擺在讀者面前的這本小書基本上是講歷史的。它和中央電視台科學教育頻道的《百家講壇》多少有些瓜葛，因為部分內容在那裡講過。
眾所周知，《百家講壇》是一個學術性的欄目，尤以講述歷史見長。這類節目並不好做。做好了固然「雙贏」（學術擴大了傳播範圍，電視提升了文化品位），做砸了卻是「雙輸」（學術失去自身品質，電視失去廣大觀眾）。這是許多學者和電視台都不敢輕易涉足此事的原因：他們害怕吃力不討好，落得個豬八戒照鏡子──裡外不是人。
然而《百家講壇》的編導卻告訴我，他們的收視率並不低，高的可達百分之零點五以上，低一點也有百分之零點一。百分之零點五的收視率是個什麼概念呢？通俗一點說，就是平均有千分之五的電視機選擇了這個頻道。當然，調到這個頻道的更多，鎖定的又少一些，所以說是「平均」。中國是個人口大國。按照這個比例推算，收看的人數將是一個天文數字。
當然，賬不能這麼算，前面對收視率的解釋也不完全準確。但要說很多人在看，總是不錯的。這就奇怪。中國歷史上的王朝，最近的一個，清，離我們至少也有上百年，遠的就更不用說了。如此遙遠的是非恩怨，幹我們甚事，怎麼會有那麼多人關注呢？
也只有一種解釋：歷史不能忘懷。
的確，歷史總是讓人惦記，也不能不讓人惦記。正如馬克思所說，人們不能隨心所欲地創造自己的歷史。他們只能「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從過去承繼下來的條件下」進行創造。這樣一來，誰對歷史瞭解得更為深刻和透徹，誰就更可能成功。相反，如果僅僅把思想和眼光局限於現在，那他恐怕就連現在也把握不了。國家如此，個人亦然。實際上，偉大的時代必定具有歷史感，偉大的人物也必定具有歷史感。只有平庸的時代才鼠目寸光，也只有那些平庸之輩才會對歷史不屑一顧。何況歷史本身就是一部連台大戲，有人物，有故事，有情節，有動作，有懸念，有高潮，充滿戲劇性，豈能不讓人興趣盎然？
於是就有了對歷史的各種說法和多種說法。
最常規的是「正說」，比如《三國誌》和《大唐西域記》；最流行的是「戲說」，比如《三國演義》和《西遊記》。《三國演義》是「戲說」嗎？是。因為它不但「演義」（發揮），而且「演變」（篡改）。就算它態度嚴肅，不是「戲說」，也有歪曲編造成分，是「正說」加「歪說」，甚至「胡說」。不過《三國演義》還只是「走調」，《西遊記》就「離譜」，只好稱之為「大話」。我們現在都知道《大話西遊》「大話」了《西遊記》，很少有人想到《西遊記》才是「大話」的祖宗！但《西遊記》是沒有問題的，因為誰都知道那是神話。《三國演義》就不一樣了，很多人把它當作歷史來看，甚至以為那就是歷史。從這個意義上講，《三國演義》是不叫《大話三國》的《大話三國》。
看來，小說家言是靠不住的，比較靠得住的是歷史家言。《百家講壇》的收視率那麼高，就因為大家都想知道歷史的真相，儘管所謂「正史」也難免事實加傳言。
然而真正靜下心來閱讀歷史文獻的人卻鳳毛麟角，「正說」的影響力和讀者面，與「戲說」、「大話」相比，也「不可同日而語」。為什麼呢？因為後者好看，前者難懂；後者有趣，前者乏味。真實的不好看，好看的不真實，想滿足趣味就難免「上當受騙」，要弄清真相就必須「硬著頭皮」。這就矛盾，讀者也就兩難，因此要有一個辦法。這個辦法，我以為就是「趣說」。所謂「趣說」，就是歷史其裡，文學其表，既有歷史真相，又有文學趣味。這當然很難，但並非做不到，黃仁宇先生的《萬曆十五年》便是典範。
趣說並不容易。首先作者得有趣，其次得有文學修養。所謂「有文學修養」，並不等於一定要讀過多少經典名著，更不等於有多高的學歷、學位、職稱和頭銜，當然也不等於一定得是中文系畢業的，而是要有文學感。這是一種體驗的能力，品味的能力，把握情調的能力。沒有這種能力，書讀得再多也沒有用。
有文學感的人一般也都有歷史感。因為文學是人學，史學也是人學。沒有人，就不會有歷史，也不會有文學。所以，要想理解歷史，必須參透人性。歷史是不能復原的。你頂多只能散亂地見到些秦磚漢瓦，依稀聽得鼓擊鐘鳴。然而人性卻相通，正如今日之蒼穹，正是當年之星空。秦時明月漢時關。漢代的關隘（歷史條件）可能已蕩然無存，秦時的明月（共同人性）又何曾消失？因此研究歷史也好，講述歷史也好，都必須「以人為本」，以民族的文化心理為核心。以人為本，歷史才是有意義的。以民族的文化心理為核心，一個個歷史事件和歷史人物在我們面前才可能變得鮮活起來。這些鮮活的故事和生命將促使我們反省歷史，反省社會，反省人生，反省自己，於是趣味之中就有了智慧。
這就不但是「趣說」，而且是「妙說」。沒有思想的趣說只是易拉罐飲料，有思想的妙說才是好酒。歷史和酒原本就有些拉扯，比如「漢書下酒」、「青梅著酒」。所以，歷史也是可以釀酒的。本書不敢說是一罈好酒，只要沒做成醋，就謝天謝地了。
本書收錄的文章，斷斷續續寫了好幾年，有的發表過，有的沒有。這次一併結集出版，全承蕭關鴻先生一再敦促支持，在此謹致謝意！
易中天
2005年4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