副鎮長老楊在鎮政府分管文教衛生工作。小丁那次找到他，他也很難過。沉吟了好久，說：
「我去同鎮文化站商量一下。」
商量的結果，是小丁到鎮文化站做「費用工」，也就是從文化站的事業經費裡給臨時僱用打雜的人支付一點勞務費。費用工不在編製裡，一般也不允許長年固定。老楊說，先做了再說吧，以後慢慢設法。鎮文化站已經有了一個打雜的，叫洪藝兵。小丁後來聽說這名字是「文革」初期改的，先前叫洪一鳴。改成這樣，是為了諧「紅色文藝兵」的意思。洪藝兵給人的感覺是一隻彈簧，總在長長短短、高高低低地伸縮，他一旦見到人，就永遠是點頭哈腰微笑。他戴著近視眼鏡，有時眼鏡被水汽蒙住了，看不清，但只要見到人影，他就點頭哈腰微笑。即使從一個正在破口罵街的潑婦身邊走過，他也無一例外地點頭哈腰微笑向她致敬。別人跟他說話，他也永遠是無比榮幸地點頭哈腰微笑，不管別人說什麼，他自己聽清沒聽清，他的回答永遠是「是的，對的，是是是，對對對……」有時候別人向他問路，或打聽什麼事，他也這樣點頭哈腰微笑地「咿咿唔唔」。別人就以為他在敷衍，難免不高興。他一旦發覺，馬上就大驚失色，連連頓足捶胸，恨自己耽誤了革命同志的大事，痛心疾首得讓對方不知所措。平常他主動開口說話的時候很少。一旦開口，便往往是檢討。檢討又往往過分。比如，寫字的時候，偶然不小心碰翻了半瓶廣告顏料，他馬上就會連連說：「該死，浪費有罪，罪該萬死，死無葬身之地，對不起人民對不起黨……」類似的話要說上半天，聲嚥氣絕的樣子，說得很悲慘，文化站從領導到群眾以至半條鎮街人人都聽到，聽煩了，反倒來勸他，安慰他，再三說明打翻了半瓶廣告顏料決不算犯罪，更不該死一萬次，請他千萬放心，放一百二十個心，革命的領導和革命的群眾，是完全可以諒解的。他於是才逐漸平靜下來，別人也於是安生。洪藝兵從燒茶倒水、掃地抹灰，到刻蠟紙寫標語什麼都做。他做得盡心盡力，又能幹，沒有第二個人能代替他。那兩年，文化站的主要任務就是寫語錄牌，畫領袖像。一個小小的鎮子，街頭巷尾，凡是能寫字畫畫的地方，都留有洪藝兵的手筆。即便這樣，洪藝兵也只是個臨時工，不能轉正。原因就是他出身不明不白。他沒有老子，跟著母親過。母親是本縣人，老屋在山裡，解放前是個大戶，在鎮上開得有店舖，所以能送她到鎮上念初中。有一回學校組織一個什麼活動，把學生帶到高鎮子幾十里路外的城裡，她就在那一回跟城裡的一個什麼人跑了，一去沒有音訊，到土改時候，帶了一個上十歲的男孩子回來，說是她的兒子。問她的男人，說是死了，就再沒有二話交待。那時候，她老子在鄉下已經劃了大地主（兼工商業主）。老屋她是回不去了，便留在鎮上給人洗衣漿衫，撫養兒子成人。這「兒子」便是後來的洪藝兵。然而關於他老子，鎮上是有傳聞的，說是國民黨的官吏，解放前夕帶著小老婆去了台灣，拋下了洪藝兵母子。傳聞畢竟只是傳聞，並沒有經過認真查實。總之洪藝兵的來歷很複雜。
儘管如此，鎮革委反覆討論、研究，還是讓洪藝兵進了「宣傳隊」（就是後來的文工團）。這主要得力於洪藝兵母子在鎮上十幾年如一日的為人。
