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與鄧穎超的夫妻關系，無疑可以為人楷模。既是反封建的，又繼承了民族的傳統的優秀道德；既是反資產階級腐朽化的，又煥發出解放的現代文明的新氣息。
對於戀愛與婚姻，周恩來像大多數人一樣，隨著年齡的增長和閱歷的豐富，認識和態度也在不斷發生變化。
周恩來15歲進天津南開學校，19歲畢業，在一所教育比較進步，並且很有特色的學校裡，度過了對一個人思想性格的形成有極為重要影響的時期。
南開學校是今日南開中學和大學的前身，於1940年在嚴氏學塾的基礎上，仿照歐美近代教育制度創辦的私立學校，創辦人嚴修在清朝做過翰林和學部侍郎，思想比較開明。
校長張伯苓是從北洋水師學堂以第一名畢業，又到日本歐美考察過，辦教育很認真。
周恩來在這樣的學校裡讀書，並且成績優異。“心算比一般同學筆算還快”，並且在全校不分年級的作文比賽中，以《誠能動物論》獲第一名。
卷子上的姓名是密封的，所以完全以文論取，不會像現在的許多文學評獎，摻雜人際關系的因素。名次是由學校創辦人嚴修親自選定，當他揭開評為第一名卷子的密封時，看到了“周恩來”三個字。他深深喜愛這個學生，因為過去的兩年中，周恩來代表南開學校參加天津市各中等學校的校際演說比賽，都奪取了第一名。
嚴修十分器重周恩來的人品和才學，經過長期觀察，慎重考慮，決定將自己的女兒嫁給周恩來。並親自托人向周恩來提親。
這是周恩來第一次正式面對了婚姻大事。以嚴修的名望和社會地位，能娶他的女兒為妻，無疑是令人羨慕，甚至是某些人所求之不得的。令人不解的是。周恩來卻很有禮貌地辭卻了這次提親。
對此，周恩來的同班同學張鴻浩曾有回憶。說周恩來在一次散步時，對張鴻浩談了自己的想法：“我是個窮學生，剛入學時，學習和生活費用靠伯父支持，現在雖然靠成績好，作了免費生，生活費用還要靠自己解決。以我這種情況，假如和嚴家結了親，我的前途一定會受嚴家支配。所以我辭卻了這門親事。”
周恩來的想法對於一名有救國抱負而又自尊自強的熱血青年來說，是很正常，不難理解的。
那正是血性、銳氣、容易沖動，容易偏激的年齡。周恩來從日本回到天津，隨即投入五四運動的洪流中。周思來參加組織了革命團體“覺悟社”。激進的青年學生們相約：
不戀愛、不結婚，全身心地投入到改造中國社會的斗爭中去，避免結婚受拖累或給後人添麻煩。
鄧大姐對此曾回憶說：“他們那個團體有20多人宣布抱獨身主義，周恩來也是其中之一，還為此發表過文章。”
隨著年齡的增長和各方面的不斷趨於成熟，周恩來在赴歐勤工儉學期間，自然而然地放棄了因一時激情而宣布的獨身主義，自然而然地面臨了戀愛與婚姻這件人生大事。
旅歐初期，周恩來曾經有一位比較親近的朋友，是個漂亮的姑娘。然而，好朋友未必適合作妻子。一旦作為婚姻來考慮，這，位漂亮的姑娘就不行了。因為她僅僅是同情革命，而周恩來需要的是“能一輩子從事革命”“能經受革命的艱難險阻和驚濤駭浪”
的伴侶。
周恩來曾對他的侄女周秉德說：“這樣，我就選擇了你們的七媽(指鄧穎超)。接著和她通起信來。我們是在通信中確定關系的。”
周恩來與鄧穎超認識、交往及後來通信，確定關系的基本情況，前面章節裡寫過。
我這裡主要想就自己的所見所聞，談談他們婚後的夫妻關系。
周恩來與鄧穎超親愛和睦，關系融洽，首先得益於他們彼此的選擇。
周恩來基本是屬於國家，屬於民族和人民的，極少屬於個人，因而也更少屬於妻子。
從1940年我來到他身邊，直到他住進305醫院，到他逝世，他與鄧穎超的夫妻生活很少。
從鄧穎超偶爾談到的過去生活，可以知道在大革命時期，在紅軍戰爭時期乃至整個戰爭年代，夫妻生活更少，他們都是無保留地將自己的一切奉獻給了中國共產黨和中華民族的解放事業。
婚前，周恩來與鄧穎超5年沒見面，盡管他們確定了戀愛關系。
婚後的生活，鄧穎超曾對我們回憶說：那時周公很忙，一早要從廣州天字碼頭乘船去黃埔軍校，晚上進回廣州，還要參加廣東區委的會議，向干部講課作報告。我有我的一攤工作，我擔任廣東區委委員，婦女部長。兩個人都很忙，見面不多，說個話的機會都很少。婚後不過一周左右，發生了國民黨左派領袖廖仲愷被刺一案，他就更忙了……這種職業革命家的“蜜月”預示著今後漫長的夫妻生活都將是伴隨著奮斗與犧牲的革命進行曲度過。從統一廣東到北伐；從領導上海工人武裝起義到沖出“四一二”“七一五”大屠殺的血雨腥風；從南昌起義到堅持白區斗爭，到投入中央革命根據地的斗爭；從長征到西安事變，到抗日戰爭……到轉戰陝北。他們夫妻聚少離多。並且聚時匆匆，離後悠悠，連毛澤東主席都兩次大不忍地說：“可苦了恩來呀”，“你(鄧穎超)這個後勤部長沒有當好，這麼久，你連到前委來慰問(恩來)也沒有啊……”
那種聚少離多的動蕩顛沛的生活我曾經歷過，不難體會。就是不曾經歷過的青年，也可以想見。因為就是建國後相對穩定的生活，他們也仍然在作出最大的犧牲與奉獻。
實在說，周恩來與我們工作人員在一起的時間，遠遠超過與鄧穎超在一起的時間。
他們各自有自己的工作，他們的最大樂趣都是為人民服務。這話講起來似乎有點“講大道理”。“講大道理”是“大躍進”及“文化大革命”被極端化以後才變了味道，令人反感了。如果你在周恩來、鄧穎超身邊呆幾天，你一定不會說這是“講大道理”，你將感慨萬千地明白，什麼叫完全徹底地為人民服務。
