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的許多事情似乎都是有預兆的。
“9·13”事件後，周恩來處理林彪出逃事件，干淨利落，有章法有策略，迅速穩定了形勢。就在這期間，毛澤東的身體健康狀況發生了一次突變。
事情的起因是為了游泳。這年夏天，毛澤東南行，為廬山會議後他與林彪的斗爭作思想和組織上的安排。他曾帶著護士長吳旭君及身邊工作人員，驅車“躍上蔥英四百旋”，來到廬山上的游泳池。他大汗淋漓，卻出人意外地發出號召：“我們游泳吧，大家都游。”
當時吳旭君已經由於長期勞累過度而患了心髒病。據她回憶，上廬山後她的心跳已達每分鍾130下左右。她說：“哎呀，主席，出這麼一身汗，馬上游泳不行。”
“怎麼不行？我這麼大年紀了都行，你們怎麼不行？”毛澤東堅持說：“大家都得下水。”
吳旭君說：“我心跳得厲害，主席，我真不敢馬上游啊。”
毛澤東認真望住他的護士長：“怎麼，你怕死？”他接著指指自己的鼻子：“我這個人不伯死。”
無疑，在毛澤東的胸中又一次激蕩起“大決戰”的慷慨激烈之情。這種壯懷激烈，曾令歷史生輝地表現在與國民黨蔣介石，與日本人和美國人，以及抗衡“兩霸”的決戰與斗爭中。遺憾的是，也曾表現在第一次“廬山會議”與彭德懷的“斗爭”中。那時他曾激烈地說：“如果解放軍跟你彭德懷走，我毛澤東就上山打游擊！”
這一次“廬山會議”同林彪的斗爭，遠不象上次與彭德懷的“斗爭”。毛澤東深明這一點。他公開不點林彪，但點了他的總參謀長：我就不信你黃永勝調得動軍隊去跟你干壞事！
毛澤東這一次的游泳，實在是與政治上的風浪有關，那一腔激烈之情借游泳噴湧而出。
吳旭君妥協了：“主席，我不是怕死。我身體確實不適，要游，我得套救生圈。”
“那好，你就用救生圈。”毛澤東點頭認可。雙方互作妥協而形成“協議”。就這樣，帶著一身大汗，毛澤東和他身邊的工作人員都跳進了游泳池。
這次游泳後，毛澤東有點感冒，他像過去一樣，小病小災不肯用藥，鍛煉抵抗力，挺挺就可以過去。然而，年齡不饒人。感冒似乎挺過去了，長期吸煙造成的氣管炎卻因此發作，拖下來始終不愈。氣管炎對60歲以上人是很具威脅性的，入秋後往往會誘發各種大病。輕則高燒不退，重則引起其他器官發生毛病。
偏偏這年一入秋，失敗了的林彪不肯改錯而選擇了出逃。這件事對毛澤東打擊很大，幾天睡不好覺，大量吸煙又大量吃安眠，藥，本來久病未愈的身體受到了“雪上加霜”
的損壞。在尼克松訪華前夕，突然休克；雖然很快喚醒．但身體明顯垮下來，搶救中使用了大量的抗生素。
值得慶幸的是有出類拔萃又忠心耿耿的周恩來，全國照樣“抓革命，促生產”，政府機構照樣繼續運轉。至此，毛澤東不得不把周恩來作為他首先倚重和必須依靠的同事戰友。
從表面看，周恩來現在的位置僅僅是在毛澤東之下了，這同位居林彪之後的情形就大不相同。林彪作副統帥時，可以假傳“聖旨”向周恩來提出這樣那樣的建議和要求，而總理有什麼大事向主席匯報也不能繞過林彪。現在似乎情況大改觀，辦各種事要簡單多了。
其實不然。“中央文革”仍在，並且參與一切重大決策。況且，毛澤東對“中央文革”—幫人，總的來說還是保護的態度；有批評有支持，基本態度是不許否定。
總理處境的艱難很快便明顯化了。尼克松訪華，為《中美聯合公報》一事，“中央文革”一幫人在中南海批了總理12天，說他沒及時向主席匯報，“是李鴻章”，“賣國主義”。
那段時間，總理心情很不好；神情郁悒，落落寡歡。但以他一貫的精神和作風，從不肯發洩一點怨懣或牢騷，默默地全悶回心裡去。為了顧全黨和國家的大局，委屈、憂郁和憤懣全留給自己去悄悄“消化”，這種無聲的消化是最容易致癌的“黃曲霉菌”。
當時，康生已經患了膀胱癌。他是黨中央副主席，所有主治醫生會診、治療以及生活安排，都須周恩來親自主持過問。每當忙完國家的大事小事，周恩來總要設法抽出點時間，拖著疲憊的身子去看望他。
在周恩來的真誠和熱情面前，康生不得不表示一定的禮貌。但是。他的思想、性格、品質以及經歷都與周恩來完全不同，這就決定了他們之間不可彌合的感情距離。
每次見面．康生那莫測高深的毫無生氣的平板面孔，他那陰森森的目光總使人產生一種不舒服的感覺。這個人大概一生沒有什麼真正的知心朋友。秦檜比他壞，但據說秦檜也有仨朋友；他沒像秦檜那樣賣國，但誰也無法跟他親近。他那瘦長的皮包骨頭的身體，整個給人一種棒子的感覺。他喜歡自詡為一把劍，但人們都感覺他是很大馬棒。
他有許多同黨和爪牙，但同黨爪牙不是朋友；或者趨炎附勢，或者投機鑽營，或者利害關系一致。正像人們常說的：只有一致的利益，沒有不變的友誼。
他一生造了多少冤獄，迫害了多少好干部？沒有哪個能講清。就是對林彪、江青、陳伯達、張春橋這樣的“戰友”，他的態度也不例外。比如1975年8月，病入膏肓的康生把替毛澤東作聯絡工作的王海蓉、唐聞生叫到病床前，要她們向毛澤東報告：江青、張春橋歷史上都是叛徒。並提出證明人。之後4個月不到，康生死去。有些《傳記》作品認為這是他“靈機一動”的最後“投機”，是因為發現毛澤東已經警惕江青一伙手伸得太長，而江青注定要完蛋。這種說法還不准確全面，甚至牽強。也許有這種因素？但不該忘記，康生本質上就是懷疑狂，偏執狂，迫害狂。他早不說晚不說，臨死留下“江青和張春橋歷史上都是叛徒”的話，有其策略上的考慮。整個“文化大革命”他是高級“顧問”，他明白在打倒“劉鄧陶”及一大批老干部的時候，出於策略不能動江青、張春橋。就是同林彪“斗爭”時，這些人的力量也須借重。臨死時，他自然不願留下“歷史的遺憾”，敵對的“分子”他已費盡心機全打倒，沒什麼對手要打了，他的最後一棒就毫不猶豫毫不客氣地打在同黨的頭上。
他希望歷史為他重重寫一筆“劍與火的化身”，希望留個“戰斗的一生，不妥協的一生”。結果呢？留下的只是“棒子與血水”的魔鬼形象，是懷疑狂、偏執狂、迫害狂的化身。
生活中這樣的病態人物不是絕無僅有，康生不過是集大成的典型而已。
這樣一個“狂”人，對總理能為善嗎？俗話說，沒有不透風的牆。有次醫務人員悄悄對我說：“衛士長，叫總理少來看他吧。”
“怎麼了？”我問。
“每次總理前腳走，康生就在後面罵……”小護士像個受驚的兔子一樣朝身後左右瞄了幾眼。
“罵什麼？”我也朝四周警惕張望，聲音壓得很低。
“他、他，”小護士那副緊張害怕又按捺不住的復雜表情至今還活靈活現在我腦中，“他說……周恩來政治上跟我是不一致的。還說……這個人就是右。”
我當時又氣憤又擔憂，周恩來剛從康生病房裡出來，我就跟上去小聲說；“總理，有個情況必須向你匯報……上車我再說。”
坐上“紅旗”車，總理按起隔音的玻璃板，然後問：“什麼情況？”
“總理，康生在背後亂議論你呢，說你政治上跟他不一致，就是右。”我憤憤地報告，“你每天去看望，人家並不歡迎你，還理他干什麼？不去了！”
周恩來坦然一笑，把身體仰靠到座椅上，淡淡地關照一句：“你們不許亂議論，搞自由主義不好。”
他仍然堅持去看康生，好象什麼事也沒發生一樣，並且一句議論康生的話也沒講過。
就在這件事後的一個月，就是1972年的5月，周恩來也被查出患了膀胱癌。
康生的膀胱癌，對中央各首長的保健醫生們或大或小都是個警惕的信號。因為膀骯癌比較特殊，如果腫瘤不是長在膀胱的進出口處，患者沒有感覺，很難早期發現。所有保健工作人員，一般都要注意保健對象的飲食起居有何變化，捕捉可疑的蛛絲馬跡。
由於膀胱癌早期患者無感覺，不會在飲食起居上發生變化，所以全靠化驗數據來判斷了。
按照保健工作的常規，對中央領導要每月化驗一次便尿及痰。
年5月11日，我將總理的尿樣通過護士交給了保健醫生張佐良。他是總理的第三任保健醫生。第一任是周尚玨，後來調到北京醫院任內科主任，第二任叫卞志強，後任中日友好醫院院長。張佐良是1965年8月調到周恩來身邊工作，來了不到一年就趕上“文化大革命”；總理忙得不可開交，他也忙得廢寢忘食。
尿樣一拿到，張醫生馬上化驗，發現了三四個紅血球。據說男性老人，尿裡有一兩個紅血球還算正常的，但三四個顯然就多了。
也許是血管硬化或尿道畸形造成的？也許是膀胱結石，小便時滾動磨出了血？可萬一是腫瘤……康生的例子擺在那裡，不能大意。兩天後，張醫生慎重措詞地對周恩來說：“總理，前兩天化驗尿樣結果有些不正常。也許是尿道出現了畸形或結石，也許是泌尿系統血管硬化，也許有其他原因，有必要再查一次。因為前兩天做的只是常規化驗，沒做細胞學檢查，萬一是長了什麼東西……還是再化驗一下保險。”
“你呀，說了這半天都是廢話。”周恩來豁達開朗地一笑：“說穿了，不就是怕長瘤麼？明天留。”
第二次化驗，在做常規化驗的同時，趕緊做了細胞檢查。檢查結果請北京醫院、協和醫院、301醫院和腫瘤醫院的專家都看了，一致認為是膀胱移行上皮細胞癌。
知情者都驚呆了。似乎無法接受這一殘酷的現實，又把樣本拿到天津，拿到上海……月18日，無情的結論終於完全確定下來：是膀胱癌。
於是，“總理醫療小組”成立了，由吳階平任組長。遵循中國的俗例，所有人都統一口徑。保健醫生可以比專家小組多講幾句，但也不能離譜，這其實只是瞞自己。總理從一開始治療就知道自己是膀胱癌，“只不過是個拖時間問題”，為了體諒大家的苦心，他也從不點破。醫者和患者就這麼心照不宣地留給對方一個朦朧的安慰。
總理心中有數，不僅在於有醫療方面的基本知識，更在於他長期以來對生病干部的關心而積累的經驗和常識。在職在位的中央領導患病後，醫療小組的成立和對小組的領導過問，基本都是總理擔負起責任。就是被打倒或靠邊站的干部，也莫不如此。不管是陶鑄的胰腺癌還是陳毅的腸癌或是彭德懷的治療與手術，總理都是親自過問，親自指定安排醫療和手術人員，親自聽取醫療匯報。這些老同志無疑都是受到了嚴重政治迫害以及人身摧殘，但要說醫療和手術有什麼“故意拖延和破壞”，這是不恰當的。我們親眼目睹了總理那個操心盡力，確實敢向死者親屬及全國人民證明，總理的一片真誠可對天地，可昭日月！他對國際友人也是一片愛心，胡志明、阮良明、霍查、斯諾……都是他親自過問醫療組的工作。
年底，總理曾給我們講了件事。說陶鑄病了，懷疑是癌。大家都瞞著陶鑄，只有賀老總聽說以後，馬上去看陶鑄，見面就說：“聽說你得了癌症？”陶鑄正搞不清自己的病，聽賀龍一說就愣住了。賀老總又說：“你聽我一句。如果最後確診不是癌，那就趕緊去休息療養一下，別把身體全拖垮了，這可是革命的本錢。如果確診是癌，我勸你別在這裡躺著了。日子不多了，得抓緊時間多於些工作啊……”
賀龍對待生命、疾病、工作三者關系的態度，無疑是有啟發的。本來就被公認為“世界上最忙的一個人”的周恩來，開始了“抓緊時間多干些工作”的最後努力。
這種努力在發現尿中紅血球增多到確診為癌症的一星期裡就開始了。保健醫生很負責任，每天查紅血球，曲線沒有下降的趨勢。醫生勸周恩來借此休息一下，做全面體檢；我們勸他借此出去療養一段，調理一下身體和精神。