十幾年間，他們母子兩個蟋在一間低矮的披廈裡（這披廈原是洪藝兵外祖父在鎮上開的南雜鋪堆放柴禾的，這南雜鋪土改時沒收歸公了），無聲無息地過日子。偶爾有人見過洪藝兵母親在鎮外河邊洗衣服時，用(木芒)捶一邊捶著河水裡的石頭，一邊口裡喃喃地連發恨聲，罵「婊子，婊子」。一旦發現身邊有人，就立即住了口，慌慌地做出似乎在河水裡摸索失落了的東西的樣子來掩飾。此外，她從沒有給鎮上任何人看過難看的臉色。
洪藝兵則因為讀書到高中畢業，比他母親更有文化，做人也就比他母親更有特色。
本來，有了洪藝兵這樣的人，小丁就完全是多餘的。但洪藝兵卻另有重任，鎮上決定調他進鎮毛澤東思想宣傳隊。宣傳隊是「文革」最鬧熱的年頭辦起的，很神聖的。進去的人，都要查三代。洪藝兵能進去，差不多是個奇跡。
二
當時，負責組建鎮毛澤東思想宣傳隊的是徐光榮。他祖輩都是苦大仇深的農民，所以他說話做事就很大膽果斷。洪藝兵最後終於參加「宣傳隊」，就是他拍板決定的。他在鎮革委表態說，我是讓他來宣傳毛澤東思想，他敢幹別的，我就先滅了他！他對洪藝兵說：你好好幹，只許規規矩矩，不許亂說亂動！
洪藝兵調進宣傳隊之後，沒有讓徐光榮失望。他一如既往，不管誰喊他做事，也不管做什麼事，做得了做不了，他都永遠唯唯諾諾。哪怕你甩塊尿布給他洗，他臉上也會毫無難色地接過去。他做所有的事都極其認真，瘦骨嶙峋的手精確而熱情地工作著，活像一架永不停息的機器上的槓桿。他的工作是舞台美工，但每到一個地方，卸車、裝台，常是他唱獨腳戲，常常連飯也顧不上吃一口，又讓他管大幕。有一回他實在熬不住，該關幕的時候他睡迷糊了，別人幫著關了幕，接著是七手八腳的換景。他被換景的響動鬧醒了，發現上一場已經演完，趕緊去關幕，結果卻把幕拉開了。剛剛演了阿慶嫂的那位女演員因為下場要演江水英，卸了先前的戲裝，還沒有換上新戲裝，只穿著個大紅褲頭幫著搬道具，幕布突然拉開，兩條光光的大腿一下暴露在台下的眾目睽睽之中，羞得她一頭鑽進正準備撤下去的春來茶館的茶桌底下。那茶桌做得不規範，矮而窄，她上身進去了，紅得燦爛的臀部卻無論如何拱不進去，成為一個鮮明的「三突出」。台下頓時成了一片歡騰的海洋。
在宣傳隊，洪藝兵最恭敬的自然是徐光榮。
省地礦局的一個勘探隊在本縣某地發現了鹽礦，這件事成為一樁證明「文革」偉大勝利的大新聞。宣傳隊為了及時配合反映，由徐光榮帶了編創人員趕赴當地去體驗生活。住了些日子，大家有些消沉，覺得光是找礦這件事，編不出什麼節目來。徐光榮急了，說，怎麼編不出來，關鍵是你們缺乏工農兵感情。幾個人不服，說，那你試試，你有感情，你祖輩是農民，你自己做過泥水匠，也就是建築工人，又當過民兵，還是連長，工農兵全了。徐光榮挺了挺身體，慷慨地說，試試就試試，工農兵可以改造一個世界，還編不出一個節目？不過兩天，他召集大家開會，說，節目已經有了。取材就是這次鹽礦被發現的真實故事：當地供銷社一個女營業員偶然嘗出商店後面那口水井的水有鹹味，就去報告了正在這裡搞礦產資源普查的勘探隊。從而使他們真的勘探出一個儲量豐富的岩鹽礦，使「偉大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取得了又一豐碩成果。
