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然想起些舊事，倒還值得回味一下。例如抗戰發生以前，有人推想一旦反抗侵略的民族解放戰爭爆發了，文藝之神大概要暫時躲進冷宮，為什麼？為的是中華民族的反抗侵略和自由解放的戰爭，一定是拚死命的極其殘酷的鬥爭。一切都為了戰爭，而戰時生活當然又不穩定，文藝之類似乎是生活相當穩定時的產品，所以在戰時不但作者意興闌珊，恐怕讀者亦無此雅興，何況還有物質的困難，如印刷條件缺乏等等……。
當時對於這論點，我曾盛氣駁之。所舉理由，在彼時亦並未超乎常識以上，在今天更已成為平凡的現實，此處相應從略。這位可敬的論者，在"七七"以後便投身於最艱苦的鬥爭中了，親身的經驗當已確認即使在被封鎖的、文化落後的、天天有戰爭的區域，文化運動還是需要，而且比那些較為平靜而熙攘於戰時景氣，競誇"繁榮"的後方都市更為迫切地需要，文藝呢，在那些山坳子裡本來玉趾罕見，可是倒隨同硝煙血腥而發展，而且真正為大眾所需要所享受。我又想起人家告訴我的關於他的一件"軼事"：抗戰那年他在某處，適逢魯迅先生逝世紀念，在一個莊嚴的紀念會中，他要求說話，可是他登台以後只說了這麼一句：「大家以為魯迅所指斥的奴隸總管就是我，其實不是！"不知怎的，這個"軼事"給我印象很深，同時他的印象在我腦中亦為之一新；我想凡在當時文壇有過牽惹的，或許與我有同感。正像告我以此"軼事"的我們的那位女作家在述說以後莞爾曰：怪有意思。
這位先生在抗戰以後未嘗一至大後方，而且大後方的所謂文化動態，他那邊的山坳子裡亦未必知之甚詳。最多知道作家們有苦悶。如果一旦到大後方來一看，不知他又有何種感想。但在我呢，把當年我駁他的議論和當前現實一比較，卻不能不苦笑，現實太複雜，多變幻，我們對於這社會的認識，深廣都不夠得很。一時管窺蠡測，雖在原則上道著幾分，然而何曾能洞見轉折曲復？今天桂林的文化市場，不為不熱鬧，然而對於開風氣，勵節操，到底起了何等的作用？據說能銷的還推文藝作品，隨隨便便一本書銷五千不成問題，可是這五千的讀者究竟以怎樣的心情去讀這本書，而讀後他的意識又起了怎樣的波動呵？我們當然可以有樂觀的說法。不過如果不是忘形自滿的淺薄者，決不能一味樂觀。我們的確維持了一個文化市場，弄得相當熱鬧，但是我們何嘗揭露了讀者心靈上的一層膜，而給予他以震撼的滿足？甚至為了維持這文化市場，大多數作者連進修也顧不得了，意志不堅定的人且復沾沾自足，自謂左右逢源，頗有辦法。至於在生活的重擔下喘不過起來的作家，要責他以潛心精進，自然不近人情，但在今天這種委蛇的文化空氣中，恐怕連這一點感覺也會漸漸麻木。
不能不說今天的毛病是亢陽內虧，只看哲學與社會科學書籍銷路之不振，便可以知道。在這裡，我又想起了聽來的兩個小故事：有一位寫國際政治論文的先生，一天有一個青年見他書架上並沒有一本哲學和社會科學的書，便問他對此兩門學術的意見，他回答道：「寫國際政治論文，只要有材料便行了。」又有一位從頭到尾讀過《魯迅全集》的先生有一天欣然自得對人說：「我發見了一件事：魯迅不談哲學，也不喜歡哲學。"人家叩問他"發見"之證。他夷然曰：「你看他一部全集裡簡直找不出什麼偶然性，必然性，矛盾律，矛盾的統一等等哲學名詞，這不是明證麼？"自然，我們不能據此以論全般的文化界，深思好學之士，一定還有不少，但在今日文化市場中，深思好學之士恐無迴旋之餘地，這一種頹風，其嚴重性，與自外面加的桎梏，恐怕不相上下。
我們曾經對於只知道生吞活剝硬用哲學名詞，或以為惟名詞方見哲學的錯誤傾向，加以批判，但在今天這種不懂哲學，而又鄙視哲學的潛在傾向之下，不能不發憤激之論，以為前者猶勝於後者！
6月24日。