腐敗確實與權力有關。據我自己的經驗，凡是存在著權力關係的地方，就至少同時存在著非典型腐敗的可能性。我曾在西北的一個軍墾農場呆過十年。那時，我們每年只有在春節的時候才能吃到一頓大米飯。這樣，米飯的分配就成了一種權力。當然，這頓米飯是憑票定量供應的，理論上「人人有份，大家一樣」。但你碗裡的是否足量，卻往往在於炊事員的一念之差。所以，那些特別愛吃米飯的南方知青，便會在這時格外討好炊事員，比如在打飯時臉上堆滿了笑容。某些更乖巧的，則提前做好了公關工作，送足了諸如餅乾糖果之類的小恩小惠。這樣，在米飯分配完畢尚有少量節餘的時候，他們便可在廚房裡再吃一碗蛋炒飯。
諸如此類權力與利益的交換，咱們中國人幾乎無師自通，並不用讀多少書。就連一個農民工都知道在攬活的時候，要先給包工頭遞一根煙過去。有一年秋天，我們幾個人在一起聊天。一個女知青忽然歎了一口氣說：今年冬天讓我剝棉桃就好了。軍墾農場冬季的農活主要有兩種，一個是剝棉桃，一個是拉沙子（也就是將沙丘裡的沙子拉到地裡以改良土壤）。拉沙子要在零下數十度的嚴寒中出工，又苦又累；剝棉桃卻不必出門，可以邊烤火邊聊天。所以當時就有人插嘴說：那你探親回來的時候就該給連長帶包醬油膏。那時，農場裡吃不到醬油。要吃，就只能靠知識青年從城裡帶固體醬油。這當然也不算什麼，更談不上是腐敗，但事不同而理同。在那些軍機大臣、吏部尚書眼裡，州縣們一張幾百上千兩的銀票，不就是一包醬油膏嗎？分配工作的時候，是打發你到貧困縣，還是安排你到富裕縣，不就是拉沙子和剝棉桃之別嗎？知識青年送給連長們的醬油膏，不也可以看作一種「孝敬」，或者乾脆叫做「醬油敬」嗎？一個懂得給連長、排長送「醬油敬」的人，當了州官縣官以後，當然會懂得給巡撫、總督送「冰敬」、「炭敬」。培育「非典型腐敗病毒」的溫床，是到處都有的。
實際上，只要存在著權力，只要這權力能給別人帶來好處或者造成傷害，權力的擁有者和這權力的受益（或受害）者之間，就很容易產生一種權與利的交換關係。然而，權力又是不可能取消的，除非你能回到「小國寡民」的原始氏族社會。我們能做的，只能是對權力的監督和限制。
因此有個說法：「沒有監督的權力是腐敗的根源。」但我對這種說法總是心存疑慮。因為按照這種說法的邏輯，只要有了監督，也就不該有腐敗了。可惜事情並沒有那麼樂觀。
中國是世界上最早建立監察制度的國家之一，自秦漢始就有了專門的監察部門。它在西漢時叫「御史府」，東漢以後叫「御史台」，明清改稱「都察院」。不論御史台，還是都察院，都是直屬天子的獨立部門。不但不受其他官員和部門的制約，反倒有權監督一切部門和官員。同樣，不論叫御史台，還是叫都察院，監察幹部都叫御史。兩漢至元，御史台的官員依次有御史大夫、御史中丞和監察御史。明清都察院的官員，則依次有都御史、副都御史、僉都御史和監察御史。御史大夫和都御史是正長官，御史中丞和副都御史是副長官。清代的巡撫之所以又叫「中丞」，就因為他例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銜。
監察部門的地位很崇高。漢代，御史大夫兼任副宰相。元代，御史大夫官居一品，而且例由皇太子或貴戚兼任。當然，官位高的，只有御史台或都察院的正長官，其他監察官的品級並不高。比如明清的監察御史只不過正七品，按吏、戶、禮、兵、刑、工六部業務進行對口監察的「六科給事中」，也是正七品。但監察御史和六科給事中的品級雖然不高，職權卻很大，地位也很崇高。首先是權限大。上至親王宰輔、重臣勳貴，下至督撫州縣、司官道員，甚至包括其他監察幹部和監察部的領導，都可以彈劾。這些人貪污腐敗固然可以彈劾，即便只是疏忽怠慢工作不得力，也可以彈劾。其次是責任輕。監察御史和六科給事中都有一個特權，叫做「風聞奏事」，也叫「風聞彈事」，就是只要聽到風吹草動，甚至流言蜚語，就可以舉報，不必負核實的責任，也不受反坐的處分。第三是獨立性強。御史彈劾官員，不必通知照會有關部門，也不必經自己的長官批准。唐代長安四年（公元704年），監察御史肖至忠彈劾一個名叫蘇味道的三品官。事後，御史大夫批評他說，這麼大的事也不和長官說一聲，不太合適吧？肖至忠卻回答說：「台中無長官。」也就是說，監察部門和別的部門不一樣，是沒有領導被領導關係的。每個人都獨立辦案，直接對皇上負責。肖至忠還反問：如果御史的彈劾每次都要請示，那麼，批准了倒沒什麼，不批准又該怎麼辦？這就說出監察工作的特殊性了。御史大夫聽了覺得很有道理，就讚許肖御史實在是忠於職守，剛直不阿。
為了支持御史獨立行使監察權，朝廷甚至還規定了嚴格的程序和隆重的禮儀。但凡重大的彈劾案，御史要頭戴一種名叫「獬豸冠」的法冠，身穿內白外紅的法袍，當著皇帝和百官的面在朝堂上宣讀「起訴書」，被彈劾的官員則必須立即站出來等待處分。所以，上朝的時候，一見有人身著這樣的冠服昂然而入，那些不知情的官員便會心裡打鼓，不知這回又有誰要倒霉。