徐光榮的節目就是編一支歌歌頌這位女營業員。他把歌詞完整地想出來了：
我是供銷社裡營業員，
找礦報礦人人要上前。
商店後面有口井，
井水有點鹹。
估計裡面可能有鹽，
趕快報告勘探隊，
為世界革命作貢獻，作貢獻。
徐光榮說完，二目如炬，很興奮昂然地看著大家，等著掌聲響起來。
第一個表態的是洪藝兵。
「好！」他大喊了一聲，「源於生活，高於生活，完全達到了樣板戲的水平！」
但洪藝兵的表態是唯一的，沒有得到響應。其他人大都定定地看著徐光榮，牙根緊咬著，臉色有的鐵青，有的通紅，就像便秘的人蹲廁所想釋放又未釋放出來時的那種樣子。徐光榮把這表情理解成一種心靈受極大震撼的無聲的激動，他於是舉手指了指作曲的鄭風：
「既然大家喜歡，那就這樣定了，你抓緊把曲子譜出來。」
鄭風一直把頭伏在桌上，兩個肩膀地震似的抖動著，終於壓制不住，一下仰起身子，放肆地笑出聲來，兩隻眼角早已掛著憋出的淚水。他一放肆，其他人也忍不住，哄堂大笑起來，爺呀娘呀地亂叫著，滿屋子打滾。
只有徐光榮和洪藝兵很莊嚴，橫眉冷對千夫指。
三
在徐光榮最終離開宣傳隊之前，洪藝兵有過一段大紅大紫的日子。
那段日子洪藝兵和徐光榮如影隨形，徐光榮不管走到哪裡，都盡可能地帶上洪藝兵。洪藝兵的話明顯比先前多了，常常是徐光榮說上句，他就補充下旬。徐光榮的話多是大白話，而洪藝兵恰恰是個引用政治術語的狂熱分子，對徐光榮就起到極大的烘托和拔高的作用。大家於是喊他做「政委」。他聽了，起先還做臉做色，要大家「莫發胡說」，後來就漸漸坦然。
他那種習慣性的點頭、哈腰、微笑，有些吝嗇了。吝嗇歸吝嗇，依然是有的，但主要是面向徐光榮以及比徐光榮更重要的人。對一般人還是會盡可能做，只不過總讓人覺得有些偷工減料，不能把戲做足。
他竟有了求偶的跡象。他進宣傳隊的時候已經三十出頭了。母子兩個卻從沒有在人前提過婚娶之事。
如今，表面上看，洪藝兵依舊沒有一點區別的對每一個人都有求必應，但常常是為女人們做得更多也更主動。這也可以理解，因為女人們總是依賴心重，嬌氣，需要幫的事也確實多些。比方鄉下的河，常常要蹚過去，水急了嚇人，天冷又冰人，脫鞋脫襪持褲腳也煩人，於是不管老的少的，就都讓他背過去。又比方劇團日子沒有規律，早上起得晚了常常錯過食堂開飯時間，特別是女演員又少不得零食，這些事，都由他包了。
終究也有一碗水端不平的時候，讓他這種看起來似乎無一例外的慇勤露出了別有用心的馬腳。
四
徐光榮靈感突發寫出那首女營業員找礦歌的歌詞後，充分認識到詩原是人人可寫的。於是就決定發動全宣傳隊的人都來寫詩，而且規定了任務，每人至少一個禮拜要交一篇。如果宣傳隊人人都是詩人，他就不僅僅是宣傳隊隊長，還是當地詩壇領袖了。
