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很多關於阿爾弗裡德·諾貝爾的虛構著作中，有一本書的名字是《無人知曉的人》。由於即使在他作出很多發明而變成世界名人、他的企業變得異常巨大、他自己也變為一個富翁之後，他仍然不喜歡出頭露面，因此從這個角度上講，這個書名是無可非議的。不管是在他間隔訪問的祖國，還是在他安家落戶的其它國家，他大體上保持著不為廣大公眾知曉的情況。
對於他的同代人來說，他們對於一位「工業大王」或「大資本家」，應該具有怎樣一種儀容和舉止，好許有著先入之見和老套概念，毫無疑問，會對這位居住在馬拉可夫大街的個子矮小、皮膚發灰的人感到失望。他既不虛張門面，也不大擺架子，而以自己的風度輕輕地走來走去，他自己幾乎不注意講究或奢侈，對他周圍的東西和服務要求不高。鄰居們和走路的人，只看見他把自己包在馬車上的毛毯裡，每天一清早，幾匹養得肥壯的馬拖著馬車，以輕快的腳步馳向在塞夫蘭的實驗室；或者在每天下午回家的路上看到他，不過很少有一個固定時間。
由於他的職業性質，他在異常偏遠的地方進行研究和試驗，因此，他實際上從來也不到餐館去。在這種情況下，同其他人交往的機會也就少得可憐。這並不意味著他是一位隱士，或者用我們現在的話叫作「一個走單行道的人」。他所受的全面教育和對各種學問繼續保持的敏銳興趣，使他不可能成為這種人。但是，無論他在巴黎、阿迪爾還是在聖雷莫居住的期間，他經常單獨進行自己的部署，並且隱沒在遙遠的旅途上，這就意味著他在自己的家庭環境裡，從來不能成為一個永久的人物，或者以他的生活方式成為一個受人注意的人。
另外一方面，在十九世紀的七、八十年代期間，他在巴黎、倫敦、柏林、維也納和漢堡的某些大工業與金融界，是如此赫赫有名，以至於他無法避免地成為注意和尊敬的中心；同樣，這種情況所包含的不方便，也就難以避免了。在這些特定領域裡，對他本人作為一個參謀人、金融家、贊助人和許多別的角色，為什麼會表現出那麼大的興趣來，這是有著很多理由的。但是，由於諾貝爾的名字經常是公司名稱和炸藥商品的一部分，這就難免要同硝化甘油和黃色炸藥不時從中起作用的受到廣泛宣傳的故事、暴行以及同訴訟和同國家與地方政府的糾紛等聯繫起來，因此，有時候這個名字被用不愉快的口氣叫出來；正像我們已經知道的那樣，這種情況是經常發生的，而且感情是高度激動的。這只能把這位敏感的人，更深地趕進他的殼裡；也就是他的工作中去。那麼，難道就沒有東西能夠引誘他出殼嗎？難道這位傑出的人就不需要朋友、休息和娛樂了嗎？答覆是肯定的，但除此之外，他只是在經過仔細考慮之後，以他自己的方式重新出來活動。
在交友方面，阿爾弗裡德·諾貝爾是如此地特別，而且經驗使得他那麼多疑，以至於能夠算得上朋友的人寥寥無幾。他們是經過考驗的，並且還要繼續經受考驗，而這是需要時間的。從他的早期起，所交結的朋友有西奧多·溫克勒、阿拉克裡·利德伯克、卡爾·奧伯格、阿道夫·阿爾塞爾·諾登捨爾德和索爾斯德·諾登費爾特等人。此外，還有他的侄兒伊曼紐爾，揚斯特羅姆兄弟，以及拉格納·索爾曼等後期他所交往的一些朋友。
對於諾貝爾來說，休息是生活中無關緊要的一件小事，因此，同工作相比安排得很不合理，並且顯然只是在絕對需要的情況下，才進行休息的；當技術上的勁頭促使他繼續幹下去的時候，他是不允許休息來侵犯工作的。
至於娛樂和公認的那些取得樂趣的活動，諾貝爾雖然廣泛熟悉，但卻更加是一個消極的旁觀者，而不是一個積極的娛樂活動的參加者。朋友們曾經談過他平靜的讚許和慈祥的微笑，卻沒有提過他的興高采烈和放聲大笑。看來在他的整個一生中，他始終格守自己年輕時的意見，認為消遣同宗教一樣，並非由一套料理或體勢構成的，而是通過研究自然的偉大課題來取得的。他在這方面始終有著濃厚的興趣。在他那難以駕馭的工作熱情中，他既不是為了追求諾如名譽和黃金之類人們常想達到的目的也不是為了爭奪權勢，更不希圖有了這一切後就會有的奢侈的生活方式。也正是由於這個理由，幾乎沒有什麼東西能夠誘惑他。