這樣的監察力度，不能算小吧？
但是效果如何呢？也不過揚湯止沸，甚至連揚湯止沸都做不到。一任一任的官員依然前「腐」後繼。更嚴重的是，對官員的監察還發展成為一種新的腐敗。我們知道，監察御史也好，給事中也好，權力是很大的。另外，朝廷還會臨時指派一些監察官員，比如巡按御史或者欽差大臣到地方上查案子。這些人的權力也是很大的。將犯事官員就地免職固然不在話下，調動軍隊來拘捕官員也不是不可能的事情。這原本是為了保證監察工作的雷厲風行，卻使監督本身就變成了一種特權，一種更不受限制和監督的權力。這樣一種權力是沒有人不害怕的。道理也很簡單：人非聖賢，孰能無過？大案子沒有，小毛病還挑不出來？介休縣那個林縣長被挑出來的就是一個小毛病。結果怎麼樣呢？烏紗帽丟了。
所以，只要監察官員一來，地方上就會忙成一團亂成一團。因為誰都知道，無風不起浪。地方上要是一點事情都沒有，上面就不會派人來。監察官如果一點問題都查不出，回去也不好交待。最好的結果，是查出了一點小問題，且都已解決，或「事出有因，查無實據」，也就皆大歡喜。這就要做工作，也就要花銀子。至少，飯是要吃的，而且要吃得好；戲也是要看的，而且要演得好。如果巡按大人和欽差大臣寂寞，那麼，女人也是要安排的，而且要長得漂亮。至於常規的禮儀，比如「別敬」、「程儀」之類，自然一文不能少。巡按和欽差的跟班門房，也都要一一打點到。總之，上面來監察一回，下面就受難一次。監察次數越多，下面越倒霉。比如前面說過的那個林縣長就很倒霉，一個並無實據的案子，由於監察部一位姓汪的處長向皇帝「風聞奏事」，竟被反覆查了好幾回。先是張道台查一回，然後是隆尚書查一回，最後虞知府又查一回。三個來回，不知多少銀子賠了進去。這些錢，當然最後都要攤到介休縣老百姓的頭上。這還只是一個案子。實際情況是，差不多地方上每件事情都有可查的理由。結果，每查一次，百姓就被魚肉一回。因此我想，老百姓要是有發言權，一定會對朝廷說：求求你們不要反腐敗了。你們越反，他們越腐敗。也求求你們不要關心我們了。你們越關心，我們越倒霉。
其實，就算這些監察官員都很廉潔，也很努力，恐怕也只能監察典型腐敗，監察不了非典型腐敗，因為根本就沒法管。比如請客吃飯，你管不管？管？每天都有人請客吃飯，你一桌一桌地查，一席一席地管，管得過來嗎？不管？那好，我們用公款吃滿漢全席，一次吃掉32萬，管不管？你說太不像話了就要管，那麼，請問什麼叫像話，什麼叫不像話，什麼叫太不像話？不好定標準吧？就算定出標準，官員們也有辦法。你說只能四菜一湯？那我就一道澳洲龍蝦，一道東北熊掌，一道南海鮑魚，一道西藏松茸，再加一道佛跳牆，算是湯。何況還可以上拼盤。每盤拼四道，把盤子弄大點就是。你說每席不得超過1000元？那好，我吃999，兩人一席。你說不得收紅包？我從來就沒收過，收禮也只收工藝品、土特產。再說我也還過禮了，我給他們寫了字呀！什麼？你說我收的工藝品是文物，土特產是國寶？我的字還價值連城吶！反正，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總有辦法對付。
不過這種辦法在國外恐怕就不靈，因為弄不好媒體就會把你們大吃大喝的照片登出來，或者把你寫的字登出來，讓大家看看是不是價值連城。可見，問題並不在於或不完全在於有沒有監督，還要看由誰監督和怎樣監督。像歷朝歷代這樣監督肯定不行。因為歷朝歷代都是官員監督官員，等於是自己監督自己，哪裡監督得了？自然是越監督越腐敗。如果硬要監督，除了大幅度增加監督成本直至國家無法承擔以外，別無出路。但如果交給老百姓監督呢？事情恐怕就會兩樣。至少，辦案的成本要低得多，因為這錢是要由老百姓自己出的。如果他們也趁機大吃大喝，豈非蜻蜓咬尾巴，自己吃自己？
不過就連這，我也不敢盲目樂觀。中國的老百姓當真能監督嗎？且不說他們有沒有監督權，也不說我們有沒有這樣一套可操作的監督制度，就算有，也未必能有成效。我在最新版的《閒話中國人》（上海文藝出版社2003年版）一書中說過，中國人對待腐敗的態度，其實是一貫採取雙重標準的。別人搞腐敗，他痛恨；自己搞，或者自己家裡人搞，就不痛恨了。他們的義憤填膺，往往是因為自己沒有份。比如公款吃喝，是大家都痛恨的，但如果你邀請他一起去，則會欣然前往，且面有得色。這是一。第二，中國人也一般只反對典型腐敗，不反對非典型腐敗。不但不反對，還要積極參加。比如給醫生送紅包，就屢禁不止，因為病人不同意禁止。你越禁，他越要送，那你還能指望他們監督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