周恩來的生活習慣前面章節都講過，完全是圍繞工作“見縫插針”，毫無規律可言，吃飯和睡眠時間極少，而鄧大姐基本是正常作息時間。所以常常是鄧大姐睡醒一覺，周恩來還在辦公；鄧大姐起床洗漱，周恩來剛回臥室吃了安眠藥睡覺。鄧大姐吃午飯時，周恩來或早或晚剛吃早飯。除非請客，他們很少吃在一起，更少睡在一起。在我印象中，一周難得在一起吃幾頓飯或睡在一起。
由於總理時刻生活在工作人員的包圍中，可以說，從兩眼一睜到吃過安眠藥入睡，身邊總有秘書等人跟著遞匯報條、請示，送審批文件。所以，總理和大姐就連說話的機會也是很少很少。
他們有什麼事要說，多數是在衛生間，利用周恩來洗漱的機會，鄧穎超去跟周恩來談點事，當然也有公事，主要還是談點家庭裡的事。所以，衛生間被我們稱為“第一辦公室”，也曾被大姐苦笑著稱為“成了我們的談話間”。我們也自覺，逢大姐來跟總理談話時，盡量不跟大姐搶這幾分鍾的洗漱時間，除非有特別重大的事。
有時大姐跟總理一道吃頓飯，很高興，很開心，秘書們卻為急事急件所迫，常常到餐桌旁去請示報告。鄧大姐從沒為此生氣。我在總理身邊幾十年，只聽大姐說過一句算不得牢騷的苦澀話。那是一次吃飯，由於不斷有秘書來請示報告，總理不停地放下筷子又抓筆，甚至吃兩口飯就得說七八句工作上的話。鄧大姐開始還獨個兒慢慢吃，趁秘書來去的空間搶說幾句話。後來怕總理這頓飯吃不飽就不槍時間了，讓總理在秘書來去的空間抓緊吃幾口飯。再後來，見總理又批文件，又交待工作，抽空往嘴裡撥口飯，她心疼地皺起眉頭，放下筷子，默默地望著總理，好久好久目光一瞬不瞬。
終於，當總理把一個急件交我時，抬眼看到了對面望著自己的妻子，感覺到那目光的異樣，小聲說：“小超，你怎麼不吃了？別等我，菜要涼了的。”
鄧穎超臉上掠過一絲笑紋，那個笑給我留下極深印象，包含了多少感情多少心意啊。
光是革命者，不會有這種笑，光是賢妻良母，也不會有這種笑．必須兼有革命者和賢妻良母這兩條，才可能有這種笑。
“你也快吃。”鄧穎超柔和地催促，接著抬眼望住我，說出那句苦澀的話：“你們也給我們老倆口留個說話的時間呀。”
我無限歉疚地望著鄧大姐，張一張嘴，卻什麼也沒說出來。
我們這些工作人員都對不起總理和鄧大姐。但我知道這種說法只反映我們的心情卻並不正確。正確的說法應該是，總理和大姐確實對得起黨，對得起國家，對得起人民。
用張佐良同志回憶時講過的話說，叫作“一片赤誠可對天。”
總理找到鄧大姐做伴侶，是他一生的幸福，也是他遠見卓識的一個證明。戰爭年代的顛沛漂泊、奮斗犧牲且不說，就是進城後，中南海所有的人，上至毛澤東下到一般服務人員，無不公認周恩來是“最忙的一個”。我們嘴上不敢說，心裡是常常拿江青與鄧穎超相比的。這一比，不僅是比出毛澤東在生活上的不幸和周恩來的幸福，同時還比出了作妻子的難處：
作革命家的妻子難，作革命領袖的妻子更難，作周總理的妻子才是難上加難啊！
幸虧周總理早在旅歐初期，結交了一位同情革命的“美麗的姑娘”時，遠見卓識地作出判定和選擇：“當我決定獻身革命時我就覺得，作為革命的終身伴侶，她不合適。”
周恩來冷靜思考的結果是，這位伴侶必須是“能一輩子從事革命，能經受得了革命的艱難險阻和驚濤駭浪”。於是，他明智地選定了鄧穎超。
江青也曾跟隨毛澤東經歷艱難險阻和驚濤駭浪，她與毛澤東的婚姻最終卻不能不說是一場悲劇。可見，光是能經大風大浪還不夠，作為領袖的妻子，必須要具備優秀的品性。比如江青和鄧穎超，她們的品德和性格就有很大差異。
鄧穎超是個樂於奉獻的人，她一切的奮斗都是為了“給予”；給予黨。給予人民。
所以，她耐得了“女人的寂寞和委屈”，理解丈夫，支持丈夫全身心地去為理想持搏，為人民服務。
江青是個勇於索取的人，她一切的奮斗都要求得到報償；她的奮斗精神確有超過常人之處，但奮斗後的索取，也必須加倍地超過常人。所以，她耐不得“女人的寂寞和委屈”，不理解丈夫，經常跟丈夫大吵大鬧，結果是越吵越鬧感情越糟。
鄧穎超從來不追求名譽地位。四屆人大時，毛澤東親筆批准鄧穎超擔任人大副委員長，周恩來壓下這個批示，鄧穎超不知道，知道後也支持丈夫這樣做。
江青太重名譽地位，中共八大沒有當上代表，一會兒疑神疑鬼懷疑汪東興搞名堂，一會兒又找丈夫鬧，認為這是毛澤東剝奪了她應該有的代表資格。
鄧穎超不謀求權勢，從不打總理招牌辦事。她處處謹慎，避免給總理招來麻煩。
江青權力欲太強，終於發展成野心。她掛在嘴頭上的話是。“我代表主席看望你們來了……”搞得毛澤東不得不再三再四申明：“她是她，我是我，她不能代表我，她只能代表她自己。”
鄧穎超不借助周恩來的名望、職務，所以她有獨立的自我，反而受人尊重。江青總想借助主席的威望，反而失去自我，結果應了主席所言：“積怨甚深”。
這裡比較一個具體例子。江青常常是徑直闖“宮”，強要見主席，發表見解，干預政事。鄧穎超從來無須周恩來聲明“她是她，我是我”，從不過問周恩來的公事。
最典型的例子莫過於周恩來每天工作十幾小時的辦公室，秘書和衛士可以隨時進，鄧穎超卻自覺地不進。辦公室有三把鑰匙，周思來一把，機要秘書一把，值班衛士一把，鄧穎超沒有。