周恩來不干。他望著醫生時，目光陰郁、鎮定，帶著沉思和一種淡淡的哀涼，低聲懇求：“你們先不要忙，先讓我忙過這一段。再說，查出癌症又有什麼辦法？我這麼大歲數了，能多忙幾天，多處理幾件事就可以了。”
總理的這個態度並不只是一貫忘我工作精神的必然，也不只是受賀老總那套“理論”
的啟示，這裡還有形勢和歷史的要求。為了努力減輕和消除“文化大革命”帶來的種種混亂及惡果，他必須抓住林彪叛國事件後歷史出現的轉機。這種機會稍縱即逝，若不及時抓緊，又不知要付出多久時間多大代價才能再得一次這樣的轉機。他必須借此舉起批判極左思潮的旗幟，盡可能使黨和國家從危難困窘中擺脫出來。
許多人，甚至曾經在總理身邊工作人員中的部分同志，在過去相當一段時間裡喜歡說“四人幫”拖延干擾了對總理的治療，使總理沒有及時住院，沒有及時手術，沒有及時……作為仇恨的情緒可以理解，在政治斗爭中為了進一步激起民眾對“四人幫”的憤恨而這樣講也無可非議。但從歷史角度來看，這種說法站不住腳。“四人幫”再壞也沒有這麼大本事。比如在籌備召開四屆人大的過程中，周恩來抱病飛赴長沙，向毛澤東匯報人事安排等問題。臨行前，醫務人員發現他的大便有潛血，需要立即進行檢查治療。之所以沒有“立即檢查治療”，並非“四人幫”故意拖延．“謀害總理”，而是葉劍英為了黨和國家的最高利益，為了在籌備召開四屆人大的關鍵時刻不讓“四人幫”趁機抓權而表示“現在不能提及此事”，“並反復叮囑醫務人員要想盡一切辦法無論如何也要保證周恩來安全回來”。總理對自己的病也始終是采取治療要配合工作．以工作為主的態度。他對醫務人員明確要求：“你們一定要把我的病情隨時如實地告訴我，因為還有許多工作，要做個交代”。
就“四人幫”而言，如果總理放棄權力和工作，徹底去休養治病反而更符合他們的政治利益，是他們求之不得的。因為周恩來已成為他們謀取政府權力的“最大障礙”。
在蘇聯，赫魯曉夫等人即便沒病也都曾以“健康原因”而被迫離開權力中心，周恩來雖然確實“重病纏身”，“四人幫”卻無法以“健康原因”迫其離開，這是黨心民心所向，也是直接取決於毛澤東和周恩來本人的態度。
早在1965年，發現周恩來患心髒病時，毛澤東即關心地請他“工作量減少一點，少看一點兒文件”。總理患癌症後，毛澤東又多次勸他“安心養病”，“節勞，不可大意”，並一而再地提議鄧小平為第一副總理、黨的副主席、軍委副主席兼總參謀長。就我所知的情況和現在所能看到的證明，首先提出請鄧小平重新出山的，正是毛澤東本人，而不是其他人的“推薦”，也不是周恩來的推薦。盡管周思來希望鄧小平出山，但這種敏感的重大人事決策，除了毛澤東，沒有哪個敢首先提出。周恩來只是寫信向毛澤東表示：“積極支持主席提議的小平同志為第一副總理，還兼總參謀長。”
周恩來在信中對自己病體的態度是；“我的身體情況比七月十七日見主席時好多了，只是弱了些，如果十二月能開人大，定能吃得消。”
我跟隨總理去長沙，向主席匯報四屆人大籌備情況時，毛澤東充分支持了周思來。
在長沙住了5天，總理心情非常愉快，前面講過，雖然一直便血，仍然為毛主席過了生日，干了一杯酒。後來才知道，毛主席在談話中有三條重要內容。一是勸總理“安心養病”；二是再次肯定鄧小平“人材難得，政治思想強”；三是批評“江青有野心”。
如果說“四人幫”惱怒周思來病重仍然不肯離開政治權力中心，采取了“既然你抓權不放，那就把事情推給你辦”的態度，這還說得通。但是，在兩大政治力量的較量和決戰中，不能簡單地把復雜的矛盾和斗爭只說成“四人幫”“無端干擾”“拖延破壞”
對周恩來的治療工作。這種簡單的說法不能反映總理堅持工作的忘我精神；生命不息，奮斗不止的主動精神和為了黨和人民的根本利益而堅持斗爭到最後一刻的頑強精神。
總理逝世前的奮斗與治療過程，我覺得可分三個階段。這是我為了敘述的方便，而不是什麼自以為是的客觀“標准”。
第一階段是林彪叛逃事件後到1974年6月1日，總理不得不告別工作了25年的西花廳，住進305醫院，並在當天作了第一次手術。
第二階段是從1974年6月1日到1975年10月下旬，這是他在事實上擔任總理職務的最後1年零5個月，把自己全部身心最後獻給黨、國家和人民的1年零5個月。
第三階段從1975年10月下旬到1976年1月8日，這是他再也無法離開病床站起來的個多月；這期間他不允許人再叫他總理。他這期間所能做的只是叮囑後來人並與自己的癌痛作最後的斗爭……吾貌雖瘦，天下必肥確定總理患膀胱癌是1972年5月18日；實際患癌自然早於此。林彪事件對毛澤東的刺激是巨大的，對周恩來的刺激同樣是巨大的。在他們以大政治家的沉著鎮定面對現實，有條不紊地處理這一事件，穩定局勢，安定人心之際，他們的身體和精神狀態都起了微妙的變化。我猜測，在主席發生突然的休克時，總理膀胱裡很可能已經有細胞發生了癌變。
向來謹慎小心的周恩來，在那段時間變得多疑；不僅是謹慎小心，甚至可以說是謹小慎微了。這方面連專機組的同志們也有了感覺。
林彪事件發生不到一個月，埃塞俄比亞皇帝海爾·塞拉西一世訪問我國。10月10日，總理陪他去南方參觀訪問。
以往專機起飛，由機長向總理報告航線、時間、天氣、機況後，總理同機組同志們握握手，問候一聲就放心地上飛機了。
這次不同。聽完報告，他不放心地問：“飛機檢查了嗎？”
“都檢查過了。”
“正常嗎？”
“正常。”
“沒發現問題？”
“沒問題，都正常。”
“試飛過嗎？”
“試飛過。”
“也檢查也試飛過了？”總理反復叮問。
“我親自檢查試飛過了。”機長張瑞靄從1954年起就為總理飛專機，從未見過總理這樣不放心。我自己跟隨總理乘飛機，何止百次，空中遇險就有過七八次，更不曾見過他這樣不放心。又問一句：“你們都是黨員嗎？”得到肯定的回答才登上飛機。
專機飛越長江時，張瑞靄報告說：“總理，要過長江了。”
總理一直在朝航線下方張望。以往遇險，都是我不放心，我緊張。我總想找機長去問個清楚，而總理都是一百二十個信任地穩坐不動。記得兩年前總理跟葉帥去河內吊唁胡志明，專機升空不久就進入雷雨區，電光雷火映得天空一片紅，飛機像燃燒的火團一般。我不安地想去前邊提醒張瑞靄幾句，總理馬上揮手制止：“別去打攪人家，瑞靄他們會有辦法的。”
這一次卻顛倒了。飛得四平八穩，我一百二十個大放心，總理卻狐疑地朝下方望個不止。
“是過長江嗎？”總理朝下望，朝張瑞靄凝視：“我怎麼沒看見長江呢？”
“那裡，看到了嗎？在那兒！”張瑞靄幫助總理找到下方寬闊的長江入海那一段，幾個人都跟著說看到了。
“瑞靄呀，這是長江嗎？”總理臉上的狐疑之色使我也疑惑了，該不是海灣或外國的什麼河吧？總理的聲音充滿了不安：“我看不像呀！”
“沒錯，總理，是長江。”張瑞靄忙拿出地圖遞給總理：“你對照一下，現在看到的就是這一段……”
總理拿著地圖，在張瑞靄的指點下，對照半天才多少放下心地點點頭：“哦，是長江……”
常聽醫生講，身體的變化會反映到精神上；精神的變化也會影響身體變化。我相信這個說法。
這件事發生不到半年，醫生便在總理的尿中查到了癌細胞。這種發現若是在另外一個人身上，也許會帶來沮喪；但是在總理身上，卻像注入了一針興奮劑，他以前所未有的忘我精神投入了工作中。
從1972年5月18日確診癌症，到1974年6月1日住進305醫院手術，周恩來是怎樣完全忘我地拼命工作呢？
年6月上旬的一天，周恩來已是30多個小時沒合眼。究竟處理了多少文件，接待了多少人？恐怕秘書也算不清楚。
夜裡一點多，似乎他老人家該歇口氣了，秘書卻看著手表提醒：“總理，還有14分鍾。”
“唔，你們做准備，我刮個胡子。”我看到周恩來往起站時，已經十分吃力，用雙臂撐著才站起來；他的手抖顫不止，身體晃了晃才站穩，然後竭力用平時慣有的那種快步朝衛生間走去。
那時，總理查出癌細胞的情況還只限於很小范圍的人知道，連我們身邊工作人員多數也不清楚；只知道有病，不明確究竟是什麼病？更不曾有“不治之症”的任何念頭和預感。對於總理每天的活動安排，仍像過去幾十年一樣嚴密緊湊，以分秒來計算時間。
總理要刮胡子，說明又是外事活動。他注意儀表整潔，前面章節專文談過，是幾十年如一日，因為這是代表著中國人的臉孔和精神狀態。以往修面，或者是請北京飯店的理發師朱師傅，或者是他自己用安全刀片刮臉。進入七十年代後，總理由於手越來越抖的厲害，不大用刀片了，多用電動刮胡子刀。我見時間所剩不多，看來總理又顧不上吃飯了，便去給負責招待工作的李維信打電話。
以往，總理一旦顧不上吃飯，我們就給李維信打電話，請他准備一杯玉米面糊糊或是幾個素餡包子，拿在路上吃。這次考慮總理的身體狀況，30多小時沒休息，胃口肯定不好。我就請李維信准備一碗素湯面。估計湯湯水水的吃著可以舒服些。
給李維信打完電話；接著又調車。到辦公室請總理出發時，屋裡屋外正在亂紛紛找人：“總理呢？誰見總理了？”
總理“失蹤”了！正有些慌亂，忽然有人說：“哎呀，總理不是說要刮胡子嗎？”
總理要是用電動刮胡子刀，不會耽誤這麼久，因為他常是拿著刀上車，在車上順便就刮了胡子。想到總理的胡子又多又硬，稍長點電動剃須刀就刮不動丁，我就忙朝衛生間找。他也許見電動剃須刀刮不動又用了安全刀片呢……我在前面走，後面跟了幾個人。進門的一剎那，所有人都怔住了；不會說，不會動，甚至停止了呼吸。唉，我們的總理喲！他垂落的左手下，有一條面巾；他微屈的右臂，手裡仍虛握著沾有肥皂沫和胡子茬的刮臉刀，他就歪在鏡子前邊睡著了！他英俊的面孔曾使所有的中國人為之驕傲，現在卻變得那麼瘦削灰黃；他的眉毛依然威武，雙唇仍然露出善良和慈愛，可是他的眼窩卻是深深地，深深地沉陷下去……我們面面相覷，用顫抖的目光互相提醒：別出聲，也不要動，讓總理睡幾分鍾，哪怕是多睡幾秒……可是，心血翻呀翻，翻上了壅塞的喉嚨。有人用手捂住了臉，有人不停地朝上眨眼睛；我們只能讓淚水在眼圈裡悄悄地轉，讓淚水往心裡默默地流。
就這麼一屋子人靜悄悄地停滯了那麼片刻，周恩來雙肩一顫，腿失去支撐地猛然一彎，我忙搶上一步扶住他不要摔倒。
“哎呀，”周恩來一聲輕喚，掀起了眼皮。他與其說看到一屋子人不如說感覺到一屋子人，一邊用毛巾擦去臉上的肥皂，用力揉著雙眼，一邊喃喃：“糟糕，我怎麼睡著了呢……”他看一眼表，匆匆向外走：“遲到了，遲到了，這次怪我。”
“總理！”我們小聲叫著追上去，又不敢追到他面前，尾巴一樣跟在他身後。
因為我們在流淚……來到新6所，韓念龍等同志已經等侯在那裡，迎上總理匯報情況。這時，周恩來用力揉搓一下臉，灰黃的臉孔便奇跡般地恢復了片刻青春的紅暈和光彩。我早就發現了這個秘密：只有工作能夠使總理顯出年輕。
李維信輕輕走到周恩來身邊：“總理，吃碗面條吧？已經給您准備好了。”
“不吃了。”總理聲音沉重地說，帶著歎息一般的疲倦。他那威武的眉毛聳了聳。
小聲說：“你幫我想想法子，看能不能買兩塊咖啡糖？”
“是，總理。”李維信匆匆走開，工夫不大便取來兩塊咖啡糖。
總理剝糖紙時，我清楚地看到總理的手指抖得厲害，差點把糖掉地。我要幫忙時，他終於剝下糖紙，把糖放進嘴裡。我清楚地看到韓念龍在對面嘴角一陣抽搐，眼圈刷地紅了，流水也似地扭開了頭。
