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國的惆悵 鴉片的戰爭與戰爭的鴉片 二、逼出來的謊話
    伊裡布原本是可以不撒謊的。

    伊裡布不是等閒之輩。他血統高貴,其家世可追溯到努爾哈赤的父親塔克世;出身正途,是嘉慶六年的二甲進士,滿族官員中少有的科班出身;官運亨通,四年間陞遷七次;聖眷正隆,是道光皇帝最為看重的四大總督之一(其餘三人是兩江總督陶澍、直總督隸琦善和湖廣總督林則徐),並已由雲貴總督遷任兩江總督,且被看作善於鎮撫邊務之才,在雲南對付「蠻夷」很是得心應手。更重要的是,他的想法一開始和道光皇帝一樣,也是主「剿」的。君臣一心,他用不著做手腳。相反,在他看來,以欽差大臣的身份由兩江而至浙閩主持軍務,正是他揚名立萬的好機會。

    然而一到浙江前線,伊裡布就發現情況不對。不但此時非彼時,此地非彼地,而且此夷非彼夷。挾堅船利炮渡海東來的「英夷」,和本國的「蠻夷」(雲南少數民族)根本不是一回事,完全不是他連哄帶嚇就能鎮得住的。渡海舟山,收復定海,就更是談何容易!作為長期在一線工作的封疆大吏,伊裡布以其聰明狡黠很快就意識到,浙江戰事絕無可為,萬歲爺交給他的任務,根本就完不成!

    可是這些話他不能說。不但不能對皇上說,也不能對滿朝文武說。但又不能什麼都不說,什麼都不做,也就只能打馬虎眼,做小動作。《天朝的崩潰》一書詳盡地記述了伊裡布的這些煞費苦心的小動作。他一方面對皇帝虛與委蛇,一方面和英軍討價還價,甚至不惜放下「天朝大吏」的身份,把敵方當作同朝官僚來講價錢:「我們辦事,必令你們下得去,亦必令你們回得國,復得命。你們辦事須教我們下得去,教我們奏得大皇帝,教我們大皇帝下得去。」這就簡直等於說:你也不要打了,我也不要打了,我們兩個私下裡講個價錢,大家都讓點步,也都得點好處,各人回去糊弄自家皇帝好了!

    這就使我想起廣州戰役中大黃窖炮台守軍將領戰前和英軍的講價:「你也不要放炮,我也不要放炮,誰都不要放炮。我可以放六次沒有炮彈的炮,給皇帝留面子,然後走掉。」

    可惜洋鬼子不吃這一套,萬歲爺也不像想像的那麼好糊弄,其他官員更並非都是吃素的。浙江巡撫劉韻珂、江蘇巡撫裕謙、閩浙總督顏伯燾等人紛紛上奏言兵,京城裡的言官更是奏章不斷。終於,1841年2月10日,道光皇帝下詔,免去伊裡布欽差大臣差使,任命主戰最力的江蘇巡撫裕謙接任,「專辦攻剿事宜」!

    這下子伊裡布方寸大亂。他知道自己已經失寵,亟欲親手收復定海,以為補救。碰巧,天上掉下來一個大餡餅,英軍居然主動同意撤兵。這樣的大功豈有讓給裕謙之理?於是伊裡布就立即由司令員變成了小說家,也就有了前面的那個故事。按照伊裡布的想法,萬歲爺聽到企盼已久的「捷報」、「佳音」,總應該是「龍心大悅」吧?

    誰知這個自以為是的小動作卻反倒激怒了道光皇帝:朕早就要你進剿,早就要你進剿,你他媽的卻遲遲按兵不動,總說時機未到準備不足。現在好嘛,讓這一小股本可「盡數全殲」的「逆夷」逃之夭夭,你伊裡布不是混蛋是什麼!

    對此,茅海建先生總結說:「在其開始,伊裡布還是誠實的。後來奏報與英方交涉,雖不乏『天朝』的大話,但大體情節仍為可靠。隨著道光帝一道道攻克舟山的嚴旨,他的奏折越來越言不由衷,而獲知其已被免差後,竟滿紙謊言。」伊裡布自然有伊裡布自己的帳,但那種「容不得半點不同意見、強求一致的政治體制和君主作風」,難道不正是謊言的催化劑嗎?從這個意義上也可以說,伊裡布的撒謊,其實是逼出來的。

    楊芳和奕山也一樣。

    楊芳和奕山被派到廣州之前,琦善已被罷免。這當然是楊芳和奕山的前車之鑒。何況同時還有一道「明發上諭」。在這道諭旨中,道光皇帝痛斥琦善的「辜恩負國」和「喪失天良」。道光皇帝說,琦善「被人恐嚇,奏報粵省情況,妄稱地利無要可扼,軍械無利可恃,兵力不固,民情不堅。摘舉數端,危言要挾,更不知是何肺腑!」事情很清楚,既然如實陳詞是「危言要挾」,實事求是是「辜恩負國」,實話實說是「喪失天良」,那麼,楊芳和奕山除了撒謊、編謊、捏謊,又還能有什麼別的選擇呢?

    因此,楊芳和奕山幾乎是一到前線就撒謊。不像伊裡布,挨到最後才撒起謊來,效果當然不好。楊芳和奕山的撒謊可以說是有計劃有步驟有預謀的,至少,也做到了穩紮穩打步步為營。事實上楊芳剛到廣州,清軍就打了一個敗仗,琶洲、獵德、二沙尾炮台淪陷。然而楊芳卻在奏折裡隻字不提,僅虛筆帶過,道是英軍前哨「探至省城相距十餘里游奕」。然後筆鋒一轉,大談自己如何佈防,宣稱「可以仰慰聖廑」。遠在北京的道光皇帝哪裡知道「省城相距十餘里」是什麼概念?又哪裡知道「游奕」是什麼意思?只是感覺情況尚好,於是在上諭中稱「覽奏稍紓憂念」。

    這是1841年3月6日的事。3月12日和3月17日,楊芳又再次上奏,謊稱清軍「大捷」,殺敵無數,弄得道光皇帝興奮莫名,諭令正在途中的「靖逆將軍」奕山「一俟大兵齊集,即設法斷其歸路,痛加剿洗」。道光皇帝的上諭是4月2日發出的,而事實是,早在3月18日,英軍便肆虐於省河,廣州城岌岌可危。於是,楊芳便只好在3月22日和廣州將軍阿精阿、廣東巡撫怡良聯名上奏,請求道光皇帝批准恢復通商,理由是「逆夷」在我痛擊之下,「今俱不敢妄圖」,只不過「希冀照常貿易」而已。因此不妨「將計就計,冀其墮入術中,於剿辦或有把握」。4月3日,等得心焦的楊芳、怡良又再次上奏,請求批准通商,「暫作羈縻,以便從容佈置,可期計出萬全」。在楊芳等人看來,我軍既然打了那麼多勝仗,萬歲爺該給個面子了。

    誰知道光皇帝覽奏勃然大怒。他的憤怒也不是沒有道理的:「若貿易了事,又何必將帥兵卒如此徵調?又何必逮問琦善?」是啊,何必呢?

    楊芳等人沒有話說。因為他們不能說:「我們根本就打不贏。不同意通商,別無出路。」

    於是只好接受處分:革職留任,以觀後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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