在他一生六十多年的生活中有四十年主要是由三種不同的活動來填補的：技術試驗工作，這項工作吸引了他一生的興趣，他感到在這方面是得心應手和滿意的；實業事務和組織工作，在這方面他由於有自己的專門知識而得到好處，但卻認為這僅僅是一種必要的東西，然而，由於它的複雜性，又是一種討厭的禍害；旅行，這是出自另外兩件活動的需要，雖然在他那個時候，旅行是件疲勞和不舒服的事，但對他這種不肯休息的性格來說，卻是非常相宜的。因此，乍一看來，他好像除了工作以外，就根本沒有時間來作別的事情，但是這種觀點，由於下面的考慮而有所緩和。
諾貝爾的發明和實業事務工作，以及同外部世界有關連和影響的一切，大部分已探討介紹過了，沒有談到的只是他的旅行。這些施行已經不時地在文字上接觸過，但卻從未仔細地加以敘述，他的旅行在當時來說，不僅次數頻繁，而且範圍也是異乎尋常的廣泛。如果我們查閱他的書信和帳簿，檢查他的圖書和與他本人有關的證件，我們就可以看到他的幾個新的生活側面的火化。
原始材料和無數電報與信件的內容，流露出這些旅行都是有充分計劃的，它們經常包拈在某處著名的溫泉場或療養地逗留一段時間。這就是諾貝爾所進行的休養嘗試。他的休息是通過交換一下景色進行的，但對於他正在設法解決的那些問題，卻一點也沒有放鬆。雖然他經常表示願意丟開工作完全休息一下，然而卻一直做不到。許多問題和「尼夫爾海姆鬼魂的作祟」，以及信箋和地址簿，都在到處陪伴著他，而他旅途中寫的書信，一點兒也不比在家的時候少。
在一八六六年至一八九六年間，他曾多次去過一些歐洲的療養地，停留的時間長短不一；他更喜歡到德國、奧地利、法國、瑞士和意大利各地去旅行。冬天他到南方去，夏天則到北方去。正像人們所料想的那樣，這些地方通常是在他的幾座工廠和公司總部的旅途之間，而他則通過周密的思考，而把那裡當作歇腳的地方。因為他有許多不尋常的疾病——他在書信裡討論過這些病，因此，不難得知在他的旅途中，他常常去找一些被人推薦、但他卻並不信任的專家們，來治療這種或那種病症；但他只接受診斷檢查，卻從不堅持治療，也許在開始治療之前，就對這些專家們進行挖苦性的批評了。
書信表明，諾貝爾經常因為同某個人有約會，而出現在一處療養地，例如，要見住在遙遠的聖彼得堡的哥哥路德難格，或者他有事與之相談的某工業大王。他經常去訪問德累斯頓這座美麗的小城，因為他曾說過：「它始終是我最喜歡的地方，我願意回到那裡去。」但對他這種喜歡的真正理由，則不甚瞭解。奧地利時髦的溫泉伊斯什爾，是他在十九世紀八、九十年代最常去的地方，只是因為他所珍愛的那位年輕的女人，不時住在他在那裡買下的一座漂亮的別墅裡；關於這位女人的情況，我們以後再談。他在伊斯什爾得不到休息，就我們所知，他在那裡的逗留，並不能給他帶來有利於身健康的自由。
從十九世紀八十年代末起，他在蘇黎世的湖上有一隻自己設計的小巧美觀的遊艇，這是世界上第一隻完全用鋁製成的遊艇。在十九世紀九十年代初期，我們看到這位六十歲的老人，在這個群山繚繞的湖面上，同各種客人坐在遊艇上，他們穿的是淺色衣著，而不是乘坐遊艇的服裝。在這類遊覽中，他有一次曾照過一張相片，這是唯一保存下來的一張可以看到在假日裡滿意地微笑著的阿爾弗裡德·諾貝爾的照片。
諾貝爾經常利用旅行作為拒絕參加一些大型正式活動的借口，因此他不時匆匆忙忙地外出作一次小的旅行，以便躲避這類事情。由於出自禮貌，特別由於他是一位慮事周全的人，他當然也不能全部躲避這些活動。請柬和感謝信表明，有幾次他曾是法國總統（朱爾斯·格雷維，於一八七九年至一八八七年任總統）在愛麗捨宮招待的客人，並且被安排在非常顯著的座席上。從一封信上看出，諾貝爾有一次曾因為沒有被邀請出席一項公共活動，而表示不滿。這就是在一八八二年春天舉行的聖哥特哈德鐵路的正式通車典禮。他自然對此是很感興趣的，因為在完成這項巨大工程的過程中，技術上獲得成功的最有決定性的因素之一，就是他的新型爆炸膠。諾貝爾用下面這段話來發洩他的憤怒：「據謠傳，由於加速完成這條鐵路，黃色炸藥和炸藥膠的費用僅在利息方面就給它省了好幾百萬，但這一定是個誤會，因為要不然的話，即使最沒有教養的鄉下佬，也不會忘記給我送一份出席典禮的邀請書。」