我也低下了頭，伯總理看到我奪眶而出的淚水。我知道總理從來不曾吃什麼糖塊．這次連吃兩塊，是因為咖啡可以提神。
會談開始了，是與越南總理范文同談。越南勞動黨中央第一書記黎筍和范文同總理從1973年6月4日開始訪問我國，一邊要援助一邊鬧矛盾；我們一邊不借作出最大的民族犧牲支援他們的抗美救國戰爭，一邊還得聽他們的抱怨。這就是胡志明逝世後的中越關系現狀。外電當時評論說，黎筍是“親蘇派”。
會談中，越方不停地提條件，剛達成一致，他們又出爾反爾地加碼，好象我們援助他們不但要無條件，而且應該是無限制地滿足一切。
會談十分艱難。周恩來不停地喝茶，但他越來越掩飾不住耗盡血汗之後的極度疲憊，借李維信上水的機會，他小聲吩咐：“給我送條濕毛巾。”
女服務員很快就用托盤送來了濕毛巾。周恩來拿過毛巾，輕輕抖開，墊在右手上，用力擦臉，在額頭和眼窩的部位反復擦拭按摩，然後放回托盤上，啞聲說：“謝謝。”
女服務員的目光從周恩來的臉孔上一掠而過，她不敢多看。周恩來剛剛擦拭過的臉孔又恢復了光彩，但那濕漉漉的光彩有多少是水，又有多少是汗？當他用力按摩額頭時，他是怎樣艱難地從全身每一個細胞裡擠壓搜索聚集殘剩的最後一些血液和熱力啊1女服務員嘴角一抿，迅速垂下眼簾退出來，她是在強忍住自己的淚水。
不到10分鍾，周恩來又用眼色討毛巾。他常常用眼色指揮調動工作人員，早已形成默契。女服務員再次上毛巾時，他小聲請求：“要熱的，熱一點。”
第三次上來了熱毛巾。周恩來一邊傾聽范文同的喋喋不休，一邊將熱毛巾用力按在額頭上，片刻，迅速而有力地在臉上搓幾下，將毛巾還給服務員，小聲囑咐：“再熱些，要燙的。”
女服務員退下不遠，便聽到了周恩來的聲音。他與范文同會談的聲音始終那麼清朗流利，句句反應敏捷，字字切中問題實質。
可我們所有的工作人員都越來越不安，心裡抱怨范文同沒完沒了，不看看我們的總理累成了什麼樣子？但凡有點精神，何至於10分鍾一次熱毛巾擦臉？但我們不能議論，只是互相傳遞憂慮不安的目光。偏偏這時，女服務員過來了，向李維信小聲報告：“總理要燙毛巾……”
李維信牙齒咬一咬下唇，山東大漢那種銅鍾般的嗓門竟變得像姑娘的聲音一樣溫柔：
“那就用，用開水……用開水涮毛巾……啊？”
女服務員始終不曾抬頭，望著自己的鞋尖喃喃；“再、再找一個人上毛巾吧。”
“怎麼了？”
“我，我受不了了……”女服務員哭了。四周圍頓時響起一片唏噓聲。
李維信抽響鼻子，用力眨著泛紅的兩眼，驅散淚水，喉結滾動著，終於喘上一口氣，用一種鼻音喃喃的極溫和極富感情的口氣說：“再說，再說我打你……快去吧。”
服務室裡，兩名女服務員用滾開的水為周恩來涮毛巾，騰騰的蒸汽凝聚在睫毛上，眼圈裡又有珠淚，端了毛巾望會議室，燈光下便顯得五彩斑瀾。周恩來在傾聽范文同講話時，將熱氣逼人的毛巾抖開，灼自己的額頭、眼窩、臉頰、脖頸……放下毛巾後，便又開始回答問題，解釋情況，闡明道理。
會談從夜裡2點一直進行到旭日東升。其間，每隔10分鍾便由服務員送上一次開水涮過的毛巾，這是當時在場十幾位同志看著表掌握，親眼目睹，可以完全作證的一次工作場面。
“好了，不要涮了。”李維信朝服務室裡吩咐：“總理馬上要走，你們……怎麼了，你們，怎麼了？”
兩位女服務員沒有像往常那樣丟下手裡的活兒，追出去送周總理離開。她們倆丟下毛巾，放下開水瓶，面對面垂了頭站立，各自捧了雙手怔怔地出神。
“什麼毛病，你們這是……”李維信走近兩步，突然住了嘴。兩位少女筍一般嫩的手，如今紅得像他家鄉出產的那種小水蘿卜，手指和掌緣燙起一串晶明透亮的小水泡，並且閃閃地泛出光來。
“哎呀，燙這麼多泡，”李維信皺一皺眉，他不善於跟女孩子講什麼體貼話，有些結巴：“你，你們辛苦了，也，也是為工作麼……”
兩位女服務員仍然是一動不動地捧著手，手在顫，眼角在顫，嘴唇也在顫。
“總理……”
一聲哀哀地輕喚，兩名女服務員壓抑已久的哭聲便掙脫喉嚨的束縛，一下子灌滿服務室，傳入空蕩蕩的會議室，久久不息地回蕩著。於是，李維信這位170斤重的山東漢子也垂下頭哭了，在場的人沒有一個不是淚流滿面……月12日，中越聯合公報發表。
越南黨政代表團走後，總理的工作情況被毛澤東得知。6月20日，鄧大姐向我們全體工作人員傳達了那條“最高指示”：
請恩來同志節勞，不可大意；周恩來是怎樣“節勞”的呢？那情景寫三本書也寫不完。從總理的工作日歷和我們的日記就可以看出基本情況。
從1974年1月1日到6月1日，這住院前夕的5個月，除了到醫院檢查病情和治療外，他總共抱病工作139天。這139天中，工作達18小時以上的有130天2剩余的9天無一不超過10小時以上。
如果以小時論，總理抱病工作的5個月，比實行8小時工作制的一般干部工人在一年裡的全部工作時間還要長。
正是這個原因，我們的日記不能以大自然的一天記，只能以“周恩來的一天”記。
周恩來的一天有多長？說不准。隨便舉他住院前的3個例子：1974年2月9日凌晨4點至2月12日凌晨4點三刻：
……到了11日夜，他還是不能休息，晚上又安排了幾個會。第二個會議開始時，他終於累得犯了病，就站起來用椅背頂住腹部繼續聽匯報。大家不知道他已連續工作近小時，請他坐下聽。他低聲說：“我不能坐，一坐下就會睡著……”1974年3月6日下午點至1974年3月7日中午12點半：
……他工作12小時後，發生缺氧病狀，體力實在支撐不住了，躺到床上吸氧，邊吸氧邊批看文件達9個半小時……1974年5月6日下午4點至8日凌晨4點半：
他連續工作18小時後，剛睡下40分鍾就被叫到釣魚台……以後又工作10多個小時，一直到8日凌晨4點半。
他又出現嚴重的缺氧病狀，這已經是第4次了……周恩來的一生可以說都是在這種連續的大工作量中度過，本不足為奇。但是1974年這5個月不同，他的病情已相當嚴重，每日大量便血，多的時候能達到上百cc，就像直接便血水似的，看著驚心動魄，忍不住淚。他以古稀之年就是這樣一邊輸血吸氧一邊便血堅持著健康人無法負擔的工作量。當時衛士和醫務人員累病三四個，都是比他年輕二三十歲的健康同志，又是輪班跟隨他他怎麼能不累倒呢？
從這個意義上講，總理確實是累死的。
總理也曾講過傷感的話，我聽到過3次：
他曾望著整日辛勞的花工老周師傅，用一種苦澀的聲音感歎：“唉，咱們西花廳就是我們兩個姓周的人最辛苦了……”
他曾坐在馬桶上批閱文電急件，一小時完不了，終於歎口氣說：“我成了一個語文教員，天天在那裡改卷子……”
有一次開會後，坐車回西花廳。車停好後，他幾次動不了身，鑽不出車，內我們把他扶出車。下車離辦公室只有30幾米的路，他自己都走不了，需要我們架著他走。
“我太疲乏，”總理歉意地望望我們，身體虛軟地下墜著，我們不得不盡力架住他。
他臉上掠過一絲淒涼的笑：“讓我喘息一下……”
“總理！”我輕輕叫一聲，趕緊扭開臉。我實在無法忍住流淌的淚。記得每位新到總理身邊工作的同志，都要聽到鄧大姐——聲：囑咐：“總理走路很快，你們要跟緊，不要跟丟了。”
那個走路生風，行動敏捷灑脫的總理哪裡去了？現在他已經無法獨自走完30米……“好了，我們走。”總理喘息片刻之後，小聲吩咐。我們架著他進屋，要扶他去臥室，他墜著身體不肯去，氣虛地說：“到辦公室，去辦公室。”
我不再掩飾淚水，兩眼濕漉漉地望著總理灰白色的臉孔哭道：“總理，求求你了，休息休息吧，恢復一下體力……”
“你叫我什麼？總理。”我們那親敬可愛的好總理，他一句一喘地望著我說：“總理、總理。我是這個國家我是全體人民的總理啊，現在國家這個樣子我不管誰管？我怎麼休息得了啊……”
就這樣，我們把總理架到了辦公桌前。他兩手抖抖地拿起辦公袖套，我們忙幫他套好，然後扶他在辦公椅上坐下來……總理這樣拼命操勞，首先是為了維護國家使之免遭覆滅；同時為了不使領導權落入江青一伙人手中，為了遏止來勢凶猛的“批林批孔”運動不要再度演變成“文化大革命”
初期那樣動亂不堪的局面。
從1973年冬開始，由於大量便血，總理每半月或一月就要接受一次輸血。有一天下午6點多鍾，王洪文讓秘書來電話說，晚上要開政治局會，要總理確定時間，“以便江青同志那裡好安排其他事情”。當時總理正在輸血，電話是秘書紀東同志接的，他說：
“總理正在治療，可否半個小時後再商量？”
片刻，那邊請示了王洪文，回答說：“必須立刻定下來。”
連毛主席找總理還要問問總理是否休息？如果休息就過兩個小時再找。可是這些“得志便猖狂”的“爆發戶”，就是這樣狂妄不可一世。我們只好悲憤地看著醫護人員為總理拔下了輸血的針頭……到1974年的5月底，周恩來身體已經極度虛弱，隨時可能發生休克。在辦公桌前只要一坐就站不起身了，非有人攙扶不可。
但他仍然堅持按原定計劃於5月29日與馬來西亞總理拉扎克舉行正式會談，討論兩國建交問題。當時醫務人員就守候在門外，隨時准備搶救。31日，他又同拉扎克分別代表本國政府簽署了中馬建交公報。人們見到的周恩來仍然是那麼安詳穩重，從容不迫。
可誰能知道，他是接受輸血後才進行了這次重大活動。
簽字後，總理向秘書口授了“6月1日後對送批文件的處理意見”，將各項工作都責任到位地作了具體安排。
年6月1日，周恩來把桌上所有文件都清理完畢，交待清楚，然後在我們的攙扶下立起身，摘下了套在小臂上的藍布工作袖套。這兩頭縫有松緊帶的袖套曾伴他度過無數不眠之夜，批閱過多少文件，已經深有感情。我見他把袖套放在桌面上，再用手輕輕地，輕輕地撫平，小心翼翼疊整齊，目頭在上邊停留幾秒，眼圈忽然一紅，胸脯猛地起伏一下，將頭迅速扭向了一邊。
於是，我們都傷心地低下了頭。
周恩來離開了那把坐了20多年的辦公椅，我們追隨著左右扶持；他在屋中站住腳，環顧一圈，默默地向這裡的一切告別。他的目光在辦公用具上留戀地往返，終於轉向牆壁上的圖表，目光忽然閃爍一下，隨即又黯淡下來。我隨他的目光望去，心戰栗著抽縮起來。
我看到了那張食管癌高發區發病分布圖。
於是，一種難忍的痛楚從我心頭絞出一滴滴的淚珠，盈滿眼眶，朦朧了我的視線。
多少往事閃爍著從那膘隴中浮出……“李冰，李冰同志來了沒有？”周恩來在人民大會堂一個會議廳的主席台上朗聲問。
“來了。”前排站起一位樸素端莊的女同志。她是日壇醫院的負責人。
“李冰同志，你們日壇醫院那麼多病人，你長期搞腫瘤防治，找沒找出原因？”
也許是太激動了，也許是這個問題很復雜，不是幾句話能講清的，李冰張一張嘴，聲音有些猶豫：“這裡原因很多……”但她心情是激動的，臉上泛出紅光。
“癌症不是地方病，而是一種常見病。”周恩來臉上是那種既親切又嚴肅的微笑，做了一個擺手動作：“不單是林縣食管癌多，西北也多。你說腫瘤的原因很多，要找出主要矛盾來嘛。”
李冰激動地點點頭。
“吳桓興，”周恩來又點日壇醫院的另一位負責人，“你這輩子找不出腫瘤的原因來？要樹雄心，立壯志，在這一生中攻克癌症麼。我看，你們還是到下邊去調查好……”
