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是城。
北京城很大很大。
北京城大得你不知從何讀起。
不必一一列舉有關部門的統計數字，比如轄地面積多少啦，市區已建成面積多少啦，常住和流動人口又有多少啦，等等。在經濟建設飛速發展的今天，這些數字年年都在變，未必比我們的感覺更可靠；而不管是過去，還是現在，幾乎所有人對北京的共同感覺都是“大”。差不多每個到過北京的外省人都有這種體會：初到北京，蒙頭轉向，簡直“找不著北”。一天跑下來，腰酸背疼，腿肚子發脹眼發直，能辦成一兩件事，就算效率不錯因為北京實在太大太大。一個立交橋繞下來，你打的的士肯定跳表，不折不扣的“看山跑死馬”。北京人自己就說得更絕：除非在家貓著，只要出門，就會有一種“永遠在路上”的感覺。
其實，北京的大，還不僅僅大在地盤。作為新中國的首都，北京是一個集政治、經濟、軍事、外交、科技、文化、教育、體育、信息等各種中心於一身的全能型城市。這裡有最大的黨政軍機關，最大的金融商業機構，最大的科研單位，最大的大專院校，最大的信息網絡，最大的體育場、出版社、報社、電台、電視台和最大的國際機場。世界各國的大使館都在這裡，世界各國的精英人物和重要信息也都在這裡出出進進。別的地方有的，北京都有；別的地方沒有的，北京也有；別的地方出不去進不來的，在北京就出得去進得來。光是這容量和吞吐量，北京就大得讓別的城市沒法比。
更何況，北京不僅是新中國的首都，它也是遼燕京、金中都、元大都和明清的京都。不難想見，在這塊土地上，書寫的是什麼樣的歷史，上演的是什麼樣的活劇，集聚的是什麼樣的人物，積澱的又是什麼樣的文化這裡的每一個街區、每一條胡同、每一座舊宅，甚至每一棵古樹，差不多都有一個甚至幾個值得細細品味慢慢咀嚼的故事。那些毫不起眼的破舊平房，可能是當年的名流住宅；那些雜亂不堪的荒園大院，也可能是昔日的王府侯門。更遑論聞名遐邇的故宮、景山、天壇、雍和宮、頤和園、圓明園即便是那些民間的東西，比如老北京的五行八作、時令習俗、工藝制作、風味小吃、兒歌童謠，也都是一本本讀不完的書。
這就是北京：古老而又鮮活，博大而又精深，高遠而又親切，迷人而又難解。它是單純的，單純得你一眼就能認出那是北京。它又是多彩的，豐富得你永遠無法一言以蔽之。而無論久遠深厚的歷史也好，生機勃發的現實也好，豪雄浩蕩的王氣也好，醇厚平和的民風也好，當你一進北京，它們都會向你撲面而來，讓你目不暇接，不知從何讀起。你可能會驚異於現代都會的日新月異（有人說，三個月不到北京，就會不認得它了），也可能會留連於千年古城的雄厚深沉（有人說，即便在北京住上一輩子，也讀不完它的歷史遺跡），可能會沉醉於文化名邑的清雅蕭遠（有人說，只要在北京的高等學府各住上一個月，就等於上了一次大學），也可能會迷戀於民俗舞台的色彩斑斕（有人說，北京整個的就是一個民俗博物館）。所有這些，都會對每一個初進北京的人產生神奇的魅力，使之心旌搖蕩，神志癡迷，不知所以。可以這麼說，任何試圖讀懂北京的人，一開始，都會有一種不得其門而人的感覺。
我們必須找到進入北京的門。
也許，北京的那些氣勢非凡的門，就是我們應該翻開的第一頁。（圖六）
一、北京的門
北京有很多的門。
打開北京地圖，你的第一印象，也許就是北京的門多。盡管這些門大多“徒有虛名”（門被拆掉了），然而那“虛名”卻也“永垂不朽”。有幾個老北京人不記得這些門即便是外地人，從未見過它們的，也會知道它們的名字，甚至有些模糊的感覺。因為北京中心區域的主干道，幾乎大多都是以這些門（加上東西南北的方位）來命名的。比方說，前門大街、前門西大街、前門東大街，復興門外大街、內大街、南大街、北大街，建國門外大街、內大街、南大街、北大街，阜成門外大街、內大街，南大街、北大街，朝陽門外大街、內大街、南大街、北大街，西直門外大街，內大街、南大街、北大街，東直門外大街、內大街、南大街、北大街，德勝門外大街、內大街、東大街、西大街，安定門外大街、內大街、東大街、西大街，此外，還有崇文門東大街、宣武門西大街、廣安門內外大街、廣渠門內外大街等等。所以有人說，到了北京，要找地方，先要找門。如果你知道自己在哪座門周圍，要找的地方又在哪座門附近，那麼，你就怎麼也不會迷路。而且，你在北京問路，北京人也常常會說在某某門附近或奔某某門去。因此，雖然我們現在在北京已看不見多少門，卻對北京的門並不“陌生”，反倒有幾分親切。
事實上，不少的中國人，都首先是通過北京的門，尤其是通過兩座特別有名的門認識北京的。這兩座門，就是天安門和大前門。“我愛北京天安門，天安門上太陽升”，是幾乎每個新中國人都耳熟能詳的歌曲；而那些從未到過北京的人，也至少在香煙盒上見識過大前門。記得小時候，大前門還是一種名貴的香煙。能抽大前門香煙的，大都有錢，或很有些身份。能夠收集到大前門香煙盒，也是一件有面子的事。當然，能夠到北京去，親眼看看天安門和大前門，在它們前面照一張像，那就更是夢寐以求
如果說，天安門是新中國的象征，那麼，大前門便是老北京的門面。1984年，侯仁之教授在為一本重要的瑞典學者著作的中譯本所作的序中，還這樣激動地回憶起半個世紀前他第一次見到大前門（正陽門）時的心情：“當我在暮色蒼茫中隨著人群走出車站時，巍峨的正陽門城樓和渾厚的城牆驀然出現在我眼前。一瞬之間，我好像忽然感受到一種歷史的真實。從這時起，一粒飽含生機的種子就埋在了我的心田之中。”
這是極為真實而又極為深刻的感受。只有那些對於中國歷史和中國文化特別敏感的人，才會有這樣的感受，也才會深刻地意識到，北京的城門對於北京這座城市和它所代表的文化，有著什麼樣的意義。難怪侯仁之教授為之作序的那本重要著作——（北京的城牆和城門》一書的作者、瑞典學者喜仁龍，要說他之所以寫這本書，是因為北京的城門在喜仁龍看來，北京的歷史和文化，是和它的城門還有城牆連在一起、不可分割的。這些城門和城牆“布滿著已逝歲月的痕跡和記錄”，隨時都會向我們講述那些古老而神奇的故事。
喜仁龍是一個外國人。然而他的感受，卻和我們如此相通。我確信，盡管喜仁龍是一位嚴謹的學者，也盡管他做了大量的調查和考證工作，但如果沒有這種感受，他的書就不可能寫得那麼生動，那麼感人，也不可能寫得那麼深刻。
我們必須有這種感受。有了這種感受，你才能進入北京，也才能讀懂北京。
因為北京是城，而且是真正的城。
北京作為城的歷史，說起來是很久遠的
北京城起先叫做“薊”或“薊城”。現在我們至少可以肯定它曾是燕國的國都，其址位於現在北京的西北一隅，公元前221年被秦始皇的軍隊所毀。公元70年左右，東漢王朝在今北京西南角，又建了一座新城，叫“燕”，三國時又改名“幽州”。公元938年，遼太宗耶律德光將幽州升格為“南京”，又叫“燕京”，作為他的四大陪都之一。金貞元年（公元1153年），擊敗了遼國的金人，將燕京定為他們占領的北部中國的政治中心，是為金中都。又過了一百多年，即公元1272年，統一了中國的元世祖忽必烈，決定將此地作為他龐大帝國的中樞所在，這就是元大都。至此，中國的首都終於由“面東背西”一變而為“坐北朝南”。在此後數百年的漫長歲月裡，除短暫的變動外，這個格局基本上沒有被打破。
薊城、幽州、遼燕京、金中都和元大都，這些輝煌一時的巍峨城闕，早就已經“被西風吹盡，了無陳跡”現在人們能夠記起說起的，實際上是明清時代的北京城；而明清時代的北京城，則是由裡外三層的“城”構成的“城之城”。這個“城之城”的裡圈，是通常稱為“紫禁城”的“宮城”，城牆周長6裡，開有四門，即午門、神武門、東華門、西華門。中間一圈是“皇城”，城牆周長18裡，也開有四門，即天安門、地安門、東安門、西安門。它的外圍是“京城”，分內外兩城。內城城牆周長46裡，開有九門。正中即正陽門，最為高大雄偉。在過去的年代，它是僅供皇帝出入的“正門”。正陽門的東西兩面，是崇文門和宣武門，又叫“哈達門”和“順治門”，也叫“景門”（光明昌盛之門）和“死門一（枯竭不祥之門）。景門人人可過，死門則多半走送葬的隊伍。北面二門是德勝門和安定門，又叫“修門”（高尚之門）和“生門”（豐裕之門）。皇帝每年一次從生門出城，到地壇祈禱豐年，也祈禱王朝政權穩定、國泰民安，所以叫“安定門”。而凱旋的軍隊則要從修門班師回城，以宣示皇帝的聖德終於戰勝了敵人，所以叫“德勝門”。東邊二門是東直門和朝陽門（齊化門），又叫“商門（交易之門）和“杜門”（休憩之門）。那裡曾經河水漣漪，岸柳成行，無疑是運輸和休閒的好去處。西邊二門是西直門和阜成門（平則門），又叫“開門）和“驚門”，前者意味著“曉喻之門”，後者的得名據說是因為附近居民常被皇帝詔令驚擾之故。總之，這些城門，多少都有些特殊的含義和象征。所以，老北京人說起它們來，總還是津津樂道。（圖七）
正陽、崇文、宣武、德勝、安定、東直、西直、朝陽、阜成這九門，就是嚴格意義上的京師之門。所以清代的“首都衛戍司令”，便叫“九門提督”；而九門當中最南端的正陽門，便是京城內城的正門、前門。它是北京最重要的城門。它的北面，是壁壘森嚴的皇城和宮城，是金碧輝煌的王府和皇宮，是老百姓可望不可及的地方。它的南面，是北京城的門戶地帶，擁有最大的交通中心和商業中心。那裡的婆娑楊柳、絢麗牌樓、繁忙店鋪、喧鬧街市，曾是“北京最美妙、最誘人的街景之一”。那裡也是帝王禁苑與平民市井之間巨大的中間環節，因此老百姓把正陽門叫做“大前門”。
其實，真正的“前門”，說起來應該是永定門。它是京城外城的正門。1553年修建的外城，原來是要環繞內城的，後因經費不足，只修了南城一方，結果整個京城就變成了一個“凸”字形。京城外城周長28裡，開有七門。南端正中為永定門，左右兩邊為左安門、右安門，東西兩邊則是廣渠門、廣安門，東北和西北角與內城相接處，又開有兩門，即東便門和西便門。“外七內九皇城四”，如果再加上圍繞外城的護城河和城外嶺上的長城，北京城真可謂“門開八面，固若金湯”。除此以外，在天安門外長安街上原有左右長安門（又稱青龍門、白虎門）。民國時期，又新辟了和平門（始稱興華門）、建國門（始稱啟明門）、復興門（始稱長安門）。這些都是大門。至於那些不大上得了“台盤”的中門、小門，就數不勝數。
這就是北京，這也就是北京城。要言之，所謂“北京城”，實際上就是由這些一重一重的“牆”和一道一道的“門”構成的。其中，“門”顯然又比“牆”更重要。沒有牆，固然城而不城，但如果沒有門，則城也就是死城。門之於城，不但是出入之口，而且是方位所在，功能所在，意義所在。可以說，把握了北京的“丫，也就差不多把握了北京。
北京請門之中，最重要的當然是天安門。
天安門是北京的象征。
只要一提起北京，我們中國人，尤其是新中日人，首先想到的便是天安門。每個初到北京的人，第一個要去看的地方，也差不多都是天安門。的確，在中國，又有哪座門，能像天安門那樣和北京緊密地聯系在一起，並且在中國人民的歷史畫卷和政治生活中有著舉足輕重的地位，起著無可替代的作用舉世矚目、揭開了中國新文化第一頁的“五四運動”，就是在天安門廣場上爆發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也是毛澤東主席在天安門城樓上宣布的。本世紀許多重大政治事件，也都在天安門前的廣場上演出。天安門在每一個熱愛祖國、尊重歷史的中國人心目中，不可能不地位尊崇。
天安門的地理位置，也很特別。明清時代北京城市規劃和城市營造之最突出的特點，就是由一條18裡長的南北中軸線貫穿全城。它的南端起點，是永定門；北邊終點，則是地安門外的鍾鼓樓。從南到北，依次有永定門、正陽門（前門）、中華門、天安門、端門、午門、神武門、地安門等等，天安門恰恰正在這條中軸線的正中。它是京、皇、宮三城中間那個城即“皇城”的正門。門外，南北大道是“御道”，東西大街是“天街”，其地位之重要、特別，已毋庸置疑。如果說，北京的門是我們解讀北京的“入門之門”，那麼，天安門便是“門中之門”。
其實，即便在封建時代，天安門的地位也非同一般。
天安門原名承天門，清人人關後改為天安門。但不論“奉天承運”也好，“敬天安民”也好，作為皇城的正門，它都是國脈所系、國威所在、國家權力的象征。事實上，天安門歷來就是封建王朝舉行國家大典的地方。那時，皇帝如果要頒布詔書，就在太和殿登極用寶。用寶後的詔書，要置於“雲盤”中，用彩亭奉送天安門城樓，交直詔官宣讀，文武百官則在金水橋南排班聆聽。宣詔完畢，詔書用木雕的金鳳銜著由城樓上放下，交禮部謄寫，詔告天下，謂之“金鳳頒詔”。可以說，從那時起，天安門就以其不同尋常的特殊地位而為眾望所歸。
不過那時的廣場，可比現在小得多，只有11公頃，比作為現在天安門廣場配套建築的人民大會堂（占地15公頃）還小。這也沒有什麼可奇怪的。因為那時國家並不屬於人民，有資格恭逢如此盛典，能夠到天安門城樓下跪班聽詔的，人數極其有限。有11公頃的地方，已經完全夠用，而且也足以讓地方衙署和小國邊邑相形見細新中國成立後，人民成了共和國的主人，如此“彈丸之地”，顯然已不敷使用。1949年，為舉行開國大典，新中國的奠基者們曾對廣場進行了拓展修整。1959年，為慶祝建國十周年，又進行了大規模的改造：三面紅牆全部予以拆除，東西兩翼拓為通衢大道，革命歷史博物館和人民大會堂分立廣場東西兩側（取“左祖右社”之意），人民英雄紀念碑屹立中央，並向人民群眾開放。過去專屬帝王使用、嚴禁庶民涉足的皇家禁區，真正成了“人民的廣場”。
於是天安門廣場便成了世界上最大、最無與倫比的大廣場。它占地面積54公頃，可供50萬人進行集體活動。每一個到過那裡的人，都無不驚異於她的莊嚴、肅穆、雄偉、博大。和她相比，西方許多城市的所謂廣場，便只好叫做“路口”。北京的“大”，在天安門和天安門廣場得到了最好的體現。
天安門的南北，分別是正陽門、中華門和午門。
午門是宮城的正門，正陽門是京城的前門，中華門卻不是城門。這是一座單簷歇山頂的磚石結構建築，與明十三陵和清東西陵的大紅門相同，雖然看起來不如內城九門那些“城門樓子”壯觀，卻最能體現“城頭變換大王旗”的意味。因為中華門縣真正的“國門”。咱們的國名叫什麼，（圖八）它就叫什麼。明朝的時候，它叫“大明門”；清朝的時候，它叫“大清門”；到了民國時期，就叫“中華門”。換名的辦法也很簡單：把刻有門名的石匾翻個個兒，重新刻上字，一大明門”就變成了“大清門”。可惜，當民國的人也想用這種省工省料的好辦法來更換門匾時，卻發現努爾哈赤的子孫早就用過了這個高招，便只好放棄了“顛倒歷史”的念頭，重新刻了一塊木匾，掛在了簷下。（圖九）
人民共和國成立後，為了表達對革命先烈的感激和崇敬，在天安門廣場建立了人民英雄紀念碑。紀念碑就建在中華門內天安門前。正如姜舜源在《滄桑天安門》一文中所說，這可正好應了陳毅元帥的一句詩：“此頭應向國門懸”二十多年後的1976年，在中華門舊址上，又興建了“毛主席紀念堂”。至此，整個天安門廣場，已是“舊貌換新顏”。國門拆除了，午門退隱了，前門告老了，人民的廣場取代皇家的宮城成了北京的中心，而由東西長安街及其延長線構成的新的中軸線橫貫東西，則似乎象征著北京的開放與騰飛。
中華門（或大明門、大清門）的故事，再清楚不過地告訴我們，門對於一座城尤其是一座京城有著一種什麼樣的意義。它不僅是出入的孔道和防衛的關口，也是一種象征，——國家的和政權的象征。所以，在清代，除正陽門外，其余八門便由八旗分掌：德勝門正黃旗，安定門鑲黃旗，東直門正白旗，朝陽門鑲白旗，西直門正紅旗，阜成門鑲紅旗，崇文門正藍旗，宣武門鑲藍旗。八旗分掌八門，既有共享天下之意，也未嘗沒有相互牽制的用心在內。