那正是一個詩的年代，滾燙火熱的豪言壯語鋪天蓋地。宣傳隊大多數人東一句西一句地亂摘，輕輕鬆鬆就打發了徐光榮。也有老實的。就不知所措。拉手風琴的周燕就是一個。周燕的母親名聲不好，原因是離過兩次婚。先前住在城裡，後來帶著周燕到鎮上來，嫁了縣中學的一個老師。周燕拉手風琴就是那個繼父從小教會的，她也就因為這個特長招進了宣傳隊。她在整個鎮子，公認是長得最好看的一個，也就最惹眼。她自己平常卻總是不聲不響，沒有事的時候就一個人找處安靜的地方拉琴。她很求上進，進宣傳隊不久就寫了人團申請。徐光榮號召寫詩，她就真心地希望自己不但一個星期能交出一首詩，最好一天能交七首詩。但她又實在不曉得怎樣寫才好。跟別人那樣瞎抄，她又不敢。眼看著時間一天一天過去，紙上卻一個字也劃不出來，她只有急得抹眼淚。
洪藝兵就是在這時候現出原形的。有一天，趁周燕的寢室沒有別人的時候，他把自己寫的一首詩塞給周燕抄了交任務。
周燕進宣傳隊住集體宿舍之前，跟她母親和繼父住在一起。他們家就在鎮街上文化站緊隔壁。鎮街都是舊房子。房子與房子之間是板壁，洪藝兵在文化站打雜時落腳的那間辦公室，正好是周燕睡覺的屋子。周燕的繼父就經常在那裡教她拉手風琴。周燕那時還是一個不起眼的黃毛丫頭，洪藝兵對她起先沒有怎麼注意。忽然有一天，他聽出隔壁的響動有些異樣：風琴聲停了，然後是很可疑的靜默，然後是周燕很細很輕的掙扎聲。好多年過去，洪藝兵一直很清晰地記得周燕當時很淒慘又很壓抑的喊聲：「不要！不要！我痛！」這聲音常像刀子一樣割他，使他一旦想起，就立刻渾身冰冷，額頭上冒出大顆大顆的冷汗。他記得很清楚，周燕那一年剛進初中，還不滿十四歲。而她的繼父差不多五十歲了。在那之後不久，周燕的母親又一次離婚。她們搬離了鎮街，在鎮外的農民那裡租了一間房子。大家自然都說周燕的母親不好。但這次婚變的真正原因只有四個人最清楚，其中一個就是洪藝兵。洪藝兵沒有對任何人，包括自己母親說起過他那天聽到的聲音。他跟她們共守一個秘密的事實，使他有了一種對她們的莫名的親近感。隨著周蒸日益出落成人，這種親近感又常常引起一種莫名的騷動。在宣傳隊他其實最情願幫助的就是周燕，但周燕卻是得到他幫助最少的一個。周燕不需要任何人背她過河，周燕從不吃零食，周燕絕少劇團女孩子慣有的惡習。但是這一次，周燕應該是需要他的幫助的。他這回是真心誠意的，沒有絲毫表演的意思。也許有一點奢望，但肯定不是主要的。
他想錯了。周燕還不到能夠跟他溝通的年齡。周燕那時一心想做革命青年，一心想要抹掉母親給她的生活塗上的污點，她不能做對不起領導，對不起徐光榮的事。
周燕把那首詩原封不動地交給了徐光榮，揭露了洪藝兵的醜惡嘴臉。
五
徐光榮當時的態度遠沒周燕本人那麼激烈。他覺得周燕只要不全文照抄，學習學習也不是環事。洪藝兵的用心終究說不上惡毒，詩大歌大頌大好形勢，我都未必寫得這麼好嘛！把周燕說得疑疑惑惑直眨眼睛。
徐光榮對洪藝兵的偏愛是明白無疑的，倘不是緊接著宣傳隊改成劇團，隨即又更換了團長，洪藝兵的夢很難說圓不了。
這個鎮跟鄰省的一個鎮交界。每年兩個鎮的文藝團體都要舉行互相間的慰問演出。本來，每次都是由鎮上的主要領導帶隊（這時候宣傳隊就改叫了「慰問隊」）。逢到各自舉行的歡迎和歡送一類儀式，都是由這位主要領導致詞，宣傳隊的領導只負責演出。當了幾年隊長，徐光榮漸漸地有了不滿足。在宣傳隊，他凡事做主，凡事說了算，做慣了主角，沒有做配角的心理準備。因而，逢到慰問這一類重大的外交場合不讓他出頭露面，他豈能不覺得委屈。