於是，醫學科學院的科研人員下到河南林縣走村串戶調查食管癌的發病情況，後來又查遍太行山周圍。181個縣，那張食管癌高發區發病分布圖就是這次調查研究的成果之一。然而誰又料想到，事隔不到一年，癌症競侵害到總理自己身上。
現在，他也不得不離開他工作25年的西花廳，離開他的辦公室了……不要叫我總理了應該說，總理的膀胱癌發現還是比較早。聽醫生講(也許是為了安慰我們這些總理的身邊人)，這個病重要的是必須治療及時。又聽說這種癌是在膀胱上鼓起個小包，一般不流血，但總理的有些特殊，鼓起小包就流血了，小便一有血就知道出來鼓包了。我不是醫生，說不出那些科學詞，我只能用這種老百姓的話來講。出來鼓包就要做手術的，用什麼儀器從尿道探入膀胱，一燒就把那個鼓包燒掉了。不需要動刀子。
那時每天給總理化驗尿，見有血就要動手術，用那種儀器去燒膀骯上的鼓包。按規律差不多是3個月作一次手術。可是周恩來外事活動太多，又要總理天下大事，總是一拖再拖，醫生專家真是盡了一切努力，擋不住他老人家肩上的擔子壓得太多大重啊。這一拖，本來很好做的燒一下就行的手術，現在非得動刀不可了。說實話，我當時絲毫沒想到這已是不治之症，拖不了很久，我只是難過地想：唉，這一動刀，可就要傷身傷元氣了！
位於文津街的解放軍305醫院，病房大樓底層有兩套寬敞的病房。一套是為毛澤東准備的，他沒有住。另一套住進了人，就是我跟隨已久的周恩來。
年6月1日，總理住進醫院就作了第一次手術。時間對他老人家就是這麼寶貴，不能像一般住院者那樣先在病房裡觀察檢查一下，身體狀況好時才動手術。
這次手術進行得非常順利，醫生們出了手術室都面帶輕松喜色，都說作得好。醫生們的信心也給了我們信心和喜悅。都以為經過一段休息，總理又可以恢復如初，還是我們所熟悉的健康、機敏、瀟灑的總理。我甚至想到了在重慶那次總理的住院手術，想到他提前出院為父守靈……但是這次完全不同了。還不曾出院，到8月間病情就又出現了反復，不得不進行第二次手術。
中國的老百姓已經習慣了從報紙、電台、電視裡天天看到總理的活動，都愛說“總理和我們在一起”。如今突然失去消息，不用多，一周就會引起思想混亂和情緒波動。
於是，中央決定將周恩來住院的消息在報紙上披露出來。
於是，陰影籠罩了全國人民的心頭。
生活中有這樣一種現象或是規律；當人們所熱愛的人遇到不幸時，人們對他的愛會十倍地進發出來；當人們仇恨某個人又無法完全徹底地表達這種憤怒與仇恨時，就會轉而以百倍的熱烈去表示對自己所熱愛的人的強烈感情。
年9月30日晚，做過第二次大手術的周恩來，以國務院總理的身份抱病舉行盛大國慶招待會，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25周年。記得我們跟隨總理來到大會堂時，所有工作人員都激動萬分，熱淚流淌。當總理步入宴會大廳時，大廳頓時沸騰起來，出現了從未有過的震撼人心的熱烈場面。掌聲轟鳴，如雷吼潮湧，經久不息。坐在前面的中外來賓一擁而上，緊緊地圍簇在總理身邊，爭相向他問候致意。四周圍一片轟響，聽不清問候什麼，但那一雙雙淚花迷離的眼睛，爭相朝總理伸出的手臂和無數歡呼的嘴巴，張大著連成一氣，宛然是流動的汪洋。坐在後面的同志紛紛站上椅子，高高舉著雙手鼓掌，向總理遙望祝願。總理只講了幾分鍾的祝酒詞，卻被暴風雨般的狂烈的掌聲打斷十多次！我長期壓抑的心情在這一晚上獲得了解放，流下的不再是悲傷怨懣的淚，而是激動喜悅的淚。我明白，這種熱烈不僅來自對總理最深摯的愛，而且來自對“中央文革”
那幫人的憤恨和對現行政策的強烈不滿。
人心思定，人民希望改善生活，人民需要總理這樣為人民辦實事的領導，人民渴望友愛祥和，民富國強！
所以後來粉碎“四人幫”時，我說不要講這是某些人的勝利。這其實是人民的選擇。
所以後來鄧小平出山，我也說這是人民的選擇，歷史的選擇。
生活使我懂得了人民“可以載舟，也可以覆舟”的道理。
總理住院後，一天也沒停止工作。他在醫院裡的工作日歷和我們的日記，都可證明以下幾個數字：
住院後，總理從1974年6月1日始，動手術14次；大手術6次，小手術8次，平均每天要動一次手術。
同人談話233次。其中，同中央領導談話161次，同各地區及部門負責人談話55次，同我們身邊工作人員談話17次。
會見外賓63次。
召開及參加會議40余次。其中，在醫院召開會議20余次，離開醫院開會20次。
年的國慶節後，有兩件大事費了總理大心血。
國慶招待會上所顯示的民心、黨心、軍心所向，令“四人幫”揣揣不安。而這時，毛澤東提出了籌備四屆人大，醞釀國家機構人事安排的意見，並親自提議鄧小平出任國務院第一副總理。
毛澤東在發動和領導“文化大革命”時，借重的主要是“中央文革”一班人馬，但他心裡明白，這些人“打家劫捨”可以，“放火燒人”可以，但是無德無才無資歷，不懂“設計”，不會建設也不肯任勞任怨去干實事。這些人“破壞有余，建設沒有”，真是天怒人怨，若用來當繼承人，無疑是一班掘墓者。毛澤東需要的是一個抗衡兩霸，延續並富強共和國的能力極強又經驗豐富的人；劉少奇已經打倒並去世，周恩來身患絕症不久人世，他在莫斯科所講的三位接班人，只剩了鄧小平。縱觀全國再沒有比鄧小平更好更出色的繼承人。盡管他未必相信鄧小平在“以階級斗爭為綱”和“堅持無產階級繼續革命”方面能心口一致地向自己靠攏，但他還是決定給鄧小平一個機會。這是他身處矛盾所不得不作出的選擇。
如果說周恩來反“四人幫”還要照顧主席的面子，講節制、調和、含蓄、耐心，給他們一條活路，那麼鄧小平卻是咄咄逼人的抗衡者和戰斗者，只認國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不給面子不搞調和。“四人幫”意識到有鄧小平就沒有他們的“活路”，反鄧自然也不會像反周那麼含蓄、節制。
年10月17日，江青利用“風慶輪問題”帶頭發難，大鬧政治局，圍攻鄧小平。
鄧小平毫不“含蓄”，毫不“耐心”，毫不“節制”，以眼還眼，以牙還牙地頂了他們一伙。由於鄧小平恢復工作不久，搞“文化大革命”搞亂了干部隊伍也搞亂了思想，他要想頂住“四人幫”等人，非有周恩來的支持不可。
在這關鍵時刻，周恩來堅決支持了鄧小平，向鄧小平了解情況後，把當時擔任毛澤東聯絡員的同志找到醫院，向她們明確指出：“風慶輪事件”並不像江青他們所說的那樣，恰恰是他們預先策劃好了要整小平同志，小平同志已經忍耐很久了。最後，以他一貫的節制、耐心、講求團結的作風表示：“還要繼續做工作，慢慢解決這一問題。”
江青一伙派王洪文趕到長沙，向毛澤東匯報“北京現在大有廬山會議的味道”，說周恩來“雖然有重病，但晝夜都忙著找人談話。經常去總理那兒的有鄧小平、葉劍英、李先念等。”
月20日，毛澤東對匯報上來的兩種意見表了態：“總理還是總理”，“四屆人大的籌備工作和人事安排由總理主持安排”，再次“提議鄧小平為第一副總理、黨的副主席、軍委副主席兼總參謀長”。
毛主席講話後，總理在10多天的時間裡，分別與鄧小平、葉劍英、李先念、王洪文、江青5個人談話，又約政治局成員分三批開會，醫院成了毫不弱於過去6個辦公室的第個辦公室。到12月，更是晝夜工作，完成了四屆人大的籌備工作，包括政府工作報告的審定和最關鍵的人事安排問題。
最後決策還得毛澤東說了算。毛澤東晚年重病纏身，深居簡出，對情況的了解全靠身邊人的反映和報告，這就不可避免地要脫離實際脫離群眾，不可避免地要發生判斷和決策上的失誤。總理和鄧小平、葉劍英、李先念談話時，都有一種共識：必須由總理當面向主席匯報，把問題講清、講准、講透，這樣才能得到毛澤東的支持。
年12月23日，我們跟隨總理飛赴長沙向毛澤東匯報。臨行前，醫院發現總理大便裡有潛血，必須立刻進行檢查治療。後來事實證明，這確實是必須馬上治療的腫瘤，長在靠近肝部的大腸內。
然而，四屆人大定於1975年1月13日召開，所剩時間只有20天，必須馬上向毛澤東匯報，這樣才能把關系到國家和人民命運的四屆人大會議順利如期開好。
兩個“必須”選哪個？當然是以國家和人民的利益為重。
葉帥親自同我們有關幾個人談話。醫生反映病情，葉帥沉重痛苦地說：“為了黨和國家的最高利益，現在不能提及此事”。這個“事”就是指給總理作胃腸鏡檢查，以便及時找到出血的腫瘤，盡快切除。
葉帥下這個決心確實痛苦，他兩眼潮濕地命令我們：“要想盡一切辦法，無論如何也要保證總理安全回來。”並且確定說：“衛士長作這次護送的總領隊。”
出發前，我們研究了各種防范措施。我作總領隊，同行還有衛士高振普和一個醫療小組，小組成員包括心血管病專家方圻，泌尿科專家吳德誠，總理保健醫生張佐良和護士徐奉生。大家都高度重視這次任務，決心保證總理安全回北京。
月23日中午，我們來到西郊機場。總理原計劃與王洪文同機飛赴長沙，可是我們到了機場，王洪文還沒到。當時我就火了。王洪文是個小年輕，本該他提前到機場等總理，現在卻讓總理以古稀之年，重病之身，冰天雪地在機場等他？豈有此理：萬一出了事誰負得起責？
我給王洪文那邊掛電話，原來他是睡過了頭，還沒起床。這是決不能等的了。我就含糊對總理說：“王洪文坐另一架飛機走。”
這樣，總理不再等，由我們護送上飛機，於下午2點左右到達長沙。
一下飛機，總理就問前來迎接的干部：“王洪文到了嗎？”
“在北京，還沒起飛。”這位干部回答。
“他睡覺睡過了時間。”我到這時才說明。
王洪文下午5點多才到長沙，晚7點半左右，總理和他一同去見主席。那時王洪文是黨的副主席，毛澤東在發動“文化大革命”時，左手指的那一排“煽風點火”者，如今王洪文是代表；右手指的那一排“救人於水火”者，總理是代表，兩派政治力量的代表同時去向主席匯報。我那時感到，毛澤東一再呼吁“聯合”，“團結”，就是想讓這兩派力量團結，但事實上是不可能的。
我們守候在門口休息室，兩個多小時，談話就結束了；總理一身輕松，毫不顯累，臉上掛著微笑。王洪文對總理也表現出客氣、尊重和禮讓。於是，我知道這次談話是順利的了。
總理照主席的意思，在長沙逗留了5天，前面講過，12月26日那天，總理還請我們陪送人員及軍區、省上的幾位負責同志吃飯，當然是他自己掏錢請客，為主席祝賀生日。
第二天，我們就護送總理安全回到北京。
年1月13日，周恩來在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代表國務院作政府工作報告。
這是他最後一次作政府工作報告，並且由此開始了一系列的“最後一次”。我在後面將一一講到這些“最後一次”。
總理在報告中，曾有一段話提高了聲音，這段話是：“在本世紀內，全面實現農業、工業、國防和科學技術的現代化，使我國國民經濟走在世界的前列”。
我始終認為，這是總理生前留給全國人民的最後的也是最重要的政治遺言。
四屆人大開過之後，總理病情急劇惡化，經腸胃鏡檢查，接近肝部位的大腸內有一腫瘤，3月底作了第3次大手術。
包扎刀口時，躺在手術床上的周恩來緩緩睜開了眼。他黯然的目光透出若有所求的神色，嘴角牽動幾下。
醫務人員忙把頭俯下去：“疼？”
