晁錯是一個有學問的人，有才華的人，有思想的人，不甘寂寞的人，但不等於是一個適合搞政治的人。他其實只適合做「政論家」，並不適合當「政治家」。
晁錯的第一個問題，是不善於處理人際關係。他在太子府的時候，和朝廷大臣的關係就不好（太子善錯計謀，袁盎諸大功臣多不好錯），進入中樞以後就更是關係惡劣。公元前157年，文帝駕崩，景帝即位，任命晁錯為「內史」。內史的職責是「掌治京師」，相當於京城的市長，是首都地區的最高行政長官，級別則是秩二千石。晁錯一下子越過秩千石的副部級（丞），變成和九卿（部長）平起平坐的「部長級幹部」，自然春風得意，也認為有了施展政治抱負的舞台，便不斷向景帝提出各種建議（常數請閒言事），景帝也言聽計從（輒聽）。結果是「寵幸傾九卿，法令多所更定」，成為炙手可熱的權貴。
俗話說，樹大招風。朝廷大臣對這個靠著能言善辯、誇誇其談，一路青雲直上的傢伙原本就心懷不滿，現在見他今天改革，明天變法，把原來的秩序攪得一塌糊塗，弄得上上下下不得安寧，便恨透了他。第一個被惹毛了的是丞相申屠嘉，當時就找了個岔子要殺他。事情是這樣的：晁錯因為內史府的門朝東開，出入不方便，就在南邊開了兩個門，把太上皇廟的圍牆（壖垣）鑿穿了。這當然是膽大妄為，大不敬，申屠嘉便打算拿這個說事，「奏請誅錯」。晁錯聽說以後，連夜進宮向景帝自首（即夜請閒，具為上言之）。於是第二天上朝，景帝便為晁錯開脫。景帝說，晁錯鑿的牆，不是真的廟牆（非真廟垣），而是外面的牆（乃外壖垣）。那個地方，是安置閒散官員的（故冗官居其中），沒什麼了不起。再說這事也是朕讓他做的。申屠嘉碰了一鼻子灰，氣得一病不起，吐血而死。申屠嘉是什麼人？是追隨高皇帝打天下的功臣，也是文皇帝任命的宰輔重臣。這樣一個人都搞不定晁錯，別人又哪裡鬥得過？不難想見，這件事以後，晁錯自然更加恃寵驕人。
這裡得順便說一下，就是申屠嘉這個人，絕非小人，司馬遷稱他「剛毅守節」。他「為人廉直，門不受私謁」，也就是從不在家裡面談公事，任何人都別想走後門。
袁盎從吳國丞相任上回京時，曾到他家裡求見。申屠嘉先是老半天不見，見面以後又冷冰冰地說，大人如果要談公事，請到辦公室找辦事員談，老夫也會替你奏明聖上；如果要談私事，那麼對不起，老夫身為丞相，沒有私話可說。袁盎好歹也是王國的丞相，申屠嘉卻一點面子都不給，可見其正派清廉。
申屠嘉也從不拍馬屁，反倒疾惡如仇。漢文帝有個「幸臣」，叫鄧通。這傢伙是個小人，也是恃寵驕人（孝文時中寵臣，士人則鄧通，宦者則趙同）。申屠嘉卻不吃這一套，逮住把柄就問罪，鄧通把頭磕破了也不頂用，最後還是皇帝出面賠禮道歉說好話，才算了事。這事讓申屠嘉在朝廷享有崇高威望。所以，申屠嘉憎惡晁錯，就等於一大批正人君子都憎惡晁錯。晁錯得罪了申屠嘉，則等於得罪了一大批好人。
那麼，為什麼那麼多人和晁錯搞不來呢？除了「道不同，不相與謀」外，性格也是一個原因。晁錯的性格是不好的，《史記》、《漢書》都說晁錯為人「峭直刻深」。什麼叫「峭直刻深」？峭，就是嚴厲；直，就是剛直；刻，就是苛刻；深，就是心狠。這可不是討人喜歡的性格。不難想像，晁錯在朝廷上一定是咄咄逼人，逮住了理就不依不饒的。