的確，“山河千裡國，城闕九重門一，沒有城牆和城門，是不好叫做京城的。唐代長安和北京一樣，也有京、皇、宮三城，不同者在於宮城不在皇城裡面，而在皇城北面。這三座城，京城十二門，東西南北各三門；皇城七門，南三東二西二，北面無門；宮城南面五門，正中為承天門（明代北京宮城正門也叫承天門，想必即承唐制），北面二門，正門為玄武門，是唐太宗李世民發動政變的地方。漢代洛陽京城內，有南北兩座差不多一樣的宮城，都開有四門，而且門的名字也都一樣，即南朱雀北玄武東蒼龍西白虎，京城則開有十二門。宋都開封也有城三重，外京城叫羅城，也叫國城，因其土築又叫土城，開有十三座城門，七個水門，共二十座門；內京城又叫舊城或闕城，四周共開十門，正南門是朱雀門；宮城亦即大內，又叫皇城，開有六門，正中為乾元門。開封城一共三十六座門，差不多是門最多的一座古都。南宋的都城臨安（杭州）只有內外兩城，內城又叫子城，開有四門，乃大內所在；外城又叫羅城，開有十三座城門，並不呈對稱狀。杭州城門的特點，是它們的名字，多不似北方古都的典雅莊重，而更多山川靈秀。“候潮聽得清波響，湧金錢塘定太平”，這兩句詩中，就包括了杭州五座城門的名稱。明初首都南京，規模極為宏大，裡裡外外共有四城。外郭城周長180裡，開有十六座城門；應天府城周長67裡，是當時國內第一大城（次為北京），也是世界第一大城（次為巴黎），共有十三座城門；此外皇城六門，宮城十二門，加起來比開封還多。
顯然，這些城市，也都是由“牆”和“門”構成的。
這是中國極具典型意義的一類城市。
它們的秘密，是中國文化的秘密。
當然，也是中國城市的秘密。
二、城與市
城牆和城門把我們帶進中國的城市。
事實上，在漫長的古代社會，幾乎所有的中國城市都是由那一重重的一牆一和一道道的“門”來構成的。在中國古代，人們無法設想沒有城牆和城門的城市，就像無法設想沒有屋頂和門窗的房子一樣。任何一座真正的城市都必須有城牆和城門，而且這些城牆和城門越是高大越是多，則這座城市的地位和規格也就越高，人們也就越承認它是“城”。因此，像上海這樣沒有什麼像樣城牆城門的城市，就不能叫做“城”，而也許只能叫做“市”。
在中國，“城”和“市”不但意義不同，而且地位、大小也不同。
什麼是“城”或“城市”？從文化人類學的角度看，所謂“城”或“城市”，無非是人類社會三種主要的社區類型之一。這三種主要的社區類型是國家、城市和鄉村。這三種社區，都可以叫做“邑”。上古所謂“國”，范圍不大，數量很多。在諸侯林立的時代，不少的所謂“國”，也就一“邑”而已。“邑”這個字，上面是一個“口”，下面是變體的“人”字。有“人”有“口”，當然是社區。也有人說上面那個“口”是圍牆、圈子、范圍的意思：“有土有人，斯成一邑。”不管怎麼說，這個既有一定范圍，又有一定人口的“邑”，就是“社區”。
中國古代的社區（邑）有許多種，也有許多名稱，比如邦、都、鄉，以及郊、鄙等。其中“邦”相當於國家（故又稱“邦國”），“都”相當於城市（故又稱“都市”）。“鄉”當然就是村落（故又稱“鄉村”）。此外，“郊”就是附庸於城市的社區（郊區），“鄙”就是遠離於中心的社區（邊鄙），而社區與社區之間就叫“鄰一（鄰裡）。所有這些字，都從“邑”（鄉字繁體從邑，寫作“榔”；村字別體也從邑，寫作“村”），可見“邑”就是社區。不過，一般地說，“邑”主要指城市，比如“都邑”一詞，就是大小城市的總稱（大曰都，小曰邑；或“二年成邑，三年成都”）。由此又可見，城市乃是最重要的社區。
然而城市卻不是最古老的社區。最古老的社區是鄉村。鄉村是從原始氏族的集聚地轉化而來的。“(鄉郎)”這個字，無論金文甲骨文，都是像“兩人相向對坐共食一簋”之形。也就是說，“(鄉郎)”的字形，就是兩個人面對面坐著，當中放一個飯桶。所以楊寬先生在《古史新探》中說，鄉這個字，“是用來指自己那些共同飲食的氏族聚落的”。
後來，階級分化了，氏族變成了國家，尊貴的老爺天子、諸侯、大夫們也不再和自己的“子民”們共一個飯桶吃飯。他們（當然要帶上自己的奴僕）另擇“風水寶地”而居，或在原居住地劃出一個圈子，形成一個新的社區，並用高高大大的牆把這個新的社區和舊社區鄉村隔離開來。這個用牆劃出的社區，就叫做“城”，也叫“都”或一邑”，而那牆就叫城牆。要之，就起源而言，所謂“城”，就是古代的王朝國都、諸侯封地、大夫采邑。或者准確一點說，是它們的中心區域。城牆之外的地方，就叫“郊”，就叫“野”，更遠的地方則叫“鄙”，是鄉村社區的所在地。一牆之隔，尊卑判然；大門內外，貴賤不一。這就是傳統意義上的城市。或者准確一點說，就是傳統意義上的“城”。它一開始就是和門和牆共生的。沒有城牆和城門，也就沒有所謂“城”。恰如喜仁龍所說：“正是那一道道、一重重的牆垣，組成了每一座中國城市的骨架或結構。”因此，當我們突然發現一座圮敗的廢城時，能夠看到的往往只有城牆，比如吐魯番郊外的高昌和交河古城就是。
當一座座城邑或城堡被高高的牆和大大的門圈圍起來時，城與鄉，就成了中國古代兩種最主要的社區。介乎其中的則是“市”。所謂“市”，就是集中進行買賣交易的場所。因為老爺大人們雖然高貴，也要吃飯，而且要吃好的、新鮮的，光靠進貢，似乎不夠；鄉民小人們雖然卑賤，也要零花錢，也想買點城裡的好東西。城裡的精品要出去，鄉裡的時鮮要進來，這就要“城鄉互市”，也就要有“互市”的地方。這個專門用來做交易買賣的地方，就叫“市一。
毫無疑問，這種交易買賣，是必須一方遷就於另一方的。老爺大人們當然不會屈尊下鄉去采購，他們的僕人也沾光不會屈尊，自然只能由鄉裡人進城來交易。鄉裡人原本“卑賤”，擺不起譜；鄉裡人又很“好奇”，願意進城。何況，鄉村廣闊分散，也不便於集中貿易。所以，“市”便主要設在城的周邊，成為城的附庸和派生物，以及溝通城鄉的中介。它的地位，當然十分卑微。可見，城與市的高低貴賤之別，幾乎可以說是“從娘胎裡帶來的一。
開始的時候，作為“城”之附庸和派生物的“市”，並不是什麼社區，而是一種臨時性的場所。上古的商業，並非經常性的行為，或三日一市，或五日一市。這時，四方鄉民紛紛趕來交易。交易的場所，就成為“市一。交易一結束，這個地方也就什麼都不是。直到現在，我國許多鄉鎮還保留著這種習俗，叫做“趕集”。但後來，貿易成了經常性的行為，也有了專門從事貿易的商人，臨時性的“集”就變成了常規性的“市”，不但供交易所用，也供商人居住，而且也和“城”一樣，有了自己的“土圍子”。於是，“市”便成了社區。
不過，這個社區，是不敢望“城”之項背的。圍“城”的是“牆”，圍“市”的則是“垣”。垣也就是矮牆，叫：“卑曰垣，高日牆。”城牆高大魁偉，裡面居住著王公貴族、高官名士；市垣低矮簡陋，裡面充斥著工匠商賈、販夫走卒。這樣的兩個社區，當然也就不可同日而語。甚至“市區”的位置，在中國古代城市規劃中也有一定之規：或在城南，或在城北，總之是不能進人中心地段，只能卑賤地匍伏在“城”的腳下，仰“城”之鼻息而生存。但，卑賤的“市”好歹總算進了“城”。這樣，“城”與“市”就終於合為一體，變成了“城市”。
然而進城之“市”卻仍然保留著它的個性。這使我們一眼就能把“城”與“市”區分開來：城區的建築是封閉型的，不是院落，就是高牆，要不然就是一張張緊閉的門。在這些院落、高牆和大門之間，留出的是僅供通行的道路。這些道路除了行走別無用處，因此只能叫“通道”，不能叫“街道”。市區中的街道卻不同。它不但供人行走，更供人瀏覽。街道兩旁的店鋪，也都一律開放著自己的門戶，敞開著自己的門面，以確保裡面陳列的商品一覽無余。只有在收市打烊以後，才會關上活動的門板，有的（如藥鋪）還隨時可以叫開。當然，這些店鋪也絕無封閉的圍牆。相反，有的店鋪門口還會搭起遮陽避雨的屋簷，或竹架葦席的涼棚，更加具有開放性。這就是“城”與“市”的區別，也是“街”與“路”的區別。所以，我們只能說“逛街”、“上街”、“趕街”（趕集）或“街市”，不能說“逛路”、“上路”、“趕路”、“路市”。“上路”、“趕路”是到別的地方去，“上街”、“趕街”才是去買東西。
事實上，城中之路不但是通道，也是界限。它們和院牆一起，把一個一個的圈子劃分隔離開來。可以說，城區是由路和路旁的院牆構成的，市區則是由街和街邊的鋪面構成的。因為“市”乃因商業的需要而建立，所以市的名稱總是表現出商業性，比如米市、菜市、肉市、煤市、花市、鳥市、騾馬市等。它們也能用來做地名，比如北京就有菜市口、燈市口、東西花市大街和花市東斜街等。建“城”的需要卻多半是政治性或軍事性的。所以我們說起城來，便總是說京城、省城、縣城，或冠之以地理、歷史、文化的特征，如山城、江城、古城、新城、石城、龍城等等。城與市，不一樣，就是不一樣嗅！
其實，不但“市”與“城”不可相提並論，而且“城”與“城”也並非就可以等量齊觀。
前已說過，上古的城，主要是王朝國都、諸侯封地、大夫采邑的中心區域。顯然，它們的地位，也不可能一樣。《左傳》稱：“天子之城方九裡，諸侯禮為降殺，則知公七裡，侯伯五裡，子男三裡。”不但面積規模有大小之別，而且名詞稱謂也有尊卑之分。也就是說，盡管王朝國都、諸侯封地、大夫采邑都可以稱為“都邑”，但一般地說，只有諸侯的封地才可以叫“都”（國都），大夫的封地則只好叫“邑”（采邑）。“都”之中，又只有天子之城才可以稱為“京”。所謂“京”，也就是“人工築起的高丘”。（《說文》：“京，人所為絕高丘也。”）天子之城曰“京”，無非取其“絕高”之意，當然其地基和城牆也會特別地高。這樣的大城，普天之下當然只能有一個。所以，當年國民政府定都南京後，即沿明初成例，改“北京”為“北平”，便是表示“京”必須“獨一無二”的意思。
“京”只能有一個，“都”則可以多一點。所謂“都”，也就是通常說的“大城市”，叫“邑之大者曰都”。它們往往也是舊的京城，或王朝祖廟所在地，叫“有先君之舊宗廟口都”。當然，也有自然而然形成的，叫“一年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不過，“都”再大，也不能大過“京”，若依周制，最多也就只能相當於“京”的三分之一那麼大。因為“京”是“首都”，也就是“第一都邑”，當然得如北京人所說是“蓋了帽”，或如上海人所說是“一只鼎一
北京是“城”，又是“京城”，而且有差不多連續八百年的“京城首都史”，所以北京不大也得大。當然，作為中國最大的城，它也必須有最高的牆和最大的門。事實上，北京的門不但多，而且大。北京內城九門和外城七門，都是由箭樓和門樓構成的雙重城樓的巍峨建築。箭樓有如城堡居高臨下，門樓卻大多是雙層三簷的巨大樓閣或殿堂（惟東西便門例外）。兩樓之間，則是一個由城牆圍成的巨大甕城。甕城面積很大，不少甕城裡面建有寺廟或寺院，也多半有街面、店鋪和樹木。這可真是城外有門，門內有城，實在堪稱建築史上之奇觀。
可惜，這種奇觀現在我們是再也看不到幾乎所有城門連同它們的那些甕城都已先後被拆掉，只剩下正陽門城樓和德勝門箭樓在一片車水馬龍中形影相吊。但即便是這樣“殘缺”和“孤立”的門樓，也足以讓我們歎為觀止，更何況它們當年是在一片式樣相同的低矮建築之上拔地而起？七十多年前，喜仁龍曾這樣描述永定門的壯觀和美麗：“寬闊的護城河旁，蘆葦挺立，垂柳婆娑。城樓和甕城的輪廓線一直延續到門樓，在雄厚的城牆和城台之上，門樓那如翼的寬大飛簷，似乎使它秀插雲霄，凌空欲飛。這些建築在水中的倒影也像實物一樣清晰。但當清風從柔軟的柳枝中梳過時，城樓的飛簷就開始顫動，垛牆就開始晃動並破碎。”我相信，無論是誰讀到這段文字，都不會無動於衷吧！
難怪喜仁龍對北京的城門和城牆充滿了敬意。他在寫到西直門時曾這樣說：“乘著飛馳的汽車經由此門前往頤和園和西山參觀的游人，到了這裡會不由自主地降低車速，慢慢駛過這個脆弱易逝的古老門面。因為，這些場面比起頤和園和臥佛寺來，畢竟能夠提供關於古老中國日常生活更為真切的印象。”他甚至還認為，北京的城門和城牆，是最雄偉壯觀和最動人心魄的古跡。因為它們“幅員遼闊，沉穩雄勁，有一種高屋建瓴、睥睨四鄰的氣派一。
喜仁龍實在太敏銳他在這些城牆和城門那裡看到的，便正是北京的氣派。
北京的城門樓子是拆得掉的，北京的氣派是拆不掉的。
三、有容乃大
北京的氣派，一言以蔽之曰“大一。
北京並不是中國惟一的大城市。除北京外，中國的大城市還有天津、成都、武漢、沈陽等。但這些大城市，不管是論人口，還是論地盤，都比不上北京。惟一可以和北京“較勁”的是上海。上海的人口就比北京多。而且，隨著浦東的開發和建設，地盤也不見得比北京小。更何況，上海的“大”，還遠遠不止於此。比方說，它是（或至少曾經是）中國最大的外貿口岸、金融中心、工業基地、商貿市場、利稅大戶，甚至全國最大的文化城和人才庫。建國前上海的報刊和出版社之多，建國後上海向外地輸送技術力量之多，可都是全國第一。正因為上海如此之“大”，所以才被稱為“大上海”。在中國，有幾個城市的市名前曾被或能被冠以一大”字也就是上海吧！
然而，上海再大，也“大”不過北京。上海還得在自己的市名前冠一個“大”字，才成為“大上海”，北京卻大得根本不必自稱什麼“大北京”。你什麼時候聽說過“大北京”這種說法的？沒有。北京人不這麼說，外地人也不這麼說。可見在全中國人的心目中，北京之大，已不言而喻，實在不必添此“蛇足”。這可真是一大音希聲，大象無形”，大城不“大”。北京，大概是中國惟一一座“不必言大而自大”的城市。
難怪“大上海”在“不大”的北京面前，也不敢“裝大”。一般地說，上海人都不大看得起外地人，卻惟獨不敢“小”看北京人。上海作家王安憶就說得更絕。她說就連北京上海兩地的風，都有大小之別。“刮風的日子，風在北京的天空浩浩蕩蕩地行軍，它們看上去就像是沒有似的，不動聲色的。然而透明的空氣卻變成顆粒狀的，有些沙沙的，還有，天地間充滿著一股嗚聲，無所不在的。上海的風則要瑣細得多，它們在狹窄的街道與弄堂索索地穿行，在巴掌大的空地上盤旋，將紙屑和落葉吹得溜溜轉，行道樹的枝葉也在亂搖。當它們從兩幢樓之間擠身而過時，便使勁地沖擊了一下，帶了點撩撥的意思。”（《兩個大都市》）
的確，北京不管怎麼看，都讓人感覺比上海大。
首先是“容量大”。初到北京的人，幾乎無不驚異於它的容量。那麼大的廣場，那麼寬的街道，那麼多的空地方，該可以裝多少人哪！上海雖然也大，但卻太擠。不要說擁擠狹窄的街道裡弄，便是人民廣場，也顯得擠巴巴的，好像人都要溢出來了，哪裡還能裝下什麼東西？所以有人說，到了上海，除了看見看不完的上海人以外，什麼也看不到。
北京就不會給你這種感覺。北京雖大卻不擠。北京的交通雖然也堵得厲害，但最擁擠的地方也仍能給你開闊之感，因為那地方本來就很大。其實，這也正是北京城市規劃和城市建設的一個特點：寬松、疏闊、大處著墨、縱橫揮灑，充分表現出帝都京師獨有的那種“大氣”。不要說9平方公裡偌大一個宮城才住了皇帝“一家人”（所以金庸小說《鹿鼎記》裡那個妓院長大的韋小寶一進皇宮便驚歎：“這麼大的院子，能裝多少姑娘”），便是最不起眼的“四合院”（當然不是現在看到的），也疏落有致、頗多空間。老捨先生說：“北平的好處不在處處設備得完全，而在它處處有空兒，可以使人自由地喘氣；不在有”好些美麗的建築，而在建築的周圍都有空閒的地方，使它們成為美景。”這是說得十分地道又十分在理的。北京和上海（浦西）城市建設最大的區別，就在於寸金之地的上海，首先考慮的是盡可能地利用地皮節約成本，而滿不在乎的北京，則“透氣孔”特別多。景山、北海、什剎海，天壇、地壇、日月壇，陶然亭、紫竹院、龍潭湖、玉淵潭，哪個城市能有這麼多公園哪！甚至你根本也用不著上什麼公園。過去自家的小院，現在小區的街心，就足夠你遛彎兒、會鳥兒、練功夫、找樂子的住在這樣的城市裡，不管怎麼著，也不會覺得“憋氣”。