總理閉上眼，表示否定，旋即又睜開。嘴唇開始翕動。醫務人員忙把耳朵貼近那張失去血色的嘴。
“叫……叫李冰來。”
剛出手術室的李冰同志聽到召喚，忙回到手術床旁，朝總理俯下身去。
“李冰，”總理訥女媧著叫。
“嗯。”李冰應一聲，把耳朵貼過去。她感覺到總理呼出的熱氣和艱難吐字的聲波：
“雲南，錫礦工人，肺癌發病情況，你，知道不知道？”
“知道。”
“你們，要去解決……這個問題。馬上……去。”講完這句話，總理鼻凹處已經沁出汗來。李冰眼圈紅了，用力點點頭，啞聲說：“我就去，請總理別說話了，千萬要好好休息。”
她不敢多停，匆匆退出手術室。剛出門，猛地一把捂住嘴，淚水立刻像小河一樣淌下來。
這次手術後，總理明白自己的時間確實不多了，第二天就開始工作。讓我和小高為他念一些國際簡報、國內動態、大參考和參考資料。有時鄧大姐來了，就由鄧大姐為他念。周恩來組織紀律觀念極強，文件發到哪一級就是哪一級，不該別人看的絕不擴散一點，對鄧大姐也不例外。鄧大姐帶來的如果是密封件，就當著他的面幫他剪開，交給他自己看。
剛能下地，周思來又開始夜以繼日工作。從3月到9月，他與各方面人士談話102次，會見外賓34次，在醫院召開會議3次，離開醫院外出開會7次，外出看人4次。這種活動一直延續到10月，手術後終於臥床不起為止。
年4月3日，總理在切除腸部腫瘤之後，尚不能下床，由於突尼斯總理努伊拉再三懇求，周總理躺在病床上會見了他。
年9月7日，總理不顧病情的嚴重，堅持會見了由維爾德茨率領的羅馬尼亞黨政代表團。這是總理一生中難以計數地會見外賓的最後一次。
會見中，總理坦率地說；“馬克思的請帖我已經收到了。這沒有什麼，這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自然法則……現在，副總理(鄧小平)已經全面負起責任來了。”
年5月3日，周恩來抱病參加了毛澤東召集的中央政治局會議。毛澤東在講話中批評了江青等人搞“四人幫”的問題。他用湖南話大罵：“江青混蛋！”由於久病口齒不清，又是湖南腔，毛澤東講話須有人翻譯。翻譯委婉地解釋這句話，毛澤東發脾氣，讓原話照譯。翻譯只好重復一句：“江青混蛋”。這聲罵，江青、張春橋沒變色，王洪文和姚文元卻嚇得臉色蒼白。毛澤東決定：由鄧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主持批評“四人幫”的會議。從而為各項工作的整頓創造了條件。
這是總理最後一次參加政治局會議。
年6月9日，總理吩咐我理發修面，要去參加賀龍元帥的骨灰安放儀式。我和醫務人員都竭力勸阻，總理不聽，堅持要去。我見總理著急生氣了，只好妥協。
在醫院，總理不斷見客會外賓，所以我們為他弄了一個理發椅子，修面很方便。
那天，理發修面後，總理和鄧大姐驅車來到八寶山革命公墓禮堂。我們打開車門，扶總理下車，他先緩步走向擺著簽到簿的桌子。
總理這一生，最寶貴的是崇高的個人品質，努力追求毫無瑕疵的歷史。無論走到哪裡他都竭力保持著自己的固有形象。他的身體和精神都已衰弱到極點，可是一旦面對外人的注目，他便堅持不要我們扶；他無法神采奕奕，步履洋溢出瀟灑和矯健，但他竭力莊重從容，讓步子邁穩，讓身體平衡；步履緩慢又要保持連續性。他的衣服像往常一樣筆挺，容不得一絲皺褶和污垢；他的頭發一絲不亂，威武的濃眉下，兩眼依然是熠熠放光，像火一樣溫暖人，鼓舞人。難怪一些外國友人說他“本身就是一股暖流，一束光亮”。
周恩來拿起筆簽到時，手劇烈地顫抖，筆尖是跳動著向紙面貼近。我們都屏了一口氣在心裡幫他使勁，這小小的簽名也成為一場較量，是對戰友的思念哀悼之情與惡疾的一場較量。他終於將精靈一樣顫抖跳躍的筆尖按在紙面上，吃力又是堅持不懈地移動，寫下了：周——恩——來。
他抿緊的嘴唇略一松弛，便吁出一口氣。於是，我們這些陪護人員也松口氣，身上已是汗津津。
簽過到，周恩來在有關人員引導下朝休息室走去，進門就大聲呼喚：“薛明，薛明同志！”
周思來近半年來，還不曾有這樣響亮的聲音。賀龍的遺孀薛明，聞聲抬頭，叫一聲“總理！”立刻奔過來，滿臉是淚。
周恩來的激動是顯而易見的。他張開雙臂，一下子擁護住薛明，身體由於虛弱而搖晃，由於悲勵而顫抖。
“薛明啊，”周恩來哀聲哽噎，“我沒有把他保護好啊……”
說著，周恩來淚如泉湧。他此刻的心情我是理解的。作為總理，他與陳毅、賀龍兩位副總理的私下交往較多，常一起逛街、一起掃馬路、一起看演出。保護陳毅，他可以問心無愧，保護賀龍，他確實沒做好。由於林彪堅持打倒賀龍，毛澤東聽了吳法憲等人的多次誣告，心生疑惑，周恩來服從了上面的意志，賀龍畢競是從總理家中被帶走的，何況總理也未能兌現他的許諾，“半年後我再接你回來”。
四周人並不完全理解總理的心情，只是陷於劫後余生者對逝去者的悲慟之中。總理淚水湧流，四周圍哭聲立刻響成一片。
賀龍的女兒賀曉明緊握住總理的手說：“周伯伯，您要保重身體，要保重身體啊！”
周恩來淚花閃爍地注視她，片刻，聲音顫抖地說：“我的時間也不長了。”
這令人心碎的歎息，又一次引來悲聲四起。這不僅是為總理悲哀，也是為國家擔憂。
周恩來親自為賀龍致悼詞。在為賀龍同志三鞠躬時，總理淚水嘩嘩地淌，一連鞠躬次，以表示深切的哀悼和“沒有保護好他”的愧疚之情。
這是周恩來有生之年最後一次參加追悼會。
年7月1日，周恩來由李先念、喬冠華陪同會見泰國總理克立、巴莫，各自代表本國簽署了中泰兩國建交公報。
當時，我們陪護人員都明白這種機會不多了，嘀咕著想趁攝影記者還在的工夫，跟總理合個影。我們的嘀咕被總理聽到了，他笑著說：“好吧，我們大家一起照張相。”
小高他們赴緊出去叫住攝影師，攝影師在大廳一側選了地點，所有在場的人都參加了，李先念和喬冠華也站到了第一排，等大家都排好以後，我也幫總理換好了衣服，是他以往夏季常穿的那身灰色中山裝。
兩名護士攙扶總理來到大廳，站在前排中央。了解總理病情的人心情都很復雜，說不清是喜是悲？
攝影師認真調好焦距和光圈，連按幾下快門。拍攝完畢時，總理忽然望住我們笑了笑，說：“照可以照，但將來可不要在我的臉上畫××。”
一句話說得我們都沒了笑容，心情無比沉重。總理對黨和國家的前途，對我們每個人在政治風浪中的態度是不無擔憂的。因為“文化大革命”有一項“傑作”，就是打倒哪個人，必要清整自己保存的一切文字和照片資料，在被打倒者的名字和照片上打“×”，借以表明自己“劃清界線”，表明政治態度以求自安。
月1日這次合影，是總理有生之年的最後一次與人合影。
從5月到9月，我們還能攙扶總理離開病床作短距離散步。這時候，也是他與我們談話的時候。
月的一天，就是他最後一次參加毛澤東召集的政治局會議的第二天，在散步時他忽然問身邊醫護人員：“你們說實話，我還能堅持多久？”
大家都一怔，無言以對。
總理把目光移開，抬眼望天空，仿佛在正視那冥冥之中的死神，又像是在尋找馬克思在天之靈。他忽然坦然地笑了：“人生的規律都有這麼一天，共產黨員要唯物主義嘛！”
“怎麼講呢？”醫生眼裡閃爍著湧起淚花，“總理，你叫我們怎麼說……”
周恩來仍然保持著平靜的微笑，點點頭，輕輕地，輕輕地吐出一聲：“對不起，不要說了。”
這天夜裡，他和一位負責同志共同工作一夜，天亮時，又穿了睡衣繼續批閱文件……以後一段時間，他分別向我們每個工作人員談一次心，指明每個人的優缺點。說到優點，比過去任何時候都熱烈，都動感情；說到缺點，比以往任何時候都直率、干脆、明確。
周恩來有生之年，從不直接提拔他身邊的工作人員。可以說，沒有一個做高級領導干部的。有的現在做了高級領導干部，也是在他死後由組織上考核提拔起來。
總理尤其注意要求那些專業技術人才不能離開專業。卞醫生在中南海曾任門診部主任等職，1969年被提為305醫院副院長時，總理就說：“大夫就是大夫，當官干什麼？”
卞醫生說：“我都不知道，是領導定的。我找領導說去。”周恩來這才擺手道：“算了算了，既然定了就不要說了。”
現在，當他意識到自己的病情已經很嚴重時，又一次關照參加醫療組工作的專家們：
“你們將來不管兼任什麼職務，兼多少職務，也一定不能離開丟掉自己的業務。”正是聽了總理的交代，主管醫療組的吳階平、吳蔚然兩兄弟現在70多歲，擔負一定領導工作，仍然不肯離開手術台。胃腸道專家陳敏章，叫他當衛生部領導，他再三推辭，說總理有交待。組織確定上任後，仍不離開業務。首都醫院方副院長，泌尿科專家吳德誠，也都是照總理的交待去做的。
年9月7日之後，總理的病情急轉直下。由於惡性腫瘤的消耗，他的體重由原來的130斤下降到只剩幾十斤，完全是皮包骨頭了。中旬以後，他連在攙扶下散步的力氣也沒有了。
月20日，醫生不得不再次為他進行大手術。
手術前，周恩來意識到自己將不久於人世，也許會下不來手術台。他要來了自己在年6月在中央批林整風匯報會上所作的關於國民黨造謠誣蔑地登載的所謂“伍豪啟事”問題的專題報告的錄音記錄稿，重新審讀一遍。
周恩來作為職業革命家，在其充滿風雨險惡的生涯中，用過許多化名：伍豪、飛飛、翔宇、冠生、周少山、胡必成等等。其中，以“伍豪”最出名。
那是周恩來在天津南開學校取的化名，當時覺悟社的領導成員以筆名撰寫文章，大家一共編了50個號碼，拈鬮決定各自幾號？鄧穎超拈到1號，化名“逸豪”；周恩來拈到5號，化名“伍豪”。
國民黨知道周恩來這個化名，在30年代利用發行量較大的《申報》刊出一則“伍豪等聲明脫離共黨的啟事”，以此達到造謠誣蔑，給共產黨制造混亂的目的。周恩來迅速以自己另一個化名周少山，同樣在《申報》刊出啟事，對此謠言進行了揭穿與澄清。
實際上，《伍豪等聯離共黨啟事》發表於1932年2月27日，而周恩來早在1931年便離開上海進入蘇區，可以說不須反駁也知道是國民黨造謠。但“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和江青的爪牙還是搬出這件事來作文章，想攻擊周恩來。
周恩來1967年5月19日向黨中央毛主席作了書面報告，澄清事實。1968年1月16日毛澤東明確批示：此事早已弄清，是國民黨造謠誣蔑。
一生謹慎的周恩來，愛惜聲譽勝過愛惜生命的周恩來，為了不給別有用心者可乘之機，於1972年6月23日在中央召集的批林整風匯報會上就“伍豪啟事”這一問題作了一個專題報告，如今在手術前夕，又調來這個報告的錄音記錄，審讀後，用顫抖不止的手簽上了自己的姓名——周恩來。並注明：“於進入手術室(前)一九七五、九、二十”。
這是周思來一生中無數次簽名中的最後一次簽名。
中國的傳統文化，無論你的信仰是什麼，只要你堅持不背叛，你就有可敬重之處。
否則，你就會被人鄙視，周恩來對“伍豪啟事”的異乎尋常的重視，不能不說有這種考慮。
這裡也有他對身後事的種種考慮和憂慮。當他被推向手術室時，他表現出過去從未有過的激動，甚至是沖動。他大聲地對所有走在手術推車兩邊的人說：“我是忠於黨，忠於人民的！我不是投降派！”
