醉心於「藝術獨立」的人們，常常詬病文學上的功利主義；可是不幸也竟有和那些誤解政治上功利主義的人一樣，以為「功利」雲者就是「金錢」或「利用」的代名詞。這種誤會已經很可怕了，尚有尤其可怕者：那就是因為誤會的結果而把凡帶些政治意味社會色彩的作品統統視為下品，視為毫無足取，甚至斥為有害於藝術的獨立。
把藝術當作全然為某種目的而設，這一說大概現在也很少人堅信罷？文藝上的功利主義，初不待「藝術派」來作孤軍的反對。再換一方面講，功利的藝術觀，誠然不對；要把帶些政治意味與社會色彩的作品都起出藝術之宮的門外，恐亦未為全對。更說不上能否阻礙藝術的獨立。因為我們都知道：同樣的意見，擱在創作家或批評家手裡，各自用法不同，效果亦不同，創作家愈堅執己見，愈有益於藝術之多方面的發展，批評家愈堅執己見，愈弄狹了藝術的領域。
而且文學作品之所以要趨向於政治的或社會的，也不是漫無原因的；空言不如實證，我們且舉幾個現成的例。十九世紀的俄國文學豈不幾乎都是政治的或社會的麼？為什麼呢？
克魯泡特金說得好：第一，因為十九世紀的俄國人民是沒有公開的政治生活和社會生活的；他們對於政治的和經濟的意見，除卻表現在文學裡，便沒有第二條路給他們走。第二，因為十九世紀俄國政治的腐敗，社會的黑暗，達到了極點，俄國的作家大都身受其苦；因為親身就受著腐敗政治和黑暗社會的痛苦，所以更加要詛咒這政治這社會。所以浪漫的詩人普希金有時也要憤慨，而他的著作不能全然沒有政治意義和社會色彩。這說的是俄國。
李特爾說全部的匈牙利文學史就是匈牙利的政治史；除了政治的社會的背景，匈牙利文學就沒有背景。匈牙利文學這樣畸形的——或許有人要說是畸形的呢！——發展，就是它的政治狀況社會情形造成的。我們曉得，直到最近，匈牙利的政治史就是力爭獨立力爭自由的血戰史。政治獨立是他們的知識階級中人腦子裡惟一的觀念；政治上不獨立的痛苦，使匈牙利人寧願犧牲一切以購求獨立。他們又和俄國的作家不同；俄國作家是受制於自己國內的政府，他們卻是受制於異族。俄國作家不能暢所欲言，匈牙利作家很可以暢暢快快的說。所以匈牙利文學簡直是借文學來作宣傳民族革命的工具了。
我們再看近代的挪威文學；挪威自一八一四年從丹麥手中轉到瑞典手中，一直到十九世紀末，他們的知識階級無日不在要求政治上的獨立。英國的哥斯說：「挪威稍有價值的詩人，都是政論家。」即使大藝術家如易卜生和比昂游亦永不能忘情於政治，比昂游且是個著名的自由黨。十九世紀末挪威的文人沒有一個不熱心政治問題社會問題的，就因為那時代的挪威人的全心靈都沉浸在政治獨立這個問題裡。然而一到一九○五年挪威建為獨立國，一九○七年得到英法德各國的承認，文學的指針也就轉移方向了；這不是更有力的證據足以證明文學之趨向於政治的，並非漫無原因的麼。
我們再舉近十年內的波希米亞文學為例；但凡略為看過近代波希米亞文學的人，一定覺得驚異，波希米亞的戲劇家何以如此之多？但是我們若再進一步，看看這個被損害的小民族所處的地位，便當恍然於「戲劇家甚多」的緣故了。因為處在奧國政府強壓力之下，只有戲院是宣傳民族革命的喉舌。波希米亞文人不但把政治思想放在文學作品裡，並且還揀取了一種最宜於宣傳政治思想的文學的體式咧！
我們再舉一個可以代表一民族之全靈感的國民詩人為例；這就是保加利亞的伐佐夫了。伐佐夫是個夢想的詩人——據保加利亞現存批評家度茄諾伐所說，——是個讚歎自然的詩人，然而他一生所著，以歷史小說為最多，鼎鼎大名的《軛下》就是一部保加利亞爭自由史；他把讚美自然的筆來描寫革命軍的戰爭，就因為他自己是熱心於革命的人，是參預一八七五年革命戰爭的人。由此可知即使是夢想的讚歎自然的詩人，因了環境的影響，他的作品會自然而然成為社會的與政治的。
我們上面說的，都以證明文學之趨於政治的與社會的，不是漫無原因的；我們已經從事實上證明環境對於作家有極大的影響了，我們也從學理上承認人是社會的生物罷，那麼，中國此後將興的新文學果將何趨，自然是不言可喻咧。若有人以為這就是文藝的「墮落」，我只能佩服他的大膽，佩服他的師心自用而已！還有什麼話可說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