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知識》的主持人寫信給我，希望我寫一點所謂創作經驗，並出了一個題目：「我怎樣寫《春蠶》」。老實說，在什麼創作經驗一類的題目上，如果我還有什麼值得記下來的，那就早已寫過了，除此而外，委實別無新的經驗。可是《青年知識》既然叫到了我，看來是不能夠交白卷的了。一時之間自己也想不出別的題目，那就來談談「我怎樣寫《春蠶》」罷。
我不敢冒充是農家子。從我能所會說的時候起，見聞範圍確也相當複雜，但從沒在農村生活過。我幼時的大家庭是在一個十萬人口的大鎮（據一九三五年廬氏新修鎮志），我家（自曾祖以來）並不務農，也不是地主，我幼年所見的鄉下人不出下列二類：家中的傭人（女的居多）以及「丫姑爺」。我家有幾代的「丫姑爺」常來走動，直到我們的大家庭告終。童年時代，一年有一度，我可以到鄉下去一趟：這就是清明上墳。老實說，我那時並不喜歡鄉下：我覺得鄉下所有的，鎮上都有，——鎮上市街之外就有稻田和桑地，有河有塘；而鎮上所有的，例如各種新奇的洋貨，其中包括留聲機和西洋鏡，乃至走江湖的各樣雜耍，鄉下卻都沒有，鄉下確比鎮上單調得多了。
我的母親也是鎮上長大的，她對於農村生活的情形也不會比幼小的我知道得多些，她也不大講農村的情形。常和我家來往的親戚世交也沒有來自農村的，當然也不會講到農村了。我幼年的環境就是這樣與農村無緣的。十五歲以後，我離開故鄉，進中學，二十以後，為了職業之故，長住上海，那自然和農村更加離開得遠了。
這些生活環境上的限制，使我不敢寫農村，而只敢試試寫《春蠶》，——這只是太湖流域農村生活的一部分，只是農村中一個季節。而為什麼竟敢寫《春蠶》呢？亦自有故。
童年時代我的大家庭中的角色（我的長輩），只有一位是和農村有血緣關係的，就是我的祖母。她是地主的女兒。祖母常常講起她出閣以前的一個笑話：那時她家有個什麼人故世了，我家送了禮去，禮單上有一項是「楮一千擔」，照我們鎮上的風俗，「楮」是冥紙一類的東西，普通以十擔為單位，約如一包火柴的大小，「一千擔」者亦不過一百包火柴那麼大小一堆而已。但祖母的家鄉（離我家鄉約五十里）沒有這風俗，所以當時她家的管家一看禮單上有一千擔楮，就叫道：「那倒要多喊幾個長工去搬呢！」祖母是喜歡講這笑話的。當她向我講這笑話時，她娘家的侄兒們（我的表叔們）雖然有不少位早已到日本學法政去了，其「洋氣之足」實遠過於我家，可是留在祖母記憶中的，依然是太平軍以前的農村風光。
而對於養蠶，她尤其有興趣。當我童年之時，接連有兩三年，祖母自家養蠶，只不過十來斤「出火」而已，當然是玩玩的性質；但因家裡人都不在行，到底也臨時找專門女工來幫忙。
我對於養蠶的知識就是從這裡來的。我們家對於蠶特別有好感。我的母親也喜歡養蠶玩兒，大概因為母親的外祖父家是絲商，女人們也常以養蠶為一消遣，母親是從小看慣了的緣故。直到後來我們住在上海了，母親還像作實驗似的每年養百把條蠶，而我的孩子們則在香煙盒內養十幾條蠶，居然每條都作了繭子。
養蠶離不了桑葉，我對於桑的知識卻由來已久。上面說過，我的故鄉雖然是十萬人口的大鎮，可是市街之外就有桑地。我幼年在故鄉進高等小學，那高等小學的圍牆外就有一片桑林；我到外祖父家去，就必須走過一段兩旁全是桑林的街道。每年蠶季，在我們鎮上就有「葉市」；這是一種投機市場，多頭空頭，跟做公債相差無幾。而我家的親戚世交有不少人是「葉市」的要角。一年一度的緊張悲樂，我是耳聞目睹的。