就在這次手術中，醫生發現他身上的癌瘤已經全身擴散，無法醫治。鄧小平為此指示醫療組“減少痛苦，延長生命”。
月下旬，為“延長生命”，醫生又對周恩來進行手術。在進入手術室前，躺在手術車上的周恩來問：“鄧小平來了沒有？”
鄧小平忙走近手推車旁，伸出手。周恩來握住鄧小平的手說：“你這一年干得很好，比我強得多……”
這次手術後，周恩來再也沒能離開病床站起來。
我和高振普陪護總理，有些事忙不過來，決定再增加喬金旺。喬金旺也是老同志了，年入伍，給朱德、張聞天、彭德懷當過警衛；1955年在總理身邊當衛士，1968年因病離開，這次又回到身邊。
這次久別重新見面，總理已經完全變了樣子。他從喬金旺的眼神裡看到了自己的變化，第一句話就是：“老喬啊，‘文化大革命’把我累垮了！”
由於“文化大革命”是毛主席發動的，總理從沒說過一個“不”字，唯獨這一次，我感覺總理把心底郁悶的想法和情緒流洩出一些。他的聲調是低沉而幽怨，我看到喬金旺眼圈一紅，淚水差點濺出來。他喉嚨哽咽地叫出一聲：“總理……”
周恩來淒涼地說：“以後你們就不要再叫我‘總理’了，我躺在這裡已經不能再為國家為人民工作了，聽你們叫我總理總理的，我心裡難受……不做事了，不能叫總理。”
這以後，我們就為稱呼犯了難。後來大姐秘書趙偉來見總理，不知稱呼什麼好，犯愁地問鄧大姐。鄧大姐說：“那你就再叫一聲總理吧，但是千萬別哭。”
這使我想起一件關於“宰相”的故事，因為國內外都愛把總理比作宰相。
那是1972年9月30日，在國慶招待會上，周總理一一祝酒，不覺來到劉文輝的席前。
劉文輝在歷史上曾是四川有名的軍閥，解放前夕，響應共產黨、解放軍的號召棄暗投明。全國解放後，在周總理提議下，他歷任四川省政協副主席、西南軍政委員會副主席、中央林業部部長及國防委員會委員。
周思來笑望劉文輝，舉杯祝酒說：“劉將軍，老朋友了，干杯！”
劉文輝急忙起立舉杯，帶著崇敬之情，莊重地說：“總理，歷史上當宰相時間最長的是郭子儀，他在任24年。希望總理保重，超過郭子儀！”
總理仰面哈哈大笑，和劉文輝碰杯，然後一飲而盡。劉文輝哪裡知道，總理這時已是癌病纏身。1975年1月13日，總理抱病出席四屆人大，在會上得知劉文輝也身患癌症，當即指示醫院全力治療，隨時把病情向他報告。
後來，總理還是逝於劉文輝之前。劉文輝聞訊總理逝世，老淚縱橫，在家人攙扶下到靈堂向總理告別，這都是後話了。
從周思來擔任政務院總理，到他不許我們稱他總理，其間26年多。他是超過郭子儀的中國歷史上擔任“宰相”時間最長的一個。
他必然會在這個世界上永存年10月以後，周思來的病情不斷惡化。他整日臥床，劇烈的癌痛折磨著他。有時痛得牙關緊咬，冷汗淋漓；有時痛得渾身戰栗，眉頭緊擰。但他始終不肯哼一聲。
他怕使我們著急不安。當疾病和病房束縛他不可能再總理天下事時，他的注意力便轉到周圍的人和事上。
“總理，打一針吧？”我們眼含淚水勸說。
周恩來明白，杜冷丁不能總打。他嘴角一翹，勉力做出微笑。他聲音細微地說：
“放、放段‘洪湖水，浪打浪’……”
我們有“洪湖水，浪打浪”的磁帶，忙放起錄音。“洪湖水，浪打浪”的曲調便柔和地盈滿一室。
周恩來淡漠的目光凝望著天花板上的某一點，靜靜傾聽“韓英”歌唱的那優美的抒情曲調。他的眼裡時時有火花一進即熄，仿佛望見了那碧波連天的洪湖，望見了他的戰友賀龍，憶起當年金戈鐵馬，氣吞萬裡如虎的戎馬生涯……可是，他的眼圈忽然濕潤了，微微垂下眼簾，以手擊節，合著那婉轉的旋律……他一定是在默默抒發自己某種復雜的情感。總理過去就愛聽這首歌，電影上映不久，中南海的舞會上，專門請“韓英”來參加舞會並演唱。如今生命將息，參加過賀龍同志的骨灰安放儀式後，就要來這首歌的磁帶。在他逝前，聽得最多的就是這支歌。
他“沒有保護好賀龍”。為此傷感自責，因而更加思念這位戰友，愛聽這首歌。
在周恩來病重的日子裡，他希望聽聽那封存已久的文化藝術表演傑作。我們盡了最大努力。這些作品封在廣播電台，我們請中央警衛局副參謀長東方同志去啟封，前後去錄制了二三十盤磁帶，拿回來給周恩來播放。記得有梅蘭芳、程硯秋等京劇大師的唱段，有袁雪芬的越劇和侯寶林、馬季等人的相聲。
有一次，周思來被癌痛折磨得渾身顫抖，一個勁冒虛汗。我們替他擦汗，心就像被人揪扯碎了一般痛。我們也是“急中生智”，冒出一個念頭，小聲向總理提議：“總理，我們把侯寶林請來好嗎？”
周恩來強忍痛苦，不解地望我們。
“讓他跟你聊聊天麼。他詞匯多，又會滑稽出洋相，可以給您，給您逗逗樂。”
病痛中的周思來雖然沒有見到侯寶林，卻呵呵地笑出聲。大約是想起了那副“尊容”
和調侃，也許是為我們冒出這樣的怪念頭而發笑？
反正他是笑了！
然而，笑聲稍縱即逝。周恩來微微喘息著，吃力地說：“不要不要，怎麼好麻煩他呢？不要麻煩他了……”
周恩來不肯為自己麻煩侯寶林，但他無時無刻不在關心懷念著他在文藝界廣泛結交的朋友們。
那是京劇演員楊秋玲被解放不久，在人民劇院演出現代戲。周恩來在楊秋玲戲校畢業時就同她認識了，不知怎麼得知了她已獲得解放。一天，他用細微的聲音對我吩咐：
“楊、楊秋玲出來了。你們，和電台聯系一下，幫我，幫我錄個片段，我想看看……”
我們立刻去聯系，可是劇團推說需要請示上級。我們再去聯系，他們回答說不行，推說楊秋玲要去西安演出。我們直接管這個事的仍是東方同志，他向劇團提出同行，到西安錄。東方為總理真算盡了心，跟到西安，電視台也去了人，做好了一切准備，結果還是沒錄成。這與當時文化部的負責人有直接關系，真把我們氣壞了。
一國總理，勤政26年，人之將死，要看個演出錄像而最終不可得！
我向總理難過地報告：“總理，電視台錄去了，可，可他們說有困難，說、說不好錄……”
周恩來沒有驚訝，也沒有發火，似乎早有這種思想准備。他靜臥病床，凝望屋頂，仿佛那裡有個舞台，楊秋玲正在翩然起舞演唱，他目不轉睛地看入了神……總理臥床後，已經不可能完整系統地考慮國家大事。但就像碎玉一樣，星星點點也仍然是玉。他時常會想起萊一些片斷的事詢問我們。比如“現在誰負責國防科委的工作？”“主席現在的安全誰在負責？是不是汪東興？”“主席現在住哪兒？”“他住的游泳池有個邊門是不是封好了？”“豐澤園的後門是不是關起來了？”“你們把紀登奎叫來，我要跟他談件事。”……總理臥床後，葉劍英基本上是天天來。特別是在處理重大問題前後，必來請示匯報。
他白天黑夜與吳醫生保持聯系，一再指示：“要想辦法，能延長一天就延長一天，哪怕是多延長一小時一分鍾，只要可能，就要盡到醫療方面的一切努力和責任！”
總理也明白自己多活一天的意義，我至今記得他頑強與病作斗爭，艱難地吞咽食物的情景。他是國家和人民的“大管家”，為別人操心慣了，總是用勸說鼓勵的語氣對別人講話，所以在說自己時，也好像是在勸說別人：“來，我們多吃幾口，咱們數數。”
他費力地咽下一口，嘴裡念叨著：“一！”又咽一口：“二！”……“三！”……這樣數數吃飯，到12月13號，總理最後數了兩個數，咽下兩口食物，從此就無法進食了。
到這時，總理先後共做了13次手術。
“13”在西方被視為凶數。
周恩來曾對美國人巧解“13”。那是尼克松總統訪華，到上海時，下榻於錦江飯店。
尼克松夫婦被安排在15層，基辛格在14層，國務卿羅傑斯和其他官員住在13層。
總理去看望羅傑斯及其助手們，當電梯在“13”處亮起紅燈時，突然想到西方人最忌諱13。果然，他走進羅傑斯的套間時，發現這些美國官員正在為“13”而生氣，與周恩來寒喧時也笑得不自然，房間裡鬧鬼一般。
總理聊了聊美國乒乓球隊來訪的事後，話鋒一轉說：“有個很抱歉的事我們疏忽了，沒有想到西方風俗對‘13’的忌諱。不過，你們來到東方，我們中國有個寓言，一個人怕鬼的時候，越想越可怕。等他心裡不怕鬼了，到處上門找鬼，鬼也就不見了……西方的‘13’就像中國的鬼。”
美國人都笑了，不安和氣惱也頓時全消。
然而總理這次巧合了“13是個凶數”，他不能自己進食了，由陳醫生配制高熱量高營養的流質食品往胃裡灌。他不但臥床，而且無法坐起來，身體下部插了七八條管子，輸液、輸血、排液。他身體下部的膀骯等部位整個爛了，但頭腦仍然清醒。我和小高每天輪流給他讀一些國際簡報、國內動態和參考資料。也讓他聽廣播。
葉帥仍然是天天來。總理剛臥床時，他常常與總理一談就是3小時。
經月之後，談話減到2小時。
到12月，總理已經不斷高燒，談話越來越艱難。記得12月20日他約羅青長來談對台工作，詢問在台老朋友的情況，沒談多久就昏迷過去了。
天天來的仍然是葉劍英。一天又一天，周恩來的聲音越來越微弱，葉劍英越坐越貼近周恩來，談話的時間也越來越短，連一小時也無法堅持。
終於，周恩來難以再說出聲了。這時，葉劍英仍然堅持天天來，來了就緊貼周恩來坐下，輕輕握住周恩來的手，他們你望著我，我望著你，嘴唇一樣地顫抖，眼裡一樣淚光閃爍，一樣地說不出話，就那麼望啊望，望啊望……那種情景，那份情誼，任你是鐵打的心腸見了也忍受不住，不能不躲出門外失聲痛哭。
我還記得他們最後一次交談的情景，葉帥叫我們都退出，無論是送水送藥，不按鈴不許進。
在門外，我們偶爾能聽到葉劍英的聲音，其實主要是他講，周恩來要講出一句話是很困難的，就是講出一句也非得貼近耳朵去才能聽見。葉帥的聲音裡，我聽清了“鄧小平”、“中央”、“軍隊”等單詞。
葉帥從病房出來後，把我和小高召喚到身邊、聲音很輕、嚴肅吩咐說：“你們倆都准備好紙和筆，24小時在總理身邊，一刻也不能沒有人。總理原則性很強，很多事很多想法和委屈悶在心裡不講，特別是對中央裡的某些人，在最後時刻有什麼內容要發洩，你們一定要記下來……”
看來，葉帥同總理談話，沒能叫總理對某些大事留下態度和看法。他不可能天天守在總理身邊，我跟高振普，喬金旺輪替守護總理。然而，總理組織紀律觀念極強。鄧大姐也天天來看望，他們互相望了很久。
總理說：“我肚子裡還裝著很多話沒有說。”
鄧穎超點點頭，說：“我肚子裡也裝著很多話沒有說。”
這個場面給我留下印象很深。7年後，鄧穎超曾撰文寫到這件事，表示她要和周恩來一樣，把沒有說的話“永遠地埋藏在心底”。
事實確實是這樣，我和小高每時每刻都有一人守在總理身邊，每時每刻都准備著抓筆記錄，然而周恩來的嘴始終緊閉，在最後的幾天絕口不再談政治現實。
在他逝世後，我和小高將雪白雪白的紙交給葉帥。葉帥拿到這張滴墨不染，無聲勝有聲的白紙就哭了。他訥訥一聲：“他一生都是顧全大局……”
周恩來在最後的日子裡，不但有最後最重要的“政治遺言”，即在四屆人大上提出本世紀末初步實現四個現代化，有最後一次合影，最後一次會見外賓，最後一次參加毛主席召開的政治局會議等等，而且有一些最後的“要求和希望”。
月初，總理吃東西已經十分困難。每想到總理這一生的艱苦自己，委屈自己，辛勞自己而又極少有什麼享受，我們心裡就難受得不行。幾乎每天我們都要問幾遍：“總理，你想吃什麼就說。”他總是搖頭。
一天，總理忽然講話了，像是自言自語，又像說給我們聽：“要是能吃到桃子就好了。”