晁錯的性格中還有一個問題，就是執著。他是那種認準了一條道兒跑到黑、不見棺材不掉淚的人。為了實現自己的政治抱負和政治理想，他可以不顧一切，包括自己的身家性命。漢景帝二年八月，晁錯由內史晉陞御史大夫，極力推行削藩政策，引起輿論嘩然。晁父特地從穎川趕來，問他：皇上剛剛即位，大人為政用事，就侵削諸侯，離間人家骨肉，究竟是為什麼？晁錯說：「不如此，天子不尊，宗廟不安。」晁錯的父親說，他們劉家倒是安全安穩，我們晁家可就危險了（劉氏安矣，而晁氏危矣）。我走了，你愛怎麼著就怎麼著吧（吾去公歸矣）！「遂飲藥死」，也就是服毒自殺了。
這當然證明了晁錯的忠心耿耿，但同時也證明了他的執著。執著好不好？做一個學問家，執著是好的。做政治家，執著就不好，而且是大忌。政治家需要審時度勢，見機行事，該堅持時堅持，該妥協時妥協，堅持而不失靈活，妥協而不失原則。晁錯顯然缺乏這種品質。
晁錯是那種為了理想義無反顧一往無前的人。這樣的人，往往受人崇敬，但也往往誤人大事。也就是說，這種人只有「美學意義」，沒有「現實意義」；作為小說人物十分好看，擔任朝廷大臣就很可能誤國誤民。因為他的頭腦中，只有「該不該做」，沒有「能不能做」，而後者卻恰恰是政治家必須考慮的。政治家不但要考慮「能不能做」，還要考慮是「現在就做」，還是「將來再做」。漢文帝就懂得這個道理。晁錯向文帝上書，說「狂夫之言，而明主擇焉」，文帝回答說：「言者不狂，而擇者不明，國之大患，故在於此。使不明擇於不狂，是以萬聽而萬不當也。」也就是說，作為建議，沒有什麼狂妄不狂妄的；作為決策，卻有英明不英明的問題。因此應該道理歸道理，事情歸事情，建議歸建議，決策歸決策，不能混為一談。
同樣，像晁錯這樣的書獃子，也只能讓他發議論，出主意，不能讓他辦實事，掌實權。文章寫得好的，事情不一定做得好；調子唱得高的，手段不一定高。高瞻遠矚的人，可能看不清細節；深謀遠慮的人，可能看不見眼前。所謂「知人善任」，就是要把策劃與執行、設計與操作區分開來，讓他們各就各位。漢文帝欣賞晁錯，卻不委以重任授以實權，除晁錯資歷尚淺外，恐怕也有這方面的考慮。
可惜漢景帝沒有乃父那種政治家眼光，而晁錯要做的又是一件非常的大事，這就惹出了天大的麻煩。
晁錯極力主張要做的事情，用蘇東坡的話說，是最難做的。蘇東坡在《晁錯論》這篇文章中，一開始就講了這個道理。他說，一個國家一個王朝，最難對付的患難，是表面上看天下太平，實際上潛伏著危機，而且難以預測（天下之患，最不可為者，名為治平無事，而其實有不測之憂）。這是非常難辦的。為什麼呢？因為坐觀其變，靜待其時，解決問題的條件雖然更成熟，就怕那時政治已徹底糜爛，局面已不可收拾（則恐至於不可救）；如果不管三七二十一，強行著手消除隱患，則承平日久，天下無事，誰又相信我們說的危機呢（起而強為之，則天下狃於治平之安而不吾信）？這就兩難。這個時候，只有那些「仁人君子豪傑之士」，才能挺身而出，「為天下犯大難，以求成大功」，絕非那些只想一蹴而就、暴得大名的人所能擔當（此固非勉強期月之間，而苟以求名之所能也）。要知道，在大家都認為天下太平一片祥和的情況下，無緣無故地挑起一場風波（天下治平，無故而發大難之端），是要擔極大的風險，甚至「冒天下之大不韙」的，除非你能收放自如，還能對天下人有個交代（吾發之，吾能收之，然後有辭於天下）。否則，還是不要輕舉妄動的好。
削藩，恰恰就是蘇東坡說的這種事；晁錯，卻不是蘇東坡肯定的人。也就是說，削藩其事是其事（決定削藩是對的），晁錯其人非其人（起用晁錯是錯的）。漢景帝用晁錯來主持削藩之事，恐怕確實是一個歷史性的錯誤。
晁錯，怎麼就不是適當人選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