幾十年的時間，我眼前天天重復一個畫面：當周恩來連續工作超過10小時後，鄧穎超的身影就會越來越頻繁地在門口出現，走過來，晃過去，最多不過貼在門縫處探頭張望，卻不進總理辦公室一步。
“恩來，該活動一下了。”鄧大姐在門口最愛講的就是這句話，每天講一遍，不多打擾總理，能提醒他活動一次就滿足。
有時也提醒：“恩來，該吃飯了。”如果周恩來仍然不停止辦公，那就加重點語氣，改稱：“總理，該吃飯了！”
這樣稱呼是為了表明，我不僅因為你是我丈夫才關心你該吃飯了，更因為我們是戰友、同志，我必須站在全國人民的利益上來提醒你愛惜身體，按時吃飯。
總理逝世後，一些同志找鄧穎超了解總理生前的各種事跡經歷，鄧穎超說不上來，只能歉意地說：“他的工作我不了解，許多事秘書知道，我不知道，你們找秘書問去吧。”
周恩來與鄧穎超結婚後，第二天便訂立了一項協議：兩人可以在一個地方或一個機關工作，但不要在一個具體部門共事。幾十年來，他們都遵守了這個協議。
年，有人找鄧穎超了解周恩來生前做的一項工作，鄧穎超說不出，她不了解。但她寫了一篇文章，題目是《一個嚴格遵守保密紀律的共產黨員》。這是她所了解的周恩來——你不應該說的事，不要說；你不應該問的事，不要問；你不應該看的文件，不要看。越是黨的負責干部，越是擔負責任重大，越要以身作則地做到這一點；越是對自己親近的人，越要警惕不出例外。
從通信確定戀愛關系時起，周恩來與鄧穎超就確定了允許並尊重對方可以有秘密，只屬於個人的秘密，不像傳統世俗的舊觀念，所謂夫妻一體，就不能有各自的獨立性和隱秘。
周恩來和鄧穎超確定戀愛關系後，彼此都不知道對方加入了中國共產黨。鄧穎超對我們講過，直到結婚時，經組織溝通，彼此才知道對方已經加入共產黨。但他們誰也沒有責怪對方隱瞞了自己。
周恩來去南昌領導“八一起義”，與鄧穎超握手言別，分明是生離死別，周恩來卻什麼也沒說，直到離開武漢的那一刻，才籠統說一句：“我今晚要去趟九江。”去干什麼？呆多久？何日再相見？怎麼聯系？周恩來沒說，鄧穎超也不問。直到12天後，國民黨的報紙登出了“南昌起義”的消息，鄧穎超才知道丈夫是去干了驚天動地的造反的大事業。
這種“互不打聽”的關系一直保持到生命終結。周恩來在彌留之際，有一次醒來，與鄧穎超手握手地互相望著，充滿了無限依戀不捨的神情。他們彼此是最了解的，又是最陌生的。
周恩來的嘴唇輕輕抽動，鄧穎超俯下身去，望著周恩來，等候他講什麼放不下心的事。
周恩來從喉嚨裡輕咳出一聲，終於吐出郁積心底很久的一句話：“我肚子裡還裝著很多話沒有說。”
鄧穎超輕輕點頭，目光裡流出的是信任和理解。她用少有的溫柔與平靜，回答一句：
“我肚子裡也裝著很多話沒有說。”
他們彼此握緊的手用了用力，便全明白，全理解，全講清了。那情那景，令我們陪護在身邊的同志深受感動，並且對夫婦之道的認識一下子提高到了一個新境界，新層次。
當時，陪護總理的主要是我和衛士高振普，後來又增加了喬金旺。我們曾由總理和大姐的這兩句對話，憶及許多往事。
第一顆原子彈爆炸時，總理的辦公室裡電話一個接一個，人來人往忙得不可開交。
但是除了軍事秘書，無論是鄧大姐還是我們這些身邊工作人員，卻不知在忙什麼。直到總理在人民大會堂正式宣布了，我們才和全國人民一樣驚喜歡呼起來。
以後爆炸次數多了，就難免漏出點風聲。
那是一次試爆前，總理辦公室又是電話不斷，一夜末睡。第二天早晨鄧大姐起床後，見到值班警衛喬金旺，就關心地問：“總理睡了沒有？”
老喬搖搖頭：“還沒有睡。”
“什麼事啊，又一夜不睡？”
這本是隨口問話，並非是存心打聽。喬金旺從軍事秘書嘴裡聽到一點影子，也就隨口回答：“聽說是風向不對。”
鄧穎超出於關心，便推開總理辦公室的門，探頭問一聲：“恩來呀，聽說是風有問題？”
周恩來與鄧穎超彼此的稱呼，細琢磨是很有講究的。
周恩來認識鄧穎超時，周恩來21歲，鄧穎超15歲，周恩來就叫鄧穎超“小超”。這個稱呼一直叫到他去世。但是，隨著年齡的增長，在同事中鄧穎超漸漸由“小”到“大”，稱呼自然而然起了變化。在上海搞地下工作時，鄧穎超是革命同志中年齡小的一個。所以大家也叫她“小超”。到了抗戰結束後，重慶的黨員干部裡，多數是新鮮血液，都比鄧穎超年輕，所以不知不覺就改稱了“大姐”或“鄧大姐”。周恩來始終把鄧穎超叫“小超”，鑒於大家已改稱呼，則對著鄧穎超叫“小超”，對第三者講話時，也隨大家叫“大姐”或“鄧大姐”。
鄧穎超結婚時，稱呼周恩來為“恩來”，偶爾也稱“周公”。到了長征前後，周恩來蓄一部又長又黑又密的美髯，鄧穎超便以這部大胡子改稱周恩來“胡公”。抗戰爆發後，周恩來主要在重慶主持南方局的工作，住處叫“周公館”，鄧穎超就很少叫其他，基本只稱呼其為“周公”。“周公”一直叫到進城，叫到建國，便基本不叫了。改稱“思來”和“總理”。一般倩況，夫妻間稱“恩來”，公事和社交場合稱“總理”。就是說，在稱呼上也是“公私分明”。
現在，鄧穎超在西花廳家中，只面對周恩來，自然是稱“恩來”。偏偏她問的“風向”問題又是公事，周思來一聽就生氣了，猛地睜大眼，望住鄧穎超嚴厲責問：“什麼風向問題，是誰告訴你的？”
鄧穎超自知犯了忌，無意中介入了周恩來的公事中，不敢隱瞞，用知錯的語氣解釋：
