勸君免談陳寅恪：四人品與氣節
陳寅恪的這種態度很容易被人誤認為是反對現政權，反對共產黨，反對馬列主義。其實不然。倘若如此，他為什麼不去香港、台灣，為什麼同意擔任全國政協常委，為什麼還要和杜國庠、馮乃超這些共產黨人交往？他甚至也不是什麼社會活動都不參加。1954年5月3日的「敬老尊師座談會」他就參加了，還戴了大紅花，這也是一種「時俗」麼！怎麼並無反感，反倒欣然？
這裡面一定還有更深一層的原因。
陳寅恪的政治態度一直是個謎。他好像誰都看不慣。袁世凱當大總統，他譏為巴黎選美：「花王哪用家天下，佔盡殘春也自雄」；張群組閣，他譏為妓女作秀：「催妝青女羞還卻，隔雨紅樓冷不禁」；國民黨長江防線失守，他也幸災樂禍：「樓台七寶倏成灰，天塹長江安在哉」。但如果你認為這是因為嚮往新中國，或是懷念舊王朝，恐怕就錯了。他在回憶洪憲稱帝一事時說，當時不少文人都對袁某人極盡歌功頌德之能事，讓他深為道德的淪喪而痛心。「至如國體之為君主抑或民主，則尚為其次者」。君主還是民主，這在許多人看來是至關重要必須力爭的，而陳寅恪以為其次。那麼，什麼才是最重要的呢？
是道德，是人品，是氣節。
1964年5月，陳寅恪向自己晚年最知心的弟子蔣天樞托以「後事」，並寫下了帶有「遺囑」性質的《贈蔣秉南序》一文。在這篇不足千字的短文裡，陳寅恪稱自己雖「奔走東西洋數萬里」而「終無所成」，現在又「奄奄垂死，將就木矣」，但也有足以驕傲自豪者，那就是：「默念平生固未嘗侮食自矜，曲學阿世，似可告慰友朋」。也就是說，他陳寅恪一生之最為看重者，不但不是金錢地位，甚至也不是知識學問，而是人品與氣節。
事實上陳寅恪願意與之交往或表示敬重的，不論是國民黨共產黨，還是無黨無派，都是人品極好的人。陳毅，光明磊落，直率坦誠；傅斯年，為人正直，疾惡如仇；劉節，秉性鯁直，寧折不彎；冼玉清，一生清白，遺世獨立。有意思的是，他們還多半都有些脾氣。比如陳序經為人是很謙和優容的，但當有關當局強迫他加入國民黨時，他把「烏紗帽」摜在桌子上：「如果一定要我參加國民黨，我就不做這個院長」。又比如杜國庠一生為人寬厚平和，但面對極左思潮也會拍案而起，氣憤地表示「批判陳寅恪批得太過分」！因此他們也都往往會做「傻事」，說「蠢話」。比如劉節就曾在1958年「大放厥詞」：什麼大躍進人人意氣風發，「一起發瘋」倒是真！這種「逆言」也是說得的？但他實在忍不住。
當然，他們也多半都沒有什麼「好下場」。
沒有好下場是明擺著的，甚至是他們「自找」的。文化大革命中，劉節聽說「造反派」要批鬥陳寅恪，竟奮然表示願意替代陳先生上台挨鬥，並視為一種榮耀。如此「不識好歹」「自討苦吃」，如此「螳臂當車」「以卵擊石」，還能有什麼好結果？然而，明知沒有任何好處，同時也於事無補，他們卻偏偏還要做。也正是在這裡，我們看到了一個人品質的高貴。
物以類聚，人以群分，同聲相應，同氣相求。陳寅恪「吾道不孤」！
然而陳寅恪作為一個歷史學家，還有更深的想法。在1950年正式刊行的《元白詩箋證稿》一書中，他談到這樣一個歷史慣例：但凡新舊交替之時，總有人佔便宜，也總有人吃大虧。那些乖巧的小人，「往往富貴榮顯，身泰名遂」；而那些刻板的君子，則常「感受苦痛，終於消滅而後已」。為什麼呢？就因為其時新舊道德標準和新舊社會風氣「並存雜用」，有的人善於利用形勢適應環境，而有的人則無此「乖巧」而已。
顯然，陳寅恪是把自己的某些「老朋友」，看作了「乖巧的小人」。
於是我們大體上清楚了。為什麼陳寅恪對杜國庠那樣和自己「道不相同」的共產黨人信任敬重，對某些先前的「同道」反倒蔑視而戒備？就因為前者「氣節不虧」。陳寅恪是從舊社會過來的人。他當然不會不知道在那個時代，堅持馬列主義，信仰共產主義，要擔怎樣的風險。那是要掉腦袋的！所以，新中國成立以後，他們大講馬列主義，就不但可以理解，而且也理所應當。他們「本來」就是馬克思主義者麼！
那些「眉樣入時」的「白頭學究」們卻「原本」不是。「不是」當然也可以變成「是」，但要看怎麼個變法，以及為什麼要變。如果是自己通過學習研究，改變了觀點，倒也理屬正常，無可厚非。然而一夜之間毫無思考，就來了個一百八十度的大轉彎，便很可疑。在陳寅恪看來，這不是降身辱志，便是投機取巧。但不論何種情況，都是「變節」。氣節一虧，則其人不可取矣！
事實證明，陳寅恪的看法並不完全正確。1949年以後，中國學人的改變立場觀點，宗奉馬列主義，有的是「曲學阿世」，有的不是。汪籛就不是。他屬於「心悅誠服」的那一類。否則，當他自告奮勇充任「說客」，南下廣州請老師進京時，就不會那麼天真了。汪籛碰壁五羊城以後，受到不少埋怨。比他年長的其他陳門弟子都認為他不該用「官腔」和先生說話，更不該惹老師生氣，甚至有人痛斥他「不知天高地厚」。這實在是冤哉枉也！汪籛對恩師的敬仰和感激是終其一生的。正因為「感恩戴德」，他才會那樣說話。因為他對馬列主義的服膺是真誠的。事實上在汪籛的學術研究中，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和陳寅恪的治史方法渾然天成，了無陳寅恪所痛恨的「貼標籤」的痕跡，文風新穎，令人耳目一新。這難道不是好事？正因為此，汪籛和陳寅恪談話時，才會充滿了「時俗」的口吻。在他看來，弟子發現了寶藏取得了真經而不與先生分享，那才是不道德。
歷史的悲劇或悲劇性也正在這裡。汪籛和陳寅恪都是真誠的，道德的，而雙方的格格不入卻一至於此。一個要「革命」，一個要「守節」，這一場衝突是在所難免的了。問題是，陳寅恪為什麼要對汪籛發那麼大的脾氣，以至於說出「你不是我的學生」這樣的話？
答案也許就在汪籛筆錄的《對科學院的答覆》裡面。在這篇自述中，陳寅恪說：「研究學術，最主要的是要有自由的意志和獨立的精神」。「獨立精神和自由意志是必須爭的，且須以生死力爭」。「沒有自由思想，沒有獨立精神，即不能發揚真理，即不能研究學術」。這其實也是陳寅恪的一貫思想。因此他在《答覆》中開篇就說：「我的思想，我的主張完全見於我所寫的王國維紀念碑中」，而碑文的核心和靈魂，也就是這八個閃亮高岸的文字：自由思想，獨立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