但，更重要的，還在於北京固有的“兼容性”。
這一特點同樣體現於建築。北京，可能是中國城市中建築樣式最多的一座。城池宮殿、壇社苑林、部院衙署、廟宇觀寺、府邸宅園、市井民居，次第排列，縱橫展開，錯落有致，就像一支和諧的樂曲。以皇宮為中心、縱貫南北的中軸線當然是“主旋律”，但文人墨客、市井小民也並非沒有自己的樂土和家園。甚至那些在別處多半會躲入深山老林的名寺古剎，在北京也進了城。北京是那樣地疏闊、大氣，任何存在都不會在這裡找不到自己的空間。所以，不但人力車和凱迪拉克街上跑沒人感到怪異，便是騾馬大車進了城，也不稀罕。（圖十）
北京的容量不僅在於建築空間，更在於文化空間。北京從來就是漢胡雜糅、五方雜處的地方。三教九流、五湖四海、漢滿蒙回藏、儒道釋景（基督教）回（伊斯蘭教），各路人馬都在這裡出入、匯集、發展，各種文化都在這裡交流、碰撞、融合。北京對此，都居高臨下地一視同仁，決無文化偏見，也沒有種族偏見，甚至沒有其他地方通常都會有的那種執拗頑固“不可入”的“區域文化性”。相反，江南的絲雨北國的風，西域的新月東海的波，都在這裡交匯、集結、消融，共同構成北京博大雄渾的非凡氣象。北京當然是等級森嚴的，但因為空間大、距離遠，彼此之間，也就不會覺得有什麼“擠兌”。王侯勳貴、鼎輔重臣、學子文士、販夫走卒，各有各的活法，而且在各自的“圈子”裡，也都活得既自在，又滋潤。直到現在北京也仍是這樣：一個外地人，只要他不是“太差勁”，那麼，他到了北京，也就不會感到別扭，感到“格格不人”。如果他很隨和，還會說幾句普通話（不必太標准），那麼，用不了幾天，他幾乎就會覺得自己也是北京人
北京，幾乎是可以容得下全中國人甚至全世界人的。
其實，這也是“城文化”的特點。《說文》曰：“城以盛民也”，正是突出了它容量上的特征。作為可以“盛民”的人工生存環境，城市與鄉村最大的區別，就在於它的“兼容性”。鄉村雖然地域遼闊、沒有城牆，似乎是一個“開放”的體系，但其實，鄉村的開放度和兼容性都很差。異質文化很難在這裡得到傳播，外來人口也很難在這裡落腳謀生。鄉村幾乎只相信“土生土長”和“本鄉本土”的東西，對於“外來戶”和“外鄉人”總是持懷疑態度。頑固地保留鄉音土話，便是證明。
城市就不一樣城市是這樣的一種社區，它的職能和功能從來就不是單一的。而且，城市的職能越多，功能越齊全，它的“城市化水平”就越高，城市也就越“大”。上海之所以“大”不過北京，就因為它的職能沒有北京那麼多，它不是也不可能是全國政治文化的中心。同理，城市的職能越是多樣，功能就必須越齊全；功能越齊全，城市就必須越能兼容。其結果，便正如天津人所說，“嘛大的林子，嘛鳥都有”，連“市”也最終搬進“城”裡，並與“城”合二而一，成為“城市”。
所以，城市從來就是開放和兼容的，盡管城市與城市之間，開放程度和兼容程度並不一樣。但再封閉的城市，也比鄉村開放；再保守的城市，也比鄉村兼容。中國古代的城，雖然無一例外的都有城牆，但是這些城牆卻並不妨礙城市的開放，而且似乎更有利於它的兼容。這就好比盤子裝不了什麼東西，兩碗卻更能“容納”一樣。一個完全沒有空間間隔的地方是無所謂容不容的。城牆的建立，恰恰正好為人類提供了一個具有“可容性”的空間。從這個意義上講，所謂“城以盛民也”，便說得十分到位，盡管它僅僅只說到了“盛民”。但文化是人創造的。城市既然能夠容納人民，當然也就能夠容納人民創造的文化。
城市之所以必須開放和兼容，還因為城市的主要文化功能是“交往”。
的確，沒有哪個社區能像城市這樣充分地滿足人們交往的需求因為城鄉這兩個社區的重要區別之一，就在於其居民的異質性程度。鄉村居民基本上是同質的，端的稱得上是“同祖同宗，同種同文（方言）”。而且，鄉村居民還特別看重這種“同質性”，看重“鄉裡鄉親”、“土生土長”，或者“吃一口井的水長大的”等等。城市居民則大多沒有這種心態。他們既不可能只吃“同一口井的水”，也不可能只買“同一家店的布”，當然也不會“干同一樣的活”。他們籍貫不同，出身不同，來歷不同，職聳不同，活法也不同，卻共生共存於城市。於是，城市便為不同的人共同地提供了表演的舞台和交往的機會。
也許，正是這種交往的機會，誘使一批又一批的人“離鄉背井”，來到城市；也正是這種交往的機會，使城市的文化水平和文化氛圍遠遠優於鄉村。
有機會，還要有條件。這個條件，就是作為交往重要工具之一的語言，必須具有開放性和兼容性，這才有可能成為人際交往的“硬通貨”。“城裡話”比“鄉裡話”好懂，原因就在這裡。除北京外，我國各大城市都有自己的“方言”。但細心的人不難發現，省會的方言總是相對地、縣的方言好懂，而地、縣的方言又總是相對鄉村的方言好懂。也就是說，由於城市的開放性和兼容性，連社區的語言也相對開放和兼容，這才讓外地人覺得相對比較“好懂”。
北京是全中國人表演交往的舞台和場所，或者借用日本學者鈴木榮太郎的概念，是全中國人“社會交往的結節機關”，當然是可以而且應該兼容全國的。所以，一來二去，北京話便幾幾乎成了咱們的“國語”（普通話）。
同樣，開放也是城市的天性。從古到今，城市從來就是作為“中心社區”而存在的。它們或者是全國的中心（首都），或者是區域性的中心（省會、州府、縣城等）。既然是中心，就必須向它的周邊區域開放，既吸收又輻射，既統領又兼容。所以，北京不但“包容量”大，而且“吞吐量”也大。有一個數字頗能說明問題：現在的北京人，有四分之三是建國以後才進人北京的外地人及其子女。也就是說，不到半個世紀，所謂“北京人”這支隊伍，就換了四分之三的“血”。至於北京向外地“輸”了多少“血”，似乎不好統計，但相信也不在少數。
然而，北京的這種開放和兼容，似乎還不是或不完全是現代意義上那種城市與城市、人與人之間自由平等的交往與交流。它似乎還更多地是以一種“天朝帝都”的雍容氣度或“政治中心”的文化特權，居高臨下地吸收和兼容著外來文化和外來人口。較之上海和廣州，它更像一個開明的君主或寬和的老人，以一種無所不包和見慣不怪的從容、淡泊、寬舒和自信，集天下之大成而蔚為壯觀，但當其絢爛之極時卻又歸於平淡。我們在後面還會看到，“大氣”與“平和”，正是北京文化的一個顯著的特征，它甚至幾乎遍及於每個北京人，成為北京人的一種“文化性格”。
但不管怎麼說，北京畢竟是文化生態環境最好的城市。它很像一個自然形成、得天獨厚的大森林，喬木、灌木、奇花、野草，共生於其間，層次分明而又相得益彰，錯落有致而又渾然一體。它是帝王之都，也是文人之鄉和民眾之樂土。如果說，雍容華貴的皇家氣派，勇敢自尊的學人風范，敦厚樸實的民俗風情，曾經共同形成了老北京那種既“典麗堂皇”又“幽閒清妙”的文化品格；那麼，高瞻遠矚的改革開放，居高臨下的兼收並容，獨一無二的文化優勢，便構成了新北京的非凡氣象。
北京的一大氣”，就大在這裡。
四、霸氣與和氣
北京的“大”，幾乎使每個到北京的人，都會覺得自己“小”。
有句話說：“到了北京才知道自己的官小，到了廣州才知道自己的錢少，到了深圳才知道自己的人老。”其實，到了北京，又豈止是覺得自己官小，簡直是連人都很小。那麼大的北京，一個兩個人走了進去，就像水珠融進了大海，看都看不見，影兒都沒有一個。這其實也是北京容量太大所使然。’一個空間，如果容量太大，納入其中的事物就顯不出“體積”來。不要說人了，就連摩天大樓立交橋那些龐然大物，在北京也顯不出有多大。
更何況，北京，又是怎樣一個藏龍臥虎的地方那個衣著樸素、神態安詳、滿不起眼的遛鳥老頭，沒准是大清王朝皇族後裔，大小是個“貝勒爺”；而那個坐在小攤上喝豆汁、吃火燒或者炒肝兒，吃完喝完一抹嘴就騎上自行車去上班的中年人，也很可能是一位什麼重要部門的什麼長，大筆一揮就能批個十萬八萬甚至上百萬。這些人，在北京都很普通，就像他們說的話都是“普通話”一樣。北京，畢竟太大太大，再大的人物，在北京也不大容易“大”得起來，久而久之，自然也就會變得普普通通。
北京的官們大多“不大”（真正的“大官”你見不到），北京的市民卻多半“不小”。有人說上海是“大城市，小市民”，北京卻絕對沒有“小市民”。北京的市民都是“大市民”：派頭大，口氣大，架子（或者禮性）也大。“大氣”，可以說是北京人的一種普遍特征。他們的生活方式，幾乎無不帶有“大”的味道：干大事，說大話，講大道理，討論大問題。就連聊天，也叫“侃大山”（先前則叫“神吹海哨”，也有“大”的意思）。就連喝茶，也鍾愛“大碗茶”。他們對於小打小鬧不感興趣，對於小模小樣看不上眼，向往的是成為“大腕”、“大款”，當然最好是“大官”。就連找媳婦，也不大喜歡“小家碧玉”式的。至於喝啤酒，當然更得論“扎”。如果一小杯一小杯地來，一小口一小口地抿，那還叫喝酒
北京人的大氣，與燕趙遺風，或者說，與北中國的豪雄之氣不無關系。這種豪雄之氣以山東、東北兩地為最多，而在全國，最喜歡北京人、最容易和北京人認同的，也恰恰是山東人和東北人。山東出響馬，東北出胡子（土匪），“大碗喝酒，大塊吃肉”的豪爽是少不了的，“為朋友兩肋插刀”的義氣也是少不了的。這些北京也都有，只不過大碗喝酒僅限於喝啤酒，大塊吃肉一般是涮羊肉，兩肋插刀則多半是豪言壯語。但不管怎麼說，北京人畢竟是崇尚豪雄和講義氣的。他們推崇的是“不吝”、“豁得出去”，古道熱腸和使肝義膽在北京也總是受到好評。“不吝”並不簡單地只是“不吝嗇”。依照楊東平的解釋，它至少還有滿不在乎、敢做敢為、超拔灑脫、大大咧咧甚至不修邊幅等意思在內。在各地方言中，大概只有武漢人的“不囗”與之相似。不過武漢人的“不(口者)”重在“直”，北京人的“不吝”則重在“爽”。所以武漢人極其憎惡“鬼做”，而北京人的“不吝”則很可能具有表演性，變成一種“作派”。
這種作派常常被稱作“狂”或“匪”。這是一種由服飾、舉止、口氣、派頭等綜合因素構成的氣勢。它既以“狂匪”名之，就不能有“奶氣”，因此不但不能精巧雅致，反倒要“粗”一點才好。事實上豪爽往往是和馬虎難解難分的，精致則難免因過分注意細節而顯得“小家子氣”。“小心翼翼”則不“豪”，“精雕細琢”則不“爽”，簡單粗疏反倒自然灑脫。北方人（尤其北方農村）的生活原本就比較粗放，這種粗放經過北京文化的洗禮，就變成了“大氣”。而“大氣”一旦成為北京人的標志性品格，粗放就會變成一種刻意的追求。所以，諸如摳門、松貨、軟蛋、面瓜之類統統都是貶義詞，不拘小節馬馬虎虎則不會受到惡評。於是，為了追求大氣豪爽的效果，就要裝得大大咧咧、隨隨便便、滿不在乎，甚至不修邊幅，比方說，衣衫襤褸胡子拉喳，身上貼著假胸毛，胳肢窩火臭等。
顯然，北京人不是不講究，而是特講究。他們講究的不是我們通常所謂“生活質量”，而是“份兒”和“派兒”。怎樣做“有派”，能夠“拔份”，他們就怎樣做。比方說，在滿街“藍螞蟻”的年代，穿一身將校呢的舊軍裝，是“派兒”；當滿街都是西裝革履新潮名牌時，著圓領汗衫翻毛皮鞋反倒“拔份兒一。這種服飾符號背後的潛台詞是：我就敢不隨時尚，就敢對著來，怎麼著？因此是“特狂”、“特匪”、“特不吝”。
這恰恰是一種京都意識。“京都人”與“地方上”的，如果說有什麼不同，那就是“京都人”是超群脫俗、高人一等、與眾不同的。這種“卓異”或“特異”，表現於老北京，是恬談平和、見慣不怪；表現於知識界，是俯視天下、語驚四座；表現於小青年，則可能是狂痞匪氣、街頭拔份。無論何種表現，其背景都一樣，即北京人特有的大氣。因為他們是這個全國最大的城市中之一員，他們不大也得大。
的確，北京市民的“大”，是以北京的“大”為依托和背景的。
不管在明面兒上是否表現出來，幾乎每個北京市民都無不以自己是一個“北京人”而自豪。最老派的北京人會以一種“華夏”看“夷狄”的眼光看外地：除了北京，“天津、漢口、上海，連巴黎、倫敦，都算在內，通通是鄉下”。即便不把北京看作惟一的都市，自豪感也不會因此而稍減，因為只有北京人，才“能說全國遵為國語的話，能拿皇帝建造的御苑壇社作為公園，能看到珍本的書籍，能聽到最有見解的言論”（均為老捨作品中人物的觀點）。在他們看來，就連北京的熬大白菜，也比別處的好吃。為什麼？五味神在北京嘛！五味神是何方神聖？沒人知道。但萬歲爺既然在北京，那麼，不管他是誰，也得到駕前伺候。（圖十一）
這種自豪感因為北京成為新中國的首都，又在新一代北京人身上得到了加強。他們都是“中央的人”，相對“地方上的”，優越感也就自不待言。這裡說的新北京人，也包括那些出生在外地工作在北京的年輕人。他們之所以能夠在北京工作，多半是大學畢業後因“品學兼優”留京或分配來京。優秀的大學畢業生原本就是“天之驕子”，而他們所在的單位，又多半是大專院校和國家機關，比起老北京人中那些“引車賣漿者流”來，還更為貼近“中央”，消息的來路也更可靠。所以這些人聚在一起，沒有一個不“牛皮哄哄”。
其實“板兒爺”們又何嘗含糊！他們聚在一起，高談闊論的同樣是國家大事，消息也同樣是國務院部委辦傳出來的。好歹都在中央這地面上住著，怎麼也聽得到一點風吹草動吧？不妨這麼說：上海人是人人都很體面。也許他晚上要在亭子間架床，早上要早早起來倒馬桶，但只要走在街上，就一定是衣冠楚楚人模狗樣。北京人是個個都很牛皮，也許他根本就沒有什麼正式工作，一日三餐不過棒子面窩窩頭，但只要一開口，就一定是國家大事世界風雲，而且話裡面決沒有窩窩頭味兒。
對政治的空前熱情，正是北京人“大氣”的一個重要表現。外地人對北京的一個相當一致的看法是：“北京人人都是政治家。”對於政治生活中的大事，從海灣戰爭到王府井的改造，從克林頓訪華到科索沃沖突，差不多每個北京人都有自己一整套看法，而且說得口若懸河頭頭是道，讓人覺得他們不是的土司機、店員、鞋匠或買西瓜大碗茶的，而是中央政治局的顧問或智囊。北京的政治民謠和政治笑話也特別多，你往往能一下子聽到好幾種版本，讓你忍俊不禁。但如果要說“正格的”，他們也能慷慨陳詞，說理充分，使用政治話語或引用名人名言也嫻熟自如，讓你不能不佩服他們的政治抱負、政治理想、政治敏感和政治才能。這實在是北京人“大氣”的最好注腳。是天底下，難道還有比政治，比天下興亡、民族盛衰更“大”的事可以說，正是對政治的空前熱情，使北京人成為“大市民”。
北京人既然都是“大市民”，那派頭當然也小不
與之相對應的一個讓全國各地人都極感憤怒的事實是：北京各服務行業的服務態度和質量都極差（據說現在已有改觀，但時至1999年2月，《中國質量萬裡行》仍發表了消費者的批評文章，訴說他們在北京某老字號所受的窩囊氣），以至於差不多每次人大政協會上都有代表委員提出意見，甚至有人尖銳地批評說，北京是“氣象平凡，諸多不便”。“氣象平凡”並不准確，“諸多不便”卻是事實。1997年我在北京，住的是“標准問”，卻常常因錯過規定的時間而洗不上澡。本應提供的信息服務，在服務員那裡也是一問三不知。至於飯菜質量，就不好說前面說過，北京人的生活原本是比較馬虎的。你當然不能要求一個自己天天吃熬白菜或臭豆腐鹹菜就貼餅子的人，為你做出精致的小菜來。