這種操縱桑葉價格，剝削農民的「葉市」，到我寫《春蠶》的時候，依然存在；可是另一種新的東西卻早又發生而且業已過了全盛時期，正跟著「廠經」（機器繅的細絲）外銷之衰落而走上了下坡路——這就是繭行。以我所知，在浙江嘉湖一帶的繭行是有組織的：它們成為若干集團，每集團有其勢力範圍（呈准官廳，二十里內不得有新繭行開設），而這些集團又訂有互相協定，操縱繭價，一致行動。繭行是剝削農民的第二關，因為這它資本雄厚，組織嚴密，比「葉市」更可怕些。我認識不少干「繭行」的，其中也有若干是親戚故舊。這一方面的知識的獲得，就引起了我寫《春蠶》的意思。
至於故事本身，平淡無奇：當時浙江一帶以養蠶為主要生產的農村，差不多十家裡有九家是同一命運的。
太湖區域（或者揚子江三角洲）的農村文化水準相當高。
文盲的數目，當然還是很多的。但即使是一個文盲，他的眼界卻比較開闊，容易接受新的事物。通常的看法總以為這一帶的農民比較懶，愛舒服，而人秉性柔弱。但我的看法卻不然。蠶忙、農忙的時期，水旱年成，這一帶農民的戰鬥精神和組織力，誰看了能不佩服？（我寫過一篇「速寫」，講到他們如何有組織地和旱魃鬥爭的，這完全是事實）。抗戰初年，上海報上登過一段小新聞，講到北方某地農民看到了一個日本俘虜就大為驚奇，說：「原來鬼子的面目和我們的一模一樣！」可是在我們家鄉一帶的農民們便不會發生這樣的驚異。
他們早就熟知「東洋人」（不叫鬼子了）是何等樣的面目，何等樣的人。一九三○年頃，這一帶的農民運動曾經有過一個時期的高潮。農民的覺悟性已起可驚人。誠然，在軍閥部隊「吃糧」的，很少這一帶的農民，向來以為他們「秉性柔弱」的偏見，大概由此造成。可是，根本的原因還是在於這一帶的工業能吸收他們。事實早已證明，為了自己的利益，他們能夠鬥爭，而且鬥爭得頗為頑強的。
這是我對於我們家鄉一帶農民的看法。根據這一理解，我寫出了《春蠶》中那些角色的性格。
自然，在描寫那些角色的個性時期作用的，也還有我比較熟悉的若干個別農民。上面說過，我未曾在農村生活過，我所按近的農民只是常來我家的一些「鄉親」，包括了幾代的「丫姑爺」；但因為「丫姑爺」，他們倒不把我當作外人，我能傾聽他們坦白直率地訴說自身的痛苦，甚至還能聽到他們對於我所抱的理想的質疑和反應，一句話，我能看到他們的內心，並從他們口裡知道了農村中一般農民的所思所感與所痛。
總結起來說，《春蠶》構思的過程大約是這樣的：先是看到了帝國主義的經濟侵略以及國內政治的混亂造成了那時的農村破產，而在這中間的浙江蠶絲業的破產和以育蠶為主要生產的農民的貧困，則又有其特殊原因，——就是中國「廠」經在紐約和里昂受了日本絲的壓迫而陷於破產，（日本絲的外銷是受本國政府扶助津貼的，中國絲不但沒有受到扶助津貼，且受苛雜捐稅之困）絲廠主和繭商（二者是一體的）為要苟延殘喘便加倍剝削蠶農，以為補償，事實上，在春蠶上簇的時候，繭商們的托拉斯組織已經定下了繭價，注定了蠶農的虧本，而在中間又有「葉行」（它和繭行也常常是一體）操縱葉價，加重剝削，結果是春蠶愈熟，蠶農愈困頓。
從這一認識出發，算是《春蠶》的主題已經有了，其次便是處理人物，構造故事。
我寫小說，大都是這樣一個構思的過程。我知道這樣的辦法有利亦有弊，不過習慣已成自然，到現在還是如此。
《青年知識》既然出了這個題目，我就拉拉雜雜寫完交了卷。這或者可以作為一種參考，但不敢說這就是正當的唯一的法門。生活經驗的限制，使我不能不這樣在構思過程中老是先從一個社會科學的命題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