“我只聽老喬說了一句是風向不對麼……”
“你把老喬叫進來。”周恩來放下了手中的公事，這是要認真追究了。
喬金旺不安地走進總理辦公室，臉有些紅。
“你怎麼知道是風向不對？”周思來聲色俱厲，“是誰告訴你的？”
喬金旺噎住了。這事無論如何不能把軍事秘書“賣”了呀。他索性低下頭不吱聲了。
周恩來見喬金旺這樣，也沒再發脾氣。因為貼身警衛不是瞎子聾子，偶爾聽到一句半句打電話或交談中的話也是難免的。他對門口的鄧穎超吩咐：“你跟老喬談一談，怎麼能隨便和人談這類事情呢？”
總理這句話含了兩層意思。一是喬金旺不該知道這件事，二是即便偶爾聽到了，也不能跟任何人說，就是跟鄧大姐這樣的有夫妻關系的老革命家也不能說。
見總理開始辦公了，鄧穎超忙把喬金旺叫走。
“你呀，你也不要太緊張。”鄧穎超先安慰一句老喬，然後批評和自我批評一起說：
“總理呢，是嚴格要求。幾十年都是這樣，我了解。挨點批評就挨點批評吧。以後有什麼事情不該跟我講的可以不跟我講，不該知道的我也不問就是了，咱們都接受教訓。”
正因為鄧穎超能夠擺正關系，保持獨立的自我，各安其位，所以免去了周恩來許多不必要的麻煩，並深得周恩來的信任。必要時，周思來敢於放心地托付鄧穎超一些事。
比如他的辦公室門上的鑰匙和保險櫃上的鑰匙，一天24小時不離身；平時裝兜裡，睡覺壓枕下，起床時馬上又裝兜。鄧穎超沒有這兩把鑰匙。但是，一旦周恩來要出國，這兩把鑰匙交別人不放心或不合適，他只交鄧穎超保管。他相信鄧穎超會像接受保密任務一樣把鑰匙珍藏起來，不會暗去開門開櫃。
記得有次出國訪問，到機場時，周恩來想起鑰匙還在兜裡，忙裝入牛皮紙信封，封死後，交機要人員送鄧穎超保管。周恩來出訪回來，與鄧穎超見面時，第一件事就是鄧穎超交還那個封有兩把鑰匙的信封。
周恩來笑著說：“嗅，你連信封也不打開檢查一下？”
鄧穎超說：“你怎麼交給我，我怎麼還給你。”
周恩來笑得更歡了，說：“我忘了告訴機要一聲，這信封裡還有我寫給你的一個便條呢……”
不久前看到一些老同志的回憶，江青是不該問的到處問，不該看的想方設法要看到，為此跟機要秘書鬧過脾氣。與鄧穎超比較起來，他們最後命運的不同，其根源首先不是在於自身嗎？
志同道合未必能為夫妻，性情相宜也只能提供好的感情基礎。加深這種感情並使之持久，畢竟還須雙方的努力。周恩來屬於妻子的時間很少很少，但他會溫柔，善體貼，懂關心，所以他可以在很有限的時間裡，給予妻子最大的滿足，這無疑是他們夫妻之間關系親密融洽的重要原因之一。
周恩來客人多，來談話的，開會的，每天不斷。他熱情好客，喜歡朋友同事一道聚餐。到鍾點了，他習慣說一句：“別走了，一塊兒吃飯吧，今天大姐請你們的客。”
周恩來習慣講這句話是有來歷的。
剛實行薪金制時，總理留客習慣說：“別走了，一塊兒吃飯吧，今天我請客。”
這本是家常話，並沒什麼不對。可是，有一次客人都是幾十年的老戰友，這些人到一起喜歡開玩笑，有事沒多找點玩笑話氣氛才顯親熱。大家互相講玩笑話，便有人說：
“我們到總理這兒來就像一群敲竹槓的。”
周恩來笑著說：“敲敲好麼，我願意請客。”
鄧穎超就在一旁笑著說：“怎麼老是說你請客呀？你一個月有多少工資？你們是吃我的，別以為是吃你的。不信咱們分開算一算。”
這是夫妻間常開的玩笑話，誰都知道，中國的傳統是夫妻一體，在錢上是不分你我的。尋常百姓家也常有這種玩笑話，說完就完了。
但是總理心細心秀，從玩笑話中想到更多內容。
一般妻子都希望丈夫有作為。女人愛男人首先往往是看這個男人是否有理想、抱負、追求，能否自強奮斗不息。庸庸碌碌的男人是最不招女人愛的。但是，一旦男人作出成就，女人是希望得到男人的理解和承認。這就像我們現在一首歌中所唱的：“軍功裡有你的一半，也有我的一半。”
總理在各方面都是出類拔萃的，鄧大姐也是婦女中出類拔萃的，雖然他們所處的位置都是令人敬仰的，但作為夫妻，情感上也有普通人的一面。鄧大姐一句玩笑話過後，別人都忘了，總理卻沒有忘，當真讓我和管理員算算帳。
我管大帳，管理員管小帳；過去總算流水帳，卻沒算過這筆“夫妻帳”。我說：
“大姐開玩笑呢，何必當真？”
總理笑得蹊蹺，悄聲說：“大姐說的是實話，我心裡有數，請客其實都是花她的錢。
所以我才要你們算出來。”
鄧大姐親屬極少，只有一個侄子，也從未找大姐要求什麼幫助。總理親屬多，每月固定拿出100元幫助這些親屬，其他臨時性的援助還不少，包括接濟來北京看病的周家親屬，包括婚喪之類大事，鄧大姐從不讓總理操心，都是主動解囊相助。她對我們說：
“這樣可以解除總理的後顧之憂，也可以減輕社會負擔。不要讓他們麻煩政府或向單位申請補助……”
所有這些情況，總理心中都是有數的。但他還是讓我們算了一次帳。
一個月的帳算下來，總理的工資扣除各種開銷，所剩無幾。總理特意和大姐一道看帳，然後慨歎說：“哎呀，不算不知道，一算嚇一跳。這開銷全靠大姐墊著呢。”
大姐嘴角漾出柔和的發自心底的一層淺笑。
從此，總理仍然喜歡請客。如果他不請客或少請客了，大姐肯定會不安，那就見外了。總理一如既往，只是改了一句話，“今天是大姐請你們的客。”這樣一來，夫妻一體，大姐更高興，感情也更深更融洽了。
周恩來深明夫妻生活不能流水帳，那樣的生活越長越消磨感情，整天廝守也守不住，反而會破裂，會死亡。