那一刻，我的心忽然顫動了一下，往事立刻浮出腦際。抗戰勝利，為爭取和平，我跟隨周恩來奔波於延安和重慶之間。那時毛主席剛發表過文章，說抗戰8年，蔣介石躲在峨嵋山上，現在抗戰勝利了，他要下山摘桃子了。周恩來給警衛戰士們講解形勢和這篇文章時，曾說：“桃子就是革命的果實，勝利的果實。這是最好的比喻。”
建國後，總理不分晝夜地操勞，他一生“植樹”，卻不肯享受“果實”，在生命快要結束時，才提出吃一口桃子，我們怎麼能不滿足他老人家的心願呢？
可是，正當深冬，哪裡去找桃子？那時不像現在這樣有保鮮的條件和力量。我們幾個陪護的同志商量一番，不約而同想到罐頭，馬上去買了兩筒。每簡裡有兩個桃，切成了四瓣。
“總理，沒有鮮桃，我們買了桃罐頭。”大家歉疚地報告。
總理望著桃罐頭，臉上浮出一層淺笑，聲音微弱地說：“好，很好。”
我們喂總理吃罐頭桃。他吃得照例很慢，一點點咀嚼吞咽。好不容易吃完一瓣就想停止。我小聲說；“總理，吃一個完整的果實吧？您講過的，桃子就是革命的果實，勝利的果實。”
總理嘴角漾出一絲微笑，緩緩說：“你還記得。好，我們吃個完整的。”
他盡了最大努力，又吃下一瓣罐頭桃，正好是一個完整的果實。
幫總理擦嘴時，我心裡又欣慰又酸楚。欣慰總理終於在最後享受了勝利“果實”，酸楚他“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享受得太晚了，是在人民吃過鮮桃之後，一時吃不完的制成了罐頭，他才最後享受一口……可是總理還對我們說了一句：“謝謝，謝謝你們。”
隔兩天，總理又問：“有沒有六安瓜片茶？我想喝點六安瓜片茶。”
這一次我不明白是為什麼？小高和喬金旺同志也不明白，這種茶並非什麼名茶，也沒有什麼典故，總理怎麼會想起要喝這種茶？
但我們還是照總理的希望，為他買來了六安瓜片茶，質量雖不算好，總算滿足他老人家的心願，不濃不淡地替他老人家沏了一杯。
總理不是喝茶，是品茶。他呷一口，細細品味；一小口一小口地呷，不時咂咂嘴。
他的臉上是一副含情脈脈，神思悠悠的容色，兩眼眨動著，一閃又一閃，仿佛見到了思念中的人。
一杯茶終於喝完了。我們都帶著肅穆的神情問：“總理，您在想什麼？”
“我想起了葉挺。”總理不看我們，仿佛仍在望著那位思念中的人，聲音輕柔，像是怕驚醒一個甜美的夢：“抗戰開始不久，葉挺將軍任新四軍軍長時，送了我一大筒六安瓜片茶……”
這以後沒幾天，總理就無法自己進食了。
快過元旦了。望著總理頭發蓬亂、胡須滿臉的憔悴樣子，我們悄悄商量。俗話說：
“有錢沒錢剃頭過年”。總理一生像珍惜生命一樣珍惜他那代表了中國人民精神面貌的儀容，怎麼也得為他老人家理個發，修修面再過新年啊！恰好北京飯店朱師傅也第三次捎信來，堅持要在新年前為總理理個發。
號這天，當總理從昏迷中醒來時，我們附耳小聲勸說：“總理，要過新年了。朱師傅已經幾次捎信來，就讓他給你理個發吧？”
他用沉思的目光望著我們，良久，嘴唇開始微微翕動。他實在難以說出聲音了，靜得落根針也可以聽到的病房裡，我們仍需把耳朵貼近他唇際才能聽清：“不，不要了。
我這個樣子……不好再見人。老朱，他，他看到我這個樣子，會、會難過……”
我們驀地扭轉臉，淚水又奪眶而出。
我們天天守在總理身邊，對變化感覺還不是很強烈，如今聽他一說，立刻想到他不久前還英武瀟灑的神姿和風度翩翩的舉止。可是，一覺醒來，他已是須發灰白蓬長，面容瘦弱憔悴，整個身體都抽縮了。他眼窩深陷，皮膚松弛灰黃……他再也不照鏡子了，我們也不叫他看到自己的臉。
朱德、小平、先念等中央首長都曾多次來看望周思來。當時中央規定，只有政治局委員以上的領導才能來看望。但是，許多曾在總理身邊工作過的同志都一再要求，非見總理一面不可。鄧大姐後來同意了。但要求只許大家見總理，不能讓總理看見大家。這也許違背周恩來不讓別人分擔痛苦的考慮？這些工作人員被安排在周恩來昏迷之時來見一見，嚴格規定不許哭。
可是，怎麼可能呢？這些工作人員被領進來，都是由我們帶到床尾立住腳遠遠望一眼。這一眼他們就全驚呆了，他們所熟悉的總理突然之間不見了！我看到沒有一人能例外，都是全身一震，便猛地用手捂住了嘴，淚水頓時進射而出！有幾位女同志踉踉蹌蹌，是被我們攙扶出去的。打擊和刺激太大了，沒出大廳就全哭倒在地。無論怎樣批評、勸說，甚至呵斥都無法阻止。唉，且不說她們只是未經過大磨難的女同志，難以承受，就是身經百戰，歷遭磨難的李先念同志，出了病房也淚如泉湧，哭出聲來，悲不能止。
老帥們也都來看望了周恩來，都是在周恩來昏迷之際，立在床尾默默地望著，像雕像一般，大顆大顆的淚珠溢出眼堤，在睫毛上顫動，接著撲簌簌滾下來，落地有聲！
年元旦，毛澤東的《重上井岡山》、《鳥兒問答》兩首詩發表後，周恩來從昏迷中醒來時，恰好在廣播裡聽到了。他讓我們去買來詩詞，元月2號我們又為他讀這兩首詩詞。讀到“不須放屁，試看天地翻覆”時，他嘴角綻出幾絲笑紋，甚至可以聽到隱隱的笑聲和訥訥聲：“中國出了個毛澤東……”
這是我見到的總理的最後一次笑。
這次笑很短暫，膀胱癌和腸癌的劇痛很快又使他抿緊了雙唇。我們收起詩詞。他雖然痛得額上沁汗珠，仍然堅持著示意，讓我們將詩詞放在枕邊。
後來，他又看過幾遍這兩首詩詞，也叫我們念過。他去世時，這兩首詩的小薄冊就壓在他枕頭下。這是周恩來一生中最後看到聽到的兩首詩詞。
都說癌痛是超過任何肉刑的劇烈持久的疼痛。現實生活和文學描寫中，我曾看到過許多掙扎在痛苦中的人：有的呼叫，叫聲淒厲慘絕；輾轉翻滾著掙扎。有的咬破牙床嚼爛舌頭，一任淚水橫流，頑強地不呻吟一聲。有的瞪著凶野的被痛楚折磨得變了形的眼睛，號哭怒吼著乞求別人幫忙結束自己的痛苦和生命…”
周恩來不同，始終靜靜地躺在那裡；昏迷半昏迷時，他會發出輕微的呻吟，但是清醒後，絕不發一聲呻吟或流一滴淚。如果你正注視著他，那麼，劇痛襲來時，他甚至不肯抽縮一下身體。他怕給別人帶來痛苦的影響。
然而，劇痛襲來，完全沒有反映是不可能的。有多少次我預感到有大的痛苦到來，周恩來的臉色陡然變成陰沉灰黃，轉瞬間又泛出黯紅，汗水一下子便冒出來，顆顆有綠豆大，顫動著凝聚匯合，接著便小河一樣淌下來。他的眼光時而迷離黯淡，時而閃爍逼人，回避開周圍的同志，在空中、在天花板上逡巡搜求什麼。在一次次的屏息忍耐之後，那鼻翼便顫抖著張大，嘴唇也小心翼翼盡量不引人注目地咧開一條縫，喘息幾口，很快又復屏息閉氣，用超人的毅力去換過那陣新的更持久的凶猛的劇痛的浪潮……他不哼不流淚，哪怕是抽縮著臉孔咧咧嘴呢？他永遠不會在人前目光下有這種樣子。
這就是我們的周總理。
元月3號，總理一天基本都是處在昏迷中，偶爾醒來也默默無言。
元月4號，總理從昏迷中醒來，眼睛閃了一會，忽然翕動起嘴唇。我們在場的同志馬上都圍攏過去。
他用細微的難以辨清的聲音訥訥詢問：“主席，主席身體怎麼樣？”
“沒有大的變化。”醫生小聲報告。
“董必武呢？”
“董老還好。”
“劉帥，劉帥，身體……”他突然屏住了聲，瘦骨粼粼的手一下子握住了醫生的手，這是下意識的動作，是劇痛襲來的原因。他在顫抖，在出汗。我們一邊替他擦汗，一邊勸他：“總理，你疼就叫出聲吧。都是自己人，你哼一哼也會疼得輕些……”
他不叫也不哼，好不容易透過一口氣，卻以驚人的意志清晰地說出一聲：“哎呀，你手……怎麼那麼涼呀？”
他好象不是痛得抓住醫生的手，好象是為了試試醫生的手涼不涼？唉，我們的總理，身陷如此痛苦絕境仍然要掩飾自己，仍然不願叫別人為他的痛苦而痛苦！
但是，他已經瞞不了我們也瞞不過自己。我們在流淚，他在戰栗；整個病房都能感覺出總理體內那痛苦急驟的節奏，那沖撞交鋒的波瀾！
“吳、吳醫生，打、給我打一針……”總理發出令人窒息的請求聲。每當他再也無力掩飾劇痛時，他總是這樣請求。
鄧穎超每天都來看望周恩來。這次她實在看不下去了，聲音顫抖地對卞醫生說：
“這麼痛苦，太難受了，他太難受……”
鄧穎超後來曾表示有條件地贊同“安樂死”，與總理逝世前所遭受的難以想象的病痛折磨對她所造成的刺激有直接關系。
卞醫生含淚說：“大姐，總理太重大了，多活一天對黨對國家對全體人民都有重大利益，哪怕是一分一秒都有著重大意義……”
葉帥也是這麼說的。
醫生替總理注射了杜冷丁。片刻，總理稍稍喘息平穩。他兩眼淡漠地望著天花板，像是凝思。忽然，那眼裡閃了一下亮，轉向我們：“拿、拿《國際歌》，放、放一放……”
我們忙找出《國際歌》的歌片，為他播放。當那磅礡的旋律盈滿一室時，總理的嘴唇分明在翕動，在吟唱！
這是總理生前最後一次聽歌，最後一次唱歌。這支歌是《國際歌》。
連放三遍，總理對守在身邊的鄧穎超說：“我堅信全世界共產主義一定能實現。團結起來到明天，英特納雄耐爾就一定要實現。”
他講這個話的聲音很細微，給我的震動卻很大。他已近彌留階段，最後唱這支歌，顯示了真正不移的信仰。人生盡可信仰不同，能夠為信仰奮斗終生，奉獻一切，那麼，就連他的敵人也會為他的人格肅然起敬。許多資產階級政治家、理論家、學者，就是由於這個原因，在周恩來死後，也對他表示了極大的哀悼和敬意！
年1月5日至7日，周恩來基本處於彌留之際；他多數時間昏迷，偶爾睜開失神的眼睛也沒說什麼事情，仿佛已經停止了思維。我和小高也停止為他讀報讀文件。
日那天，在我值班的24小時中，病室裡一直很寧靜，除了定時為總理做例行的維持生命的醫療，沒有其他大事。當陳醫生按時將配制好的高營養高熱量的流質食物輸入他胃中時，我靜靜地在一旁看。我的淚早已流盡。病房裡很清潔，四周圍是那麼靜，那麼靜……晚11時，周恩來忽然睜開了眼。這種睜開眼的時間越來越少，每次睜眼的間隔時間越來越長。他凝視著，竭力聚集渙散的眼神。我們都貼近過去。
終於，總理眼裡進出一星火花。這是我最後一次看到他目光閃爍。
他認出了我們之中的吳階平醫生。
“我這裡，沒什麼事了……”總理緩緩地，聲若游絲地說：“我，一個人，你們……管全局，還是去照顧，別的生病的同志，那裡，更需要你們……”
總理又昏迷過去。這是他一生講出的最後一句話。
月8日晨，早8點，小高像往常那樣准時來接班。
做了簡單的交接，我准備離開了。在門口，我像每天那樣回頭再望一眼我一生為之服務的總理。
他仍在昏睡。唉，他這一生睡得太少太少了！特別是近10年中，天下大亂，他平均每天睡不到3小時。什麼叫全心全意？什麼叫嘔心瀝血？什麼叫不知疲倦？什麼叫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在總理身邊一站你就全明白了……我早已哭干的雙眼忽然又潮濕起來，緩緩扭轉頭，輕輕掩上門，慢慢朝樓上休息室爬去。
躺下不到l小時，似睡非睡之際，樓道裡一陣急促的腳步聲傳來，來得匆促慌迫，我的心本能地一陣抽縮顫栗，立刻清醒了。我想跳下地，想喊，可是被一種不祥的預感緊緊握住了，一時竟動彈不得。
“衛士長，衛士長！”小高旋風似地卷進來，臉色煞白，緊張使他把兩肘緊夾在肋旁，聲音完全變了調：“快，總理、總理不好……不好了！”