恐怕也是他的劫數到了，這一回他實在克制不住，鎮上帶隊領導剛剛說完，掌聲還沒有完全停止，他就主動站起來，高舉起斟滿酒的杯子，紅通通的臉上滿是激動，說：「各位，我再補充一句：我們兩省兩鎮是鄰居，又都是革命老根據地，真正是天下烏鴉一般黑！」
滿場愕然，繼而就爆發出大笑。本鎮的人曉得他就是這種水平，心實是誠的；外鎮的人以為他在劇團是專演丑角的，說話幽默。
鎮上帶隊的那位領導很憤怒，回來匯報，就上綱到政治事故。一研究，把徐光榮免了，去管農貿市場。這使他的演講才能得到一個盡興揮灑的地方，又不至誤什麼大事。
徐光榮走後，宣傳隊正式更名為劇團，派了劉宗吾來當團長。劉宗吾原是教師出身，「文革一開始前就擔任縣文教局副科長。後來受到衝擊，下放回原籍，這次是落實政策。「劉宗吾」這名字聽起來就是學究，他說話咬文嚼字，開會講話，一定事先寫好稿子，其中凡講到自己的地方，不是說「我」，而是說「卑職」。
劇團換了新領導之後，洪藝氣忽然覺得迷茫和空虛。劉宗吾雖然並沒有怎樣為難他，但肯定也不可能像徐光榮那樣成為他的靠山。他的背脊一下又彎了下去，點頭哈腰微笑又變得極規範化普遍化。政治上也更其嚴謹。「政委」是斷不敢當了，但「政委」的原則性卻是更加堅定了。
這反倒恰恰給他惹了禍。
那一年林彪出了事，按規定已經傳達到了公社一級的幹部，實際上滿天下已經沸沸揚揚了。那時候小道消息正值鼎盛時期，是一般人得知新聞的主要渠道。但洪藝兵是絕對非禮勿視，非禮勿聽的，從不參與這類私底下的七嘴八舌，他的消息也就很閉塞。那回劇團加餐，喝酒前，他照例端起酒杯，先敬祝毛主席萬壽無疆，接著祝林副主席身體健康。本來「紅海洋」那個熱潮已經過去了，但洪藝兵卻堅持恭敬如儀。他這樣做雖然不時興，但也沒有違反什麼禁令，大家也就一直由他。而這一回，他卻犯了大忌。
劉宗吾嚇壞了。他是聽了正式傳達的。雖然他曉得洪藝兵並非故意唱對台戲，但這樣的事一旦傳出去，自己是要擔責任的。他於是只有向鎮上報告。鎮上也曉得洪藝兵一向的為人，就讓劉宗吾找個理由把事情掩蓋過去。劉宗吾於是找洪藝兵談話，說：「要是上面來人問你那天聚餐的情況，你就說你喝醉了，說過什麼話都不記得了。」洪藝兵很疑惑，說：「那天我沒有說什麼，就是給大家敬酒前先敬祝了毛主席，又敬祝了林副主席，當時我還滴酒未沾呢。」他沒有翻供，鎮上也就只有來人，來的人直截了當地說：那天你肯定喝醉了，說過什麼肯定忘記了，云云。他卻更焦急，更嚴肅地反覆聲明：我給大家敬酒之前根本沒有喝酒，不先敬祝毛主席他老人家，再敬祝林副主席他老人家，我怎麼能先喝酒呢。
不管你怎麼給他挖溝，他的水就是不往那兒流。這就不能不引起別人對他的懷疑了：他是真不曉得，還是故意裝戇說反話！上面於是決定：發動群眾，查他一查。
洪藝兵後來很不明白，這麼多年來，他在劇團，小心得不能再小心，巴結得不能再巴結，卻不曉得為什麼，別人對他積聚了這麼大的仇恨，個個同仇敵汽。