讓人受不了的還是那愛理不理或頤指氣使的態度。“過來過來，你給我過來！”“一邊排隊去！”這些都是我們在北京的服務窗口常常可以聽見的聲音，而且多半是女高音。北京的服務員好像不是“大哥大”，就是“大姐大”，在顧客面前有著擺不完的譜。你向他問價，他讓你自己看。自己看就自己看吧，他還要損你：“長倆眼睛干嘛的，出氣呀！”請他快一點，就更不得了：“嚷嚷什麼！沒看見我忙著啦！”難怪龍應台一進北京就要吵架了，能不吵架
在某些人看來，這似乎也很“正常”。北京嘛，什麼人沒有？那個賣針頭線腦、鹹菜醬瓜的女售貨員，說不定是個“格格”呢（其實當然多半不是）！即使她不是什麼“格格”吧，又什麼樣的人沒見過（其實當然未必見過）？老捨先生來買醬瓜，還客客氣氣呢（其實當然未必買過）！那麼，請問你算老幾？老話說：“客大欺店，店大欺客”，對不起，咱北京就是欺客的地兒！不滿意？別來呀！愛來不來的，誰請你啦？
顯然，這就不是“大氣”，而是“霸氣”這決不是北京應該有的氣象，這也決非“正宗”的北京做派。正宗的北京人，老派的北京人，尤其是又老派又正宗的北京生意人，是不作興這樣對待顧客的。在老捨、郁達夫、林語堂等人的筆下，老北京人是無論身份高低貴賤，都一樣節一技之長，無僧人之貌”。至於生意人的“一團和氣”，簡直就像是天生的，豈有慢待顧客、愛理不理，甚或拿顧客“撒氣”的道理？
上海就不會這樣。上海的服務行業，即便在“十年動亂”時期，生意做得也十分規矩。那時，哪怕只是拿三分錢買兩根針，店員也會用一小張紙包好了遞給你。在餐館裡點菜吃飯，也不會被服務員吆喝著自己去端盤子。當然，上海的店員也常常被批評為“歧視外地人”，但他們至少不歧視上海人。只有北京的售貨員，才公然不管你是外地人、北京人、中國人、外國人，哪怕皇親國戚、天王老子，一律采取“本大爺”或“老姑奶奶一恕不伺候的態度。
這似乎有些不好理解。
其實，只要比較一下，就不難發現，即便兩地最好的店員，也“好”得頗不相同。要之，北京店員好在“和氣”，上海店員則好在“周到”。老北京的店員或小販，在找零錢時，如果又是鈔票又是銅板（或“鋼蹦兒”），便會臉上堆滿了笑，說：“兩攙兒，花著方便。”這話聽著讓人覺得舒坦、熨帖。至於是不是真方便，那就只有天知道上海店員的周到卻是真能給你提供方便甚至實惠。比方說，告訴你這條褲料其實可以省下一寸，或者買另一種牌子的其實更合算。必須提供的一應商業服務，比如包裝、熨燙等，當然都會達標到位，不會“缺斤短兩”。但他們決不會為“找頭”的零碎而表示歉意，因為這屬於買賣中的正常現象，而且與是否實惠也沒有什麼關系。大體上似乎可以這麼說：北京的態度是“務虛”的，它講究的是“禮儀之邦”不可或缺的“禮數”和“人情”；上海的態度則是“務實”的，它似乎是基於這樣一種純粹“上海式”的思維方式：顧客來買的是實實在在的商品和服務，而不是什麼不能吃不能喝不能當錢使的“客氣”和“禮貌”。
兩地風格的孰優孰劣，在這裡很難評說。但有一點則似乎是共同的，那就是北京的“和氣”也好，上海的“周到”或“實惠”也好，其實都遠遠超出了商業行為本身，而具有一種文化上的意義。上海的“周到服務”表現出來的其實是上海人的“精明”。這種“精明”是需要認同的。也就是說，當上海的店員為顧客精打細算或精心服務時，他們往往會在潛意識中要求對方是一個有資格享受這種服務的人。這裡說的“資格”，主要就是精明與否，包括對“精明”是否敏銳和能否欣賞。在他們看來，顧客的計算能力和速度即便不能超過自己，至少也要和自己等值或相同。所以，上海的店員一旦碰到了被他們認為是“不懂經”、“拎不清”、“反應慢”的外地人，便會一肚子的不屑，一臉的不耐煩，甚至懶得搭理。
北京的“和氣生財”卻來自北京文化的“大氣”。也就是說，老北京生意人的“和氣”，根本就不是什麼“服務態度”，而是一種“文化教養”。它是天朝大國的雍容氣度，是世紀老人的閒適安詳，是“大人不記小人過”的仁和謙讓，是一個正宗北京人應有的教養或者說“禮數”。一個有教養的人是不該生氣的。即便對方無禮，有教養的北京人也不該失禮，反倒應該更加和氣。自己越是和氣，就越是顯得對方沒有教養。這不是“丟份兒”，而是“拔份兒”；是寬以待人，也是自尊自重。不管是做生意，還是做別的什麼，都這樣。有人說，北京的各行各業“鹹近士風”，便正是看到了這種“和氣”不但普遍，而且與“知書達禮一相關，有一種儒雅的底蘊，甚或是一種一書卷氣一。所以，一旦這種“禮數”、“教養”或“書卷氣”沒了，事情也就會變成完全不同的另一個樣子。
北京人的這種禮數、教養、儒雅風范和雍容氣度，可以從他們對待外地人的態度上看出。
一般地說，北京人，尤其是老派正宗的北京人，是不會歧視和欺侮外地人的。比方說，你在北京，如果向老北京人問路，得到的幾乎必定是極為清楚、詳盡、和氣而又有人情味的回答。那神情、那口氣、那份熨帖，就像對待一個迷路的孩子。然而這種“和氣”的內涵，恰恰是惟獨北京人才會有的“京都意識”：咱北京是“天子腳下，首善之區”，北京人在“禮數”上，當然應該是全體國民的表率。北京人最值得自豪的，不就是比別人更懂禮麼？如果咱們禮貌不周，那就是在全國人民面前一丟份兒一啦！再說了，咱北京是全國的首都，外地人不過是分家出去單過的小兄弟罷現在他們回家來，不認路了，咱當大哥的，不幫他一把，行麼？
所以，在北京，如果不和服務行業打交道，我們不大容易明顯地感受到對外地人的歧視和不屑一顧，而這種感覺我們在上海、廣州等地卻時有體會。北京人其實是自我感覺太好了，好得不必擺出一副惟我獨尊的派頭，就像不必在北京二字前冠以一大一字一樣。
顯然，北京人的自豪感，毋寧說是一種民族自豪感，而非地域或社區自豪感。北京人，可能是中國人中最少“地域文化心理狹隘性”的一群。因為他們不是某個地方或某一區域的人，而是“中央的人”。中央只不過高於地方，卻並不與地方對立，更不排斥。所以北京人並不“排外”。既不排斥外地人，也不排斥外國人，甚至也不（像上海人那樣）鄙夷鄉下人。他們不大在乎別人說自己“土氣”、“鄉氣”（盡管北京也有“土老冒”之類的詞兒）。相反，他們對於鄉村還天然地有一種親切感（比如把“心裡美”蘿卜當水果吃）。足以讓他們感到自豪的是，富麗堂皇、雍容華貴的北京城內，也不乏鄉情野趣之地。那裡野曠人稀、風物長靜，可以體味到人與自然的親近。這當然是一個農業大國的京都人才會有的情感，決非那些在擁擠狹窄的水泥弄堂裡長大的上海人所能理解。
五、平民與市民
的確，北京城在本質上是屬於“鄉土中國”的。
和中國其他古都一樣，北京城也十分樂意地保持著它與廣大農村的密切聯系，而不是像上海灘那樣，把自己和農村對立起來。盡管北京有著高大的城門和城牆，但它們與其說是城鄉之間的界限，不如說是城鄉之間的紐帶。在北京城城牆大體完好、城樓巍然高聳的年代，古樸的城門把莊嚴的首都和恬靜的鄉村渾然一體地聯系起來。巍峨的城牆下，是“我們的田野一，是河流和湖泊，是羊只和鴨群們的天地。那裡濃蔭密布，岸柳低垂，蘆葦叢生，荷花盛開，充滿了田園詩般的情調，而這種情調“在北京各城門附近是屢見不鮮的”。登上箭樓遠眺田疇，一馬平川的華北大平原盡收眼底，古老帝國的悠長韻味便在你胸中回腸蕩氣難怪喜仁龍要感慨萬千。是啊，“世界上有幾個古都可以提供如此開闊的無建築地面，可以在其城區內看到如此純粹的田園生活”
這種田園風光我們現在是不大容易看到盡管我們在北京的某些街區還能看到進城的農民，看到他們拉來的新鮮蔬菜和瓜果，看到拉這些蔬菜瓜果的木頭車子和拉車的騾馬（不知還能不能看到駱駝），但總的來說，我們已只能從一些老街老巷的名稱那裡尋覓當年“田園都市”的蛛絲馬跡。北京的地名是很有風味的：三裡屯、四眼井、竹竿巷、釣魚台、櫻桃斜街、煙袋斜街、香餌胡同、石雀胡同。不管這些地名是怎麼起的，都有濃濃的鄉土氣息和人情味兒。事實上北京的地名大多非常生活化，比如柴棒胡同、米市胡同、油坊胡同、鹽店胡同、醬坊胡同、醋章胡同、茶兒胡同，連起來就是柴米油鹽醬醋茶。又比方說，拐彎多的街巷，就叫它八道灣九道灣，或者駱駝脖兒胡同、轆轤把兒胡同；圓圈形的，叫羅圈胡同、磨盤院胡同；口小肚兒大的，叫門葫蘆罐兒、驢蹄胡同、茄子胡同；扁長條的，叫扁擔胡同；細長條的，叫筆管胡同、箭桿胡同、豆芽菜胡同、狗尾巴胡同；彎曲狀的，叫月牙兒胡同、藕芽兒胡同；一頭細長一頭寬的，叫耳挖勺胡同、小喇叭胡同；如果胡同較短，就干脆叫一溜兒胡同或一尺大街。
讀著這些地名，我們不難體驗到一種親切感。《北京的胡同》一書作者翁立認為，胡同名兒之所以如此通俗化和世俗化，一是因為“北京人直爽實在”，所以起名也實實在在，直截了當；二是因為一個地名只有通俗、上口、好記，讓人一聽就明白，才叫得響、傳得開。這當然並不錯。但我同時也認為，它們恰好證明了北京是一個“田園都市”。否則，就不會有扁擔胡同、椿樹胡同、轆轤把胡同、磨盤院胡同這些帶有濃濃的鄉土氣息的胡同名，被認為是上口好記叫得響的，豈非恰好說明北京人的內心深處，有一種“鄉土情結一？
北京人的這種心理和這份情感，更像是“平民的”，而非“市民的”。平民和市民是兩個概念。市民是“工商城市”的小民，平民則是“田園都市”的小民。所以，平民更接近農民。老北京的平民，是相當“農民化”的。他們愛吃的是硬面餑餑蕎麥餅，是冰糖葫蘆豌豆黃，而不是奶油蛋糕冰淇淋；愛喝的是二鍋頭和大碗茶，而不是威士忌和咖啡；愛過的是清明端午重陽節，正月十五掛紅燈，而不是聖誕節和情人節；愛玩的是養魚養鳥養蛐蛐兒，是逮蜻蜓、黏知了、放風箏，是那些讓人親近自然親近土地的娛樂活動。甚至他們愛聽的也是那些帶有泥土味的吆喝聲：“栗子味兒的白薯”，“蘿卜——賽梨”。
北京人生活中的這些平民味兒現在是日漸稀薄但是，幾乎所有人都認為，只有這種平民味兒，才是正宗的北京味兒。它也是北京最讓人懷念和難以忘懷的東西。沒有太多的人在乎北京的皇帝、官僚和學者（個別特別有名的例外），也沒有多少人記得滿漢全席（也許根本就沒吃過），但記得天橋的把式、廠甸的廟會、隆福寺那些可心又便宜的東西，記得八月十五的免兒爺，記得豆汁兒、灌腸、艾窩窩和炒肝兒。北京，在某種意義上其實是屬於平民的。
平民的北京之所以風味醇厚讓人懷念，不僅因為其中保留著大量城裡人久違的鄉土氣息和田園情調，而且因為其中有厚重的文化積澱，有著其他城市沒有的貴族氣派和貴族精神。
平民，是王朝時代的概念，系相對“貴族”而言者。北京是貴族集中的地方，當然也是平民最多的地方。所以北京的貴族派頭最足，平民趣味也最多。作為明清兩代的京都和當時中國最大的城市，北京給這兩大階級都設計和安排了足夠的空間。貴族們固然能在這裡養尊處優作威作福，平民們在這裡也如魚得水活得滋潤。現在，貴族階級和平民階級作為歷史雖因革命而消失，但貴族精神和平民趣味作為一種文化，卻並不因此而消亡。反倒是，“舊時王樹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革命以後，大批的貴族帶著他們的文化修養和文物收藏流落民間，大大拉近了這兩個階層的距離，在使自己平民化的同時，也增加了平民文化的貴族氣和書卷氣。
其實，北京的平民，原本就非同一般。帝輦之下，皇都之中，萬歲爺這一畝三分地上住著，沒吃過豬肉，也見過豬哼哼。耳濡目染，潛移默化，自然就會有幾分華貴，幾分儒雅。這差不多也是西安、南京這些古都的共同特點。不過西安因歷史故，較之北京更為古樸厚重；南京則因地理故，較之北京便多了幾分雋秀水靈。北京的民風是“大氣”：粗獷、豪爽、質樸、落落大方、小處見大而又禮數周全。老北京人就尤其如此。他們的生活大多十分簡樸，甚至可以說是粗陋，但卻決不會因為盆窮而失了身份，丟了體面。即便不過一碗老豆腐，二兩燒刀子，也會慢慢地喝，細細地品，一點一滴都咂了下去。那神情，那氣度，那派頭，有如面對一桌滿漢全席。就是這樣簡陋的酒菜，如果來了朋友、熟人，也要禮讓，然後坐下，慢慢品嘗，一面悠然而又不失文雅地“海聊”。要之，他們更看重的不是那酒那菜那茶水本身，而是飲酒喝茶時的悠然自得和清淡典雅，是那份心境和情趣。（圖十二）
無疑，這是一種文人情趣和貴族派頭。事實上，中國的“貴族精神”中從來就不乏“平民趣味”。孔子無疑是貴族（盡管也許是“破落的”）。但孔子激賞的審美境界，卻是暮春三月，與三五友人、六七童子，沐浴於沂水，在舞零台上吹干了頭發，唱著歌兒回來。賈府無疑也是貴族（而且是“皇親國戚”）。但為迎接貴妃娘娘而修建的“大觀園”裡，也不忘設一“稻香村”（倘無此村，則枉曰“大觀”）。盡管賈府的做法未免“矯情”，但即便這“矯情”，卻也是文化所使然。因為傳統的中國是“鄉上的中國”，而中國文化的美學原則是“白賁無咎”、“反樸歸真”。所以，北京城裡最可人之處，不是巍峨富麗的城闕宮殿（盡管它們關乎朝廷體制，不可或缺），而是不經意地流露出野趣的城西北角和什剎三海，甚至四城之外的那些廢宇頹基、荒國古廟、老樹小橋。同樣，鍾鳴鼎食、海味山珍、輕車暖裘也不是真正的排場，“粗茶淡飯布衣裳，這等福老夫享了；齊家治國平天下，那些事兒輩承當”，才是最大的排場。
這樣一來，最尋常處往往也就是最不尋常處，而要在最尋常處看出不尋常來，是要有文化教養的。這種文化教養當然並非只是北京人才有，但似乎只有北京人（當然是老北京人），才會表現得那麼大方和自然。如前所述，北京人是很會“找樂子”的。對於北京人來說，“壇牆根兒”和“槐樹小院”都是“樂土”，“喊一嗓子”和“聽一嗓子”都是“樂子”，而且越是眾人喝彩，越是神情散淡。有誰能像老北京人這樣深得中國文化和中國美學之神韻我們實在很難說這種心境和情趣究竟是貴族的還是平民的，毋寧說是一種“貴族氣的平民趣味”或“平民化的貴族精神”吧！
於是，在老北京人這裡，我們看到的是平靜安詳、寬和禮讓、恬淡閒散、詼諧幽默。他們在茶館裡聽戲，在園子裡會鳥，在皇城根兒溜彎，在大槐樹下納涼，全都有一種不緊不慢的節奏。比方說，納涼，講究的就是“沏一壺不濃不淡的茶，聚幾個不衫不履的人，說些子無拘無束的話”。再比方說，溜彎兒，講究的也是從容不迫。北京人的“溜達溜達”，與上海人的“逛街”、“壓馬路”是大相異趣的。“逛街”和“壓馬路”不是為了享受都市生活，就是沒地方可去，只好在街上走，溜彎兒卻是為了享受那份怡然自得，純粹是散步和散心。
這顯然是一種講究，而且是一種“窮講究”。大城市裡的人，多少都有些講究。沒有這些講究，也就和“鄉下人”差不多事實上，農民進城，最不習慣的也正是這些講究，比如進門要換鞋，飯前要洗手，吃飯要用公筷，睡覺前要洗腳，不可隨地吐痰等等。這些講究，即便最普通的平民和市民，也有。而且，窮歸窮，講究歸講究，所以叫“窮講究”。但，各地的講究，也不大一樣。比方說，北京和上海就不一樣。北京更講究“禮”，上海則更講究“貌”。上海人是“不怕天火燒，就怕摔一跤”，最怕“衣冠不整”，被人看不起。北京人的講究則是“倒驢不倒架”，最怕困“丟份”而被人“小瞧”。所以，“四十來歲的下崗女工去菜市場買菜，跟相熟的攤主還是不好意思太斤斤計‘較。不過，主張和氣生財的攤主也會給一點小小的優惠。這些北京近郊的農民很快就知道了應當怎麼同北京人做生意，就是‘人敬我一尺，我敬人一丈’”（靜言《最大氣的城市：北京》）。
所謂“人敬我一尺，我敬人一丈”，就是禮。或者說，禮數。我在《閒話中國人》一書中說過，禮的一個重要內容，就是人情及其回報，即所謂“禮尚往來，來而不往非禮也”。這種往來，不僅是指物質上的，比如你送我醬黃瓜我還你醃蘿卜之類胡同四合院裡常有的人情禮數，更是精神上的，即對對方人格的尊重。這就是禮。如果“失禮”，不但別人不“待見”，自己也“跌份兒”。可見要得到別人的尊重，首先要尊重別人；而要尊重別人，又首先得學會尊重自己。如果自己先不先丟了“份兒”，也就沒有資格敬重別人