我像被抽了一鞭，從癱軟中一躍而起，提著褲子就往下跑；心髒忽爾抽縮凝固，忽爾膨脹滾翻；腦子忽爾一片空白，忽爾萬念躍動，就這麼一口氣沖進了周恩來的病房。
醫療組的全體人員都集中來了，整個房間一片混亂，緊急槍救已經開始。屏風移開了，活動床頭也卸掉……“怎麼了？怎麼樣？”我失去了主張，小聲訥訥著，瞪大受驚而失神的眼睛望望這個，又看看那個。沒有人理睬我，個個擰緊了眉頭；我也插不上手，不知能干什麼，廢物似地僵了半天，上下顎骨呷呷地抖顫不止。
片刻，我冷靜一些，心神回歸，看清病床旁只有幾名專家，其余20來個專家醫生已經稍稍後撤，環繞四周默立。我想起生命的標志，忙湊到示波器那裡去看心電圖。
還在跳！我的心剛一熱，馬上又涼：怎麼不跳了？隨即又熱起希望：又跳一下！……這是怎麼回事？往常的心電圖不是這樣。我驚疑地看醫生們的眼色，又看看屏幕上那條“脈搏”；我看到有人開始悄悄搖頭，看到那“脈搏”越來越弱，越來越緩……“總理，總理！”張醫生一直摸著總理的脈搏，連連呼喊著。那一瞬間，我簡直懷疑自己的眼睛了。用力凝視，沒錯，總理競睜開了眼！
“總理，”張醫生喊叫著說：“讓謝榮給你插個管子，把痰吸出來行不行？”
張醫生的大喊大叫，奇跡般從總理的神經裡喚來了反應，他真微微點了一下頭。
可是，馬上又閉上了眼。當北京醫院麻醉科主任謝榮准備插管吸痰，加壓給氧時，心電圖忽然嘟嘟，化作了一縷不再起伏的游煙……“總理！”我受了巨大的緊張恐懼所驅迫，離開示波器，沖到周恩來的床邊，一把抓住他的手，好象在抓著一個最偉大美好的生命，怕被別人奪走。我要盡自己一切力量拖回這個生命。
“總理，總理！”我叫著，手掌卻鮮明地感覺到他的手指涼硬了，那麼快，那麼突然。我慌極了，摸著，撫著，想把那手指溫暖回來，卻發現總理的整個手掌都在剎那間變涼變僵，並且退潮一樣迅速涼到了胳膊。我急紅了眼，仰起頭，惡狠狠瞪著醫生吼：
“怎麼了？大夫！大夫！快呀、快!總理的手涼了！……”
我一邊吼，一邊匆匆地追蹤總理的溫暖。我的手已經追到總理的肩胛，我絕望地叫了一聲：“張大夫，涼到肩上了！你快點呀……”
張佐良沉重地搖搖頭，發出一聲淒涼的歎息：“不行了……”
我癡癡地睜大著眼睛，暈了；一切都像夢中，一切都浸入一種幽藍的朦朧中，一切都在飄浮顫動。我聽到陳醫生那極輕微又極宏大，極遙遠又極近切的聲音：
“35、36……48、49……停止！”
四周圍陡地靜下來，世界徹底啞了一般！
我從來不曾遇過這種場面，茫然回顧：“什麼？什麼停止？……”這聲音只有我自己能聽到，我的嘴早已不會說話了。
驀地，我看清一圈脫帽肅立的人，一圈低垂的頭。
“停止、停止……”我的眼前模糊了。什麼東西溢滿了眼眶，絲線一樣從眼角掛下來，連綿不斷。當我喘過一口氣時，便鮮明地感覺到，股巨大的錐心般的痛楚沖撞而起，迅速發散到全身。“總理——！”
我放聲大哭，病房裡所有的人都放開了悲聲。
年1月8日9時57分，我們從心底熱愛的總理離開了我們。
鄧穎超在秘書趙煒陪護下已經趕到，汪東興也趕來了。鄧大姐在流淚，卻克制自己沒有哭出聲。她的堅定剛毅使我沒有被哀痛壓垮，很快又投入了周總理的治喪工作。
我給北京飯店的朱師傅掛了電話。
朱師傅對總理感情極深。建國後，周恩來一直是到北京飯店理發、刮臉，很少麻煩朱師傅到家裡來。他願意在飯店裡走動走動，和同志們見見面，聊聊天。不只是見見飯店的各級領導，還有各方面的服務員，都要走動著見見面，打招呼聊天。飯店裡所有的同志都與總理有一種特殊感情，所以“文化大革命”中，全國大亂，唯獨北京飯店沒怎麼亂。飯店裡的老職工們，至今提起周總理，沒有不掉淚的。
飯店裡是由朱師傅和小關負責給總理理發刮臉。這次整容，又把他們倆請來了。加上北京醫院的韓醫生，一共三個人。
三位同志哭了一路。見到總理時，再也壓抑不住，一起大放悲聲，哭得天昏地暗，誰聽了都受不了。特別是朱師傅，哭壞了，感情太深，受刺激太大，從那以後身體全垮了，不大能上班了。他要辦退休手續，飯店裡捨不得，沒同意，說他手藝高，為中央首長服務一輩子，是功臣，讓他一禮拜來飯店走一趟，指導指導年輕人。
總理逝世當天，鄧穎超即向中央提出三條要求：不搞遺體告別，不開追悼會，不保留骨灰。
李先念一聽這三條要求，急了，含著淚說：“不行，不能從總理這兒開這個頭，全國人民決不答應的。”
“先念同志的意見對。”鄧小平說，“人民不答應，遺體告別和追悼大會要搞，否則沒法向全國人民交待。”
絕大多數中央領導同志都不同意鄧大姐的要求。鄧大姐說，這三條是她和總理生前約定好的，她要對總理負責。中央領導們都堅持說，他們要對人民負責，有的領導同志還提議：“骨灰可以撤到全國土地上，但也應保留一部分，放在八寶山。”
鄧穎超堅決地說：“一點也不保留，我和恩來同志早已有約，他最擔心我實現不了他這個要求。我們誰也不留骨灰，不能留！”
這一點我是清楚的。那是1975年9月，總理最終臥床不起的前夕，總理曾對大姐的秘書趙煒講起他死後骨灰的處理問題。趙煒聲音都打顫了：“總理，您不要談這個事，不要，您不會，不會的……這麼早談這種事對您治病沒好處。”
“你不是徹底的唯物主義者，人總是要死的，這有什麼？”總理批評趙煒，然後坦然說：“我和大姐在10年前就約好了，死後不保留骨灰。但我想，如果我先死了，大姐不一定能保證得了我的骨灰全撤掉，這得由中央決定。不過大姐可以反映我的要求。如果大姐死在我前面，我是可以保證她的；我先死了，大姐的骨灰你保證不了全撤掉，但你可以反映她的要求……”
現在，中央領導和鄧穎超議論後，決定互有妥協。遺體告別和追悼大會要進行，骨灰不保留。
早在1975年12月下旬，醫生就向我交底，說總理病情惡化，讓我們作些准備，包括逝後穿的衣服。我和高振普商量來商量去，決定還是尊重總理生前一貫的衣著作風，不再做新衣。
我們把商量結果請示鄧穎超，鄧大姐說：“這個決定對。就照你們商量的辦。”
總理逝世後，我們拿了總理生前穿過的襯衣襯褲，法藍絨中山式制服替他換裝。這件中山裝是總理在基辛格訪華前夕經我們一再陳述道理才做的那身衣服，也就是人們所熟悉的總理側身坐在單人沙發椅裡照的那張像片上的衣服。這件衣服已磨起毛邊，負責整容的韓醫生一接過去就皺起了眉頭。
“還有沒有新衣服？”他沉下臉問。
“沒了。這是最新的一件……”
“你們怎麼搞的？啊！”韓醫生發火了，朝我們瞪起眼睛：“為什麼早沒准備？不是告訴你們准備嗎？”
我垂下了頭，難過地說：“我跟小高商量過，尊重他一生的習慣和喜好。大姐也同意我們的選擇，總理最後幾年一直是穿這件衣服……”
韓醫生眼裡淚水盈眶，好半天才喃出一聲：“如果人民怪我們呢？”
“不會怪。”我堅信不移地說：“這是總理的意志。”
瞻仰遺容時，總理穿的就是這件衣服，後來火化，總理穿的也是這件衣服。
周恩來逝世時，胸前佩有“為人民服務”的毛澤東像章，枕下放的是毛澤東詩詞。
他對毛澤東的感情深厚真摯，始終如一。但是，在他病重和病危期間，毛澤東情況也很不妙，也為重病纏身，所以一次也沒有來看望過周恩來。前面講過，建國後毛澤東只去過一次西花廳。就我所見所知，他就看望過總理這麼一次。至於其他中央首長，有些他一次也沒去看望過。他喜歡和民主人士建立私交，與黨內干部基本只保持同志關系，極少有私人交往。
周恩來臥床不起後，特別是他病危後從昏迷中醒來時，曾幾次撫摸毛澤東像章和詩詞，曾多次詢問毛澤東現在住哪裡？身體怎麼樣？每逢這時，我心裡特別痛苦。如果毛澤東對黨內同志也多些私人交往私人情誼，如果他身體能好一些，如果他能到總理病房看一眼，在總理病床旁邊坐一下，對於他們幾十年的戰斗友誼，對於我們的歷史，都將是多麼感人的一筆啊！
周恩來的追悼會，毛澤東沒說參加也沒說不參加。當時是做了他老人家參加的准備。
他走的路線、乘坐的電梯、輪椅都作了認真仔細的安全檢查。
鄧大姐一直在等候、盼望毛澤東來參加。
小平同志也一直在等候、盼望。
中央領導同志們及我們所有參加追悼會的人都急切而惴惴不安地等候盼望。
快到點了。負責主席安全工作的張耀祠同志再次上下電梯做檢查，做准備。
過點了，毛澤東還沒來。汪東興只好給毛澤東家裡打電話。那邊說，主席不來參加了。
追悼會這才開始。
毛澤東那時已站不起身，他不願意讓人看到他舉動艱難，離不開輪椅。他講話也不行了，只能由工作人員從他的口形和表情來揣摸。他不來參加，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月10日、11日．各界群眾向周恩來遺體告別。世界上再沒有這樣深摯的哀痛，哭喚聲令天地變色，神鬼齊哀。圍繞安臥在鮮花叢中的周恩來的遺體，群眾的淚水把地毯灑濕了一米多寬的一圈。這是世界上絕無僅有的一例！
日下午4點40分，周恩來的靈車徐徐開向八寶山。十裡長街，幾十萬群眾的哭聲驚天動地。同時間，全國960萬平方公裡的土地，濺滿了8億人民的痛淚。
月12日上午，鄧大姐約高振普、趙煒和我三個人，談把總理的骨灰往哪兒撤？她說：“黨中央、毛主席批准了恩來同志不保留骨灰的請求，我得到這個消息後很高興。
這件事還得依靠支部，不要驚動更多人，也不麻煩上級組織了。你們到北京附近有水的地方看一看，能不能撤骨灰？”
在我們這個支部裡，我擔任支部書記。鄧大姐在這次支部會上，確定我捧骨灰盒，負責完成撤骨灰的任務。
年1月14日下午6點30分，在勞動人民文化宮裡，群眾的吊唁活動結束。鄧大姐由兩名青年攙扶著走進靈堂，手捧周恩來的骨灰盒向大家深情地說：“我現在手裡捧著周恩來同志的骨灰，向在場的所有同志表示感謝。”
話音未落，悲聲慟天。大家向鄧穎超湧去，號哭之聲憾天搖地，淚水如雨如潮。
月15日舉行了周思來的追悼大會。同時間，北京市民自發地湧向天安門廣場，幾萬個花圈簇擁著人民英雄紀念碑，組成一個碩大無比的花壇。那碑文是毛澤東草擬，周恩來題寫：
“三年以來，在人民解放戰爭和人民革命中犧牲的人民英雄們永垂不朽！”
“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從那時起，為了反對內外敵人，爭取民族獨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歷次斗爭中犧牲的人民英雄永垂不朽！”
當晚8時，我和高振普從鄧大姐手中接過總理的骨灰盒，同治喪委員會的兩名代表一道，登上飛機，執行撤周恩來骨灰的任務。
那一夜，天空格外清澈，繁星圍拱著明月，靜溫無聲地閃爍著，俯瞰著神州大地。
飛機隆隆地起飛了，從8點到12點，飛遍長城內外，大江南北。我們一捧捧地播撤下總理的骨灰。在高空風裡，骨灰瞬間即渺，無影無蹤。但我卻能看到，那是總理的一腔熱血，他造福人民的美好設想，他對人民對國家對黨和領袖的全部深情，飛燃起一道長虹，跨越了整個的中國大地。
他走了。他留給這個世界的太多，索取的太少，所以，他必然會在這個世界上永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