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一九七八年十一月十日上午十一時，也就是北京那個莊嚴的會議（十一屆三中全會）進入意義重大的主題報告的時候，在雲南邊陲一個地圖上無法查到的叫做橄欖壩的偏僻地方，一個名叫徐玲先的上海女知青腆著無比沉重的大肚子，困難地行走在凹凸不平的山間小路上。沒有人聲喧嘩，沒有塵土飛揚，只有一縷深秋的太陽寂寞地穿過樹林，將破碎的光斑灑落在這個即將成為母親的氣喘吁吁的年輕孕婦身上。女知青不時直起腰來，抹一抹額上的汗珠，或者扶住路邊的樹幹歇一歇。她當然不可能知道此刻正在遙遠的北京所發生的事情，以及這些事情與她和知青未來命運的關係，眼下她只有一個比任何時候更加強烈的願望，那就是快快趕完這段不算太短的路程，把孩子生到醫院去。
就這樣，當這個已經在上山下鄉道路上跋涉了整整十年的女知青正孕育著自身對於未來的巨大希望，步履維艱地走向分場醫院的時候，她並不知道她的人生之路即將走到盡頭。因為一個可怕的災難正在前面等著她，死亡的陰影已經張開翅膀。
從任何意義上說，七分場這間只能遮風擋雨條件簡陋的舊房子都不能被稱作「醫院」，正如那個出身貧農，當過部隊炊事員，高小畢業，被選拔進「紅醫班」深造三個月的成醫生也很難可以被稱為「醫生」一樣。然而，成醫生和他的同事們確確實實在這間從未認真消過毒的大房子裡一直工作了將近十個年頭。
成醫生並沒有對孕婦的到來感到緊張或者驚慌失措。他讓一位對生孩子富有經驗並且熱心的家屬大嫂做他的幫手，又從容不迫地將所有接生器械一一消毒，然後戴上橡皮手套，耐心地坐在椅子上等待嬰兒的降臨。不料整整一個下午過去了，胎兒並沒有馬上出世的意思。事情到了這一步就變得很不公平，因為醫生和患者同樣需要吃飯和休息，需要遵守共同的作息時間。於是醫生在一連看了三次手錶之後，決定立即回家去吃晚飯。他吩咐家屬大嫂暫時替他照看產婦，有事到家裡找他，然後就離開衛生所急匆匆回家去了。
不幸的事發生了。產婦出現橫位難產的症狀。此時，成醫生已外出兩個多小時未回來，產房裡只有家屬大嫂一個人。不久，一個令所有產科醫生談虎色變的魔鬼——子宮大出血猝然出現。九時四十五分，女知青在送往農場醫院途中停止呼吸。母子雙亡。十點半鍾以後，終於有人在距場部不太遠的一間低矮的小伙房找到那個爛醉如泥的醫生。
農場醫院的西南角有一間簡陋的停屍房。連日來，這個一向被視為畏途的地方突然成為當地輿論注目的熱點中心。聞訊趕來的知青絡繹不絕，將停屍房圍得水洩不通。死者被換上一身草綠色軍裝，頭髮梳得像過節一樣整齊，面部淡淡化了妝，部分掩蓋了年輕生命被撕裂那一瞬間殘留的痛苦痕跡。那個未及出世便過早夭折的小生命被裹在襁褓中，與他的母親並排躺在一起。母子倆看上去都不像是遭到意外而是熟睡一般。
前來弔唁的知青大多是本農場的同學或戰友，他們有的趕了很遠的山路，個個挽著褲腿，臂戴黑紗或者小白花。有的女知青尚未進門就忍不住大放悲聲。人們與其說用眼淚痛悼亡友，不如說同時也為自身的知青命運而悲泣。
醫院的人們長時間沉浸在這種悲痛和壓抑的氣氛之中。……人們互相傳染和彼此激發著長期被壓抑的怒火和不滿。有人籌劃舉行追悼會，要求農場善後處理；更多的人提出必須追究肇事者責任，改善知青待遇和醫療衛生條件，等等。上述提議立即得到多數知青一致響應。於是這種由女知青瘁死引發的不滿情緒迅速演變為針對知青普遍命運的反抗行動。
知青中迅速擴散的敵對情緒使得農場領導深感不安。當天下午，醫院借口天氣炎熱屍體不宜久留，試圖將屍體轉移掩埋，遭知青阻攔，未果。
十六日，農場保衛部門奉命強行處理屍體。知青不允，雙方發生摩擦。消息傳開，知青嘩然，於是越來越多群情激憤的男女知青從四面八方趕到現場。
衝突一觸即發。
重慶女知青周俐敏是這樣回憶的：「當時並沒有人意識到這件事會鬧大。我們以為，既然徐玲先不是第一個也不是最後無辜的犧牲品，那麼我們要求改善生活待遇和醫療條件，懲治那些草菅人命的醫生，應當也不是無理取鬧。現在說來讓人不敢相信，當了整整十年知青，住的還是茅草屋，一年中有半年喝鹽水湯。……」
另一位老知青李孝林說：「其實，開始誰也沒有想到同農場領導對抗，因為知青的本意並不是鬧事，鬧事能解決什麼問題呢？……問題在於農場領導採取高壓手段，不是以理服人，而是準備使用武力強行驅散知青，壓制人們的不滿情緒。在這樣忍無可忍的情況下，知青才被迫發出最後的吼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