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親賀龍戎馬一生，過慣了軍旅的集體生活。所以，我們自小便聽慣父親的一句話：「住集體，過集體生活去。」所以，我們上學都是住校過集體生活。
賀龍作為共和國的元帥，不可能再去住校或住軍營，但那種喜歡湊群的習慣從來不曾改。比如夏天住北戴河，幾個老帥住得很集中，活動也在一起，沒有任何大牆的感覺，有時吃飯都是「公社化」，飯後一道散步，晚上一道看電影，下部隊統一行動，很有集體生活的味道。
冬天，父親賀龍常住廣州，廣州留園有三棟房子，賀帥與葉帥、聶帥各住一棟，三棟房之間是草坪，三家人隨便往來，完全是大家庭式的集體生活。警衛營戰士天天在草坪上練刺殺，三位元帥每天也必要來草坪上觀看。手癢時便各抓一條木槍來做幾下示範，父親對這種生活非常喜愛，真有些「樂不思京」。
這種「住集體」的生活畢竟有限，多數時間還得回到北京，住在自己家中。那時賀龍住在東交民巷，他住的房間與眾都不同，只像一個人，就是毛澤東主席。
生活中，父親總是將毛澤東叫作毛大帥，確實是有著很深的崇敬之情。
賀龍把床做很大，是木板床。床上白褥白被白枕套。我們不理解為什麼會是這樣？父親說：「你們不知道，毛大帥的床就是這樣。」
現在人們參觀毛主席故居，都知道那床和床具了，當年我們聽父親講時，卻是有著極大的新鮮感。他也是將床的一半放了書，當然沒有毛主席床上的書多，可也擺滿半張床，有馬列著作、毛選，有大量歷史書籍，還有許多武俠小說。
我們曾不解地問：「爸爸，床弄成這樣還能睡覺嗎？」
父親笑著說：「毛大帥床上的書可比我這點多多了。躺床上，隨手一抓就可以看。睡覺前總有些零散時間麼，拿來看看書，看困了就睡，總比沒事等著入睡要好。」
有一天，父親一回家就喊：「曉明，給你看樣東西。」
我跑去一看，高興地叫起來，那是一張海綿墊。那時土包子，沒見過也不懂什麼海綿墊，只是看著新鮮，黃燦燦的誘人，便高興地叫起來：「這是什麼呀？喲，這麼軟和，太高級了，一捏就沒了，一鬆就這麼大……」
「這叫海綿墊。」父親兩眼笑成月牙形，「是總理送的，就給你當褥子吧。」
這麼高級的東西，可真不捨得當褥子，不當褥子又能幹什麼用？還得往床上鋪。這一鋪，問題發生了。這塊海綿墊子比單人床寬又比雙人床窄，加寬墊子是不可能，但要把海綿墊剪窄了也是決捨不得的。於是，父親拿了大主意：「嘿，這還不簡單嗎？就照這塊墊子做張床吧！」
一般都是看床配褥子，這次父親是看褥子配床。這塊海綿墊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抄走。抄家時，林彪曾指示把抄來的東西搞個展覽，讓群眾看看賀龍生活有多「奢侈」。抄家的清單送到林彪那裡，他又下令不辦展覽了。抄家的報告也說「不辦為好」。我明白原因。「文革」前，父親收養十幾名烈士子弟，家裡生活是隨便而儉樸的。記得國家最後一次賣公債，父親說：「我買三千。」工作人員笑了，問：「老總，你知道你有多少存款嗎？」父親一怔：「有多少？」工作人員說：「全買了也不夠三千。」
如果給父親辦抄家展覽，等於宣傳賀龍生活的艱苦樸素。
談到賀龍的「行」，他走路有個「毛病」。稍作留意你就可以發現，他走在胡同或走廊裡時，從不走中間，總是靠近一側，時不時地要用手敲敲牆。
「爸爸，你敲什麼呢？」我曾好奇地問。
「噢，習慣了。」父親笑了，他並沒意識到這個動作對現在的人來說難以理解，「過去鬥爭嚴酷，怕有夾壁牆，走哪兒都敲敲，防備著，久而久之就習慣了。」