自重，正是北京平民的貴族精神，包括不自輕自賤，不妄自菲薄，不見風使舵，不見錢眼開等等。生活在一個飯要錢買的社會裡，盡管誰都知道“一文錢難死好漢”，但既然要堅持貴族精神，就得堅持“人窮志不短一，不能因那麼一點蠅頭小利而讓人小瞧了去。這正是前述下崗女工盡管生活窘迫，卻仍不肯顯得太“摳門”的心理原因所在。這裡面固然有“貧賤不能移一的品格，也未嘗沒有一點“打腫臉充胖子一的矯飾，當然亦不乏北京人固有的大氣和大度。不過，直接的原因，還是“磨不開臉一。臉面，對於北京人來說，實在是太重要
什麼叫“磨不開臉”？也就是落不下架子放不下身份。北京的平民又有什麼身份架子也就是那麼一點精神吧！人是要有一點精神的。正是這種精神，使人高貴，並提升著北京平民的人生境界。說實在的，上海人缺的，正是這“境界”二字。上海人的不足，是有風度無境界，有教養無底蘊，正如北京人的毛病是過於看重身份面子和過分強調精神作用，因而喜歡擺譜、講排場、充胖子和誇誇其談一樣，都無關乎他們的個人品質，而是他們城市的性質所使然。的確，過分地強調精神難免變成空談，過分地講究禮數也可能變成繁文縟節，變成“臭規矩”和“矯情一。但，大氣的北京畢竟不是夜郎。它能賦予北京的平民以一顆平常心，也能教給他們以種種人生哲學和處世方法。這些教導往往都是實實在在和可操作的。因此，如果你運用自如，得心應手，技巧和教養就會變成趣味。我們通常說的北京味兒，便多半是指這種趣味。
能有這樣的“趣味”固然需要培養，能有這樣的“活法”則更要有條件。這條件有二，一是環境，二是氛圍。就環境而言，必須是“田園都市”；就氛圍而言，必須是“文化古城”。上海沒有這些條件，上海人也就不是這種“活法”。
上海人的活法更是“市民的”。
上海是一個工商業城市，商品和商業是上海的命脈所系。所以，上海人是地地道道的市民，上海則是地地道道的市民社會。市民社會的特點是：作為市民，是沒有高低貴賤之分的；而商業社會的特點，則是認錢不認人，市場面前人人平等。任何人都沒有天生的高貴，任何人的價值也都要隨行就市。流氓做大了也是爺，貴族沒有錢，就什麼也不是。當年，上海灘上，許多赫赫有名的大亨都出身貧寒，而那些白俄貴族小姐們，卻只好去做舞女。不管是什麼人，如果沒有足夠的實力（它往往貨幣化為金錢），那他就別想在上海灘上擺什麼譜。
這就和北京不一樣。老北京的那些破落貴族，雖然也會感到“落毛的鳳凰不如雞”，但仍不難通過別的東西，比如自己的氣質、風度、本事，贏得他人的尊重。哪怕這本事只不過是會看點兒風水，批個八字兒，唱幾段京劇或單弦牌子曲，懂得養鴿子養鳥養金魚的章法，也能讓他不失體面地活人，在吃棒子面窩窩頭就鹹菜喝粥時不覺得“跌份”。正如趙園所說，老北京就像“一個久歷世故的人，或者不如說像破落的舊家，即使破敝也仍能維持其氣度的雍容高貴”，而少有暴發戶的虛驕和勢利（《北京：城與人》）。然而這種活法在上海就行不通。如果說，老北京人講究的是“倒驢不倒架”，那麼，舊上海的信條則是“笑貧不笑娼”。正如魯迅先生所言，在舊上海，如果你穿戴不齊整，衣服不光鮮，那麼，一公共電車的車掌會不照你的話停車，公園看守會格外認真地檢查入門券，大宅子或大公寓的門了會不許你走正門。”（《上海的少女》）這時，聲稱自己姓羅曼諾夫或愛新覺羅是沒有用的，那只會引起哄堂大笑。
所以，上海人不會像北京人那樣“恥於言利”，也不會像北京人那樣從骨子裡看不起暴發戶，在內心深處憎惡買辦氣和市儈氣，或裝作對掙錢不以為然，對鈔票滿不在乎。上海人並不諱言錢是個好東西，也不認為通過正當途徑為自己多掙點錢有什麼不好。當政策允許一部分人通過誠實勞動“先富起來”，“第二職業”也為社會認可時，上海人立即就動作了起來，並像廣州人發明了“炒更”一詞一樣，發明了“扒分”這個詞。然而，北京人雖然也油嘴滑舌地說什麼“金錢不是萬能的，沒有錢就萬萬不能”，卻仍有不少人寧肯把這種認識停留在嘴皮子上而自居“還有一億在觀望”中之一員。大約正是由於這個原因，在新詞匯的發明創造方面一貫領先的北京人，至今沒有發明出“炒更”和“扒分”的北京版。
但，如果你認為上海是一個“金錢至上”的社會，可就大錯特錯一個“金錢至上”的社會肯定是庸俗不堪的，上海卻並非如此。上海人“不恥言利”，也不“惟利是圖”。作為整個城市的社會風尚，上海人真正崇尚的，毋寧說是精明。這也正是一個真正市民社會的特征。在一個真正的市民社會裡，財大氣粗和一夜暴富者總是極少數，絕大多數則是被我們稱作“小市民”的人。他們“小”，所以他們“牛”不起來；他們又是“市民”，因此知道什麼是“都市生活”。總之，他們是一些既不十分富有，又不至於一文不名，而且還想過好日子的普通人。他們的惟一本錢，就是精明。因為，在這個市民社會和商品社會裡，所有的物質產品和精神產品、物質享受和精神享受固然都要用錢買，但那價格卻隨行就市，而且能討價還價，至少也能貨比三家。也就是說，同樣多（或同樣少）的錢，可能會買來不同值的商品或享受。這樣，一個人過得好不好，就不但取決於他“有沒有錢”，更取決於他“會不會過”，而後者對大多數小市民來說顯然更現實。在計劃經濟的年代，當所有人的工資收入都相差不遠時，就更是如此。所以，如果說上海也有什麼“拜物教”的話，那就決不是“金錢拜物教”，只會是“精明拜物教”。
因此，與北京“大市民”的好高騖遠和誇誇其談相反，上海小市民的活法是精明實惠和穩扎穩打的。他們對不會帶來任何實際利益的政治活動不感興趣，也不會輕易地被某種政治激情所煽動，或盲從某種政治觀點，而寧肯對政治采取一種敬而遠之的態度。即便要參加政治運動，也會同時考慮經濟利益，或把政治要求變成經濟要求。比如“文革”中，對“走資派”的批判就往往“落實”為獎金的發放問題。那時，北京人關心的是“誰上誰下”，上海人關心的則是“給多給少”。誰能給上海人帶來實惠，上海人就會從內心裡擁護誰。
實惠，是上海的一個重要概念，也是一個使用頻率極高的詞。它包括兩個方面，即“實在”與“優惠”。“實在”就是貨真價實，“優惠”就是價廉物美，總之是“低投入，高產出；低成本，高效益”。這是一種典型的工商業城市的價值觀念和價值系統，也是上海人居家過日子的基本原則。雖然它往往被視為斤斤計較、鼠目寸光、小家子氣，被許多人（尤其是北方人）看不起，卻能給上海人的生活帶來實實在在的好處，使上海人的生活有較高的質量。
較之北京人，上海人的生活質量的確是比較高的。因為上海人的所謂實惠，不僅包括貨真和價廉，還包括物美；而所謂物美，又不僅是東西實在，還包括品種多、服務好。去年我在上海還吃過不到10元一份的蓋交飯，那一葷一素兩個菜，竟是現炒的。3元一客的小餛飩，則是用小砂鍋煮的，湯裡還有紫菜和蝦皮。這就不僅是實惠，也是精致這樣的事，在北京就匪夷所思。北京沒有實惠和精致，只有排場和馬虎。不是貴得嚇人，就是差得要命；不是價不廉，就是物不美，甚至物不美價也不廉。
就拿小吃來說。上海的小吃和點心少說恐怕也有上百個品種，小吃店和點心店也遍地開花到處都有，而且沒有只賣早點一說。不少小店到了中午和晚間，是既賣炒菜米飯，又賣小吃點心的。店面、器皿和食品多半清爽利落，經營也很靈活。比如面上的澆頭是可以加份的。你可以要一碗雪菜面再加荷包蛋，或者大排面加筍絲，不像別的許多城市，吃牛肉面就只能吃到牛肉，吃雞絲面就只能吃到雞絲，而且那牛肉和雞絲還未必可口。這些都是實惠，也是方便。北京就沒有這麼方便。這些年，北京“吃飯難”的問題總算是得到了緩解，花幾塊錢填飽肚子也不太困難，可遍布全城的“京味小吃”卻多半是外地民工的“傑作”，自產的點心也不敢恭維。北京最經典的“段子”是；一塊月餅掉在馬路上，被汽車碾進路面拿不出來。圍觀者七嘴八舌獻計獻策，說只好再買一根麻花把它撬出來
這當然是笑話，也是小事，不過小中可以見大。事實上，一個城市的小吃，最能體現這個城市中市民的活法。可以說，正如有什麼樣的臣民就有什麼樣的政府，有什麼樣的市民也就有什麼樣的小吃。北京的小吃正體現了北京人的活法：馬馬虎虎、大大咧咧、嘻嘻哈哈，——馬大哈。上海卻沒有“馬大哈”，只有“馬大嫂”。“馬大嫂”是上海話買（采購）、汰（洗滌）和燒（烹調）的諧音。在上海人看來，居家過日子是很實在的事，也離不開買、汰、燒。這事女人可以做，男人也沒有什麼做不得。相反，一個男人家，在外面也許要擺擺架子，在家裡擺譜當爺們，就沒有意義，還不如買買菜、洗洗衣、燒燒飯來得實惠。因此有人說，北京是爺們（馬大哈）的活法，上海是娘們（馬大嫂）的活法。北京浪漫，上海實際。
六、兩種世故
因此，上海和北京就有兩種不同的世故。
世故，是中國人的生存之道。生活在現實中的中國人，是不能一點世故也沒有的。不過同為世故，也不盡相同。大體上說，北京人的世故是悟出來的，上海人的世故則是算出來的。在北京，沒有人教你世故，全看你有沒有悟性，會不會悟。會悟的人，渾身都是機關都是消息幾。眼皮子微微一抬，眼角不動聲色地那麼一掃，周圍人的尊卑貴賤、遠近親疏、善惡好壞，就能猜個八九不離十。然後，該熱乎的熱乎，該冷淡的冷淡，該應付的應付，總不會吃了虧去。這正是一個禮教社會的世故，也是一個官僚社會的世故。官場上那些老謀深算或老奸巨猾的不倒翁們，都有這種察言觀色的本事。即便是再愚鈍的人，如果久歷官場，也多半會磨練出來。北京人雖然並非都是官，但官場既為“場”，就有“場效應”。北京既然是一個大官場，則場效應也就小不北京人生活在這樣一個官氣彌漫的世俗社會裡，耳濡目染是免不了的。只要在皇城根下轉個圈，聽聽那些街談巷議飛短流長，那世故也就幾乎用不著學
在這樣一種氛圍裡啟蒙開悟的北京人，首先學會的是如何處理人際關系。一個人，在官場裡混得好不好，靠的是什麼？是人緣。只有上司賞識、同僚捧場，才混得下去，並獲得升遷和提拔。其實，不但官場，其他地方也一樣。所以，學會世故，首先要學會“處人”，而處人之道，又無非面子人情。北京人最懂這一套。比方說，溜彎兒時見了熟人，都要請安問好。“老沒見您哪！多謝您哪！回見您哪！多穿件衣服別著了涼您哪！”這就叫禮數，也叫和氣，因此不會有人嫌囉嗦。這種禮數也是胡同四合院裡訓練熏陶出來的。老北京人都講究“處街坊”。街坊裡道的，誰家有個紅白喜事、婚喪嫁娶，都要隨個“份子”，道個喜或道個惱。自家有個什麼新鮮好吃的，也願意街坊鄰裡嘗一口，“是個心意，也是個禮數”。雖然有時不免有些程式化，但仍透出濃濃的人情味來。
這禮數是人情，也是世故。人情世故，在老北京人這裡原本是俱為一體的。“您來點什麼？”“您猜怎麼著？”“您在這兒聽是不？”“您又棒錘了不是？”都說北京人說話委婉，其實這委婉正是北京人的人情世故所使然。因為只有這麼說，才顯得對對方尊重，而且尊重裡還透著關切，透著親熱，這就是人情。同樣，也只有這麼說，聽的人才不覺得突兀，也才聽得進去。即便說的是不同意見，也不會惱怒，說的人也就不會得罪了對方，這就是世故。畢竟，“拳頭不打笑臉”，“禮多人不怪”，多點兒禮數，沒什麼不好沒什麼錯。
所以，老北京人是不作興像上海人那樣直呼其名，也不作興像上海人那樣直統統地問人家“儂幾歲”的。只有對懷裡抱著的小娃娃，才可以這麼問。即便問這樣的小娃娃，語氣也不會是直統統的，而多半會笑瞇瞇地問：“小朋友，告訴爺爺，幾歲啦？”如果是問上中學的孩子，就得問“十幾啦”？問中年人，得問“貴庚”；問老年人，得問“高壽”。這裡面講究大這講究，也是世故。中國傳統社會是一個尊老的社會，最怕的，是把人家說“小”了，同西方人生怕被說老了正好相反。“幾歲”，是“十歲以下”的意思。這麼問，豈非把人家當成了“毛頭小曠？長輩對晚輩尚且不可有此一問，如果晚輩這樣問長輩，那就真是沒大沒小
沒大沒小，也就是不懂禮數，而不懂禮數，也就是不會做人。正宗的北京人，是不能不懂禮數的。他們的一舉一動，都歸禮數管著，包括說話，也包括別的什麼。所以，即便發生沖突，也不能罵人，只能“損”。比方說，騎車撞了人，在外地，就會罵起來：“瞎眼啦！”或者說：“不會騎車就別騎！”北京人就不會這麼說，而會說：“喲，別在這兒練車呀！”都說北京人說話“損”，或說話“藝術”，卻不知這藝術是禮數造就的。因為禮數規定了不能罵人，可不罵心裡又憋得慌，於是“罵”便變成了“損”。或者說，變成了罵人的藝術。
的確，禮數這玩意，是多少有些藝術性的。比方說，懂禮數的人，都有“眼色”。所謂一有眼色”，也就是懂得什麼事可做什麼事不可做，什麼話可講什麼話不可講，以及什麼事該什麼時候做，什麼話該什麼時候講等等。掌握其中的分寸，是一門大學問，也是一門藝術。北京話的特點，就是分寸感特強。蕭乾先生在《北京城雜憶》中就曾談到這一點。比方說，“三十來歲”和“三十幾歲”就不是一碼事，和“三十好幾”就更不一樣。它們分別是二十七八、三十出頭和三十五六的意思。同樣，勞駕、費心、借光、破費，雖然都是“文明用語”，都用於向人道謝或道乏，用處和用法也都不一樣。這種細微的區別，就是分寸感。
實際上，人情世故，都要適度，才合於禮。過度的客氣顯得生分，過度的關切則難免諂媚，而恰如其分則是一門生活的藝術。這就要費心思、勤琢磨，還要有教養。不過，最重要的，還是要知道天有多高地有多厚，知道自己有多少斤兩，然後可著尺寸做人過日子。
顯然，北京人的這種生活藝術，是有他們的人生哲學來打底子的。這種活法講究的是心眼兒活泛，心裡面透亮。活泛就不死心眼兒，透亮就不缺心眼兒。當然，也不認死理。老北京人相信，天下沒有不散的筵席。沒有一個人吃得完的飯，也沒有過不去的橋。無論好事壞事，還能一個人包了圓啦？所以，露了臉，用不著揚鈴打鼓；背了時，也不必蔫裡巴嘰。三十年河東四十年河西，老黃河還興改道兒呢，人世間的事，哪有個准數？風水輪流轉，沒准明幾個轉到哪，瞎折騰什麼消停些吧！就是瞪著兩眼數星星，也比折騰那沒譜的事兒強。
別折騰，也別較真。較真，就是死心眼兒。天底下，哪有“真事兒”？不過“湯兒事”罷所以，不管干什麼，也就是個“對付勁兒”。北京人有句口頭禪，叫“混”；還有個常用的詞，叫“不賴”。在他們看來，人生在世，也就是個“混”字。比方說，混日子、混事兒、混口飯吃等等。所有的人都是混，所有的事也都是混。要說有區別，也就是“一個人混”還是“哥幾個一起混”，混得好還是混不好。混得好的，能混個一官半職；混得差點，也能混個肚兒圓。但不論好歹，能混下去，就不賴。難怪北京人吃喝不講究，活得那麼馬虎了，對付嘛！
顯然，這種世故，是古都的智慧，也是農民的智慧。農業生產周期長，要能等；京城官場變故多，要能忍；而面對風雲變幻、世事滄桑，要能對付。京都之中，帝輦之下，人們看得最多的是“城頭變幻大王旗”，看得最透的是仕途險惡、天威難測、官運無常。今兒個，新科狀元金榜題名，“春風得意馬蹄疾，一日看盡長安花”；明兒個，菜市口人頭落地，大觀園底兒朝天，“眼見他起高樓，眼見他樓塌了”。這就不能不讓北京人世故起來。北京人的世故是他們久歷滄桑的結果。這種久歷滄桑使他們“身居台風眼處而能保有幾分超然”，使他們在靜觀中養成了“多看兩步棋”的世故和通達，也使他們學會了忍耐。專制體制畢竟太強大，這種體制下的小民也畢竟太微不足道。強大的皇權要消滅他們，比碾死只螞蟻還便當。他們不能不學會忍耐。忍耐，正是老北京式的世故的要害和精義。“窮忍著，富耐著，睡不著瞇著。”有這份世故和耐力，就沒有過不去的坎兒，也沒有活不了的人。（圖十三）