周恩來善於用忙裡抽閒的一點時間，給夫妻生活帶來新鮮和樂趣。有時甚至搞點孩子式的惡作劇，這種小小的惡作劇確實能起到活躍夫妻生活，帶來大樂趣的好效果。
抗美援朝戰爭結束後，有次周恩來在新6所辦了一夜公，天亮時走出樓門，輕輕地發出驚喜之聲：“噢，下雪了！”
雪花紛紛揚揚，輕盈飄忽地鋪蓋了大地，柔軟得令人不忍踐踏。對於連續工作了小時的周恩來，需要的應該是睡眠。但是。鮮冷的空氣驅走了困倦，柔軟的雪花引發人情思綿綿。他面對雪天雪地凝立片刻，對我們吩咐道：“給大姐打個電話，請她來一下，我有事情要跟她說。”
可能總理想起了什麼重要工作？我們趕忙往家聯系，鄧穎超估計是有急事，匆匆趕來新6所。
“什麼事呀？恩來。”鄧穎超進門就問。
周恩來已經穿上他那件海軍呢大衣，一邊往出走一邊說：“出去說，我們邊走邊說。”
鄧穎超對這個提議很滿意，因為她有個嗜好，喜愛雪，喜歡欣賞雪景。新6所裡的棟小樓造型精巧雅致，滿院草木叢茂；春天花開爛漫時自然貪心悅目，冬天賞雪也是相當誘人的。
薄薄一層積雪在腳下發出一種似有似無，撲朔迷離的聲息，這種輕盈的聲音很容易使人陶醉，使人神思悠悠。怕破壞這種感人的寧靜氣氛，所以走了一段路沒人作聲，而鄧穎超已經情不自禁地與周恩來越走越近，像熱戀中的情人一樣挨近身體，融入一致的步伐和節奏之中。
“到底是什麼事呀？”鄧穎超的聲音不知不覺變得柔似流水。
“請你來踏雪。”
“啊？我以為你有什麼大事……”鄧穎超的聲音由高轉低，最後幾個字講得已近乎喃喃，那抱怨嗔怪中分明充滿了極大的喜悅和感動。因為周恩來已經接上話：“這事也不算小呀，你是喜歡踏雪的。可惜下雪的時候不多，我們一起踏雪的機會更少……”
就這樣，兩位經歷無數大風大浪的職業革命家，在這樣輕盈溫馨的氣氛中，緊緊走在一起，走過一圈又一圈。
那天的雪不冷，真的有一種溫馨。
他們談了許多往事，都是與雪有關。甚至談到了雪山。那是長征路上，周恩來患了阿米巴肝膿腫，一直高燒昏迷。鄧穎超雖然也患了肺結核，吐血，仍然從連隊趕到總部擔負起照護周恩來的責任。周恩來昏迷在木板床上，鄧穎超就在地下鋪點稻草睡。
“那次還是靠了從雪山上找來的冰塊，我才活下來。”周恩來回憶著，“用冰塊局部冷凍，才排出膿來。”
“那天從早上10點一直敷到下午五六點鍾，你一說肚疼，我就松口氣，說明你清醒了。”鄧穎超伸手接接雪花，輕輕歎一聲，“我扶你起來，你整整排了半盆的綠膿。”
周恩來深情地望一眼鄧穎超，說：“那次病來得凶猛，大概跟虱子有關系。我那個羊毛背心，用力抖一抖，虱子就能下雨。”
鄧穎超神往地說：“我一個小時就擠死170多個虱子，指甲都被血染紅了……”
我說“神往”並非用詞不當。其實，歡樂本身未必是幸福，苦。難往往才是真正聯系著幸福。任何人，他的一生，歡樂總是模糊的，記不真切；然而苦難和傷痛卻無法忘懷，特別是當這種苦難與奮斗同在的時候。刻在心裡不忘的才是幸福。難道不是這樣嗎？
多少當年的知青，他—們一生難忘的是北大荒，是延安，是內蒙古和雲南。不斷有知青相約回到插隊下鄉的地方，擁抱鄉親，擁抱大地，放聲痛哭。他們忘不了那片給予他們幸福的土地和生活。但我還沒聽說什麼人成群結隊去擁抱歡樂一宵的歌舞廳或者哪個留過情影的花前柳下……這以後，鄧穎超就有了去新6所踏雪散步的嗜好。服務處的李維信同志曾回憶說：
“鄧穎超喜歡來這裡散步，特別是賞雪。她對我有個特別關照：下雪時提醒我一聲來看雪景……所以，每年冬天下雪，我都不忘給她去個電話，請她來看雪景。”
我相信，鄧穎超每年冬天在新6所踏雪賞景時，周恩來一定會在她的心頭明光閃爍，緊緊伴隨著她。
周恩來以談“重要事情”的辦法“誆”來鄧穎超一道踏雪，給鄧穎超一個意外的驚喜。同樣，應該作談話的重要事情，周恩來偏不及時談，最後也留給鄧穎超一次難忘的意外之喜。
那是50年代，周恩來擔任政府總理兼外交部長。那時能走出國門的人不多，一旦組團出國就是大事，總理必須同出國人員談話。那次，鄧穎超要出國參加一個國際會議，按慣例，周恩來應該同她談話。可是，一直到出發那天，總理只是忙他的工作，並不同鄧大姐談話。
大姐要乘晚上10點的火車出國，都快動身了，總理仍然不同她談話，會議上都采取什麼方針，政策？持什麼態度？有哪些需要注意的事項？這可是代表國家，而非夫妻間的小事。鄧大姐急了，推開周恩來辦公室的門，不叫“恩來”，高聲叫“總理”。
“總理，我要向你提抗議了！”鄧穎超緊皺眉頭：“別人出國你都談話，我出國你怎麼不找我談話2”
周恩來忙於批閱手中的文件，看也不看鄧穎超地擺擺手，表示自己忙得厲害，不要這個時間打擾。
鄧穎超生氣地退出來，獨自去作出發准備。
晚上9點，鄧穎超上汽車趕往北京站時，周恩來不忙不慌地走出門，也上了汽車。
鄧穎超以為總理送她去火車站，要在汽車上談話，故意賭氣，不提談話的事：看你談不談，我叫你自己找我談：
誰知，鄧穎超不提，周恩來就不談，到了火車站仍然不談。看你能沉住氣還是我能沉住氣！鄧穎超憋著這口氣，偏不提談話事，周恩來果然跟著她上了火車。其實，大姐料定總理必然要跟她談話，公事而非私事，周恩來那樣認真負責的人怎麼會不談話就放任她出國？她只是想早點和周恩來談談，要分別了，平時沒說話時間，出國前有這個機會，正好多談談。可誰想到呢，周恩來遲遲不談，難怪她心中有氣。
