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五叔的六次相遇 正文 第一節
    第六次相遇大概是前年冬天吧,我正在家裡為報紙趕寫一篇報道。

    大約是早晨九點鐘左右,聽見有人不住氣地敲我的門,敲門聲看來不是詢問能不能進來,而是非要時來不可。

    我厭煩的事情又發生了,只好把筆扔在稿紙上,前去開門。在這個過程中,敲門聲一直不斷,而且相當沒有規矩,我生氣極了。門一打開,我看見站在我面前的是一個生人。

    來人年紀不大,約摸十八九歲,臉上汗淋淋的,一對黑眼珠靈活地轉動著,張開嘴只管對我畏怯地笑著。從他那身半新半舊的制服和手裡那個落滿塵土的大黑人造皮革包,一看便知道這是我家鄉那裡來的人。我一時想不起來他是誰。

    「你是劉叔叔?」「是。」我說。聽他說話的確是家鄉口音。

    「我是張家堡的。」他說。

    「誰家的娃娃?」我問。

    「我父親叫張志高。你認識……」

    「噢……」我這下才看出他臉上有一些我所熟悉的特點。是的,他簡直就是我童年認識的張志高。

    我把五叔的後人讓進家門,給他沖了一杯茶,把糖盒放在他面前。他拘束地接過茶杯,坐在椅上,端著那壞茶,也不喝。「你來省裡有什麼事嗎?」我直截了當地問他。

    小伙子的臉一下子變得通紅,囁嚅著說:「我父親在這裡被拘留了。我來看他。」「什麼?」我驚訝地從椅子上站起來,「為什麼?」我問他。

    「為倒販糧票。」「現在在哪裡?」「新城區公安局」。「你見他沒有?」「沒……走時我媽安咐我,讓我來找你……」

    我坐在椅子上,腦子像亂麻一般沒有了頭緒。

    我透過水的窗玻璃,望著外面冬日灰暗的天空,開始盤算我該怎樣對待這件事。

    我知道五嬸叫兒子找我來的意思是什麼。記者在我們家鄉人的眼裡也是一種不小的「官」,甚至我父母親都這麼認為。這多年,凡是家鄉來省城辦事的人,包括縣上我所認識的那些半生不熟的幹部也翥找我,讓我給他們走這樣那樣的「後門」。他們來,當然都不空手,總要給我帶些家鄉的土特產;我自己自然也要給他們管飯。我愛人為這些事早已經叫苦連天了,和我吵了好幾次架。我自己心裡也相當煩。但沒有辦法,鄉里鄉親,遠路風塵來到你門上,能把人家趕出去嗎?這不是說我已經「修」了,看不起家鄉來的人;也不是小氣得不願給他們管飯。關鍵是這些事太耗費人的精力了。我的家快成了個辦事處,有的人甚至把這裡變成他們在省裡辦肥事和做買賣的碰頭地點。並且不時讓我給他們「走後門」。其實我在這方面並不開竅,只能幫他們找找旅社,買買車票而已。

    現在,五叔的兒子又找上門來,肯定是要讓我想點辦法把他爸領出來。這真是開玩笑!我怎麼敢去觸犯神聖的法律呢?「你父親還當大隊書記嗎?」我隨便問五叔的兒子。

    「當著哩。」他說,手裡仍然拘束地端著那杯一口也沒喝的茶水。「你住下了沒?」我又問他。

    「住下了,在建華旅社,離你們這裡不遠。」

    我考慮了一下,對他說:「我現在忙著要寫一篇稿子,你先回去,等我把稿子寫完再說。」

    小伙子立刻站起來,臉上顯出一副感激人的表情,就機靈地過去拿起了那個黑色人造革皮包。

    我也機敏地意識到,我又面臨那老一套子,趕忙先發制人,過去捉住他的手,不讓他把那些我已經熟悉而厭煩的禮物給我留下。我知道這些人雖然不識字,也沒經見過世面,但懂得一條經典性的格言:你吃了我的,就得給我說個什麼!

    結果,五叔的兒子用勞動鍛煉出來的力氣,打架一般把我一巴掌推到了牆角里,我沒站穩,把地上的痰盂也踢翻了。小伙子趁我收拾痰盂之機,麻利地拉開了黑皮包的拉鏈。他怕我騰出手又來拒擋他,竟然把那一包紅棗、瓜籽和沒有肅殼的落花生「嘩」一下全倒在了我的辦公桌上。我是個愛乾淨的人,見那沾灰帶土的禮物把一張乾淨的辦公桌弄得一塌糊塗,連稿紙、筆記本和鋼筆也被埋了,於是又絕望地撲過去。結果又客人一巴掌把我推到了原來站的地方。這種送禮的方式的真誠到了野蠻的程度。我雖然又氣又急,但還不能發作,只好忍氣吞聲接受了這份惱人的饋贈。

    五叔的兒子看我失去了拒絕的信心,就滿意地一溜煙跑了。我沮喪地站在屋角里半天不能動彈。我為五叔悲哀,也為我自己悲哀。我懷著痛苦的心情來到陽台上,接連抽了幾支煙。

    現在的問題是,我去不去拘留所看五叔呢?