正是這忍耐造就了平和，而平和的背後是信命和認命。老北京人的信條是：“命裡只有八尺，就別攀著一丈。人，還能大過天去一既然“命裡有的躲不掉，命裡沒的求不來”，那麼，就沒有必要去爭、去搶，也沒有必要因為別人怎麼怎麼了而自己沒能怎麼怎麼，就渾身不自在，一肚子的別扭。這就是自個兒和自個兒過不去要知道，“一個人能吃幾碗干飯自己清楚，別人也清楚”，而“和年頭兒叫勁，簡直是和自己找別扭”。再說，就算怎麼怎麼了，又怎麼樣也不怎麼樣。“做得人上人，滋味又如何？”當老板，來錢多，事兒還多哪！還是混吧。顯然，正如趙園所說，正派北京人的世故裡，有著“閱事太多見事太明的悲憤沉痛。看透了，又無可奈何”。於是，無可奈何到了極點，反倒變成了平和。
平和也造就了幽默。
詼諧幽默，幾乎是北京人的標志性品格。誰都知道，北京人說話特“逗”。普普通通的事情普普通通的話，到了他們嘴裡，就可笑、可樂。比如臉上有雀斑叫“灑了把茶葉末”，就又形象又生動，怎麼想怎麼可樂。難怪有人說聽北京人說話就像聽相聲要論說話俏皮，北京人可真是沒得比的。
北京人為什麼特別會說話這就說來話長我想，除了北京是個古都，歷史悠久積澱深厚，宮廷語言和市井語言雅俗兼備外，長期保持著和周邊農村以及少數民族的聯系，也是一個重要原因。我們知道，農村語言、民間語言和少數民族語言，往往比官方語言和文人語言更生動鮮活，而這也正是北京話的特點。比如，說“窩心”就比說“難受”好；說“蒙席蓋井”，就比說“隱瞞”生動得多；說一個人不愛回家是“沒腳後跟”，就不但生動，而且俏皮事實上，北京話當中那些最形象生動、鮮活來勁的詞匯和說法，比如擦黑（黃昏）、攛掇（慫恿）、保不齊（無法預料）、牌兒亮（臉蛋漂亮）等等，便不是來自農村，就是來自少數民族。比方說，打發、巴不得、悄沒聲兒，就是滿語；而找茬兒（挑毛病、找麻煩）、護犢子（袒護自家孩子）、車轱轆話（來回訴說），則無疑來自農村。蕭乾先生曾激賞“瞧您這閨女模樣兒出落得多水靈啊”這句話，認為“出落”帶有“發展中”的含義，“水靈”則除了靜態的美外，還有雅、嬌、甜、嫩等素質。但，不難看出，出落也好，水靈也好，都是農民的語言。尤其是“水靈”，馬上讓人聯想到帶著露珠的鮮嫩瓜菜。也許正是因為善於向人民群眾和少數民族學習，所以，盡管北京是中國最大的官場，可北京人說起話來，卻並沒有官氣。
如果說生動鮮活是向農民和少數民族學習的結果，那麼，詼諧幽默則源自北京人的世故與平和。幽默是要以平和為前提的，浮躁的人就幽默不起來。因為幽默是不緊不慢的。它需要鋪墊、打底子，“包袱”才抖得開。會說笑話的人都知道，說笑話時，不能緊張，必須他急你不急，他笑你不笑。如果別人還沒笑，你自己先笑起來，那就叫犯傻。如果心急火燎，打機關槍式地把話一口氣說出來，別人聽不清楚，反應不過來，又怎麼會笑？
更重要的是，幽默是一種心態。這種心態，就是平和。只有心平氣和，坦然面對人生，才會產生幽默，也才幽默得起來。我們無法想象一個整天愁眉苦臉的人會幽默，無法想象一個事事斤斤計較的人會幽默，也無法想象一個時時處於提防狀態的人會幽默。說到底，幽默也是一種“大氣”。只有大氣的人，才能微笑著看待一切，包括苦惱和不幸。同樣，也只有大氣的人，才能含笑向自己的過去告別。總之，只有大氣才會幽默。北京人大氣，所以北京人幽默。
其實，北京式幽默中的大氣是不難體會到的。它往往表現為大大咧咧、嘻嘻哈哈、滿不在乎甚至沒大沒小。比方說，稱鄧小平為老鄧，稱戈爾巴喬夫為老戈，就像稱呼自己單位上同級平輩的同事；稱倒騰商品的小販為“倒爺”，稱騎平板車拉客者為“板兒爺”（其車則被稱為“板的”），就像稱呼“王爺”、“萬歲爺”。這可真是“掉了個兒”。如果說，前者和天安門廣場上打出“小平你好”的標語一樣，多少表現出一種“民主意識”和“平民意識”，那麼，後者就多半是一種調侃但，不管怎麼說，這種不合禮數的“倒錯”，都只能是北京式的。它表現的正是北京人什麼都無所謂、什麼都敢說的“氣度”，而所謂“什麼話都敢說”，則是不但包括“說什麼”，也包括“怎麼說”的。事實上，正是在這種調侃中，北京人消解了神聖。禮數不是最神聖的如果禮數可以消解，那還有什麼該在乎？
但，似乎很少有人想到這裡面還有苦澀、無奈和世故。
北京人的幽默，大體上可以歸結為三種類型，或三種手法，即調侃挖苦、裝傻充愣、玩世不恭。前面說過，北京人是很會“損人”、“擠兌人”的，比如“別以為全中國三分之二的男性都憋著娶你，多晚你走在大街上也不會出事”等等。然而問題在於，他們不但損別人、擠兌別人，也糟踐自己。比如葛優就曾說自己“脫了衣服跟一條反動標語似的”。最典型的還是楊東平講過的一則笑話：一個小伙子因為犯規，被警察扣住不放，情急無奈之中，竟冒出這麼一句話：“您就把我當個屁給放了吧！”結果，圍觀者哄堂大笑，警察也只好放人（《城市季風》）。另一個有異曲同工之妙的故事是：一個平時怕老婆的人，偶然和老婆頂了起來。老婆大怒：“反了你小子？”該人馬上賠不是：“哪敢呀！這兩天，也就是有了兩個臭錢，就像耗子腰裡別了桿槍，起了打貓的心思。”老婆也只好一笑了之。顯然，在這裡，兩個當事人都表現出一種裝傻充愣自我作踐的態度。這種態度，用王朔的話說，就是“千萬別把我當人”。
這就是世故事實上，只有世故的人，才能裝傻充愣。因為裝傻充愣的背後，實際上是玩世不恭：人生在世，也就那麼回事。誰也別太當回事，誰也別叫真。所以，誰也別太把自己當人。何況，我不是人，你也不會是人。當我不把自己當人時，我其實也沒把別的什麼人當人。想想看吧，一個連自己都不看作是人的人，還會把別人當人看就拿前面那個笑話來說，便推敲不得。表面上看，那個小青年是在作踐自己，仔細一琢磨，卻又不知道是在作踐誰。因為“我”固然是個“屁”，然而這個“屁”卻是警察“放”的。說了歸齊，還是“警察放屁”。結果，誰都挨了罵，也就誰都不吃虧。因此，當一個北京人（尤其是王朔式的北京人）在你面前“裝孫子”時，你可千萬別上當，以為你真是“大爺”。
當然，這個小青年當時也許並沒有想那麼多。他的話，不過脫口而出。但，他的脫口而出，又顯然有北京人世故的耳濡目染和長期熏陶作背景。而且，這種世故也完全是平民的。咱一介平民，沒權沒勢的，誰也糟踐不了，那麼，自個兒作踐自個兒，還不行
於是我們就品出苦澀來北京平民的幽默中，是不乏苦澀的。就拿把雀斑說成是“茶葉末”來說，便透著苦澀。因為只有貧窮的小民，才喝這種末等茶葉。其實，就連北京平民的幽默本身，也是“苦惱人的笑”。平民嘛，一無所有，要啥沒啥，既沒什麼可樂和的，也沒什麼可得意的，就剩下一張嘴，再不讓它快活快活，那日子還能過再說，耍貧嘴又不要錢，也就不說白不說。即便不能損別人，拿自己開涮總是可以的。只要嘴巴閒不下，就不賴。
顯然，正如“長歌當哭，要在痛定之後”，苦澀也只有經過平和的過濾才能變成幽默，而平和的背後則是世故。也就是說，只有一切都看穿看透，才會滿不在乎。於是，無奈到了極點，反倒心氣平和。因為一切都無所謂比方說，不就是找不到單位找不到工作那就“練攤”唄！順便說一句：“練攤”這兩字，也表現出一種世故和人生哲學：哥們不過是操練操練，玩一把罷了，較什麼真呀！
正因為不必較真，所以，在北京武（尤其是王朔式）的幽默裡，越是正兒八經的東西，就越要弄得荒唐可笑；而越是不當回事，則越要一本正經。比如，在王朔的一部小說中，一個名叫馬青的人就這樣“語重心長”地對他的“哥兒們”說：“你就別一個人混了，咱們還是一起混吧！人多力量大，敢教日月換新天。人心齊泰山移，螞炸還有四兩肉，一個蘿卜一個坑，咱們怎麼就不能從無到有，從小到大，由弱變強”（王朔《一點正經沒有》）這種把豪言壯語和俚詞俗語揉在一起混說，而且說得不動聲色的說法，最得調侃之神韻。而且，這段話，還非得葛優來說，才能說得風味純正，說出王朔式的“語重心長”來。
總之，北京人的幽默，表面是風趣，內裡是世故，這才有了如張辛欣所說的那種“經蹬又經拽，經洗又經曬”的韌勁兒。
這種幽默上海是沒有的，也是不會有的。
如果說，北京人的世故表現為穩健平和、苦樂隨緣、安貧樂道，外加一點幽默詼諧作調劑，那麼，上海人的世故就表現為精打細算、討巧賣乖、明哲保身，外加一點可能范圍內的積極進取。上海人的確一門檻精來兮”。他們深知“老虎胡須摸不得，刺毛毛蟲惹不得，沒干的生漆碰不得，過時的皇歷翻不得，六月的扇子借不得”等道理，並牢記“病從口入，禍從口出”的古訓，因此決不亂吃，也決不多言，不惹是生非，不沒事找事，當然也就既不會油嘴滑舌挖苦別人，也不會裝傻充愣調侃自己。挖苦別人會得罪人，自己也沒什麼實際的好處；而裝傻充愣則無異於丑化自己給別人當笑料，那才叫“戇”吶！精明的上海人，哪有當“戇大”的道理？於人不利，於己無補，這種“不合算”的事，上海人才不會去做。
的確，合算不合算，是上海人決定自己行為的價值取向。上海人的行動是經過精密計算的，他們的世故也是經過精密計算的。凡是不合算的事，即便有趣，他們也不干；凡是沒有用的東西，即便好看，他們也不買。當然，他們買東西，並不只考慮有用，也要好看。因為一件東西既然可以又好看又有用，如果只買了有用的部分，同樣是不合算的。那麼，裝飾品之類“沒用”的東西，就不買麼？買的。因為它們也有用，或被看作有用。比方說，可以提高檔次、表現品味、附庸風雅、顯示氣派等等。總之，上海人的思維方式是數學的，行為准則是實在的。
所以，上海市民和北京平民一樣，都不作啡份之想”（這也是中國人的共性），但理解不同。北京人理解的“非份之想”是“命裡沒有”，上海人理解的“非份之想”是“不可操作”。只要做得到，而且有實惠，他們就會去做。做的時候，也有個尺度，就是不能惹麻煩。他們的目的很明確：現有的生活秩序能不破壞就不破壞，現有的生活水平能提高多少就提高多少。但是，這種提高有個前提，就是不能失去已有的好處。因此不能革命，只能改良，不能“大破大立”，只能“小打小鬧”。這便是上海式的世故。出於這種世故，上海人和北京人一樣，也能忍（這同樣是中國人的共性），但忍而不受。如果說北京人的人生哲學是“窮忍著，富耐著，睡不著瞇著”，那麼，上海人的態度則是一窮不忍，富不耐，睡不著就想發財”，發不了財就到鄉下人那裡找平衡。這話也許說過分了一點，但至少，在忍耐中，他們會積極地想辦法，以便在絕境中找出路，在夾縫中求生存。比方說，開不了源，就節流；小腳褲和喇叭褲都不准穿，就發明直筒褲。這便正是上海式的乖巧。顯然，同為忍耐，也不相同。北京是忍，上海是磨。北京人越忍越懶（甚至“懶得離婚”），上海人越磨越精。上海的世故比北京的積極。
上海的世故也比北京的可取。因為它為人的欲望開了個小口子，使之能在不危害社會的前提下得到適當的滿足。有此滿足，上海人心理也就平衡北京人沒有這個口子，就只能強忍；而一旦忍不住，禮數什麼的，就不再談得上。結果，不愛錢的北京人一旦伸出手去，便黑得厲害。所以，小貪官全國都有，大貪官卻只會出在北京，不會出在上海。上海人沒有那麼大的“膽”，也沒有那麼“壞”。上海人的做法，總體上是“利己不損人”；即便壞，也“小奸無大惡”。他們是在上海的空氣中熏陶出來的，而上海的世故教給他們的，則是這樣一條原則：在為自己謀利益的時候，應以盡可能不犯規、不損害社會和他人利益為前提，因為那只會最終導致自己利益的喪失殆盡。這當然並不合算。
其實，上海的這種世故不能叫世故，只能叫精明。同樣，上海的幽默也不能叫幽默，只能叫滑稽。滑稽和幽默不是一回事。幽默是一種人生狀態和境界，它需要一玩深沉”；滑稽則是一種膚淺的、一次性的搞笑，不必費太多的事（成本較低），就能立竿見影地快活一下，還能反襯自己的精明。因此，它最對上海人的胃口，也最讓北京人看不起。
七、北京人與上海人
不可否認，這裡確有境界之別。
如果說，前述上海人感覺到的，主要是生活的窘迫（上海人的典型說法是“拆了棉花當大褂穿”），那麼，前述北京人體驗到的，便多少可以說是人生的苦澀（北京人的典型說法是“有牙的時候，沒有花生仁，好容易有了花生仁，又都沒了牙”）。感覺和體驗，是層次不同的兩種心理；而生活和人生，更是大小不同的兩個課題。感覺總歸是暫時的，可以改變的，何況我們的生活正在一天天變得好起來。隨著生活的蒸蒸日上，相信務實的上海人，自我感覺也會一天比一天好。總之，他們的問題，似乎相對比較好解決。北京人的問題就麻煩多對人生苦澀的體驗及其超越，似乎是屬於所謂“終極關懷”一類的問題。當然並非所有的北京人都是哲學家，但北京作為世紀老人，卻似乎總是和哲學脫不了干系。那種歷史的滄桑感和人生的變幻感，總是無法躲避地會伴隨著北京人；而關懷文化的演進和國家的命運，也無可避免地會是北京這類城市的宿命。
因此，北京人的活法是哲學的，也是詩意的。因為中國哲學是一種人生哲學。它並不來自邏輯推理，而來自人生體驗。體驗只能用詩來表達，生活也只有詩化以後才有藝術性。北京人的生活之所以充滿藝術性，就因為他們總在做詩。或者說，總在做夢。做詩和做夢，有時並沒有太大的區別。如果說有區別，也就是夢有惡夢，而詩則多半是美好的。北京人便多半是生活在美夢和史詩之中。這使他們雖然難免不切實際，但也確乎大氣磅礡；雖然難免自以為是，但也確乎圓潤渾成。北京人是有點油，但不淺薄。他們也不避俗，但俗中有雅，而且是典雅和高雅。即便是最俗的俏皮話，也有歷史典故打底子；即便是最底層的市井小民，也顯得（當然也只是顯得）相當有智慧有學問。甚至就連他們的世故，也因為是哲學詩，以至於最世故處反倒顯不出世故來。豈止是顯不出世故？沒准還有幾分天真可愛。北京人畢竟是古老文明最正宗的承傳者。瘦死的駱駝比馬大，他們怎麼也掉不了價。
上海人就兩樣他們的生活是世俗的、實在的、精打細算和穩扎穩打的，是埋頭做生計和精心過日子的，是“螺螄殼裡做道場”的。他們生活在一個職員和市民的社會裡，一切都是裸露直白和謹小慎微的。他們直統統地問人家“儂幾歲”，也赤裸裸地用“合算不合算”來表示他們的選擇。當他們斥責別人是“外地人”或“鄉下人”時，絲毫也不掩飾自己對貧窮和鄉氣的蔑視。他們把交朋友叫做“軋朋友”，把不負責叫做“拆爛污”，把看重外貌叫做“吃賣相一，把假冒偽劣叫做“開大興”，世俗氣十足，一點也不高雅。他們罵起人來也不好聽，不像北京人損人那麼藝術，讓人忍俊不禁。他們的娛樂也充滿了市民氣，而偌大一個上海簡直就沒有什麼好玩的地方，只有密密麻麻的樓房，密密麻麻的街道，許許多多的上海人，和許許多多手裡拎著大包小包不得要領地竄來竄去的外地人。
總之，上海是一點詩意也沒有的。上海從來就和詩“不搭界”，上海的詩人也從來就成不了什麼氣候。上海現在刮起了一股濃濃的懷舊風。老房子、老公寓、老門牌，裡弄門口AD1930的字樣，有著牽牛花般大喇叭的老式留聲機，黑色的密紋唱片，美人頭月份牌，裝生發油的玻璃瓶，老上海鹽汽水，沙利文小圓餅干，這些東西都牽動著上海人的情絲。甚至就連上海有線音樂頻道的廣告，都做成了三十年代的風格，中間是周璇的著色相片，下面寫著“全天播放摩登流行，全面展示都會時尚”，只不過是簡體字。上海人和北京人一樣開始做夢了，而且是“鴛夢重溫”。但我並看不出這裡面有什麼詩意，不像北京一懷舊就詩意盎然。上海有多少舊好懷能懷的又是什麼舊甚至就連他們的紳士風度淑女風范，也是在短短一百多年中速成的。這就顯得底氣不足眼界不高。所以我說上海是有風度無境界，有教養無底蘊。上海畢竟只有百多年的歷史，哪比得上北京的悠悠歲月！
但，我卻並不認為北京人就有理由看不起上海人。