男演員們最為憤慨，對他聲討最烈的是他「是不是打過周燕的環主意，是不是癩蛤蟆想過吃天鵝肉」。那些他曾如同母親般地孝敬過的女演員們也不甘心被他冷落，全體奮起，呼天搶地。那個被他暴露過僅僅穿著大紅褲頭形象的阿慶嫂問：「那次你是不是故意的？」那些下過河被他背過的人也同樣聲色俱厲地逼問：「那次你的手為什麼摟得那麼高？」
洪藝兵自始至終沒有抗辯一句，對所有的控訴他都一律點頭稱是。
六
換了別人，也許就很難把人再做下去了。但洪藝兵從小就是在別人的鄙視下面長大的，讓他矮人一頭，他把身子縮一縮就是，早已慣了的事，不難。
進了劇團，實在是他走了運。他在這裡總是遇到貴人相助。徐光榮之後，劉宗吾對他實行的也是溫和政策。畢竟是讀書人，凡事總是多些人情味，對他們母子的身世，他心底裡其實是頗同情的。現在洪藝兵在他手底下，怎樣的提攜，他是沒有徐光榮那樣的魄力去做，但不把他整得太苦，並且盡可能給些實在的起碼幫助還是可以的。以一個老年人的心情，他覺得洪藝兵最大的事是成家。暗中，他跟老伴商量，為洪藝兵物色了一個對象。
這對像便是李月娥。當時她同李欣一家僵持了好長時間。劉宗吾內人是李欣的姨媽。能撮合洪藝兵和李月娥，可收一舉四得之功：解親外甥之厄；飽洪藝兵之饑；讓司法部門體面下台；使李月娥得到真正可靠的歸宿。先前人們沒有發覺，或者是沒有往這方面去想——洪藝兵有一張稜角分明的國字臉，天庭飽滿，地廓方圓。又有副高出一般人的身材，寬肩窄腰，長臂長腿。平時他又很注意邊幅，渾身上下雖然滿是補釘，但很乾淨，很合體，文文靜靜，清清爽爽。真要是挺直了腰板，換一身新衣，抖抖精神，原是很瀟灑的一個男人。年紀大幾歲，比那個輕薄的李欣倒更顯出幾分男人的沉穩。
劉宗吾唇然成功了。這在鎮內外成為一段佳話。
世上的事往往就是這樣，一個人懷了極誠懇的好心去幫人，結果卻糟透了，壞透了，幾乎等於慘害。完全不是始料的那種樣子。
洪藝兵同李月娥的婚姻，根本就是一場災難。這一次的問題同情感沒有關係，他們的結合，從一開始就是物質性的，是最基本的自然需要。然而，結婚使洪藝兵得到有保障的性滿足，卻給他的食慾帶來了可怕的危機。
洪藝兵一直就有著驚人的食慾。他的糧食定量遠不夠他的需要，母親的定量勻給他一半，仍不夠。母親死後也同時帶走了她的糧食定量，給他留下的是永遠的飢餓感。他似乎從來就沒有吃飽的時候，動不動就因為能量的缺乏臉色發白，冒虛汗，很厲害地痙攣。他平時謙恭卑微、低三下四，但一到吃飯的時候他的面部就現出了咄咄逼人的兇猛甚至猙獰，眼睛閃閃發亮，牙骨強而有力地格格作響。他最嚮往的是下鄉演出的日子，吃飯不必交糧票而且管飽，最激動人心的是那些用巨大的瓦盆盛出的實實在在的大塊肥肉。出於一貫的謹慎，他不敢搶先，極力控制住自己有節制的動作，以至於全身微微顫抖。但一旦行動，使極有效率，完全是一種「鯨吞」。一頓飯將完未完，別人將走未走的時候，他便往往失去最後的耐力，迫不及待地問：「你們不要了吧？」得到肯定的答覆後，他便猛撲上去以風捲殘雲之勢用自己的舌頭把桌上的所有碗盤盆缽清理個一乾二淨。
