳國，殺了夫差。我不明白勾踐的行為有什麼可稱道的，士可殺不可辱，說什麼也不應該吃屎，也不應該犧牲西施，搞美人計，更不應該把自己的老婆貢獻出去。對於有些人來說，最終的結果是最重要的，但是如果過程那麼無恥，再好的結果又有什麼意義?
差不多同樣的道理，王金發身上有許多比蔣委員長更可愛的地方。王金發之為人，任其天然之性，嬉笑怒罵，皆露本真。他一生中最大的失誤，就是在最後關頭，不自量力地強學越王勾踐。勾踐並不是什麼人都能學的，以王金發的莽撞和修養，要學也只能半截子，畫虎不成反類犬。不會演戲就別演戲，演戲演到一半，想下台，也下不了。謝震《王季高君行述》在結尾部分說得非常好：
凡人當常提自覺心，與其硬學智巧，何如率其本真。
學勾踐只學一半，臨了還把命給搭進去，這就是王金發的悲劇。臉皮不夠厚，就別去做那種丟人現眼的事。王金發硬學智巧，以己之短，去和工於心計的袁世凱斗，結果就只能是找死。事實上，王金發已不可能臥薪嘗膽，他的思想已經變質，婦人和美酒已經消磨了他的壯志。王金發已經徹底落伍了，他注定應該是被歷史淘汰的對象。
王金發死的時候，只有33歲，在他死後的一年左右，辛亥革命時期的幾位重要人物相繼去世。先是陳其美，被袁世凱派人刺殺。緊接著是袁世凱自己，因為稱帝眾叛親離，在國人的唾罵聲中死去。然後是黃興和蔡鍔的病逝，兩人僅相差八天。人都有一死，這些如此了得的人物集中地離開，預示著辛亥革命作為一個時代，已經真的結束了。黃興和蔡鍔功不可沒，他們死後不僅享受了國葬的待遇，而且修建了十分壯觀的墳墓，供後人緬懷和瞻仰。國民黨人曾力爭要為陳其美舉行國葬，國葬不成，於是就募款厚葬，在陳其美死後的第二年，在他的家鄉湖州，建造了一座美麗的英士公園。袁世凱的死也頗讓人咀嚼，雖然有豪華的葬禮，有很不錯的墓穴，但是從他死的那天開始，他的罵名就沒有停止過。
我的這篇小說，其實可以加一個小小的副標題，那就是“重溫辛亥革命”。王金發這個人物是小說的圓心，半徑便是整個辛亥革命時期。有人流芳百世，有人遺臭萬年。至此，我不由得想起黃興寫給袁世凱的一封信，這是在武昌起義的一個月以後，袁世凱剛復出不久，黃興希望袁世凱以“拿破侖、華盛頓之資格，出面建拿破侖、華盛頓之功”，如果他能做到這一點,“南北各省人民都將拱手聽命”。歷史不止一次賦予袁世凱極好的際遇，早在戊戌維新的時候，如果他不出賣譚嗣同，無論變法成功與否，他都是名垂千秋的人物，可是袁世凱偏偏選擇了告密，在自己身上留下一個極大的污點。同樣，現成的民選大總統不當，非要過一把皇帝癮，前後做了幾十天皇帝，結果連三歲的小毛孩，都知道他不是個東西。歷史不能假設，他要是早死幾年，說不定還真成了中國的拿破侖和華盛頓。狗肉不上台盤，豎子不足為謀，在流芳和遺臭之間，袁世凱咎由自取選擇了後者。不妨把楊度悼蔡鍔的挽聯借來一用：
魂魄異鄉歸，如今豪傑為神，萬裡江山空雨泣；
東南民力盡，太息瘡痍滿目，當時成敗已滄桑。
這是一個失意者發自內心深處的感歎。豪傑為神，所謂一死重如泰山，黃興也好，蔡鍔也好，包括陳其美，這些人都是死得其所。楊度因為擁護袁世凱稱帝而臭名昭著，因此他的挽聯在贊頌別人的時候，仍然嵌著小小的骨頭。和黃興、蔡鍔以及陳其美這些共和元勳相比，王金發就要寒酸得多。王金發後來被安葬在西湖邊的臥龍橋畔，地方固然是個好地方，可是只要想一想美麗的西湖邊，葬的都是什麼人物，便會覺得王金發有些僭越。葬在西湖邊上的應該是精忠報國的岳飛，是挽救明朝於危亡之中的於謙，是慷慨就義的鑒湖女俠秋瑾，王金發如何配和這些人齊名?青山有幸埋忠骨，王金發葬在西湖邊上，是他沾了西湖的光，因為他似乎還不夠為西湖增色的格。
王金發注定成不了神，他的身上只有傳奇，沒有神話，人都有一死，一了百了，所謂“當時成敗已滄桑”。辛亥革命留給我們最重要的話題，就是推翻了帝制，卻沒有來得及鏟除封建思想的基礎。王金發毫不猶豫地革了別人的命，偏偏忘了革自己的命。即使沒有投誠這件尷尬事，王金發的前程也不容樂觀，他的思想境界上有著嚴重的問題。辛亥革命本質上仍然是改朝換代。這也就是為什麼對後來的五四運動會有更高的評價，盡管五四運動本身，只是學生運動，然而治療滿目瘡痍，還得靠學生們開出的兩劑藥才管用，這兩劑藥便是“科學”和“民主”。要想救中國，必須靠德先生和賽先生。在中國的歷史教材中，現代史的開端，歷來有兩種主張，一是從辛亥革命始，一是從五四運動始。過去我一直傾向於前一種說法，雖然在我讀書的年頭裡，標准答案應該是後一種，課堂上考試必須這樣答題才能拿滿分。寫完了手頭的這部小說以後，我由衷地贊成後一種說法。
王金發這樣的莽男兒，只是結束了一個頑固的舊時代。真正的新時代，的確應該是從五四開始。我們常常以為結束舊的，自然便是新的開始，事實有時候並不是這樣簡單。還是以柳亞子先生寫的《莽男兒》來做結束語，對於王金發這樣的舊人，以舊題詩結尾為最好：
功罪何當付蓋棺，紛紜謠諑總無端。
秦人倘識苻生枉，蜀老難為葛相寬。
敗寇成王誰定論，恩牛怨李此旁觀。
荒墳鬼哭鴟鵂叫，一卷叢殘帶淚看。
1997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