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聽到「自然主義」不免就聯想到「左拉主義」，又不免想到左拉的那種「專在人間看出獸性」的偏見；於是不免要厭惡自然主義了。
我請他們且慢著厭惡，我請他們且平心靜氣的想一想：有幾位批評家把自然主義加個綽號叫做「左拉主義」，把左拉所做的自然主義的作品稱為「自然派」，卻把其他各國文學家的自然主義作品稱為「寫實派」。為便於區別彼此的特殊面目偏見，這樣的分法自然也有一部分的理由；然而有行不去的時候，因為嚴格的說來，一個作家有一個作家的特殊面目，誰也不能和誰完全相同，非至一個人獨為一派不止。所以我們若要把許多作家分起類來，還是依著他們的犖犖大端的共通精神以為標準，而略去小小的不同，似乎較為妥當些。
這麼看來，法國的福樓拜、左拉等人和德國的霍普特曼，西班牙的柴瑪薩斯，意大利的塞拉哇，俄國的契訶夫，英國的華滋華斯，美國的德萊塞等人，究竟還是可以拉在一起的。請他們同住在「自然主義」——或者稱它是寫實主義也可以，但只能有一，不能同時有二——的大廳裡，我想他們未必竟不高興吧。
自然主義的真精神是科學的描寫法。見什麼寫什麼，不想在醜惡的東西上面加套子，這是他們共通的精神。我覺得這一點不但毫無可厭，並且有恆久的價值；不論將來藝術界裡要有多少新說出來，這一點終該被敬視的。雖則「將來之主義無窮」，雖則「光明之處與到光明之路都是很多」，然而這一點真精神至少也是文學者的ABC，走遠路人的一雙腿。
我們若說自然主義有注意的價值，當然是說自然主義之科學的描寫法一點有注意的價值；至於左拉的偏見是什麼，毫不相干！（如果我們要大讚揚左拉的人生觀，大吹大擂介紹他的小說，那自然又當別論。）左拉那種「專在人間看出獸性」
的偏見，似乎是他個人所處的特殊環境的結果，設若我們的根本觀念不同，即使想勉強「效顰」，未必竟能像他那樣能夠從處處視出獸性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