在火車上，周恩來雖然聊了些話，卻並不談國際會議的事。眼看要10點了，鄧穎超終於沉不住氣，一邊頻頻看表，一邊催促：“快開車了，你還有什麼要說的？”
周恩來笑著只顧談閒事。
“你沒別的正經事要交待的嗎？”鄧大姐一次次暗示，周恩來就是不響應，好象真忘了出國前談話的慣例。
“要開車了。”鄧穎超終於不打算抱希望了，最後看一眼表，開始“逐客”，“你怎麼還不下車呀？”
周恩來笑得蹊蹺，作勢作態地看表：“早著呢，還差兩小時呢……”
“你的表停了！”鄧穎超又急又氣，“已經10點……哎哎……”
話音沒落，列車已經駛動。鄧穎超喊了兩聲哎哎，絕望地把目光從車窗外移向周恩來：“叫你磨菇，這下子熱鬧了……”
周恩來淡淡地望一眼車窗外，不經意地說：“還是很正點的啊。”
“你怎麼辦？”鄧穎超算服了周思來的靜氣，“在前面停一下？這可是趟國際列車。”
“我已經安排加掛了一節公務車，我要去天津同市領導談工作。”周恩來故意講得很平淡。
“你、你，你怎麼不早說？叫我……”鄧穎超松口氣，真有點哭笑不得。
周恩來直到這時，才像個惡作劇的孩子一樣開心得意地笑響一串，說：“咱們老倆口都忙，一直沒機會聊家常，我這樣安排，沒人來打擾，不是很好很別致嗎？可以盡情聊上兩小時……”
鄧穎超那種歡喜興奮的情緒洋溢於色，兩眼閃閃發亮。她的喜悅也帶給了周恩采更大的喜悅，老倆口在火車上，談國際會議，聊家常，那真是一次終生難忘的愉快的旅行。
車到天津後，公務車停了，國際列車繼續行駛。周恩來留在天津處理工作。鄧穎超從蘇聯回國後，與周恩來聚齊，又一道去南開中學等地漫步；舊地重游，回憶往事，老倆口難得那麼輕松愉快。當時，我們工作人員都為他們那種純潔深厚的戀情所感動，心裡熱，眼睛也熱，那真是一種特殊的教育。
周恩來與鄧穎超的愛情能夠深摯持久，為人楷模，很重要的一條就是他們對愛情的專一。
曾經有一位美國的社會學博士來中國訪問。他搞社會學，對中國的文明卻難以理解。
他曾見到周恩來的保健護士鄭淑雲，一本正經地問：“周恩來這個人說話你們為啥都願意聽！是不是因為他長得漂亮？”
“不對，先生，你說得不對。”鄭淑雲用東方的文明指正西方的文明：“我們的總理有一顆美好的心，他總是用事實說話，他總是以身作則，他要求別人的事首先自己都能做到，所以我們都願意聽他的話。”
周恩來英俊、威武、睿智；高雅、瀟灑、風度翩翩。在西方人或許多東方人看來，這是很能吸引女性的。一些記者在觀察時，也常常以自己的心思和觀念去作評論。說什麼“甘地夫人為周恩來的魅力所傾倒”，說什麼周恩來是“東方第一美男子”，連林巧稚也完全被“傾倒”了。
這些評論是淺薄而低俗的。
周恩來的魅力無疑是引人的，但這魅力決不在於漂亮，而在於心靈的高尚、高雅、高潔、高絕！
林巧稚是說過熱愛崇敬總理的話：我以前是信仰上帝的，現在我的上帝就是周恩來。
林巧稚談她見到周恩來第一面的印象時，絕沒有只字說他“漂亮”“英武”，而是感動於他的領袖風度。
那是剛解放時，周恩來邀請一批專家學者赴宴，以期打消他們受國民黨宣傳而產生的對共產黨恐懼的心理，相互溝通思想情感，解除誤會。林巧稚經親友再三勸說才決定去赴宴。她親眼看到周恩來走到協和醫院一名教授面前，伸手要同這位教授握手。這位教授卻自恃清高，傲慢地沒有伸出手。周恩來毫無不悅之色；既無粗魯人容易有的怒形於色：也無文人相輕，容易發生的以眼還眼。他是那麼大度從容，那麼謙虛和藹，一如春風吹拂地和這位教授談笑，尋找出談話的共同點。兩種作風一對比，令全場人感慨萬千。林巧稚當即作出判斷：周恩來確實有領袖風度！
以後，隨著接觸增加，林巧稚又多次講過：一個國家領導人如果都像周恩來那樣，國家就有希望了。
實事求是講，所有見到周總理的女人，確實都熱愛周總理。但這種熱愛絕對是一種崇敬的純潔之情，正像所有的男人也一樣都熱愛周總理。不過，也應該承認，同樣的熱愛，在夫妻關系中，對這種熱愛產生的反應還是存在微妙的差異。
記得那是1962年的三八婦女節，周恩來和鄧穎超請一批婦女代表到家做客吃飯。大家早就准備了照相機，一進西花廳就爭先恐後地“卡喀”起來。
其中的侯波因為長期在中南海擔任攝影師，照相機會多，所以不是那麼“逮住機會不放”，照幾張就自覺地退到了一邊。其他女同胞則不然了，見一次總理不容易，真有些機不可失，時不再來的勁頭，圍住總理不放，你幫我“卡嚓”一下，一次不放心還要兩次，我又幫你“卡嚓”，再“卡嚓”，沒完沒了啦。
這時，在一旁的鄧穎超等待一會兒，終於皺眉頭了。忽然沖侯波大聲說：“侯波，你怎麼老照不夠啊？”
侯波早就退一邊不照了。但在場的女同胞中，只有她與鄧穎超熟，是“自家人”。
鄧穎超說只能說身邊人，自家人，當然不好說其他客人。但話顯然是說給大家聽的。
果然，女同胞們聽到這一聲，便陸續停止了拍攝。周總理這時仍然是那種從容似春的自然表情，愉快地招呼大家：“好了，照了相就該入席了。今天是大姐請你們的客啊。”
於是，氣氛仍然保持了熱烈歡快，沒有發生任何拘謹或不自在的情況。
飯前，細心的總理不忘小聲問候一聲侯波：“挨批評了？”
侯波笑道“大姐沒拿我當外人。”
總理也笑了：“你永遠是‘自己人’嘛。”