    想來想去,不管能不能見到他,我總應該去一次。這不是說五叔的兒子給辦公桌上倒了一堆土特產;也不是說我有什麼辦法能把他從拘留所領出來;而是說,他畢竟是我的鄉親,並且是我姑夫的弟弟,而且小時候他曾給過我那樣的愛撫;我也曾懷著那樣愉快的心情,和他的老黃狗一起臥在他的身邊,聽他彈奏過那叮叮光光的土三弦……

    第二天早晨,我連早點也吃,就直身去新栽區拘留所看我的五叔。剛下過一場雪,街上亂糟糟的。有的地方雪已經化成水,有的地方又結成了冰。自行車和行人的洪流簇擁著電車和汽車,在嚴寒籠罩的大街上流淌,迎面過來的人,嘴裡都噴著白霧。我在這龐大而紛亂的旋流中走著,由不得想起了家鄉冬日的早晨。在這樣的日子裡,故鄉的山野已是一片荒涼。班駁的積雪反射著陽光;寒風打著忽哨吹過冰封的河道和清冷的村巷。四野裡全是一片寂靜,只能偶爾聽見一兩聲鴉的啼叫。莊稼已經收割,禾場上也沒有多少堆積了,但人們仍然在田野裡操勞著。拉糞,打柴,編筐,修理壞了的農具,給大牲口鍘草……今年雖然結束了,但趕緊要為明年的一切勞務。天地是寒冷的,但生活仍然熱氣騰騰。這就是我熟悉的故鄉。現在我要去看望的那個人正是從這一塊土地上來的,他現在本來也應該在那裡,像其他人一樣為明年的活計而操勞,可是現在卻被拘留在了省城裡。而更令人不解的是,黨的一個基層組織的領導人竟然出來搞這種把戲。但是,問題還不僅僅在此。問題在於:「為什麼讓這樣一個人來領導一個黨的基層組織呢?在這之前,我已經幾次和五叔相遇,我早覺得他已經再不能擔當這個職務了,可是他仍然一直是張家堡大隊的黨支書……我踩著亂糟糟的人行道走著,腦子裡也亂糟糟地想著。

    我來到一家副食門市部買了一些點心,心情就像去醫院看望一個得病的親朋好友,沉痛地來到新城區的拘留所。

    我在拘留所辦了一些必須要辦的手續後,一位預審科的幹部接待了我。這位幹部告訴我說,我要查問的這個人問題基本查清,屬於倒販糧票,但數量不大,已經和本人所在地的領導機關聯繫過了,不久就可以讓他們來人把他領回去。

    我問能不能見一見他?

    這位幹部說,按現在的規定,輕微犯罪主要案查清後,親屬在工作人員在場的情況下,可以見面,不過要協助工作人員做犯罪者的轉化教育工作。

    我說我雖然算不上是他的什麼親屬,但我一定會幫助做工作的。這位幹部讓我坐在這兒等著,他就出去了。

    不一會,公安幹部領著五叔進來了。

    我先吃了一驚:我一下子竟然認不出五叔來了。他臉色灰白,頭髮和鬍子毛碴碴的,背駝了下去,個碼也好像低了許多。兩隻原來咄咄逼人的眼睛,現在毫無光氣地深陷在眼窩裡。那本來挺壯實的身板,一下子就好像瘦了許多圈,顯得衣褲異常地寬大而不合身。一個在家鄉土地上有權有威的強人,此刻已經沒有一點份量了。

    五叔一見是我,嘴唇子劇烈地哆嗦著,淒惶得眼淚在毛胡茬子臉上淌個不停。他眼睛不時膽怯地瞄著公安幹部,那張能說會道的嘴巴竟然像驢蹄子踢了一般,訥訥得一個字都吐不出來了。我對五叔說:「你要好好把問題交代清楚,不要隱瞞任何一點什麼,爭取從寬處理,黨的政策……」

    沒等我說完,五叔忙接住說:「坦白從寬,抗拒從嚴……」五叔對政策是熟悉的。我也再沒什麼好說的,只是重複剛才的意思。五叔也一再表示他一定好好交代問題,知罪伏法。規定的談話時間到了以後,工作人員就把五叔領走了。臨出門時,五叔回過頭悲哀地望了我一眼,使我的心忍不住像針紮了一般痛楚。是的,不論怎樣,他現在淪落到這般地步是一種極大的不幸。五叔啊,你怎麼從我記憶中那個純樸熱情的青年走到了今天這一步呢?

    我懷著一種難以言傳的沉重心情出了拘留所,又來到了擁擠熱鬧的大街上。電車、汽車、自行車和行人組成的洪流仍然在這寬闊的大道上流淌著,像一條永遠洶湧澎湃的河流。是的,生活的河流永遠激盪,但也總會有一些船隻擱淺。

    太陽已經從東邊那一片灰蓬蓬的建築群中升起來,把那淡淡的桔紅色的光芒灑在積雪演化了水跡斑斑的筆直道上,空氣裡已經流蕩著一種微微的、潮濕的暖氣,甚至能嗅到遠方田野和山谷中飄來的泥土和草的氣息。

    我在擁擠的人群中匆忙地走著,紛亂的人群和車輛,那一排排落光了葉子的中國槐的褐黑色枝丫逐變成模糊的一片,而五叔那張長著毛碴碴鬍鬚的面孔卻在眼前清晰地晃動著。我很快想起了我上一次和他相遇的相遇的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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