北京人和上海人的關系有點微妙。上海人是自我感覺良好的。他們幾乎看不起所有的外地人，但惟獨不敢小看北京人。北京人則是比較寬厚的。他們並不特別看不起外地人，卻偏偏看不起上海人，以至於一個上海人在北京得到的最高評價，竟是“你不像個上海人”。（圖十四）
北京人的這種態度很沒有道理。
不錯，上海人是有毛病。但，北京人就沒有麼？北京人是很大氣，但這大氣常常變成霸氣；北京人是很平和，但這平和可能變成平庸；北京人是很達觀，但這達觀往往成為不思進取的托詞；北京人是很幽默，但這幽默弄不好就變成了油嘴滑舌。北京人，也不是完美無缺的。比方說，你在北京問路，如果不先叫一聲“大爺”，得到的回答使很可能是：“自個兒找去吧，您哪！”沒什麼無私奉獻熱情好客的事。
甚至北京人最引以為自豪的禮數和豪爽，也可能變成虛套和假模假式。一個朋友這樣向我描述他對北京人的感受：北京人不是很熱情很豪爽麼？見面三分鍾，如果你們很投緣，他立馬就會和你拍肩打背，成了“哥們”。如果你到他家裡去，神吹海哨聊得起勁，他會堅持留你吃飯。如果你要走，他會生氣說：“哥們別走！我鍋都給你刷了！”可你要真留下來吃飯，那就麻煩“喲！哥們，您可把我坑啦！”“你不是連鍋都刷了”“鍋是刷了，可面還沒買哪！”
上海人就不會這樣。上海人確實不會輕易和別人成為朋友。他們在和陌生人接觸時，甚至會很冷淡，至少是“敬鬼事神而遠之”。彬彬有禮客客氣氣的後面，是可以感覺到的警惕和疏遠。所以，同上海人成為朋友並不容易。但一旦成為朋友，就相當可靠，甚至終身可靠。我在上海有不少朋友。平時我們“相忘於江湖”，然而但凡有托，都十分到位。他們答應的事情，很少有失信的。我在上海的一個朋友（准確地說是朋友的朋友），為了幫我一個忙，三次和我約會，每次都准時到達。這種守時守信的作風，也是大多數上海行業和不少上海人都有的。我想，這與商業社會重信譽守合同的傳統不無關系。
上海人甚至還有一般外地人想象不到的正氣。一般地說，上海人是比較膽小怕事，但並不等於說他們就沒有正義感。事實上，由於上海人精明過人，他們對是非往往比一般人看得更清楚，只不過多半不願意說罷然而他們會通過其他方式來表示。文革中，我因為同林彪死黨了盛一伙的走狗唱對台戲而遭批斗。每次批斗會回來，都有一個人立即打來一盆熱水給我洗臉。這是一位上海知青，名叫許繼助。平時，我們來往不多。而且，據他後來說，他先前對我是很有些不以為然的。然而，在許多人對我都避之惟恐不及的時候，他卻用一盆盆的熱水為我洗刷冤屈，而他又歷來是謹言慎行不問政治的。二十多年後，他對我說：“你當年其實是替我們全體知青在受難。一也就是說，他對我的幫助，並非出於個人恩怨，而是出於正義感。另一位上海知青王衍中的做法則是：趁“革命群眾”看電影受教育（牛鬼蛇神無此資格）時，偷偷溜進我房裡通報一些秘密情報，包括中央文件和小道消息。
誰說上海人不會“路見不平，拔刀相助”？方式不同罷
實際上，上海人有很多優點是和北京人一樣的。比方說，素質好、品味高、有文化、有教養等等。上海和北京畢竟是中國最大的兩個城市，而且是精英人物集中的地方，不可能不高人一籌。何況，上海人還有許多北京人沒有的優點，比方說，節儉、勤快、守信、守時、講效率，有敬業精神、契約觀念和職業道德等。再說，上海人雖然有“看不起外地人”的惡名，但至少不會看不起北京人。所以，北京人看不起上海人，並沒有道理。
比較一下北京人和上海人的優缺點，將是一個有趣的話題。
北京人最可貴的，是他們的貴族精神。什麼是“貴族精神”？依照陳獨秀在《敬告青年》一文中的說法，“有獨立心而勇敢者日貴族道德”。顯然，所謂“貴族精神”，指的是一種高尚的人格理想、高貴的精神氣質和高雅的審美情趣。其中，人格又最為重要。所以，貴族精神其實無關乎門第和血統，也無關乎身份和地位。比如在危難關頭挺身而出的曹判，雖無官銜爵位，卻有貴族精神；而那個在俘虜營裡“樂不思蜀”的劉禪，雖然是鳳子龍孫，卻與貴族精神無緣。
然而，貴族精神既名之曰“貴族”，也就並非輕易可以養成。它多半是在優勢的文化教育環境中熏陶出來的。所以，它不大可能產生在鄉村，而基本上只會是城市文化、上層文化和精英文化的對應物。北京是中國最大最高貴的城市，北京當然會有貴族精神。
事實上，正如雅致是上海的空氣，貴族精神也可以說是北京的靈魂。正是由於這種精神，北京才成為中國最大氣的城市。北京從來就是一個敢於獨立思考同時也敢於發表這些思考的城市。惟其如此，它才會成為五四運動和中國新文化運動的策源地，才會有那麼多熱血青年在天安門廣場為真理而獻身。就連所謂“北京人什麼話都敢說”，也有這種精神在內。它甚至使北京人的貧嘴不那麼讓人討厭，反倒有時會有幾分可愛。
同樣，正是這種精神，使北京雖有粗俗粗鄙卻不致沉淪。北京是不乏粗俗粗鄙的（比如”“（挺”“傻礦之類的“市罵”）。它往往表現為北京特有的一種痞氣，我在下面還要講到。而且，正如北京的科學技術、文學藝術是第一流的，北京的痞氣也是第一流的。如果要和北京人比一比看誰更痞，相信沒有人比得過。但，北京卻不會因此而變成一個“痞子城市”。因為貴族精神是北京的靈魂。所以北京人即便痞，也痞得帥、痞得派、痞得俏皮，痞得有藝術性，甚至干脆就痞成藝術品。
無疑，貴族精神不是一朝一夕所能產生。它需要長時間的培養、積累與熏陶。尤其趣味的培養和生成，更非一日之功。它也需要堅實的文化基礎和雄厚的精神資本，否則就只會產生“偽貴族”，就像上海那些“貧血”的紳士一樣。北京恰恰有這樣的條件。這也正是北京人自以為有資格看不起上海人的地方。北京人看上海，確有英國人看美國的味道，也有世家子看暴發戶的味道（現在的上海人則以同樣的態度和眼光看深圳）。畢竟，上海雖然不是“文化沙漠”，但要論歷史悠久積澱深厚，總不敢望北京之項背。
不過，貴族精神可取，貴族派頭則不可取，尤其是在今天。包括北京學人身上的某些士大夫氣，也不完全可取。可取的是其人格精神，不可取的是其現實態度。一方面，這種士大夫氣總是不免半農村文化和遺老遺少的味道。北京某學人刊物就有很重的這種味道。傳統當然是寶貴的，田園詩也很美，但不要忘記它們和“封建社會”總是有著不解之緣。另一方面，正如下面將要講到的，北京現在也少有田園詩般的情調，北京的學術界現在也相當浮躁。由某些特別浮躁的人來提倡士大夫氣，便不免讓人懷疑其中有什麼“貓膩”。至少，正如北京的某些建築給人以穿西裝戴瓜皮帽的感覺，北京某些人的貴族派頭和士大夫氣，也讓人覺得是孔乙己不肯脫下長衫。如果那長衫竟是為了把“尾巴”１遮住，就更加不敢恭維
１尾巴，典出曹聚仁先生《續談“海派”》一文：“知道不能掩飾了，索性把尾巴拖出來，這是‘海派’；扭扭捏捏，還想把外衣加長，把尾巴蓋住，這是‘京派’。”
這也未必就是杞憂。事實上，“君子之澤，五世而斬”。沒有永遠的貴族，也沒有什麼永恆不變的東西。從莊子到阿Q，有時也只有一步之遙。事實上，不少北京人就不乏阿Q精神。比如“打腫臉充胖子”，就是他們的拿手好戲。前面已多次講過，北京人的毛病，就是虛，喜歡擺譜、講排場、充胖子和誇誇其談。就連他們最看重的禮數，也透著一股子虛氣。所謂“倒驢不倒架”，便很可能驢沒了，只剩下架子；貴族精神沒了，只剩下派頭，而且還是塑料紙包裝的。無疑，矛盾對立的雙方，總是會轉化的。崇高會變成滑稽，勇敢會變成粗魯，巧智會變成油滑，大度會變成馬虎，貴族精神也會變成痞子作風，此之為北京人所需警惕者。
與北京相反，上海人最可貴的，不是紳士風度，而是理性精神。盡管上海人很看重他們的紳士風度，但這種風度多少有點來歷不明。即便不是假冒偽劣，至少也是速成的，因此有點飄忽，遠不如他們的理性精神來得實在。
理性精神在上海也是無所不在的。就拿乘坐公共汽車來說。北京的做法是一哄而上，然後由售票員在車上大聲嚷嚷：“哪位乘客給這位大爺讓個座兒！同志們，一個人做點兒好事並不難，只要站起來就行”有沒有用全靠自覺上海的做法則是在起點站設“坐隊”和“站隊”，請退休工人當糾察隊員，誰坐誰站，全憑先來後到，一視同仁，人人平等，個別需要重點照顧的殘疾人老年人則安排到“坐隊”的前面。顯然，北京的做法靠道德，上海的做法靠科學。前者基於人情禮數，後者基於理性精神。
又比方說，自行車帶人，這本來是違反交通規則的。可如果上下班時不讓帶孩子，則孩子和自己都得遲到，因此又不能不通融通融。北京的做法是睜只眼閉只眼，成都的做法則是鑽政策的空子。交通規則只規定“不許帶人”，沒說“不許背人”是不是？那我們就背著。成都人本來就有背孩子的習慣，現在則讓孩子站在自行車後座上，再拿根帶子綁在自己身上。你說是帶人，我說是背。上海的做法顯然明智得多：干脆規定在某些時候某些路段可以帶學齡前兒童。這就既保證了交通安全，又解決了實際問題，無疑是理智的。
理性精神使上海人在管理公共事務時井然有序，並能盡可能地做到公平合理。比方說，只要有排隊的事，上海人或者就會有上海人主動出來維持秩序，按照先來後到的次序給每個人發號，隔三差五還要點名核實，以保證每個先來而又認真排隊的人享有本應享有的優先權，不管是買股票，還是辦簽證，都如此。這實在是比憑力氣往前擠和靠關系走後門合理多
上海人的這種理性無疑是一種“實用理性”。它是基於實用價值並為實用服務的。這就使上海人能獲得更多的實惠。但，如果把所有的事務和關系都泛實用化，則理性也就會變成算計。這也正是上海人頗遭物議之處。上海人給人的感覺，是什麼事都講實用、講實惠、講合算不合算，包括接人待物。比方說交朋友。北京人多半看感覺。如果感覺好，對脾氣，那麼，不管你是什麼人，也能成為“哥們”。上海人則多半會要講實惠，即要看交你這個朋友有沒有用。如果有用，則交，甚至不惜鞍前馬後。如果沒用，則多半會客客氣氣把你打發
不過北京人也犯不著因此就特別看不起上海人。就算上海人自私、小氣、市儈、算計、不仗義、不可交（其實並不盡然）吧，又礙你什麼事上海人又沒有一定要同你交朋友。
其實，北京人對上海人的這種態度，在我看來，似乎主要是基於一種陳腐的傳統觀念。依照這種概念，人與人是有差等的。這個差等，就是“士農工商”。北京是土農的城，上海是工商的市，這本身就有高下之別。士當中，地位最高的是官；商當中，地位最低的是販。北京冠蓋如雲而上海小販成堆，北京當然看不起上海。你想吧，哪有官員“待見”職員的道理？而且，如果上海像廣州（一個更是市場的“市”）那樣，悄沒聲地躲在天荒地遠自說自話，倒也罷可上海偏偏又成了“大上海”，處處都和北京較勁，這就不能不讓北京人心裡有點那個。
明白了這一點，我們也就大致能弄清北京人霸氣的來歷。
八、官氣與痞氣
北京人的霸氣，說穿了就是官氣。
讀者如有興趣，不妨讀讀龍應台的《吵架》一文。這篇文章原載1993年10月31日《文匯報》的“筆會”版，同年12月10日《北京晚報》轉載，現在收在《啊，上海男人》（學林出版社1998年版）一書中。這本書一共四輯，即上海、北京、星洲、思路。《啊，上海男人》是“上海”那一輯的核心，《還好我不是新加坡人》是“星洲”那一輯的核心，而北京這一輯的核心竟是《吵架》。
尤應台的確沒法不吵架。
按照龍應台自己的說法，她這個因“生氣”而出名的中國人，動身之前就一再告誡自己“到了北京不要生氣”，因為至少有三條理由告訴她不能生氣不該生氣而且不必生氣。可惜，“樹欲靜而風不止”。一到北京，北京人就給了她一個下馬威，使她不得不起而應戰。“你！”一個凌厲的聲音高亢地說，“就是你！”這時人潮正擠過檢疫口，坐在關口的公務人員，一個穿著制服的中年婦女，手指穿過人群直指龍應台：“過來過來，你給我過來！”牽著孩子的手，尤應台乖乖地擠過去，只覺得那個女人說話的聲調、氣勢，就像一條抽得出血的鞭子。“才踏上北京的土地就來了”，龍應台想。“證件！”女人不多浪費一個字。尤應台遞上證件，那女人立即像洩了氣的球，松了下來。可是，龍應台的孩子，七歲多的安安，臉都白
這一架好歹沒吵起來，但後來，尤應台終於忍無可忍。
問題是，檢疫口的那個女人，為什麼偏偏要和龍應台過不去？也不為什麼，就因為她是中國人，而她乘坐的是德航班機。於是，那女人便輕而易舉地把她從一群白人中挑出來
是中國人就可以凶，這就是那個女人的邏輯。
那麼，後來為什麼又像洩了氣的球因為龍應台雖然是中國人，卻又是“台灣同胞”。要對“台灣同胞”也頤指氣使凶神惡煞，得到兩岸和平統一之後。現在，諒她還不敢！
不難設想，如果龍應台“有幸一是一位“大陸同胞一，後面還將受到什麼樣的“禮遇”。這種“禮遇一我們在北京可是受得多了，以至於一位讀者寫信給《北京晚報》說，龍應台這“氣”生得實在不值當。因為這些事情咱們早就司空見慣，想氣都氣不起來。這位讀者還說，其實顧客並沒有那麼大的野心想當什麼“上帝”。“要求低的也就想當個街坊鄰居，要求高些的也就想當個熟人朋友。”但照我看來，這位讀者真是“癡心妄想”。當街坊鄰居？當熟人朋友？沒門兒！
為什麼沒門兒？因為她是“官”呀！而且是“檢查官”。要想“官兒”同你當街坊鄰居熟人朋友，除非你也是官。或許有人會說，那個女人其實也不算什麼官。是不算什麼官，可她有權是不是？有權就行她既然有權決定你通過還是通不過，走過去還是停下來，那她就有資格在你面前耍態度抖威風。沒聽說過“不怕官，就怕管”管，有時候比“官”還厲害。所以，即便是真的官（比如地方官）來了，她也會這樣。除非官大得可以坐專機，或者可以走特別通道，否則，就算你有個縣團級、司局級的職務官銜，也得聽她喝斥：“你！就是你！你給我過來！”只有對“台灣同胞”她沒辦法。因為她這個“官”，暫時還管不到“台灣同胞”的頭上。那女人倒霉就倒霉在她“不幸”碰到了一位“台灣同胞”，不但立馬威風不起來，而且那同胞還有權把自己的遭遇公之於眾。這一回，她可是“搬起石頭砸了自己的腳”。
或許還會有人問：好吧，就算她是官、她有權吧，也用不著那麼凶呀？這你就不懂像她那樣的“弼馬溫”，不凶，怎麼顯出是個人物來？要不，怎麼叫“拿著雞毛當令箭”
那麼，北京的售貨員、服務員也是官麼？當然不是。可他們是“北京的”售貨員、服務員。不但是“官商”，而且那“官”還是“京官”。有句話說：“廣東人看外地人，都是北方人；上海人看外地人，都是鄉下人；北京人看外地人，都是下級，都是小地方人。”這就叫“長安的和尚潼關的將”。北京人在外地人面前都是官，而且“見官高三級”。（圖十五）
官氣流落到市井，就變成了痞氣。
什麼是官氣？說到底，官氣就是驕虎之氣。驕，因為是官，高人一等；虛，則多因底氣不足。為什麼底氣不足因為官們自己也知道，官也好，民也好，都是人，都要吃飯穿衣拉屎放屁。如果不是頭上這頂烏紗帽，他和平民百姓也沒有什麼兩樣。所以，為了表示自己高人一等，就必須擺譜。比方說，出門時鳴鑼開道，打出“嚴肅回避”的牌子等等。
痞氣亦然，也是驕虛之氣，只不過驕不足而虛有余。因為痞子比官員更沒有資格驕人。但為面子故，又不能不驕。結果，擺譜就變成了耍賴。
事實上，正如座山雕的時代“兵匪一家”，王朝時代的北京城也“官痞不分”。朝廷裡固然有“韋小寶”，市井中也不乏“高行內”。“高衙內”仗勢欺人，靠的是官威，擺的是官譜；“韋小寶”官運亨通，則無非因為油嘴滑舌外加死皮賴臉。封建社會的官場作為最骯髒齷齪的地方，從來就不乏病氣，只不過多有遮掩而已。一旦淪為平民，不必遮掩，那痞氣便暴露無遺
