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中天雜文集錦 正文 勸君免談陳寅恪(四)
    勸君免談陳寅恪:四人品與氣節

    陳寅恪的這種態度很容易被人誤認為是反對現政權,反對共產黨,反對馬列主義。其實不然。倘若如此,他為什麼不去香港、台灣,為什麼同意擔任全國政協常委,為什麼還要和杜國庠、馮乃超這些共產黨人交往?他甚至也不是什麼社會活動都不參加。1954年5月3日的「敬老尊師座談會」他就參加了,還戴了大紅花,這也是一種「時俗」麼!怎麼並無反感,反倒欣然?

    這裡面一定還有更深一層的原因。

    陳寅恪的政治態度一直是個謎。他好像誰都看不慣。袁世凱當大總統,他譏為巴黎選美:「花王哪用家天下,佔盡殘春也自雄」;張群組閣,他譏為妓女作秀:「催妝青女羞還卻,隔雨紅樓冷不禁」;國民黨長江防線失守,他也幸災樂禍:「樓台七寶倏成灰,天塹長江安在哉」。但如果你認為這是因為嚮往新中國,或是懷念舊王朝,恐怕就錯了。他在回憶洪憲稱帝一事時說,當時不少文人都對袁某人極盡歌功頌德之能事,讓他深為道德的淪喪而痛心。「至如國體之為君主抑或民主,則尚為其次者」。君主還是民主,這在許多人看來是至關重要必須力爭的,而陳寅恪以為其次。那麼,什麼才是最重要的呢?

    是道德,是人品,是氣節。

    1964年5月,陳寅恪向自己晚年最知心的弟子蔣天樞托以「後事」,並寫下了帶有「遺囑」性質的《贈蔣秉南序》一文。在這篇不足千字的短文裡,陳寅恪稱自己雖「奔走東西洋數萬里」而「終無所成」,現在又「奄奄垂死,將就木矣」,但也有足以驕傲自豪者,那就是:「默念平生固未嘗侮食自矜,曲學阿世,似可告慰友朋」。也就是說,他陳寅恪一生之最為看重者,不但不是金錢地位,甚至也不是知識學問,而是人品與氣節。

    事實上陳寅恪願意與之交往或表示敬重的,不論是國民黨共產黨,還是無黨無派,都是人品極好的人。陳毅,光明磊落,直率坦誠;傅斯年,為人正直,疾惡如仇;劉節,秉性鯁直,寧折不彎;冼玉清,一生清白,遺世獨立。有意思的是,他們還多半都有些脾氣。比如陳序經為人是很謙和優容的,但當有關當局強迫他加入國民黨時,他把「烏紗帽」摜在桌子上:「如果一定要我參加國民黨,我就不做這個院長」。又比如杜國庠一生為人寬厚平和,但面對極左思潮也會拍案而起,氣憤地表示「批判陳寅恪批得太過分」!因此他們也都往往會做「傻事」,說「蠢話」。比如劉節就曾在1958年「大放厥詞」:什麼大躍進人人意氣風發,「一起發瘋」倒是真!這種「逆言」也是說得的?但他實在忍不住。

    當然,他們也多半都沒有什麼「好下場」。

    沒有好下場是明擺著的,甚至是他們「自找」的。文化大革命中,劉節聽說「造反派」要批鬥陳寅恪,竟奮然表示願意替代陳先生上台挨鬥,並視為一種榮耀。如此「不識好歹」「自討苦吃」,如此「螳臂當車」「以卵擊石」,還能有什麼好結果?然而,明知沒有任何好處,同時也於事無補,他們卻偏偏還要做。也正是在這裡,我們看到了一個人品質的高貴。

    物以類聚,人以群分,同聲相應,同氣相求。陳寅恪「吾道不孤」!

    然而陳寅恪作為一個歷史學家,還有更深的想法。在1950年正式刊行的《元白詩箋證稿》一書中,他談到這樣一個歷史慣例:但凡新舊交替之時,總有人佔便宜,也總有人吃大虧。那些乖巧的小人,「往往富貴榮顯,身泰名遂」;而那些刻板的君子,則常「感受苦痛,終於消滅而後已」。為什麼呢?就因為其時新舊道德標準和新舊社會風氣「並存雜用」,有的人善於利用形勢適應環境,而有的人則無此「乖巧」而已。

    顯然,陳寅恪是把自己的某些「老朋友」,看作了「乖巧的小人」。

    於是我們大體上清楚了。為什麼陳寅恪對杜國庠那樣和自己「道不相同」的共產黨人信任敬重,對某些先前的「同道」反倒蔑視而戒備?就因為前者「氣節不虧」。陳寅恪是從舊社會過來的人。他當然不會不知道在那個時代,堅持馬列主義,信仰共產主義,要擔怎樣的風險。那是要掉腦袋的!所以,新中國成立以後,他們大講馬列主義,就不但可以理解,而且也理所應當。他們「本來」就是馬克思主義者麼!

    那些「眉樣入時」的「白頭學究」們卻「原本」不是。「不是」當然也可以變成「是」,但要看怎麼個變法,以及為什麼要變。如果是自己通過學習研究,改變了觀點,倒也理屬正常,無可厚非。然而一夜之間毫無思考,就來了個一百八十度的大轉彎,便很可疑。在陳寅恪看來,這不是降身辱志,便是投機取巧。但不論何種情況,都是「變節」。氣節一虧,則其人不可取矣!

    事實證明,陳寅恪的看法並不完全正確。1949年以後,中國學人的改變立場觀點,宗奉馬列主義,有的是「曲學阿世」,有的不是。汪籛就不是。他屬於「心悅誠服」的那一類。否則,當他自告奮勇充任「說客」,南下廣州請老師進京時,就不會那麼天真了。汪籛碰壁五羊城以後,受到不少埋怨。比他年長的其他陳門弟子都認為他不該用「官腔」和先生說話,更不該惹老師生氣,甚至有人痛斥他「不知天高地厚」。這實在是冤哉枉也!汪籛對恩師的敬仰和感激是終其一生的。正因為「感恩戴德」,他才會那樣說話。因為他對馬列主義的服膺是真誠的。事實上在汪籛的學術研究中,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和陳寅恪的治史方法渾然天成,了無陳寅恪所痛恨的「貼標籤」的痕跡,文風新穎,令人耳目一新。這難道不是好事?正因為此,汪籛和陳寅恪談話時,才會充滿了「時俗」的口吻。在他看來,弟子發現了寶藏取得了真經而不與先生分享,那才是不道德。

    歷史的悲劇或悲劇性也正在這裡。汪籛和陳寅恪都是真誠的,道德的,而雙方的格格不入卻一至於此。一個要「革命」,一個要「守節」,這一場衝突是在所難免的了。問題是,陳寅恪為什麼要對汪籛發那麼大的脾氣,以至於說出「你不是我的學生」這樣的話?

    答案也許就在汪籛筆錄的《對科學院的答覆》裡面。在這篇自述中,陳寅恪說:「研究學術,最主要的是要有自由的意志和獨立的精神」。「獨立精神和自由意志是必須爭的,且須以生死力爭」。「沒有自由思想,沒有獨立精神,即不能發揚真理,即不能研究學術」。這其實也是陳寅恪的一貫思想。因此他在《答覆》中開篇就說:「我的思想,我的主張完全見於我所寫的王國維紀念碑中」,而碑文的核心和靈魂,也就是這八個閃亮高岸的文字:自由思想,獨立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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