婚姻剝奪了他作為單身漢僅的這最後的一點快樂。一人吃飽，全家不餓的日子一去不復返。李月娥一下子給他帶了三張嘴來：她自己，她從異縣帶來的那個女兒，她同縣委秘書生的女兒。後者因為她同本縣司法和行政當局的對抗，有關方面沒有給她報上戶口，使之成為「黑人」。不久，「黑人」又有增加，那是她同洪藝兵生的兒子。這一次有關方面又按第三胎計算，以超生（當時的政策允許生兩胎）為理由不上戶口。事先他們已經曉得會有這樣的結果，但洪藝兵堅持要一個自己的兒子——並且一定要是兒子。面對著李月娥高聳起來的腹部，他已經在為兒子設想這樣的前途：省級以上的行政長官、司令官、科學家或者至少是國際性樂隊的指揮，以使自己黯淡的人生在兒子身上得到有光彩的補償。為了成為一個驕傲的父親，他付出了沉重的代價。
他們所有的收入，只能用來買口糧。有限的定量糧之外主要依靠黑市糧。為此，他們不得不把其他的開支壓縮到最低限度。洪藝兵總是光著膀子做事，以減少衣服的磨損。下鄉的時候，在石頭嵯峨的山路上，他脫下鞋子，把鞋帶連接起來，掛在脖子上。腳板則被尖銳的石頭劃得鮮血淋漓。他的道理很正確：衣服鞋子壞了要錢買，皮肉破了自己會癒合，如果要上醫院，也是有公費醫療的。
飢餓甚至使洪藝兵近於瘋狂。有天半夜，從他家裡傳出驚動半條街的吵鬧聲，那個夜晚，他把李月娥打得死去活來。原因很簡單：李月娥起來小解，弄醒了他的夢。而他當時夢見的是自己剛剛在一張堆滿了巨大的紅燒肉塊的桌子邊坐下來。
洪藝兵喜歡夢境的曖昧——這夢境常常因飢餓而引起；他不喜歡赤裸裸的有限的現實情景——那往往就是尖銳的飢餓本身。
洪藝兵和李月娥常常這樣吵擾得四鄰不安。打鬧的原因，洪藝兵從來是緘口不言的，但李月娥卻不是一個有城府的人。因此大家都很曉得，多半是為了吃飯。李月娥買東西時被短少了斤兩，李月娥淘米時不小心傾出了米粒，李月娥對財政支出和糧食庫存拮据狀況的抱怨等等，都可以是戰爭的導火線。而一旦戰爭爆發，洪藝兵便毫無節制決不手軟。戰爭的高潮是摔東西。李月娥摔的是洗衣板、(木芒)捶之類；洪藝兵摔的是有極大反響聲的水瓶碗碟。李月娥於是就絕望而恐懼地悲號：我摔的都是摔不爛的東西，你怎麼能掉水瓶呢？你怎麼能摔碗呢？你真是心狠手辣！你真的不想過了麼？
人真是一種奇怪的動物，人跟人的關係也真是一種很莫名其妙的因緣。連李月娥也想不明白，自己一向天不怕、地不怕，為什麼偏偏怕了這個洪藝兵。在他面前，她不由自主地就成了一個軟弱的女人？洪藝兵也想不明白，自己一向對所有的人都逆來順受，為什麼竟有一天居然得到駕馭一個人的權威，並且隨著日子的推移，從肉體到意志都得著了對別一個人的完全的佔有。在這個世界上，終於有一個人是可以聽任他肆意壓迫的。他的對命運的從不流露和那飽滿充盈的不公正的感覺，終於得著一條可以盡情宣洩的出路。婚姻使他面臨了物質的極大貧困，卻使他的精神獲得某種程度的勝利。這恐怕是他的明顯不幸的婚姻的一份意外的幸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