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十九世紀七、八十年代期間保羅·巴布曾在諾貝爾公司參加過許多重要活動的範圍為人知曉後，人們也許以為：他在一些主要方面擔負著諾貝爾一直不愛干的經理和組織者的工作，這足以使他整天忙得不可開交的了。然而，事情並非如此。他還是一位政客和激進的代表，並曾在魯維耶政府裡擔任過幾個月的共和國農業部長。這意味著，他一方面有條件利用他在高層的良好關係，為自己的企業謀利；另一方面，也由於某些冒險和可疑的行動，他淹沒在倒霉的投機生意中。特別是在一八八○年後，隨著他日益增長的權利慾，他經常同諾貝爾在精神上屬於正確的意見和健康的判斷背道而馳。
巴布對巴拿馬運河工程很感興趣，這曾在一八九○年前後，造成了很大的麻煩。他在那一年突然死掉，諾貝爾被投進了苦海。據透露，巴布同其他一些政府高級官員，嚴重地陷入一場以「巴拿馬醜聞」著稱的巨額行賄與國家彩券事件。此外，在法國黃色炸藥公司與巴布聯繫密切的幾名經理，在他許可並且背著諾貝爾的情況下，使這家公司糾纏進可疑的甘油投機之中。結果遭到了破產。諾貝爾在訪問漢堡時知道了這件事，並曾一度認為，在這些根本不知道的生意中所承擔的經濟義務，把他完全毀了。他甚至還想到在德國公司裡當一名化學工作職員。幸虧甘油投機買賣的損失比他所聽到的要小些。他像年輕時一樣，迅速地採取了行動。這些損失，由他握有股票的一家公司提供證券貸款予以補償。總公司的所有經理委員會成員都被撤換，他任命了名聲好、有幹勁的商人保羅·杜比特擔任經理。杜比特不是政客。這家公司此時的資本，已經增加到二千萬法朗。
阿爾弗裡德·諾貝爾就這一可悲事件，用四種語言憤怒地給各伙友寫的信件是他對人和對政客與國家看法的肯確性與諷刺挖苦的最好典範。這些信件還表明，幾百萬法郎的沉重損失，遠不如他信賴的合作者那種背信和貪婪以及國家官員的腐敗更使他感到心緒煩亂。
法國公司的改組是諾貝爾的一項巨大功績和一種前所未見的事情。現在，他對企業上的憂慮和危機已經感到夠多的了，像以前通常那樣，他渴望放棄財務和商業方面的工作，以便將他的全部時間都用於實驗室的研究中去。他在這一時期的通信清楚地透露了這一點：「我厭倦於炸藥貿易，在這方面，人們要不斷由於事故、限制規定、繁文縟禮、自誇空談、不軌行為及其它麻煩事情而摔跟頭。我希望安靜地將我的時間用在科學研究方面，而每天帶來的新憂慮；使得這種希望成為不可能的事……我希望完全擺脫商務；而各種各樣的商務……對我來說，就好像兀鷹窩裡的一位和解者那樣，簡直是一種格格不入的事情……沒有絲毫理由說明，為什麼我這個沒有受過商業訓練並且從心眼裡嫌棄它的人，應該被所有這些商務事務所折磨；而我對這些商業事務，不比對月球上的人更熟悉。在美國、瑞典和挪威的公司正處於繁榮時期，不需要以他們的商業事務來麻煩我；我不明白，為什麼別的公司不能做到這一點？」
在他一八九一年遷居聖雷莫之前，無疑是出自放心，諾貝爾堅決辭退了所有黃色炸藥公司董事會成員的職務。儘管如此，直到他死的時候，他始終對它們保持著起支配作用的影響，這不僅由於他是一位大股東，以及因為他的堅毅和廉潔的人格受到各方面人士的完全尊重，而且也由於他作為一位發明家，人們對他孜孜不倦的工作充滿信任。但是，他一生四處奔波的歷程看來卻命中注定是複雜、勞累和憂慮的。這位發明家希望在和平與安靜的環境中進行工作的夙願，從來也沒有實現。在他的有生之年，他反而遇到了逆轉的命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