周恩來就這樣漂亮適度地解決了這個問題。
我們所有工作在總理身邊的人，都從心底感受並承認他在愛情問題上的專一、誠摯和高尚嚴肅。他對所有的女同志都是尊重而禮貌的。確實有的首長對女同胞有時有點隨便，但周總理從沒有任何時候，任何一次，對任何一位女同志有任何的失禮、失態或隨便。有些人別有用心地熱衷於提總理旅歐初期結識過一位女朋友，那是一名青年在選擇伴侶前再正常不過的交往，總理從來不曾隱諱這一點，在與鄧穎超確定戀愛關系時也坦誠地公開這一點。總理的人品確實像高山白雪一樣晶瑩璀璨，投射出聖潔的光芒，我們無法和他相比，但可以向他學習，向他表示最崇高的敬意。
總理自己做得好，並不要求別人也一定達到自己的水平。他還善於理解人，全面地看待人。
有位驍勇善戰，立下赫赫戰功的大將，偶爾陷於情感不能自已，做了件出格的事。
事情反映上來，周恩來同這位大將談話，在嚴厲的批評中，甚至怒不可遏地拍了桌子。對總理來講，拍桌子大概絕無僅有這麼一次，嚇得那位大將臉色蒼白，一屁股坐到沙發上動彈不得，那種剽悍驍勇，八面威風的勁頭丟得一絲兒也不剩。總理這時便有點於心不忍地放柔和了聲音。叫那位大將也好喘一口氣，聽他深入一層地講道理。
事後，總理對這件事又嚴格保密，不使這件事影響這位同志的威信。而且，每次談到這位同志，總是談他的優點，功勳及工作上取得的新成績，從不再提這次錯誤，也嚴格要求知道這件事的人不許有一點自由主義，無論公開或私下都不許再有任何議論或傳播。
這位大將曾無限感動地說：“我最服總理。他批評人嚴厲，不留一點情面，但我服氣。因為他自己一身正氣，對待同志也是一片真誠可對天！”
周恩來的善於理解人，體貼人，也突出地表現在對待妻子上。
有段時間，鄧穎超身體不太好，情緒也不太穩定，這是和進入更年期有關系。周恩來對此很理解，並且很會體諒、體貼妻子。記得有一次夜裡開會，凌晨4點才結束。我跟隨他驅車回西花廳。
前面講過，西花廳分前院後院，周恩來和鄧穎超的臥室、辦公室都在後院。汽車距西花廳還有段距離，周恩來就吩咐司機提前熄火，讓汽車靠慣性悄無聲息地滑行到前院，停下來。
周恩來下車的動作很輕，並囑咐一聲：“動靜小點。”
我們輕輕關上車門，懷抱文件准備從正門走向後院時，周恩來豎起一根指頭在嘴前，輕噓一聲說：“走這邊。”
我們兩名秘書一名衛士很快就明白了，他是怕驚動鄧穎超，所以避開了鄧穎超臥室方向的正門，改從小道繞行。與往常不同的是，他一改往常走路如風的習慣，動作極輕極緩，真可以用躡手躡腳來形容了，好象前面有一個外殼很脆的美夢，動作稍重一些就會踩破一般。
到了辦公室，周恩來在椅子上坐下來，松弛一下肩膀，然後才解釋：“小超最近身體不好，你們要注意一些。”
那段時期，鄧穎超吃不好飯，情緒不穩。總理千方百計抽出時間陪她出去散步。
總理走路快，一陣風，幾十年的習慣了，雖然散步時格外注意，但不知不覺就會走快了步子。這時。鄧穎超說：“恩來呀，散步你也走那麼快，我都跟不上了。”周恩來不像一般作丈夫的喜歡“以我為中心”，“夫唱婦隨”，他首先考慮的總是去適應妻子。
他馬上放慢腳步、重新挨近鄧穎超，歉意地一笑；“你瞧，我這個習慣還真不好改呢。”
於是，老倆口又定入了同一個節奏中。在我的印象中，總理是喜歡聽到妻子這種嬌嗔的怨懣，仿佛是一種愛的享受。
那段時期，鄧穎超失眠嚴重，離不開安眠藥。有一次，她服下安眠藥可能量大了點，一下就昏過去了。護士緊張了，大聲呼喚：“大姐！大姐！”
這異常的叫聲驚動了正在辦公的周恩來。他丟下筆和文件，趕緊跑向鄧穎超的臥室。
我從沒見過他如此緊張急切，三步兩腳沖到床邊，俯身挽住鄧穎超連聲急呼：“小超！
小超！小超啊！”那真是一股真情至感的徹底流露，至今想起都讓我心裡熱辣辣地感動不已。
周恩來對鄧穎超始終稱呼：“小超”，這與李富春恰好形成一個對照。李富春始終稱呼妻子蔡暢為“姐姐”，即便在隆重的公開場合也不例外。而且每次別後重見，一定要擁抱親吻，並不介意旁邊人怎麼看。如果說周恩來在鄧穎超面前像個大哥哥，那麼李富春在蔡暢面前就確實像個小弟弟，我曾親眼見蔡暢像大姐姐一樣捧住小弟弟李富春的臉親吻，這大概是在法國勤工儉學時受到巴黎那種西方文明影響的原因。
在中央首長中，周恩來與鄧穎超，李富春與蔡暢是被人們一樣贊頌的好夫妻。如果說周恩來與鄧穎超始終保持著一種深沉的愛，那麼李富春與蔡暢就是始終保持了熱烈的愛。
有天晚上，周恩來在西花廳召集幾位副總理開會，忽然想起什麼，邊往出走邊說：
“不行，我得迎迎李富春。”
李富春與毛澤東、與周恩來的友誼都是源遠流長、極為深厚。在李富春的性格中，始終有一種熱烈活潑的因素在閃爍，使人常常能鮮明地感覺到他體內循環著的青春洋溢的熱情和血液。比如他喜歡穿皮鞋，喜歡傾聽皮鞋踏在地板上的咯登咯登聲或是走在堅硬地面踩出的咯吱咯吱聲。如果是一個人走在幽長的走廊或是漫步於靜夜籠罩的庭院裡，他會為這種有節奏的腳步聲激起一種莫名的喜悅之情，並暗暗為之陶醉。
周思來太了解他這個“毛病”了，匆匆迎到了前院。李富春一下車，周恩來忙伸手示意那條通向後院的小道：“富春，走這邊。”
李富春那雙皮鞋顯然剛擦過，珵亮珵亮，好象怕別人看不見似地，咯登一聲響亮地邁出了步。