所以，北京“官商”中態度惡劣者“霸”，“私商”中態度惡劣者“痞”。比如龍應台在“官商”地盤裡（首都機場）體驗到的便是霸氣，在“私商”地面上（日壇市場）體驗到的則是痞氣。不過表現雖不同，性質卻一樣，即都是蠻橫無理。而且，這種蠻橫無理心理內容也是一樣的，即都是因處於權力中心而產生的對他人（尤其是外地人）的蔑視：你算老幾？你有什麼了不起？我就不把你放在眼裡，你又能怎麼著？如果你不能怎麼著，這種蔑視就直接表現為霸道；如果你還真能怎麼著，這種蔑視就會轉化為賴皮。不要以為耍賴就是服輸。它的深層心理仍是不把你放在眼裡：我連自己都不放在眼裡了，你又算什麼東西？
這其實又是封建社會的官場病毒。封建社會的官場斗爭，從來就是“打得贏就打，打不贏就賴”的。表面上的認輸服軟，是為了東山再起、卷土重來、報仇雪恨。而長期的“奴化教育”，則養成了不以作踐自己（比如自稱奴才自打耳光）為恥的變態心理。因此，北京城內不但有著精忠報國的凜然正氣，慷慨赴難的燕趙俠骨，憂國憂民的志士情懷，雍容華貴的大家風范，平和恬談的貴族氣度，溫柔敦厚的京都民風，也有驕虛的官氣和鄙俗的痞氣。事實上，只有那些遠離城市的地方才會有純樸的道德，但卻又不會有雍容氣度和開闊眼界。
當然，痞氣更多的是一種市井氣。因為市井小民無權無勢，沒什麼本錢與人抗爭，也沒有多少能力保護自己。為了求得老小平安，也為了找個心理平衡，他們不能不學會世故和圓滑，甚至學會損人和耍賴。北京的平民比誰都清楚“硬抗不如軟磨”的道理，也深知嬉皮笑臉有時比義正詞嚴更管用。久而久之，無奈就變成了無賴，圓滑就變成了油滑。同時，粗獷和粗糙也變成了粗魯和粗俗。再加上北京人的能說會道，就構成了痞氣。
痞氣本是一種病態：一牌之積名曰痞氣。一旦在北京，它又是一種生存之道。所以北京人甚至不忌諱痞。北京的孩子在自家陽台上看見街上自行車帶人，會高聲唱道：“自己車，自己騎，不許公驢帶母驢。”遇到這種情況，上海的家長會把孩子叫回來，訓道：“關儂啥事體！”北京的家長則會不無欣賞地笑罵一句：“丫挺的！”
因此，北京人的痞氣甚至能“上升”為藝術，比如紅極一時的“痞子文學一就是。這種文學的產生，除這裡不能細說的時代原因外，與北京城的城市特征也不無關系。即：一，北京本來就是一個大雅大俗的城市，再俗的東西，在這裡也有容身之地；二，北京的大氣和厚重，使任何東西都能在這裡得到升華；三，北京人本來就多少有點欣賞痞氣，如果痞得有味道還有內涵，那就更能大行其道。楊憲益先生詩雲：“痞兒走運稱王朔，浪子回頭笑范曾。”不管我們對這兩個人作何評價（本書無意褒貶），都可以肯定他們只會出在北京。
如果說，官氣在朝痞氣在野，那麼，又有官氣又有痞氣的，就在朝野之間。
這個介乎朝野之間的所在，就是學術界。
北京的學術界無疑是全中國最優秀的。北京有國家科學院和社會科學院，有全國最好的高等學府，那裡精英輩出，泰斗雲集；有國家圖書館和博物館，那裡館藏豐富，積累深厚；有國家出版社、國家電視台和最權威的學術刊物，能為學術成果的發表提供最好的園地；何況北京位居中央，居高臨下，四通八達，消息靈通，發言權威，總能得風氣之先，居全國之首。北京的學術界，不能不優秀。事實上，中國最權威的學術成果出在北京，中國最傑出的學術人才出在北京，“五四”以來一直被全國視為楷模的學術傳統也出在北京。
然而，北京的學術界並不是世外桃源。它同樣未能免俗地有著官氣和痞氣。
魯迅先生說過：“文人之在京者近官，沒海者近商，近官者在使官得名，近商者在使商獲利，而自己也賴以糊口。”（《“京派”與“海派”》）所以，北京學術界歷來就有“近官”甚至“進官”的傳統，而於今尤甚。如果說，過去北京學術界尚有“高士”，那麼，時下則頗多一官迷”。表現之一，便是特別熱衷於操作各類學會協會。為學術交流故，成立學會，展開討論，從來就是必要的。可惜，不少人的心思，卻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他們的做法，也“項莊舞劍，意在沛公”。“沛公”者何？學會協會中會長理事之類“一官半職”是也。先師吳林伯教授曾總結概括各類學術討論會的四項任務，曰“封官、辦刊、會餐、爬山”，於是它便往往變成一種為少數人蟾宮折桂提供舞台，為多數人公費旅游提供機會的活動。所以，每到學會換屆之時，你便總能聽到一些喊喊喳喳的聲音，看見一些上竄下跳的影子，而這些聲音和影子，又多有京味。當然，說有此念頭的只是北京學人，是冤枉的；說北京學人只有這種念頭，也是冤枉的。他們的標的，可能並非區區理事，而是“學界的領袖地位或人民大會堂的紅地毯”（凌宇（從“京派”與“海派”之爭說起））。
我十分贊成學者科學家參政議政，甚至並不反對“學而優則仕”。官總要有人做。做官並不丟人，就像做工、種田、教書、做買賣並不丟人一樣。但，“在商言商。在官言官”，在學就該言學，不能吃著碗裡想著鍋裡，更不能做著學者卻想著擺官譜過官癮。然而北京學術界卻真有這樣的人，我就曾親眼目睹。1997年，我在北京海澱區某民營書店裡偶遇一場民間舉辦的作品討論會。民間活動，又在民營書店舉行，應該頗多“民氣”吧？然而不，官氣十足。巴掌大的一塊地方，竟安排了主席、列席、與會、旁聽四個區位。主席台上，依官方會議例，擺了寫著姓名的牌子，幾個文壇領袖、學界泰斗、社會名流仿佛登壇作法似的，嚴格按照左昭右穆的序列對號入座，一個秘書長之類的人物則煞有介事地宣讀官腔十足的賀信賀詞。說實在的，我當時真有哭笑不得的感覺。也許，會議組織者的本意是好的，是為了表示討論會的鄭重其事和對那幾位頭面人物的尊重，但實際效果卻適得其反：嚇！他們竟然下作到跑到民營書店過官癮來了，這同在街頭撿煙屁股過煙癮有什麼兩
當然還有更下作的。比如賣論求官、落井下石、拉幫結派、自吹自擂等等。總之是登龍有術，治學無心，因此投機取巧。見風使舵，東食西宿，朝秦暮楚。“前數日尚在追趕時髦，鼓吹西方當代文學思潮，數日後即搖身一變，大張批判旗幟，儼乎東方真理之斗士”（凌宇《從“京派”與“海派”之爭說起》）；或者東拼西湊抄抄剪剪炮制“巨著”，被人發現硬傷又厚著臉皮死不認賬，還要倒打一耙。這就不是官氣，而是痞氣這些毛病，自然並非北京學術界的“專利”，但，似以北京為尤甚。
北京學術界的這種毛病，說到底，就是浮躁之氣。
許多人都發現，現在的北京人，已經少了許多儒雅，多了幾分粗俗；少了許多平和，多了幾分浮躁。就拿和龍應台“吵架”的那個“著汗衫的年輕胖子”來說，人家不過是用帶上海腔的普通話叫了一聲“同志”，就大為光火，挑釁地問：“稱呼誰呀？誰是同志呀！”犯得著
如果說粗俗多見於市井，那麼，浮躁便多見於學界。早就有人指出：浮躁，或者說，表面化、輕浮、躁動，是八九十年代京師文化的特征。浮躁之風改變了北京學術界風氣。一些人急於成名，大部頭的一專著一頻頻問世，但只要輕輕一擰，那水分就會像打開了自來水龍頭一樣嘩嘩往外流。一些人熱衷於當“主編”，實際上不過是邀集些”槍手”，或招集些學生，“編輯”（實為拼湊）有“賣點”的“叢書”。另一些人則被各種飛揚浮躁的東西沖昏了頭腦，“項目、資金、論著量、引用量等形式化指標滿天飛，取代了對真正學術目標的追求，真正關心人類命運、宇宙本質和學術真理的頭腦為浮躁的學風壓倒”（鄭剛《嶺南文化的風格》）。
我不知道現在還有多少人信守“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寫半句空”准則，只知道北京的學術舞台上隔三差五就有鬧劇開場，隔三差五就有新星升起。新名詞、新概念、新口號、新主張、新提法被頻繁地制造出來，然後迅速推向全國，而外省那些做夢也想“跑步進京”的風派學人們，則趨之惟恐不及。但如果我們對這些年北京學術界張揚的種種新名詞、新概念、新口號、新主張、新提法一一推敲一遍，便不難發現其中固然有思想解放觀念更新，同時也不乏嘩眾取寵標新立異。一些新名詞、新概念、新口號、新主張、新提法，其實不提也罷，並不妨礙學術研究的深入進行。甚至可以說，某些新名詞、新概念、新口號、新主張、新提法，根本就沒有多少新內容，只不過把趙麗蓉變成了“麻辣雞絲”，或者像北京某學人那樣把孟子（Mencius）譯成了“門修斯”。相反，倒是一些老名詞、老概念、老口號、老主張、老提法，很需要有人進行一番認真的清理，因為它們幾乎從來沒有真正弄清過。但沒有人來做這種工作。因為做這種工作出不了風頭出不了名，與“學界的領袖地位或人民大會堂的紅地毯”也沒什麼關系。
看來，北京學術界由平和而浮躁，並非完全因為這座城市變化太多太大太快所致，而是這座城市原本就有的官氣和痞氣在作祟。就拿前面提到的由一追趕時髦，鼓吹西方當代文學思潮”一變而為“大張批判旗幟，儼乎東方真理之斗士”來說，就決非膽小怕事或見風使舵，而是認准了一條道兒：“要做官，殺人放火受招安。”
明白了這一點，我們就不難理解“新京派”為什麼有點像“老海派”“海派文化與京派文化的反置”，確乎是一個值得研究的現象，而且也已經引起了學術界的注意，比如顧曉鳴在《上海文化》1995年第1期上發表的文章便是以此為題的。所謂“反置”，表現在學界，大約也就是北京學人變得浮躁，有些嘩眾取寵；上海學人則相對沉穩，顯得治學嚴謹。不過，在我看來，那其實不過是一塊硬幣掉了個面而已。骨子裡透出的，還是這兩座城市固有的文化性格。正如楊東平所說，上海學人在研討會上發言講話極有分寸，就“不僅是為了政治保險，有時也是怕自己的觀點被別人剽竊”《城市季風》）。這顯然是上海人特有的那種謹慎，即商業社會中人不想在政治上惹是生非和不願洩露商業機密的習慣所致。北京的學人則相反。他們當慣了中心當慣了老大，習慣了“登高一呼，應者雲集”，“號令一出，天下披靡”。因此一旦“群雄割據，諸侯林立”，風光不再，眾望不歸，便不免失落。而一些新進人物又功利心切，急於“嶄露頭角”，巴不得“立竿見影”。失落感加功利心，就使得他們不甘寂寞，急於重建中心地位和正統地位。這就要制造熱點，制造話題，制造明星人物，制造轟動效應，甚至不惜為此動用當年的“海派手法”。所謂“新京派像老海派”，原因便在於此。但，在京者近官意在名，沒海者近商意在利，“新京派”並變不成“老海派”。更何況，老海派除“商業競賣”之外，畢竟還有“名士才情”，是“名士才情一再加“商業競賣”，新京派卻是犯商業競賣”再加“政治投機”，一點才情和趣味都沒有的。
九、我愛北京
說了不少北京人的“壞話”，好像挺不喜歡北京。其實，我愛北京。
我愛北京，這是許多中國人都會說的話。中國人對北京和上海這兩座城市的態度也是微妙的。我們會說“我愛北京”，卻不大會說“我愛上海”，只會說“我喜歡上海”。說“我愛上海”，說的人別扭，聽的人也別扭。說“我愛北京”，說的人順口，聽的人也順耳。
這當然首先因為北京是新中國的首都，同時也因為北京是中國人的根，是中國和中國文化的象征。愛北京，也就是愛中國，愛中國文化。
北京也許是最能代表中國文化的城市西安太老，洛陽、開封、曲阜、江陵太小，南京和杭州總讓人聯想到偏安江左、紙醉金迷，況且屢遭兵火，也元氣大傷。只有北京，曾經是元明清時代帝國京都和民國時期文化首府的北京，才集中了中國文化的精華，最能代表中國。
因此，任何中國人，尤其是上了點年紀的人到了北京，都會有回家的感覺，不像在上海那樣感到陌生，在廣州那樣感到怪異，在深圳那樣感到不屬於自己。這種感覺會使你忍受甚至寬容北京各窗口行業明顯劣於上海、廣州、深圳的服務態度（也許這也是這些行業屢教不改的原因之一）。同樣，那些在北京學習工作過的人，盡管總在抱怨北京風沙大，氣候干燥，空氣污染嚴重，服務態度惡劣，街上找不著電話，不管上哪兒都遠，出門只敢打一“小面”還老打不著（以後就更打不著了，因為據說北京的“面的”都要換成“中華子彈頭”）；或者總在抱怨北京變得越來越不像北京，茶館、胡同、四合院以及院裡的金魚缸石榴樹肥狗胖丫頭一個個都不見了，CHINA變成了“拆哪”，而門臉兒都“恢復”了舊時模樣的前門大柵欄又怎麼逛怎麼覺著別扭，名滿天下的“京味小吃”也都是“民工味兒”；但他們一旦離開北京，就會想念北京，有時那思念竟會超過鄉愁。
說來也是，有哪個城市能比得上北京西安是歷史悠久的，卻少了點兒生氣；深圳是生機勃勃的，又少了點積澱；成都是積累豐富的，卻少了點兒氣度；武漢是氣吞雲夢的，又少了點兒風味；廣州是風味獨異的，卻少了點兒情調；蘇州什麼的倒有情調，可又不成氣候。何況它們都沒有北京“大”。上海倒是國際化大都市，卻又沒多少歷史，很難代表中國文化。只有在北京，你才會真正感受到中國文化的不同凡響和氣勢磅礡，悠遠凝重和博大寬宏，並找到一種既在世界又在中國、既能與先賢交往又能與未來對話的感覺。如果說，在本世紀前半葉，沒有哪個城市能比北平“更能慰藉處在社會和文化劇變中的知識分子那種迷惘失落的情懷”（楊東平《城市季風》），那麼，在今天，也沒有哪座城市比北京更能讓人感受到新中國跳動的脈搏和前進的步伐。難怪有那麼多文化人都希望到北京去發展自己只有在北京，他們才能確保自己很深葉茂。
的確，北京是中國知識分子的精神家園。正如在所有的城市中，北京最像首都，北京的大學也最像大學。以清華北大為代表，這些建在王府舊址或廢園的京師“大學堂”（如中國大學鄭王府，民國大學醇王府，華北大學禮王府，協和醫大豫王府，燕京大學睿王園，清華園則是淳王的“小五爺園”），有著最純正的學風、最高雅的品味和最自由的空氣。左邊紅帽子（陳獨秀），右邊黃馬褂（辜鴻銘），國子監、翰林院的傳統和牛津劍橋、哈佛耶魯式的教育奇妙地結合在一起，使北京的大學一度成為精英文化的大本營、思想學術的制高點和社會發展的思想庫，也使北京成為最有學術氛圍和人文精神的地方。盡管北京的大學已幾經變遷，清華國學研究院四大導師（王國維、梁啟超、陳寅恪、趙元任）和眾多大師、名士的風采我們已無由瞻仰，但蔡（元培）校長時代的北大卻仍是中國知識分子心中精神偶像，發初倡導於北京的、以科學和民主為號召的新思想和新風氣也仍是他們的精神支柱。同樣，盡管近些年來，由於個別人（即所謂“新京派”）的原因，北京學術界已顯得有些浮躁，但北京仍有許多真正的讀書人。他們靠微薄的薪資維持貧寒的生活，居陋室，著布衣，粗茶淡飯，家徒四壁，卻將學術研究作為生命之寄托，堅持著極為罕見、難得和可貴的書生意氣，守護著我們的精神家園。顯然，有北京在，中國數千年的學術傳統就會薪盡火傳。
我不知道這種書卷氣是否也像胡同四合院裡的大爺氣一樣在北京的空氣中日見稀薄，也不知道席珍流布的木鐸之聲是否也會像“小小子兒，坐門墩兒”的歌謠一樣隨風飄逝。古老的文化如今秋陽般暖暖也懶懶地灑落在京城不起眼的各個角落裡，任憑有心人去撿拾那些碎寶流金。新生活和新文化正雨後春筍般帶著濕漉漉的春意拔地而起，早已不是“草色遙看近卻無”。但我卻更迷戀北京的秋天二我總以為，北京是屬於秋天的。北京是秋天的詩，是秋天綿長、醇厚、博大、雄渾的詩。郁達夫先生曾用他美妙的文筆描繪過北京的四季：冬季有戶外呼嘯的北風和室內堪戀的溫軟，春天有城廂內外“洪水似的新綠”，夏日有葡萄架下籐花陰處的冰茶雪藕、盲人鼓詞和柳上蟬鳴，而秋天則更是一部“百讀不厭的奇書”。尤其是京郊那草木搖落金風肅殺之感，真能讓人感動至極而涕零（《北京的四季》）。的確，北京最壯觀的是門，最耐看的是秋。只有在秋天，你才能真正體味華北平原的遒勁雄風，燕山腳下的浩蕩王氣，文化古城的蕭散悠遠，田園都市的恬淡平和。同樣，也只有在北京，你才能真正體味到秋天的成熟與豐滿、爽朗與澄明、靜謐與深沉、悠長與雋永、色彩斑斕與碩果累累，體驗到“蕭瑟秋風今又是，換了人間”的意境。
“庾信文章老更成。”換了人間的北京，當會更加詩意盎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