在諾貝爾的時代，乘火車長途旅行並不舒服，而是充滿了顛簸、煤煙和灰塵。他把那狹窄的車箱稱為「我的轉動的監獄」。他乘坐頭等車箱旅行，這一方面是為了不受干擾，另方面則因為他暈車，並且因為他很瘦，需要有軟席坐位。每當冬季，在一些大城市裡，他不住在那些大型的豪華旅館裡，而是找那些名聲好並且安靜的旅館住。然而，每當夏季，在那些水鄉城市，他則擺擺闊氣，總要在最好的旅館裡要一個套間，而且喜歡窗戶對著廣闊的湖水、公園或者花園，但必須是在背陰的一面。他很喜歡花兒，在他為自己修建的三座私人實驗室的院裡，沒有一座不帶有一個管理良好的花園。
他喜歡空氣流通和寬敞的屋子，並且非常講究個人衛生；討厭擁擠和狹窄的房間，以及不整潔的狀況。從他的言語來判斷，人們可以設想，他可能患有輕度的幽閉恐怖症，由於心臟毛病帶來的反應，他還懼怕自己出現假死的情況而被活理，他經常在信裡談到這一點，甚至在遺囑裡還提到它，並且還作了詳細的指示，防止在他死的時候出現這種情況。
諾貝爾是位眼光敏銳的旅行家，也是一位對天下事善於鑒別的觀察家。在他的書信中，包含著如何對他訪問過的地區的自然資源進行商業和技術開發的建議，並且對一些溫泉地區的風景和內部情況作過描述。他對上流社會的周圍事物和類型所作的直率、尖銳及非常有趣的評價，以及對像特魯維爾、卡爾斯巴德或者聖莫裡茨等鮮花之城的生活所作的描述，都是相當精彩的。正像他筆下所寫的別的東西一樣，這些評價和描述，也受到當時情緒的強烈影響，有的最為滑稽可笑，有時則非常陰慘粗俗；他毫不猶豫地直言不諱，特別是對像阿拉裡克·利德伯克這樣值得信任的朋友們，更是這樣；而那位利德伯克，在性格和幽默方面，同他自己非常相似。
諾貝爾在他的整個一生中好學博讀，對一般知識也渴求瞭解。每當旅行的時候，他似乎比平時更自由地去作他喜歡作的事情，而且總想把自己的觀感告訴別人，不管這些細膩的觀感是使人高興的，還是使人掃興的。阿爾弗裡德·諾貝爾在旅途中，喜歡欣賞海洋，沐浴清風，眺望星空和沉醉於大地的芬芳，但卻不喜歡同人們交談。有一次在一個著名的溫泉場，他在到達的當天便匆匆離去，並且寫道：「這是一塊悲哀的境地，在這座蟲蝕的行屍走肉博物館裡，那些能夠在一分鐘內走上超過一步路的人，比較起來就算是最健康的了。但是毫無疑問，這裡的生活費用一定低廉，因為只要看到自己的這些同類，人們馬上就會失掉胃口。」
他對馬的興趣，使他常去賽馬場；在邀請的客人、甚至是女士們的陪同下，他也到展覽會、戲院和娛樂館去，不過在參觀娛樂館的時候，他「並不提供任何賭注，只是在檯子上放一點小錢而已。」
阿爾弗裡德·諾貝爾對於他在國內外所經歷的一切，都有著明確和非常獨特的見解。因此很可惜的是，只有那些文字評論為後代保存了下來；但人們從這些文字評論中可以推斷出，他口頭表達的那些觀點，也同樣會是直爽、值得注意和富於啟發性的，當然，除非他在生人面前由於靦腆和謙虛，而把自己的舌頭管得緊緊的。在這種情況下，對於這位一生幾乎沒有幸福的多方面的和矛盾的人，對於他所有的成就與經歷，就只能通過文件透露的東西來進行瞭解了。證據表明，他僅有的真正幸福的時刻，除了在實驗裡創造樂趣之外，就是他同媽媽在一起的時候。每當在時間允許的情況下，他就經常去拜訪他母親，不過，每年九月三十日他母親生日的這天，他總是要去看望她的。他在五十歲那年曾經寫道：「假如斯德哥爾摩不是座落在離北極星三步遠的地方的話，那麼，我就會突然地跑到那裡去過聖誕節，並且捧著我的盤子，要一塊布丁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