“噓！”周恩來皺眉頭，指指他那雙威風十足的皮鞋：“靜點，不要驚動小超，她近來身體不好。”
李富春的樣子有趣極了，張大嘴無聲地“噢”，還點點頭。腳底放輕就可以了吧？
他還用手捂住了嘴，叫人想起“掩耳盜鈴”的寓言，又從他的腳步上聯想起哪部電彤裡偷雞的鏡頭，連周恩來也忍不住想笑。
那真是生動活潑的中南海裡的常人生活。
李富春朝氣蓬勃，愛好廣泛。下棋、訂牌、打台球、看戲、看電影，這些活動占領了他的幾乎全部業余時間。他知道周恩來在所有這些方面都不比自己興趣差，只是總理太忙，不得不犧牲這種興趣和娛樂。
那天開完會後，李富春聰明地抓住時機和理由，勸說周恩來：“你呀，會工作還得會休息才行嘛。小超身體不好，你也帶她出去活動活動，看看戲嘛，度過這段‘困難時期’。”
“我是要好好安排一下時間呢。”周恩來贊同地點點頭。
作為身邊工作人員，我的體會，總理在這方面確實是盡了最大的努力。有時為了能陪陪鄧穎超，甚至犧牲已經少得不能再少的睡眠時間。
有幾個星期六，周恩來陪鄧穎超去看戲，看過梅蘭芳的，看過馬連良的。
記得有幾次節目都很精彩，大家都陶醉在演出中，不時響起掌聲。周恩來在鼓掌時，總要看看腕上的表。戲正演到高潮時，他忽然對我吩咐：“到點了，我們走吧。”
我依依不捨地朝舞台上投去最後的一瞥，只好跟隨總理提前退場。
開始我以為總理是因為工作多，忙不開，所以提前退場。而且，事實上他也確實忙不開。每次看戲之後，他的睡眠時間肯定又要減少。
不過，有一次他沒有什麼急待辦理的公事，仍然提前退場了，我便忍不住問了一句：
“總理，今天又不忙，這麼精彩的節目為啥不看完呢？”
周恩來說：“你們大姐身體不好，不能熬夜，一定要按時作息，按時服藥睡覺。”
那段期間，周恩來真是從各方面關心鄧穎超。有時應該在樓上接待客人，他也關照我們改在樓下，說：“今天大姐也參加，就在樓下見客吧，省得讓她爬樓了。”
每天晚上10點，他一定要關心地問鄧大姐是否上床安睡了？然後自己才回到辦公室開始工作。在周恩來這樣的關懷體貼下，鄧穎超終於度過了這段“困難時期”，以良好的心情恢復了健康。
年，鄧穎超因為患子宮囊腫，住北京醫院動手術。總理那麼忙，每天仍要抽空去醫院探視。現在看一些電影，導演表現主人公忘我的工作精神時，總愛重重地來一筆，如何妻兒重病，生死未卜也仍然不去看一眼。其實大可不必一味作這種文章。誰能忙得像總理那樣睡覺都得見縫插針，一年難得兩次睡夠5個小時，一生難得自己睡醒一次，都是由我們工作人員強迫叫醒，甚至吃飯多數都是在運動中進行：就是這樣忙，他也要千方百計抽一點時間去探望病中的妻子，實在陷於會議中脫不開身時，也要去打個電話問候一聲。這才是至情至性，有忠有義的真丈夫！
尤其使我感動的是，鄧大姐出院那天，細心入微的總理擔心門口那個台階高，怕大姐術後身體虛弱，上台階出意外，影響刀口愈合，和我們商量：“能不能麻煩你們抬一下大姐？”
我們深受感動，忙准備了一把籐椅，當大姐在門前下車後，就讓她坐籐椅上，抬她過台階。她說：“不用，我自己慢慢來。”大家說：“不行，你刀口還沒長好。這是總理再三關心囑咐的。”
當我們抬大姐過台階時，她眼圈濕了。這既是對大家同志情誼的感激，更是為丈夫的細心關懷所感動。
感情從來是相互的。周恩來對鄧穎超的理解、關心、體貼、照顧，換來的是鄧穎超加倍地關心、體貼、照料丈夫的情誼。家裡的事，鄧穎超盡量處理好，不叫總理有一點分心。她既不干擾總理的工作，又時時操心著他的身體。條件允許時，總理可以在家吃頓安穩飯時，她一定要和醫生、炊事員一道商量食譜，從營養到口味都要考慮到。
可以這麼說，我們值班秘書和衛士，天天都要接到鄧穎超的電鈴、電話及至派人來囑咐，關心總理吃飯了沒有？起來活動一下沒有？睡覺了沒有？甚至關心到“上廁所了沒有？你們該提醒他上一下廁所了。”
有多少次我們圍在總理身邊緊張地匯報、等候取批件、接受指示時，看到鄧大姐在辦公室門口悄悄而焦心地閃過來，晃過去，心疼地朝屋裡張望……唉，總理屬於全國人民，她不敢“自私”；但總理在她心中，她無法不心疼。這種復雜而痛苦的心情，只有我們這些身邊工作人員親眼目睹才會有最直接最真切的感受和體會。
總理被癌症纏身住院後，鄧穎超天天去看望。那情景我將在本書的最後一章寫到。
我這裡只講一條。
那是1976年1月15日，在周恩來的追悼會上，全場哭成一片。我看到鄧大姐一直咬著牙不敢放松，怕哭出聲。
有聲無淚是號哭；有聲有淚是登哭；有淚無聲是痛哭。我們的鄧大姐從始至終淚流不斷，那是最病最痛的哭啊！是從心裡絞出來的淚。當她捧起總理的骨灰時，我看到她的手顫抖得厲害，身體連晃幾次。內心巨大的傷痛使她暈眩了，在工作人員的攙扶下才重新站穩，沒有倒下。
“恩來同志，”她哽住許久，從心底沖出悲慟欲絕的顫抖一聲：“你安息吧——！”
頓時間，我們所有人放聲大哭，只覺天昏地暗，仿佛整個世界都要沉陷一般……十幾年過去了。有一次我們幾位老人又聊起周思來和鄧穎超深厚感人的夫妻之情，幾位一旁聽講的中青年婦女忽然擦起了淚。
我問：“你們怎麼了？”
她們一邊擦淚，一邊說：“要是天下的男人都能像總理那樣作丈夫，那該多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