賀龍一生，走遍天下，離不開馬和汽車，「文化大革命」中，賀龍在交給中央的檢查裡說：「我過去喜歡馬，現在喜歡汽車，喜歡一個快。」
這一切都不難向歷史尋找原因。賀龍少年時曾以趕騾馬謀生路，對馬的喜愛便容易理解。他經常掛在嘴頭上的是馬經，喜歡說的一句話是「馬通人性」。
賀龍一生千次萬次談論馬。談得最動感情的一次是長征走到「東布子」、「西布子」一帶宿營，準備第二天打一惡仗，然後就可以向甘肅會寧地區與一方面軍會師了。
營地靜悄悄，戰士們喝過野菜湯便躺下閉了眼。全軍吃野菜，打惡仗，行萬里路，體質惡劣到極點，必須減少一切不必要的體力消耗。
賀龍騎著他那匹高大、烈性的棗紅馬，到各部隊檢查一圈回來，鑽進帳篷，朝行軍包上一躺就合上眼。據跟隨他的警衛員唐雲清老人回憶，賀龍那一段瘦得厲害，臉色青灰，鬍子遮了近半張臉。他並沒入睡，閉目養神一段，小聲問：「小鬼，聽到部隊有什麼思想活動嗎？」
「要打仗，司務長動員殺馬，誰也捨不得殺。」唐雲清又歎口氣：「唉，老總說馬通人性，一點不假。長征一路，跟戰友一樣，怎麼能殺呢？哭了好幾個，都說寧願餓著肚子打仗。」
「馬不能殺。」唐雲清望住賀龍說，「過雪山，過草地，單是咱這匹棗紅馬就救過五十多個戰士，馬背上馱著，馬尾巴上揪著，借一把力就挺過來了，我計算過。」
「過湘水時，遇上洪水，要不是棗紅馬衝浪過河，我早就去見馬克思了。突破烏江時，遇上山體崩塌，要不是棗紅馬反應快，一躍幾丈，我早被巨石砸爛了……」賀龍的兩眼稍閃開一條縫，馬上又合攏了。聲音有些瘖啞：「這匹千里駒有大恩於我賀龍啊……」
然而，當唐雲清一覺醒來時，賀龍不見了，棗紅馬也不見了。正在吃飯的戰士們，碗裡有了肉。唐雲清意識到什麼，飛跑著去尋找賀龍。在一塊山巖後，他驀地立住了腳，半晌作聲不得。
賀龍背靠山巖坐在那裡，馬鞭捧在懷裡，大顆大顆的淚珠從臉上滾落，點點滴在馬鞭上。
「老總—————！」
唐雲清叫了一聲，撲過去，抓住賀龍的兩手搖著，再說不出一句話。他也哭了。
過了很久，賀龍鼻音喃喃地歎出一聲：「唉，餓著肚子打惡仗，會多死多少戰士？戰士戰馬不可皆得啊……」
曾經跟隨賀龍打天下的老人們都說，賀老總愛馬如命。只有為革命，他才會不惜犧牲生命，不惜犧牲馬。
進城後，父親賀龍棄馬坐車。因為城裡是不允許你騎馬亂跑的。他開始是坐美國吉普，後改坐一輛青綠色的「別爾克」牌轎車。保衛部門多次勸他，說土匪多，不要坐車亂跑。他總是笑著把手一擺：「我騎馬不怕土匪，坐車還會怕土匪了？」
1954年賀龍調北京，組織上為他配一輛吉姆車。吉姆車底盤軟，他不喜歡，只喜歡吉普車。外出打獵都要坐嘎斯六九。
從進城到「文化大革命」，父親的專車改換幾次，從美國吉普換成「別爾克」，換成「吉姆」，換成「吉斯」，又換成國產的「紅旗」車，始終不曾改換的是他坐快車的習慣。記得每次坐車，他總要說一聲：「開快點。」如果司機開太慢，他就認真問一聲：「你吃飯了沒有？吃了為啥開不動車？」
父親喜歡一個快，工作節奏快，生活節奏快，行路自然要求快。為了快，他很喜歡坐飛機。
第一次坐飛機，許多人勸賀龍：「要坐飛機就坐男飛行員的飛機，女飛行員應變能力差，體質不如男飛行員，意志也不比男飛行員……」
父親賀龍就喜歡坐女飛行員的飛機。他曾充滿感情地說：「一個女孩子上天開飛機，要有多大的勇氣和犧牲精神？要說危險，人家不危險嗎？只要可能，我就坐女飛行員的飛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